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国家

法文版初版序

我们中之一就要详细地来讲米哈伊尔·巴枯宁一生的故事，不过它的大概大家也已经够熟了。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知道在思想、意志和持久性的精力上他是伟大的；他们也知道他何等傲慢地轻视大多数人所屈身委就的财富、位势、光荣以及一切恶劣的野心。作为一个和俄罗斯帝国最高贵族联姻的俄国绅士，他是最先加入叛逆的大胆集团中的一个，这些叛逆者能够把自己从传统、偏见、种族和阶级利益中解放出来，而一点不顾到他们自己个人的安适。他和他们一起作着严酷的生活战斗；监禁、放逐以及自我牺牲的人们在苦难中一定会受到的一切危险和一切不幸使得这种严酷性格外加重。

伯尔尼公墓里埋着巴枯宁身体的地方只有一块简单的石碑刻着姓名。即使这些，对于一个把这种虚荣看得如此没有价值的工作者来说，也嫌太尊荣了些。他的朋友当然不会替他竖立矜持性的墓碑和身像。他们明白假如他们对他提起为了他的光荣而竖立的一个纪念建筑的话，他会大大地发笑的；他们也知道尊敬他们的死者的正确方法是去继续他们的工作——用着和他们自己所用的那种同样的热情和坚韧。在这种情形下，的确，有一个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全体的努力，因为目前这一代的革命者中间对于革命的共同目的还没有一个人比他工作得更热烈的。

在俄国学生中间，在德国德雷斯顿的谋叛者中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同志们中间，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瑞士，在意大利一切热诚的人们中间，他的直接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思想的独创性，他口才的多修辞和激烈，他对宣传的不倦的热心，再加上他个人自然的庄严和有力的活力，使巴枯宁能出入一切革命团体，而他的努力到处都留下深刻的痕迹，甚至对于那些欢迎了他之后又因为目标或是方法上的差异而威胁他离开的人们也是这样。他的书信是最长的；他会用整夜的功夫来跟革命世界里的友人们写长信，其中有几封使怯懦的变得坚强，使迟钝的觉醒，以及描划出宣传或是反叛的计划，像一本真正的书籍。这些书信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说明巴枯宁在那世纪中革命运动里所做的非常工作。巴枯宁用俄文、法文和意文写过许多小册子，不论它们怎样重要，也不论它们在散布新思想上怎样有用，它们只是巴枯宁著作的最微小的一部分。

这本《上帝与国家》其实是一封信或是一个报告的片断。正像巴枯宁的大部分别的写作一样，它同样有文字上的缺点，缺乏适当的分配；此外又突然中断：我们努力想发现这文稿的结尾，却没找到。巴枯宁没有充分时间来结束他所担承的工作。另一件工作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前一件还没有完成。他对批评他的作品的人们说：“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片断。”不过，虽然《上帝与国家》这本书没有写完，读者自然不会对于它的刊印觉得遗憾。它里面所讨论到的问题是用了逻辑的独特的精力来处理且处理得很决断的。他只对他的诚实的反对者正确地讲起这些，他替他们指出目前这种一切强权所由建立的神权的信仰之空虚性；他替他们证明一切政府起源的纯粹人为性；最后，毫不停留地就讨论到公共道德已经加以责备的那些国家基础，例如地理上的优势、暴力的行使、高贵性、财富等等，他对于把各社会的政府假托科学的那种理论给予公平的处理。即使假定我们在敌对的野心和密谋的冲突之中能够辨明谁是虚伪的，谁是真正的学者，并且能够找出一种选举方法确能把权力交给那些有真正知识的人的手里的话，他们对于他们的政府的智慧和诚实又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呢？相反地，在这些新的主人的身上难道我们还不能预先见到那种跟以前以及现在的主人身上所有的全然相同的愚笨和罪恶吗？第一点，科学并不如此，它是在变的。现在有学问的人在将来只能算做什么也不懂的人。让他想象一次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目的，而就为了这原因即使在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没落了。但是，他如果能够在本质上理解真理，他只能够使自己被特权所腐化而使别人被权力所腐化。要建立他的政府，他必须像所有的国家领袖们一样地试着去拘捕那些在他之下生活着的群众的生命，为了保持安静而使他们一直无知无识，并且为了使他能够从更高的王位上来统治他们，把他们渐渐地加以抑贬。

至于其余的人，自从教条主义者出现之后，或真或假的“天才”曾经试过支配世界的王权，我们也知道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也曾见到过他们在工作，所有这些学者：他们愈研究就愈变得死硬，他们用来考查若干孤立的事实的各方面所花的时间愈多，他们的见解愈狭；他们一点也没有生活经验，因为很久以来除了他们癖爱的以外他们就没有见过别的什么东西了；因为他们没能力参加严重的斗争又不懂得事物的真正轻重，他们的热情和虚荣是幼稚的。难道我们最近还不曾见到那整个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又是卑劣的奉承者和生活下贱的人们——的基础吗？他们只为了他们自己才构造出全部的宇宙创造论。照他们的意思，世界的创造，社会的发展，革命之颠覆国家，帝国之陷入血污，贫穷和疾病以及死亡之成为人性的皇后，都只为了造成学会会员间的一个精英（elite），一朵盛开的花朵，所有别些人们只是肥料。试想作为《时代》杂志（Temps）和《论辩》杂志（Debats）的编者会有余暇去“思想"？人民在无知之下生了又死；为了这些绅士们变成不朽，一切其他的人类都注定了要死！

不过我们可以重复对自己保证：所有这些学会会员没有亚历山大用剑斩断高定结[1]的勇敢，他们不会举起查理曼的刀，在科学上政府已经变得像神权财富或是蛮力一样地不可能。此后一切权力都要受到无怜悯的批判。产生了平等感的人们不再肯受被人统治的苦痛了；他们学习自己支配自己。在使具有一切权力的存在从天上倒下来的时候，社会也驱走了一切假借这个名义来统治别人的人们。这就是现在在进行着的革命。国家是崩溃了，让位给一种新的秩序。照巴枯宁所喜欢说的那种讲法，在这种新秩序里“人的正义要来代替那神的正义”。假如容许我们从革命者中提出一个参与这种广大的改造工作的人的名字，没有比提出巴枯宁来得更公平的了。

I

哪一边是对的，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这问题这样子一问就不可能有什么疑惑了。无疑的，唯心论者是错的而唯物论者是对的。是的，事实产生在观念之先；是的，正如蒲鲁东所说，观念不过是一朵花，它的根株伏在生存的物质条件里。是的，人类的整个历史，知性的或是道德的，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只是经济史的反映。

近代科学的一切分科，真正的公正的科学的一切分科是在合力宣告这种基本而有决定性的重大真理：社会的世界，其实就是说人的世界——简单说来就是人性——就只是——至少对我们以及我们这个行星上——动物性的最高表彰，最后和最高的发展不过正因为每一个发展都一定包含一个否定，它的基础或是出发点的否定，所以人性同时就是并且本质上就是人身上所含的动物性成分的缓慢而渐进的否定；而组成了和创造了理想、知性和德性的信心和观念的世界，就是这一种合理而又自然的否定——正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是合理的，它既是历史的又合乎逻辑，正像世界上一切自然定律的发展和实现同样地不可避免。

是的，我们的第一代祖先，亚当和夏娃，假如不是大猩猩的话，也是大猩猩——杂食、有知性而又凶猛的野兽的近亲。不过比起别种动物多了两种宝贵的天赋——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

这两种天赋加上它们在历史过程方面不断的影响代表了根本因子，代表了人的动物性的肯定发展中的否定力，而由此创立了组成人的人性的一切。

《圣经》这本书当作一本人类智慧和幻想的最古老的表白之一来看，是很有趣味并且有几处很深刻的书籍，但它却极其天真地用原始罪恶的神话来表示。真理耶和华，他无疑地是人类所崇拜的一切善神之中最会嫉妒、最无用、最凶恶、最不公正、最渴血、最暴虐，而又对于人类尊严和自由最有敌意的神——耶和华只不过为了满足他那种莫名其妙的奇思怪想才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无疑的，他想消磨一些在永恒的自我性孤寂中他所觉得厌倦的时间，或者他想有几个新的奴隶。他慷慨地把整个地球，连它的一切果物和动物在内，听他们处置，对这全部的享乐只附了一种限制。他明白地禁止他们触动知识树上的果子。因此，他希望那个男子缺乏对他自身的一切了解，一直是永远的野兽，在永恒的上帝、他的创造者和主人的面前永远是个四足动物。不过这里走进了撒旦——永恒的叛逆，第一个自由思想者，俗世的解放者。他使亚当感到自己野兽般的无知和驯顺；他解放了他，在他的额上打上自由和人性的印记，由此怂恿他不服从，去吃那知识树上的果子。

我们知道接着来的是什么。那位好上帝凭了他的预见——他的神圣的能力之一，也许已经警告过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下子勃然大怒，可怕而又可笑；他诅咒撒旦、亚当以及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像小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那样被所谓他自己的创造物所袭击；打击了我们的祖先本身还不满意，还要诅咒那些对远祖所犯的罪毫无所知的一切子子孙孙。我们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意义非常深刻非常公正，就是因为它是异常不义和荒谬。然后，请记得他不仅是复仇和愤怒的上帝，却也是爱的上帝，他在苛责了几万可怜的人类而罚他们进永恒的地狱之后，他对其余的又起了怜悯，而为了拯救他们和把他自己的永恒而神圣的爱和永恒而神圣的恨——总是渴血和找牺牲——调和起来，他把他的唯一的儿子送下世界，可能被人们杀死，作为一个抵偿性的牺牲者。这叫做赎罪的奇迹，一切基督教的基础。假如这神圣的救世主当真拯救了人类世界，那就更是奇迹了！但是不；在基督所应允过的乐园里面——像我们所知，这是正式的告示——选民是很少的。其余的人，那些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的广大多数一定永久在地狱里受火烧。同时，为了要安慰我们，那永远公正永远良善的上帝把拿破仑三世、威廉一世、奥国斐迪南以及全俄罗斯亚历山大各世的政府给了尘世。

这些就是在整个19世纪在政府明令下欧洲一切国民学校里所讲的荒谬故事，所教的丑恶教义。他们说这样是使人民开化！一切这种政府都是民众的有系统性的毒害者，自私自利的麻醉者，这还不明显吗？

我跑开我的主题了，因为我一想到他们用来永远把各民族留为奴隶的基础和犯罪方法以使他们无疑地会变得更能榨取他们的时候，我就要愤怒。世界上一切脱洛普曼（Tropmann）的罪恶和这种反叛人性的罪恶比起来算得什么呢？每天，广泛地说来，在文明世界的各处都有那些敢自称为人民导师和民之父母的人们犯着这后一种罪恶。我回过来仍旧讲原始罪恶的神话罢。

上帝承认撒旦是对的；他承认在应许以知识和自由作为被魔鬼引诱而做的不服从行为的酬报这一点上，魔鬼并没有欺骗亚当和夏娃；因为，他们一吃了禁果，上帝自己就说（见《圣经》）：“看呐，这人变成了众神之一，知道善恶了；所以，免得他变得和我们一样地不灭，要禁止他吃永生之果。”[2]

现在让我们略过这个神话的荒诞的部分，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真正意义，这意义很明白，人解放了他自己；他把他自己从动物性里解放出来，把他自己构成一个人；由于一种反抗性的和智慧的行动——就是，靠了反叛，靠了思想，他开始了他的显然是人的历史和发展。

有三种要素，或者三个基本原则构成历史上一切集体的或是个人的人类发展的根本条件：

1. 人的动物性；

2. 思想；以及

3. 反叛。

相应于第一种的该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对第二种是科学；对第三种是自由。[3]

唯心论的一切派别，贵族政治论者和资产阶级，神学家和玄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宗教家，哲学家或是诗人，还有，不要忘记那自由经济学家——正像我们所知，他们是空想的无条件崇拜者——听到了其有巨大的智力，崇高的理想，以及无限抱负的人正像世界上所有的别些东西一样，不过是物质，只是卑贱的物质的产物，就大为生气。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唯物论者所说的物质是自动地永恒地在变动着、活动着、生产着的物质，化学上或是有机地被它的特有的力学的、物理的、动物性的以及知性的性质或是力量所决定和显示的物质——这种物质和唯心论者的卑贱的物质完全不同。后者是他们的虚伪的抽象的产物，的确是一种愚昧的没有生气的没有变动的东西，不能够产生些微东西，是一个死人的头颅[4]，和那个他们称作上帝称作至尊者的那种优美的空想成对比的一个丑恶的空想；跟物质相反，唯心论者的物质被他们剥夺了构成它的真实的本性的一切，必然代表了最高的虚无。他们从物质那里取去了知性，生命，一切固有的特性，活跃的关系或是力，以及缺了它之后物质运动量也不会有的运动本身，使它在空间里只剩下不可理解性和绝对静止性；他们把所有这些自然的力、性质和表现归之于他们抽象空想所创造出来的幻象；于是，把职分对调了一下，他们把他们这种幻想的产物，这种幻象，这种虚无的上帝叫做“至尊者”，而必然的结果就是把真实的存在——物质——世界，当作虚无。之后，他们郑重地告诉我们这种物质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甚至不能使自己运动，而因此必须由他们的上帝来创造它。

在这本书的末了我指出在上帝这种幻想的引导下必然会遇到的谬误和真正使人厌恶的荒谬性，他会被看作一个有人格的东西，世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或者甚至看作是非人格的，一种展布全宇宙而因此构成宇宙的永恒原则的神圣精灵；或者算它做一种不确定而神圣的观念，总是在世界上出现和活动，并且总是表现在物质的和确定的东西的总和里。我这里只论重要的几点。

物质世界的逐渐发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同样，有机的、动物的生命以及历史地传播的人类个人或社会的知性的逐渐发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它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劣等到优等的完全自然的运动；和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符合，因之也和我们的自然逻辑，和我们的思维法则相符合的运动；那种法则只有靠了这些相同的经验才形成起来，而由此发展起来的逻辑，可以说，只是它的重现或是经过思索后的摘要。

唯心论者的体系完全和这相反。他们要推翻一切人类经验和普遍而共同的良善感觉，那种感觉是一切人类理解的根本条件，它是从像“二的两倍是四”那种简单而大家一致承认的真理以至最高级最复杂的科学思考里产生出来的——此外，它不承认一切不曾经过事物的经验和观察的严格考验的东西——它就变做人类知识的唯一的重大基础。

唯心论者绝不追求从低级到高级，从劣等到优等，以及从比较简单到更其复杂的自然秩序；他们不去聪明地合理地随着从无机的世界变到有机的。植物的、动物的以致特出的人类的世界——从化学物质或是化学的存在变到活的物质或是活的存在，而从活的存在变到会思想的存在——的事实上在进行着的运动，这些鬼附了的，盲目的，被他们从神学上因袭来的神的幻象所驱迫着的唯心论者们完全采取了相反的路线。他们从高级走向低级，从优等走向劣等，从复杂走向简单，他们从上帝出发，把它看作是一个人物或是一个神圣的东西或是观念，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从永恒理想的极峰直跌到物质世界的泥沼之中的可怕的跌落；从绝对完美降到绝对缺陷，从存在的假想，或者毋宁说，从至尊者降到虚无。这永恒的，无限的，绝对完美的，可能是厌倦了他自己的（神圣的上帝存在），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并且为什么决心采取这种绝望的死的飞跃，那是没有一个唯心论者，没有一个神学家，没有一个玄学家，没有一个诗人曾经有能力能够了解或是对教外人士解释的，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宗教，以及一切先验的哲学系统的关键就在这个独一而邪恶的神秘上[5]。

圣者们、受到启示的立法者、预言家、救世主们都想从这里找寻生命，而找到的只是苦痛和死亡。因为他们不能解释出来，它像古代的斯芬克司[6]一样地吞吃了他们。伟大的哲学家们，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柏拉图的门人——译者）和柏拉图直到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还不提印度的哲学家，都曾写出过成堆的书籍，建立了又卓越又精巧的系统，在这里面他们还顺便讲起许多美丽而伟大的东西而发现了不朽的真理，但是他们对于这种神秘，他们的先验性研究的主要对象却仍旧不能领悟，全世界最可惊叹的天才们，至少在三千年来一个接着一个地重新从事于这西西弗斯（Sisyphos）的工作[7]，他们的绝大努力结果只使得这种神秘更是不可理解。当一切活生生的而又认真的人们放弃了那种含混的科学——生来就是信仰的违反理性和坚强的科学理性之间的妥协，无疑可以历史地说明的——的时候，它会有希望被不自然地热衷着的玄学的若干迂腐门人的例行思想所揭露出来吗？

显然，这种奇迹是解释不出来的——这就是说，它是荒谬的，因为只有荒谬的东西才是解释不出来的。显然，凡是在快乐和生活里需要这种荒谬东西的人们必须放弃他的理性，而假如他能够的话，回到天真、盲目而愚昧的信仰，跟着德尔图良[8]以及一切真诚的信仰者来重复这句综括了神学精义的一句话：因为它荒谬所以我信仰它；那么一切讨论终止，留下的只有信仰的得意洋洋的愚昧。不过，立刻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有理性而有知识的人怎样甚至会感觉到信仰这种奇迹的需要呢？

对上帝、世界的造物主、主宰者、审判者、主人、诅咒者、救世主以及施恩者的信仰仍然会在人民之间流行，特别在农村区域里要比在城市无产阶级之间更要传布得广一些，这没有什么比它更自然的事了。人民不幸仍旧十分无知，而且被一切政府的有系统的努力所弄得继续无知下去，这些政府把这种无知当作他们自己的权力的根本条件之一，这倒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人民在每天劳动的重压下，被剥夺了余暇，被剥夺了知识的交换，被剥夺了念书的机会，总之被剥夺了一切使人类思想发展的手段和大部分的刺激，他们大都就不加批评地囫囵地接受了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从小就在生活的各方面包围了他们，并且用了各种官方的下毒者，有牧师也有俗人，把它用人工保持在他们的头脑里，使它变做一种心灵上道德上的习惯，常常甚至比他们的自然的良善意识更是有力。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人民的荒谬信仰，在某几方面还可以替它辩护。这就是，他们地位的卑贱，他们发现在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他们永远被现存的社会经济组织判定在这种地位。人民在知识上、伦理上以及物质上被贬低到人类生存的最低点，在生活上他们像囚犯在监狱里一样地受着限制，没有前途，没有出路，如果我们想念经济学家，甚至还没有将来。假如他们没有逃避的欲望的话，他们的精神之偏狭和本能之愚劣可真和资产阶级一样了；不过讲到逃避，那只有三种方法——两种是空想的，一种是实际的。前面这两个是酒店和教堂，肉体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堕落；第三种便是社会革命。因此我断定要把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放荡习惯加以彻底的破坏——那种信仰和习惯是比一般想象中更密切地结合着的——这最后一种方法要比宗教上自由思想者的一切神学说教更有力。由于把每个人和一切人们身上所发展出来的人性的又精纯又真实的快乐来代替那精神放纵和肉体放纵的既虚妄又下流的快乐，只有社会革命才有力量把一切酒店和一切教堂同时关闭。

在这以前，整个说来人民仍旧会信宗教；假如他们没有理由去信仰的话，他们至少有这权利。

有种人，假如他们不信仰的话，至少必须装得像信仰的样子。这种阶级，包括了人性的一切虐待者，一切压迫者，一切剥削者；牧师、君主、政治家、兵士、公私金融家、各种公务员、警察、宪兵、典狱官和刽子手、专卖商、资本家、收税人、包工和地主、律师、经济学家、各种政客，下至鄙夫俗物，他们会齐声地反复着伏尔泰的这些话：

“假如上帝不存在的话，必得发明一个。”因为你知道，“人民必须有一种宗教”，这是安全阀。

最后，还有一种为数可以说不少的诚实而胆小的人，他们的智慧使他们难以把基督教教义看得很认真，他们在细节上加以排斥，但是没有勇气，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的决心来整个加以否认。他们把宗教的一切特别的荒谬性留给你来批评，他们排斥一切奇迹，但是他们死命抱住主要荒谬之点不放，而这主要的荒谬之点却是其他一切荒谬的来源。抱住了别的奇迹所由解释和辩护的那个奇迹——上帝的存在不放。他们的上帝并不是有活力和有力量的人物，并不是神学上的残忍的肯定的上帝，它是一个模糊的、透明的、幻想的人物，虚幻到一想把握它，它就变做虚无；它是海市蜃楼，它是既不热也不亮的鬼火。然而他们却紧握着它不放，而且相信假如消失了它的话，一切便都会跟着它消失，他们是没有决断的，病态的人，他们在现在的文化之中失掉了他们的凭借，既不属于现在，也不属于将来，他们是永远停留在天堂和人世之间的苍白的幽灵，他们在资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也正是如此，他们没有充分力量来彻底思想来下决心，只是不断地努力调和那无法调和的东西，浪费了时间又感到痛苦。在公众生活里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我们用不到讨论，“跟随他们或是反对他们，”这种问题。他们太病弱了。

但是另外有很少几个杰出的人，人们说起了他们不敢不尊敬，他们有活力的健康、精神的坚强和良好的意念是没有人梦想到会有问题的。我只用提出马志尼、米什莱（Michelet）、奎内特（Quinet）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这几个名字。[9]他们是慷慨而坚强的灵魂，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作家，特别是马志尼，唤醒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英雄性和革命性；他们都是唯心论的使徒，唯物论的刻毒轻视者和反对者，因之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都是社会主义的刻毒轻视者和反对者。

那么，为了反对他们，我们得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让我们指出我刚才提出的杰出人物以及现今还活着的任何其他的重要唯心论思想家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逻辑方面。没有一个曾经尝试过哲学地解决这神的死亡的飞跃——从精神的纯粹而永恒的区域跌到物质世界的泥沼——的可能性，他们在历史上许多最伟大的天才的失败之后对接近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觉得恐惧而感到无法解决呢，还是感到它现在已经解决得够好了？那是他们的秘密。事实是他们不管上帝存在的理论证明，而只扩展它的实际基础和后果。他们把它当作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实，那样一来，不能再有任何疑惑，因此他们只对确立信仰上帝这件事的悠久性和普遍性加以证明。

这种动人的一致性，在许多杰出的人物和作家——只举把这种想法表示得最动人的几个最著名人物，约瑟夫·马里·德迈斯特[10]和伟大的意大利爱国者朱塞佩·马志尼——的眼中看来要比一切科学实证有价值得多；假如有少数很伟大而孤立的思想家的逻辑反对这个，他们就说，那么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逻辑就更糟了，因为一个观念的普遍的同意，从古以来的普遍接受，就是它的真实性的最得意的证明。整个世界的意见，到处找得到，到处有人维持的一种信念，是不会错的；它一定根生在潜伏于人性里的必然之中。因为一切过去和现在的人民已经而且仍旧相信着上帝的存在，那么不幸对它发生怀疑的人们，不论使他们发生怀疑的逻辑是什么，显然是不正常的例外，怪物。

那么，不管和一切科学和逻辑相抵触，一个信仰的古老性和普遍性就应该当做它的真实性的充分而不能非难的证明了。这有什么理由？

在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前每人都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旋转的。这不是每个人都错了么？有什么东西比奴隶制度还要古老，还要普遍？或许是吃人的习俗吧。从历史社会的起源一直到现在，各地总是有少数支配者剥削群众——奴隶、农奴或是薪给工人——的强迫劳动；人民被教堂和国家压迫。我们必须认定这种剥削和这种压迫就是绝对附着在人类社会上的必然吗？这些例子表明上帝拥护者的论证什么也没有证明。

事实上没有比邪恶和荒谬更普遍和古老的了；相反地，真理和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里最不普遍最幼稚的，这事实上也对一个不变的历史现象给了一个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迫害，凡是首先宣布真理的人们向来是，而且继续是“普遍”而“古老”的信仰的官方的、特权的以及私心的代表们手中的对象，而且也常常在那些集团的掌握之中，那些人使他们受了苦刑之后末了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而得到胜利。

对于我们唯物论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种历史现象一点没有什么可惊和可怖。我们的良心是坚定的，我们对真理不惜任何代价的爱是坚定的，对于此外就没有别的思想，它是唯一能成为伟大力量的逻辑的热情是坚定的；我们对正义的热情，对人性克服一切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兽性的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是坚定的；最后，在少数与我们有共同信心的人们之间的互信和互助也是坚定的——我们听任这种历史现象的一切结果摆布，在这种历史现象里我们看得出一种社会法则的表现，正像统治世界的其他法则一样地自然，必要和不变。

这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兽性根源的逻辑的必然的结果；在累积到今天的一切科学的、生理的、心理的以及历史的证明之前，也在德国征服法国这事实的触目实证之前，我们已不可能对这种根源发生怀疑了。不过从人们接受了人的这种兽性根源的时候开始，一切就都明白了。历史对于我们似乎是对于过去的革命性的否定，忽而缓慢、冷淡、迟滞，忽而热烈和有力。它完全存在于人的原始兽性被人性的发展的不断否定之中。人，一种野兽，大猩猩的表兄弟，从兽性本能的深沉的黑暗达到心智的光明，这就完全自然地说明了他过去的一切错误，而且对他现在的错误给我们一部分的安慰。人类脱离了兽性奴隶状态，经过了神性奴隶状态——他的兽性和人性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他现在开步走向人类自由的征服和实现，由此可知一个信仰，一个概念的古老性，绝不能够对它有什么好处，相反地，却应该使我们因此而怀疑它。因为在我们背后的是我们的兽性，在我们的面前的是我们的人性；人性的光——唯一能够使我们温暖，使我们开明的东西，唯一能够解放我们，给我们以尊严、自由和快乐，使博爱在我们之间实现的东西——并不出现在历史的开头，而就我们所活着的时代来说，总是出现在历史的末端。那么，让我们不要往后面看吧，让我们永远往前面看吧；因为前面是我们的阳光，前面是我们的救助。假如回过头来研究我们的过去是正当的，甚至有用的和必须的话，那也只因为为了确定我们以前是怎样，我们以后必须不再怎样，我们以前相信和思想的是什么，我们以后必须不再相信或者思想的是什么，我们以前干了些什么而我们必须不再干的是什么。

关于古老性是如此。至于一个错误的普遍性，它只证明了一点——一切时代一切地方的人性的相似性，假如不是完全相同的话，而因为各种年龄的一切人民，他们以前确然相信，并且还在相信上帝，我们得简单地断定神的观念，一个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人性发展里的历史地必然的一种错误，而我们要问为什么它会在历史上产生，怎么样产生以及为什么人类的绝大多数还把它当作一个真理来接受。

在我们能够替自己解释出人类良心的历史进化中超自然世界或是神的世界的观念是怎样发展和必然要发展之前，在我们能够完全科学地说服这种概念的荒谬性之前；我们要在大多数人的信念中把它加以破坏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不会能够攻击到它所自产生的人性深处，我们被注定了从事毫无结果的奋斗，没有希望也没有结束，我们不得不就以仅仅对它的表面，对它的无数表现作战斗为满足，在它以新的而并不更有意义一些的形式再度出现之前，它的荒谬性难以被常识的打击所打倒，在这使世界痛苦的一切荒谬性的根源——对上帝的信仰，仍旧不加触动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新的产物。所以，现在，在基督教的废墟上最高社会层里的某些分子有建立招魂术的倾向。

我们要努力知道在人的良心中产生出和发展出上帝这观念的历史缘由，那一连串的原因，这不但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心灵的健康。在我们理解这些原因之前我们自称为无神论者和自信为无神论者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能够理解这些原因之前我们多少总要受这种它的秘密还没有被人发现的一般意识的骚扰统治；而，想到即使是最坚强的个人对那拘束他的社会环境的全能的影响也有天然的弱点，我们或迟或早，由此由彼，总有重新堕落到宗教荒谬性的地狱里去的危险。在现社会里这些可耻的改变的例子是很常见的。

II

我已经把宗教信仰的力量至今仍旧控制了大众的主要实际理由讲了出来。这些神秘的倾向对人的影响并不比内心的深刻不满那样的一种精神错乱更大，他们是人类对不幸生活的狭窄、平凡、痛苦和羞耻的本能而热情的抗议，对于这种痼疾，我已经说过，只有一种补救办法——社会革命。

同时，我努力指出[11]对人类良心中宗教错觉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应该负责的各种原因。在这里，我的目的是单单从它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应用的观点来处理上帝的存在问题，或是世界和人类的神造性的问题，为了把我的思想解释得更清楚一些，我对这种信仰的理论基础只讲得很少。

一切宗教，和它们的神，它们的半神半人，它们的预言者，它们的救世主，它们的圣者，都是那些天赋不会有充分发展和充分展拓的人的轻易置信的空想所产生出来的。因此，宗教的天国不过是一个幻象，被无知和信心弄得不正常的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出他自己的影像。不过这是放大和颠倒了的像——就是神化了的。因此宗教的历史，相继获得人类信仰的神们的产生，宏大和没落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智性和集体意识的发展。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一发现他们身上或是外在自然界里有一种力量，一种性质，或者甚至任何一种大的缺陷，他们都会用了宗教幻想的行动，像小孩样的把它们无限地夸张而归诸于他们的神。感谢信仰着的和轻于信仰的人们的这种谦逊和虔敬的慷慨，天国由掠夺地上而变得富足，而必然的结果是，天国愈是富足，人类和地上愈是不幸。一旦上帝正式成立，他自然就宣布它是一切东西的原因、理由、裁判者和绝对指挥者：从此世界就不算什么，上帝便是一切；而它的真正创造者——人，却在不知不觉地把它从虚无里抽出来之后，对它鞠躬，崇拜它，而立誓说他是它的创造物，它的奴隶。

基督教确然是杰出的宗教，因为它把每一种宗教系统的性质和本质全部显露了表现了出来，这些本质就是为了神性的缘故而使人性变得贫乏，成为奴隶并且归诸消灭。

上帝是任何东西，真实的世界和人却什么也不是。上帝便是真理、正义、善良、美、权力以及生命；人是虚假、罪孽、邪恶、丑恶、无能以及死亡；上帝是主人，人是奴隶。人自己不能够找到正义、真理以及永恒的生命，只能靠了神的天启才能找到它们。不过凡是提到天启的，也要提到上帝自己所感召的启示者、救世主、预言者、牧师以及立法者；而一旦承认他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是人性的神圣指示者，是上帝自己为了替人们指引拯救的道路而选出来的，他们就必然要行使那绝对的权力。一切人们对他们都要谦卑，而无限制地服从；因为反抗了神的理性就没有人的理性，而反抗了上帝的正义就没有地上的正义。人是上帝的奴隶，就也必得是教堂和国家的奴隶，因为教堂已经把国家弄得神圣化了。基督教要比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宗教——连只包括几个特定而有特殊利益的民族的古老东方宗教（基督教是想包容一切人类的）也不例外——更懂得这个真理；而在基督教一切宗派之中只有罗马天主教严格言行一致地宣布并且实现了这个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是绝对的宗教，是最后的宗教的缘故了；就是为什么教皇的和罗马的教堂是唯一彻底、合法而神圣的教堂的缘故了。

那么，不论玄学家、宗教唯心论者、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们是否喜欢，上帝这观念蕴含着人类理性和正义的扬弃；它是人类自由的最坚决的否定，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必然要归结到人类的沦为奴隶。

那么除非我们像耶稣会派，像新教莫米哀派（Momiers）、祇虔派或是美以美派那样愿意人类做奴隶和降格，我们不要，一定不要对神学上的上帝或是玄学上的上帝加以丝毫承认。凡是在这神秘的字母上一用A开头就不可避免地用Z来结束；凡是希求崇拜上帝的就一定不能对物质怀有什么幼稚的幻想，只有勇敢地抛弃他的自由和人性。

假如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人就是奴隶；现在，人能够而且必须自由；所以，上帝并不存在。

我使任何人不能避免这个循环的论证；那么现在让大家来选择吧。

宗教如何使人民变得愚昧而腐化，以及到什么一种程度，这还用指出来吗？它们破坏了他们的理性，那人类解放的主要工具，而把他们变得低能，那是他们做奴隶的紧要条件。它们污辱了人类的工作，把它当作奴役的一种记号和来源。它们杀害了人类正义的概念和情感，总是偏袒着那些得胜的恶汉，那神恩的对象。它们杀害了人类的骄傲和尊严，只保护畏缩和卑屈，它们窒息了人民心中的每一种人类博爱的感情，而代之以神的残忍。

一切宗教都是残酷的，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鲜血上面的；因为在原则上它们都是建立在牺牲的意念上的——这就是说建立在人性的永久殉祭于神的贪婪的惩罚之前。在这种血腥的神秘里，人总是牺牲者，而牧师——也是一个人，不过赋有特权——是神的刽子手。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即使一切宗教的最善良的、最慈悲的、最温和的牧师，他们的心底里——假如不在他们的心里的话，在他们的想象里，在他们的精神上（我们知道这两者对人们心灵的可怕影响）——也有着一些残酷和杀机。

对于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比我们那些杰出的当代唯心论者来得更清楚的了。他们全是有学问的人，背得出历史；他们同时又是活人，又是伟大的灵魂，充斥着对人性的诚恳而又深刻的爱，他们用了无可比拟的才能诅咒了辱骂了宗教的一切罪行，一切罪恶。他们愤怒地斥拒了一切由各种天启宗教（Positive religion）的上帝及其过去和现今在人世间的代表者所组成的集团。

他们所喜爱的上帝，或是他们以为他们所喜爱的上帝和历史上真正的神的分别就完全在这一点——它不完全是一个肯定的神，在神学上，甚至在玄学上并没有用任何方法来替它下过定义。它既不是卢梭和罗伯斯庇尔的至尊者，也不是斯宾诺莎的泛神，甚至也不是黑格尔的既是无所不在，又是先验性的，又是非常暧昧的上帝。他们非常小心地不给它任何肯定的定义，它们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定义都会把它委弃在批评的破坏力之下。他们不说它是人不是，创造了世界不曾：他们甚至不曾说起它的神性的天命。这一切都会危害它的。他们只说“上帝”便满意了，不再说别的什么。不过，他们的上帝是什么呢？连一些观念都没有；它仅仅是一种气息。

它是一切显得伟大、善良、美丽、高贵、人性的东西的族名。不过，他们为什么不就称它作“人”呢。呵！那就因为普鲁士的威廉大帝、拿破仑三世以及他们的一切同类也是人的缘故：这就使他们非常心烦了。实在的人性所代表的是世界上一切最崇高、最美丽的东西和一切最邪恶、最丑怪的东西的混合物。他们怎样躲过这困难呢？嘿！他们把其中一个称作神性的，把另外一个称作兽性的。把神性和兽性作为两极，他们就把人性放在这两极的中间。他们不愿意明白，或是不能够明白，这三件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件，把它们分开就是把它们破坏。

在逻辑上它们是不健全的，人们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看重逻辑。这就是他们和泛神教玄学家、自然神教玄学家之间的分别，使他们的概念带上实用唯心论的特性，它们的灵感之中从历史的、集体的以及个人的经验所得到的要比从严格的思想发展所得到的多得多，我几乎可以说从生活情绪所得到的也比后者多得多。这使他们的宣传获有一个丰富和有生命力的外表，但只是外表而已；因为生命被一个逻辑上的矛盾麻痹了之后，它本身就变得毫无结果。

矛盾是在这里：他们愿意有上帝，他们也愿意有人性。他们坚持着要把这两个概念连结起来，而它们在分离了之后再合在一起只是使它们互相破坏。他们一口气说出：“上帝，和人类自由”、“上帝，和人类的尊严、正义、平等、博爱、繁荣”——不曾想到那致命的逻辑，它指出假如上帝存在的话，这其余一切就全得宣告不存在。因为，假如有上帝的话，他必需是永恒的、至高的、绝对的主人，而有了这样一个主人的话，人就是奴隶；然而，假如他是一个奴隶，对于他也就说不上什么正义、平等、博爱、繁荣。唯心论者们违反了人类理性和一切历史教训，用人类自由的最亲切的爱来使上帝变得生动些，却毫无效果：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希望把他自己表现得怎样宽大，主人总还是主人。他的存在必然蕴含了在他之下的一切生灵之沦为奴隶。因此，假如有上帝的话，他对人类自由只有一个贡献——使他自己消灭。

作为一个人类自由的十分注意的爱护者，把人类自由看作人性之中我们所赞美所尊重的一切部分的绝对的基本条件，我把伏尔泰的话颠倒过来，说：假如上帝当真存在的话，就必须废除它。

推断出这句话的严格逻辑实在是明白得简直不需要来发展这种论证。从我看来，我刚才如此赞美地和如此公正地、尊敬地提到的那几个名字，那些著名人物自己会想不到这一点，他在同时说出上帝和人类自由的时候会觉不到他本身所包含的矛盾，那是不可能的。要忽略这种矛盾，他们必须把这种不一致性或是逻辑上的破格当作对人类的福祉。

此外，他们把自由当作一些非常值得尊敬和非常珍爱的东西来说起的时候，也许他们对这名词所给予的意义和我们唯物论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抱的概念大不相同，的确，他们一提到它一定立刻加上另外一个名词，强权——我们完全深恶痛绝的一个名词，一种东西。

强权是什么？是物理世界和社会里表现在各种现象的必然连锁和相继承续之中的自然法则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么？的确，要反抗这种法则，不但是禁止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会误解它们，或是完全不知道它们，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服从它们；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础和根本条件；它们包围了我们，浸透了我们，指挥我们一切运动、思想、动作；甚至我们相信我们不服使唤的时候，我们也只是显出了它们的万能而已。

是的，我们绝对是这种法则的奴隶。不过在这种奴隶性之中并没有羞辱，或者就可以说并不是奴隶。因为奴隶性总假定有一个外在的主人，一个在被指挥者之外的立法者，而这些法则却不是在我们身外的：它们附在我们的身上；它们构成了我们这生命，肉体上、智性上、道德上的整个生命：只有通过了这些法则，我们才生活，呼吸，动作，思想，愿望。没有了它们我们就什么也不是，我们就不存在。那么，我们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得到那种用来反抗它们的力量和意志呢？

在人类对自然法则的关系之中，只有一种自由是可能的——那就是为了他的集体的、个别的解放或者人性化的目标渐渐认识它们，应用它们。一旦认识了这些法则，就行使了一种人们所不曾争辩的强权。例如，谁反抗“二乘二得四”这法则，谁根本就是一个傻子，或是神学家或者至少是玄学家、法学家或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只有靠了信仰才能幻想着火不焚而水不溺。此外人们只能求助于基于别些法则的托词，不过这种反抗，或者，对这种不可能的反抗的尝试或是傻想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因为，一般说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绝对承认常识的统治——就是，一般所承认的自然法则的总和的统治。

大可遗憾者就是大部分已经确立了的自然法则，像科学所建立了的法则，大众仍旧还没有知道，感谢这些监视性统治的谨慎，就我们所知，它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大部分和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自然法则却不曾被科学本身所适当地建立和认识，而这些法则正如管制物理世界的法则同样地必需，不产生变化和不可避免。

一旦它们被科学所认识，而后用了广泛的通俗教育和指示，把它们从科学传到一切人们的意识里，自由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最顽固的强权也必须承认。这样一来既不需要政治组织，也不需要指导，也不需要立法，这三种东西，不论来自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普选所选出的议会投票，甚至依从着自然法则的体系——其实并不如此也永不会如此——对人民的自由总是同样地致命和敌对，因为它们在他们身上加上了一套外加的，因之也是专制的法则。

人的自由只存在于：他服从自然法则，因为他靠了他自己才认识了它们，却并不是被任何神的或是人的、集体的或是单独的那种外来意志所从外界加在他身上的。

假如有一个有学问的科学院，全体由最杰出的科学代表们组成：假如这个科学院负责社会的立法和组织，那么在只受最纯洁的对真理的爱的鼓舞之下，他们只会构划出和最新科学发现绝对谐和的法则。那么，就我而论，我仍旧觉得这种立法和这种组织是个怪物，理由有两点：第一，人文科学总归是而且必然是不完全的，把已经被发现的那些东西和还待发现的比较之下，我们可以说它还只在它的摇篮时期。所以假如我们试着硬去把人类社会的和个别的实际生活与科学上最近的成就严格而无例外地一致，我们就是宣告社会和个人受那普洛克鲁斯托斯[12]床的苦痛，它不久就会撕破和碎裂，生命永远比科学长许多。

第二个理由是：一个服从科学院立法的社会其所以服从，并非因为它本身了解这种立法的合理特性（这种情形下，科学院的存在是无用的），而是因为这种科学院创出的立法是用科学的名义的缘故，而一般人们尊敬科学却并不理解，所以这种社会并不是人的社会，而是野兽的社会。它会变做如此长久地受耶稣会统治的可怜的巴拉圭共和国的再版，它一定会很快地降到最低级的白痴境地。

不过，另外还有第三个理由使这种统治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这种被授以全权的科学院，即使是由最杰出的人们所组成，它也必然不久就一定会道德破产和精神破产。即使在今天，他们只赋有少数特权，一切学院的历史就已经是如此了。伟大的科学天才自从他成为一个学院会员、一个由官方核准的学者的一刹那起，就必然要变得懒惰麻木了。他丧失了自动性，丧失了他的革命性的大胆，以及作为最伟大的天才的特性的那种不倦的、野性的精力（它永远要破坏那蹒跚的旧世界而建立新世界的基础）；他无疑在政治，在应用性实用性的智慧上有所获得，但是在思考力上有所损失。总而言之，他是垮了。

特权以及一切获有特权的身份的特性就是杀害人们的心灵。不论是在政治上或是在经济上获得了特权的人，他在心灵上是堕落了的。这是没有例外的社会法则，可以应用到整个国家，也可以应用于各阶级，各团体和个人。这是平等的法则，自由和人性的最高条件。这本书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启发这一点，同时指出它在人类生活一切表现上的真实性。

一个被托以治理社会的科学团体很快就会完全不再从事科学，却干完全另外一回事情而就此了结；正像一切业已建立的权力一样，它会就从事于此，取得它自己的永存，使信托它的社会更其愚昧，而因此更需要它的治理和指导。

但是，这些话对科学院是对的，对一切立宪议会，立法议会，即使是普选出来的议会，也是对的。在后者，他们可以重新组织，那不错，不过这没法防止在短短的几年里形成一个政客集团，他们虽然不是在法律上获得特权却在事实上获有特权，他们单单从事于国家公共事务的指导，最后形成一种贵族政治或是寡头政治。美国和瑞士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不要外来的立法，不要强权——这两个是不可分开的，两者都要奴役社会，都要使立法者自己堕落。

这就是说我反对一切强权吗？我决无这样想法。关于靴子的事情，我采取制靴权威的意见；关于房子、运河或是铁道，我请教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意见。对诸如此类的专门知识我要向诸如此类的专家求教。但是我既不允许制靴匠，也不允许建筑师，也不允许专家来把他的权威加在我的身上。我自由自主而照他们的智力、性格、知识、所应得的那样尊重地听取他们的话，却总保留我自己的无可争论的批评权和不信任权。我绝不能把任何特殊部门的事情只请教同一个权威；我向几种权威请教；我把他们的意见来比较，而采取我觉得最正确的。但是即使在特别的问题上我也不承认有不会有错的权威；所以，不论我对诸如此类的个人的诚实和真诚如何尊敬，我对任何人没有绝对的信任。这种信任会将我的理性，我的自由，甚至我的计划的成功致于死命：它会立刻把我变做一个愚昧的奴隶，别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假如我在专家的权威之前低头而立誓在某种程度下和在我认为必要时欣然跟从他们的指示甚至他们的领导，那是因为他们的权威并不是由别人——既不是由人也不是由上帝——加在我身上的。不然，我会恐怖地排斥他们，命令魔鬼拿走他们的劝告、批示和服务，认定他们要使我丧失自由和自尊来偿付他们会给我的这一点点包在许多谎言里的零碎真理。

我在专家的权威前低头因为它是由我自己的理性所加在我身上的。我自知只能把握极小部分人类知识的细节和确实发展。最大的智性也无力把握到一切。因此，科学方面以及工业方面工作有分工合作的必要。我承认而且我指出这是人的生活，每人轮流领导和被领导。所以并没有固定和永久的权威和从属，只有互相的，暂时的，特别是自愿的权威和从属的不断替换。

那么，也就是这同样的理由使我不承认一个固定不变而万能的权威，因为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人，没有人能够把握到把科学应用到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关于一切科学和一切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丰富详情，假如个人身上实现了这种万能性而他由此要想乘机把他的权威加临在我们身上，那就必须把这个人逐出这个社会，因为他的权威必然要使所有的别人沦为奴隶和低能。我并不以为社会应该像直到今日那样地虐待天才；不过我也不主张社会太纵容了他们，更不主张给他们任何特权或是独有的权利：还有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这会把吹牛者误认做天才；第二，因为即使一个真正的天才也会由于这种特权制度的缘故而变做一个吹牛者，使他品行败坏，使他堕落；最后，使他自己对自己也成了主人。

总括起来，我们承认科学的绝对权威，因为科学的整个目标就是周到地尽可能有系统地使隐含在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事实上这两个世界只构成同一个自然世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里的自然法则再现。除了这个唯一的合法权威之外一因为它是理性的并且和人类自由谐和——我们宣告其他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独断的、致人死命的。

我们承认科学的绝对权威，但是我们否认科学家的无谬性和普遍性。在我们的教堂里——假如人们允许我暂时用一下这个我如此痛恶的一个名词的话；教堂和国家都是我所厌恶的——正像在新教徒的教堂里一样，有着一个首长，一个看不见的基督——科学；而跟新教徒一样，甚至比新教徒更合逻辑，我们也不受教皇、评议会、枢密主教密议室、主教、甚至牧师的苦。我们的基督和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基督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是一个人格化的神，而我们的却是非人格化的。在永恒的过去中已经完成了的基督教基督表现而为完美的神，而我们的基督，科学的完成和完美却永远在将来：这等于说是不会实现的。因此，把绝对的科学认作唯一的绝对权威，我们并没有妨碍了我们的自由。

所谓“绝对的科学”我意思是指那把宇宙的、世界的暧昧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一切自然法则的系统或和谐尽其范围尽其精细地理想地再现的那种真正是普遍性的科学。这种科学，这人类心灵一切努力的最高目标，显然不会绝对充分地实现，所以我们的基督永远不会实现，大大地减少了他派在我们之间的代表的自负。反对圣子——利用了它的名字他们把他们的横蛮和迂腐的权威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求助于圣父，它就是这实在的世界，实在的生活，圣子只是它的一个十分不完全的表现，而我们自己这些生活着、工作着、奋斗着、爱着、鼓舞着、欢乐着、受苦着的真正生物正是他的直接代表。

但是，虽然否认科学家的绝对、普遍、无谬的权威，我们却甘愿地在科学各门代表的可敬（却是比较的，十分暂时的）而范围十分狭窄的权威前鞠躬，只轮流请教他们，对他们所给予我们的这些宝贵知识十分感谢，只要他们愿意偶然我们比他更懂得的时候以及在我们比他们懂得更多的事情方面也接受我们的知识。一般说来，我们最希望见到具有伟大知识、伟大经验、伟大精神，以及尤其重要的，伟大胸襟的人，对我们有一种不以天上的或是地上的任何官方权威的名义来强制而自由接受的自然合法的影响。我们接受一切自然的权威和一切事实的影响，但是不接受权力的影响；因为官方的依靠权力的每种权威的影响，会直接变做一种压制，一种虚伪，正如我以为充分指出的那样，它必然会把奴隶性和荒谬性加在我们的身上。

总之，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强权，一切有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我们明白这只有利于少数支配剥削者去违反那屈服于他们之下的广大人民的利益。

“我们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种意思。

近代唯心论者理解的强权完全不同，他们虽然不受一切现有的天启宗教的传统怀疑的影响，却在这种强权的观念上加上一种神的、专制的意义，这种权威不是奇迹地显示了出来的那种真理的权威，也不是有力地科学地显示出来的那种真理的权威。他们把它一小部分建立在类似哲学的推理上，大部分建立在模糊的宗教信仰上，一大部分也是建立在理想而抽象的诗意感伤上面。宗教本来就是把构成人类人性的一切加以神化的最后一个尝试。

这正是和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的工作。为了人类的自由、尊严、繁荣，我们相信把被偷去了的幸福从天上取回还给人世是我们的责任。然而，他们努力去犯一种最后的宗教的英雄式的窃盗罪，要把由自由思想者用他们的大胆的不恭顺和科学的分析从天国抢来的构成人性中最伟大、最细致、最高贵部分的东西来统统归还给这最后暴露了原形的神的强盗。

唯心论者无疑地相信为了在人们之间行使更大的权威，人类的观念和行为必须围以神圣的情感。这种神圣的情感如何表现?它并不是像天启宗教中那样由奇迹来启示，就是由这观念和行为的庄严和神圣来启示的：凡是伟大、美丽、高贵、公正的就都当作是神圣的。在这种新的宗教祭仪之中，每个人都被这些观念这些行为鼓舞着成为牧师，直接由上帝使他加入圣列。证明呢？他不需要别的证明，他所表现的观念之伟大以及他所做的行为之庄严就够了。这些是神圣得只有上帝才能如此鼓舞他们的。

总之，这就是它们的全部哲学：一种感情的哲学，不是真实的思想，是一种玄学的敬虔主义。看来它似乎没有害处，其实不然，隐藏在这种诗的形式的无从捉摸的模糊之后的是极其详密、极其狭窄，极其贫瘠的教义，它会产生同样的不幸结果：使一切天启宗教变作人类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最完全的否定。

说人性里一切伟大、公正、高贵、美丽的部分是神性的就是默认人性本身不能够产生它——这就是说，它放弃了自己，它本身的本性是卑贱的、有罪的、下贱的、丑恶的。这样我们回到了一切宗教的本质——换句话说，回到了为神的更大的荣光而造成的人性屈辱。而承认了人类的本性上的劣势以及根本没有能力不靠任何神的鼓舞，由自己努力理解公正的观念和真实的观念，就也得承认夭启宗教的一切神学上、政治上、社会上的推断。自从完美而至尊的上帝和人性树立之后，就有神的居间人，选民，受上帝启示的从地球上到处跳出来，来用上帝的名义指挥统治人类。

我们不能假定一切人们都相等地受上帝启示吗？当然，这样一来就用不着居间人了。不过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跟事实冲突得太显明了。它会迫使我们把世界上显出的一切荒谬和错误以及所犯的一切恐怖、愚笨、下贱行为、卑怯行动诿诸于神的启示。那么·或许只有少数人是受神的启示的，即是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杰出的意大利公民和预言家朱塞佩·马志尼所称为有德行的天才的人。他们直接受上帝的启示而得到普选的普遍同意——上帝和人民，使他们受命统治人类社会。[13]

不过在这里我们重又跌进教堂和国家的桎梏里去了。不错，正和一切旧的政治机构一样，这个新机构教堂也是受上帝的保佑才存在了的，不过这次还受（自命为）人民的意志的支持——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当作对近代精神的一个必要让步，正像拿破仑第三的诏令序言里所说的一样，教堂它自己不再称作教堂；它把它自己称作学校。这又有什么分别？在这种学校的长凳上坐着的不仅是小孩；还有永远的少年，永远被认为无力通过考试，无力获得教师的知识，废弃教条的学生——人民了。[14]国家不再称作专制国；它自称为共和国：不过它还是不折不扣的的国家——即是少数有资格的人物正式地有规则地建立的一种监护组织，这些有德行的天才者或是有才干的人由此监视，引导这大的、固执的、可怕的孩子一人民的行动。学校的教授和国家的官吏自称为共和政体论者；不过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监督，牧羊者，人民仍然和至今一样，是一群羊。当心那剪羊毛的人啊，因为有羊群的地方必然有剪它羊毛和吞吃它的牧羊人。在这种制度之下，人民是永久的学徒和学生。纵然它有那完全是假的治权，它仍然是别人的思想、意志的工具，因此是别人的利益的工具。这种情况绝不是我们所称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它不过是旧的压迫，旧的奴隶制度换上了一个新的形式罢了；只要奴隶制度存在，那么在特权阶级中间就和在大众中间同样会有不幸，残忍，真正的社会实利化。

由于把人类的种种神圣化，唯心论者总获得对兽性唯物论的胜利。理由很是简单：神圣的都升腾到它自己的天国去了，真正留在地下的只有兽性。

是的，唯心论理论实际上必然要弄到最低级的唯物论；当然不是对在诚心地宣讲着它的人们——就他们而论，通常结果就是限于眼看着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而是对那些想把他们的教义影响整个社会而在生活里努力实践的人们来说的。只要他留在这被唯心论教义支配着的社会里。

要显示这种普遍的，初看似乎奇怪稍为想一下就显得很自然的事实，是有历史证明的。

把古代世界的两种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比较一下。哪一种最唯物，哪一种在出发点上最自然，论结果最有人的理想呢？当然是希腊文化。反过来，论出发点哪一个是最抽象的理想——把人类的实在自由为法律抽象所代表的公民的抽象自由而牺牲，把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为了国家抽象而牺牲——哪一个结果变得最兽性呢？当然是罗马文化。不错，正和一切古代文化——包括罗马文化在内——一样，希腊文化也是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并且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但是，不管这两种重大的缺点（其实前者并不把人性观念理解得实现得更少），它把人们的生活变得崇高，真正地理想化起来；它把兽群似的人类变做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创出了科学、艺术、不朽的诗歌和哲学以及尊重人性初步的概念。从政治的社会的自由创立了自由思想。在中世纪的末了，文艺复兴的时候，有几个希腊移民把这些不朽著作中的很少几本带到了意大利，就够使埋葬在天主教黑暗地牢里的生命、自由、思想、人性，一齐苏醒了。在希腊，文化的名字是人类解放。而在罗马，文化的名字是什么呢？有的是征略跟它的一切兽性的影响。它最重要的话呢？就是恺撒的全能。这就是说各国和人民的贬谪和沦为奴隶。

甚至在今日，什么东西在欧洲各国残忍地、重大地杀害了压碎了自由和人性？是恺撒的或者罗马的胜利。

我们现在把近代的两种文化——意大利文化和德意志文化比较一下。前者就一般的特性而论显然代表着唯物论；相反的，后者代表了最抽象的、最纯粹的、最先验的唯心论。让我们看看他们实际上产生了些什么结果。

意大利对人类解放已经有极大的贡献。她在欧洲首先使自由的原则苏醒，广泛地加以应用，使人性恢复它那高贵的名号：工业、商业、诗歌、艺术、实证科学、自由思想。受三百年的帝王、教皇专制的压制，被她那统治了她的资产阶级拖陷在污泥之中，她在今日再度出现，的确比以前败落得多了。不过德意志比她可差得远！在意大利，尽管这样没落——我们希望那是暂时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像人一样地生活、呼吸，周围有的是似乎生来为自由的人民。意大利，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也能够骄傲地举出像马志尼、加利波底那样的人来。在德意志人们呼吸着无限政治奴隶制度和社会奴隶制度的空气，这伟大的民族以从容的忍受和谦和的意志来哲学地说明了它，接受了它，她的英雄——我指的总是现在的德意志，不是将来的德意志；是贵族政治的、官僚政治的、政客的、资产阶级的德意志，不是无产阶级的德意志——和马志尼、加里波底完全不同：她的英雄是威廉一世，基督教新教上帝的狞恶而拙劣的代表，俾斯麦、毛奇[15]诸君，孟托弗（Manteuffel）[16]和凡丹（Werder）[17]诸将军。从有德意志起，在她的国际关系中，她都是缓慢地有计划地侵略征服，总准备着把她自己的故意的奴隶制度扩展到她相邻各国的领域中去：而自从她确立为统一的强国以来，她已经变做整个欧洲的自由的威胁。在今天，德意志这名词意思就是残忍而得意的奴隶意识。

要说明理论的唯心论怎样会不断地必然地变做实利的唯物论，只须引用一切基督教教会，当然尤其是罗马使徒派教会做例子。世界上还有比教会所宣讲的基督教教义在理想方面更高尚、更公平、更断绝俗利的吗？而从第8世纪她确立权力以来还有比她的实务更残忍地重实利的吗？她以前并且现在也跟欧洲一切君主竞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第一是她的世俗的利益，其次是教会的收入，而后是她的世俗的权力，教会政治特权。我们要公平地指出在近代历史上是她首先发现了无可争论却未必是基督教的真理：财富和权力，对大众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是神的想象统治世界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条件；财富结合起权力，增强了权力，权力总是发现、创出新的财源，两者比使徒的殉道、信仰，比神的保佑，更能保证基督教宣传的成功。这是历史的真理，基督教新教教会它本身也不否认这点。当然，我说的是英国、美国和瑞士的独立性的教会，不是德国那种隶属性的教会。后者自己没有创意，它们只听着它们的主人，它们的尘世上的君主——同时又是它们的精神上的首领——的命令行事。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新教的宣传，特别在英美，和这两个大国的物质利益、商业利益的宣传关系十分密切；大家也知道后一种宣传的目的绝不是它所随着传教界一起侵略进去的那些国家的富裕和物质繁荣，而毋宁是为了那些国家里某些阶级的富裕和物质繁荣而剥削这些国家，这些阶级非常贪欲，而又非常会虔敬。

总之，我们不难用历史证明教会，一切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教会，从它们的神灵的宣传看来——很可能由此加速了巩固了他们的成功——从没有忽略掉把它们自己组织成一个在任何神灵的保护和直接而特殊的指导下对大众作经济剥削的巨大合作机构；我们不难证明一切国家——正如我们所知，从头就有它们的一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它们的特权阶级——只是各种教会在尘世上的分店，同样地为了少数俗人的利益间接受教会特许而把剥削当作主要目的；最后，可以普遍地证明，这位好上帝和世界上的神灵理想的一切行动最后永远要建立少数人的繁荣的实利主义来抵抗大众的热狂而总是挨饿的理想主义。

从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证明，除了我在前面所指明的误入歧途的几个伟大的心灵、伟大的头脑以外，在今天谁是唯心论的最顽固的保卫者呢？第一是一切君主朝廷。在法兰西，是拿破仑三世和他的皇后尤金尼夫人；从罗虚[18]和巴在纳[19]到弗劳累[20]和比脱里[21]的一切退职的部长、朝臣和退职的将军；这个帝国世界里如此完全地唯心化了法兰西，拯救了法兰西的男人女人们；他们的新闻记者们和学者们———加萨涅[22]、吉拉当[23]们，多凡奴洼[24]们，万意洛[25]们，勒威里[26]们，仲马（Dumas）们；各种打扮的耶稣会僧尼的黑色队伍；法兰西的全部贵族和全部中上资产阶级；有理想和没有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基佐[27]们，梯也尔[28]们，于莱·法弗莱[29]们，贝莱当[30]们，于莱·西蒙[31]们，资产阶级剥削的一切顽固保卫者。在普鲁士，在德意志，它是目前上帝在地上的钦定代表威廉一世；他的一切将军，一切波美（Pommer）州和其他州的官吏；他的一切军队，有着坚强的宗教信仰，用我们所熟知的理想方式刚征服了法兰西；在俄罗斯，沙皇和他的朝臣们；摩拉维约夫[32]们和倍尔格（Berg）[33]们，对波兰的一切屠夫和虔诚的改宗者。总之，宗教的唯心论或是哲学的唯心论——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自由转译罢了——在今天到处只是用来当作实利的、血腥的、残忍的暴力的旗帜，无耻的、实利的、剥削的旗帜；同时，相反地，被压迫的、饥饿的群众的实用唯心论升起了理论唯物论的旗帜，经济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红旗，想从世界上一切人们的兄弟之感中实现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人权。

谁是真正的唯心论者——不是抽象而是生活的，不是天国而是地上的唯心论者——谁是唯物论者呢？

理论唯心论或是神性唯心论的必要条件显然就是牺牲逻辑，牺牲人类理性，以及放弃科学。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在保卫唯心论的教义的时候，只有被迫投入大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那一类里去。这两点就是每一个伟大的头脑，每一个伟大的心灵应该远离唯心论的充分的重大理由。我们的当代的杰出的唯心论者，把他们整个生命献给人类服务，当然既没有头脑也没有心灵，也没有善意——怎样会仍然留在那至今被非难被羞辱的教义的代表们中间呢？

他们一定受到一个极其有力的动机的影响，那不会是科学和逻辑，因为科学和逻辑已经宣告反对唯心论的学说。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因为这些人是远超出在这类东西之上的。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很强有力的道德上的动机。是哪一种呢？那只有一个。这些杰出的人们一定以为唯心论的理论或是唯心论的信念是对人的道德的尊严和壮丽所必需的，相反的，唯物论的理论却把他们弄成野兽。

而实际上恰恰相反！

我说过，每一种发展蕴含了它的出发点的否定。依照唯物论学派，基础或是出发点是物质的，它的否定必定是理想的。从现实世界的总和出发，或是从抽象地称作物质的东西出发，它必然要到达社会的真正的唯心化——就是，社会的人性化，社会的充分而完全的解放。相反地，由于同样的理由，唯心论学派的基础和出发点是理想的，它必然会获致社会的实利化，得到以教堂和国家为形式的组织，残忍地专制，罪恶而下流地剥削。依照唯物论派，人的历史发展是不断的上升。依照唯心论的体系，它只是不断的堕落。

不论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人类问题，这两派之间总是有和这相同的本质上的冲突。譬如，正像我已经观察到的，唯物论者从兽性出发以建立人性，唯心论者从神性出发以建立奴役而把人民永远陷入兽性。唯物论者否认自由意志而归结到自由的建立。唯心论者却以人类尊严的名义来宣布自由意志，而在一切自由的废墟上建立强权。唯物论者排斥权威原则，因为它正确地把它当作兽性的推论，并且，反过来说，人性的胜利，历史的目的及主要意义，只能由自由而实现。总之，你总可以发现唯心论者干那些实利的唯物论者的活动，而唯物论者追求着极端理想的希望和思想，使它实现。

正如我所说过的，在唯心论者的体系之中历史只是一个不断的堕落。他们以无法复原的可怕堕落开始，他们以从纯洁而绝对的概念的至高区域跌落到物质的那种死亡的飞跃作为开始。但是跌落到怎样一种物质！并不是跌落到像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所见到的那种永远活跃而运动、充满了生命和知性的特性和力的物质；而是跌落到抽象的物质，它被那些有思想的普鲁士人、神学家、玄学家们的经常掠夺弄得贫乏，变作绝对的穷困，这些人们剥夺了它的一切来给他们的皇帝，给他们的上帝；跌落到剥夺了它本身一切作用，一切运动的物质，它和神的概念相反，只代表了绝对的愚钝、冥顽、惰性和固定。

这堕落是如此可怕，以致神性、神或是神的观念，被弄得平淡无奇，失掉了它的意识，不再能恢复了。而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之下，它还是强迫着制造奇迹！因为从物质变得不活动那刻起，世界上，甚至最物质的东西，所发生的每种运动都是奇迹，这种奇迹只有靠了神佑的参与，只有上帝的作用才能产生。这个被它的堕落贬跌而消灭了一半的可怜的神性，晕倒着躺了几十万年之后，慢慢地醒了过来，徒然努力着来抓住它自己的一切模糊记忆，它在这方面对物质所做的每一个移动都变成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形成，一个新的奇迹。它就是这样地经历了所有各种程度的具体性和兽性——起初是气体，简单或复杂的化学物质，矿物，进而作为动植物而散布在地球上，最后它自己凝集为人，到这里它似乎又变做它自己；因为它在每个人的身上燃起一个神圣的火花，它自己的神的分子，永生的灵魂。

绝对非物质性的东西怎样设法存身在绝对物质性的东西里的呢；物体怎样能够容纳、包含、限制、麻痹纯粹的精神？这又是只有凭信仰，凭对荒谬性的热情而顽固的肯定才能解决的那种问题之一。这是最大的奇迹。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来确定这个奇迹的作用和实际结果。

在几十万年的要回复它自己的徒然努力之后，在它所赋以生命，使它运动的物质失踪了，散开了之后，神性找到一个支持点，找到一个自我凝集的一种焦点。这焦点便是人，他的永生的灵魂奇异地被囚在会死的身体里。不过把每个人作为个人来看实在太有限，太微小，不足以包容神性的广大；它只能容纳极微小的一个分子，这小分子和它全部同样地永生，但比它全部微小得多。因此，神，这绝对非物质性的东西，这心灵，正和物质一样地可以分割。这又是一个要靠信仰来解决的神秘。

假如上帝这整体可以存身在每个人的身上，那么每个人便是上帝了。我们会有无数个上帝，每个都受其他所有各个的限制，然而其中没有一个它的无穷性会来得差一些——这是一个矛盾，它蕴含了人类的互相破坏，一个以上的存在的不可能性。讲到那些分子，那是另外一种物质；一个分子必受别些分子的限制并且比全部来得小，的确，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合理的了。不过，这里又有另外一种矛盾。被限制，比别些大，比别些小，这都是物质的属性，不是心灵的属性。照唯物论者说来，心灵的确只是人的全然物质性的有机体的作用，心灵的大小完全看人类有机体的物质的完美性的大小而定。不过像唯心论者所想象的那种心灵，绝对非物质性的心灵，它的存在和物质没有关系的心灵，是没有这种限度和相对大小等属性的。在心灵之间，并没有大小，也没有限制，因为心灵只有一个——上帝。再加上组成人类灵魂的无穷微小而有限的分子同时也是永生的，那就把矛盾弄到极端了。不过这是信仰的问题，让我们继续讨论吧。

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性分裂作无穷小的分子，存身在无数个各种性别、各种年龄、各种种族、各种肤色的人的身上。这是极端不合适和不愉快的状态，因为在人类存在的开始，神的那些分子完全互相不熟悉，以致他们一开始就互相吞灭。此外，在这种野蛮情况，这种全然兽性的情况之中，这些神的分子，人类的灵魂，保存着它们的原始神性的一个模糊回忆，不可抗阻地要回复他们的整体；它们互相寻找，它们寻找它们的整体。在人们身上寻找它本身的就是散布在、失落在自然世界里的神性本身，而它被它所散布的这无数囚室破毁得如此厉害以使在寻找它本身的时候，它总是连着做傻事。

以拜物教作开始，它一会儿在石头里，一会儿在一块木头里，一会儿在碎布头里寻找它自己，崇拜自己。假如那另一个神性——那个曾跌落进物质的神性，在绝对理想的至高区域或天堂里仍然保持着纯粹的精神状态的神性——不加怜悯的话，它显然不会从这破布头中超升出来的。

这里又是一个新的神秘——神性把自己分作两半，两者都是同样地无限，其中之一，圣父，留在纯粹的非物质的区域里，而另外一半，圣子，必须跌入物质。在这两个互相隔离着的神圣之间我们可以直接见到确立的不断的关系，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而这些关系，作为一个单一的永恒和不变的活动，就构成了圣灵。在全然神学的和玄学的意义上，这就是基督三位一体的伟大而非常的神秘。

不过，尽可能赶快放弃这些高峰，看看地上发生的是些什么事情吧。

从他的永恒光辉的高峰上，圣父看到那被他的跌落弄平淡而受惊的可怜的圣子陷落在、迷失在物质里到如此之深，以致即使当他达到了人类状态他也不会回复了他自己，圣父决定给他帮助。从这无数个永生、神圣和极小的分子——在他们之中圣子把自己散布得如此彻底以致他简直自己不知道自己了——之中，圣父挑选那些最使他中意的，挑出他的受感召的人们，他的预言者，他的“有德行的天才”，人性的伟大的保护者和立法者：琐罗亚斯德（Zoroaster）[34]、佛、摩西、孔子、来库古（Lycurgus）[35]、梭伦（Solon）[36]、苏格拉底、神圣的柏拉图，以及在一切之上的耶稣基督，圣子的完全实现，最后收集凝聚成一个人；首先是一切使徒，圣彼得[37]、圣保罗[38]、圣约翰[39]、君士坦丁大帝、穆罕默德，而后是查理曼、格利哥里七世、但丁，照某些人的意见还有路德、伏尔泰、卢梭、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以及许多别的伟大而神圣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名字无法加以摘录，不过，我，作为一个俄罗斯人，请求大家不要忘记了圣尼古拉[40]。

这样，我们最后得到上帝在地上的表现。不过上帝一出现，人类立刻就化成虚无。也可以说他并不就化为虚无，因为他自己是上帝的一个分子。原谅我！我承认一个确立的有限的全体的一个分子，不论它怎样微小也是一个分量，一个肯定的大小。不过无穷大的一个分子和无穷大本身比起来必然是无穷小了，把几万万的几万万来乘几万万的几万万，它们的乘积和无穷大比起来仍然是无穷小，而无穷小等于是零。上帝就是一切；因此人类以及整个现实世界——宇宙，是虚无。你逃不掉这结论。

上帝出现，人化为虚无：神性愈伟大，人性愈卑微。这便是一切宗教的历史；这便是一切神性感召和神的立法的效果。在历史上上帝这名词是一条可怕的棍子，一切受神感召的人，伟大的“有德行的天才”，就用了它来打倒人的自由、尊严、理性以及繁荣。

我们最初有的是上帝的堕落，现在我们得到一个和我们更有关系的堕落——人类的堕落，完全由上帝的幽灵出现在地上而引起。

请看我们的亲爱的、杰出的唯心论者发现他们错得多厉害。他们对我们讲起上帝的时候，他们企图、希冀把我们超升、解放，弄得高贵，而相反地，他们把我们压碎了，降贬了。凭了上帝的名义他们幻想他们能够在人类之中建立博爱，而相反地，他们创造了骄傲和轻蔑；他们撒布了不和谐的仇恨的战争；他们建立了奴隶制度。因为随着上帝而来的是各种程度的神性感召；人性就被分作极受感召、略受感召和不受感召等三类。不错，在上帝之前他们是同样地有意义的；不过，互相比较起来，有几个比别的来得伟大些；不但事实上如此——这没有关系，因为在它不能依附于某些合法的幻想或制度的时候，事实上的不平等就遗失在集体性之中——而且它是由神的感召的权力造成的，后者立刻建立了固定的、不变的、坚硬的不平等。略受感召的一定要听命于极受感召的，而且还要服从后者，不受感召的又服从那略受感召的。这样，就得到确立的权威原则，由此而得奴隶制的两种基本组织：教会和国家。

一切专制之中以空论家的专制或是受感召的宗教家的专制最坏。它们是如此妒嫉他们的上帝的荣光以及他们的概念的胜利，以致没有心来理会活人的、真正的人的自由，或是尊严，或是受苦。先有了偏见的对神的热心到后来干枯了最温柔的灵魂，最富同情的心，人类爱的源泉。从永恒或是抽象概念的观点来讨论现在的一切，出现在世界上的一切，他们轻蔑转瞬即逝的物质；不过，血肉的人、真正的人的整个生命就只由转瞬即逝的物质所组成的；他们自己是唯一转瞬即逝的东西，一旦消逝之后就被别些类似的消逝代替，但是永不回复为人。人的唯一永久或是比较永久的东西是人性，它不断地发展，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愈来愈丰富。我说比较永恒，因为一旦我们的地球毁灭——它迟早终得破灭，因为一切有开始的东西必然有结束——一旦我们的地球解体（当然又作为唯一真正永恒的宇宙体系中某种新的形成的一分子），那么谁知道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会变作什么样子呢？然而，这种解体当在遥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正当地，在和人类生命的短暂时间比较之下，把人性看做是永恒的。不过这种传递性的人性只当它在一定的几个时间一定的几个地点在真正活人身上出现的时候才是真实而活生生的，并不是它的一般概念使它如此。

一般概念总是一个抽象，因此，有几分是真实生命的否定。我在附录里讲起人类思想，因此也包括科学，只能把握决定真正事实的一般意义，它们的关系，它们的法律——总之，在它们的不断变化中是永久的东西——但是把握不到它们的物质的个别的那一面，那些所谓因真实以及生命而颤动因此而难以捉摸的东西。科学理解真实性的思想，并不理解真实性本身；理解生命的思想，并不理解生命；这是它的限度，它的真正不可超越的限度，因为它是建立在思想的性质上的，后者是科学的唯一器官。

科学的无可争辩的权利和伟大的使命就基于这性质上面，不过它的致命的无能甚至它的错误的行为——通过它的被官方许可的代表，它傲慢地宣布了统制生活的权力——也是基于这性质上的。科学的使命是，从对暂时而真实的事实的一般关系的观察，建立隐藏在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现象发展中的一般法则；它可以说由于指出一般条件而固定了人性不断前进的不变的界石，这种一般条件是严格观察所必需，能够防止无知和遗忘。总之，科学是生命的指南针；但不是生命，科学是不能变动的，与个人无关的，一般的，抽象的，无感觉的，正像许多法则——科学只是它在反射后的或是心灵上（即是脑子的）的概念再现（用脑子这字可以提醒我们科学本来只是一个物质器官，脑的物质产物）——一样，生命完全是不可捉摸和暂时的，但也是因真实性跟个性、感觉性、受苦、欢乐、希望、需要、热情而颤动的。只有它自动创造真实的东西。科学不创造出什么；它只建立了认出了生命的创造。每次科学家从他们的抽象世界出来和现实世界的活人混在一起，他们所想的或是创造的都是可怜的、可笑的抽象，没有血肉，没有生命，生下来就死的东西，正像华格纳和永生的浮士德博士的学究式的弟子们所创造的侏儒。因此，科学的唯一使命是点燃生命，不是统治生命。

科学或是科学家，不论自称为实证论者，奥古斯都·孔德学派，或是德国共产主义空论学派，他们的统治也一定是无能的，可笑的，不近人情的，残忍的，压制的，剥削的，有害的。我们对玄学家、神学家们所说的话也可以对科学家们说：对于有人格的活生生的人类他们既没有感觉也没有心。我们甚至不能因此非难他们，因为那是他们那职业的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只论一般性，而且只对一般性发生兴趣。

科学只论明确的、永久的东西，即是，多少已经发展了的肯定了的一般性。它显然一定会被生命征服，只有生命必然跟事物的活生生的、敏感的而不可理解的、不可名状的一面有同样地位。这是科学的真正的人们可以说唯一的界限，一个真正不可超越的界限。一个自然研究者，他自己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就假定他解剖一头兔子罢；这头兔子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并且至少在不到一小时之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自然研究者解剖了它，写道：这报告里的兔子是一个一般性的兔子，它被去掉了它每一种独有的特质，就和一切兔子相同，因此也没有力量存在，永远是死的，空虚的存在，从不是具体的兔子，而是一个抽象，一个活的存在的固定的影子。科学只管这种影子。活生生的现实脱逃了它的范围，它只取能够把握而事实上把握到的生活着的，也就是在逝去中的飞逝中的一切生命；因为生命本身是在变动的，会过去的。

牺牲于科学家的兔子这个例子对我们关系很少，因为我们通常不大关心到兔子的个别的生命。不然科学和科学家会使人类的个别生命一起蜷伏在抽象之下，也就是说，变动的、活生生的现实为它的固定的影子而牺牲，同时，如果听它做的话，也能够为了抽象一般性的用处而牺牲，至少是隶属在它之下。

对于科学，人的个性，同样不会动的东西的个性，既不能把握又是所谓不存在的。因此，为了使自己不致像兔子一样地为了任何抽象的使用而牺牲，活的个性也得防备神学；正如同时必须防备科学、防备政治学、防备法律学一样，这一切都有着科学方面的每种抽象性质，是个体为了同一个抽象的利益而牺牲的有害的支持，这些抽象不过名字不同罢了；神学称它作神的真理，政治学称它作公共福利，法律学称它作正义。

我说得离题太远了，忘了把科学的有益的抽象来和神学、政治学、法律学的有害的抽象比较，后者的统治必须停止，必须在人类社会里彻底终止——只有付出这种代价，人类社会的价值、解放、最后的人性化才能实现——相反地，科学的抽象必须取得它的地位，并非为了跟着实证哲学的谋杀自由的梦幻来统治人类社会，而是为了仔细查考它的自然而活生生的发展。科学对生活很有些应用，但是它自己没有化身在生活里，因为生活是活生生的个性的直接而活生生的作用，是活的个性的既自然又决定命运的运动。科学只是这种运动的永远不完全、不完美的抽象。硬把它当作无条件的教条，当作统治的权威，那就会使它变得贫乏，歪曲，无力。科学不能够跑出它的抽象之外，抽象是它的领域。不过抽象跟抽象的直接代理人：祭司、政客、法官、经济学家、学者必须停止统治人民。未来的全部进步就靠这点。它是生命和生命的运动，使人类重新获得自由的个别的作用和社会性的作用，它是权威原则的全部否定。然而怎样做法呢？把自由的科学在人民中间作最广的传播。这样一来社会的群众，除了他自己，不再有什么所谓绝对真理来操纵他们，统治他们。这绝对真理总有人来作代表，他们对它很有兴趣，他们把它完全握在手里，因为它给了他们以权力，而凭了权力得到了财富以及靠人民的工作而生活的可能性。然而群众在自己身上就有一种永远是相对而真实的真理，一种照亮它的自然运动的光，不需要任何权威，任何外来的领导。

III

不过我们不能太信任这点。我们虽然几乎可以断定在今天学者不敢把人当作兔子那样来处理，但是总使人担心，假如不受干涉的话，大多数学者会把活人来做实验。当然少残忍些，但是就牺牲者来说也并不稍为愉快些。假如他们不能在个体身上做实验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在社会体上做。这是绝对必须禁止的。

在他们的现存组织中，他们独占了科学，把它留在社会生活的外边，他们形成了另一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僧侣阶级一样，科学抽象是他们的上帝，活的、真实的个体是他们的牺牲者，而他们是神圣而特许的祭祀人。

科学不能跑出抽象范围之外，在这方面它远比艺术来得差，艺术也特别注意到一般形式和一般情势，但是艺术用了它自己的手段把它们具体化作各种形式，如果它们并不照真实生命而活着的话，却在我们的想象里唤起了生命的回忆和情操：在某些意义下艺术把它所设想的形式和情势加以个性化：由于这种没有血肉因此永久而永生的个性化——艺术有力量来产生它——它使我们想起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和消灭的活生生而真实的个体。所以，艺术正是抽象之回归生命；正相反科学是易逝的，暂时的，但却是真实的生命在永恒的抽象的祭坛上的永久的牺牲。

科学对人的个性正和对兔子的个性同样地没有能力去把握，它对两者同样地冷淡。并不是它对个性原则毫无所知：它很完善地把它看作一个原则，但并不把它看作一个事实。它知道得很清楚，在无穷个个体之外，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就没有真正的存在，这些个体生下了又死去把地位让给新的、同样容易逝去的个体。大家知道从动物升到更高级的物种的时候，个性原则更是显著；个性显得更自由，更完全。大家知道人这东西，地球上最后一种也是最完善的一种动物，代表了地球上最完全、最显著的个性，因为他在他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之中有本领理解出一般法则，把它具体化人格化。最后，假如大家不曾受神学家或是玄学家，政治的或是法律的空论主义的损毁，甚至被狭窄的科学骄傲所损毁，假如大家不是听不到生命的本能和自动性热望的话，大家知道对人的尊敬是人性的最高原则，历史的伟大而真实的目的，它的唯一合法的目的就是社会里每个人的人性化和解放，真正的自由、繁荣和快乐。因为，假如我们不愿跌回到国家所代表的公共福利的放荡幻想，永远建立在人民的有系统的牺牲之上的幻想，我们就得清楚地认定只有当集体自由和繁荣代表着各个个体的自由和繁荣的总和的时候，它们才会存在。

这些事情科学都知道，但是它并不，而且不能摆脱它们。抽象便是它那本性，它非常能理解真实的、活生生的个性的原则，但是它不管那些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体；它只论一般性的个体，却不是张三或是李四，却不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对于科学，它们并不也不能存在。我重复说一遍，它的个体只是抽象。

现在，历史并非由抽象的个体而是由活动的、活生生的、易于逝去的个体所造成的。只有被实在的人们带向前去的时候，抽象才会前进。因为不但在概念上，就是在事实上这些个体也是由血肉做成的，科学没有心：它最多把它看作一种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材料。它对张三或是李四的特别情况和偶然的命运有什么关心？假如它自己把他们不仅仅当作支持它的永恒理论的例子来看，它必定会把它自己弄得可笑，放弃自己的职务，消灭自己。而希望它会这样做就是可笑的，因为它的使命不在这里，它不能把握到具体的；它只能在抽象里移动。它的使命是忙着处理人类全体或是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阶级或某一范畴的个体的存在和发展的一般情势和一般情况；他们的繁荣、没落的一般原因，各种保持他们进步的最好的一般方法。假定他广泛地合理地完成了这工作，它的全部责任便算完事，要希望它再做些别的工作是实在不公正的。

但是把它所不能够完成的使命托付给它也是同样可笑和不幸的。因为它的本性强迫它忽略张三或是李四的存在，它不能被允许也没有任何人凭了它的名义被允许来统治张三和李四。因为它能够几乎像它处理兔子那样地处理他们。更恰切地说，它一定继续忽略他们；不过，它有它的特许的代表们，那些人完全不是抽象的，相反的，他们生活非常活跃，有着极其巨大的兴趣，屈服在必然在人们身上作用着的特权的有害影响之下，他们最后会用科学的名义剥削别人，正像至今祭司、牧师、各种政客、律师，用了上帝、国家和司法权来剥削别人一样。

因此，我要宣讲的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生命对科学的反叛，更确当地说，对科学的统治的反叛，并不是毁坏科学——那是对人性的重大叛逆——而是把它放回到它的位置，使它不再离开它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一切人类史只是数百万可怜的人类为了一些无怜悯的抽象——上帝、国家、国家的权力、民族荣誉、历史权利、司法权、政治自由、公共福利——的荣誉而作的永久而血腥的殉祭，直至今天，这些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的、自动的、不可避免的运动。我们没法打消它；就过去而论，我们必须像对一切自然宿命一样地顺受它。我们必须相信这就是教育人类的唯一方法。因为我们决不要欺骗我们自己：即使把大部分归罪于统治阶级的权术诡计，我们也得承认假如群众本身之间没有眩晕的自发的运动，把他们推向不断的牺牲，一会儿奉献给这个贪吃的抽象体——历史的吸血鬼，甚至是用人血来喂养的，一会儿给另一个，那么没有一种少数人物他的力量会大到足以把这一切恐怖的牺牲加在群众身上。

我们容易明白神学家、政治家和法官对这点十分满意。这些抽象的祭司们，他们只靠着人民的不断祭献而生活。玄学家也感到满意，这也不算意外。它的唯一使命就是尽可能的把不公平的、荒谬的东西合法化、合理化。不过实证科学它本身一定也有同样的倾向，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在认定它的时候就一定加以痛惜了。它会如此的原因有二种：第一，因为，它在生活之外组成的，它是被特权团体来代表的；第二，由此它把自己当作一切人类发展的绝对而最后的目标。相反地，在审慎的批判之下——它强迫它自己能够而且最后会通过这批判的——就可以明白，它只是实现比它高出许多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方法，这目标便是在地球上生下来的，生活着的，死去的一切实在的个体的实在情况的完全人性化。

实证科学比起玄学、政治学、司法权来，它的无限的长处是在——不用这些教义所建立的虚假而不幸的抽象，它由真正的抽象立论，这真正的抽象表明了物体的一般性质和逻辑，它们的一般关系，它们的发展的一般定律。这把它和以前的一切教义深深地分隔开来，保证了它在社会里永远有一个伟大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它会组成社会的集体意识。不过有一点它是和其他一切教义相同的：它唯一可能的目标是抽象，它被它自己的那种本性强迫着忽略真正的人，而在人类以外最真的抽象却是不存在的。要补救这根本的缺点，实证科学从此得用和过去种种教义不同的方法。过去的种种教义利用群众的无知来使他们乐于为它们的抽象而牺牲，顺便说来，对于那些把血肉来代表它们的人们，这种抽象总是非常有好处的。看出了它对思索实在的个体和关心他们的命运绝对无能为力，实证科学，就必须确定地绝对地放弃一切统治社会的要求；因为假如它干涉到这些事情，它一定只是把它所忽略的活人对组成它的合法成见的唯一目标的抽象作不断的牺牲罢了。

举例说，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历史科学；在今天我们简直没有开始瞥见它的极端复杂的情况。不过假定它是确定地发展着的话，它会给我们什么？它会展露出有历史的社会的一般情况——物质的和观念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以及科学的——的自然发展的忠实而合理的图像。不过不论它如何详细这张人类文化的普遍图像，只能表示出一般的，因此也是抽象的评价。在我们的年报之中，那些当作历史——既得意又阴郁，得意的是它的一般结果，阴郁的是在它的轮子下压碎的人类牺牲者的大量屠杀——的活生生而受苦难的物质的千万个个人，没有了他们历史的伟大的抽象结果一个也没法产生的千万个微贱的个人（而且记住，他们就没有这种结果的任何利益）他们就一些地位也没有，即使是最小的地位也没有。他们生活着，被牺牲了，为抽象的人性的缘故而被压碎，就是如此。

我们要谴责历史科学吗？这是不公平而可笑的。个人不能靠那些只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反省、甚至人类语汇来领会；在今天他不能领会得比过去更多。因此，社会科学本身，将来的科学，必然会继续忽略他们。我们有权利对它要求的一切便是用它忠实而正确的手把个人受苦的一般原因指给我们看——在这些原因之中不要忘记活人对抽象一般性的祭献和屈服（糟糕，现在还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同时把真正解放那生活在社会里的个人所必需的一般条件指给我们看。这是它的使命；那是它的限度，在这限度以外社会科学的作用就无能为力和不走运了。在那限度以外的是空论家，以及它的特许代表祭司们的政府方面的事情。这是丢开一切教皇和祭司的时候了；我们不再要他们，即使他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要。

再说一次，科学的唯一使命在照亮道路。只有生命，从政府和空论家的屏障中救出来的，行动完全自由的生命才能创造东西。

怎样解决这矛盾呢？

在一方面，科学是社会的合理组织所不可避免的；在另一方面，它自己对真实而活生生的东西无法发生兴趣，它必须不去管社会的那些真实而实际的组织。

这种矛盾只有一个办法解决：使科学不作为存在于一切生命之外而由加衔的学者集团所代表的道德存在；而须散布在群众之间。科学此后被邀来代表社会的集体意识，必须真正地变成每个人的财产。由此，不失掉一些它的普遍性——剥夺了它就不能成为科学——同时继续使自己专注于一般原因，个人和东西的情况和固定关系，它事实上就变做具有一切个体的直接而真实的生命的科学。宗教改革它开始的时候对新教徒说从此人不需要祭司，那种解决方法就是和这相似的运动，此后人自己便是祭司，每个人只感谢主耶稣基督的不可见的安排，他自己本身里就有他的好上帝。不过在这里，问题不是在耶稣基督，也不在好上帝，也不在政治自由，也不在司法权——神学的或是玄学的启示的一切东西，一切都是同样地不能消化。科学抽象的世界并不曾被显露出来；它存身在真实世界之中，它只是这世界的一般的或是抽象的表示和代表。只要它一形成了一个由学者集团来代表的隔离的区域，这个理想的世界就威胁着要代替真实世界里的好上帝的位置，而为它的特许的代表们保留了祭司的职务。这便是为什么为了使这些不再是由特权的祭司们引导和剥削羊群的群众，把他们的运命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它必须用了对一切东西全是相同的一般指示来解散学者们的特别社会组织的理由。[41]

不过，在群众能达到这种教育程度之前，必需把他们交付给科学家的统治吗？当然不。与其让他们被学者们统治还不如让他们废掉科学。这些人的统治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不能亲近科学，这样一种统治一定会成就贵族政治，因为现存的科学制度本质上便是贵族政治式的。学习研究上的一种贵族政治！从实际的观点上看来最是残忍，从社会的观点看来最是傲慢和带挑战性——这便是用科学的名义所建立的起来的权力。这种制度有能力麻痹社会的生活和运动。学者总是自大的，永远自给自足，永远无能力，想干涉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抽象的鼻息之下，生命的源泉会变得干涸。

再说一次，创造生命的是生命而不是科学；只有人民自己的自动的行动才能创造自由。无疑地，假如从今天起科学能照亮人民走向他们的解放，那会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不过与其有一个虚假的、微弱的光，只把那些跟随着它的人引入歧途，那还不如没有光。到后来人民总会有光的。他们完成了一个悠长的历史事业，用几百年的不幸来偿付他们的错误，这并不是徒然的。他们的痛苦经验的实用提要组成一种传统的科学，在某几方面它和理论科学同样地有价值。最后，一部分年轻人——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学生，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伪善、不公平、胆怯已痛恨到足以使他们有勇气背向它们，热情到足够不加保留地拥抱无产阶级的公平而又人性的目标——这些人，正如我已经说过，会变成人民的导师；感谢他们，学者的统治将是不需要的了。

假如人民须留意警戒学者的统治的话，他们对受启示的唯心论者的统治就更得留意。这些天国的信仰者和诗人愈诚心，他们就愈危险。我说过，科学的抽象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它在本质上是真的，对生命所必需的，它是生命的理论的代表，或者，谁喜欢的话，就叫它做良心。它会，它一定得被生命所吸收和消化。唯心的抽象，上帝，是一个腐蚀性的毒物，它毁坏了分解了生命，曲解了杀害了生命。唯心论者的骄傲，不在他是人的，而是神的，这骄傲是无敌而顽强的：它会死，它一定得死，但是它不会屈服，只要它还剩下一口气，它就会想使人向上帝屈服，正像普鲁士的中尉一样，这些德意志的实际的唯心论者爱看人民压碎在他们皇帝的马刺靴之下。信仰是相同的，结局也很少不同，而结果，正像信仰一样，是奴隶制度。

它同时是最丑恶的最残忍的唯物论的胜利。对德国我们不需要再提供证明了；现在除非是瞎了眼才会看不见。不过我想对神的唯心论仍然必须提供证明。

正像自然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人类完全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心灵，思想的能力，对各种外界的内在的感觉的接受和反省的能力，当它们过去了之后回忆它们和靠幻想来使它们再现的能力，比较它们区别它们，由此创造一般的概念，最后依照各种方法把概念归类，合并而形成观念的能力——一句话说来，就是智力，我们整个理想世界的唯一创造者，它是动物体的一种性质，特别是全然物质性的脑的组织的性质。

由于大家的经验我们很肯定地知道了这些，至今还没有事实和它冲突，任何人都可以在他生命的任何时刻加以证实。在一切动物身上，连完全劣等的种属在内，我们找到某种程度的智力，我们发现，依着种属的系列，种属的组织愈近人类，智力愈发达，不过只有人类达到了实在，构成了思想的抽象力。

因此普遍的经验，[42]我们一切知识的源泉，唯一的发源，向我们指明一切智力总是依附在某些动物体上，而这种动物机能的强度和力量要看组织的相对完善程度而定。普遍经验中这后一种结果不只可以应用于各种动物种属；对人类也有这性质，人类的智力和道德力显然受他们——作为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个体——的组织的完善程度而定，这已明显到用不着来坚持这一点了。[43]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断定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者能够看见过纯粹的，脱离一切物质形式的，脱离任何动物体而独立存在的心灵。但是假如没有人看见过它的话，人们怎样会相信它的存在的呢？这种信念的事实是确然存在的，假如不是像一切唯心论者所说那样普遍的话，至少也很有一般性的，那么它就完全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因为一般性的信念，不论它何等愚昧，对人类的命运太有势力了，使我们没法忽略它，丢在一边。

并且，这种信念的解释是够合理的，小孩子和年青人，甚至早已过了成年年龄的许多成人所给我的例子就表明人在打算他用哪种方法使用它的心智能力之前在他明白意识到它很久之前便已经使用这些能力了。在这种不自觉的心智活动之中，在这种无知或是凭信念的活动之中，人被外在的世界困恼着，被称为生活和它的各种必需品的内在刺激推动着，创造了一堆幻想、概念和观念，在起初一定很不完美，只有很少一些和他努力想表达的东西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符合。到现在还没有具备他自己的智力活动的意识，还不知道他自己产生着并且继续产生着这些幻象，这些概念，这些观念，忽略了它们的全然主观——这就是说，人性的——起源，他自然一定把它们当作客观的存在，真实的存在，完全和他无关，它们自己使自己存在而且存在在它们自身之中。

就是这样，慢慢地脱出动物般的无知的原始人民创造了神。创造了神之后，不曾想到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崇拜它们；把它们当作远比他们高级的真实的存在，他们当它们是无所不能的，把他们自己当做是它们的创造物，它们的奴隶。这些神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想象的、理想中的反映或是理想的倒影，它们跟着人类观念一起发展，也变得唯心化起来。起初是把东西当作神，渐渐的变做纯粹的神灵，存在在看得见的世界之外；到最后，在悠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它混做一个单一的上帝，纯粹、永恒而绝对的神灵，世界的创造者和主人。

在每种公正或是不公正的，真实的或是虚幻的，集体的或是个体的发展之中，最困难的总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动作。一旦这一个阶段完成了，其余的就会像必然后果那样自然地跟下去。这种继续在困恼和挤压我们的可怕的宗教疯狂的历史发展，它的困难的阶段便是在世界之外安排一个神的世界。这个从心理的观点看来如此自然，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是必然的疯狂的第一阶段，它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发展这个信念而使它对人类的心理习惯发生支配的影响，不知要花掉多少世纪。不过，一旦建立了之后，它会变得无所不能，正像每一种疯狂的观念侵入到人的脑里之后，必然会变得无所不能一样。一个疯人，不论他的疯狂的对象是什么——你会发现从他看来困恼了他的暧昧而固定的观念却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东西，而相反地，从他看来和这个观念相冲突的真实的东西却是可笑而可憎的蠢事。那么，宗教是集体的疯狂，它更有力量，因为它是传统的蠢事，它的起源消失在辽远的古代。作为集体的疯狂，它浸透到人民公私生活的深处；它在社会里得到化身，可以说变作集体的灵魂和思想。每个人生下来就在它里面发展，和母亲的奶汁一起吸啜下去，和他所接触到的一切和看到的一切一起吸收进去。他只被喂饲着这些东西，它们如此有毒而浸透在他的一切存在里，以致不论他的自然的头脑多少有力量要把他自己从它那边救出来，他须空前地努力，而即使这样也并不完全成功。我们的近代唯心论者是一个证明，我们的空论的唯物论者——德意志唯物论者又是一个证明。他们找不到摆脱国家这宗教的方法。

超自然的世界，神的世界，一旦在人民的幻想里确立之后，各种宗教系统的发展就照着它的自然而合逻辑的途径跟来了，并且各方面和当代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配合，在一切时代，在宗教幻象的世界里，它向来是这种关系的忠实的再现和神圣的奉献。这样，自称为宗教的集体性疯狂，历史性的疯狂就从拜物教开始，经历了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之间的一切阶段，发展了起来。

宗教信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无疑是仅仅较次于建立另外一个神的世界的最困难的阶段，确然就是从多神教变做一神教，从异教的宗教唯物论变做基督的唯心论的信仰这种转变。异教的神——而这是它们的主要特征——最重要的它只是民族的神。它们数目很多，必需有一种多少带些物质性的性质，或者，毋宁说，因为它们是物质的，所以它们如此之多，分歧性本来是真实世界的主要属性之一。异教的神还不严格地是实在的东西的否定；它们只是它们的幻想性的夸张。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对这种转变花掉多少精力，这种转变可以说组成了它整个历史。摩西和别些先知们白白空讲着一神；人民总是回复到他们的原始的偶像崇拜，回复到古老的，相比更自然而方便的多神的信仰，它更物质性，更人性，更明显。耶和华他自己，他们的唯一的上帝，摩西和先知们的上帝，也仍旧极端是民族的上帝，他用了常常是昏庸，总是粗略而残忍的物质论证来报偿和惩罚他的忠实的附和者、他的选民，我们甚至看不出对他存在的信仰会蕴含了更早一些的神们存在的否定。犹太的上帝并不否认这些敌手的存在；他只是不要人民去和它并肩一起崇拜，因为耶和华终究是一个很嫉妒的上帝。他的第一诫便是：

我是主，你们的上帝，在我之前你们不能有别的神。

所以，耶和华只是近代唯心论至高的神的第一个轮廓，极其物质化而极其粗略。并且，他只是民族的神，像俄罗斯将军们、沙皇的臣民和全俄罗斯一切帝国爱国者们所崇拜的俄罗斯上帝一样；和柏林威廉一世的臣民、德意志的将军和牧师们无疑会立刻加以宣布的德意志上帝一样。至尊者不能是民族的上帝；它一定得是全人类的上帝。至尊者也不能是物质的东西；它一定是一切物质的否定——纯粹精神。对于至尊者崇拜的实现有两件事实已经被证明是必需的：

1. 否定崇拜的民族性和民族形式而实现人性；

2. 为了把犹太民族的粗略的耶和华加以唯心论化，所需要的是已经推进很多了的玄学观念的发展。

罗马人完成了第一个条件，虽然无疑用了非常消极的方式。他们征服了古代的大部分国家，破坏了它们的民族的制度。一切被征服国家的神祇，一起放在罗马万神殿里，互相抵消。这是人性的第一个轮廓。

对于第二个条件，耶和华的唯心化，这一点希腊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很久就把它实现了。他们是玄学的创造者。希腊，在它的历史的摇篮里，已经从东方找到一种神的世界。它已经确立在她的人民的传统信仰里；这个世界是东方留给她，交给她的。在她有政治历史之前，在她的自然时期，她的诗人就使发展这个神的世界并且使它不可思议地人性化了；而当她的历史真正开始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宗教了，至少假如一种宗教——也就是一个谎话——能够谈得上高尚和同情的话，它是它以前所有各种宗教中最富同情心和最高贵的宗教。它的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一个民族有过比希腊更大的思想家——发现神的世界不但建立在他们之外的人民之间，并且也建立在他们自己身上，成为一种感觉和思想的习惯，他们自然把它当做出发点。他们不曾创立神学——这就是说，他们并不像中世纪的烦琐学者那样空等着，来把兴起不久的理性和这种神祇的荒谬性和解——这已经对他十分有利。他们把神祇放在他们的思考之外，而把他们直接依附于神的观念，那是独一的，不可见的，万能的，永恒的，以及绝对唯心的，不过是非人格的。讲到唯神论，那么，希腊的玄学家比起犹太人来更来得是基督教的神的创造者。犹太人只在它上面加上了他们的耶和华的兽性的人格。

像神性的柏拉图那样高超的天才绝对能够相信神的观念的真实性，这事实表明即使对最伟大的头脑，宗教热狂的传统如何有毒，如何万能。此外，我们不必对它吃惊，因为，即使在今天，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来的最大哲学天才，黑格尔——甚至不顾康德的批判，这批判虽然不完美而显得太玄学些，却毁坏了神的观念的客观性或是真实性——也尝试把这些神的观念改放到他们的先验的或是天堂的星座上。不错，黑格尔做他这恢复工作的时候如此粗暴以致他把上帝永远杀死了。他从他们的观念里取掉它们的神的光晕，指给读他的书的任何人看，它们只是从古以来找寻它自己的人类心灵的创造物，来结束一切宗教疯狂和神的幻象，除了在他之后人们所说的那句伟大的字句以外他什么也不缺少；那句话是几乎和他同时代的两个伟大的心灵——他们并不互相认识——所说的，一个是黑格尔的门徒和毁坏者，德国的费尔巴哈[44]；另一个是法国的实证哲学的建立者，奥古斯都·孔德。那句话是这样的：

“玄学被化做心理学了”，一切玄学都只是在历史中自己发展着的人类心理。

在今天了解神的观念怎样产生，它们怎样由人的抽象力中相继产生，已经没有困难了。人创造神。不过在柏拉图时代这种知识是不可能的。集体的智力，因之也连个体的智力，甚至最伟大的天才的智力，还没有成熟到了解这一点。难得有人跟着苏格拉底说“知道你自己！”自知还在直觉状态之中：事实上，它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人类的头脑还没法怀疑到神的世界的唯一创造者就是它自己。它发现神的世界在它之前；把它看作历史，看作传统，看作情操，看作思想的习惯；它必然把它当做它的最高思考的对象，这样就产生了玄学，就发展了，完备了神的观念，那唯神论的基础。

不错，柏拉图之后心灵发展方面真有一种相反的运动。亚里士多德，科学和实证哲学的真正的父亲，并不否认神的世界，不过他使他自己尽可能地不讨论它。他是第一个像分析家和实验者——他是分析家和实验者——那样地研究人类思想法则的人，同时又研究自然界，不是研究它的空想的、幻想的本质，而是研究它的实在的面目。在他以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建立了第一个实证科学的学校。他们是无神论者。不过他们的无神论对他们的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影响。科学愈来愈离开生活。在柏拉图之后，玄学本身就排斥了神的观念；这是伊壁鸠鲁派和怀疑派所做的，他们这两学派对人类贵族政治的贬黜贡献很大，但是他们对群众并无影响。

在亚历山大里亚外另有一个来得更有影响的学派。这就是新柏拉图学派。这一派把东方的丑怪幻想跟柏拉图的理想混成一个不纯粹的混合物，他们是基督教教理真正的创始者，之后是它的苦心经营者。

于是，耶和华的个人的粗略的自我主义，并不残忍和粗略得好一些的罗马征服，以及和东方相接触后唯物化了的希腊的玄学的空想思考，是造成基督教唯神论宗教的三个历史要素。

唯一而至尊的上帝的祭坛在异教神祇无数祭坛的废墟上建立之前，首先被破坏的是组成异教世界或是古代世界的各种民族的自治权。罗马人极残忍地做成了这件事，它征服古代人所知的地球的最大部分，设立了人性的基础，当然是十分粗略和消极性的基础，在这一切国家的民族差异——物质的和社会的——之上的上帝，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它们的否定，它必然地是一个非物质的抽象的存在。不过信仰这种存在的存在那样困难的事情，并不能骤然产生。因此，它在希腊玄学家手里经过一个悠长的预备和发展的时期[45]，希腊玄学家首先以哲学的方式建立神的观念——一个永远有创造力而且总是由可见世界所复制的模型——这概念。不过希腊哲学所想象和创出的神性是一个非人格的神性。逻辑的严正的玄学造不出人格化上帝的观念，因此人们得幻想一个单一的，同时又十分人格化的上帝。他喜欢极残酷、极自私、极残忍的耶和华，犹太人的民族上帝。不过犹太人，不管他们那种直留到今天的排外的民族精神，事实上在基督降生之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国际性的人民了。他们之中有几个被当作俘虏带离故地，不过更有许多受了组成了他们性格中主要特性的商业热心的驱使还迫求如此，他们散布在各国，把他们对耶和华的崇拜带到各地方去，他愈高兴他们，他们愈信从他。

在亚历山大里亚，这犹太的可怕的神和柏拉图的玄学神性一结识起来——这玄学神性已经因为和东方接触而大为腐化——以后更被耶和华弄得更其腐败。不管他的民族的嫉妒的凶猛的排外主义，他不能再抵抗希腊的这个空想的非人格的神性的美点。他跟她结合，从这个结合产生了唯神论的——但不是精神的——基督教上帝。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学派曾被称做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创造者。

然而正如历史要素之不足创造历史一样。仅仅神学不能造成宗教。所谓历史要素我指的是任何真实发展的一般情况，例如在这个情形中便是罗马人的征服世界和犹太上帝跟希腊神性观念的会合。要使这些历史要素有结果，使它们由此产生一连串新的历史变化，需要一个活生生的、自动的事实，没有这种事实他们还得在无结果的要素的状态下再留几个世纪。在基督教里并不缺乏这种事实：它便是耶稣基督的宣传，殉难和死亡。

关于这个伟大的圣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福音书上所告诉我们的是矛盾的，而且无稽到我们难得抓到一些真实而有活力的特性。不过可以确定他是贫苦人的宣讲师，不幸者、无知者、奴隶、妇女的友人和安慰者，其中他更爱护妇女。他对一切被压迫者，一切在这世界下层受苦的人——数目无穷——许了永恒的生命。当然，他被当时的官方道德和公共秩序的代表们吊死了。他的门徒以及门徒的门徒，感谢罗马的征服毁坏民族屏障，在古代一切国家里散布和宣传福音是成功了。到处都受奴隶和妇女的欢迎。他们是古代最受压迫最受苦自然也最无知的两种人。甚至在特权阶层、知识阶层中吸引到的少数改宗者这件事大部分也得感谢妇女的影响。他们的最广泛的宣传几乎只对着由奴隶制度而变得不幸而堕落的人民。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觉醒，第一次有智力的反叛。

基督教的伟大荣誉，它的无法否认的功绩，以及它的空前的却全然合法的胜利的全部秘密就由于这个事实：它诉之于古代世界——一个严格而残忍的智力上、政治上的贵族政治——的无数受苦的人们，贵族政治对他们甚至否认了最简单的人性权利。不然，它不会散布开来。基督的使徒所教的教义对不幸者看来全然是安慰，从人类理性来看它太反叛性了，太荒谬了，甚至不能被开明的人接受。使徒保罗何等欢喜地讲起信仰的堕落和神性疯狂的胜利！它们受当代的有力者和有智者所排斥，而简单、无知、头脑薄弱的人们分外热烈地接受它。

的确，要保证他们接受一切宗教荒谬性里最无耻最怪异的基督教的荒谬性，必须他们对生活有着深深的不满，心胸中有极大的渴望，思想上几乎绝对贫乏。

这不仅是古代一切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制度的否定：它是一切人类理性、常识的绝对颠覆。依此，活体，真实的世界就不算什么；而远在存在着的事物以外，甚至远在活体的最一般性的判定——时空观念以外的人类抽象力的无遗漏性的最终产物，最后和最高的抽象，却依然留在他的空虚和绝对固定性的冥想中。人们宣称那种抽象，那种毫无内容的死人头颅，真正的虚无，上帝，是唯一真实，永恒而万能的东西；真实的万有被宣告为虚无，绝对的虚无被宣告为万有，影子成了实物，而实物像影子一样地消逝。[46]

这一切是说不出的无耻和荒谬，真正的信仰堕落，轻信的愚钝对群众头脑的胜利；对于少数人，还是对在忠实而郑重地寻求真理之中觉得无聊，堕落，觉醒，而厌恶了的心灵的得意的讽刺；它是饮食过度的头脑所常常感到的挥去思想，变做畜生般愚钝的必要：

IV

我相信荒谬；我相信它主要就因为它是荒谬的。在今天，许多特出的开化的人和这同样地相信着兽性的催眠术、唯神论、降神术，而且——何必说得如此远——仍旧相信着基督教、唯心论、上帝。

古代的无产阶级的信念，正和现代的一样，比较粗暴而简单，比较趣味不高。基督教宣传乞求于它的心而不乞求于它的头脑；乞求于它的永恒的渴望，它的必需，它的受苦，它的奴隶状态，而不求于它的理性，它的理性还在沉睡之中，还不知道什么逻辑的矛盾和荒谬性的明证。那只有到应许了的解脱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到上帝的王国来到的时候才会有兴趣要知道它。讲到神学的教义，它一些也不了解，因此它并不以此来麻烦自己。无产阶级改信基督教构成了基督教的养料，但不是它的智性方面的力量。

讲到基督教教义，我们知道它的一连串的神学和文学的著作以及宗教会议是精巧的，这主要是东方的改宗的新柏拉图派的成绩。希腊精神的地位降低，以至在基督纪元第4世纪，第一届宗教会议的时期，教堂里的神甫们一致接受存在于世界之外的有人格的上帝，纯粹，永恒，绝对的心灵，创造者和最高主人这种观念；作为这种绝对荒谬性的一种逻辑上的后果，那么相信人类灵魂的非物质性和不朽性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他们相信灵魂居留在而且囚禁在只有一部分是会死的肉体里，在这肉体本身中就有一部分是物质的，但也是像灵魂一样不朽的部分，而且一定和灵魂一起复活。我们知道即使就教堂神甫来说，要想象不在任何物质形式之中的纯粹心灵是何等困难。还要加一句，一般说来，要设法用一种荒谬来解释另外一种荒谬正是每一种玄学和神学论证的性质。

基督教遇到一个奴隶世界正是它的幸运。野蛮人的侵入又是另一个幸运。这些野蛮民族是值得尊重的民族，充满了自然力，而且，尤其是，受着生活的伟大必需以及伟大能力的驱迫；他们是受过各种考验的盗匪，正像他们的后继人，今天的德意志人，能够蹂躏和吞吃任何东西；不过他们比德意志人来得没有系统和没有学究气些，来得更不讲道德，没有教育，在另一方面比德意志的现代资产阶级来得更有独立性和骄傲，有科学的能力，也不是没有自由的能力。不过，不管他们所有这些伟大品质，他们只是野蛮民族——这就是说，他们对于一切神学的、玄学的问题，正和古代奴隶同样地没有兴趣，并且，奴隶中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这种族的。因此，一旦克服了他们的实际矛盾，就不难把他们在理论上改变成信仰基督教。

基督教得到了教会和国家的万能的装备，又不受竞争的反抗，它能够把欧洲的心灵腐化，贬抑，破坏了十个世纪。它没有竞争者，因为在教会之外既没有思想家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有它在思想，只有它在讲和写，只有它在讲授。虽然它内部出了异教，它们也只影响到基本教义的神学上的发展或是实际的发展，并不影响教义本身。对上帝，纯粹神灵，以及造物主的信仰，对灵魂非物质性的信仰，仍旧碰也没有碰到。这两重的信仰变成整个欧洲东西两文化的理想的基础；它浸透到一切制度里，一切阶级的公私生活的一切细节里，以及群众里，而且变得具体化。

在此之后，这个信仰一直活到今天，甚至对特出的头脑，像马志尼、米什莱、奎内特以及许多别的人，还继续发生不幸的影响，这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我们知道15世纪自由精神的文艺复兴给了它第一个攻击，文艺复兴产生了瓦尼尼[47]、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和伽里略。它虽然淹死在宗教改革的嘈杂、骚动、热情之中，它毫不噪闹地继续它看不见的工作，把破坏荒谬以完成人类解放这工作传给每一代高贵的心灵，直至最后，在18世纪的后半期，它又见天日，大胆地挥舞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旗帜。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人类的心灵最后大概会把它自己从一切神的困恼之中救出来。然而并不如此。人类被喂了十八个世纪（只讲基督教）的神的谎话又一次显出它自己比人类真理来得有力。现在不能用秘密党徒，用教会所奉为神圣的乌鸦，用天主教神甫或新教的牧师了，对他们的一切信心现在全都失掉了，它用了在俗的牧师，穿短装的说谎者和诡辩学者，在这些人之中主要的任务传给了上世纪两个不幸的人身上，一个是最虚伪的头脑，另外一个是教义上最专制的意志——卢梭和罗伯斯庇尔。

第一个人是偏狭和可疑的下贱，只称扬自己不称扬别的对象，既有感伤又含深仇的冷酷的热心和伪善，近代唯心论虚伪等等的完善的典型。他可以当做近代反动的真正创造者。各方面看来是18世纪的最民主的作家，他在他自身里养育着政治家的无情的专制。他是空想论国家的预言家，正像他的值得重视和忠实的学生罗伯斯庇尔一样，试着做它的高级牧师，听到了伏尔泰的话，假如上帝并不存在的话，就必需发明一个，卢梭就发明了至尊者，自然神教的抽象而无益的上帝。而就在这至尊者的名义下，在这个至尊者所指挥的伪善的美德的名义下，罗伯斯庇尔最先把埃贝尔派（Hebertists）[48]送上断头台，而后把那革命天才丹东（Danton）送上了断头台，他在后者的身上暗杀了共和国，替由此必然的拿破仑一世独裁的胜利预备好了道路。在这伟大的胜利之后，唯心论的反动寻找而且找到了比较不热狂的，不可怕的，对19世纪资产阶级大为减小的身材比较合适些的仆人。在法兰西，有夏多布里昂[49]，有拉马丁[50]——我还要说吗？为什么不？假如是真理就一切都该说——维克多·雨果他自己，今日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跟随着他们，在这些头儿的领导下，可怜而苍白的人们之中全然忧郁和感伤的一群建立了近代浪漫派；在德意志，有许莱格[51]学派，蒂克[52]学派，诺伐里司[53]学派，华尔纳[54]学派，谢林[55]学派，以及此外许多别的人，他们的名字甚至不值一提。

这派所创造的文学就是鬼怪和幽灵的统治。它不能站在阳光之下；只能生活在薄明的微光里。它已经受不了群众的粗野接触，它是温柔的，细致的，杰出的灵魂的文学，它们渴慕着天堂。好像不自觉地活在地球上的。它对今天的政治和各种问题有着嫌恶和轻视；不过它偶然提到它们的时候，它显得全然反动，加入教会的一边来反对自由思想者的无礼，加入帝王的一边来反对人民，加入一切贵族政治来反对街上的下流的乌合之众。对于别些东西，正如我刚才说的，浪漫主义学派的最占优势的特色就是对政治似乎完全不关心。在他所处的云雾之中可以辨认出两点是真实的——资产阶级唯物论的迅速发展以及个人虚荣的无法抑制的爆发。

要明白这浪漫文学，必须在1793年革命以来影响到资产阶级内心的转变中寻找它所以存在的理由。

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直到大革命，资产阶级，若在德国不是的话，至少在意大利，在法兰西，在瑞士，在英国，在荷兰，他们是历史的革命天才的英雄和代表。从它之中跳出了大部分的15世纪自由思想者，以后两个世纪中的宗教改革者，过去一个世纪中，连德国在内，人类解放的使徒。只有它，自然受了信仰它的人民的强有力武装的支持，造成了1789年和1793年的革命。它宣告了王权和教会的颠覆，宣告了人民的友爱，人和公民的权利，这些是它的荣耀的衔头；它们是不朽的！

不久它分裂了，大部分国家财产取得者变得富有了，不再支持城市的无产阶级，而法国农民的大部也已经变做有土地的地主，只希求和平，希求公共秩序的重建，以及强有力而正常的政府的建立。因此它们欢喜地迎接拿破仑一世的独裁，虽然它们总还是伏尔泰派，却不再用不高兴的眼光来看帝王和教皇所订的条约和官方教会在法国之重建：“宗教对人民是何等必需！”这意思就是，这部分资产阶级使自己丰足了，于是开始发觉对于他们的地位的维持以及对于他们新得到的产业的保存，宗教是需要的，它许诺天堂上的甘露来缓和人民的不满足的饥饿。于是开始说教的便是夏多布里昂[56]。

拿破仑倒了而王政复古[57]，把合法的君主和教会跟贵族的权力带回给法国，他们至少重新得到他们以前的努力的大部分——假如不是全部的话，这反动把资产阶级又投入大革命，怀疑主义的精神随着革命精神在它之中复苏。它把夏多布里昂丢在一边，又开始念起伏尔泰来了；不过它并不走到狄德罗那么远：它的脆弱的神经不能忍受如此强烈的补养。相反地，伏尔泰，既是自由思想者又是自然神教信奉者，对它很合适。贝朗瑞[58]和古里哀[59]把这种新趋向表明得十分明白。“善良人民的上帝”和资产阶级帝王的理想，自由而民主，描画着帝国的巨大胜利的威严的而因此是不可侵犯的背景——这些就是那个时期里法国资产阶级每天的知识上的食物。

一定的，受着达到伟大的拜伦的诗的高峰这种无益而可笑的欲望的刺激，拉马丁开始对贵族和合法君主的上帝作冷淡地梦吃的赞美，不过他的赞美歌只在贵族政治的大厅里得到回声，资产阶级听不到他们。贝朗瑞是它的诗人，古里哀是它的政治写作家。

七月革命提高了它的趣味。我们知道法国每个资产阶级身上都带着资产阶级绅士的永久的典型，他们一获得少许财富和权力就立刻如此。1830年，在权力的位子上，有财富的资产阶级显然已经代替了旧时的贵族。它自然有建立一个新的贵族政治的趋势。最重要的是资本的贵族政治，但也是知识的，礼貌和细致情操的贵族政治。它开始感到它自己宗教上的信仰很深。

在它而言，这并非单纯地是贵族政治习惯的一种模仿。它也是它的地位的必要。无产阶级不止一次地帮助它来推翻贵族，叫它做最后一次服务。如今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它的合作了，因为它感到它自己坚固地坐定在七月王座的阴影下，而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民的帮助开始成为不方便了。一定要他们退回原位，这自然一定会在群众之间惹起巨大的愤怒。压制这愤怒是必要的。用什么名义？用露骨地供认出来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名义吗？这太讥讽得厉害了。利益愈不公平愈不合人性，它的制裁应该愈大。那么，对饥饿者有用的安慰和一切吃饱的人的良好保护人，假如不在宗教里去寻求的话，还到什么地方去寻呢？并且得胜的资产阶级比以前看得更清楚，宗教对人民是不可缺少的。

它在宗教的、哲学的以及政治的反抗上，在抗议和革命上获得它一切光荣的头衔之后，最后变成支配阶级，甚至变成国家的防卫者，保护者，国家由此变成了这一阶级的排外力的正规制度。国家是武力，为此，最重要的，国家是武力的权利。不过人类的组成如此奇特，以致这种看来全然动人的论断终究是不够的。要巩固他的尊严绝对必需某些道德的制裁或是别的东西。进一步说，这种制裁必须又简单又明白以使群众信服，被国家威力所贬低的群众一定也得引导得能够道德地认出它的权利。

不论那一种社会制度，要群众相信它的好处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唯一实在的方法，但也是最难采用的方法——因为它蕴含着国家的废除，或是换句话来说，废止任何式样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有组织的政治剥削——这方法便是对人民的需要和希求给予直接而完全的满足，这就等于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清除资产阶级的存在，或者，废除国家。这是对群众有益的方法，不过妨碍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对他们讲是没有用的。

相反的，对人民只有害处，但有利于资产阶级特权的拯救的方法，就只是宗教了。那是永恒的幻象，它带了人民去寻找神的宝藏，同时统治阶级就在他们之间把地球的可怜的生产品和从人民那边取来的掠夺品（包括人民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分配给同阶级的一切分子——并且，分得很不平均，总是对占有最多的分得最多。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宗教，不可能有一个国家没有宗教。拿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来说——譬如美国或瑞士联邦——那神圣的上帝，一切国家的最高制裁，在一切官方谈话之中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

不过无论哪一位国家主脑，或是日耳曼专制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或是美国共和国总统格兰特（Grant），他讲起上帝的时候他一定准备再剥削一次人民。

法国的自由主义的，伏尔泰派的资产阶级，受着调整特别狭窄而残忍的实证主义（不是说唯物论）的驱使，它由1830年胜利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之后，给了它自己一个官方的宗教，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产阶级不能够突然回到罗马天主教的桎梏之下。在它和罗马教会之间的是血和恨的深渊，不论它变得如何实际而聪明，它没法镇压一个历史地发展出来的热望，并且，假如法国资产阶级回到教堂参加它的崇拜的虔敬仪式——一个可称赞的而诚实的改宗的必要条件，它一定会使自己变得可笑。不错，有人这样尝试，不过他们这英雄主义的报酬只是毫无结果的污辱。最后就从那罗马的不变的政治把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利益的发展分隔了开来的那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来说，回复到天主教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基督教新教就来得合适得多。它是卓越的资产阶级宗教。它给了恰恰是资产阶级所需要那么多的自由，而且找到一个调和天堂渴望和地上情况所需要的尊敬的方法。因此，在新教国家里工商业特别发达。不过法国资产阶级要想变成新教徒是不可能的，要从一个宗教渡到另一个宗教——像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有时候所做的要除外，他们为了每次接受允许给他们的报酬起见受了三四次的洗礼——真诚地改变一个人的宗教，必需少许信仰。然而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全然积极的心里并没有容纳信仰的地方。对于最先并不与它的口袋发生关系，以后也不跟他的社会虚荣发生关系的一切问题，他表示最深的冷淡。他对新教正和对天主教一样冷淡，在另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没法改信新教而使自己和法国大多数人民的天主教路线不起冲突，这对于要求统治全国的阶级是一个大大的卤莽。

此外还有一条路——回到18世纪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的宗教。不过这离得太远了，所以为了对它的新国家加以认可，资产阶级不得不创造一个新宗教，这种宗教务须由整个资产阶级大胆地宣布，不加太多的嘲笑和诽谤。

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派的自然神教。

这派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有别人讲过，比我所能讲的好得多。它们对法国资产阶级青年的政治教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有着极有决定性的——我们还可以加一句——极有致命性的影响。它从本杰明·康斯坦[60]和斯达尔夫人[61]开头；它的真正的建立者是洛瓦耶·高拉[62]；它的使徒基佐、库心[63]、维尔曼[64]，以及许多别的人。它大胆直认的目标是革命和反动的和解，或者，用这派人的话来说，自由原则和权威原则的和解，当然对后者有利。

这种和解指明：在政治上，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利益而抛弃人民自由，这可以由君主国家和立宪国家做代表；在哲学上，自由理性对信仰的永恒原则的有意识的屈服，我们这边只讨论后者。

我们知道法国折衷主义之父库心，特别对这种哲学加以苦心经营，他是一个浅薄而迂腐的思想家，不会有任何自创的概念，不会有任何他特有的概念，不过他却十分通晓那些老生常谈，误把后者当作正常的常识；他这个著名的哲学家对法国的勤学青年博学地预备好了一碟他自己做的玄学菜，这是在大学指示之下的法国一切学校里所强迫灌输的，使接连着几代都患着脑力上的不消化症。它是各种最是互相敌对的体系的一个哲学杂烩，教会神甫，烦琐派哲学家，笛卡儿和帕斯卡[65]，康德和苏格兰心理等的混合物，所有这些是柏拉图的神的天赋的观念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涂着一层黑格尔式的内在论，当然伴着对自然科学的既轻蔑又完全的无知，而像二乘二等于五那样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66]

后记

这译本所根据的是1916年纽约地母出版社的英文本（由法文本译出）和1921年柏林工团书店出版依温·洛尔夫斯（Ewin Rholfs）编的巴枯宁全集里的德文本。一般说来，德文本比较好些，脱漏比较少，但英译本里也有几段是德文本里所没有的。英译本太粗率，有好几处译错了（例如Pretension误为Pretention，Faculty误为Facility）。

德文本后面有一篇巴枯宁的“对虚幻的神，真实世界以及人类的哲学讨论”，算是附录，但是它可以自成一篇，和这本小册也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这里就像英译本那样地把它删掉了。

[1] 高定结（Gordian knot）：相传腓尼基王Gordius打有一结，能解开的可以在小亚细亚称王。但无人能解，后亚历山大大帝拔剑砍断了它。

[2] 《圣经》官话译本作“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见《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译者注

[3] 著者在另一篇文章（原为本书附录——译者）《对虚幻的神，真实世界以及人类的哲学讨论》里对这三个原则有完全的叙述。

[4] 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价值的废物。——译者注

[5] 我称它作“邪恶的”因为我相信我在所提到的附录里证明了世界上过去和现在所犯的一切恐怖都是奉献于这个神秘的；我称它作独一无二的是因为损贬人类心灵的一切其他神学的和玄学的荒谬只是它们的必然后果。

[6] 这是一个狮身人面的女怪。——译者注

[7]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里Corinth的王，诡而贪，被罚在冥府运石上山而每次一定滚回，所以它的意义就是没有休止的工作。——译者注

[8]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约160—约225），为初期基督教会神甫，3世纪初加入Montanus运动，远离教会。——译者注

[9] 恐怕只有斯图尔特·穆勒先生的认真的唯心论是大有可疑的，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假定他不绝对是奥古斯都·孔德实证哲学的门徒的话，也是个热烈的赞美者，一个附和者，这种哲学尽管有无数保留的地方，其实是无神论的；第二，斯图尔特·穆勒先生是英国人，而甚至在今天，在英国自称为无神论者，就是自行放逐。
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意爱国运动者（1805—1872）。
米什莱，Jules Michelet，法历史学家（1798—1874），极端反对旧教，历史方法方面重自然主义的叙述法，反对基佐（Guizot）的重理论。
奎内特，Edgar Quinet，法政论家，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家（1803—1875），热望自由。
穆勒John Stuart Mill，英个人主义者，力主个人自由。为James Mill之子（1806—1873）。——译者注

[10] Joseph Marie de Maistre（1754—1821），法国萨丁尼亚的政治家，法国国家哲学家，著作家，传统主义的代表者，主张教皇有绝对权力。——译者注

[11] 本书原文附录中对此有所阐发。——译者注

[12] Procrustus是雅典传说中的强盗，他把他的俘虏放在铁床上，断足或拉长，来把俘虏弄得和床同长。——译者注

[13] 6、7年前我在伦敦有一次听到路易·白朗先生发表几乎相同的观念，他对我说：“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永远请有德行的天才人物来做政府首长。”
路易·白朗，Jean Joseph 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家，曾参加法国革命（1848）。——译者注

[14] 有一天我问马志尼他的得意扬扬的集权共和国一旦确立之后对人民的解放要采取什么措施。他答道：“第一件事是为人民建立学校。”“那么在这些学校里把什么教给人民呢?”“人的责任——牺牲和献身。”但是哪里去找这些教授来教这些若不是自己以身作则是没有权利或是力量来教的东西呢？在牺牲和献身之中找到最高愉快的人不是为数极少的吗？在为了伟大理想的服务中牺牲了自己的人们听从于一个崇高的激情，而他们满足了这种个人激情——在他们的眼光里舍此而外生命丧失一切意义——通常并不想到把他们的行动建立成教义，同时把教义教给别人的人们又常常忘记把它翻译做行动，理由很简单，教义杀死了行动的生命、行动的活生生的自动性。像马志尼那样行动和学说形成可赞美的一致的人是极少数的例外。在基督教里也有伟大的、崇高的人物，他们真正实行过，至少热情地想尝试过实行他们所宣讲的一切，他们的满溢着爱的心里充满了对世俗的享乐和幸福的轻视。但是极大部分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仍旧把宣讲着贞洁、禁欲、自制当做职业，他们的行为就违背了他们的说教。像教士一样淫乱；像教士一样贪食；像教士一样有野心；像教士一样馋嘴、自私、贪婪；这些话在各国人民之间流传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它就是几百年来的经验。那么就极大部分而论，教堂所派使的基督教道德的教授——教士做着和他们所宣讲的一切完全相反的事，这事实是确切不移的了。这种多数，这种事实的普遍性表明它不能归罪于他们个人，而须归罪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矛盾的。基督教牧师的地位更有双重的矛盾：第一，在禁欲和自制的教义和人性的实在的倾向和需要之间，有极少数人自己的确会不断地隐藏、压制倾向与需要，甚至在某些有力的智性上、道德上的热情的不断影响下会把它弄得完全消灭；在某些集体兴奋的时刻被许多人同时忘记掉，忽略掉；但是它们在我们的本性里生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它们迟早总会收回它们的权利：所以，假如它们不能规则地正常地发泄的话，最后总要寻求不健全的丑恶的满足。这是一条自然的，因此也就是致命而不可抗拒的法则，在这个法则的不幸影响下，一切基督教士，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堂的教士必然要崩溃。它不能应用于教授们，也就是不能应用于那些近代的教堂的教士们，除非它们也被迫宣讲基督教的禁欲和自制。
此外还有两种宗派的教士所共有的矛盾。这种矛盾就从这头衔和地位里生长出来。一个主人指挥、压制、剥削别人，是全然合乎逻辑而十分自然的。可是牺牲自己来救那从属于他的神的特权或是人的特权之下的人们，这种主人是矛盾而十分不可能的。这就是伪善的素质，教皇便是一个良好的象征。教皇自称为上帝众仆之中最低卑的仆人——作为一种表示起见，他依照基督的榜样，甚至每年替十二个罗马乞丐洗脚——同时又自称为罗马教皇，世界的、绝对的、确实的主人。我还需要提出这些事实吗？一场教堂的教士，绝不会为了托他们照料的羊群而牺牲，却总是牺牲了他们，剥削他们，使他们保持在羊群的情况之下，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欲望，一部分是满足那教堂的万能性。类似的情况，类似的原因，总会产生类似的结果。所以，对于受国家鼓舞和许可的近代学校的教授们也不外如此。他们必然要教人民为国家效力、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牺牲的教义，有些连知道都不知道，有的却完全明白它的原因。
那么，我们要消灭社会里的一切教诲放弃一切学校吗？绝对不是！我们要无限制地遍告大众，把一切教堂，一切供奉上帝的荣光和人类的奴隶制度的那些庙宇改做许多人类解放的学校。但是，第一，让我们彼此了解；在正常的社会里建立在平等和尊重人类自由之上的学校，其实是为小孩子们而设的，并不是为成人的；要使学校变做人类解放的学校而不是奴隶制度的学校，首先必须消灭上帝，永久而绝对的奴役者这种假想。小孩们的全部教育和教诲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正确发展上，不能建立在信仰上；必须建立在个人尊严，个人独立的发达上，不能建立在虔敬和服从性的发展上；必须建立在不惜任何代价的真理和正义的信仰上，尤其重要的，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尊重之上，对人性的尊重完全代替了对神的崇拜。在教育上，权威的原则是自然而然的出发点；把它应用于智力本身还没有大大发达的年轻的小孩子身上，是合理的，必要的。不过一切东西——包括教育在内——的发展蕴含着对这出发点的逐渐否定，这个原则必定随教育和教诲的进步而消灭，把位置让给逐渐增加的自由。
这样就造成一些本身是自由而又对他人的自由充满着尊敬和爱的人们。因此学生生活的第一天，假如像现在这样学校所收下的婴儿连话都还不大会说，应该加以最多的管制，几乎完全没有自由；但是学校生活的最后一天应该有最多的自由，绝对废弃动物的或是神的权威原则的每一种痕迹。
权威原则应用到成人和老年人身上，就变做一种怪物，一种罪恶昭彰的对人性的否认，奴隶制、精神堕落、道德堕落的源泉。不幸，像家长样的统治把人民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以致不但对人民的儿童必需建立学校，就是对人民本身也是必需的了。在这些学校里绝对不能有权威原则的丝毫应用和表示。它们不再是学校；它们是大众的学习场所，在这里不知道谁是学生谁是教师，人民需要的话就可以自由上学，自由学习，教授们把人民所不知道的种种教给人民，他们又各有各的经验，可以轮流教给教授们。这样，它就变做互相的指导，受了教育的青年和人民之间的知识联盟的行为。
人民和一切成人的真正学校是生活。唯一伟大而万能，自然而合理，并且值得我们尊敬的权威就是社会的、集体的、公共的精神的权威，这种社会要建立在一切分子的平等、休戚相关、自由和互相尊敬上。是的，这完全是人性的权威，不是神性的，我们心顺意服地在它之前低头，我们知道它的确是解放人民而不是来奴役人民的。它一定比教堂和国家所建立的一切神性的、神学的、玄学的、政治的、法律的权威有力几千倍；比你们的刑法、监狱和死刑有力得多。
即使在现在，集体意见或者公共精神的力量也是很厉害的东西。最容易犯罪的人们也极少敢轻视它，公开冒犯它的。他们设法欺骗它，不过除非他们感到有几个少数派的支持，总留意着不去得罪它。不论它相信他自己何等有力，永没有人会有忍受社会一致轻视的力量；觉得缺少了至少社会的某几部分的称赞和尊重的支持之后，没有人还能够活下去的。要有违反众人的意见而说话、行动的勇气必须有广大而极诚挚的自信；自私、堕落、懦怯的人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最能够明白证明这种事实的只有自然而必然的休戚相关——社会性的法则——正像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每个人在他自己和他所知道的一切人们身上所证实的那样把一切人们连在一起。不过，假如有社会力量这东西的话，为什么它不是以此使人们道德化、人性化呢？那就因为这种力量至今还没有把它自己人性化起来的缘故’它之所以不曾人性化起来是因为永远作为它的忠实表达的社会生活，正如我们所知，不是建立在人性尊重而是建立在神性崇拜上；不是建立在自由而建立在权威上；不是建立在平等而建立在特权上；不是建立在四海一家而建立在剥削上；不是建立在正义和真实上，而是建立在罪恶和虚伪上。因此，它的实际作用总是和它所宣言的博爱理论冲突，总是发生不幸的、堕落的不道德的影响。它并不抑制恶和罪；而是产生了恶和罪。因此，它这权威是一种神性的，违反人性的权威；它的影响有害而有祸。你愿意使它这权威和影响变得有益而有人性吗？去从事社会革命吧。把一切需要变得真正休戚相关，使每个人的物质的社会的利益和每个人的人类责任一致。要这样做，方法只有一个：破坏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建立众人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大众的自由、道德、休戚相关的人性将建立在这基础上。
我以后会再讨论这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的。

[15] 此处指欧战名将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之叔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 （1800—1891），也是普鲁士名将，普法战争时任参谋总长。——译者注

[16] Edwin Hans Karl von Manteuffel （1809—1885），普鲁士将军，普法战争中逐法军于瑞士。——译者注

[17] August von Werder （1808—1887），普法战争中攻下Strassburg，败法将Bourbaki。——译者注

[18] Eugene Rouche（1814—1884），法政治家，属保皇党。——译者注

[19] Francois Achille Bazaine（1811—1888），法将，普法之战败德将Gravelott，后十七万大军被围于Metz，投降而促巴黎陷落。——译者注

[20] Andre Hercule de Fleury（1657—1743），法政治家及红衣主教。——译者注

[21] Pierre Marie Pietri（1809—1864），法政治家，拥护路易·拿破仑。——译者注

[22] Bernard Adolphe Granierde Cassagnac（1808—1880），法政论家及记者，保皇党。——译者注

[23] Louis Cecile Stanislas Xavier de Girardin（1765—1827），法将，卢梭门人，热爱自由，主张立宪。——译者注

[24] Clement Duvemois（1836—1879），法政论家及政治家，教皇至上主义者。——译者注

[25] Louis Francois Veuillot（1813—1883），法记者及作家，教皇至上者，反对V.Hugo。——译者注

[26] Urbain Jean Joseph Leverrier（1811—1877），法天文学家，曾预言海王星之存在。——译者注

[27] 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法历史家及政治家，是个反动的王党。——译者注

[28]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政治家及历史家，提倡自由主义，反对路易·拿破仑。——译者注

[29] Gabriel Claude Jules Favre（1809—1880），法辩护士及政学学家，是反对拿破仑的共和主义者。——译者注

[30] Pierre Clement Eugene Pelietan（1813—1884），法左派政治学家及政论家。——译者注

[31] 真名是Jules Francois Simon（1814—1896），法库心（Cousin）派哲学家，政治家及作家，有唯心论倾向。——译者注

[32] Nicolas Mouravieff（1794—1867），俄将，曾率兵攻土耳其及波兰。一―译者注

[33] Fedor-Fedorovitch de Berg（1794—1874），俄将，曾参加俄法，俄土诸战，镇压波兰叛变。——译者注

[34] 或作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约600—583B.C.），古波斯袄教（拜火教）建立者。——译者注

[35] 斯巴达立法者，生存在纪元前9世纪左右。——译者注

[36] 雅典智者及立法者（639? —559B.C.）。——译者注

[37] 基督使徒之一。——译者注

[38] 犹太名字是Saul（? —67A.D.），基督使徒之一。——译者注

[39] 基督使徒之一，Zebedee之子。——译者注

[40] 俄国圣徒。——译者注

[41] 在变作每一个人的世袭财产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下科学它自己会和每个人的目前的真实的生活结合起来。它会在用处和优美上获得它在骄傲、野心和空论的迂腐上所失去的。然而，这不能防止天才者完全献身于科学的拓殖，对人性作伟大的服务，做起科学思考来，他们比他们大部分的跟随者更有组织。只是，除了每个卓越的智性对它四周的自然影响之外，他们的野心必须不生别的社会影响，除了一个高贵的心灵在高贵热情的满足中总会找到的那种崇高的欢欣之外，必须不求其他酬报。

[42] 一切科学作为基础的普遍经验必须明显地和唯心论者希望用来支持他们的信心的普遍信仰分开：前者是事实的真实在确定；后者只是没有人见到过的事实假想，因此跟着每人的经验而变。

[43] 唯心论者，一切相信人类灵魂的非物质性和不朽性的人们，对存在在各种族、各民族和各个个人之间智力差别一定极端困惑。除非我们假定各种神性的分子是不规则地分布着的，这种差异怎样解释法呢？不幸有许许多多人全然昏庸、愚昧甚至是白痴，他们能够在分布中领受一个神性而又昏庸的分子吗？要逃避这种困惑，唯心论者一定必须假定一切人类灵魂是相等的，不过他们所必然被禁的监狱，人的肉体，是不相等的，有几个比别个更配担任灵魂纯粹智性的器官。照这样看来，这种肉体会有极精细的器官听他使用，别的肉体的器官就很粗略，不过唯心论没法用了这种区别而不陷入不一致和最粗略的唯物论；因为一有了灵魂的绝对非物质性，一切肉体的差异就会消失，一切具体、物质的东西必然看来毫无分别，同样地而绝对地粗略，把灵魂从肉体分隔起来，把绝对非物质性从绝对物质性分隔起来的深渊是无限的，因之物质的一切差异，对灵魂是没有作用的，它对灵魂既不能也不会发生任何影响，顺便说来，它是不可解的，逻辑上不可能的。总之，绝对非物质性，不受绝对物质性的限制和禁锢，更不能由它来作丝毫表现，一切由人类的原始无知和昏庸所引起的粗略的唯物的（依唯心论者的用法）幻想之中，非物质的灵魂囚禁在物质的肉体里这种幻想当然最是粗略，最昏庸。没有一件东西比到今天仍旧在谈论它的赋有高级智力的人类的可怜的目光，更能够证明古代偏见对于甚至是最好的头脑是无所不能的了。

[44] Ludwig Audreas Feuerbach，德哲学家（1804—1872），唯物论者，有观念论的倾向。——译者注

[45] 在原文附录里巴枯宁曾提明到这一点。——译者注

[46] 我十分明白在东方的神学、玄学体系，特别是印度的体系——包括佛教在内——里有着偏爱空想和绝对抽象而灭绝真实世界的原则，不过使基督教有所区别的并不是外加上去的自愿的、故意的否定的性质；当这些体系孕育成功的时候，人类思想的世界，意志和自由的世界还没有达到以后在希腊、罗马文化里所见到的那种发展过程。

[47] Lucilio Vanini，——作 Julius Caesar Vanini（1584—1619），意哲学家，无神论者，和布鲁诺同受宗教裁判所判的火刑而死。——译者注

[48] 法国大革命时最进步最激烈的一派，首领为埃贝尔（Jacques Rene Hebert，1755—1794）。译者注

[49] 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与Stael夫人同为浪漫主义健将。——译者注

[50] Alphonse Marie Louis de Lamartine（1790—1869），法浪漫派诗人及倾向民主主义的政治家。——译者注

[51] 有兄弟两人，弟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是哲学家及批评家，兄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29）是批评家，诗人和东方学者，两人都是浪漫派。——译者注

[52] Ludwig Tieck，德国浪漫派小说家（1755—1794），晚年转成写实主义派。——译者注

[53] Novalis是德国初期浪漫派作家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的假名。——译者注

[54] Friedrich Ludwig Zacharies Werner，德浪漫派戏剧家（1768—1823），以悲剧著名。——译者注

[55]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浪漫派哲学家，一生并未保持一定的哲学体系。——译者注

[56] 关于这点，重提下面这一个轶事——顺便说，是一个著名而完全有根据的——我觉得是有用的，它揭露了天主教信仰这种热心的个人价值以及对这时期的宗教诚心。夏多布里昂把一本攻击宗教信仰的著作交付给出版商。出版商提醒他无神论已经不时髦了，读者已经对它没有兴趣，相反的，需要的是宗教著作，夏多布里昂回去了，几个月之后带回来一本著作：《基督教的天才》。

[57] 指1815-1830年同路易十八及查理十世之统治。——译者注

[58] Pierre Jean de Beranger（1780—1857），法国诗人，歌谣家。——译者注

[59] Paui Louis Courier de Mere（1772—1825），法政治著作家。——译者注

[60] Jean Joseph Benjamin Constant（1845—1902），法画家。——译者注

[61] Madame de Stael即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el—Holstein（1766—1817），法作家，浪漫派中心人物。——译者注

[62] Pierre Paul Royer-Collard（1763—1845），法哲学家及政治家，反抗王室反动而向查理抗议无意中造成七月革命的起因。——译者注

[63] 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哲学家，是折衷学派的始祖。——译者注

[64] Abel Francois Villemain（1790—1870），法历史家及教育家，1840—1844年期间做教育部长。——译者注

[65] 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为基督教Jansen派教徒而反对无神论。——译者注

[66] 以上是德文本的一半，后半只讲库心和折衷学派的意见，著者只加了一些注，所以这里略去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