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舟已过万重山：神圣暴力与思维

“如果人们并不打算实现批判，那么批判和召唤也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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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的《暴力：思无所限》书评

如果说，尼采从价值的角度提出批判问题是因为康德没有实现批判，那么本雅明提出暴力需要被批判的缘由则可以被追溯到康德的三大批判还没有接近批判的对象。

如果不从暴力的角度看待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那么如何实现对它们的批判呢？

或者说，如果不能将法律的激情从中抽离，什么又是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

因而《暴力批判》一文并非如人们在阐释它的晦涩之处时提到的——它让本雅明处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神学思想和政治神学思想的交叉口——毋宁说，本雅明以直接主义的方式让哲学、政治在摆脱作为神话和神学思想的束缚的同时，指明了思维所承受的暴力来源，以及思维的暴力所要打破的枷锁和它可能完成的革命任务。

立法暴力和神话暴力（也可以说是护法暴力，本雅明主要针对的是索雷尔的总罢工神话，一种拒斥条分缕析的、赋予自身决定性决断的暴力），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陷入了不可解放的循环，这不但是对人类的文化活动而言，而且尤其是对思维而言，它们是思想和生命的重压之魔。

本雅明的文章乍看令人沮丧的地方，就在于他对神话暴力的悲观：即便作为神话暴力的对语提出的神圣暴力也并不是他要承诺的最终解决方案。他只是告诉我们，当法律和神话的支配地位被打破时，一种真正的革命性暴力，或者说替代性的革命暴力就是可能的，它是替代立法性暴力和护法性暴力之间循环的真正选择——摧毁与法定暴力如出一辙的直接暴力的神话式显现，这就是本雅明引入神圣暴力的地方。

法律暴力和神话暴力作为工具理性反而是不可决断性；“所有的可决断性都被发现站在神圣暴力的一边，而这种神圣暴力摧毁或解构该法律”——德里达这种说法摘出来看很不错，问题是他将这种功能视为本雅明所认为的解决方案，于是招致了无数本雅明研究者的攻击，比如吉利安·罗斯就严厉批评了他。我想采取神圣暴力的“可决断性”这种说法，因为我要说的是，从德勒兹主义的角度看，神圣暴力的可决断性就是情状或情感强度的可决断性。一般的暴力当然没有这种决断的紧迫性——立法暴力和神话暴力的决断只是不可决断，或者说它们能够决断掉的只有情感：法西斯主义尤其只能经由此来“塑造”和稳固政治立场。如果人们并不打算实现批判，那么批判和召唤也没什么区别，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区别是你有没有在情感上做大量截肢 （黑暗作为述说的真理模式杀死世上的恋人们），这就是可团结的标志。所以即便获得政治认同的高光，政治所预设的满足和缺失也骗不了任何人，他们的情况就像爱情的尸体在说话，有何发言权可言？

神圣暴力也是暴力，但本雅明将它界定为人所接受的救赎力量，说它不可描述只能体会也不对。像是布莱克的“被犁断的蛆虫原谅犁头”应该描写的就是神圣暴力，那些为情感积聚能量又化为沃土的事件，就是神圣暴力的救赎对象。 当神圣暴力到来，被摧毁了但依然运行的立法暴力的死机器就已经非常滞后了，基本上只能是徒劳的共谋圈里的对题。

在政治哲学上，很多人都对神圣暴力做出过无政府主义的或政治国家性质的解释，但它仍是晦暗不明的，因为本雅明也没有对它多做解释。在法律和神话式暴力面前，它只是被设定为思维的“轻重已过万重山”的状态。但是，仅仅是这种状态，也已经意味着对一切源于手段-目的和工具理性的暴力的摧毁。

确实，即便这仅仅是思维中发生的事情。因为要是不能跨越思维和对话的门槛的话，也就没有通融和决断可言，因为情况就像哈基姆·贝在《沉默》（ https://www.douban.com/note/863178205/ ）一文中说的：

问题不在于揭露了太多，而在于每一个揭露都落到了首席执行官和周期性诡计手里，找到了它的替代者和犹大的克隆人。

任何东西都是数据幽灵的图腾，媒体的“诱人的公平”，太晚的资本主义认识论的舶来物崇拜。

而随着一种知道如何行动、如何改变事物、如何融入其中的机智的沉默的到来，随着和资本主义认识论及其“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对话的终结，它的护法思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而要是没有护法性暴力的话，也就毫无立法性暴力可言。

这就好像，尽管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但旧世界已经因在思维中被抛到后面，而早就被抛到后面去了。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只谈论小宝宝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