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偏至论

原文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1]。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2]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3]，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4]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5]，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虽然，惟无校雠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6]，人心始自危，而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7]，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8]，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为然，今则机械其先，非以力取，故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罟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且使如其言矣，而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嗟夫，夫子盖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9]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10]。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11]，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若夫后二，可无论已。中较善者，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盖无殊痼疾之人，去药石摄卫之道弗讲，而乞灵于不知之力，拜祷稽首于祝由[12]之门者哉。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13]，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14]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15]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是故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即不若是，中心皆中正无瑕玷矣，于是拮据辛苦，展其雄才，渐乃志遂事成，终致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借曰非乎？请循其本——夫世纪之元，肇于耶稣[16]出世，历年既百，是为一期，大故若兴，斯即此世纪所有事，盖从历来之旧贯，而假是为区分，无奥义也。诚以人事连绵，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于根茇[17]，倏忽隐见，理之必无。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若所谓某世纪文明之特色何在者，特举荦荦大者而为言耳。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虽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于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18]宫庭，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太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咸致同情于不平者，凡有能阻泥教旨，抗拒法皇，无闻是非，辄与赞和。时则有路德（M．Luther）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自所创建，在废弃阶级，黜法皇僧正[19]诸号，而代以牧师，职宣神命，置身社会，弗殊常人；仪式祷祈，亦简其法。至精神所注，则在牧师地位，无所胜于平人也。转轮[20]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21]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22]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溯厥由来，则以往者颠覆法皇，一假君主之权力，变革既毕，其力乃张，以一意孤临万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制，日夕孳孳，惟开拓封域是务，驱民纳诸水火，绝无所动于心：生计绌，人力耗矣。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23]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举其他，则物质文明之进步是已。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虽然，教权庞大，则覆之假手于帝王，比大权尽集一人，则又颠之以众庶。理若极于众庶矣，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宴安逾法，则矫之以教宗，递教宗淫用其权威，则又掊之以质力。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品尽人生之本也耶？平意思之，必不然矣。然而大势如是者，盖如前言，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督[24]校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25]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与躄，斯失孑与躄之德，而留者为空无。不安受宝重之者奈何？顾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又宁见其有当也？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土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德人尼耙（Fr．Nietzsche）[26]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会，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27]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

然则十九世纪末思想之为变也，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质，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盖五十年来，人智弥进，渐乃返观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黑甚暗，于是浡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全欧人士，为之栗然震惊者有之，芒然自失者有之，其力之烈，盖深入于人之灵府矣。然其根柢，乃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神思一派[28]；递夫后叶，受感化于其时现实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时之现时，即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29]也。若夫影响，则眇眇来世，肊测殊难，特知此派之兴，决非突见而靡人心，亦不至突灭而归乌有，据地极固，函义甚深。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虽云早计，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则按诸史实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弹，犹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30]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如诗歌说部之所记述，每以骄蹇不逊者为全局之主人。此非操觚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社会思潮，先发其朕，则之载籍而已矣。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黑甚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非超越尘埃，解脱人事，或愚屯罔识，惟众是从者，其能缄口而无言乎？物反于极，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大斯契纳尔（M．Stirner）[31]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32]，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至勖宾霍尔（A．Schopenhauer）[33]，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34]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Ibsen）[35]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36]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若夫尼耙，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由是观之，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37]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设留今之众志，连诸载籍，以俟评骘于来哲，则其是非倒置，或正如今人之视往古，未可知也。故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常言奥义，孰近正矣？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38]，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到。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而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盖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虑而可知矣。虽然，此亦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

若夫非物质主义者，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于抗俗。盖唯物之倾向，固以现实为权舆，浸润人心，久而不止。故在十九世纪，爱为大潮，据地极坚，且被来叶，一若生活本根，舍此将莫有在者。不知纵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39]，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即具他评骘之士，以至学者文家，虽意主和平，不与世，而见此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则亦悲观愤叹，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40]者焉。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前者为主观倾向之极端，力特著于十九世纪末叶，然其趋势，颇与主我及我执殊途，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言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具内曜之成果可也。若夫兴起之由，则原于外者，为大势所向，胥在平庸之客观习惯，动不由己，发如机缄[41]，识者不能堪，斯生反动；其原于内者，乃实以近世人心，日进于自觉，知物质万能之说，且逸个人之情意，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桔，故不得不以自悟者悟人，冀挽狂澜于方倒耳。如尼耙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然尔时所要求之人格，有甚异于前者。往所理想，在知见情操，两皆调整，若主智一派，则在聪明睿智，能移客观之大世界于主观之中者。如是思惟，迨黑该尔（F．Hegel）[42]出而达其极。若罗曼暨尚古[43]一派，则息孚支培黎（Shaftesbury）[44]承卢骚（J．Rousseau）[45]之后，尚容情感之要求，特必与情操相统一调和，始合其理想之人格。而希籁（Fr．Schiller）[46]氏者，乃谓必知感两性，圆满无间，然后谓之全人。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故如勖宾霍尔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耙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万众不慑之强者也。夫诸凡理想，大致如斯者，诚以人丁转轮之时，处现实之世，使不若是，每至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文明真髓，顷刻荡然；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虽然，此又特其一端而已。试察其他，乃亦以见末叶人民之弱点，盖往之文明流弊，浸灌性灵，众庶率纤弱颓靡，日益以甚，渐乃反观诸己，为之欿然[47]，于是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为将来之柱石。此正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尔，悲夫！

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势所必然。洎夫末流，弊乃自显。于是新宗蹶起，特反其初，复以热烈之情，勇猛之行，起大波而加之涤荡。直至今日，益复浩然。其将来之结果若何，盖未可以率测。然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流衍方长，曼不遽已，则相其本质，察其精神，有可得而征信者。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48]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49]，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芧食欤[50]？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译文

一

中国已经是以自尊自大闻名天下了，善于诋毁它的人，或又称之为顽固，并将抱残守缺，直到灭亡。近代人士，稍稍听了一些新学上的言词，便也引以为愧了，态度翻然而变，话不合西方的道理不讲，事不合西方之法不为，攻击旧有事物，惟恐不力，称将革除以前的错误而图谋富强了。对此或可试论之：很久以前黄帝勘定蚩尤之乱而定居华夏，制定典章礼乐，文明从此开始。世代繁衍于此，逐步演变为兴盛之势，达到华美博大。在华夏周围涌动的，都是一些弱小不开化的蛮夷罢了，这些民族的所创所成，无一值得中国学习，所以文明教化高度发达的成就，都是出于自身而没有吸收别人。下及周秦时代，西方有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兴起，思想和文化艺术，灿烂可观，但因道路艰难，波涛险恶，阻塞了彼此的交往，未能择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作为师资。等到元明时期，虽有一、二传教士，以传播教义及历法化学等在中国谋生，但他们所阐述的道理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直到海禁被打开、白种人接踵而至之前，中国眼中的天下，只看见四方蛮夷效法上国。其中有彻底改变自己归顺中国的，也有心怀狡诈，欲乘机实现野心的；但说他们具有显著的文化成就，真的足以与中国不相上下，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屹立于中央而无从对比，就会更加自尊自大，珍爱自有的一切而傲视远方万物，虽说是由于人的情感而如此，但也非完全违背事理。但也因为没有对象可比较，以致长时间处于安逸状态，便开始衰落了，没有外部的压力，上升的势头就会停止，社会风气使人颓靡迟钝，突出的表现是见到外来好的文化不思效法学习。崭新的国家在西方纷纷兴起，用极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指向中国，稍一施动作，便木然僵倒，人心自感处境危机，而略具小聪明的浅薄之徒，于是竞相谈论武备军事。后又有在国外学习的人，近不知中国的情况，远不了解欧美的实际，用他们所捡拾到得微尘草芥，罗列在人前，称引进坚船利炮是国家的首务，又引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词句，作为文饰以掩盖谬误，拿印度、波兰的亡国相印证，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这种用比较力量大小做出的评价，与文明进步或野蛮落后有什么关系呢？远的如罗马帝国被东西哥特人灭亡，近的如中国被蒙古、满清占领，其文明程度的距离有多大，不必等聪明人来也能得出判断。然而决定胜负命运的规律，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假如又说，以力取胜只有在古代才是对的，现在是机械当先，不以力取，所以胜负的结果，就是对文明与野蛮的判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如开发人的智力，启发人的精神，让他们知道搜罗武器，不过是为了抵御豺狼虎豹。而那些喋不休地赞美白种人的掠夺欲望，以为那就是顶级的世界文明的人又意欲何为？即使按照他们说的那样（网罗来坚船利炮），而举国之民依旧孱弱，交给他们巨大的武装，哪里能够胜任，仍然只有倒地僵死的结局而已。可叹呀！这些先生大概是靠军队为生的，所以根本不做根本的谋划，仅仅是以其所学在天下某一职业；虽有战盔深掩其面，像是威武不可侵犯，而求取利禄的神色，已经显露在外了！其次还有发展工商业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的说法。前两种主张在中国青年中间一向受重视，他们纵然自己不能有所主张，但从事研究的也不可尽数。大约国家存在一天，就足以借图谋富强之路的名目，博得志士的美誉，即使有不幸，国家社稷成为废墟，但自己却广有资财，大可温饱；即使连国家也失去了，或人民像犹太亡民一样被虐杀，如果很善于隐藏，或者不至亲身承受；纵然大祸临头，总有幸免者，这个幸免者正好又是自己，于是还能温饱如故。如果真都是善于隐藏、心存侥幸这两种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其中比较好的，或许是真的痛感于频遭外侮，惶恐不可终日，自己既然荒疏浅陋，不得已就姑且拾起他人剩下的没用东西，准备纠集大众来抗御外侮。然而在行事上又是飞扬跋扈，善能折腾，遇见与自己见解有分歧或利益有冲突的一方兴起，必定借助大众的力量来欺凌这些与自己不一致的少数。借口民主，压制比暴君还要强烈。这就不单单是违背事理了，即便是为了图谋救国不惜牺牲个人，然而事先不去作考察、探究，考虑简单，茫然不知其所以然，总是顺服大众的盲目意志，这无异于对身患痼疾者，去掉药物治疗和保养之道不用，而去乞求不为人所知的神力，跪拜祈求于巫祝之门。比这些更差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借着空名，满足其私欲。不顾眼见的诸多事实，将对事务的处置权利、舆论的传播建设，全部交给一帮利禄之徒，或者是愚昧迟钝的富商，不然就是善于垄断权利的市侩，只因为他们各自擅长钻营掠夺，而名列其中，更何况还能掩饰自私自利的恶名，而博得为大众谋福利的美誉，捷径近在眼前，也就无所顾忌地竭力求取了。哎！古代统治人民的，不过只一个独裁者；按现在讲的道理，将顿时变为由千万出色的无赖统治，人民是不能忍受这种命运的安排的，这与振兴国家究竟有何帮助呢？但这帮人，当他们张扬其号召的时候，无不借近世文明为后盾，有反对其主张的人出来，就送给他们 “野蛮人”的称号，声称他们有辱国家危害社会，罪当该死。但不知他们所谓的“文明”，是按照已经确立好准则，慎重取舍后，选其美好而且可行之于中国的“文明”吗？他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服从多数的主义，或许是十九世纪末叶世界文明的一个侧面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是恰当的。

今天世界的所有成就，无一不是继承前一时代的遗产，文明必然是处在不断演变之中，又可能是和上一时代的大势潮流相抵抗的，所以文明也不可能不出现偏至。真要是为今天的中国做打算，就应当考察探求既往，预测把握将来，抨击物质而张扬精神，相信个人而排斥大众。人的精神既然能够发扬振奋，国家就会振兴起来。何必要去做抱枝拾叶的末节，空谈什么“金铁主义”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呢？当势利的念头在心中疯狂膨胀时，就湮没了对是非的辨别，一切主张和措施，就都不相适宜了，更何况这些人志向与操行低下恶劣，借新文明的名，来极大地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呢？所以，现在所谓的识时务的才俊，考察其实际，就会发现多数人常常是瞎子，把红小豆当成黑珍珠来珍贵，少数人则是巨奸大盗，垂下微小的诱饵，就想钓到鲸鲵般的大鱼。假使不是这样，内心都正直无私没有丝毫缺点和过失，于是辛苦操劳，雄才得到施展，慢慢地事情做成了，心愿也满足了，终于使其得到了所谓的新文明，全盘纳入中国，但这种经过演变后的偏至文明，在它远方的发源地已经陈旧过时了，（我们却）顶礼奉迎，我们又为何必如此匆忙呢！为什么这样说呢？答曰：物质也好，民主也好，其演变道路走向了偏激。根据史实出现在西方是因为形势所迫：强行拿来用在中国就错了。如果追问真的错了吗？那么请沿着历史的轨迹直到它的本源——

二

世纪纪年的开始，起源于耶稣出世的传说，历经一百年为一期，如发生的重大事件，就被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事，这只是西方按照历来留下的旧例，借此作一时间上的区分，并无任何深奥的含义。实际上思想文化与政治兴亡的历史演变是连绵不断，深有根底的，像流水必有源头，草木必由须根，忽隐忽见，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一旦要抽引推求它的结构条理与主次先后，大都又盘根错节不可分离，如果单说某个世纪的文明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也只能是举其最明显之处来议论一下而已。考察史实，如古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以后，才开始了整个欧洲共有的历史；再后来教皇通过宗教特权，控制整个欧洲，导致西欧各国受限衰败，情势上各国如同在一个社会，疆域上的分别，等于是一国之中的不同区域；更严重的是宗教束缚人心，思想自由几乎被灭绝，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揭示阐发出新的理念，心怀新的见解，但被宗教法令所束缚，全都缄默不敢出声。但终究民心如波涛，受阻后反而更加浩大，于是开始想着挣脱宗教的束缚，英德两国，反抗的人最多，教皇教廷，成立怨恨集中的地方，因为教皇教廷设在意大利，就联合意大利人一起来对抗它。大部分民众，都把同情给了反抗者，凡是能阻滞宗教法令，抗拒教皇的，不论是非，一律给予赞扬附和。当时德国的马丁·路德站出来说，宗教的根本，在于信仰，宗教的组织和戒律，都是其华美的外表，竭力攻击、打倒旧有宗教。自创的新教，在于废弃宗教等级，废黜教皇、主教等称号，而由牧师取代，专门负责传宣神的意旨，置身于社会，与常人无异；在宗教祈祷仪式上，也简化了旧有的做法。新教所高度关注的在于精神信仰，至于牧师的地位，则没有比平常人特殊的地方。新教义一经传播，剧烈的动遍及整个欧洲，受其影响而发生变革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了，还波及到其他各个方面，如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战争的起因，此后欧洲发生的重大变革，多由此而来。另外，宗教束缚松弛，思想自由，社会无不出现新的起色，于是就有了哲学上的新发现，自然科学技术上的新发明。以此为开端，成就了许多新的事业如：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新航路开辟），改善了机械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了文学艺术和拓展贸易（文艺复兴和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如果不是去掉束缚释放了人心，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但世间的常态，是只有不断地变化运动而没有静止不前，宗教改革一旦完成，必然更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改革。追溯其由来，就可以看到，以前颠覆教权，全都借助于国王的世俗王权，宗教改革完成了，国王的权利也扩张了，以一己私欲治理万民，君权之下无人能加以抑制，国君日夜不息地努力着，只把开拓疆域地盘当成自己的任务，驱赶人民于水火之中，绝不动心：由此国家财力捉襟见肘，人力消耗殆尽。而物极必反，民意萌动，于是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继而发生在美国，再次大面积爆发于法兰西，扫荡封建世袭特权，铲平封建等级地位，国家政治权力，由老百姓自己做主，平等自由的观念，社会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广为传播。自由民主的思想风行至今，于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必须按其要求公之于众，而从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兴趣爱好以至说话、以及其他行为做派，全部准备去掉尊卑智愚高下的界限，统归于无差别。跟着大家说对你就是对的，一个人说不对就是错的，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治理天下而对少数意见不一致者实行专制，正是十九世纪政治大潮之一，并且蔓延至今而不见有结束的迹象。再举其他，便要属崇尚物质文明的进步了。在旧宗教盛行时，威力无比，学者纵有新的发现、见解，大多默不出声，其中有个别毅然决然地公布于众的学者，每每遭受牢狱之灾、引来杀身之祸。等到宗教势力衰落，思想获得自由，百科学术便勃发兴起，学术思想注重实际，于是产生实效，所以在十九世纪，物质文明发展取得的盛况，直可傲视此前两千余年的业绩。历数其显著的成就，就有棉、铁、煤炭之类，其产量比以前成倍增加，应用于多个方面，用于战争、制造、交通，其功效无不超越以往；用于蒸汽动力、火力发电，带动了整个工业革命，物质世界的状况顿时被改变，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以此更加便利和实惠。长期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好处，对它的信仰就更加坚定，逐渐被奉为圭臬，被看成是一切客观存在的根本，并且以此来限制和概括全部的精神世界，（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是牢不可破了，只信奉物质文明为最高准则，只重视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这又是十九世纪另一大潮，并且蔓延至今而不见有结束的迹象。世纪大潮虽如此，但是，当宗教神权庞大时，就借世俗君王之手加以颠覆，等到大权集中在君王一人之手时，就有借大众的力量来推翻专制君主。好像“大众民主”已经是终极的道理了，但“大众民主”果真足以达到明辨一切是非、正误的最终目标了吗？安逸超过了法度，就用宗教信仰加以矫正，等宗教滥用权威时，就用物质力量来攻击它。好像物质文明已经是最终的办法了，然而物质文明果真能体察品味尽人生的根本意义吗？平下心来想，以上二者一定都是不对的。然而历史发展的大势如此，就像前面说过的，新文明无一不是从原有的文明遗迹上演变而来，又因为要矫正前一时代的大潮而产生了偏至，遵循正确的标准加以比较衡量，这种偏至是很明显的，就像是缺臂、跛足一样。但它出现在欧洲，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如此，并且也不可能去掉这种偏至，就像如果去掉缺臂、跛足，就失去了缺臂、跛足者的品质一样，什么也留不下了。欧洲人不安心接受并珍重它又有什么办法呢？但它被与之不相干的中国人普遍地顶礼膜拜，又怎么会妥当呢？明智的人稍有留意，观察就会超过凡庸俗众，德行高尚才智卓越者，更是早就看出其弊端而心生愤慨与感叹，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叶社会思潮之所以发生变化的由来。德国人尼采，就假借扎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走的太远了，孑然一身失去了伴侣，回顾现今世界，是号称文明的国家，是五彩斑斓的社会。但这个社会，无明确的崇尚和信仰；大众对于知识，没有开创的秉性和气质。国家如此，哪能长期滞留下去？我只有被自己的国家流放了！还能有所希望的，也只有寄托于后人了”。这就是尼采的深刻思考与远见，看出了近世文明的虚伪与偏至，和对今人的失望，不得已而思念起了来世。

然而，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之所以发生变化，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对将来会产生哪些影响？从本质上说，它是因为矫正十九世纪文明（的偏至）而兴起的。近五十年来，人的思想智慧更加进步，便逐渐回头反思从前，找到了十九世纪文明的通病，考察了它的黑暗，于是新思想蓬勃兴起，聚合为大潮，用充满了反抗、破坏的精神，来建立重获新生的希望，对准旧有的文明，加以抨击和扫荡。整个欧洲人士，有人为之战栗和震惊，有人茫然若失，其力量之猛烈，已经深入了人心。但新思想的根基，是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的哲学神思派（黑格尔为代表）；传到后世，受当时社会现实思潮的影响，不久发展建立起新的形式，起来对抗当时的现实，即所谓神思派中最新的一种。若说其影响，在辽远的将来，便很难臆测了，只知道此派的兴起，绝非突发而风靡人心，也不至于突灭而化为乌有，其根基极为坚固，含义很深。以此作为二十世纪文化开始的基石，虽说是打算的早了些，然而它作为将来新思想的先兆，也是新生活的先驱，这一点上根据诸多史实的揭示，是可以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来解释的了。虽然新神思派已经兴起，但旧神思派也没有僵死，正在遍布欧洲，在当地深入人心，与那里的人民同呼吸，神思派的充裕力量使其广泛流传，于是搅扰到远东地区，使得中国人，旧梦幻尚未清醒又进入的新梦幻，如决堤之水叫嚣而下，状态犹如狂醉一般。不难想到，中国刚刚树立起抛弃旧传统尊崇新思想的理念，而所得到的还并不是新的思想，就又陷入了偏至和虚伪，而且又超出常规，呈溃堤之势，如果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给国家造成的悲哀可就大了。现在写这篇文章，不是说已经穷尽了西方最新思想的全部，也不是要为将来的中国确立下准则，只是因为痛恨中国陷于偏至和虚伪太深了，加以抨击，如上述新神思派的用意一样。因此所要说的仅限于两个方面：即反对物质，重视个人。

三

“个人”一词，进入中国不到三四年，号称识时务的人，大多以谈论 “个人”为极大的耻辱，随意被其评定，视为与民贼一般。大约是来不及深知明察，而误以为是害人利己的意思了？考察“个人”的真实含义，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十九世纪末的“重视个人”，却也十分奇异，尤其不能与以往的观念混在一起讨论。考察十九世纪末西方人的思想感情和理智，完全与从前大不一样，他们进入了自我的意识，趋向于坚定自己的内心，表现为倔强固执和自主，对以往被视为庸俗的行为也无所顾忌。如诗歌小说中所记载叙述的，总是以傲慢无礼的人作为主人公。这不是诗人作家单凭想象力构架而成的，是社会思潮，先引发征兆，后才又记载到书籍罢了。自从法国革命以来，平等自由，成为一切事情的首要，以后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是因此而普及。长时间沐浴在文化的氛围中，就会逐渐领悟到人类的尊严；既然认识到自我，顿时就会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加上以往保持的传统习惯倒塌了，对宗教的崇信动摇了，于是自觉的精神，进而迅速转变为极端的自我观念。并且社会民主的倾向，大张声势，凡个人，那就是社会的一分子，去高就低一律平等，成为主旨，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空无高低之分。这作为理想确实是很好的了。但对于每个人不同特殊性，看成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既不加以分别，而且还准备消除它。再列举其黑暗，便在于这种做法的弊端沿袭下去，将使致力于纯粹文化的人，精神日趋浅薄，衰退之风顺时而下，连文化的细枝末节也会荡然无存。所谓的平等社会，大都是压制进步而保护落后，如果真的达到了完全平等的程度，那么整个社会的进步水平必定比以前是下降的。何况人群之中，明智睿哲的人并不多，粗俗横行，大到难以抵御，在这种风潮的侵蚀之下，社会整体会沉沦于凡庸。面对这种状况，除非是超越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愚钝无知，只知道随众的人，谁还能沉默不作声呢？物极必反，于是先觉者、善于斗争者就会站出来：

德国的斯蒂纳就以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率先出现在当时的世界。他说真的进步，就在自己的脚下。人必须发挥自己的本性，从而摆脱对一切外来的、非我的思想意识的拘泥和固执， “自我”是唯一的实在，是世界的本体。只有这个“自我”，才是自由的；主体既然有了，还到“自我”以外去寻求，这就发生矛盾了。自由需要有力量来争取，而这个力量就在个人身上，也就是金钱，也就是权利。因此假使遭遇到外来的力量干涉，无论是出于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便都是专制。现代国家所谓全民意志，也是一种专制。全民意志表现为法律，我就会受到它的束缚，虽然说法律是全民意志的奴仆，但我同样也是奴仆。怎么才能摆脱在法律面前的奴仆地位呢？只有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给我们的义务。法律义务被废绝，法律也就一同灭亡了。以上斯蒂纳所说的意思是但凡一个人，他的思想行为，必须以自我为主导中枢，也以自我为终极：即实现自我本性的绝对自由。到叔本华，更以高傲刚愎而闻名，言行奇特，世间少有；又看到愚昧盲目、浅陋悖理的大众，充塞在天地之间，便视之与最劣等动物等同，就更加强调自主、发扬自我和尊重天才了。到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更是愤发疾呼，称只有发扬人的个性，才是最高的道德，而视此外的任何事，都是无益的。

其后在文艺界出现了亨利·易卜生（挪威剧作家）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人才，自称是克尔凯郭尔的诠释者，他的著作，往往具有反社会民主的倾向，集中精力旁引博证，无论习惯道德信仰，一但有囿于狭隘而生偏至的，无不加以抵拒排斥。又目睹了当今社会人生，每每假托平等的名义，实际上是更加趋于恶浊，凡庸浅薄，日益加深，顽劣愚钝之人大行其道，虚伪和欺诈的势力得逞，而气度品性卓尔不群者，反穷困于民间，受辱于污浊困境，人性的尊严，人类的价值，将全部归于无有，而他常常为此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如他的《国民公敌》一剧，在剧中有人因为捍卫坚持真理，不肯阿世媚俗，而不被大众容纳，诡诈之徒，于是就巍然独立成为愚众的领袖，以多欺寡，植党营私，于是双方的斗争开始了，剧情到此也戛然而止：当今社会的景象，逼真地再现在剧中。

至于尼采，更是个人主义的杰出人物，他说能给予希望的，只有德行高尚的天才；而对以愚众为本位的民主社会，如同对蛇蝎一般地厌恶。他的意思大致是说在政治上一味信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就会毁于一旦，与其如此就不如牺牲放弃愚众，来期望一二天才的出现，天才一一出现，社会的进步也就开始萌发了，这就是尼采所谓的“超人说”——曾经震惊了欧洲的思想界。

由此看来，讴歌民主，将它奉若神明的思潮，也只能是追求光明理想的一个侧面，不可能涵盖其他的一切，从社会不断的颂扬里，反而让人看到了它的黑暗面，应当很快地知道民主思潮中不合理的一面。例如苏格拉底，希腊的民众杀死了他，例如基督耶稣，犹太的民众杀死了他，后世评论起来，谁不说是错的，但在当时却是遵从了众意的结果，假设保留现在的众意，将它记载在书籍中，以待后来哲人的评定，于是出现是非颠倒，或许正如今人看古人一般，也说不定。所以说多数人相互勾结，仁义的道路，是非的端底究竟，就被纷乱混淆了；凡事只用平庸的言论来解释，对其蕴含的深意漠不关心。平庸与深奥哪个更接近正确呢？因此，当布鲁多刺杀了凯撒大帝，昭告平民，他的言辞井然有序，不论是他的身份和他讲的大道理，洞如观火，看得都很清楚；然而平民大众受到的感动，还不如安东尼指着凯撒的血衣立誓为他复仇的几句话。于是布鲁多方才还被平民大众推崇为爱国的伟人，忽然间就被驱逐出境外。给他赞誉的是公众，驱逐他的也是公众，瞬息之间，变化反复，公众这种没有独立操守的特征就不需要再说了；即使只观察现象，已经足可以知道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因此，是非不可交由公众裁决，公众裁决的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政务也不可交由公众裁决，交由公众裁决就达不到治理的目的。只有超人出现，世界才会太平。如果不能这样，就需要有英才。可叹呀！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充满了颠覆，铲除阶级等级的思想，已经达到极限了。而建立学说、功业的诸位杰出人才，大都自命为导师。就是说一人教导而大众跟从，智愚的区别就在这里。与其抑制英才来迁就凡庸，何不放弃大众式的民主而寄希望于英才呢？所以服从多数的民主思想，是不符合正道的是错误的，而个性的尊严，则应当发扬光大，体察大众与个人二者之间的是非利害的，已经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和深刻的思考就可以明白了。虽如此，但还要依赖于勇猛无畏的人，独立自强，脱离世间污垢，排除舆论影响而不沉沦于世俗的局限才行。

四

反对物质主义的思想，与提倡个人主义一样，也是在抵抗社会庸俗化大潮中兴起的。对物质高度崇拜的倾向，本来是从现实需要开始的，浸润人心，经久不衰。因此到十九世纪，成为一种大潮流，根基极为坚固，并且影响到本世纪，只知道物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舍此将不能存在。而不明白纵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崇拜奉行过度，就会发生趋于偏颇的倾向，除了物质以外的诸多方面，皆弃之不顾，考察其原因底细，必然是由于偏颇的恶因，从而失去了文明的本来宗旨，先是对文明宗旨的消耗，最终导致文明的灭亡，历代流传下来的文明经生，不到百年便消耗殆尽了。到十九世纪后叶，过度崇信物质的弊端恶果日益昭显，一切事物，无不物质化，精神日益缺损，文明要旨流于平庸，人只追逐客观的物质世界，而对主观的内在的精神，舍弃一旁没有一点省察。重视外在的客观，而放纵内在的主观，摘取文明中的物质成果，而遗失掉文明的神圣本质，芸芸众生，被物欲蒙蔽，社会衰弱憔悴，停止进步，于是一切虚伪狡诈的罪恶，无不乘机萌动，使精神之光，越来越趋于暗淡：十九世纪文明另一侧面的通病，大致如此。当时就有新神思派的信徒出现，他们或崇尚信奉主观，或张扬意志的力量，来匡正（物质主义泛滥的）流俗，疾如雷电，使天下同类，为之闻声动摇。即使是其他的社会批评人士，以至学者文人，虽然他们的主张平和，不敢与当世大潮相违背，而当他们看到崇信物质主义的种种极端表现，和扼杀了人的精神生活后，也因此而感到悲观失望而发出愤慨与叹息，由此也可知道主观主义与意志论的兴起，其功绩胜过滔滔洪水中出现的诺亚方舟。

主观主义的思想，其主旨有两个：一是只将主观作为准则，用来衡量一切事物；另一是将主观的心灵世界，比客观的物质世界更为崇高。前者是主观主义倾向的极端，影响力在十九世纪末叶特别显著，然而其思想趋势，与前述发扬自主、坚定内心的观点很不相同，这种思想只是以自有的主观世界为最高标准而已。因为这个原因，便在思想和行动上，全部脱离了外部的客观世界，只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独来独往，信心坚定在这里，满足也在这里，可以称之为通过渐进内省式的努力达到内心光明理想的一种思想成果吧。要说这种内省式思想兴起的原因，来自外部的，是大势所向，一切都按照平庸的客观习惯，行动不由自己做主，如同开动机械，有见识者不堪忍受，于是发生对抗；内在的原因，实际就是近世的人心，不断地进步自觉，知道了物质万能说，放荡了个人的情感和意志，使人的创新精神，归于枯竭，因此不得不用自我觉醒的方式来让人觉醒，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如尼采、易卜生等人，都根据其所信奉的思想，力抗流俗，显示了主观主义倾向的极致；而克尔凯郭尔便宣称真理准则，只在于主观，只有主观性，才是真理，以至凡是一切道德、行为，也可不问客观结果如何，而只凭主观上的好恶来判断。他的学说问世后，附和者日益增多，于是思想潮流被改变，致力于外在客观物质的思潮逐渐转向趋于内在的主观精神，深思冥想之风兴起，自省抒情之意复苏，撤去了现实物质主义与自然界的樊篱，进入本有的心灵世界；明白了精神上的表现才是人类生活的制高点，不发扬人的精神，对于人生来说是不相称的；而张大个人的人格，又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然而当时所要求的人格，又与此前大不相同。以前对人格所要到达到的理想，在于个人的知识与情操二者的相互协调，如以知识为主的一派，就表现在聪明睿智上，能将客观的大千世界转移在主观世界之中，这种思想，到黑格尔出现而达到极致，如浪漫与古典主义一派（即情操派），有沙弗斯伯利在卢梭之后，尚能容纳情感上的需求，但必须是情感与操守相统一相协调，才符合他主张的理想的人格。到希勒，就宣称必须是知性与感性，协调到圆满而无间隙，然后才能叫完人。但到十九世纪将结束时，理想又为之一变。明智睿哲的人，内在反省的程度很深，因此知道古人所设想的具备（知性与感性）协调能力的人，绝不会在当今出现；只有出众的意志力，是可寄予希望的，能在感性情意这一个方面上，用于现实世界，具有勇猛奋斗的人才，虽屡屡倒地而更坚强，终能实现他的理想：作为人格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了。所以叔本华所主张，就是内省于己，达到豁然贯通，因此他说意志力是世界的本体；而尼采所希望的，则是绝世出众的意志力，几乎接近与神灵的超人；易卜生笔下所描绘的，是以变革为生命，力量强大而喜欢斗争，即使违背万众而不惧的强者。

种种人生理想，大致如此，确实是人生从开始的一刻，就处于现实社会中，假使不如此，每到人生选择的时候，便放弃主见顺从大众，如沉溺于流水逝波，不知所向，文明真髓，顷刻荡然无存；只有刚毅果敢不屈不挠，虽遇到外在事物的阻挠而不动摇的人，才能作为社会的骨干。排除万难，勉力向前，人类的尊严，即依赖于此，所以说具有极端意志力的人是非常可贵的。虽然列举以上，但也只是一个方面。试着从其他方面考察，也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叶人民的弱点，大约前一时期文明滋生出或沿袭成的弊端，污染了人的精神，民众大多纤弱颓靡，日益加深，逐渐才自我反省，为之忧虑，于是用尽心思来渴求意志力超群的人，希望成为将来可以依靠的国家柱石。这正如洪水横流，将要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心神向往对岸，用全力来呼喊善于游泳的人一样，令人悲叹呀！

五

由此看来，欧洲十九世纪的文明，超越了前古时期，文明程度凌驾于东亚之上，这是不需要明察细访就可以看到的了。然而它既然是以改革为起点，以反抗为根本，就会偏于一个极端，这固然是情理大势造成的必然结果。但走到末路，其弊端也就自我暴露了。于是新神思派突起，专门从它的发端处给予反击，又以激烈的情感，勇猛的行动，掀起新思想的波涛对它加以涤荡，直到今天，新神思派思潮依然浩大。其将来的结果如何，尚不可以草率预测。但作为医治旧疾的药石，再获新生的桥梁渡口，它将长期地广布流传，不会骤然而止，仔细审查其本质，体察其精神，就有可能得到证实。一般来说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不断会走向深奥，而人心社会又是不安于固定的方式，大约二十世纪的文明，必然应当是深邃而庄严的，与十九世纪的文明有大不相同的主旨。新的生活兴起，虚伪消亡，精神生活，也将更会深人更强大吧？精神生活的光辉，也将更见兴起而发扬吧？顷刻间觉醒，走出客观梦幻的物质世界，而从事由主观世界主宰的自觉活动，将因此而更加开阔吧？精神生活强大了，人生的意义也就更加深远了，个人的尊严与主旨也更见明确，二十世纪的新精神，几乎可以以肯定将要建立在狂风怒涛之上，依赖人的意志力来开辟出一条生路。当今中国，内部实情已经暴露无遗，四邻竞相压迫，面对这种情势自然不能不有所改变。以柔弱的态度处世，忠实于原有的习惯，固然不能在当今世界争得生存机会。但如果匡救危局的方法，错误或不恰当，那么虽然是天天在改变旧规旧习，哭号不止，对内忧外患又有什么补救呢？这就是说作为明智睿哲的人，必须要洞察世界大势，对世界文明进行权衡比较，去其失当偏颇，取其精神真髓，用于国内，协调一致。对外既不落后于世界的思想潮流，对内又不失固有的中华血脉，汲取当今的先进思想，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另外建立起一种新思想。人生的意义，达到深远，那么国人就能自己觉悟，人的个性就能得到张扬，一盘散沙聚集的国家，因此就能转变成为由一个个自觉、自主的人组成的“人国”。“人国”一旦建立起来，就会雄猛不可阻挡，巍然屹立于世界，又何必计较于那些肤浅的道理和凡庸的事物呢？但现在翻然思变，已经很多年了，青年们的所接受的新思维方式，大都把罪恶归结在传统文化思想、典章制度上，甚至斥责文言为野蛮，鄙视其思想简陋，呈迅疾勃发之势，盛大到准备引进欧洲西方的东西来代替固有的文化传统，而对于刚才在前面讲的十九世纪末的思潮，漠然不肯留意。凡是他们的主张，指向物质文明 为最多，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是可以的，但在考察其实际状况，就又会发现他们所学习的物质文明又是非常虚伪和片面的，没有可用的东西。虽说是还顾不上为将来考虑，仅仅是为了挽救今天面临的危局而打算，但其心术，已经乖谬得很严重了。况且凡是议论与做事，又都是借改革的大名，而暗地里满足其私欲呢？现在敢问号称志士的人们，如果以富有当成文明，那么犹太的亡民，本性善于理财，欧洲善于经营的商人，没有比得上的，但犹太人的遭遇又如何呢？如果把建铁路、开矿山当成文明，那么五十年来的非洲澳洲，无不大兴路矿，但这两地的土著文化的境地又如何呢？如果把民主当成是文明，那么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立宪很久了，但其国内的情况有如何呢？如果说只有物质才是文化的基础，那么陈列武器，囤积粮食，就足以称雄天下了吗？如果说多数就是正确的，那么把一个人和一群大猴子放在一起，这个人也必须住到树上取野果而食吗？这虽是妇孺，也一定知道是不对的。

然而欧美的强大，无一不是以物质文明在天下炫耀，但其根基却是在人，物质文明只是它外在末梢表现，其本质源头深而难测，其外表光华鲜明容易见到。因此要在天地之间求得生存，与世界各国进行争逐较量，首先要立人，人立住了一切都能开展起来，至于方法途径，就必须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张扬其精神。若不如此，不必等到下一代就会灭亡。中国在过去，本来就喜好物质而嫉恨天才，祖先留下的惠泽，一天天地消耗完了，等到蒙受外力的压迫，便柔弱不堪不能自保。而有点小聪明的浅薄之徒，又彰显自己的主张，（将个性、精神）扼杀于物质崇拜局，局限于服从多数的民主，人的个性被剥夺无遗。以往中国（“喜好物质而嫉恨天才”）的偏颇来自于自身，现在却又染上了世界交往中传来的新病，新旧两种疾患交替攻伐，中国于是就会加速沉沦下去。令人叹息呀，关注将来，要说的也就是些了！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河南》月刊第七号，署名迅行。

[2] 轩辕氏之戡蚩尤：轩辕氏即黄帝，我国传说中汉族的始祖、上古帝王。相传他与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作战，擒杀蚩尤于涿鹿。

[3] 景教父师：指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士。公元一二九〇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经印度来北京；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至澳门，以肇庆到北京。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近代科学，即经由他们传入中国。其后来者渐多，明清间主持改革历法的德教士汤若望，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人。

[4] 海禁：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实行传统的闭关政策，禁阻民间商船出口从事海外贸易，规定外国商船在指定的海口通商，这些措施叫做“海禁”。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海禁大开，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

[5] 校雠：原意是校对文字正误，这里是比较的意思。

[6] 踣傹 bó jìng ：跌倒，僵仆。

[7] 印度波兰：印度于公元一八四九年被英国侵占；波兰于十八世纪末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

[8] 戈尔（Gaul）：通译高卢。公元三世纪末高卢等族联合罗马奴隶进攻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使它于公元四七六年覆亡。

[9] 兜牟 dōu móu：亦作“兜鍪”，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秦汉以前称胄，后叫兜鍪。

[10] 制造商估：即发展工业和商业。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和洋务运动的刺激下，提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制造新式武器、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建立近代工业，振兴商业，和外国进行“商战”。立宪国会，是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之间改良主义者所主张和提倡的政治运动。这时期的改良主义者，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内，已经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和成立欧洲资产阶级式的国会，反对孙中山等主张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运动。

[11] 犹太遗黎：犹太国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十世纪之间。在公元一世纪亡于罗马，以后犹太人即散居世界各地。

[12] 祝由：旧时用符咒等迷信方法治病的人。

[13] 营搰：钻营掠夺。

[14] 佛戾：违逆。佛，通拂。

[15] 金铁：指当时杨度提出的所谓“金铁主义”。一九〇七年一月，杨度在东京出版《中国新报》，分期连载《金铁主义说》。金指“金钱”，即经济；铁指“铁炮”，即军事。这实际上是重复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论调，与当时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说相呼应。

[16] 耶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犹太族人。现在通用的公历，以他的生年为纪元元年（据考证，他实际生年约在公元前四年）。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17] 茇：即草根。

[18] 法皇：即教皇，其宫廷在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

[19] 僧正：即主教。

[20] 转轮：意即变革。

[21] 超形气学：指研究客观事物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哲学；与下文的形气学，即具体的自然科学相对而言。

[22] 发隐地：指十五世纪末叶发现美洲大陆。

[23] 英、美、法三国的革命，指一六四九年和一六八八年英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七七五年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

[24] 缘督：遵循正确的标准。《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督，中道、正道。

[25] 孑躄：独臂。躄，跛足。

[26] 尼耙（1844—1900）：通译尼采，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他认为个人的权力意志是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动力，鼓吹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所谓“超人”是人的生物进化的顶点，一切历史和文化都是由他们创造的，而人民群众则是低劣的“庸众”。他极端仇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坚决反对。他的理论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据。作者把他当作代表新生力量的进步思想家，显然是当时的一种误解。以后作者对尼采的看法有了改变，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称他为“世纪末”的思想家。（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27] 察罗图斯德罗：通译札拉图斯特拉。这里引述的话见于尼采的主要哲学著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第三十六章《文明之地》（与原文略有出入）。札拉图斯特拉，即公元前六七世纪波斯教的创立者札拉西斯特（Zoroaster）；尼采在这本书中仅是借他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与波斯教教义无关。

[28] 神思一派：指十九世纪初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派。参看本篇注[42]。

[29] 神思宗之至新者：指十九世纪末叶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如下文所介绍的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论，以斯蒂纳为代表的唯我论等。

[30] 吊诡：十分奇特的意思。《庄子·齐物论》：“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据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吊，“音的，至也”；诡，“异也”。

[31] 斯契纳尔（1806—1856）：通译斯蒂纳，德国哲学家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唯我论者，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他认为“自我”是唯一的实在，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是“我”的产物，反对一切外力对个人的约束。著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鲁迅认为斯蒂纳是一个“先觉善斗之士”，也是一种误解。

[32] 舆台：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后泛指被奴役的人。

[33] 勖宾霍尔（1788—1860）：通译叔本华，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认为意志是万物的本原。意志支配一切，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痛苦，因为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人生只是一场灾难，世界注定只能被盲目的、非理性的意志所统治。这种唯意志论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界即意志和观念》。

[34] 契开迦尔（1813—1855）：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他用极端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的主观存在才是唯一的实在，真理即主观性。著作有《人生道路的阶段》等。

[35] 显理·伊勃生（1828—1906）：通译亨利克·易卜生，挪威戏剧家。他的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庸俗作了猛烈批判，鼓吹个性解放，认为强有力的人是孤独的，而大多数人是庸俗、保守的。在当时挪威小市民阶级占有很大势力，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强大政治力量的条件下，这些思想具有反对小市民阶级市侩主义的进步意义；但其强烈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相冲突的。易卜生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其进步的一面，在当时的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即文中所说的《民敌》）等。

[36] 拘于虚：囿于狭隘的见闻。《主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与海者，拘于虚也”。虚，洞孔。

[37] 梭格拉第（Sokrates，前469—前399）：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他宣扬世界万物都是神为了一定目的安排的，是保守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后因被控犯有反对雅典民主政治之罪判处死刑。

[38] 布鲁多既杀该撒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通译凯撒，古罗马共和国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命为终身独裁者，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布鲁多刺死。凯撒死后，他的好友马卡斯·安东尼（即文中所说的安多尼）指凯撒血衣立誓为他复仇。布鲁多刺杀凯撒后，逃到罗马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安东尼击败，自杀身死。这里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中的情节。

[39] 意力：即唯意志论。

[40] 方舟：即诺亚方舟。参看本卷第21页注[29]。

[41] 机缄：即机械。

[42] 黑该尔（1770—1831）：通译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世界万物都是由“绝对观念”所产生，英雄人物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者，因此创造人类历史的是他们。黑格尔的主要功绩在于发展了辩证法的思维形式，第一次把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并力求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著作有《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和《美学》等。

[43] 罗曼：指浪漫主义。尚古，指古典主义。

[44] 息孚支培黎（1671—1713）：通译沙弗斯伯利，英国哲学家，自然神论者。他主张“道德直觉论”，认为人天然具有道德感，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相矛盾，二者的统一调和就是道德的基础。他的理论是为当时专制皇权服务的。著有《德性研究论》。

[45] 卢骚（1712—1778）：通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学说的倡导者。在哲学上，他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根源，但又强调人有“天赋的感情”和天赋的“道德观念”，并承认自然神论者的所谓上帝的存在。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按卢梭的生存年代在沙弗斯伯利之后。

[46] 希籁（1759—1805）：通译席勒，德国诗人、戏剧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哲学观点倾向于康德的唯心主义，认为支配物质的是“自由精神”，只要摆脱物质的限制，追求感觉和理性的完美的结合，人就能达到自由和理想的王国。著有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等。

[47] 欿然：忧虑、不满足的意思。

[48] 波陀牙：即葡萄牙。

[49] 机括：指武器。

[50] 禺 yù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猴子。芧，橡实。《庄子·齐物论》有“狙（猴）公赋芧”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