公报：知识分子的S/M & 秘密剧场

前言——精神分析与个人隐私的危机

• 沙织

*当精神分析没有用武之地，却还在那里空转，那就只是在揭露它自己的问题，即它的非法性。在它结束时，它需要谣言八卦的中伤或直接的狠活儿取代它，但要尽可能隐蔽，最好是以一种知识或艺术的形式进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既不会实现艺术，也不会实现狠活儿，因为它就像一个只能独自在那里滋生的毒瘤，想找到一个可以接合的身体，但这太不科学了。没有身体的毒瘤几乎不能发挥作用，尽管它不一定立即失去毒性及其活动。

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青少年认识到，存在一种叫俄狄浦斯主义的人、一个叫精神分析派的物种，他们利用人会产生感情这一点，进行一种关系构建，然后再对这个关系进行处理或切割，这样剥夺就完成了，就好像是人们自己的情感而不是精神分析，是滞后的。就好像精神分析总能适时地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执行这种剥夺。在精神分析面前，不想犯错就尽量不要产生感情，就好像人的命运是：凡是感情都是被用来利用的。

但这是伪命运。人们并不需要禁止自己的情感，不需要在精神分析提出要求的地方成为禁欲主义者。

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教育、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主要用来抵制精神分析，并在它对感情进行中介时对它展开猛烈打击！这种知识教会人们勇敢，在多变性中去拥抱情感，而不是审判情感！这种知识告诉人们，情感是欲望生产的一个产物，而欲望生产是个不会停止的过程。

只要没有人依赖精神分析，没有人在乎精神分析，只要精神分析和人们没任何关系，它就没有任何影响，最终，它就是只是一个错乱的选民的自杀。

劈开公共与私人领域、区分内部自我与外部工作这是一个古老的辩证法运动，Tiqqun在现代国家改革、对经济主体的需要、恐怖式控制的层面上论述这一问题。不过，最近的、对意识来说最相关的例子，仍然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作为一个【隐私】代理机构，是对Tiqqun的论述的一个补充，这是论述所需要的。勒兹和加塔利不断抨击精神分析对家庭和“肮脏的小秘密”的投入，就是因为精神分析不但承担了法律机构的角色而且成了一个隐私管理部门——利害关系总是一件和隐私有关的事，个人作为公民是责任和受害主体。但我们以精神分析为例来说，它是如何遭遇滑铁卢的？它是被公共思想——精神分裂分析打败的。所以这里有个这样的诡计——拿参与公共辩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辩论无需以隐私为武器就能分出输赢，但输掉的一方要利用隐私来击垮对手，如果这能实现，一方面当然需要技术监控，相应的人们会提出技术批判，但更重要的一面是，要有机构来混淆或切分公共与私人领域，将公共辩论制造、扭曲、伪称为私密事务。

但革命根本就不需要对反动派的隐私，也不需要对精神分析学家的隐私有任何了解，坚持《反俄狄浦斯》就可以了——这是公共知识，是大秘密。也就是说，当我们个人的隐私遭到威胁时——他们认为我们会在这里被绊倒——《反俄狄浦斯》总在那里粉碎这种威胁。公共和隐私的辩证二分法说明，生活整个被战争浸透。一个人成了斗争的人，就像德勒兹成了斗争的人，这不是偶然——每个聪明的人必然会遭遇他能战胜的挑战。

简短地进入总结：丑八怪总是觉得自己很高妙，因为能干出窃密、出卖隐私、策反全人类的事。但这对革命没用，就这点事儿？

明白我意思了吗？

那些反驳快乐的知识，或反对欢乐勇武的作者的人，问：“能说说凭什么吗？细节，要细节，你只要能说出来我们就信。”

可是无意识的投资这东西谁能说得准呢？但根据却也是现成的，那就是，法西斯吵嚷道：法西斯没有得到惩罚！这总是令人愉快。

凡教条主义的裹脚布们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爆料支撑自己的脆弱信念和理论，但其实他们既不在乎理论也不在乎艺术。结果，理论的真实性和阐释的法律原则确实显露出来了，比如在《反俄狄浦斯》中，而且无需谁给作者爆料，作者的快乐也无法被干预；结果，用爆料和他人隐私作为武器的法西斯仅仅在直播切腹自杀罢了。

不存在技术进步主义，但存在革命进步主义。随着术语的进展，术语和实践的界限模糊了，创作者主体渐渐被模糊，用尼采的话说，世界是自生殖的。这就是革命进步的体现。例如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产”概念：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欲望生产——一切都是生产，你生产了你的欲望、你的商品，你也生产了你的愉悦、你的话语、你的消费、你的忧虑、你的悲伤和你的谣言。公共和私人、公共和隐私的二分法在生产面前立即无效了。因为一切都可以从产品的综合中循迹，生产就是所有的线索和预兆。问题是学术的问题，拿公共和隐私层面的混淆做文章毫无意义。

生产的概念是创造出来的，但生产过程本身不必总想着这个概念，同时所有的维度——情感的、经济的、政治的、话语的、革命的……都被压到这一个平面上。这是术语和实践重合的一个例子。因而德勒兹理论无法再被抽象成一个实体，进而——一个商业、商品实体。 *

哈基姆·贝(Hakim Bey)，《本体论无政府主义协会公报》

——“建立云端终结者的美学，驱散大脑的施虐狂。”

公报#5：“知识分子的S/M是8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先锋派吃屎，喜欢屎”

同志们！

最近，从某些复仇主义者的角度，对“混乱”一词的困惑困扰着A.O.A.，迫使我们(我们鄙视争辩)最终沉迷于一次全体会议，专门谴责前主教，这像地狱一样不祥；我们的脸被花言巧语烧得通红，唾沫从我们嘴里飞溅，脖子上的血管因讲道的热情而隆起。我们最终必须降到悬挂着愤怒口号的横幅上，用1930年代的典型面孔，宣告本体论无政府不是什么。

记住，只有在经典物理学中混沌才与熵、热死或衰变有关。在我们的物理学(混沌理论)中，混沌等同于道，超越了作为熵的“阴”和作为能量的“阳”，它更像是一种持续创造的原则，而不是任何虚无，是潜在意义上的虚空，而不是枯竭。(混沌是“所有秩序的总和”。)

从这种炼金术中，我们提炼出美学理论的精髓。混乱艺术可能表现得很恐怖，甚至可能表现得很盛大，但它永远不会让自己沉浸在腐烂的消极情绪、死亡、幸灾乐祸(对他人的痛苦感到高兴)、对纳粹纪念品和连环谋杀案的哼唱中。本体论的无政府状态不收集掀起鼻子闻来闻去的电影，对那些滔滔不绝的独裁者流下的眼泪感到厌倦。(一切都没希望了？我比你先知道，混蛋。一根中指 !)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被“情绪瘟疫”的代理人逼疯并杀害；也许他的作品有一半是纯粹的偏执(UFO阴谋论，同性恋恐惧症，甚至他的性高潮理论)，但有一点我们是完全同意的——性压抑滋生死亡执念，从而导致糟糕的政治。大量的前卫艺术都充斥着致命的奥贡射线(DOR)。本体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云端终结者(OR-guns)的美学，来驱散大脑的施虐狂。自残的“表演”艺术家给我们的印象是平庸和愚蠢的——他们的艺术让每个人都更不快乐。这是什么样的二进制扯淡……到底是哪个蟑螂脑艺术爬虫搞出了这道末世炖菜?

我们不需要像先锋派那样挖出大脑来实现自己的奇怪品牌的顿悟。与其有那样的聪明，不如做一个笨蛋。所有的官能，所有的感官都属于我们，作为我们的财产——心和头脑，智力和精神，身体和灵魂。我们的艺术不是残害的艺术，而是过剩、丰富和惊奇的艺术。

毫无意义的阴郁的提供者是当代美学的敢死队——而我们是“消失的人”。他们编造的第三帝国神秘古董和谋杀儿童的舞厅吸引了景观的操纵者——死亡在电视上看起来比生命更好——而我们这些宣扬快乐叛乱的混沌主义者被推向了沉默。

不用说，我们拒绝教会和国家的所有审查制度——但“革命后”，我们愿意承担个人责任，烧掉所有敢死队的鼻烟艺术垃圾，然后用铁路把它们赶出城镇。(在无政府主义语境中，批评变成了直接行动。)我的空间既容不下耶稣也容不下他的苍蝇之王。我不要世俗的警察——我也不要宇宙中的斧头帮杀人犯；不要电视上的电锯屠杀，不要关于敏感的恋尸癖的后结构主义小说。

碰巧的是，A.O.A.几乎不能指望破坏国家令人窒息的机制及其幽灵般的回路——但我们可能碰巧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位置，可以对致命射线和瘟疫，比如下东区的食尸者和其他艺术渣滓的表现做点什么。我们支持那些在“更高的事业”中使用任何形式的爱/性素材的艺术家，无论多么令人震惊或反道德——他们使用他们的愤怒、厌恶和真正的欲望来走向自我实现、美丽和冒险。“社会虚无主义”，没错——但不是那种自我厌恶的死亡虚无主义。即使它是暴力和粗糙的，任何一个第三只眼没有退化的人也都能看到“革命的”反生命艺术和“反动的”反死亡艺术之间的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用死亡和残害的图像为其最昂贵的商品做广告的社会。DOR很臭，混沌主义者的鼻子可以嗅出它——就像它知道精神/性快乐的香水一样，纵然被其他更黑暗的气味埋葬或掩盖了。

敢死队用他们疲惫的双唇为我们灌输的时髦革命抽象概念和自由主义，与联邦调查局、食品药品管理局或二次衰退的浸信会教徒一样多。

公报# 6

一、沙龙启示录：秘密剧场

只要没有斯大林盯着我们……为什么不创作一些艺术来服务于一场起义?

别介意这是“不可能的”。除了“不可能”，我们还能希望实现什么？我们应该等待别人来揭示我们真正的欲望吗？

如果艺术已经消亡，或者观众已经枯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摆脱了两个沉重的负担。也许，每个人现在都是某种艺术家——也许每个观众都恢复了纯真，有能力成为他们所经历的艺术。

只要我们能够逃离我们内心的博物馆，只要我们能停止出售自己头骨中的画廊门票，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一种重新创造巫师目标的艺术：通过运用活的符号来改变——现实的结构（其沙龙组织者的图像是谋杀、战争、饥荒和贪婪）。

我们现在可能会思考一些美学行为，这些行为与阿尔托所说的“残酷”有一些共性，目的是摧毁抽象而不是人，是解放而不是权力，是快乐而不是利润和恐惧。“诗意恐怖主义”。我们选择的图像具有黑暗的力量——但所有的图像都是面具，在这些面具后面隐藏着我们可以转向光明和快乐的能量。

例如，发明合气道的人是一名武士，后来成为和平主义者，拒绝为日本帝国主义而战。他成了一个隐士。一天，一个以前的军官同事来拜访他，指责他背叛、懦弱等等。隐士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坐着。军官勃然大怒，拔出剑来，砍了一刀。手无寸铁的主人自发地解除了军官的武装并归还他的剑。那位军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杀掉他，用尽了所有招式，但隐士每次都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除他的武装。军官当然成了他的第一个弟子。后来，他们学会了如何躲避子弹。我们可能会考虑某种形式的元戏剧以捕捉这种表演的味道，它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一种完全非暴力的战斗方式——没有谋杀的战争，它是“生命之剑”而不是死亡。 艺术家们的阴谋，像任何疯狂的炸弹袭击者一样是不具名的，但目的是一种无偿的慷慨行为，而不是暴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当下的审美冲击，为了实现和解放。

艺术讲述华丽的谎言，而这些谎言最终会成真。

有可能创造一个艺术家和观众都完全消失的秘密剧场吗？只是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出现，在那里生活和艺术变成了同一件事。

（注：“沙龙启示录”由莎伦·甘农于1986年7月组织。）

二、谋杀-战争-饥荒-贪婪

摩尼教和净化派相信身体可以被精神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身体只是污染了纯净的精神，必须被彻底拒绝。诺斯替完美主义者(激进的二元论者)饿死自己以逃离身体并返回到纯粹光明的普罗玛。所以，为了逃避肉体的罪恶——谋杀，战争，饥荒，贪婪——矛盾的是，只剩下一条路了：谋杀自己的身体，向肉体宣战，饥饿至死，渴望救赎。 然而，激进的一元论(伊斯玛仪派，兰特派，反律法派)认为身体和精神是一体的，弥漫在黑色石头上的同一种精神也为肉体注入了光明；一切都是生命。

“事物是自然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在运动——但如果要寻找这位推动者，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证据。”（郭象）

然而一元论的道路并不温和：将死亡转化为生命(食物、负熵)——与谎言帝国的战争——“灵魂禁食”，或放弃谎言，放弃一切不是生命的东西——以及对生命本身的贪婪，欲望的绝对力量。更有甚者：没有对黑暗的认识(“对肉体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对光明的认识(“灵知”)。这两种知识不仅仅是互补的，而且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在不同八度中演奏的同一个音符一样。赫拉克利特声称，现实存在于“战争”状态中。只有音符的碰撞才能产生和谐。(“混沌是所有秩序的总和。”)给这四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戴上不同的语言面具(把愤怒者称为“善良的人”不仅仅是委婉的说法，而且是一种揭示更多含义的方式)。戴上面具，仪式化，作为艺术来实现，这些术语呈现出它们的黑暗之美，它们的“黑光”。

不是谋杀，比如狩猎；而是所有古老的、非专制的部落社会的纯粹旧石器时代经济——“性行为”，既包括杀戮和吃肉，也包括维纳斯的方式和欲望。用起义代替战争，不是阶级和权力的革命，而是永恒的反叛者，揭开光明的黑暗者的革命。与其说贪婪，不如说是不可征服的欲望，疯狂的爱。然后，与其说饥饿是一种残缺，不如说完整、富足、过度、慷慨的自我，它向外螺旋着走向他者。

没有这种面具之舞，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在最古老的神话中，厄洛斯是混沌之神的长子。厄洛斯，野性的驯服者，是艺术家重返混沌的唯一大门，然后，再次回归，回归，带着一种美的图案。艺术家，猎人，战士：一个既热情又平衡，既贪婪又无私到极致的人。我们必须从所有的拯救中被拯救出来，这些拯救将我们从自我中拯救出来，从动物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动物也是我们的生命力量，以及我们的敌意，我们充满活力的自我授权，甚至可能表现为愤怒和贪婪。巴比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是污秽的——用这个装置和拯救的承诺，它奴役我们。但是——如果肉体已经“得救”了，已经光明了——如果甚至意识本身也是一种肉体，一种可触摸和同时存在的以太——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为我们求情的力量。正如奥马尔所说，即使在现在，荒野也是天堂。

谋杀的真正所有权属于帝国，因为只有自由才是完整的生命。战争也是巴比伦式的——没有一个自由人会为另一个人的扩张而死。饥荒只有在救世主、祭司国王的文明中才会出现——难道不是约瑟夫教法老投机谷物期货吗？贪婪——对土地的贪婪，对象征财富的贪婪，对拯救自己、扭曲他人灵魂和身体的权力的贪婪——也不是来自“自然的自然”，而是来自为帝国的荣耀而筑坝或疏通所有能量的贪婪。面对这一切，艺术家拥有面具之舞，语言的彻底激进化。窒息和瘫痪的架构将被炸毁，这只能是通过我们对一切——甚至是黑暗的——彻底庆祝。

——1986年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