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德曼散文集
无政府主义与其他

爱玛·戈尔德曼简介

布道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行业”，因为没人愿意从事一项似苦工般辛苦、并以行乞告终的“职业”。这种事业的追求者之动机想必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源于灵魂，高于物质。 ——乔治·雅各伯·霍利约克

　　在美国公共生活领域中有很多杰出人士，但很少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提及的次数多于爱玛·戈尔德曼，但实际上她并不为大众所知。媒体给她下了不计其数的定义，大多是误解和诽谤，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个圈子不停炮轰，但人们对于这位被诬蔑的理想主义者的理解却在加深，因为真相总会水落石出。事实上，几乎每种新思想的集大成者都会遭遇类似的困境，这也算一点点安慰吧。一国前总统在奥萨沃托米{1}纪念约翰·布朗{2}以示敬意，有什么用？或者，另一国总统为纪念皮埃尔·蒲鲁东{3}参与其雕像的揭幕仪式，向法国人民展示他的生平事迹，将其作为热衷效仿者们的楷模，有什么用？一面纪念崇敬着，一面又把现今活着的约翰·布朗们和蒲鲁东们逼向绝路，又有什么用？尽管伦敦或巴黎的建设者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4}或路易斯·米歇尔{5}之荣耀来命名街道，但她们的事迹却未被广知，其实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应该给她们一个公平的交待。像温德尔·菲利普斯和罗伊·葛里森这样的英雄应被后代记住，他们在人类解放的殿堂之中应享有一席之地；但更重要的是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在他们都活着的时候应有义务给予他们适当的认可与支持。

　　传播社会公正之路布满荆棘。暗黑势力费尽心思生怕一丝阳光照进宣传者灰暗的生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他并肩作战的同志（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甚理解这些进步先驱的品性。嫉妒，有时变为仇恨、虚荣和戒备，这都会阻碍他前进并让他内心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不迷失自我，需要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有革新想法的人通常进退维谷，一方面既有势力的折磨让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社会行为承担后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部分同伴的理解，他的行为总被狭隘的视角判别。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无法理解他有多孤独、多无助，这就是公众眼中杰出人物的悲哀。

　　尘封的爱玛·戈尔德曼之谜正逐渐消散。她投入的精力推动了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个小众思想的发展传播，还有她的认真、她的勇气、她的能力，都在渐渐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同。

　　美国学术圈的发展要归功于那些被流放的革命者，而这份人情债从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感激。尽管在那个时代无人能懂，但革命者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硕果累累。他们无数次举起自由的旗帜，使得这个国家充满社会活力。但当时为了能融入美国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被迫放弃了自己在欧洲所受的教育和文化。一般人很难理解，在不丧失个人人格的情况下，接受一种陌生国度的语言、习惯和风俗，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力和毅力。

　　爱玛·戈尔德曼就是少数成功者之一。这些成功者们完全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在美国社会与知识界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她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变数。在她达到自己人生顶峰的同时，也饱尝了生活的苦果。

　　1869年6月27日，爱玛·戈尔德曼出生于俄罗斯科夫诺省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母当然没有想到他们的孩子在将来会有多么特别的作为。像所有保守父母一样，他们也笃信自己的女儿会成为一个善良虔诚的女人，体面地嫁人生子，晚年尽享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像很多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有着怎样奇特、热情的灵魂，并终生为之奋斗，最后竟成为划分代际问题的鸿沟。确切地说，在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那个年代，父母和子女间的对立注定了会以最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在父与子的争斗中，特别是父母和女儿们之间，没有妥协，没有示弱，没有休战。自由进步的灵魂是一种不被理解但更不怕阻碍的理想主义，它让年轻人离开父母温暖的臂膀，远离家庭温馨的生活。正是本着相同的精神，作为永不满足的革命理念传播者耶稣也选择了背井离乡。

　　尽管有反犹太主义的中伤，号称犹太人是先验唯心主义{6}，那么苦难的犹太人在从未被公正明确地认可他们存在的新、旧时代，到底起着什么作用？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察觉，对于犹太理想主义者们在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惊人成就，我们亏欠的太多太多。但就算是现在，也几乎没人知道，以色列儿女们在革命运动中所做的贡献。

　　在库尔兰这个先后被德俄统治、小而恬静的地方，爱玛度过了她的童年生活，也是在这里，她父亲负责管理政府官员的出行。那时的库尔兰省充盈着德式氛围，甚至这一波罗的海省份的俄政府官员也招募了德国贵族青年。德国的童话和传说中有很多是库尔兰地区英勇骑士们神乎其神的事迹，这吸引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兴趣。但美好恬静的时光过得总是很快，成长的孩童心灵正被生活的阴云笼罩。爱玛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心中埋下了坚定反抗压迫的种子。她很早就认清了国家政权的美丑：她曾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信奉天主教的官僚骚扰和迫害，被诽谤为可鄙的官员和该死的犹太人。强制服役的残酷场景也常常在她眼前上演；作为一大家子唯一支柱的年轻人，被残忍地拖去兵营过着悲惨的军队生活。耳边是可怜农妇的啜泣，眼里是为人不齿的场景，官员收受贿赂免除富人兵役，而牺牲穷人的性命。她对于女工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愤慨，她们被主人虐待、剥削，她们任由军团士官处置，被当做性奴隶。那些可怜人怀上了体面之士的孩子，最后却遭到驱赶，以至于戈尔德曼的家成了她们常去的避难所。这个小女孩，怜悯之心不断触动，私下从父母抽屉里拿出硬币悄悄塞到这些不幸女人的手里。至此，爱玛最让人惊叹的品质——对于弱者的同情——在其幼年时期便有体现。

　　在7岁的时候，小爱玛被父母送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7}的外婆家，伊曼努尔·康德曾住在这里。除了偶尔的中断，她在那儿待到了13岁。头几年，这个地方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童年的回忆。实际上，她祖母很平易近人，但里的姑妈们却比较实际而不单单讲道理，所以经常要求爱玛必须听话。直到她父母搬到这儿来，这种情况才稍有改观，小爱玛才得以摆脱她受欺负的灰姑娘角色。她按时上公立学校，也按当时中产阶级流行的做法有自己的家庭教师，法语和音乐课是最重要的两门课程。这个后来可以翻译易卜生{8}和萧伯纳{9}作品的人，那时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小姑娘。在文学方面，她最大的偏好就是马丽特{10}的浪漫情愫；她最崇拜善良的露易丝皇后{11}，可拿破仑·波拿巴{12}对露易丝皇后一点也不绅士。如果继续呆在这种环境下，她的将来会如何发展？优越的生活条件是不是也挺不错呢？但命运偏不如此安排。她父母决定在圣彼得堡定居，在万能沙皇的首都开展生计。就是在那儿，小梦想家的命运才发生巨大变化。

　　1882年正值多事之秋，13岁的爱玛来到了圣彼得堡，整个国家裹挟在独裁者与知识分子的生死较量之中，亚历山大二世{13}就是在几年前下的台，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14}、热里亚波夫、格里涅维茨基、雷萨科夫、科巴齐彻、米恰洛夫{15}是宣判暴君死刑的英雄赴义者，已登上了不朽的瓦尔哈拉神殿{16}。杰西·赫尔夫曼{17}是唯一一个免于死刑的弑君者，因为怀有身孕，政府才勉强没有将她处决，之后便追随着大批俄裔殉道者来到了西伯利亚军营。在伟大解放战役之中，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是一场世界从未见过的自由之战。虚无主义者名声大躁，人们口耳相传，成千上万的民众都热情效仿。整个俄国知识阶层都充满了反叛的思想，革命号角向每家每户吹响，遍及社会各阶层，权贵、百姓、军队、官僚、工人和农民。整个氛围惊恐了皇宫城楼上的炮塔。新思想在年轻的灵魂当中孕育。这时候不存在性别差异，男人与女人并肩作战。俄国女性！难道她从未表现出自我牺牲、忠诚奉献的英雄一面么？屠格涅夫{18}在他的散文诗巨著《门槛》中，就是用“值得尊敬”这个词来形容她的。

　　来自于柯尼斯堡怀揣梦想的青年人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漩涡。要跳出圈子拥有自由思想，意味着惨淡无味、生死未卜的生活。人没必要在年轻时彷徨。充满热忱的青年在那时的俄国并不罕见，幸运的是现在也是如此。由于学习俄语，爱玛很快就与革命学者和新思想有了接触。马丽特在爱玛心中的位置被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19}取代了。昔日崇拜善良的露易丝皇后的爱玛，已成为自由主义的热情追随者，像无数有志青年一样，她下定决心终生投入到人类大解放的事业之中。

　　但这样一来，两代人间的争吵就在所难免了。在她的父母眼中，乌托邦是荒诞不经的新潮思想，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女儿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试图劝说她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但结果是以每天折磨灵魂的不断争吵告终。当时只有姐姐海伦的理解、支持与爱护从未让爱玛失望，于是三年后她随姐姐迁往美国。即使在黑暗的痛苦时期，爱玛也总能在她忠诚的姐姐那里找到慰藉。

　　最后爱玛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独立。她看见成千上万的人们加入人民意志社{20}，为人民群众而投身伟大革命，于是她也跟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成了一个工厂女工，起初生产围腰，后来生产手套。17岁的爱玛为她可以养活自己而自豪。如果还一直生活在俄国，或许迟早有一天，她也会落得同成千上万人一样的下场，葬身于西伯利亚冰雪之下。她生活新篇章的开始，源于她姐姐移民美国的决定，因为海伦的另一姐妹已在那边安家。于是爱玛央求海伦带她一起过去。她们一同出发前往美国，并且爱玛一路上充满了对这伟大、自由、光辉的共和国的满心期待。

　　美利坚合众国！多么神奇的字眼！是受奴役阶层的呐喊，是受压迫阶层的应许之地，是一切追求进步之士的目标。在这儿，人类理想可以得到实现：没有沙皇，没有哥萨克骑兵，没有官僚！伟大的共和政体，平等、自由、团结的象征。

　　在1886年，两姐妹从纽约到罗彻斯特奔波的途中突然醒悟了。很快，或是眨眼间，期望就破灭。在城堡花园{21}的时候，她就受到了打击，对美国美好的憧憬在现实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这里目睹的一切，都让爱玛回想起了童年时期在库尔兰看到的可怕景象。这个伟大国度未来的公民，在船板上遭受了冷漠与羞辱，到了城堡花园，民主官员们对待她们的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让年轻梦想家真正失望的地方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让她竟有种似然相识之感。这里不只一个沙皇，却有许多；没有哥萨克骑兵，却有拿着大棒的警察；没有沙俄官僚，却有更惨无人道的工厂老板。

　　爱玛开始在卡森制衣公司工作，薪水是每周2.5美元。那时的工厂没有动力机器，可怜的缝纫女工只得从早到晚靠自己的双脚来踩缝纫轮。这是多么让人殚尽力竭的工作啊！暗无天日的工作环境，高强度的工作时间，沉闷无趣的工作内容，每天这样悄无声息！就是在这儿，在这个自由的国度，她们却不被允许像俄国工人一般在做活儿时能友好地交谈。但对于她们的剥削不仅只在经济方面；可怜的拿薄薪的女工们被监工、老板当做性玩具。如果有人埋怨“上级”的高高在上，那么她很快会发现自己会像工厂丢弃的零件一样被扔在大街上。从来不缺心甘情愿的受害者，因为对于工作而言，总是供过于求。

　　美国可怕凄凉的小城生活，让本就恶劣的生活条件愈加难以忍受。清教精神连一丁点儿欢愉都要压抑，极度无趣更让灵魂无处消遣；人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灵感迸发、没有思想表达的生活。爱玛总觉得自己在这种境遇中快要窒息。她比任何人都渴望有良好的工作环境、真正的友谊，以及互相理解、志趣相投的知己。在精神层面上，她仍住在俄国。不仅不熟悉美国的生活和语言，她过得甚至还不如从前。而在这时，她却遇到一个说俄语的小伙子，两人在愉快的相处中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终于，她找到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一个可以替她排遣沉闷和乏味的人。两人的友情逐渐升温，最终喜结连理。

　　但即便是爱玛·戈尔德曼，也未能摆脱婚姻生活之悲剧，不得不从这段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合法的夫妻关系意味着依赖和顺从，这一点对于女人尤甚。这次婚姻并没有将她从清教徒式的刻板生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失去人身自由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两人的个性大相径庭，很快就分手了。爱玛便去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并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厂工作，自己的丈夫也已从视线中消失了。但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她的伤心事又被联邦当局重新提起。

　　活跃在八十年代俄国运动中的革命者们，并不很熟悉社会思想，他们在西欧和美国引起了动荡。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教化人民的思想，终极目标是摧毁暴政。仅从字面上上很难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彻底看通透。爱玛也完全不知道这些思想的重大意义。

　　就像四年前在俄国一样，她到达美国的时候也正值社会政治动荡时期。工人们反对恶劣的工作条件而叛乱；支持8小时工作的劳工联合会{22}运动也达高潮，整个国家陷入罢工与镇压冲突的白热化局面。冲突最终演变成反对芝加哥哈维斯特公司、反对残害罢工者、反对不公正判处工人领袖死刑的大罢工，之后便发生了秣市骚乱事件{23}。无政府主义者们经受住了血的洗礼，通过了作为殉道者的考验。资本主义的维护者，未能找到杀害帕森斯、斯派斯、林格、费希尔和恩格尔等人的正当理由。自从阿尔特盖尔德州长公开解释释放三名被监禁的秣市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之后，人们就无需再怀疑，1887年的芝加哥曾“合法”谋杀的人实则有五倍之多。

　　很少有人能领会芝加哥殉道者牺牲的意义，对于更少的统治阶级而言也是一样。通过迫害劳工领袖，他们认为就能遏制启迪世界的新思潮的传播。他们没想到，烈士们的血与泪已经长成革命的种子，不公正的待遇会让更多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美国，无政府主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是伏尔泰琳·克蕾{24}和爱玛·戈尔德曼。她们一个是美国人，一个俄国人，由于司法不公，都像其他人一样改变了信仰，走上了无政府主义之路。之前她们从不知晓彼此，但都博闻广识，因此正义缺乏的现状让两人的思想融合在一起。

　　像大多数在美国就业的人一样，爱玛带着惶恐与兴奋参与了芝加哥审判，她也不相信无产阶级领袖会被杀死。但1887年11月11日那天，让她有了很大的改观。她意识到，不能奢望统治阶级的同情，除了名称不一样之外，俄国沙文主义与美国财权政治根本没有区别。她一生都是为了反对罪恶而存在，她向自己郑重发誓一定要加入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并投入全部精力去解救拿薄薪的苦工。熠熠生辉的热忱在她的天性中是如此的鲜明突出，她开始熟悉了解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作品。她参与公众集会，认识了许多倾向于相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工人同胞。爱玛听的第一个社会演说家是德国著名的演说家约翰娜·歌瑞尔{25}。在康州的纽黑文，她在生产围裙的工作中也结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儿，她读到了约翰·莫斯特{26}编写的《自由》，秣市暴乱让她本能站在无政府主义的阵营，通过约翰·莫斯特的文字，她成为了有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她在美国最好的知识分子那里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及其在各领域的延伸。理论上有约西亚·沃伦、斯蒂芬·珀尔·安德鲁及莱桑德·斯波纳；哲学上有爱默生、梭罗和瓦尔特·惠特曼{27}。

　　没日没夜的工厂工作拖垮了爱玛的身体，于是她回到罗彻斯特，一直待到1889年的8月，同期她搬到纽约。这段日子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她已20岁了，脸色苍白憔悴，眼睛炯炯有神、充满活力，那些天她假装自己很快乐。她有一头短发，和传统俄国姑娘一样，挺括的额头一览无余。

　　这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时代。这运动跌跌撞撞，已横扫全球。尽管有政府严酷的迫害，还是有更多的受难者加入革命行列。宣传算是一件隐蔽性很强的事情。政府的镇压方式让笃信新哲学的信徒们偏向密谋策划。成千上万的受难者深受当局的折磨，被监禁而无所作为。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革命事业高涨的热情、自我牺牲与奉献。像彼得·克鲁泡特金{28}、路易斯·米歇尔、利沙·雷克吕{29}等人，这样的启发者所做的贡献，让热心之士充满斗志。

　　牺牲背弃自由思想、拥护国家与政治的社会主义者们即将分崩离析。在不相容的小宗派中，挣扎是痛苦的，这斗争不仅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还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理论基础和个人争论重点的差异导致了冲突与强烈的敌意。德国与奥地利反社会主义的立法机构已经驱逐了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迫使他们不得不横跨大洋到美国去寻找庇护。约翰·莫斯特已经失去了他在“帝国议会”的席位，最终只能逃离本土，前往伦敦。在那儿，他积极靠拢无政府主义，最后完全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之后，去了美国，在纽约继续发行他《自由》一书，在德国工人中开展了很多活动。

　　当爱玛1889年来到纽约，她发觉自己与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交流有点困难。无政府主义大会几乎是日常例会。在无政府主义的讲台上，她头一次听到的文学家是索洛塔罗夫博士。与约翰·莫斯特的相识，对她日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这个年轻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充满激情的雄辩，孜孜不倦的精力，还有为了革命事业忍受的种种迫害，这些汇在一起点燃了所有同志的热情。也是在这个时候，她遇上了亚历山大·柏克曼{30}，他的友谊在她整个人生中有重要作用，她作为演说家的才能很快被大众所熟知。热情之火驱使她走向公众视野。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开始用德语和犹太语演讲并参加无政府主义大会。之后一场鼓动性的巡回演说让她到了克利夫兰{31}。因为热情与坚定的灵魂，她已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之中。她充满热情的生活才刚开始。尽管受过血汗工厂的长期劳苦折磨，这位言辞激烈的演说家同时还作为一位政治鼓吹者活跃着，她参加了许多罢工活动，最轰动的一次是发生在1889年由葛塞德教授和约瑟夫·巴伦德斯发起的制造披风大罢工。

　　一年后，爱玛作为纽约无政府主义大会的一名代表被选举为执行理事，但之后因为对策略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而被撤销职位。用德语演讲的无政府主义们在那时并未统一思想，大多数人拥护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但一些人始终坚持议会形式。由于在策略问题上的不同意见，1891年同伴们与约翰·莫斯特中断了联系。爱玛·戈尔德曼与亚历山大·柏克曼和其他同伴加入了“自治”小组，其中约瑟夫·扑克特、奥托·林克和克劳斯·提默曼三人起了积极作用。1906年，莫斯特去世，这场激烈的争论才得以告终。

　　爱玛最大的灵感来源是与旗帜报刊{32}联系密切的俄国革命者。戈登伯格、索洛塔罗夫、撒米特金、米勒、卡恩、诗人厄第斯塔、伊万冯·切维池、海伦的丈夫冯·拉克维乍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还有许多其他幸存的俄国流亡者，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也是在这个时期，爱玛遇到了罗伯特·雷特西尔——这位海涅式的人物对她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通过雷特西尔，她与现代文学大师们相识，他们两人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898年雷特西尔去世。

　　美国的工人运动没有演变成芝加哥大屠杀，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没能给贪图利益的资本主义者带来和平：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还在继续，1892年又在匹兹堡爆发了大罢工。而在赫姆斯特德发生的钢铁工人大罢工中，虽然平克顿侦探公司调集了私人军队进行镇压，但最后还是被工人们击败了，这场彻头彻尾的胜利也是刚发生不久的事。{33}这些可怕的事件使战争一触即发，亚历山大·柏克曼已决定为革命事业献身，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团结起来，要给美利坚的那些金钱走狗们实际的教训，但他对有匹兹堡的盖斯勒之称的亨利·弗里克{34}的袭击以失败告终，22岁的年轻人注定像活死人一般在监狱度过22年。多年来，为诛杀暴君高唱赞歌的中产阶级们，现在也已满腔怒火。财团控制下的媒体组织了一系列中伤与诽谤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警察不遗余力地想把爱玛也牵连进亚历山大的案子里来。恐慌的鼓动者最终忍气吞声，沉默了好一阵子。只是当时她在纽约，所以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九年后，同样的情况，在麦金莱事件期间，让她得以保住自由。那段时期数不清的愚昧、无聊、无耻的记者们试图声讨无政府主义者，那声势根本令人无法想象，只有细读报纸材料，才能知道诽谤和控告的严重程度。在那些日子，爱玛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难以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舆论压力让无政府主义者们还能比较平静地承受，但来自本阵营内部的攻击却让人更加痛苦，难以忍受。柏克曼的行为遭到莫斯特及其来自德国与犹太的追随者们严厉批评，他们对于公众集会和私人会议都有严厉指责与控诉。而爱玛也在各方面都备受折磨，不论是声援柏克曼的行动，还是由于自己的革命运动，她都被骚扰到无处藏身的地步。太过自尊而不愿苟且偷生的她，宁愿在公园过夜也不愿让她的朋友因为她的到来而受牵连或烦恼。而人生知己柏克曼企图自杀的事情，更是让苦难的爱玛雪上加霜。

　　从那以后，发生了太多变故。柏克曼熬过了宾夕法尼亚的悲惨光景，重新回到了激进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他的精神屹立不倒，灵魂里满是青年热切的理想。这个文艺伙伴成了纽约著名的插画家。不幸的他在自杀未遂之后，便很快离开了美国，随后因为向德国境内走私无政府主义书籍被逮捕并判处八年苦役。在挨过恐怖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便重新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自此，也奠定了其在德国“才华横溢”作家之列的地位。

　　爱玛为了避免在公园里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她被迫转移到第三大道仅供妓女居住的房子里。在那儿，在被我们善良基督教社区抛弃的人群中，她至少还能租一间小房子，在她的缝纫机前找到安稳。站街女比教堂牧师还表现出更多的高尚美德和真切同情。但是人的耐力会被过度的苦难与贫困耗尽。身体无能为力支撑，这位有名的煽动者又搬到“波西米亚共和国”，这个大公寓有这样的美称是因为这里住的大多数人都是波西米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那儿，爱玛找到了可以帮助她的朋友。贾斯特·施瓦布是德国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和索洛塔罗夫博士一同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位病人。她还遇到爱德华·布莱德，新的友谊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布莱德是奥地利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结识爱玛的时候，正是在奥地利监狱监禁十年后刚被放出来。

　　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疾病会拖垮身体，建议爱玛离开纽约。于是她去了罗彻斯特，希望在家里可以恢复健康。她父母很多年前已移民美国，定居在罗城。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家人间牢固的联系，特别是父母对孩子之间，尽管爱玛保守的父母不理解她的理想主义，也不赞成她的生活方式，现在他们还是伸开双臂欢迎孱弱的女儿回家。在父母家中的整顿与休养，还有她挚爱姐姐的支持，对于她充分恢复精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爱玛的一生都孜孜不倦。对理想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追求是她的天性。已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整装待发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城市陷入危机的阵痛，无数失业者涌上工业中心的街头。他们饥寒交迫，漂泊在这片土地上，徒劳地寻找着糊口的工作。无政府主义者在失业者和罢工者中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于是纽约联合广场爆发了大规模的围裙工大罢工事件。爱玛是受邀演说家之一，她发表了斗志昂扬的演讲，用激烈的言辞描绘了苦工的悲惨生活，并引用了红衣主教曼宁著名的格言：“饥饿是人之常情，饥饿之人有权去索要他周围人的面包。”她以告诫的口吻结束了演讲：“要工作。要是他们不给你工作，去要食物；要是他们连食物都不给，那就抢！”

　　之后的几天，她去了费城，她在那儿有一场公共演讲。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媒体再次提高警惕。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允许可以继续煽动，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危险，工人们会搞清楚资本家是以何种方式来剥夺他们的快乐与生活！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纽约的警长伯恩斯收到一个逮捕爱玛的法令。她被费城警方拘捕，在摩亚门森监狱{35}被拘留了，等待伯恩斯下达给探长雅各布斯的引渡文件。这个叫雅各布斯的男人曾向爱玛求婚，当她被遣送回纽约监狱的途中，以他上级伯恩斯警长的名义，提出丰厚的礼金；他最后背叛了工人运动，是爱玛几乎不想碰到的恶人。男人有时候可真蠢！他是有多么地死心眼儿，才会妄想这位甘愿牺牲自我去帮助工人解放的俄国理想家可能会背叛工人运动！

　　1893年10月，爱玛在纽约罪犯庭审中被指控为煽动暴动的罪魁祸首。“聪明的”法官竟无视12位证人的证词而相信探长雅各布斯一个人的证词。她被判为有罪，在布莱克韦尔岛坐了一年的牢。除开苏拉特夫人{36}不算，自从这个国家建立以来，爱玛是首位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这里的女性。这个“值得尊敬”的社会早已在她身上烙下了耻辱的印记。

　　在监狱里，她作为监狱病房的护士来打发时间。在这里，她找到了对黑暗中的不幸者们释放人性光辉的机会。两年前，站街姐妹们未曾歧视她并与之同住一屋檐下。在监狱里，她也找机会学英文及其文学；熟知了许多伟大的美国作家。在布雷特·哈特、马克·吐温{37}、沃尔特·怀特曼、梭罗和爱默生那里，她找到了无穷的宝藏。

　　她在1894年8月离开了布莱克韦尔岛，这时她也长成一位25岁成熟、稳健、智慧的女性。重操旧业，更有经验。人格在苦难中得到升华，她不再觉得自己孤独无助，很多人张开怀抱欢迎她的回归。那段时间在纽约第一大道的50号，贾斯特·斯施瓦布的沙龙是无政府主义者、文学家和波西米亚人的集散地。在他们之间，她同时结识了许多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与伏尔泰琳·克蕾、欧文、冯·爱特女士和《警钟》的前编辑戴尔·那穆，还有芝加哥烈士最后遗愿的践行者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为自由而战的光荣老战友约翰·斯文顿，成为她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其他阵地如约翰·爱德曼出版的《荒野》，无政府主义无派系人士本杰明·塔克的《解放》，哈利·凯利的《叛乱者》 ，克劳斯·提默曼编著的德国无政府主义刊物《风暴之鸟》，无人能比的天才罗伯特·雷特西尔主编的《武装恶魔》。通过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主要助手亚瑟·布里斯班，她熟知了傅里叶{38}的作品。布里斯班那时候还未卷入政治崩溃的漩涡。他寄给爱玛一封感情充沛的信，还带有他父亲——傅里叶狂热的美国信徒——的传记。

　　自从从监狱出来后，爱玛在纽约的公众生活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激进分子们都敬佩她的专注、理想与热情。很多人想与她交朋友，有些人甚至试着让她帮助解决细枝末节的困难。所以在莱克索调查{39}期间，经由革命导师玛利亚·路易斯{40}介绍，牧师帕卡哈斯极力引荐爱玛加入加州旧金山警戒会{41}，一起对抗腐败的政治活动。暂且不提爱玛之后有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但值得一说的是，玛利亚·路易斯的确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银币自由铸造{42}活动中，已故的伯杰斯·麦克拉齐——霍姆斯特德罢工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到了纽约，激发当地人参加该活动的热情。他也试图让爱玛加入自己的阵营，但没成功，因为他的名声远不及玛利亚·路易斯这位精神领袖。这全是在莱克索调查中名声大躁的帕卡哈斯推波助澜的结果。

　　1894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已达到巅峰。我们法国同胞的红色威胁直接导致了共和国新贵白色恐怖的对抗。怀着兴奋而不安的心情，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加快了追随这场社会运动的步伐。为了能让自己更好地了解旧世界，爱玛1985年去了欧洲。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巡回演讲后，她去了维也纳，进入当地的一家“综合医院”{43}，为了当好助产护士而做准备。这期间，她研究了社会情况，也找到机会了解了最新的欧洲文学，用极大的热情拜读了豪普特曼、尼采、易卜生、左拉、托马斯·哈代和其他文艺叛逆者的作品。

　　1896年秋天，她顺道从苏黎世到巴黎的途中回到纽约。解救柏克曼的平反运动正在酝酿之中，残酷判处他22年监禁的事在激进分子中已经引起巨大的愤懑。很显然，宾夕法尼亚赦免委员会在柏克曼的案子上，会看卡内基和弗里克的脸色。因此，这就暗示说接近这些宾洲巨头们的目的并非获得他们的恩泽，而是要求他们不要试图影响赦免委员会做决定。厄内斯特·克罗斯比提出见卡内基的条件是柏克曼否认自己的行为。这显然是异想天开。柏克曼不会为弃绝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有负罪感。这些努力换来了他和爱玛友好的关系，之后还加入了厄内斯特·克罗斯比、博尔顿·哈尔和莱纳德·阿伯特的阵营。1897年，她开始第一次巡回演讲，甚至扩大到了加利福利亚。这次巡回让她作为被压迫的代表而声名大振，她的雄辩之才传遍全美。在加利福利亚爱玛和伊萨克一家人成为了朋友，并学着去理解欣赏他们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伊萨克一家第一次出版了《火把》，并在邮政部的镇压下出版了《无阻社会》。也就是在这时，爱玛遇见了那个伟大的拥护男女平等的元老级人物摩西·哈曼。

　　美西战争期间{44}，沙文主义{45}风行一时。为了掌控危险的时局，同时为帮古巴同志筹集资金，爱玛和其他人如格瑞、艾斯蒂、帕拉维奇尼、梅林诺、帕楚奇尼和费拉拉等人成了拉丁同胞的一分子。1898年，开展了另一场煽动演讲后，在太平洋沿岸结束。尽管没有坏的结果，但逮捕与指控一次又一次警告这种宣传演讲。

　　同年11月，这位不知疲倦的鼓说家在英格兰、苏格兰开展了第二次巡回演讲，在参与首届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后于巴黎结束演讲。那时正值布尔战争{46}，此外，在2年前的美西战争中曾大肆盛行的侵略主义再次抬头。在英格兰、苏格兰开展活动的很多机会都被爱国暴民中断和破坏。爱玛顺势会见了很多英国同伴和有志青年，如汤姆·曼恩、罗赛蒂姐妹（但丁·加布里尔·罗赛蒂优秀的女儿们）、无政府主义评论刊物《火炬》的出版人。爱玛的毕生愿望之一在此得到了实现：她与彼得·克鲁泡特金、恩里科·马拉特斯塔、尼古拉斯·柴可夫斯基{47}、契尔柯索夫和路易斯·米歇尔这些人结实并成了亲密战友。人类事业中先辈们的作为激励了无数全世界的追随者热情的效仿。他们的生平事迹也激励了无数其他有理想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先辈们，早期年间时的勇气、坚韧的意志，对无政府主义事业胜利的到来充满了迫切希望。

　　国际的瓦解导致了工人革命运动的的断层，两种社会思潮争论地不可开交。几次国际大会的召开（1889年在巴黎、1892年在苏黎世、1896年在伦敦），产生了势不两立的分歧。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人郑重抛弃了他们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过去而成为政客，成功地排挤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变节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爬进了内政部，扮演了叛徒的角色。革命者的代表大会被压制，在原计划开会的2天前，代表们被驱散了。但米勒兰并没反对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然而，叛变者不会得逞。一些代表们成功在巴黎之外的同伴家中秘密召开会议，在这里商讨各种理论与策略。在这些过程中，爱玛起到了中坚作用，值此之际，也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很多代表们取得了联系。

　　由于会议被镇压，在法国的代表们随时都有被驱逐的危险。同时，从美国也传来为柏克曼平反运动失败的消息，这对爱玛是个沉重的打击。1900年，她回到美国，投身到护士行业，同时也积极参与美国方面的宣传。在其他活动中，她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恶劣行径，思想渗透到在蒙特惠奇山{48}那儿受折磨的政治犯那里。

　　当护士的爱玛有很多机会遇到非同寻常、特立独行的人。几乎没人能从这位瘦小的金发女人身上找到“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看到的只是一名穿着制服的护士。之后不久她就从欧洲回到了美国，结识了一位名为斯坦德夫人的病人，这位夫人对吗啡上瘾，精神上痛苦不堪。爱玛需要集中精力完成由自己主导的关于《华伦夫人的职业》{49}这本书的翻译。在第三大街，靠近第五大道的地方，是她住处，在这附近连着一条秘密通道，是她干正事的地方。一晚，这位护士要去查病房，突然面对面站着一位粗脖子的丑男人。这个人正是雅各布斯探长，那个两年前害爱玛在费城坐牢的人，那个在回纽约的途中试图劝她背信弃义的那个人。当他无意中碰到他爱慕的人——爱玛时，他脸上露出很难形容的慌乱表情。这个可恶的人突然态度谦逊，努力为自己先前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找借口。雅各布斯是斯坦夫人的“保护者”，是居民与警察的中间人。多年后，雅各布斯作为法院探员之一，由于作伪证而被判罪，在纽约州新新监狱{50}服刑一年。他现在也许被一家私人侦探机构雇佣，呵，体面的社会顶梁柱啊！

　　1901年，彼得·克鲁泡特金受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研究所邀请去做一系列关于俄国文学的演讲。这是他第二次来美国巡回讲演，自然，同伴们为了组织的利益都迫切希望他的到来。爱玛开始与克鲁泡特金通信，并顺利得到他的允许，为他准备一系列讲座。她也投入精力组织其他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巡回，主要是查尔斯·莫布雷和约翰·特纳。当然，她也参与到所有活动之中，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奉献时间、能力与热情。

　　1901年9月6日，麦金莱总统{51}在布法罗被里昂·乔戈什{52}射杀。立刻，针对爱玛这个全国皆知的无政府主义的声讨运动空前浩大。尽管这种指责没有根据，但爱玛和其他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在芝加哥被捕，关押了好几个星期并遭遇了最严酷的审问。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公共领域中，针对一个个人从未有过像这样的穷追猛打。虽然媒体和警察费尽心力证明乔戈什与爱玛有关是徒劳的，但这段经历让她伤了心。她能忍受身体的折磨，能忍受警察的羞辱和恶待，但灵魂的痛苦远不止这些。她感到百无聊赖、缺少理解，并对这些苦痛日子充满了厌恶。组织内部大多数同伴对乔戈什的不理解的态度让她几乎绝望。搅动她内心深处的灵魂，她发表了一篇关于乔戈什的文章，试图解释刺杀行动对社会和个人影响。就像从前在柏克曼的行动之后一样，她现在又无容身之地了；像流浪猫狗一样被到处驱赶。这种可怕的折磨，尤其是同伴的态度，让她不能继续宣传。治愈身心的痛苦在此时显得刻不容缓。1901到1903年之间，她没有重回讲台，而是作为“史密斯女士”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在提升职业技能的同时，她用闲暇时光来研究文学，特别是现代戏剧，她认为这是激进思想与启迪情感最好的传播方式之一。

　　爱玛·戈尔德曼所遭受的迫害，对她来说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她的名字比原先更频繁地进入大众视野，同时也更加重要。这位备受中伤的煽动者所受到的恶意骚扰在许多圈子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同情。各行各业的人们开始对她的奋斗与思想感兴趣，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理解和赞赏。

　　到了美国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特纳建议爱玛重新出山。她又积极投身于公共活动，为拥护特纳而组织声势浩大的运动。在麦金莱死后颁布了无政府主义驱逐令，这使他面临被移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危险。

　　当保罗·奥兰夫和纳兹莫娃夫人到达纽约，让美国人接触到了俄国戏剧艺术，爱玛便成了这项活动的负责人。耐心与毅力让她成功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来让俄国艺术家与纽约和芝加哥的戏剧迷们见面。虽然经济收益不是很好，但是这次商业冒险行为还是有很大的艺术价值。作为俄剧院管理人的爱玛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奥兰夫只会讲俄语，“史密斯女士”不得不充当他文雅的翻译官。第五大道上神气十足的贵妇们却不知道，在她们每天5点下午茶时间，以轻松方式来讨论哲学、戏剧和文学的可人经理会是曾经“臭名昭著”的爱玛·戈尔德曼。若爱玛有天能写自己的自传，毫无疑问在这特别的经历中，她有很多可以写的轶事。

　　由于麦金莱死后全国范围的民众暴怒，伊萨克家庭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周刊被强制叫停。为了填补空白，爱玛、麦克斯·巴齐斯基和其他同伴合作，决定出版月杂来进一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人生和文学的影响。《大地》第一版于1906年3月问世，期刊的初期费用由奥兰夫、纳兹莫娃夫人和他们公司从剧院收入中拨出，来支持无政府主义杂志的发行。越过艰难险阻，不知疲惫的宣传者成功地在1906年连续出版了《大地》。在激进报刊出版中很少有这样的成就。

　　1906年5月，亚历山大·柏克曼最终脱离了宾夕法尼亚的苦海，在那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棒”的14年。没人愿意相信他能挺过来。他的自由意味着爱玛14年地狱生活的结束，她事业的重要篇章就此告一段落。

　　在美国生活的俄国人中，没有哪个地方能爆发如此重要和得到积极响应的俄式革命。俄国革命运动的英雄们，柴可夫斯基、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夫人、格什恩和其他到过这个国家人，向深刻理解为自由而战的美国人民寻求帮助使之延续。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大部分归功于爱玛对这个组织的贡献、奋斗和才华。这让她有机会为她的国家的自由而效力。大家不太了解的是，不论是从道德还是经济层面，保障大部分激进事业获得成功的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关心认可的赞赏，革命事业的召唤让其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热情、精力与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不同的体面人，尽管一直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摇摆不定，却一直希望独占革命已有的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其所在的中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有志成为激进派的他们却忽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

　　1907年，爱玛作为代表在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二次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她积极参与所有进程，并支持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国际。和其他与会代表一起，她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状况详尽的报告，以下是收录的言论：

　　“指控无政府主义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并且反对组织的存在，是我们的对手散布的众多假象之一。它混淆了当下我们的‘制度’与‘组织’的概念；所以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怎样反对前者并支持后者。然而，事实上，二者并不一致。”

　　“国家通常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高形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吗？难道国家不是有意为之用来蒙骗大众的体制吗？”

　　“工厂也被叫做组织，但事实胜于雄辩。工厂就是富人不断向穷人打劫勒索的工具罢了。”

　　“我们被告知军队也是一种组织，但一份深入详尽的调查显示，它至少是一种难以驾驭力量的残酷机器。”

　　“公众的学校！大学和其他学习机构，他们不是为人们提供良好教育机会的典型组织么？目前看来，根本不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兵营，在这里人类思想被禁锢、臣服于太多社会道德恶魔的说教，以致于让我们这个充满剥削压迫的体制延续下去。”

　　“我们理解的组织，却是不一样的东西。它主要成立于自由基础之上。一群自然而然、心甘情愿的人们投入精力，追求造福人类的事业。”

　　“组织成长是和谐的。它有多种形式与色彩，拥有和花朵一样我们所欣赏的一切品质。以此类推，带着共同理想的自由个体组织的活动是为了让社会有更美好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为无政府主义。事实上，仅仅无政府主义让符合大众利益的非独裁组织称为可能，因为它废除了个人与阶级间既在的冲突。”

　　“在当下经济社会利益的冲突导致社会各阶层无情的对抗。这对于共创共和体制形成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有一种错误认知，认为组织不能促进个人自由，反而组织存在意味着个性的衰亡。而在现实中，组织的真正作用便是帮助个人人格的发展和成长。”

　　“就像动物细胞一样，通过共同合作，所有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充分发挥其潜在优势；对于个人，通过互助努力，达到自身发展的理想高度。”

　　“真正意义上的组织不单是不相关联事物的简单结合而已。它必须由自我认知强的、有学识修养的个人组成。事实上，一个组织全部的可能性与活动，代表了个人付出能力的意愿。”

　　“组织里这样优秀的成员越多，组织的生命力越强，停滞的可能性越小。所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无政府主义坚持一个无规则、无恐惧或无惩罚，没有生存压力的组织存在的可能性：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会结束为生计奔波之人的痛苦；这种原始的折磨侵蚀人格中美好的品质，并加快形成社会问题的无底深渊。总之，无政府主义向一个保障所有个人利益而存在的社会组织努力。”

　　“这种组织的起源可以在这种形式中找到，像废除集权化、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的贸易联盟，都支持其成员独立与直接的做法。”

　　1907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之后，爱玛·戈尔德曼举办了三次覆盖面颇广的巡回演讲，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理念在美国取得的巨大进展。每次演讲都去新的地方，包括无政府主义没有申诉机会的街区。但最让人最欣慰的是，她不懈的努力使无政府主义文学大卖，她的传播效应是无法衡量的。在这些演讲中，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出其不意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鼓舞人心的潜力！1908年在旧金山，爱玛的演讲吸引了一个美国军队的士兵威廉·布瓦尔达。这名士兵竟敢参加无政府主义者集会，于是他被这个“自由”国度的军事法庭关押了一年。这种新哲学拥有让人改变信仰的能力，致使政府失去了一名忠诚的士兵，而自由之路多了一个无畏的人。

　　爱玛作为传播者的重要性体现在，她总能引起一阵波澜，并被认为是当局继续独裁行为的威胁。不难想象为何那时敌人要不遗余力让她不成功。一年前，政府和警察蓄意联合起来镇压她搞的活动，但和之前类似的企图一样都失败了，而且失败得更惨。美国知识分子们不知疲倦地反抗，成功推翻了抵制自由演讲的卑鄙阴谋。另外一个试图置爱玛于死地的机构是华盛顿联邦当局。为了剥夺她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发出命令撤消她丈夫的公民证，而那个男人——那个娶了18岁的爱玛的男人——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不知下落，生死未卜。光荣伟大的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目的会毫不犹豫、不择手段去做可鄙的事情。但爱玛是否有公民身份对她的生活毫无影响，她可以以一个轻松的心态来承受这一损失。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如此强大的人格，通过不懈努力给社会留下深刻影响，他们是那时代最好的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53}就是这样的人物。不过在他眼里，理查德·瓦格纳从未写过《艺术与革命》。爱玛和巴枯宁一样，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她能言善辩、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她感化了成千上万的灵魂。

　　爱玛最显著的品质是对苦难同胞深深的同情和对自己不可动摇的忠实信任。无论敌友，没有一个人可能对她的生活方式强加控制或指手画脚。她宁愿尸骨无存也不愿背信弃义，不愿牺牲拥有自我身心的权利。无政府主义的说教会很容易被社会各阶层宽恕；但爱玛从不仅仅只是宣传新思想，而且始终在践行，这是她犯下的最大也最无法让人宽恕的过错。若她能同大多激进分子一样，把自己的理想仅仅当做智商的点缀；若她能向现行社会妥协，向旧观念和偏见让步，那么即便是她脑袋里最激进的观点或许也会得到人们的谅解。但她严肃对待自己的激进主义，把它们深深融入自己的血液和骨髓，她不仅是引导者还是践行者，这甚至到了让激进的戈兰迪夫人吃惊的地步。爱玛活出了自我，她与官员们周旋，所以对虚伪、伪善者深恶痛绝。

　　这不仅仅是巧合，意见不一致的作者如皮厄特洛·格瑞和威廉·马里恩·立迪却在爱玛那里找到了共同点。皮厄特洛·格瑞在其编写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把她描述为“一位用道德感化他人的女子，她用先知般的视角预言了苦难人民新王国的来临；她用哲人般的逻辑和热情剖析了社会顽疾；她用艺术家般的手法描绘了建于平等、团结、自由之上的人类黎明。”

　　威廉·立迪认为爱玛是“理想之子，她的信仰是一种远见。这种远见是每个有伟大灵魂的人们所共有的。”

　　害怕自己行为后果的懦夫创造了形而上学的无政府主义字眼，而爱玛太过于真挚和反叛，不能从这无价值的陈词中找到安宁。所以，她是真正意义上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她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是以乔西亚·沃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为框架而形成。然而，她也能理解是什么心理原因促使卡斯里尔、布雷士、柏克曼、乔尔戈什等人诉诸于暴力。对于社会斗争的勇士们来说，与黑暗、专制势力正面交锋是一种无上光荣，在伤痕累累、不懈斗争的朋友与同伴中，爱玛也算得上是光荣一员。

　　伏尔泰琳·克蕾形容1893年被监禁的爱玛：为了解放苦工和压迫者，爱玛唯一的支柱就是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冒险、愿意承担的精神力量！

希波吕忒·哈维尔{54} 1910年11月，于纽约

序言

大约二十一年前，我听说了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家——无可企及的约翰·莫斯特。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那些年里，那些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反响热烈的措辞，似乎不曾从人的思想和灵魂中消失。在任何一个挤着去听他演讲的人中，有谁能忘记那先知般的嗓音？当然他们只得摒弃成见来听从莫斯特的真知灼见，与他一同感知无政府主义的真与美。

我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能以莫斯特那样的方式演讲，只有这样我才能接近群众。对，就为青春热血的天真！在那样一段时光里，就是最艰难的任务看起来也只像小孩子的游戏！这也是人生中唯一值得过的岁月！哎！但好景不长。这就像宣传德国狂飙突进运动{55}之春风一样，它所带来的这种进步脆弱而娇嫩，其命运是成熟结果还是惨遭扼杀，就要看它能否抵御沧海桑田的变迁。

我不再对语言这种创造奇迹的工具怀有什么信念。我发觉它不足以唤醒人们的思想，甚至情感。渐渐地，在这领悟中挣扎了很久，我才开始明白口头宣传至多是一种让人们开始醒悟的方式，但它没有持久的疗效。大多数人与会仅是受了报刊轰动效应的刺激或是只想寻求消遣，正是这一事实证明了人们根本没内在动力去学习。

然而，书面文字就完全不同。要不是在对进步观念极度感兴趣的情况下，恐怕没有人愿意去看如此严肃的书籍。这让我在多年之后的公共活动中，又有一个领悟，那就是：尽管教育有很多形式，但学生只愿接受他渴望得到的东西。许多教育者在思想不成熟者的教育问题上都认可了这一点。我觉得这对于成人来说也是一样。像音乐家一样，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或革命者并非一件易事。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播下思想的种子。虽然种子的质量不容忽视，但能否产生重要的想法主要还取决于人的精神是否充裕。

与会中，不少听众被成千上万的小事分了神。演说者不管从前有多能言善辩，现在还是不能摆脱听众焦躁不安的局面，必然的结果就是他所传播的思想无法扎根于受众。最大的可能是，他作为演说者都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

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们想让书籍变成什么样，它们就是什么样。这个就证明了书面表达比口头表达重要。正是这种确定不疑才使我收集了一卷自己关于社会与个人重要性的想法。他们代表了这21年来我精神和灵魂的挣扎，所有结论来自来自于许多变故和内心改观。我并不抱很大希望，让更多读者了解我的想法。但我更希望我的心声可以传达到少数真正想学习的人那儿，而不是给大多数人消遣。

关于这书，必会不言自明。解释性说明很有必要但不利于读者想法的产生。不过，我希望在以下两个反对必然出现之前先解释清楚。一个是关于“无政府主义”，另一个是“少数对多数”。

“为什么你不阐明在无政府主义下一切是如何运作的呢？”这个问题我已遇到无数次。（我不解释是）因为我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会生硬地将已有的计划或手段强加于未来之上。新生的每一代人必会抵触他们没有优势的东西，而这成为过去一代人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纠结于这张网中。至少按照我的理解，无政府主义让子孙后代得以自由发展自己特有的体系，而不破坏同自身需求间的和谐。即便是我们运用最生动的想象，也无法预见一个种族有可能冲破外界限制而得到自由。有谁能够详细筹划出实现这种可能的方案呢？我们为了呼吸每一口新鲜、纯净的空气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所以必须要阻止束缚未来发展的趋势！若是我们能够成功地从过去及现在的糟粕中清理出一片净地，那么，我们就会为后世各代留下伟大而安心的财富。

目前在读者中最不好的趋势就是仅节选一部作品中某一句话来作为判断作者思想或人格的标准。比如说尼采{56}因为笃信“超人”{57}而被人们被贬低为憎恨弱者。肤浅的解读者永远不会懂得伟大思想还有这层含义：“超人”也指一种没有弱者和苦力存在的社会状态。

也是出于同样狭隘的观点，人们只看到麦克斯·施蒂纳{58}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理论的信徒，而完全忽视了其个人主义中所包含的社会可能性之最大化。然而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即若一个社会可以畅通无阻，那么它也将是由无拘无束的个人通过自由奋斗才可能造就的。

这些例子，让我不得不面对反对“少数对多数”的声浪。因为我不承认大众的创造性，毫无疑问，我应该被当作人民公敌而被驱赶。与其为说一些当下的陈词滥调来蛊惑民心而羞愧，我倒宁愿被人们驱赶。我能透彻地了解受压制和被剥夺权利的大众之弊病，但我拒绝开些常用的可笑的让人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止痛药来捂住真相。面对社会顽疾，人不能走极端；再者，现实中确实也存在着极端。我对大多数人失去信心，主要受我对个体之潜力有信心的影响。只有当个体为共同目标能自由选择他自己的战友之时，我们才能在这个混乱与不公平的世界中找到安定与和谐。

这些事例把针对“少数对多数”这篇文章的反对声摆到了我的面前。毫无疑问，因为我否认大众是一股创造性的力量，我应该被当做人民公敌而遭到驱逐。然而与其为说些时髦的陈词滥调蛊惑民心而愧疚，我倒宁愿被驱逐。我对受压迫和丧失权利的大众的弊病知之甚明，但我决不为他们开具那些寻常的可笑处方，开些治标不治本的药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解决社会弊病的时候，人不能走极端；再次，大体来说极端又是真实存在的。我对个人潜能怀有的信念，决定了我对大多数人缺乏信念。只有当个人得以为了共同目标而自由选择战友之时，我们才能指望在这个混乱而不公平的世界里实现秩序和和谐。

剩余的部分，本书会一一阐明。

何谓无政府主义

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每个新观念为着更耀眼的黎明不断斗争的历史。不论哪个时代，新思想用尽方法证明自己，守旧者仍然顽固坚守传统，用尽最卑鄙最残酷的方法阻碍新鲜事物的到来。我们无需翻看历史赘述每一种激进思想面临着多么难以承受的非议、责难和困境。刑具架、拇指架、皮鞭仍存于世；罪犯的囚衣与公众的愤怒亦未消失，这些事物一同合力反对正安静发展的思潮。

无政府主义不指望能够逃离任何新思想共有的命运。事实上，无政府主义作为最具革命性与抗争性的新思潮，为了重建世界，它不得不遭遇人们的冷眼和敌意。

哪怕只是想轻微反驳现有的抨击无政府主义的言行，都会令人不禁写下鸿篇巨制。因此，在这里我主要回应其中两个主要的反对意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何谓无政府主义。

反对无政府主义中最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是其揭示了所谓智慧与愚昧的关系。不过要是考虑到一切事物的相对性，这也不能算很奇怪。无知的群众因为无知，所以无须假装理解或宽容。他们一直只靠冲动行事，理论起来和孩子一般。“原因为何？”“因为如此。”然而，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反对声浪，未受教育群体的意见应与知识分子的意见一样受到重视。

那么，有哪些反对意见呢？第一种，认为无政府主义尽管是一个美好理想却并不实际。第二种，认为无政府主义代表着暴力和破坏，因此必须否定它，将之定性为危险恶毒之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无知群众并不是基于对无政府主义的透彻了解而做出判断，他们依据的不过是道听途说或是以讹传讹。

奥斯卡·王尔德{60}说，切实可行的方案要么是已有的方案，要么是在既有的条件上可以实施的方案；但我们反对的正是既有的条件，而所有能接受这些条件的方案都是错误愚蠢的。因此，评判是否切实可行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能坚持错误和愚昧，而是看其是否有足够的生命力脱离固有生活的死水，构建并且维持新生活。考虑到这一点，无政府主义确实是可行的。比起任何其他观念，它更能帮助消除错误与愚昧；比起任何其他观念，它更能构建且维持新生活。

由于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故事，无知者的情绪始终被绷得紧紧的。人们用尽其极来反对这种思想及其拥趸。因此，对那些没头脑的人来说，无政府主义所代表的一切，与臭名昭著的坏人对孩子犯下的恶行没什么两样——一个恶魔弯下腰吞噬一切；简言之，无政府主义在他们眼里就是破坏与暴力。

破坏与暴力！寻常人如何知道社会中最暴力的是愚昧；而与这种愚昧破坏力相抗衡的正是无政府主义？他也不会明白，在某种程度上，无政府是自然力量的部分，它毁灭的是依赖社会生存的寄生虫们而非去破坏良性运行的组织。它清理的只不过是杂草，只有这样土地才会长出健康的果实。

有人说过，指责比思考更轻松。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懒惰，正好证实了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与其考察一个既有观念的基础、根源与意义，大部分人要么整体地否定，要么只根据一些表面的或偏见的概念展开批评。

无政府主义促使人们去思考，去探寻，去分析每一个提议；但考虑到一般读者未必能透彻了解，我还是会从定义开始，然后再具体的阐述。

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哲学，基于不受人为法律约束的自由而建立的社会新秩序；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依赖暴力，因而是错误的、有害的，且非必要的。

当然，新的社会秩序，依赖于物质基础；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当今罪魁祸首是经济因素的同时，他们还认为在完全考虑生活各方面之后，比如个体与集体，内部与外部环境因素等，才有权宜之计。

仔细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便会发现：个体本能与群体本能是互相对立统一的两个因素，二者并非背道而驰，只有在适当环境下，他们才会紧密联系并达到真正和谐的状态，这些直到现在才被人们理解。个体与社会为了各自的至高地位已经进行了许多年的冷酷血腥的战争，因为它们均忽视了对方的价值与重要性。个体本能是个体自我奋斗、自我成长、壮志满怀、自我实现强有力的因素；群体本能则是群体互帮互助、实现利益也是同样顽强的因素。

个体内部及其群体之间风起云涌的答案近在眼前。原始人不能理解自身存在的原因，更不消说理解群体，他觉得自己完全受自然不可控、不明朗因素影响并被嘲笑和侮辱。根植于这种想法之上的宗教，将人仅仅看成是依赖于超越自身能力的尘土，只能通过完全的臣服才能得到寻求安稳。所有早期的英雄事迹都依据这样的观念。这个观念常常是圣经人物处理人与上帝、国家、社会关系时的座右铭。此类信条的传播周而复始：人不名一文，权力才是一切。因此只有在人们完全臣服的情况下，耶和华才能接受他们。人可以拥有世上所有的荣光，但他不能有自我意识。国家、社会以及道德规则高唱同样的颂歌：人可以拥有世上所有的荣光，但他不能有自我意识。

无政府主义是惟一赋予人自我意识的哲学，它认为上帝、国家与社会都不存在，他们的许诺是无效的，因为这些许诺只有通过人的臣服而实现。因此，无论从天性还是从人自身，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完整生命的导师。在个体本能与群体本能之间就像心脏和肺一样不存在冲突。宝贵生命的实质存在于个体本能之中，而让生命保持纯粹和坚韧的因素却根源于群体本能。个人是群体的心脏，是让群体生活得以维持的因素，而群体就通过纯粹、坚韧的个人来保持活力。

爱默生说过，“世上的有价值的东西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活性灵魂。有这种灵魂的人能看到绝对的真理并创造真理。”换言之，活在世上，个体本能即价值。一个真实的灵魂能够看透并创造真理，因此真理才有更大的说服性，让群体灵魂复兴。

无政府主义是受禁锢灵魂的伟大救星，它是个人与社会达到平衡的仲裁者。要达到那种统一，无政府主义已向阻碍个体本能和群体本能、个人和社会良性融合的不利因素宣战。

作为人类精神钳制者的宗教，作为人类欲望统治者的财产，还有作为人类言行规范者的政府，都是奴役人类并使之不安的源泉。在宗教中，上帝即真理，人类如草芥。但上帝从一名不文的人群中，创建了一个如此专制、暴虐、残忍、秩序森严的世界；也自从有了上帝，世上充满了阴郁和人们的血与泪。无政府主义要人们揭竿起义反抗这股黑暗势力。无政府主义也指引人们要挣脱精神枷锁，因为只有当你能够自我思考与判断，才能够从黑暗统治里脱离出来。

作为人类欲望统治者的财产，不承认人有满足自身需求的权利。曾有段时期，产权被认为是种神圣的权利。对此，财产和宗教像人类发出同样的声音：“牺牲！放弃！顺从！”无政府主义让卑微的人类在其精神世界中有立足之地，让其面向光明，屹立不倒。人类看清了财产的本质，它不过就是永不知足、残害人类思想的东西！人类在准备打败这毫无人性的恶魔！

“财产即盗窃！”法国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如是说。如果对强盗而言没有风险和危险，这毫无疑问是对的。独占人们不懈努力的财产已经剥夺了其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让其作为乞丐与被抛弃者自生自灭。财产甚至没有摆平某种陈词滥调，即人类生产活动不足以满足其全部需求。但学过经济学的初学者都知道，过去几十年里，劳动生产力已超越人的需求近乎百倍。但对于一个不正常的制度而言，正常的需求是什么呢？产权承认的唯一需求就是财富越多越好。因为财富即权利——征服、打压与剥削他人的权力，让人卖命、愤怒、低人一等的权利！对自身用不完的权力、数不尽的财富而自鸣得意的国家，美国尤甚。但若一个富国不能让其国民填饱肚子满足基本生活，不能为其提供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而使之流浪，不能让其充满活力与幸福而使之失望，那么这个国家有再多的财富有什么用？如此看来，美国真可怜啊！

人们普遍承认，除非收益大于支出，否则破产不可避免。但身处创造财富的生意场的人未必真的懂得这个道理。每年投入生产的生命成本原来越大（去年美国5万人死亡，10万人伤残），而帮助创造财富的人们所得到的回报却越来越少。然而美国对这样的亏本生意却仍然视而不见。这也不是后者唯一的罪行，而其更致命的罪行是把生产者仅仅转变为机器的一部分，使其完全受钢铁般冷冰冰的机器摆布。人正被剥夺的东西不仅仅是他的劳动成果，还有其自创力、独特性以及他对所从事工作的兴趣与热望。

真正的财富存在于兼有使用性与观赏性事物之中，这些东西利于身体强壮健美，环境适于栖息。但如果一个人花三十年成天绕着卷轴缠棉花，或者挖矿、修路，那他必定无暇拥有财富。他能给予这个世界的只是沉闷、可怕的东西，这些更让其阴暗、可憎地存在着——太脆弱而无法生存，太懦弱而害怕死亡。说来也奇怪，竟然还有人赞扬这种生产集中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傲人的成果。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受制于机械，我们所受的奴役会比过去受制于国王更甚。他们并不知道，集中生产不仅葬送了自由，而且也为诸如健康、美、艺术与科学之类敲响了丧钟，而这一切在按部就班的机械时代都是无法让人容忍的。

无政府主义只得否认这样的生产方式，因为它的目标是尽可能自由地表达个人潜力。王尔德认为完美人格是一种状态，即“在良性发展的环境下，个人不会受到伤害，受伤残，或处于危险”。那么，完美的人格只会存在于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工作意愿的社会中。一个人制作桌子、建造房屋，或是耕作土地，就和画家绘画、科学家有所发现一样，都是源自灵感、热望和对工作深深的热爱的结果。这就是理想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它的经济制度必须是以自愿生产与分配为基础，逐步发展为一种充分利用人类过剩劳动力的自由共产主义。然而，无政府主义还承认个人权力或者若干个体的权力，一直都为了找到符合这些人兴趣和愿望所在的其他工作形式而做足准备。

只有在保证个人与社会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人类精力自如发挥的情况才能得以存在。无政府主义的矛头直指第三者，即除开个体和群体之外的事物，比如说作为组织性权威的国家或者法律条文以及各种阻碍有社会平等的劲敌。

就像禁锢了人们思想的宗教和抑制人们需求的财产或者排他权一样，政府通过颁布各种命令来限制人们言行。爱默生说道，“政府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暴行。”不论是君权神授还是大多数法则组织下的政府，均是如此。他们的目标是个人无条件顺从。

在谈到美国政府时，美国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梭罗{61}说，“目前这个美国政府——它不过是一种传统，尽管其历史还不久，但却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动地届届相传，可是每届却都丧失掉一些自身的诚实和正直。政府的活力和气力还顶不上一个活人，因为一个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它。一些处事不公的机构凭借人们对法律的尊重、甚至好感，使法律从未公正对待笃信它的人们。”

“事实上，政府的办事基调就是不公平。政府像不会犯错的君主那样自大自满地命令、审判、谴责、惩罚最无关紧要的过错，自己却罪孽深重地泯灭着个体的自由。所以奎达说得对，“政府不过就是对其公众灌输着某些观念，即公民必须服从政府之令，必须纳税使国库充盈。政府最拿手的就是无事生非、制造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再出色、再娴熟的个人，因政府对他们的非公正待遇及未向其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他们的才华不可避免地会被榨干、消失殆尽。政府需要的只是一个不停缴税的纳税机器，需要的是一个没有赤字的国库，需要的是犹如两堵高墙之下无路可退的卑贱羊群般沉闷、黯淡、无精打采的民众。”

然而，要不是因为政府为了达成目的而采取腐败、专制、压迫的手段，一群羊哪会知道要反对其欺骗。因此，巴枯宁认为政府不会向个体自由或少数群体示弱，为了强化自身权力，它不过是社会关系的破坏者，或更甚是自己任期的终结者。政府葬送了政治自由就像人们为宗教牺牲了尊严。

其实，现在有思考能力的人几乎都不会认同作为组织性权威的政府，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竟然会过度保护财产或排他权。政府在这方面可是大有作为！

就连对实行费边主义{62}的政府充满幻想的萧伯纳都不承认政府应该存在，“当下的政府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奴役穷人的庞杂机器”。如此看来，的确很难弄清楚在消除贫困后美国国父们为什么还赞同政府继续存在。

不幸地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笃信政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甚至还相信政府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消除犯罪，减少好吃懒做之人。因此，下文我将论证这些观点经不起检验。

自然规律即是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声称自己是自由和自发的，并与自然的要求维持平衡。例如，对营养、性欲、光、空气、锻炼的需要就是自然规律。但它的表达并不需要国家机器，不需要棍棒、枪支、手铐或监狱。如果要遵守这些法则，那么我们仅仅需要自觉和自由。但政府不会通过这种和谐的方式来维持自身权力，它只会通过大量暴力、强迫和施压等形式实现自我目的。那么布莱克斯通{63}也是明眼人，他说：“人类规则是无效的，因为他们与自然规律相违背。”

若不是在成千上万人被屠杀后的华沙这个地方，我们很难认把事后的安定与有序归因于政府的能力。由屈服衍生、用恐怖维持的“秩序”并非真正的安全保障，但这却是政府仅有的治理手段。真正的社会和谐是自然而然源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同心同德。若是人们除了工作无事可干，若是人们在工作中没有欢乐，那么出于兴趣自愿组成的群体是不存在的。那么，社会和谐就不消说了。因此，法律、警察、军队、法院、监狱便成了政府为极力实现社会“和谐”最有利的暴力武器。

权威与法律最荒唐的辩解是他们为消除犯罪而服务。但除开政府本身就是罪魁祸首的事实之外，比如破坏一切成文法则和自然规律，以赋税的方式窃取公众资产，以战争这种致命惩罚来杀戮生命，它还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最大阻碍。因为政府完全不能消除或削减它自身所带来的祸患。

犯罪就是未借好力。只要当今的各种机构如经济、政治、社会及说教机构，串通一气误导人们将气力投入错误的地方；只要大多数人蹩脚地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过着他们不愿意过的生活；那么犯罪就不可避免。所有明文禁令只会助长犯罪而无法将其消除。当今的社会，有谁能理解人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绝望、贫穷、恐慌和害怕，在濒于犯罪与堕落之路上承受了怎样的精神折磨？就算知道了这些可怕的遭遇，还是会有人不能理解克鲁泡特金所言：

“那些能够在法律和惩罚带来的益处与惩罚对人格带来的侮辱间找到平衡点的人；那些能够从告密者嘴里估计到在揭露犯罪的借口下，政府用了多少白花花的银子供养受到法官袒护的四处泛滥的腐败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进入监狱高墙，看清楚在被剥夺了自由之后、在被看守残酷虐待之后、在被粗鄙的语言痛入骨髓地羞辱了千百次之后正常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他们都会赞同，应当把这可恶的牢狱惩罚体系全部废止。”

法律对懒人的威慑作用简直荒唐得不值一提。只要社会削减浪费，削减用于维持和保护懒人阶层所支付的花销，那么社会的餐桌对所有人来说仍然是充裕的，甚至对那些偶尔懒惰的人也是如此。再说，懒惰常出自享受特权和有身心障碍的人之中，而现在我们令人发疯的生产制度正是在培养这两类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如今的人们都要去工作。无政府主义的目标就是去除工作中的这些强迫、压抑、阴暗的方面，让工作中充满快乐、活力、多彩的方面，进而实现真正的和谐，让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从工作中获得休养和希望。

要拥有政府主义所倡导的那种生活，那么用不公正、独断专行、压制手段统治人们的政府就应该被废除。它不过是把一种单一的生活模式强加于所有人罢了，并没考虑到个人与社会的区别与需求。在摧毁政府和成文法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致力于从当权者的管制与压迫中解救个人的尊严及其独立性。只要有自由，人才可能茁壮成长、全面发展；只要有自由，人才会去学着思考和行动并且可以成绩斐然、实现自我；只要有自由，他才会意识到社会纽带真正的作用——让人与人紧密联系，而这正是正常社会生活真正根基之所在。

但人之本性谓之何物？它能否改变？若不能，人性可以在无政府主义庇佑之下永存么？

可怜的人性，有多少可怕的罪行借你之名！不管是君主还是警察，不管愚蠢的牧师还是目光短浅的科学门外汉，但凡愚人竟然振振有词地论及人性。这些愚弄大众的骗子把人性吹嘘得越厉害，他们越容易背弃人性、亲近邪恶。然而，在所有灵魂都受到禁锢、所有心灵都被束缚和伤害的今天，又有谁有资格讲人性呢？

约翰·巴勒斯针对被圈养动物的实验研究提出看法，他认为做这种实验完全是无用功。动物在离开田园和森林之后，他们的生活习性、进食方式彻头彻尾发生了转变。同样的，人性被囚禁于狭窄的空间，每日遭受鞭笞被迫服从，我们又如何能说这种实验是有发展前途的？

自由，发展，机遇，尤其是平静与安宁教会我们人性最重要的特质和实现它的可能性。

于是，无政府主义真正代表着宗教统治下人类思想的解放，经济压力下人类生存的解放，政治压迫下人类生活的解放。无政府主义还代表着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人们享有创造真正财富的自由；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欲望、品位和兴趣自由地选择，并能完全实现生活之所需。

这并非是突发奇想、天方夜谭。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通过对现代社会趋势的认真观察而得出的共识。那便是，个体自由与经济平等是实现至善至真的人性之必要条件。

谈到实现方式，无政府主义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通过神灵启示在将来必会实现的理论。它就是一种使我们生活源源不断充满新意的活力。所以，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方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铁腕手段。实现它必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比起像巴枯宁或是克鲁泡特金这样强烈、张扬的个性，有沉稳、平和性情的托尔斯泰会期待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重构。同样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俄国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其比英美等国需要更为激进的改革方式。无政府主义虽然不是军事训练与整齐划一的同义词，但它却代表一种反抗精神，即无论如何都要同任何阻碍人类发展的因素作斗争。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这一点，同时他们承认对政治机器的抗争也可以作为一种带来巨大社会变革的方式。

梭罗曾说，“所有的选举都是一种游戏，就像下象棋、双陆棋这样游刃于是非之间；通过选举完成某种职责的说法不过是权宜之计。就算把票投给了正义一方，其实对于改善状况也无济于事。一个聪明人不会将正义任凭随机事件摆布，也不指望通过大多数的力量让正义永存。”仔细想想政治机器及其成效，就不难得出梭罗的结论。

议会制度的历史说明了什么？除了失败别无其他，甚至没有一次成功的改革来消除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压力。由于声称为了劳工的发展与保障，法律才得以被认可并实施。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就在去年，伊利诺伊州为了保护矿产资源而颁布了死板的律法，矿工为守法而造成了巨大的矿难。施行较多童工保护法的州，往往对童工的剥削最厉害；尽管我们州的工人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但贯穿全美的资本主义，其厚颜无耻的程度却达到了极限。

即使工人们能有自己的代表——叫嚣着为其代言的“好心的”社会主义政客们，他们对诚实和充满善意的劳工会有多大作为？我们必须记住，政治在实现良好目标的过程中实则充满了陷阱：幕后操纵，欺骗，阿谀奉承；事实上，每个政治掮客的花言巧语都深得民心、大获全胜。此外，人们对道德极度堕落和信念完全缺失的玩忽职守者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真是愚蠢的可以，竟然一遍遍相信、支持那些仅仅剩下一丁点抱负的政客们，最后发现自己被其背叛、欺骗。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正直的人是不会在勾心斗角的政治中腐败堕落的。事实恐怕与之相反，在无数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或许完全无法为劳工权益尽一分力，因为公务员是靠政府养活的。如果有好人的话，要么忠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失去经济收入，要么依附于给他们发工资的政府而完全不做丁点好事。在政治角逐中人没有选择余地，要么成为滥好人，要么成为大恶人。

政治迷信仍在大众的头脑中萦绕，但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会和这扯上关系。相反，他们像施蒂纳一样相信人愿为获得足够的自由而不惜一切。因此，无政府主义就是直接行动，公开反对和抵制各种法律、经济、社会、道德限制。虽然这些挑战与反抗并不合法，对于人的救赎却功不可没。但凡违反规则的事物都需要诚实、自恃与勇气的支撑。简而言之，它需要自由而独立的精神，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可穿透的脊梁。”

普选权的获得归功于直接的反抗行动。如果没有美国革命先辈直接的反抗行动，他们的后代仍将是们的后代仍将身穿英王士兵的制服。如果不是约翰·布朗及其同志们直接的反抗行动，美国将继续陷于黑人贸易。当然，贩卖白人女性的交易如今仍在继续，但那终会通过直接的反抗行动得到废除。工会主义，经济领域的现代角斗士，就是为直接的反抗行动而存在。只是最近，政府和法律企图破坏工会运动，把人权运动的代表人物们也作为同谋判刑下狱。他们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事业，向政府乞讨、恳求、妥协，那其规模如今仍然将微不足道。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而且甚至英国（见证了英国工会的反抗活动正在不断发展中），具有革命性的直接经济行动已经成为争取劳动自由的强大力量，唤起了社会对劳工力量的重视。全国总罢工，作为工人意识的最高表现，在美国不久前还受人耻笑，现在的大罢工为了能胜利，必须要意识到团结一致在一般的罢工运动中的重要性。

直接行动，被证实不仅在经济领域有效，对个人生存环境也有同样影响。一个人若被无数力量所侵蚀，他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抵抗，才能使自己得以解脱。对抗车间监工、对抗法律权威、对抗各种潜移默化和控制欲强的道德说教的直接行动，便是无政府主义持续不断、合情合理的实现方式。

那么直接行动会导致革命么？是的，没准会，因为真正的社会变革没有革命是不会存在的。人们要么不熟知这些革命的历史，要么就还未意识到革命不过是践行中的思潮。

思想的伟大摇篮——无政府主义在今天正逐步渗透到人类各种努力之中。借由无政府主义精神之光，一切昭然若揭：科学、艺术、文学、戏剧等，这些都是每个个体和每种群体为抵抗已有事物的顽疾和更优越的生活环境而付出的努力。无政府主义是使个人独立的哲学，也是使社会和谐的理论。无政府主义是重建世界最伟大、最势不可挡、最有活力的真理，它引领我们走向人类黎明。

少数对多数

如果让我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我会说，这是一个量的时代。大众和大众思想统治着方方面面，数量毁掉了质量。生产，政治还有教育，我们的整个人生都离不开量，离不开各种数字。过去曾以工作严谨和质量上乘为荣的工人，如今却思想缺乏、能力欠佳，并生产大批量对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对其他人也无益处的商品。因此，数量并没有使得生活更加舒适从容，只是徒增了人的负担而已。

在政治领域，数量决定一切。就政治领域各方面的增长比例而言，政治原则、政治理念、公平正义和正直诚实在庞大的数字面前都溃不成军。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各路政党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招摇撞骗，撒谎欺诈，暗箱操作。卑鄙的伎俩一个比一个高明，他们坚信获胜的一方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受到大众的讴歌赞美。胜利之神是他们唯一的神明。至于要付出什么代价，对声誉有什么负面影响，通通无足轻重。我们很快就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让人难过的事实。

在此之前，从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政府的腐败堕落暴露得如此彻底；也从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美国人民如此直面美国政体如犹大{64}般的叛徒本质，而这么多年来，这种政体被认为无可挑剔，它作为立国之本是美国人民权利和自由的真正保护神。

然而，一旦政党的无耻罪行已经路人皆知，连盲人都可以窥见一二，他们只需要调动手下的那群无名小卒，便可保全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因此，真正的受害者尽管无数次地被欺骗、被背叛、被激怒，却还是决定继续支持胜利者，而不是反对他们。少数人很茫然，不禁问道：为什么大众会背叛美国崇尚自由的传统？他们的判断力去哪了？他们的推理论证能力去哪了？这正是问题所在，大众没有推理论证的能力，也没有判断能力。大众完全不具备创造力和道德勇气，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人决定。大众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因此会追随各自的领导者，即便是走向毁灭。斯托克曼博士是正确的：“在我们所有人之中，真理和正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些摩肩接踵的大多数人，是这该死的熙熙攘攘人群中的绝大多数啊！”大众缺乏进取心和主动性，他们对创新的憎恶无出其右。创新者是追求新真理的先驱，他们总是遭到反对，受到蔑视，被人追踪纠缠。

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所有政治家都会反复提及一句口号，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的时代，是少数人的时代。只有那些浅尝辄止、不去追根溯源的人可能会怀有这种想法。难道少数人就没有为这个世界累积财富吗？难道少数人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不是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了吗？然而，少数人的成功却并非归功于个人主义，而是要感谢大多数人的惰性、怯懦和完全的屈服。大多数人想要的只是有人来统治他们，引领他们，让他们团结在一起。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个人主义得以表达的机会少之又少，通过正常健康的途径坚持自己主张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

那些满怀正直动机的独立教育者，心怀原创理念的艺术家和作家，独立自主的科学家和探险家，还有那些不肯妥协的社会改革先驱，每一天，那群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化腐朽的人们都把他们逼得无路可走。

费勒{65}式的教育家在哪里都没有立足之地，而在这个无名小卒活跃的时代，机器主宰一切的时代，易消化食品营养学家艾略特教授和巴特勒教授才是永远的常胜将军。在文学和戏剧的世界里，汉弗瑞·沃兹和克莱德·费彻斯{66}才是大众崇拜的偶像，而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易卜生、霍普特曼、巴特勒·叶芝{67}和斯蒂芬·菲利普斯作品里的美和神来之笔却鲜有人知，曲高难和。他们就像孤独的星辰，游离在大众的视线之外。

出版商、剧院经理和评论家关注的不是艺术创造的内在质量，而是作品是否会大卖，是否能迎合大众的喜好。唉，大众的喜好就像一个垃圾场，他们追捧的都是不需要大脑思考的东西。这样一来，平庸的人、平凡的事和平淡的生活就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流。

我们在艺术领域也面临着同样让人难过的局面，难道这一点还需要我指出来？只需要看看我们的公园、我们的街道，就能发现艺术制造业的丑陋和粗鄙。不消说，只有大众群体的品味能容忍这种对艺术的暴行。美国城市随处可见的各种雕塑是对概念的曲解，对艺术效果的野蛮破坏，它们之于真正的艺术，正如原始图腾之于米开朗基罗{68}。然而，却只有这种艺术能大行其道。真正的艺术天才不会刻意迎合公认的理念，而是进行独立创作，努力还原生活的本真，过着默默无闻、辛酸煎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或许会在暴徒之中风行一时，但是只要他们的心血还没有沤尽，先驱们还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那么那群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暴徒就不可能把大师留下的遗产毁灭殆尽。

有人说，如今的艺术家不可能再进行创作了，因为他们像普罗米修斯{69}那样，被经济需求的巨石束缚住了。可是不管在什么时代，艺术都面临着这样的遭遇。米开朗基罗仰仗着他的资助人生活，一点不亚于当今的雕塑家和画家，唯一的区别就是，那时候的鉴赏家不会跟疯狂的大众打成一片，他们把获准瞻仰大师的圣地当做一种荣耀。

如今，保护艺术的人只认得一条标准，只知道一种价值观，那就是钱。他才不关心上乘佳作的质量，只关心他的投资能带来多少金钱回报。因此，米尔博{70}的喜剧《生意就是生意》的资助人可以指着一团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大家说，“看吧，多厉害，这可花了五万法郎呢。”就跟我们美国的暴发户一样。越是肯花大价钱资助所谓伟大的艺术发现的人，品味越是差得厉害。

社会中存在的最不可原谅的罪恶就是不能独立思考。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民主为象征的国家里，大众的力量举足轻重，因而这一点就变得极为重要。

五十年前，温德尔·菲利普斯就说过：“在我们这样一个绝对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民意不应该只是无所不能，而是应该无处不在。这里没有暴政的栖身之地，民意所及之处任何事情都无所遁形，而结果是，如果你打着一盏古老的希腊灯笼，在一百个美国人之中探寻，你会发现，每个人都相信周围人对自己的好评和赞成会对自己的雄心壮志、社交生活或是生意往来起到加分或减分的作用，每个人都这么想，至少是这么想过。这样一来，个人并不是大众中的一员独立个体，不敢无所畏惧地将自己的信念脱口而出。比起其它国家的人来，我们就是一群懦夫。再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害怕彼此。”显然，我们目前的处境并没有比温德尔·菲利普斯所形容的改善多少。

现在同过去一样，民意都是无所不在的暴政；现在同过去一样，大众无非是一群懦夫，只愿接受灵魂和思想跟自己一样匮乏的人。罗斯福之辈的意外掌权，就是这群人导致的结果。罗斯福体现了大众心理最糟糕的层面。他是一名政客，他知道大众并不关心理想抱负或诚实正直。大家渴望的是表现自我。不论是办狗展，看职业拳击赛，对“黑鬼”处以私刑，围剿小型犯罪团伙，女继承人的婚姻状况，或是前总统的惊险杂技表演，这些都无所谓，思想扭曲得越是丑陋，大众越是欢欣鼓舞。正是因为这样，胸无大志、灵魂粗鄙的罗斯福可以继续执政当权，叱咤风云。

从另一方面来说，水平远在这群政治侏儒之上的人们，有修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们，却被人嘲笑，只好保持沉默，就像被宠坏的孩子。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人主义的时代，实在荒谬可笑。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过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只是这一次更为辛酸沉痛而已：所有为了进步、启蒙、科学、宗教自由、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付出的努力，都是来自于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少数人一直承受着误解、骚扰、监禁、折磨，乃至失去生命，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

拿撒勒{71}的政治鼓吹者口中的兄弟情谊原则，一旦成为了少数人的指路明灯，那么的确可以保全生命、真理和正义的萌芽。而一旦这一伟大原则为大多数人所掌握，它就会沦为教条口号和血与火的前奏，撒播痛苦和灾难的种子。对罗马教会无所不能的神话发起攻击和质疑的，如果是胡斯、加尔文或者路德{72}这样的伟人，那么这种怀疑和攻击便是划破黑夜的一丝光明。然而，一旦大多数人加入了讨伐罗马天主教这个怪物的队伍，讨伐大军就会变得同它的敌人一样残酷，一样嗜血成性。对于那些不肯屈从大多数人教条的异教徒和少数人，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投入了无限的热情、做出了无数忍耐、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人类的思想终于摆脱了宗教幽灵的束缚；少数人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而大多数人却因其年岁积累的错误认知而被阻碍只只得在原地徘徊。

要是没有约翰·鲍尔斯、瓦特·泰勒斯和泰尔{73}这样千千万万的巨人，坚持不懈地反抗王权和暴政，人类在政治上依旧是最绝对的奴隶。要不是一位位先驱为之奋斗，法国大革命声势浩大的浪潮绝不可能撼动这个世界的根基。伟大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以一些看似渺小的事物为前奏的。因此，卡米尔·德穆兰{74}的雄辩和激情就像到达杰里科城{75}前的号角，将象征着折磨、凌辱和恐怖的巴士底狱{76}夷为平地。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高举伟大理念、自由奋斗的旗手始终是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他们是沉重的负担，压在少数人身上让他们动弹不得。其中的真谛在俄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俄国的血腥统治已经吞噬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沙皇这个占据王位的怪物仍不满足。若不是理想、文化、文学和最深切也最美好的人类情感在铁枷锁下痛苦地呻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是占大多数的俄罗斯农民，这团结一致、一成不变和昏昏欲睡的大多数人，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牺牲和难以言表的苦难之后，仍然相信绞死“双手洁白的人”[1]的绞索可能带来好运。

在美国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大众无非是一个摇摆不定的障碍物。时至今日，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托马斯·佩恩{77}的子孙后代否认和出卖了他们的理念。大众不喜欢他们。曾经，林肯的伟大和勇气令人崇拜，而如今他已经被淹没遗忘在了那个时代的背景洪流之中。黑人同胞真正的守护者是波士顿斗争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勇士：罗伊德·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梭罗，玛格丽特·福勒，以及西奥多·帕克{78}，他们的勇气和顽强在忧郁的巨人约翰·布朗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孜孜不倦的热情，雄辩的口才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撼动了南方领主的大本营。而直到奴隶制废除成为现实的那一刻，林肯和他的追随者们才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大约五十年前，有一种理念如流星般划过，进入了国际社会的视野，它影响深远，革新除旧，包罗万象，在世界各处的暴君心中都引起了恐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数百万人民获得幸福快乐和希望的前兆。先驱们知道他们将面临的困难，他们知道反对、迫害和艰难困苦在等着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豪情万丈、无所畏惧地踏上了前进的征程，一往无前。如今，这个理念已经变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富人，还有因他们而受苦的穷人；法律和政府的支持者，还有不幸的罪犯们；自由思想家，还有宗教里虚无的不朽之身；时髦女士，还有穿男式衬衫的姑娘。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五十年前的真理已经变成了谎言，失去了年轻新鲜的想象力，失去了热忱与力量，失去了革命理想，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它已经不再是美丽的幻想，而是依赖于大众的意愿的“切实可行的计划”，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政治欺骗和精明算计一如既往，大众每天都在被相同的政治伎俩宠溺着，骄纵着，欺骗着。不同的群体用不同的声调唱着赞歌：贫穷的大众，愤怒的大众，受到欺辱的大众，人数众多的大众，只要愿意追随我们就行。

谁没有听过上面这段祈祷文？谁不知道这是所有政客祈祷文中一成不变的副歌？受伤流血的是大众，被劫掠一空、压迫剥削的也是大众，对此，那些骗取我们选票的政客跟我一样心知肚明。但是我依然坚信，目前这样可怕的状况应该由大众自己负责，而不是少数的社会寄生虫。寄生虫紧紧地依附着寄主，热爱大权在握的感觉，一旦有声音响起反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政府或是其它腐朽败坏的机制，它们会第一个站出来高喊要把反对者钉死在十字架上。若不是大众愿意主动充当士兵、警察、狱卒和刽子手，当权者和个人私产又能苟存多久呢！那些煽动蛊惑人心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依然不愿解开大众本质的谜团，因为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追求不朽的权力。要是离开了数字，权力有怎么能实现呢？是的，权力、当权者、高压政策和依存关系都有赖于大众，但大众却从来不能主宰自由，不能左右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能控制自由社会的诞生。

我之所以始终拒绝承认大众是一股创造善的力量，并不是因为我不同情这个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也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人们活在这世界上要忍受的愧疚、恐惧和侮辱。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我对他们了如指掌，这样一群团结紧密的大众从来都不是站在正义和平等这一边。大众压制人民的话语权，禁锢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的身体。大众存在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让生活如一片荒漠一般，单调乏味，黯淡无光。大众自始至终都在扼杀个人个性，扼杀自由意志，扼杀创造力。因此，我赞同爱默生所说的“在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影响力的时候，大众是残酷无情的，他们自身缺乏说服力，带来的危害都是潜移默化的，他们需要的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引导教育。我希望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要向大众让步，而是打入他们，分化他们，最后摧毁他们，解放真正的自我。大众！大众就是场灾难。我一点也不希望存在大众这样的群体，我希望世界上只有诚实正直的男人，和甜美可人、多才多艺的女人。”

换言之，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繁荣、经济富强，不能指望大多数人，而只能依靠智慧的少数人，依靠他们的热情、勇气和永不妥协的决心。

政治暴动心理

分析政治暴动心理不仅无比困难，而且非常危险。如果有人对政治暴力行为表示理解，那么他立马就会被扣上宣扬政治暴力的帽子。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有人对攻击者[2]表示同情，那么他就有被当做潜在共犯的危险。然而，只有智慧和同情心才能将我们拉进人类苦难的根源，告诉我们脱离苦海的根本办法。

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力量一无所知，害怕自然力量的降临，躲避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随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逐步了解，他们开始意识到尽管自然力量可能让生灵涂炭，带来巨大损失，却也是一种解脱。各种力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累积，达到峰值便会以政治暴力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风暴和闪电能让天空蒙上恐怖的阴影，这一点对于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而言，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人要想彻底领会这种观点的真谛，就必须要强烈地感受到当今社会中种种恶行对人的侮辱，对数百万人民每天被迫忍受的痛苦、悲伤和绝望感同身受。事实上，只有我们成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对人类灵魂深处不断聚集的怒火有所察觉，才能些许感受到呼唤暴风雨那熊熊燃烧、扑面而来的激情。

在无知的大众眼里，那些暴力反抗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极端不公的人，就如同嗜血成性的凶猛野兽或残酷无情的怪物，至多算是不负责任的疯子。然而，再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了。实际上，研究过这类人秉性品格或是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一致认为，这些人对于身边恶行与不公的极度敏感，驱使他们要为我们社会中的犯罪行为买单。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在谈到政治犯心理时，都致以他们的最高敬意。难道会有人认为这些人是在提倡使用暴力，甚至肯定暴力行为？当然不是。这些敬意是出于社会学者的态度，他们知道每一个暴力行为的背后都有至关重要的原因。

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79}在《超出人类力量之外》一书的第二部分中强调说，要寻找当代的殉道者就要在无政府主义者之中寻找，他们愿意为信念付出血的代价，他们敢于微笑面对死亡，因为他们如同耶稣一样，坚信自己的殉道牺牲可以挽救全人类。

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戈贝{80}就攻击者的心理问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读过维兰特{81}被执行死刑的细节之后，我思绪万千。我想象着他的胸膛在绳索之下高高挺起，步伐坚定地向前行进，他的意志越来越坚定，全身的精力都集中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断头刀，最终当众大声呼喊咒骂。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另一个十分壮观的场景。我看到一群男男女女在马戏场的矩形舞台正中间互相推搡，周围是成千上万人注视的目光，巨大的圆形露天竞技场中每一排的观众都用骇人的声音扯着嗓子大喊，放狮子出来！而下面的竞技场里，关着凶猛野兽的牢笼正慢慢打开。

“我本来并不相信维兰特真的会被处以死刑。首先，并没有受害者遇袭身亡，按照之前长期以来的惯例，犯罪未遂罪不至死。其次，不论这次犯罪活动的意图有多么恐怖，它本身是公正无私的，来源于一个抽象的理念。这个男人过去的经历，惨遭遗弃的童年，日后生活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辩护十分有利。独立媒体都宽宏大量地站在他这一边，用响亮而有说服力的声音为他说话。有人说这是‘纯粹的文学观点思潮’，这种说法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责难。相反，能再一次表对断头台的憎恶之情，这是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荣耀。”

左拉{82}在他的小说《萌芽》和《巴黎》中，再次刻画了这样一群人，描述了他们的温柔善良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们为了对抗我们现有的系统，选择了以激烈爆发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可能最了解攻击者心理的人就是哈蒙{83}先生，在他伟大的著作《军事专业人员心理》中，他得出了建议性的结论：

“由理智途径确立的积极方法使得我们能够树立起一个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形象，其心态是全部正常精神特征的集合。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完全符合这种理想形象并能使自己有别于他人。那么，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这样定义：理解领会反抗的精神，了解反抗的多种形式，包括反对、调查、批评及创新，并赋予其对自由、自我或是个人的热爱，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些特征还需要一些补充，包括对芸芸众生的博爱，高度健全的道德敏感性，对公平正义怀有深刻感情，并且满怀传教士般的热忱。”

阿尔文·F·桑伯恩{84}说道，就以上种种特征而言，还需要加上这些优良品质：对动物不同寻常的爱，对生活中所有日常关系具有超乎寻常的友好，非凡的行为节制能力，节俭朴素，生活规律，乃至无与伦比的勇气。

“当街上的路人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碰巧是他眼中钉的政党，认为是其引发了最近的某种暴行时，他似乎总是忘记了一条真理。从远古时期开始，愤怒绝望的阶级和个人感到其同胞的恶行难以容忍时，就会以血腥杀戮的暴行作为回应，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否具有攻击性，这些行为都是为躲避暴力而做出的暴力行为，是人类天性被激怒之后为保卫生存空间和生活空间而进行的绝地反击。此类行为的根源并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信念，而是植根于人性天性的深度。整个历史进程，不管是政治历史还是社会历史，都可以找到支持该事实成立的证据。说到这里，回顾过去五十年里发生的三个最臭名昭著的事例，看看那些被迫选择使用暴力的政党：意大利马志尼党，爱尔兰芬尼运动党{85}，以及俄罗斯恐怖主义者。这些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不是的。这三个政治观念一样吗？不一样。马志尼党是共和党，芬尼党是政治分裂主义者，而俄罗斯的那伙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立宪主义者。但是他们都被压抑绝望的环境逼上了暴力起义的反抗之路。而当我们把目光从这些政党转向做出相同举动的个人时，我们不禁会为之震惊，震惊有这么多人会因走投无路而愤怒，被迫做出了明显有悖于其社会本质的暴力行为。

“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股有生力量，因而做出无政府主义行为的人不止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其他人。在人类头脑尚未普遍接受认可的新信仰中，没有哪一种一上来就能给世界带来和平，而是先带来刀剑，即便是本质最为和平人道的信仰也是如此。原因并不在于信条本身有无暴力或反社会因素，而仅仅是因为新鲜事物和创造性观念在人类头脑中酝酿发酵，不管他们本身是同意还是反对那些观念。无政府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威胁到了所有的利益既得方；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出一幅景象，展现出一种通过反抗现存暴行便可获得的自由而高尚的生活，这必然会激起最猛烈的反抗，在克制原始邪念的全部力量与强烈迸发的新希望之间发生激烈碰撞。

“要是生活在悲惨的境地之中，那么看到任何可能的转机都会让现存的痛苦更加难以忍受，激起痛苦深渊底层的人们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有力反抗斗争，如果这些斗争仅仅是让痛苦迅速尖锐化，那么结果将是陷入彻底的绝望。以我们当今社会为例，有一个受剥削的工人，无意间发现了工作和生活原本应当具有的面貌，感到劳累的生活和脏乱的生活环境让人几乎难以忍受；即便他有决心有勇气继续尽力平稳地工作下去，等待着新思潮在全社会深入人心，开辟出一个更美好的时代，而仅凭他怀有这样的想法并且试图向他人传播，他也会在他的雇主那里遇到麻烦。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上述的无政府主义者，仅仅是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便丢掉了工作，甚至连工作机会也没有。只有天赋异禀的手艺人要是成了某种理念的热心宣传员，还有一线希望能永远保住工作。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大脑积极运转，新主意躁动不安随时要破壳而出，眼前的景象是新希望的曙光照在了饱受煎熬与折磨的人们身上，他明白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和同胞们的悲惨境地并不是因为命运的残酷，而是因为另一群人一手导致的不公正，那么这个人会怎么办？要是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他的至亲至爱忍受饥饿，而自己也饥肠辘辘，那么这个人会怎么办？在这样的困境中，人的一些本能会具有暴力倾向，那些平时绝非离群寡居或蛮不讲理的人也会变得暴力起来，他们甚至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也是符合社会规范而非反社会的，一旦时机到来并且掌握方法，他们就会发起攻击，他们发起攻击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和广大同胞那怒火中烧、备受煎熬的人类天性。我们自己并没有深陷在这可怕的困境中，难道就要隔岸观火地冷眼嘲笑这群愤怒和命运的可怜受害者吗？这群人怀着英雄般的自我奉献精神，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进行反抗，他们骨子里不肯放弃抵抗，不愿卑贱地向不公正和不义之行卑躬屈膝表示屈服，难道我们要像恶棍一样去公开指责他们吗？有人无知而又残酷地强烈抗议他们，将他们污蔑为邪恶的怪物，指责他们毫无缘由地在这样一个和谐且单纯安详的社会里杀气腾腾，难道我们要加入这些人吗？不！我们痛恨一切心怀仇恨的谋杀行为，对于马塔贝列大屠杀{86}的辩解者以及那些铁石心肠默许绞刑和轰炸的人来说，这或许夸张得离谱，但是我们拒绝这样的杀人行为，或是未遂的杀人行为，对于那些立即采取行动的行凶者我们也持同样的态度，若将责任全部推卸到他们头上，则让我们心怀愧疚。对于这些杀人行为的愧疚之情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不论男女，他们或是故意漠不关心，或是铁石心肠视而不见，他们帮助维护着这种将人逼入绝境的社会环境。比起主动或被动支持残忍和不公正的人，那些为了反抗同胞们犯下的错误不惜赌上身家性命输死一搏的人简直就是圣人，哪怕他们的反抗毁掉的不止是自己的生活。社会中要是哪个人身上不带一丝罪恶，就让他朝着这些人扔去第一块石头好了。”[3]

如今，所有的政治暴力行为都被归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这一点完全在意料之中。然而，几乎每一个了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人们都知道，诸多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忍受的行为，或是源于资本主义者施加的压力，或是因警方的煽动挑唆而起，即便警方没有直接参与。

多年来，暴力行为在西班牙屡屡发生，责任都被归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上，他们像野兽一样被四处搜寻，然后被投入监狱。随后揭露的真相证明，滋事的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警方人员。这一丑闻传播范围之广，导致连保守的西班牙报刊都要求拘捕并处罚团伙头目胡安·鲁尔，随后他被判处有罪并处以死刑。审判的过程中曝光出的爆炸性证据，逼迫警方调查员莫门托彻底洗清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有罪名，宣布他们与长期以来的暴力行为完全无关。最终，事件以一批警官的免职告终，其中包括调查员特雷索尔斯，出于报复心理他曝光了事情的真相，就是在这个扔炸弹的警察团伙背后其实有警察系统要员撑腰，这个人为他们的行为提供资金和保护伞。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阴谋论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而这只是诸多令人震惊的实例之一。

美国的警察也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做假证，他们就跟他们的欧洲同事一样冷血，一样残忍，一样奸诈狡猾，这一点已经被诸多事件反复证明。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887年11月11日发生的那场悲剧就可以了，就是那场“秣市暴乱”。

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被司法系统谋杀的，成为了满嘴谎言、嗜血如命的媒体和残忍的警方阴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但凡熟悉整个事件的人绝不会怀疑这一点。“不是因为你引爆了干草市场的炸弹，而是因为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就凭这一点你就要受审判。”这话难道不是加里大法官亲口说的吗？

艾尔特盖尔德州长曾就美国这面盾牌上的锈迹进行过客观透彻的分析，证实了加里大法官残暴直白的观点。正是因为这一点，艾尔特盖尔德决定赦免那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从而赢得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永远的尊重。

当我们一步步接近发生在1901901年9月6日的那场悲剧时，我们面对的是最令人震惊的例事例之一，证明了社会理论对政治暴力发生的责任微乎其微。“无政府主义者里昂·乔戈什受爱玛·戈尔德曼煽动唆使犯下此罪行。”毫无疑问，在她出生之前难道就没有暴力行为被煽动，去世后暴力行为就不会被继续煽动了吗？就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一切皆有可能。

甚至时至今日，在悲剧过去了九年之后，即便爱玛·戈尔德曼已经被无数次地证明与该事件无关，也没有证据显示乔戈什曾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相同的谎言却依然存在，这谎言由警察罗织编造，由媒体进行散布。没有人亲耳听到乔戈什发表那样的声明，也没有人亲眼见过任何证词证明那个男孩儿曾经暗示过对戈尔德曼的指控。有的只是愚昧无知和歇斯底里，而这两样东西连最简单的因果问题也从来没能解决过。

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总统被刺杀了！除非攻击者疯了，或是受人煽动挑唆，不然还能有什么原因！

自由共和国！这个谜团还能保持多久，这个称呼还能怎样继续用它扭曲的荒谬欺骗，愚弄和蒙蔽那些甚至是相对来说的知识分子阶级。自由的共和国！然而，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一小撮寄生虫成功地掠夺着美国人民，践踏着我国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是由我们的开国元勋制定的，保障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三十多年里，他们不惜牺牲庞大的工人群体，来不断累积财富和权力，因而失业大军不断扩大，饥荒不断蔓延，无家可归和无依无靠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四处漂泊，徒劳无果地寻找工作。多年以来，持家的担子落在了孩子们身上，而他们的父母穷其一生都在为了微薄的薪水而筋疲力尽。在这三十多年来，美国母亲强壮的儿子们在工业战争的战场上牺牲，她的女儿们在堕落腐化的工厂里怒吼。过去的这些年漫长而乏味，美国国民的健康、活力与自豪不断地被侵蚀削弱，无特权阶层和受压迫阶层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保护，这样的过程从未中断。这片“美国人民自己的自由之地”为成功和胜利而疯狂，这片土地上金钱的力量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堪比欧洲腐朽糜烂的暴政，冷酷无情地追求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家谎话连篇的报社徒然地否认里昂·乔戈什是美国公民。这个男孩明明就是我们这片自由的美国大地的产物，伴着他入睡的是这样的小调：

我的祖国，‘也属于你’， 这美妙的自由国度。{87}

有谁知道，多少次这个美国男孩在国庆节的庆典上充满自豪，多少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上他由衷地钦佩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又有谁知道，他也愿意“为祖国而战，为祖国母亲的自由而献身，”直到他幡然醒悟，发现他心系的那些人其实根本没有祖国，因为有一伙人掠夺走了这片土地上产出的所有东西；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童年梦想中的自由与独立不过是一出闹剧。可怜的里昂·乔戈什，你的罪行里包含的社会良知太过敏感。你跟你那些胸无大志、头脑简单的美国兄弟不同，你的理想远不止啤酒肚和银行存款。难怪你像个预言家一般（就你周围的环境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给一个女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审判庭里那群暴怒的暴徒中唯一一个有人性的人。你那双恍如梦境的大眼睛里，一定在注视着一个崭新而光辉的黎明。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最近的例子，警察是如何一手策划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的。在芝加哥这座血迹斑斑的城市里，一个名叫艾维布赫的年轻人试图刺杀希佩警长。没过多久，艾维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就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要求无政府主义者为这次的行为负责。所有对无政府主义想法感兴趣的人都被密切监视起来，一大批人被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图书馆被没收查封，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严禁会面。无需多说，就跟前几次的事件一样，我肯定会被认为应当对这种举动负责。毫无疑问，美国警方坚信我有这种神奇的力量。我并不认识艾维布赫，事实上我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我要是能跟他共同“策划阴谋”，那只可能是在我的星光体{88}里。然而，警方根本不会在意逻辑或者公平公正。他们寻找的不过是个靶子，好掩盖他们对某个政治行为起因和心理的一无所知。艾维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吗？并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这个国家只待了三个月，对英语一窍不通，而且据我所知，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并不了解他。

是什么导致他走出这一步？艾维布赫同大多数年轻的俄罗斯移民一样，毫不怀疑地相信美国那神话般的自由。他的第一次洗礼是拜警察的警棍所赐，那个时候警方手段野蛮地驱散了失业者游行的队伍。在徒劳无果地寻找经济支柱的过程中，他进一步体验了美国的平等和机遇。简言之，在美国这片荣耀之地逗留了三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就是无特权阶级的地位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在他的故乡俄罗斯，他可能明白了情出无奈罪可赦免，而美国警察跟俄罗斯警察如出一辙。

明智的社会学者关注的问题，不是乔戈什或是艾维布赫的行为是否可行，是否比风暴可行性高。这个所谓的自由国度里，残暴的警棍落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经济斗争令人不齿并且消磨精神，这样的景象必将被每一个会思考会感受的人铭记在心，它提供的火花照亮了乔戈什们和艾维布赫们焦躁不安、怒气冲天的灵魂中的有生力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任何迫害、跟踪和镇压都是没法存活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时常被问及，难道无政府主义者就没有实施过暴力行为吗？他们当然做过，可是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的观点是，他们的行为并非是受到无政府主义教义煽动，而使由于周围环境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敏感的天性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显而易见，无政府主义，或是其它社会学理论，将人塑造成一个富有良知的社会单位，扮演着酝酿反抗的催化物的角色。这不仅仅是一个观点，而是一个事实，过去的所有经验都能证明这一点。近距离观察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背景问题可以进一步阐明我的立场。

让我们思考一下过去二十年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重要行动。尽管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暴力行为就发生在美国，与1892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息息相关。

在那段令人记忆犹新的日子里，卡耐基钢铁公司曾策划过一个阴谋，企图摧毁钢铁工人联合协会。这项民主的任务被托付给当时的卡耐基公司董事长亨利·克雷·弗里克。他没有花时间制定策略搞垮工会，虽然他曾成功地在焦炭行业利用这种策略实施恐怖统治。他一面故意拖延和平谈判，一面秘密监督军事工事的准备，包括霍姆斯特德钢铁厂的碉堡，竖起高高的围栏，上面覆着带倒刺的电线，还给枪手留出了空档。然后，在最后期限的那天晚上，他试图将他的平克顿雇佣军悄悄带进霍姆斯特德，突然对钢铁工人进行恐怖的屠杀。十一名工人在同平克顿雇佣军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中遇难，这个结果并没有让亨利·克雷·弗里克这名品行良好的基督徒和崇尚自由的美国人满意，他直接开始搜寻无助的遇难者妻儿，将他们赶出了工厂提供的破旧宿舍。

全国人民都对这件毫无人性的暴行群情激愤。成百上千的人挺身而出进行抗议，要求弗里克立即收手，不要越走越远。是的，成百上千的人进行了抗议，就像反感那些讨人厌的苍蝇一样。然而只有一个人在霍姆斯特德积极回应了这一让人义愤填膺的暴行，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柏克曼。没错，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以此为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他的精神追求和难以容忍的世界之间唯一的斡旋力量。然而亚历山大·伯克曼企图刺杀亨利·克雷·弗里克的原因却不是无政府主义本身，而是无情屠杀十一名钢铁工人的残暴行径。

政治暴力行为在欧洲的历史提供了无数鲜明的例证，可以证明环境对于生性敏感者的影响。

维兰特于1894年炸弹袭击了巴黎议会，他在法庭上的发言传达出了此类行为的真正心理层面因素：“各位，再过几分钟你们就要商讨这次的爆炸案了，但是在接受裁决的同时，我至少要表达一下我的满足之情，我很满足能重伤当今社会，在这个可恨的社会里，你可能会看见一个人毫无意义地挥霍浪费，而他浪费掉的钱财原本可以供养上千个家庭；在这个无耻的社会里，一小部分个人有权力垄断全部的社会财富，而成百上千遭受不幸的人们甚至连狗都不愿吃的面包都吃不上，全家人因为缺乏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而选择集体自杀。

“啊，诸位，要是统治阶级能走到那些不幸的人们中间去看一看会怎样！可是他们才不会这么做，他们宁愿对人们的诉求充耳不闻。人们在某种宿命的驱使下无路可退，因为这种灾难就像十八世纪皇室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们对忍饥挨饿的人们的呼号充耳不闻，他们相信自己高人一等，有权力剥削压榨其下！紧随而来的时代里人们再也无法保持理智，他们像龙卷风一样席卷而来，像洪水湍流一般滚滚而去。然后我们就看到流着鲜血的头颅被钉在尖尖的木桩上。

“先生们，被剥削的阶级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人没有意识到自身是怎样的存在，或应当是怎样的存在，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相信自己生来就当受奴役，得到一点靠出卖劳动力得来的小恩小惠便心满意足。但还有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思考，他们研究，他们发掘自我，发现社会中的不公平。他们看清了真相，他们忍受痛苦，看到他人也在忍受痛苦，这难道是他们的错吗？于是他们投身反抗斗争，自己承担起大众的诉求。

“先生们，我就是第二类人中的一份子。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看见不幸的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枷锁下卑躬屈膝。不论走到哪里，我都看到人们为同样的伤口流血流泪，甚至在南美洲这片遥远而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在那里，我有权利相信，一个人要是厌倦了人类文明带来的苦痛，可以在那片棕榈树阴下驻足休息，在那里研究自然本质。唉，即便是在那里，我也看见了资本主义席卷而来，比其它地方更甚，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吸血鬼，吸干了那群被社会遗弃的不幸的人们身上最后一滴血。

“之后我回到了法国，等着我的是我家人痛苦不堪的场景。这是我的最后一丝悲伤。我已经厌倦了痛苦忍耐和怯懦的人生，于是我带上了这枚炸弹，找到了那群应当为这个社会的苦难承担主要责任的人。

“有些人因为我投出的炸弹而受伤，我因此受到了很多指责。请允许我指出一点，如果在法国大革命中，中产阶级没有进行屠杀，或是掀起屠杀的浪潮，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至今仍在贵族阶级的禁锢之下。从另一方面来说，想想东京、马达加斯加和达荷美{89}的死伤者人数，还有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葬身于工厂、矿井或是其它什么可以感受到资本主义力量的地方的死伤者，再加上那些死于饥饿的人们，还有与我们的议员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所有人。除去这所有的一切，现在那些针对我的指责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诚然，没有人比其他人优越；但是话说回来，当我们回应上述攻击指责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只是在自卫而已吗？我非常清楚，有人会告诉我，我应该将自己约束在为维护人们的诉求而发声的范围内。但是你们还指望什么！要想让聋子听见声音，就只有大声吼叫。他们一直用监禁、绞索、步枪扫射来回应我们的声音，这样的日子已经太久了。我没有错；我造成的爆炸并不只是起义者维兰特的呼喊，而是整整一个阶级为了捍卫自身权利所发出的呼喊，并且不久之后言辞便会付诸于行动。因为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人会立法来平息事端，却于事无补。思想者们的理念不会停止；在上个世纪，所有的政府力量都不能阻止狄德罗们和伏尔泰{90}们在人民之中传播解放的思想，同样的，现在的政府力量也无法阻止雷克鲁、达尔文、斯宾塞、易卜生、米拉博他们传播司法公正和自由的理念，这些理念将彻底消灭无知大众思想中的偏见。这些理念在不幸的群体中广受欢迎，终将孕育出反抗的花朵，就像在我身上发生的这样，一直持续到政府消失不见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自由组织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名为偏见的道德恶习将消失殆尽，每个人都可以和谐地生活，唯一的愿望便是探索科学和热爱骨肉同胞。

“先生们，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看到诸如此类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我们每天都能目睹由于贫穷而选择自杀的人们，每个街角都有人在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军营和监狱是最主要的纪念碑；这样一个社会必须痛下狠手，从人的层面尽快迅速转型。向一切致力于社会转型的人致敬，不论他是以何种方式！正是这种理念指引着我向政权发起决斗，但是在这场决斗中，我伤害到的只有我的对手，而现在轮到它来攻击我了。

“先生们，现在对我而言，你们将处以我怎样的刑罚已经无关紧要，因为看着一双双充满理性的眼睛，我情不自禁想要发笑，因为你们就像迷失在物质中的原子；我也情不自禁想要论证，仅仅因为你们进化成人类就认为自己有权力审判自己的同胞。

“啊！先生们，在人道主义的历史长河里，你们的审判大会和陪审团裁决是多么不值一提啊；人类历史，在裹挟着它在无限中穿行的旋风面前，也同样那么不值一提，这股旋风注定要消逝，或者至少要改头换面，好重新开启相同的历史和相同的事实，这是宇宙力量亘古不变的戏码，永远都在不停地更新着，变幻着。”

还有人会说维兰特是个无知残暴的疯子吗？难道他的思维不是异常清晰、善于分析吗？这也难怪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来为他说情，联名签署请愿书，请求卡诺总统赦免维兰特的死刑。

而卡诺听不进任何恳求，他坚持要的不止是一磅肉{91}，他要维兰特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卡诺总统被刺杀了。攻击者所用的那把匕首的手柄上，清晰地刻着“维兰特”。

桑塔·卡塞里奥{92}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本可以逃之夭夭，保住一条性命，但他选择留下来承担后果。他用一种如此质朴、如此高尚又如此孩子气的口吻陈述着自己行动的动机，这种口吻让人想起了艾达·奈格丽{93}感人至深的致辞。艾达是一位意大利女诗人，也是卡塞里奥乡村学校里的老师，她曾形容他为一株可爱而柔弱的植物，质地过于精致敏感，难以承受这个世界的残酷。

“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并不是要为自己辩护，只是想解释一下我的行为。”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我就发现当今社会可谓一片混乱，混乱到每天都有许多可怜的男人选择自杀，留下孤儿寡母悲痛欲绝。成千上万的工人寻找工作，却徒劳而返。贫穷的家庭饥寒交迫，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孩子们向他们可怜的母亲要食物，母亲却什么都拿不出来，因为她们一无所有。家里仅有的财产早已悉数变卖或是典当。他们能做的只有乞讨，却常常被当作流浪汉遭到逮捕。”

“我离开了家乡，因为我一看到八九岁的小女孩每天被迫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得到二十生丁的微薄工资，就经常难过得流下眼泪。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每天也要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了少得可笑的报酬。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人民身上，而是发生在所有的工人身上。他们日日汗流浃背地工作只为了一点面包屑，而他们的劳动却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工人别无选择只得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他们的食物只有一点面包，几勺米饭，还有水。这么一来，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就会因为过度疲劳而死在医院里。不仅如此，由于劣质的食物和加班加点的劳动，这些郁郁寡欢的人们大批大批地被糙皮症吞噬。我们国家的医生说，营养不良且生活困苦的人最容易染上这种疾病。”

“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忍饥挨饿，许许多多的儿童在遭受痛苦，而城镇里的面包和衣物供应却绰绰有余。我看到许多的大商场里满是衣物和羊毛制品，粮仓里满是小麦和玉米，这些正是贫困交加的人们所需要的。而另一方面，我看到许多人无所事事，没有创造生产出一样东西，靠他人的劳动成果为生，他们每天花费成千上万的法郎进行消遣，玷污工人的女儿，拥有四五十个房间的宅邸，二三十匹马，许多的仆人；总之，他们穷奢极侈，湛湎荒淫。”

“我信奉上帝；但当我看到人与人之间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时，我承认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我发现那些希望他人尊重自己财产的人，都热衷于宣扬天堂与地狱的存在，希望人民永远无知愚昧下去。”

“不久之前，维兰特炸弹袭击了众议院，以抗议现有的社会制度。他并没杀害任何人，只是伤了一些人，然而资产阶级的法官却判处他死刑。他们并不满足于只给这一个罪犯定罪，进而开始追捕无政府主义者，不但抓捕认识维兰特的人，甚至连那些只是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演讲的人也不放过。”

“政府并不为这些人的妻子和孩子着想，不去思考其实受苦的不只是关在监狱里的人，他们年幼的孩子还在哭喊着要面包吃。资本主义的正义并不关心些尚不知社会为何物的无辜孩子。他们的父亲进了监狱，这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想吃东西而已。”

“政府继续搜查私人住宅和私人信件，禁止演讲和集会，对我们实行最无耻的压迫。即使是现在，成百上千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是公开发表过个人观点而被捕。”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如果你们想要我的人头，尽管拿去；但不要妄想你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停止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活动。小心点吧，免得自食其果。”

在1896年巴塞罗那的一次宗教游行中，有人投掷了一枚炸弹。马上便有三百人被捕。其中有一些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大多都是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被投进了可怕的蒙特惠奇城堡{94}，遭受到惨绝人寰的折磨。在其中的一部分人要么惨遭杀害、要么精神失常之后，他们的事情才由欧洲独立媒体报道出来，从而使一些幸存者重获自由。

重新启动调查的主要负责人是西班牙首相卡斯蒂罗{95}。正是他下令折磨这些受害人，焚烧他们的身体，敲碎他们的骨头，割掉他们的舌头。他在统治古巴期间，一直奉行残暴的统治手段，对文明良知的诉求和抗议充耳不闻。

1897年，卡斯蒂罗被意大利青年安格奥里罗{96}射杀身亡。安格奥里罗在家乡是一名编辑，他的大胆言论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迫害一开始，他就一路从意大利逃到西班牙，辗转法国和比利时，最终在英国落了脚。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排版工人的工作，并很快跟所有同事建立起了友情。其中一位同事曾这样形容他：“单看外表，他更像是名记者，而非排版工人。不仅如此，他细腻的双手暴露出他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于此。英俊坦诚的脸庞，乌黑柔软的头发，机灵的神情，这些都让他看起来像是无忧无虑的南方人。安格奥里罗会讲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但不会讲英语；而我肚子里仅有的法语同他长谈是远远不够的。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英国的方言土话；他学得很快，很灵活，没过多久就在排班工人里大受欢迎。他的举止高贵而谦逊，对同事体贴周到，赢得了大家伙的一致好评。”

安格奥里罗很快就对印刷业的各个细节熟悉了起来。从报纸上，他了解到有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而来，满怀人文同情心地声援蒙特惠奇城堡那些无助的受害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他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那里的暴行带来的恶果。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幸存者逃离了卡斯蒂罗的魔掌，来到英国寻求庇护。在盛大的广场集会上，这些人解开衣衫，向人们展示自己身上可怕的烧伤。安格奥里罗也看到了，这种冲击力强过上千种理论；这种刺激难以用语言表达，难以用论据论述，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理解范围。

西班牙首相卡斯蒂罗暂住在圣阿奎达。按照惯例，所有陌生人都要求回避他的大驾光临。然而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一位相貌英俊、穿着优雅的意大利人，他是一家重要期刊杂志社派来的代表。这位器宇不凡的绅士就是安格奥里罗。

卡斯蒂罗先生正准备离开房间，迈步向走廊走去。突然安格奥里罗出现在他面前。一声枪响，卡斯蒂罗成了一具死尸。

首相夫人冲了出来，大声哭喊着“凶手！凶手！”，一面指向安格奥里罗。安格奥里罗向她深鞠一躬说道，“请见谅，夫人，”他说，“我尊重您是一名淑女，但我为您是那个男人的妻子感到遗憾。”

安格奥里罗平静地面对死亡。对于这个灵魂如同孩童一般的男人而言，死亡披着最可怕的外衣向他走来。

他被处以绞刑。他的遗体躺在那里，接受阳光的亲吻，直到黄昏降临。人们来了，恐惧地伸出手指，指着他说，“那里——那个罪犯——那个残忍的凶手。”

无知是多么的愚蠢！又是多么的残酷！它总是一味地误解，一味地谴责。

另一位可与安格奥里罗相提并论的则是盖塔诺·布雷西{97}，他刺杀国王翁贝托{98}的企图使得美国的一座城市一夜成名。

布雷西来到了美国这个充满机遇的国度，在那里人们只有努力才有可能实现黄金梦。是的，他也愿意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他愿意勤恳踏实地工作。工作对他而言并不可怕，只要能让他自立自尊，充满男子气概。

他满怀希望与热情，在纽泽西州的帕特森安了家，并在一家纺织工坊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每周有六美元的收入。每周六美元的工资，在意大利无疑算是发了笔小财，但在这个新国家里，这笔钱连不吃不喝只是喘气都不够用。他热爱他的小家。他是一个好丈夫，是掌上明珠班碧娜和碧安卡尽心尽力的好父亲。他工作了一年又一年。最后他终于从六美元的周薪里存到了一百美元。

布雷西有一个理想。我知道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有理想是愚蠢的，他的理想就是在帕特森发行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名为《社会问题》。

尽管工作很劳累，他每周都会来帮忙准备报刊的筹备工作。他会一直忙到深夜，后来所有的资金都用尽了，他的同志们也陷入了绝望，布雷西带来了鼓舞和希望——他整整一年的收入，100美元。这笔钱足以防止这份报纸打了水漂。

他家乡的同胞仍在挨饿。收成不好，农民不得不面对饥荒。他们向善良的国王翁贝托求助，他可以帮助他们。他也这么做了。农民的妻子来到国王的宫殿前，默默地举起自己怀里孱弱不堪的婴儿。这么做一定可以感动国王。随后，士兵开枪射杀了这群可怜的傻瓜。

此时的布雷西正在帕特林纺织工坊干活，他读到了这场可怕的屠杀。他充满智慧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故乡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和无辜的婴儿，他们就在好心的国王眼皮子下面惨遭屠杀。他的灵魂在恐惧中畏缩。在晚上，受害者的哀号回荡在他的耳畔。有一些人可能曾是他的同志，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卑鄙的凶手要这样做？

帕特森的这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小型集会最后不欢而散，大家差点大打出手。布雷西要求拿回他的一百美元。他的同志请求他缓一缓。如果把钱还给他，报纸就会破产。但布雷西仍坚持拿回了他的钱。

无知是多么的愚蠢和残酷！布雷西拿回了钱，但失去了善良的心，也失去了同志的信任。他们不想和一个视金钱比理想更重要的人有任何关系。

1900年7月29日，国王翁贝托在蒙扎遇刺身亡。这个来自帕特森的年轻纺织工人布雷西，取走了这位善人国王的性命。

帕特森进入了警方监控的视线，凡是无政府主义者都遭到了追捕和迫害，布雷西的行为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教唆。仿佛最极端无政府主义可以比得上屠杀妇女儿童的暴行，而他们不过是去向国王请求帮助。仿佛有什么雄辩的言辞可以像一道炽热的白光照进人类的灵魂深处，就像垂死之人一滴一滴的鲜血汇成的涓涓细流。普通人很少被言论或行动感动；那些视社会亲缘关系为最大生存动力的人，并不需要号召就会对社会的种种不义之行和恐怖行径做出回应，就像钢铁遇见磁铁一样。

如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理论包含政治暴力行为的内容，我们怎么去说明最近印度爆发的暴力行为呢？要知道那里几乎不存在无政府主义。印度教教义比其他任何旧式哲学都推崇消极抵抗、随遇而安的生活和极乐世界，将这些视之为最高的精神理想。然而，社会动荡现象在印度愈演愈烈，直到最近才发展成为政治暴力行为——印度教信徒马达尔·索尔·丁格拉刺杀了库尔松·威利爵士{99}。

数百年来，印度社会和社会成员都淫浸在消极顺从的精神氛围里，如果暴力行为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难道不能问问，人的性格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革命性变化，难道不是拜社会中的不公正所赐？还有人要怀疑下面这些话的逻辑性和正当性吗？

“自从我们抵制英国商品以来，压迫、专制和不加分别的惩处无辜者就成了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印度政府的口号。英国的凶残本性在印度暴露无疑。他们认为靠刀剑就能制服印度！正是这种自大点燃了炸弹。他们越是镇压绝望无助、手无寸铁的人民，恐怖主义越是滋长。我们也许反对恐怖主义这种古怪的外来文化，但如果专制不停止，恐怖主义将不可避免，因为应当受到责备的不是恐怖主义者，而是专制的暴君。这是手无寸铁的人被逼上绝路的惟一选择。他们从来都不是罪犯。罪行与暴君同在。”[4]

甚至连保守的科学家也开始意识到，遗传并不是塑造个性的惟一因素。气候、食物、职业，不但如此，连颜色、光线和声音也应该纳入人类心理学的研究之中。

如果那是真的，有一个论点会更加正确，即严重的社会暴行将会且必定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个体的思想和性情。而认为无政府主义教条或是这些教条的拥护者应为政治暴力行为的刻板观念，则完全是谬论。

相比其他的社会理论，无政府主义对生命珍爱高于一切。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托尔斯泰的基本真理：如果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需要牺牲人的性命，那么社会应当摒弃这种商品，但不能放弃生命。然而，这绝不是说无政府主义教人如何屈服。无政府主义明白所有痛苦、不幸和病痛都源自于屈服，它怎么可能教人屈服呢？

多年以前，美国的某个国父不是说过“对专制的反抗即是对上帝的顺从”吗？他甚至都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反对专制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只要专制存在，无论以何种形式，人最深切的渴望必定是反抗它，就像人必须呼吸一样迫切。

同资本与政府的大规模暴力行为相比，政治暴力行为不过是沧海一粟。反抗活动少之又少，恰好说明了他们灵魂与难以承受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冲突有多可怕。

他们就像小提琴紧绷的琴弦，为生活哭泣哀鸣，生活是如此无情、残酷、缺乏人性。在某个绝望的瞬间，琴弦断了，未调谐的耳朵只听得到一片嘈杂，而那些对悲痛的哭喊感同身受的人才懂得它的和谐之处；他们听到人性不可抗拒的时候到来了，这一刻就要实现了。

以上就是政治暴力心理。

监狱的存在：一种社会犯罪及失败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牢房的墙上写下了《牧师与魔鬼》这个故事：

“你好，你这矮胖的神父！”魔鬼对牧师说。“谁让你欺骗那些可怜而受蒙蔽的人？你是怎么描绘地狱的折磨的？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在人间就受尽了地狱的折磨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和国家当权者即是我俗世的代表吗？你们用地狱的苦痛威胁他们，但正是你们让他们承受那些苦痛。难道你不知道吗？好，那么，跟我来！”

“魔鬼抓住牧师的衣领，把他高高拽到空中，带他去工厂，一个铸铁厂。他看到工人来来回回地忙碌，在灼人的温度里辛苦操劳。很快，牧师就受不了粘浊的热气。他流着泪恳求魔鬼，‘让我走！让我离开这地狱！’

“‘噢，我亲爱的朋友，我必须带你看更多的地方。’魔鬼抓着他，把他拖到一个农场。在那里他看到工人们正在打谷。那里的灰尘和热浪让人难以忍受。监工手握皮鞭，毫不留情地鞭打那些因饥饿或劳累倒在地上的人。

“接着牧师被带到这些工人和他们家人居住的棚屋——肮脏，寒冷，呛人，臭不可闻。魔鬼咧嘴笑。他向牧师描述了这些家庭的贫困和困难。

“‘好了，这还不够吗？’他问。好像连他这个魔鬼都同情这些人。上帝虔诚的仆人承受不住了。他无力地举起手乞求，“让我离开这里。真的！这是人间地狱！”

“‘好吧，你看。你仍然向他们宣扬另一个地狱。他们是身体快要死的了人，你却还在精神上折磨他们，摧毁他们。拜托！我要你看另一个地狱——另一个地狱，最糟糕的地狱’。

“他带他去监狱，让他看地牢。地牢里腐臭难闻，躺着奄奄一息的人，虫子在这些人身上爬来爬去，吞噬他们骨瘦如柴的可怜裸体。

“‘脱下你的丝绸衣服，’魔鬼对牧师说道，‘戴上这些可怜人身上沉重的脚镣；躺在冰冷肮脏的地上——然后告诉他们，还有一个地狱等着他们！’

“‘不，不！’牧师回答到，‘我不能想到比这更惨的事情。我请求你，让我离开这里！’

“‘是，这就是地狱。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地狱了。你以前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用地狱之景威胁的人们，在他们死前已经身处地狱了吗？’”

50年前，在黑暗俄国一个最恐怖的监狱墙上，写着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然而，谁能否认，这个故事依然适用于现今美国的监狱呢？

尽管我们有引以为荣的改革，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影响深远的探索发现，人类却仍然不断地被送到最糟糕的地狱。在那里，为了社会免于被自己所制造的幽灵破坏，他们遭受暴行、侮辱和折磨。

监狱，是在保护社会吗？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这种想法就像在说传染病能够促进健康一样。

在英国经历了18个月的牢狱之灾后，王尔德写出了一部旷世杰作《瑞丁监狱之歌》：

社会上始终盛行这种有害的观念，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有害的观念不但一无是处，甚至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

目前为了维持监狱体系，我们每天花费350万美元，每年10亿9万5千美元，而在一个民主国家——这相当于价值7亿5千万美元的小麦和3亿5千万美元的煤炭之合。来自华盛顿的布什纳尔老手估计监狱的花费大约每年在60亿美元；美国著名作家弗兰克·利德斯顿则预计合理的花费大概在50亿美元。这些闻所未闻的、用于维持庞大军队的开支，是用于把人类像野曾一般锁于牢笼。

然而犯罪率仍在不断增长。因此我们得知，美国现在每百万人的犯罪率是20年前的4.5倍。最可怕的是，谋杀是我国最主要的犯罪行为。而非像在南方，主要是抢劫、贪污或强奸。伦敦是芝加哥的五倍大，然而后者每年有118宗罪案，而伦敦只有20起。但是，芝加哥并非犯罪最严重的城市，它在名单上仅仅位列第7位。在位犯罪榜单首列的是四个南方城市，以及旧金山和洛杉机。看到这样的情况，不由得觉得用监狱去保护社会的说法实在有些荒诞。

一般人很难认识到真实的情况，但是当一个组织周密、权力集中的机构，在过度的财政支持下，依然失败之时，即使最愚钝的人也会质疑其存在的必要性。依托“君权神授”或是法律威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过去几年对于监狱的广泛调查，对监狱动乱的教育和监狱教育确实证明了人们正在认识社会的最底层，发掘造成社会与个人生活之间分歧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监狱是一项社会犯罪及社会失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去探讨犯罪的本质及其原因，处理犯罪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消减社会可怕罪行方面的影响。

首先，犯罪的本质：

哈维洛克·艾利斯将犯罪分为四类：政治犯罪，激情犯罪，精神错乱犯罪，以及偶发性犯罪。他认为政治罪犯是一个多少有些专制的政府试图维持稳定的措施之下的受害者。政治罪犯不一定敌视社会；他只是试图推翻某种本身就反社会的政治制度。除了美国还愚蠢地奉信民主政治不存在政治罪行，世界其他地方都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然而，约翰·布朗是政治犯；芝加哥的无政府主者亦是如此；甚至每一个罢工者也是政治犯。因此，霭理斯说，我们时代的政治犯可能是其他时代的英雄。龙勃罗梭称政治犯为人类进步的真正先驱。

“激情罪犯常是一个健康而诚实的人在极大的不公之下为自己争取公义。”[5]

魏尔在《警察的威胁》一书中引用费拉提的案例。费拉提在一次激情犯罪后，没有得到社会保护，变成了一个醉鬼和累犯，把家庭搞得支离破碎、贫穷不堪。

一个更悲惨的例子是艾奇。在魏特洛克的小说《平衡的流转》中，他是美国最大规模揭露犯罪的受害者。艾奇，比费拉提更甚，他是被周围残忍的人性与强大的法律系统逼得走向犯罪与死亡。艾奇与费拉提的例子即可证明有关犯罪的法律及其相关处理方式是如何破坏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

“精神错乱罪犯更应被视为一个孩子而非罪犯，因为他的智力状况是与婴儿或动物相当的。”

法律已经认识到这点，但只在极少数臭名昭著的案例中，或者凶犯用金钱收买等手段，把自己说成是精神错误。偏执狂的受害者这一身份为人们所接受。但在整个“司法主权”仍然严惩精神错乱的罪行。因而霭理斯引用瑞奇特博士的数据，在德国144个精神错误罪犯中，有106个人被处以严厉的刑罚。

偶发性犯罪“在监狱罪犯中所占比例最大，因为他们是社会福祉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原因促使一大批人犯罪，宁愿选择可怕的高墙之内的生活而非外面自由的生活？这个原因当然是一个使得受害者无处可逃的铁权，因为大多数被剥削的人热爱自由。

这种可怕的力量隐含于我们残忍的社会与经济设置之中。我并不是否认犯罪的生理或心理因素，但即使一个最优秀的犯罪学家也不能否认社会和经济因素是造成犯罪的最无情和最有害的原因。即使有人天生具有犯罪倾向，这些倾向也是靠我们的社会环境得以滋生。

哈维洛克·艾利斯说，针对人的犯罪与酒价之间，以及针对财产的犯罪与小麦价格之间，均存在紧密联系。他引用奎特利特和拉卡萨涅两人的成果。前者将社会视为犯罪的调节机制，而罪犯则是执行的工具。后者则发现，“社会环境是犯罪的培育机制；罪犯就像细菌一样，只有当它找到介质发酵时才会变得重要。每个社会都有其应得的罪犯。”[6]

最“繁荣”的工业时代使得工人能够赚到足够的钱，维持健康和活力。而这种繁荣，最多不过是一种想象，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加入失业大军。从东至西，从南到北，这个巨大的群体寻求工作与食物，而他们找到的不过是济贫院或贫民窟。那些还有零星自尊心的人，宁愿选择公开的反抗和犯罪，也不愿屈于贫穷。

爱德华·卡彭特估计六分之五的可讼罪行涉及侵犯财产；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经过彻底考察，你会发现十分之九的罪行，直间或间接地，可以追溯到我们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制度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尽管罪犯未必能够说清楚，但仍会认识到这一点。

在哈维洛克·艾利斯、龙勃罗梭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编著的犯罪哲学著作中提到，罪犯非常敏锐地觉察到是社会迫使他犯罪。一个米兰的小偷告诉克勃罗梭，“我并不是抢劫。我只是从富人那里拿一些他们多余的东西；而且，难道律师和商人不是抢劫吗？”一个谋杀者写到，“考虑到四分之三的社会美德是卑怯的罪行，我认为对富人的攻击会比那些处心积虑的欺诈更光彩。”还有人写道，“我因为偷了半打鸡蛋而被监禁。掠夺了数百万财富的大臣却得到赞赏。可怜的意大利！”一个受过教育的罪犯对达维特先生说道，“社会的法律是为保障有钱、有头脑的人的财富服务，由此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力与机会。我只是与从我这里夺走本属于我的东西的那些人使用了相似的手段。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只惩罚我？”同一个人还说到，“宗教掠夺了精神的独立；爱国主义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愚昧崇拜，人们为既得利益者牺牲福祉与和平，而土地法在抑制自然需求的同时，向人类最明显的精神法则发动战争。与这些相比，”他总结道，“偷窃是一项光荣的工作。”[7]

确实，这种哲学比社会的法律道德书籍更贴近真实。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与生理的因素是引发犯罪的细菌，那么，社会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处理犯罪的方法的确有过几次改变，但基本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在实际中，社会在处置罪犯上仍保持最原始的动机，即是报复。在神学上来说，即是惩罚；法律或“文明”的方法，则带着威慑或改造的意味。然而，这四种模式都彻底失败了，与之前的黑暗时期相比，我们现在并没有找到更好地处理犯罪的方法。

原始人反击、报复这样的自然冲动，已经过时了。相反，一个缺乏勇气和胆量的文明人将他报复的责任交由一个有组织的机制，并愚蠢地相信国家可以正当地做那些他作为个人已经不再能够做的事情。法律的威严是有道理的；它让自己堕落到和原始冲动一样的水平。它的使命更加“高尚”。确实，法律仍然深陷神学的泥沼，认为惩罚是净化或赎罪的方法。但在法律或社会意义上，法律施行的惩罚，并不仅仅是加诸于罪犯的痛苦的刑罚，也是对其他人的威慑。

然而，什么才是惩罚的真正基石？人必须为所谓自由意付出代价，即是人无论何时都是自由的个体，无论为善或为恶；如何他选择作恶，他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尽管这个观点早就被抨击，被扔到垃圾堆，但整个政府机器仍每日奉行这样的观点，并将之变成人类生活之中最残酷、最残忍的折磨方式。它能存在的惟一原因在于这样一种残酷的信条：可怕的惩罚越是严酷，其预防犯罪的效果越强。

社会使用最激烈的方法处置罪犯。为什么还是不能阻止犯罪呢？尽管美国实行无罪推论，法律与警察机器带着恐怖统治的色彩，无区别地抓捕、毒打、棒打、欺辱人们，将他们可怜的受害者关在肮脏的收留所，用更加肮脏的语言辱骂他们，进行野蛮的“严刑逼供”。然而犯罪仍在快速增长，而社会正为此付出代价。在另一方面，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不幸的公民受到法律的完全“宽恕”，并以安全为由被藏匿于最可怕的地狱时，他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与像孩子游戏似的原始报复相比，他每天都在经历非人的待遇，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成为没有意志或情感的机器人，完全依赖他残酷看护人的怜悯。

在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惩教机构或感化院可以让人们不经折磨而“变成好的人”。这些折磨可能是棍棒伺候，饥寒电击。在这些机构里，异常单调和乏味的监狱生活破坏他们的精神，侮辱他们的人格，消弱他们的意志。在俄亥俄、伊利诺斯、宾夕法尼亚、密苏里及南方，这些恐怖措施越来越明目张胆，甚至影响到监狱以外的社会，而在大多数的监狱仍是基督教的方式占主流。但监狱的高墙很少会透出受害者痛苦的叫喊——狱墙通常很厚，能阻拦声音。由于20世纪的社会还指望着用监狱这种恐怖的存在保护自己，所以监狱不太可能立马被取消。

年复一年，地狱监狱之门回到了那个有着一群瘦弱、畸形而意志消沉的人的世界。他们的前额带着该隐的印迹，他们的希望已经破碎，他们所有的自然意愿被阻碍。只有饥饿和残酷的现实等待着他们，犯罪成为这些人生存的惟一机会。有些人会在监狱里度过半生，这并不令人惊讶。据我所知，一个女人前前后后进出布莱克韦尔岛{100}38次；我在朋友那里认识一个17岁的男孩，他在匹兹堡的监狱长大，从不知道自由的意义。这个男孩的生活轨迹就是从感化院到监狱，直到人生千疮百孔，作为社会报复的受害者死去。这些个体的经历充分证明了监狱作为威慑或改造作用是无效的。

一些善良的人现在为监狱问题寻求新的出路——矫正，使得囚犯能够重新成为正常的人。尽管这值得赞赏，我还是担心这不过是将旧瓶装新酒。如果没有社会的完全重建，人类不可能摆脱犯罪这个癌症。而且，只有社会良心的觉醒才能让刑事机构换上新衣。社会良心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唤醒它是第一步。尽管是很可悲，但我们需认识到，犯罪只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多多少少在精神、生理及社会环境方面都有着犯罪的因子，个体的犯罪行为只是这些犯罪因子集合的产物。

当工人，也就是拿工资的奴隶，反对雇佣囚犯作劳动力时，我们如若寄希望于政府的支持，那就几乎是很荒唐的了。我并不打算讨论这种反对的残酷性，而是仅仅讨论其不可行性。首先，目前，有组织的劳动者反对的主要是风车房。囚犯工作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只是剥削他们的是国家，正如个体雇佣者有组织地剥削劳动者一样。国家要么将这些囚犯送去为政府工作，要么就分配给私人工作。29个州想要采用。考虑到欧洲一些国家采用这种方案造成了囚犯过度劳动、虐待囚犯以及大量的贪污，联邦政府和17个州没有采用这种方案。

由艾尔德里奇公司控制的罗德岛可能提供了最糟糕的例子。私人承包商和监狱于1906年7月7日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并且私人承包商保留在五年之后延长合同权利。合同规定罗德岛及普罗维顿斯监狱将囚犯劳力以低于每人每天25美分的价格卖给了里莱恩&斯特林公司。这个公司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囚犯劳力公司，向11个州包括康州、密歇根、印第安纳、内布拉斯加、南达科塔的监狱，以及新纽泽西、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威斯康辛的感化院出租囚犯劳动力。

我们可以从下列事实中估测出罗德岛这单合同中隐藏的巨额贪污：同样的公司在内布拉斯加支付囚犯劳力每天62.5美分的工资，在田纳西囚犯能从格雷-达得利公司拿到每天1.10美元的工资；在密苏里则从全星公司拿到每天70美分的工资；在西弗吉利亚则从克拉夫特公司拿到每天65美分的工资，在马里兰人衬衫制造商欧彭海姆公司拿到每天55美分的工资。这种区别就反映了其中巨大的贪污。例如，里莱恩&斯特林公司生产一打衬衫，至少要支付给自由劳动力1.2美元，而它只需向罗德岛的囚犯支付30美分。此外，国家并不收取这个公司使用工厂、电力、暖气等的费用，甚至不收税！这是多么大的贪污！

据估计，在这个国家，监狱劳动力每年生产衬衣总价值超过了1千2百万美元。服装制造是一个女性产业，因而首要的影响是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被取代。另一个影响是，男性囚犯原本应该学习贸易这类能对他们狱后谋生有所帮助的技艺，却被安置到这样不可能将来依靠它来赚钱的行业里。更严重的是，这些囚犯劳动力大多来自感化院，而感化院可是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将这些人训练成有用的公民。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雇佣囚犯劳动力的巨大利益会不断地促使承包商剥削囚犯劳力。若这些囚犯不能完成过量的任务，甚至会因此受到惩罚。

对于囚犯狱后不能指望靠这种技艺谋生的另一个指责是，例如印第安纳州，作为现代刑狱的先行者，存在着巨大的挥霍。然而，在1908年出具的关于其“感化作用”的报告，在总共597家感化院，有135家从事锁链制造业，207家生产衬衣，255家从事铸造业。但在所谓的具有感化作用的59种职业中，其中39种是跟农村有关的工作。像其他州一样，印第安纳州确实在培训罪犯在出狱后的谋生技能方面做得非常的专业。她真的安排囚犯制作锁链、衬衣和扫帚。路易斯维尔公司主要是从垄断性利用盲人劳动力的工厂，而且一个释放的囚犯没有希望在这家工厂找到工作。这整件事情就是一出残酷的闹剧。

那么，既然国家能够制度性地挤压这些无助受害者的巨大利益，现在是否未到时机去组织劳动力停止散乱的叫喊，为罪犯争取应有的补偿，甚至让劳动组织为他们发声？通过这样的方式，工人能够消除那些细菌，让囚犯能够获得劳动的利益。我说过，成千上万的罪犯，没有竞争力、没有生意，也没谋生的方式，最后还是重返犯罪之路。监狱生活把他们变成了反社会的人，而他们出狱后遭遇的闭门羹并不会减轻他们的苦痛。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他们聚成一个无赖与骗子的群体，侦探和警察根本不愿意管理。因而劳工组织，因为其愚蠢地反对监狱工作，也断了自己的后路。它掀起了无益的怒气，阻碍了经济的改善。如果工人想避免这样的结果，他应该坚持罪犯工作的权力，他应该将其视为兄弟同侪，让他们加入组织，然后在他的帮助下一起反抗剥削他们的制度。

最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酷刑以及一锤定音的审判存在的不足。有人认为应该给予一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积极努力。但是，当一个坐了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监狱之后，他该怎么开始新的生活呢？对自由与机会的希望是人生惟一的动力，对囚犯来说更是如此。社会在他身上犯的过错已经足够久了，应该允许他能够有重获新生的机会。我对此并不感到乐观，除非滋生罪犯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爱国主义：自由之威胁

什么是爱国主义？是不是对孕育了我们的这片土地的热爱，对这片充满孩童时代回忆与希望、抱负与梦想的土地的热爱？是不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怀着单纯的赤子之心，仰望天空的浮云，好奇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它们那样奔腾向前？是不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抬头数着漫天繁星，生怕它们都是“一只只眼睛”，一眼看穿我们渺小的灵魂深处？是不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一面聆听鸟儿的歌唱，一面渴望着拥有自己的翅膀，渴望展翅翱翔，甚至像鸟儿一样，飞向遥远的大陆？又是不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坐在母亲的膝头，满心欢喜地听她讲述着丰功伟绩和所向披靡的精彩故事？一言以蔽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都充满了我们可爱而珍贵的回忆，那是幸福快乐、活泼调皮的童年年回忆，是不是热爱这片土地就叫做爱国主义？

如果这就是爱国主义，那么如今的美国人，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是爱国主义者，因为昔日玩笑打闹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工厂、磨坊和矿井，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取代了曾经婉转的鸟鸣。再也听不到讲述丰功伟绩的故事，因为事到如今，母亲的故事里只有字字血泪，句句悲痛。

那么，到底什么是爱国主义？“先生，爱国主义是流氓恶棍的最后手段，”约翰逊博士如是说。当代最伟大的反爱国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101}作出如下定义，爱国主义是一种使训练大批凶手的行为合理化的理论原则，一门需要更好的杀人利器超过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鞋、衣物和住所）的行当，一门保证高回报和荣誉感、而非保护普通工人荣誉感的行当。

另一位伟大的反爱国主义者古斯塔夫·赫尔夫{102}恰如其分地将爱国主义称之为迷信，这种迷信比宗教迷信更有危害性，更为残酷，也更加缺乏人性。过去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都无法做出解释，因而产生了宗教迷信。也就是说，原始人类听见打雷或是看见闪电，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得出的结论是电闪雷鸣的背后一定存在一股比人类自身更为强大的力量。同理，面对雨水或是其它种种自然变化的时候，他们也认为存在一种超自然力量。爱国主义则不然。爱国主义的迷信是人类刻意创造出来的，并通过一整套的谎言和谬论得以维持延续下来，这种迷信剥夺了人的自尊自重之心，助长了傲慢自大的情绪。

的确，爱国主义的核心实质就是傲慢自负和以自我为中心。请允许我解释一下。爱国主义的理论是假设我们的地球被划分成了许多小块，每一块都被一扇铁门同其它地方分割开来。一部分人有幸得以降生在某些特别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比降生在其它地方的人更优越、更高贵、更卓越，也更聪明。这样一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为把自己的优越感强加在其他人身上而战斗厮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然了，住在其它地区的人思维也是大致如此，结果就是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起，思想就深受各种关于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等恐怖故事的荼毒。成年之后，他已彻底地淫浸在了这种信仰之中，相信是上帝亲自选择由他去保卫他的国家免受外来者攻击。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叫嚣着要建立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拥有更多的军舰和弹药。也是出于这个目的，美国在短短的时间内便花去了四亿美元。想想看，人民的劳动成果被划走了整整四亿美元。不消说，为爱国主义做贡献的决不是富人。富人都是世界公民，不管在哪个国家都如鱼得水。在美国，我们对个中真相心知肚明。我们美国的富人难道不就像法国人在法国、德国人在德国、英国人在英国一样自在吗？那些由工厂童工和采棉苦工创造出来的财富，难道他们没有带着世界公民的优雅在挥霍吗？答案是肯定的。当有灾难降临的时候，当瑟吉尔斯{103}受到俄罗斯革命者惩罚的时候，这些富人便会想办法向俄罗斯沙皇这样的暴君发去吊唁的信息，罗斯福总统就曾打着他的人民的旗号这么做过，这就是他们的爱国主义。

这样的爱国主义助纣为虐，帮助迪亚兹{104}这个头号杀手在墨西哥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甚至还助纣为虐地在美国境内逮捕墨西哥革命人士，将他们监禁在美国的监狱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和原因。

但是，爱国主义不是为那些代表财富与权力的人而服务，它对人民还是颇有益处的。它让我们想起了腓特烈大帝{105}的重要智慧，这位伏尔泰的知己曾经说过：“宗教就是场骗局，但是为了大众必须把它保存下来。”

上述的爱国主义是种代价颇为昂贵的制度，考虑到以下数据的话没人会怀疑这一点。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全世界主要陆军和海军的军费开支增长显著，其严重性足以让每一位对于经济问题深思熟虑的学者大吃一惊。把1881年到1905年这二十五年的时间划分成五个五年，则可以简要地说明一下问题，指出几个大国在第一个五年和最后一个五年间陆军和海军的军费支出。第一个五年到最后一个五年间，英国的支出从21.01848936亿美元增长到41.43226885亿美元，法国从33.245亿美元增长到34.551099亿美元，德国从7.250002亿美元增长到27.003756亿美元，美国从12.75500750亿美元增长到26.50900450美元，俄罗斯从19.009755美元增长到52.504451亿美元，意大利从16.00975750亿美元增长到17.555001亿美元，而日本则从1.829005亿美元增长到7.00925475亿美元。

回顾后发现，上述各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在各个五年时段中均呈现上升趋势。在1881年到1905年整整二十五年中，英国的军费增长了四倍，美国三倍，俄罗斯两倍，德国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法国约百分之十五，日本翻了近五番。如果我们对过去二十五年中各个国家陆军军费支出占军费总支出的比例进行对比，那么截止1905年底，其比例增长如下：

英国从20%增至37%，美国从15%增至23%，法国从16%增至18%，意大利从12%增至15%，日本从12%增至14%。而另一方面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德国的陆军军费比例从58%降至25%，这部分削减是因为帝国其它方面开支的增长，事实就是，在1901年到1905年期间的陆军军费支出比之前的每一个五年时期都要高。数据显示，陆军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依次为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及意大利。

强大的海军也同样花费惊人。1881年到1905年这二十五年期间，海军军费开支增长情况大致如下：英国海军军费增长300%，法国60%，德国600%，美国525%，俄罗斯300%，意大利250%，日本700%。除英国外，美国花费在海军上的财力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海军军费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也高过其它国家。1881年到1885年这五年间，国民总支出中的6.2%为海军军费支出，接下来的四个五年期间该比例不断攀升，依次为6.6%，8.1%，11.7%及16.4%，毫无疑问，这项开支在现在的五年时段内也必将进一步地增长。

军国主义不断高涨的开销还可以通过人均纳税额来进一步说明。上述作为前后对比基础的二十五年中可以看出，纳税方面的增长如下：英国人均纳税额从18.47美元增至52.5美元，法国从19.66美元增至23.62美元，德国从10.17美元增至15.51美元，美国从5.62美元增至13.64美元，俄罗斯从6.14美元增至8.37美元，意大利从9.59美元增至11.24美元，日本则从0.86美元增至3.11美元。

联系以上人均投入成本的粗略估算来看，军国主义的经济负担最为沉重。通过已掌握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即按照现在的水平计算，各个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军费支出正在迅速地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换言之，军国主义持续不断的需求增长使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人力和财力资源日益消耗殆尽的威胁。

爱国主义产生的巨大浪费理应足以治愈患爱国主义痼疾的人，即便他们并非智力超群之人。然而，爱国主义的要求还远不止这些。人们被敦促着要爱国，为了支付爱国这个昂贵的奢侈品，他们不只是要支持他们的“保护者”，甚至还要牺牲上他们儿女的生命。爱国主义要求人们忠于爱国的大旗，这就意味着人们要服从命令，随时准备去杀死别人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

常见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支固定的军队来保护国家不受外来入侵。然而，每一个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一个刻意维护的神话，专门用来恐吓和胁迫愚蠢的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深知彼此的利益所在，才不会相互侵略。他们心知肚明，比起战争和征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纠纷篡取的利益要大得多。诚然，正如卡莱尔{106}所说，“战争就是两个小偷吵架，他们太过胆小不敢一对一单挑，于是他们喊来各自村子里的其他男孩，给他们套上制服配上枪，然后让他们互相厮杀，就像松了绑的野兽那样。”

即便没有多少智慧，也可以发现每场战争的起因都大同小异。就让我们以美西战争为例，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事件。我们的心因残暴的西班牙人而充满熊熊的怒火！没错，这股怒火并不是打心底油然而生的，而是在报纸舆论长达数月的精心鼓吹下滋生出来的。那时刽子手维勒{107}早已残杀了一大批高尚的古巴人，激怒了众多古巴妇女。尽管如此，对美国人民而言，发动这场战争仍是出于伸张正义的目的，人民为之愤慨并甘愿为之战斗，他们作战时确实非常英勇。然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死者入土为安，战争的花费落到了人民的头上，日常用品和房租价钱飞涨，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从爱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中清醒过来。我们幡然醒悟，发现打响美西战争的缘由是顾忌糖价上涨，或者说得直白一些，我们恍然大悟发现战争打响的原因是因为一直以来保护美国资本家利益的生命、鲜血与金钱，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威胁。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完全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最好的证明就是美国政府对待古巴劳工的态度。当古巴被美国牢牢掌握在手心里之后，曾经派去解放古巴的士兵却受命在声势浩大的烟草工人罢工中向古巴工人射击，而这只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事情。

我们不能自己站在这喋喋不休地念叨战争的这些起因。幕布拉开之后，发动日俄战争的动机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场可怕的战争吞噬了太多的生命，引起了太多的伤痛。然后我们再一次看见，残暴的战争之神摩洛克{108}背后站着的是更加残暴的商业主义之神。库洛帕特金在日俄战争期间任俄罗斯陆军部长，他解开了这场战争背后真正的秘密。那就是沙皇和他的大公们在朝鲜租借地投了钱，快速累积大笔财富是这场战争背后唯一的驱动力。

常驻陆军和海军是和平的最佳保障，这种说法的逻辑合理性就如同声称最爱好和平的公民会武装得荷枪实弹一般。日常生活经验充分证明了一点，身上有武器的人总是渴望试试自己有多大能耐。在历史上，各个政府也是如此。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从不浪费生命和精力去备战，因而和平才得以维持下来。

然而，有人叫嚣着要扩充陆军和海军却并不是因为任何外国威胁，而是因为惧怕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工人阶级的国际精神。各个国家武装自己是为了对付内部敌人；内部的敌人一旦觉醒，会比任何的外来侵略者更加危险。

那些在数百年来一直致力于奴役大众的国家已经详尽彻底地对大众心理进行过研究。他们知道总体而言人就像孩子，只要给点小玩具，他们的绝望和消沉、悲伤和泪水就能转为喜悦。而玩具装点得越是华丽，颜色越是耀眼，便越容易博得百万儿童的欢心。

陆军和海军就是给人民的玩具。为了让这些军队看起来更迷人，更容易接受，大把大把的美元花在了这些玩具的展示上面。这才是美国政府装备舰队并派遣它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巡航的目的，同时也好让每一个美国公民为美国骄傲自豪。为了款待整个舰队，旧金山市花了十万美元，洛杉矶六万，西雅图和塔科马约十万。款待舰队，我是这么说的吗？好酒好菜只招待为数不多的高级军官，而“勇敢的小伙子们”不得不发动哗变才能填饱肚子。是的，烟火表演、剧院晚会和狂欢作乐就花掉了二十六万美元{109}，与此同时，我们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忍饥挨饿的大人和孩子，成千上万的失业者随时准备着，只要有钱便肯贱卖自己的劳动力。

二十六万美元！有这么一大笔钱，什么事情做不成？这些城市的孩子们得到的并不是面包和安身之处，而是被带去看可能隽永不朽的舰队，一家报社将此举称之为“给孩子们留下永恒的回忆。”

真是件值得铭记的大事啊，不是吗？我们实现了文明化的屠杀。如果孩子们的心灵遭受这种回忆的荼毒，那还怎么指望人类手足情的真正实现？

我们美国人声称自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痛恨流血，我们反对暴力。可是我们却为了那些可能盘旋在无助的市民上空向他们投掷炸弹的机器欢欣鼓舞。要是有任何人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愿意赌上身家性命刺杀某位工业大亨，我们随时准备绞死、电死或是用私刑处死他。而一想到美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一天她的铁蹄终将踩在其他所有国家的脖子上，我们却满心骄傲。

这就是爱国主义的逻辑。

想想爱国主义在普通人身上造成的种种恶果，它施加在军人自己身上的侮辱和伤害无出其右，可怜的军人不过是被迷信和无知蒙蔽的受害者。他是祖国的救星，人民的保护者，而爱国主义为他准备了什么呢？在和平时期，他在奴隶般的恭顺、各种恶习及扭曲变态的伴随下度过一生；在战争时期，他的人生则笼罩在危险、挨冻和死亡的阴影下。

最近，我在旧金山办巡回讲座的时候，参观了普雷西迪奥，这里是俯瞰海湾和金门公园的绝佳地点。这里本该是孩子们嬉戏的乐园，本该有公园和音乐为筋疲力尽的人们提供娱乐休闲。然而驻扎的军营却让这里变得丑陋乏味、单调灰暗，有钱人都不会同意让自己的狗去这种地方住。士兵们就像放牛似的被散养在这些可怜兮兮的小破房子里，大好年华都白白浪费在了擦靴子和给上级军官的黄铜纽扣抛光上。也是在这里，我看到了阶级间的区别：一个自由共和国身强体壮的孩子们像罪犯似的站成一排，向每一个路过的形容猥琐的陆军中尉敬礼。这就是美国式的平等，践踏个人，宣扬整齐划一！

军营生活容易进一步导致性变态的倾向。情况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发展，结果就同欧洲军队的情况大同小异。著名的性心理学作家哈弗洛克·埃里斯曾就这一课题进行过深入彻底的研究。这里我引用一段他说的话，“某些军营是男性卖淫行为的集中高发区……实施卖淫行为的士兵人数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在某些军团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事情的推论是倾向大部分男性唯利是图这一事实的……一到夏天，海德公园和阿尔伯特大门附近到处都是国民警卫军士兵和其他有声有色的生意人，他们都不怎么乔装掩饰，有人穿着制服有人没穿……一般来说，汤米·阿特金斯{110}兜里的零花钱相当一部分都缘于这部分收入。”

要判断这种性变态行为已将陆军和海军侵蚀到了何种地步，最好的依据就是这种形式的卖淫行为有自己专门的特殊场所。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发生在英国，而是普遍存在的。“在法国，人们对军人的追捧不亚于英国或是德国，在巴黎和各军事要塞都有军中卖淫行为的专门场所。”

要是哈弗洛克·埃里斯先生把美国也列在他的性变态行为调查之中，那么他会发现美国陆军和海军中相同的情况同样普遍存在，就像其它那些国家一样。常驻军队的增长势必导致性变态行为的传播，而军营就是催生这一现象的孵化器。

除去对性方面产生影响，军营生活也容易使军人退伍后难以转化为有用的劳动力。即便是精通某门手艺的人，之前也没参加过陆军和海军，在度过了一段戎马生涯之后，也会发现自己完全不能适应参军之前的工作了。一旦习惯了无所事事，习惯了刺激和冒险，那么就没有什么和平安静的追求可以满足他们。他们退役之后，做不来任何有用的工作。然而，通常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诸如刑满释放的罪犯一类的人，或是迫于生计，或是出于本性，才加入了从军的行列。当他们服役结束，便会再次操起以前犯罪的旧行当，而且比从前更加凶残无耻。众所周知，我们的监狱里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都有当兵经历，而另一方面，陆军和海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有犯罪前科的人组成的。

我刚刚描述的所有恶性后果，在我看来，对人类正直品质的危害似乎都不如精神上的爱国主义在列兵威廉姆·布瓦尔达身上造成的伤害大。他愚蠢地以为一个人可以在拥有军人身份的同时行使作为人的权利，军事当局因此狠狠地惩罚了他。没错，他为国家效忠了整整十五年，服役期间的表现记录无可指摘。芬斯顿将军{111}将他的刑期减至了三年，根据这位将军的说法，“一名军官或军人的第一要务就是无条件服从命令和效忠政府，而他是否赞成执政政府则无关紧要。”这么说来，芬斯顿是在践踏忠诚的真正内涵。按照他的思路，参军便是要废止《独立宣言》提出的原则。

爱国主义的发展真是匪夷所思，让一个会思考的人变成了忠心耿耿的机器！

布瓦尔达受到了令人愤慨的刑罚，为了给出一个正当理由，芬斯顿将军告诉美国人民，说布瓦尔达的行为“堪比严重的叛国罪”。那好，这项“可怕的罪行”究竟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是这样的：旧金山举办了一次公众大会，共有一千五百人参加，威廉姆·布瓦尔达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啊太可怕了，他跟演讲者爱玛·戈尔德曼握手了。确实是可怕的罪行啊，大将军称之为“严重的军事违纪行为，绝对比当逃兵还糟糕。”

爱国主义给一个人打上罪犯的烙印，将他投入监狱，剥夺了他十五年来忠诚服役的成果，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控诉吗？

布瓦尔达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男子气概都献给了他的祖国。而这一切一文不值。爱国主义是势不可挡的，像所有贪得无厌的怪物一样，要么拿走一切，要么分文不取。它不承认军人也是普通人，也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感情和观点，有自己的偏好和主意。不，爱国主义不可能承认这一点。这就是布瓦尔达的事情给我们的教训，这个教训的代价颇为惨重，尽管也有些用处。当他重获自由的时候，他丢掉的是部队里的职位，获得的却是自尊。这样看来，三年的监禁还是值得的。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一位专门关注美国军情的作家就军方势力对德国平民的影响发表了评论。他说，如果我们的共和国唯一的意义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益，那么它的存在就有正当理由。我十分确信，在贝尔将军的爱国运动时期，这位作家没在科罗拉多待过。要是他亲眼看到人们是怎样以爱国主义和共和国的名义被投进候审室，拖来拽去，驱逐出边境，然后忍气吞声地咽下屈辱。科罗拉多事件并不是美国境内军权增长的孤证。当部队和民兵不来营救那些当权者的时候，当部队和民兵的行为没有那些穿凯撒制服的人那么傲慢无情的时候，几乎没有爆发一场罢工抗议。我们还有迪克军事法。难道这位作者都忘了吗？

我们美国的大部分作家十分可悲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时事一无所知，或是因为缺乏正直诚实的心态他们不肯为这些事情发声。所以迪克军事法得以横扫国会，几乎没引起什么争议，也几乎没有大加宣传，这项法律赋予总统有权将和平公民变成嗜血狂魔，它本应是为了保卫国家而立，而实则是为了保护某个政党的利益，而这个政党的喉舌恰好是总统。

我们的这位作家声称，军国主义在美国永远不可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掌权，因为在美国参军是自愿行为，而在旧世界{112}则是强制要求。然而，作家先生忘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首先，欧洲的征兵制度建立在社会各阶层对军国主义根深蒂固的厌恶之上。成千上万的年轻入伍士兵万般不情愿地应征入伍，而一旦参了军，他们会想尽办法逃跑。其次，正是其军国主义的强制性这一特征催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军国主义运动，这是欧洲国家最为害怕的。毕竟，资本主义最坚固的堡垒就是军国主义。一旦军国主义受到侵蚀，那么资本主义也将摇摇欲坠。诚然，我们没有强制征兵制度，这就是说人们通常不会被迫参军，但是我们发展出了一种远比强迫更为严格死板的推动力促使人们参军，那就是生活必需品。在工业萧条时期入伍人数会显著增长，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参军的行当或许不是很有油水，也不怎么体面，但是也好过四处漂泊寻找工作，排队领取救济食品或是睡在政府救济房里。毕竟，当兵意味着一个月能发十三美元，管一日三餐，还有地方睡觉。然而，就连生活必需品这个因素也不够强有力，不能给军队带去有品格有男子气概的人。难怪我们的军事当局要抱怨陆军和海军招募到的尽是“差劲材料”。这样的招认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证明普通的美国大众还是有足够的独立精神，并且保有对自由的热爱，宁肯挨饿也不愿穿上那身军装。

全世界善于思考的人都开始意识到，爱国主义过于狭隘，为了满足时代需求它被局限在了一个概念里。权力的集中化在受压迫的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国际间的团结情绪，美国工人阶级同他们的国外兄弟间的团结关系，比美国矿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同胞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这种团结之情不畏惧外来入侵，因为它将所有工人推向一个时刻，那时他们会对他们的雇主说，“要杀人你自己去杀吧，我们为你做这种事已经做够了。”

“这种团结之情甚至唤醒了军人们的良知，他们也是人类大家庭的骨肉血脉。这种团结在过去的斗争活动中多次体现出了它的一贯正确性，也是它驱使着巴黎士兵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113}中拒绝服从向兄弟手足开火的命令，在近几年的俄罗斯军舰哗变中也是这种团结赋予了人们勇气。这种团结一致终将掀起全部受压迫受践踏阶级反抗国际剥削者的浪潮。

欧洲的无产阶级者意识到了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因此发动了一场战争反抗爱国主义及其血腥恐怖的军国主义。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监狱，因为他们敢于否认古老的迷信。这场运动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它涵盖了各个行业的代表，主要的倡导者是那些在艺术、科学和文学领域卓越不凡的人们。

美国也将赶上这股浪潮。军国主义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的各行各业。事实上，我坚信军国主义在美国的危险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大，因为资本主义向它渴望毁灭的人们送上了大笔的贿赂。

这种贿赂行为从学校起就开始了。显然，政府一直坚持一种阴险狡猾的理念，“给我一个孩子的思想，我就能塑造一个人。”孩子们接受的是军事策略的教育，军事成就的荣耀在课本里被高度赞扬，这些幼小的心灵被颠覆扭曲去迎合政府。接下来，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受到海报的吸引加入了陆军和海军。“这是放眼世界的好机会！”政府的小贩吆喝着。这样一来，单纯的男孩从道义上被拐进了爱国主义的骗局，战争之神摩洛克大步流星地征服了整个国家。

美国工人在军人、国家和联邦政府的手里饱受痛苦煎熬，他完全有权利厌恶反对那些穿着制服的寄生虫。然而，光谴责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我们需要的是对军人的教育宣传：反爱国主义文学会启发他们，告诉他们自己从事的这一行真正的恐怖之处，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存在都要感谢一些人的劳动，明白自己同这些人之间真正的关系。

恰好这一点是政府最害怕的。军人参加激进会议便已是高级叛国行为。毋庸置疑的是，要是军人阅读激进的小册子也会被打上高级叛国行为的标签。但是，从远古时期开始，政府不是给每一次进步都要打上叛国的标签吗？不过那些全心全意努力重塑社会的人敢于直面这一切，因为或许将这样的真相带进军营比带进工厂更为重要。当我们撼动了爱国主义的谎言，我们就能为伟大的社会体系扫清道路，在那样的社会中所有民族的人们都情同手足团结在一起，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

弗朗西斯·费勒与现代学校

经验被视为人生最好的学校。如果人们没有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至关重要的课程，真的会被看作是个傻瓜。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有组织的教学机构不断犯下错误，虽然这些机构没有从经验中汲取任何东西，我们还是默认在这种机构中学习是理所应当的。

在巴塞罗那，生活着一位名叫弗朗西斯·费勒的人。他是一名少儿教师，为乡邻爱戴。在西班牙之外，只有少数文化人了解弗朗西斯·费勒的工作，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们则对这位老师一无所知。

1909年9月1日，依天主教会的吩咐，西班牙政府逮捕了弗朗西斯·费勒。10月13日，他没有经过真正的审判，就被带到了蒙特伊克监狱旁的沟渠中，在那可怕的、充满了无数叹息的监狱墙边被枪决了。费勒，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教师，立马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他的死激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肆意谋杀的愤慨。

杀害弗朗西斯·费勒不是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会犯下的第一桩罪行。这些政府和宗教机构的历史就是一条血与火的长河。但是，他们仍未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什么，至少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一个被教会和政府屠杀的草民在不断地成长为一个参天巨人。这个巨人终有一天会将人类从这些机构可怕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弗朗西斯·费勒生于1859年，家世寒微。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也希望儿子继承相同的信仰。他们不知道，这个男孩将会成为伟大真理的先驱，这个男孩的思想会拒绝沿着旧路亦步亦趋。费勒在年纪尚小的时候，就开始怀疑父辈的信仰。他要弄明白，那个向他宣扬善良和爱的上帝会为何会用可怕的、令人恐惧的折磨、痛苦、厄境摧毁天真孩童的睡梦。作为一个有着敏锐头脑和探索精神的人，费勒不久就发现了那个黑暗恶魔——天主教会的丑恶之处。因此他拒绝接受天主教会的思想统治。

弗朗西斯·费勒不仅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探索真理的人，他还是一个反叛者。他的思想起源于对本国残暴统治的义愤；当勇敢的爱国者比亚坎帕将军率领的一群反叛者以共和国理想为旗帜，向统治者发动猛击之时，没有人比年轻的弗朗西斯·费勒表现得更像一个热情忠诚的战士。至于共和国理想——我希望没有人把它和这个国家的共和主义混淆。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论我如何反对拉丁语国家的共和党人，我都知道他们已远远超越了那些正在美国摧毁一切残存的自由和公正的腐败反动政党。在思考过马志尼、加里波第以及其他的民族解放领袖的事迹之后，你会意识到他们的斗争是有方向的，推翻独裁统治仅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之一，瓦解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所有进步和自由为敌的天主教会才是斗争的重点。

而美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共和主义代表了既定权利、帝国主义、贪污腐败以及消灭所有与自由相关的东西。共和主义的理想是对麦金莱政府油腔滑调地、献媚地尊重和对罗斯福政府苛刻地傲慢。

西班牙的共和主义反叛者被政府镇压了。要砍去天主教会和西班牙王室这个九头蛇怪的头颅，还需要迈出勇敢的一步，劈开积年的岩石。一小部分人作出这样英勇的尝试之后，逮捕、迫害和惩罚随之而来。那些能够躲过血腥追捕的人不得不逃往国外避难。弗朗西斯·费勒就是这其中之一。他去的地方是法国。

他的灵魂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得到了怎样的舒展啊！法国，这自由、理念和战斗的摇篮。巴黎，这永远年轻、热情的巴黎，在经历了本国的黑暗阶段之后，巴黎生生不息的活力是怎样激发鼓舞了费勒啊。巴黎给了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怎样的机会，怎样极好的机会啊。

弗朗西斯·费勒没有浪费时间。他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由主义运动当中，认识了各路人士，学习了知识、吸取了养分、得到了成长。在巴黎期间，他观摩了现代学校的运作，这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黎的现代学校创立的时间要远早于费勒的时代。现代学校的发起人是和蔼可亲的路易斯·米歇尔女士。她那时创办的现代学校规模尚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伟大的路易斯在很早之前就认为未来属于年轻一代；除非将年轻人从毁坏人的精神和灵魂的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机构中解救出来，对社会大众有害的事物（社会恶习）就会持续存在。或许她和易卜生的看法一样，认为社会笼罩着信奉鬼神幽灵的氛围，成年男女需要克服太多的迷信思想。他们刚刚摆脱一个死一般的幽灵的控制，瞧！他们随即就发现自己又被99个其他的幽灵奴役。如此，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到达彻底重生的顶峰。

然而，孩子们没有被传统的枷锁束缚。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思维定势的压制，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因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变得冰冷。学生之于老师好似泥土之于雕刻家。这个世界收到的是一件艺术品，还是一个拙劣的仿制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创造能力。

路易斯·米歇尔非常胜任满足孩子们灵魂需求的工作。她自己就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她是那么的可亲、温柔、纯洁质朴、慷慨大方。路易斯充满热情的灵魂总是能战胜任何社会不公。不论什么时候，她总是站在巴黎人反抗非正义的最前沿。由于注定要为自己对被压迫者的奉献而遭受牢狱之灾，路易斯位于蒙马特的小学校不久就被关闭了。但是她播下的种子，从此在法国的许多城市结出了果实。

对现代学校最重要的大胆探索来自一位伟大的而年轻的老人，保罗·罗宾。他和几个朋友在巴黎附近一个美丽的叫贡比涅地方建立了一所规模颇大的学校。除了致力于在教育中传播现代思想，保罗·罗宾还有更高的理想。他想用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关于世袭的概念仅仅只是他们为了让社会豁免其对年轻人所犯罪行的一个借口。那种仅仅因为孩子的父母没有留给他们什么遗产，孩子就必须背负着他们父辈的罪恶、必须世代生活在贫困和污秽当中的思想，那种这些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酒鬼或罪犯的观点，对保罗·罗宾那美丽的灵魂来说，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他认为，不论遗传发挥了何种作用，总也有其他的、即使是没遗传的作用强大但是也同样重要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可以并且将会根除所谓的首要原因，或者使它最小化。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自然的气息，自由、健康的运动，爱与同情，以及最重要的，对孩子需要的深切理解——这些将会消除那些强加于无辜的年轻人身上的残酷、不公、罪恶的烙印。

保罗·罗宾没有刻意去挑选他的学生；他没有选那些所谓最好的父母养育的孩子，而是随机地选择自己的教育对象。他从仁慈的社会为安慰其内疚之情而隐藏它的受害者的地方：大街上，茅舍中，孤儿院，弃婴收容所，少年管教所，他从所有那些阴郁的、可怕的地方挑选他的学生。他尽可能地把这些脏兮兮的、颤抖的小流浪儿都送到他的学校中，把他们带到贡比涅。在那里，这些孩子们被自然的壮美围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饮食无忧、，衣着整洁，享受着他人深深的爱和理解。这些孩子们开始如庄稼般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他们的成长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朋友和老师——保罗·罗宾的预期。

孩子们成长和发展成为自立自强、热爱自由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这对逼迫穷人世世代代为穷人的机构来讲，是多大的威胁啊！贡比涅后来被法国政府查封了，罪名是男女同校。因为男女同校在法国是被禁止的。然而，贡比涅已经运营了足够长的时间，它向所有进步的教育学家证明了它极大的可行性以及其对现代教育方法的推动作用。现代教育方法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必然会逐渐瓦解现存的体系。

贡比涅的实验被许多其他的教育家纷纷效仿，他们当中包括富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自由恋爱》一书的作者玛德琳·弗耐特，以及《蜂房》的作者，塞巴斯蒂安·福尔。1907年，我在巴黎曾经拜访过福尔。

多年之前，福尔同志买下了他建造他的“蜂房”的土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他成功把一个曾经荒凉、缺乏文明教养的乡村变成了一块繁盛的土地，这块土地具备了一个被悉心照料的农场所应有的全部外观。一进入农场，映入客人们眼帘的是一块广阔的正方形土地，这块土地被三栋建筑物围绕，还有一条宽广的道路通向花园和果园。这个花园由法国人以其特有的方式打理，为“蜂房”提供了大量各式蔬菜。

塞巴斯蒂安·福尔认为如果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环境当中，他们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只有在物质需求、家庭卫生以及求知环境相协调的情况下，孩子才能够成长为一个健康、自由的人，否则就会影响他们的发展。

塞巴斯蒂安·福尔是这样描述他的学校的；

“我的学校共24名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中大多数是孤儿或是因父母亲贫穷而无钱上学的孩子。在我的资助下，他们丰衣足食，居有定所，受到教育。他们在十二岁之前将会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十二到十五岁之间，他们仍将继续接受教育，并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学习一些谋生手段。在这之后，他们就可以得到许可离开“蜂房”，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但是他们随时可以回来，“蜂房”将会向母亲迎接自己疼爱的孩子那样，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归来。这时，如果他们希望留在蜂房工作，那么他们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三分之一的产出用来满足他们自身的生存需要，另外三分之一作为用于收留新孩子的普通基金，最后三分之一按照他们的意愿自己支配。

“在我照顾之下，孩子的健康状态良好。洁净的空气，有营养的食物，在户外长时间活动得到的体育锻炼，严格遵守卫生制度，简短有趣的教育手段，并且，最重要的，我们对孩子们充满深情的理解和关爱，以上种种，造就了这些从身体和精神上都令人赞叹的孩子。

“如果说我们的学生创造了奇迹，那是有失公允的；但是，考虑到他们只是普通人，之前也没有接受过教育，这个结果的确令人满意。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一般学校的孩子所缺少的品质，就是对于学习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他们学到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能加速记忆，刺激想象力。我们尤其注重唤醒孩子们对周围环境的兴趣，让他们意识到观察、调研和思考的重要性。所以，当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不会对周遭的事物无动于衷。我们的孩子从来不会盲目接受某些东西而不问为什么；他们在没有得到一个明确彻底的答案之前是不会满意的。如此，他们的思想不会受制于因不完整的、不真实的答复而导致的疑问和害怕。这种疑问和害怕随后会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扭曲，使得孩子缺乏对自己以及跟自己有关的事物的自信。

看到这些小不点彼此间这么诚恳、友善、充满感情，真的很让人惊讶。他们和蜂房的成年人之间的和谐状态非常令人鼓舞。如果孩子们仅仅因为我们比他们虚长几岁，就害怕我们或对我们格外敬畏，那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这是我们的错。为了使孩子们收获自信、拥有爱心，我们倾尽心血。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成，那么孩子们对我们的态度将会由畏惧变为自信，由敬而远之变为乐于亲近，由被动完成某种任务变为相互理解。

“还没有人充分认识到隐藏在孩子们灵魂当中的同情心、和善友爱和慷慨大方。每一个真正的教育家都应该去开启这笔宝藏，去激发孩子们的动力，唤起他们身上最优秀、最高尚的潜质。对于以树人为己任的教师来说，还有什么工作比看着孩子的天性如花瓣绽放，看着他们成人成才更有成就感呢？除此以外，我在“蜂房”的同事们别无他求。而且，要使人类的花园有望结出美丽果实，比起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来，更有赖于我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努力。”[8]

关于历史这个话题以及旧式教育方法的盛行，塞巴斯蒂安·福尔写到：

“我们向孩子解释说，真正的历史尚待书写。所谓真正的历史，是指那些已经故去，不为人知的人们努力帮助人类取得更大的进步的故事。”

弗朗西斯科·费勒必然为建设现代学校的潮流裹挟。他不仅看到了这种趋势在理论上的可能，而且看到了现代学校在满足实际需要方面的可行性。他一定认识到，相比其他国家，西班牙如果想要摆脱掉教士和军队的双重束缚，需要的正是这种学校。

鉴于西班牙整个教育体系都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而天主教信条又是如此：“一个孩子，向他脑袋里反复灌输天主教信条到他九岁，那么这个孩子的脑中就再也装不下其他的思想了”，我们就会理解费勒在带给西班牙民众新思想方面所作的巨大的贡献。命运不久就帮助费勒实现了他的伟大梦想。

弗朗西斯科·费勒有一位富有的学生莫尼耶小姐，她表现出了对现代学校项目的兴趣。她去世时，赠送给了费勒一些贵重的资产，并且给费勒的学校留下了一年1万2千法郎的收入。

俗话说的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话正好可以解释天主教会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而用卑劣的手段诋毁费勒的人格的做法。天主教会散布的费勒利用与莫尼耶小姐的亲密关系来窃取她财产的谎言在美国天主教报纸上大肆散播。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都是他们的私事，是无需外人过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因此，如果这个传闻不是众多关于费勒的卑鄙的谎言中的一个，我是不会就这件事提一字半句的。当然了，那些了解天主教神职人员纯洁性的人会了解这种暗讽。难道天主教的神父们不是把女性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性商品吗？现今发现的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资料将会证明我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男女之间的合作除了以性为基础的关系，难道就没有别的关系了吗？

事实上，莫尼耶小姐要比费勒年长很多。莫尼耶小姐的童年时期和少女时期是与她贪婪的父亲和顺从的母亲一起度过的，因此，她很能理解在童年时代获得爱与快乐的必要性。她一定发现了弗朗西斯科·费勒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老师，他不是一个机器，不是只给学生颁发个文凭，也不是一个只为谋一份教工差事的人，他是一名天生的老师。

我们的伙伴，他带着知识，带着经验，带着所需的财产，最为重要的，他怀着对于自己使命的一种神圣感，回到了西班牙，在那里开始了他一生的工作。1901年9月9日，第一所现代学校创立了。这所学校受到了大力支持此学校的巴塞罗那市民的热烈欢迎。在开学典礼的简短致辞中，费勒向朋友们宣布了他这个项目的宗旨。他说：“我不是一个演讲者，不是一个传道人，也不是一个斗士。我是一名老师，我爱孩子胜过一切。我想我了解他们。我希望我对自由之事业所做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一代准备好走进新时代的年轻人。”

费勒的朋友提醒他在反对天主教会这件事上要谨慎小心。他们知道天主教会对自己的敌人会使用什么手段。费勒也知道。但是，像布兰德一样，他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他不会让现代学校建立在相同的、旧时的谎言之上。他要真挚、诚实、坦率地对待孩子。

弗朗西斯科·费勒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从学校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就被跟踪了。教学楼遭到监视，他在门格特的小房子也被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甚至他去法国或英格兰与同事们商谈问题的时候也不例外。他被盯上了，潜藏的敌人何时收紧绞索只是个时间问题。

1906年·因为牵涉进了一起刺杀阿方索国王的事件，陷害费勒的阴谋险些得逞。然而，即使是对天主教神职人员来说，费勒的无辜也是铁证确凿；因此他们只好放过费勒了——当然，不是永远放过他。他们在等待，是的，当他们设法让受害人落入陷阱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等待的。[9]

1909年7月，在西班牙一次反战起义当中，这一时刻还是到来了。没有人能从革命历史记录中找出比这更卓越的反对军国主义的事件了。西班牙人民在被军队统治好几百年之后，已然无法再忍受束缚了。他们拒绝参与无用的屠杀。就像勇敢的里夫人{114}那样，他们不认为应该帮助专横的政府征服、压制争取独立的小人物。不，他们不能容忍对普通民众动刀兵。

一千八百多年来，天主教会一直在鼓吹和平的信条。但是，当人们真正想把这一信条变成现实的时候，她就催促当局迫使民众拿起武器。这样，西班牙王朝沿用了俄国的残忍手段——民众被迫走上了战场。

那时，直到那时，民众的忍耐到了极限。那时，直到那时，西班牙的劳动者开始反抗他们的主人，那些像吸血鬼一样，耗尽他们的力气，吸干他们的血液的人。是的，他们反抗教会和神父，但是，即使那些神父死上一千遍，也不能偿还对西班牙人民犯下的罪行。

1909年9月1日，弗朗西斯科·费勒被捕了。一个月过去了，他的朋友和伙伴们还不知道他出事了。直到10月1日，从《人道报》收到的一封信中，人们才知道了这个拙劣可笑的审判。第二天，费勒的朋友，索莱达·维拉弗朗卡收到了下面的信件：

“不用担心；你知道我绝对是清白的。今天，我尤其快乐，充满希望。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也是自我被捕后第一次沐浴到从牢房的窗里涌进的阳光。你也一定很开心吧。”

费勒多么可怜啊，直到10月4日，他还认为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更加可悲的是，费勒的朋友和同志们相信他们的敌人还保有那么一丝的公正，这是他们犯下的又一个大错。他们又一次寄希望于司法的力量，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兄弟死在自己面前。他们没有做任何营救费勒的准备，甚至没有进行丝毫反抗；他们什么也没做。“为什么无法对费勒定罪；他是无辜的。”但是在天主教会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审判敌人方面，如论对公正最大的讽刺，天主教会这个老练的帮凶若称第二的话，是没有人敢称第一的。

10月4日，费勒写了下面这封信给《人道报》：

1909年10月4日，于牢房

我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万分无辜，检察官仍然依据警察的控告，决定对我执行死刑。他们把我描绘成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目，说我指挥着法国的劳工辛迪加，在各地煽动阴谋和暴乱。他们说这些就是我去伦敦和巴黎的目的。

他们要用这些无耻的谎言置我于死地。

信使就要走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警察交给调查法官的全部证据纯粹是含沙射影、谎话连篇。但是，他们对我的指控是没有真凭实据的，我什么都没有做。

费勒

1909年10月13日，费勒的心脏，那颗如此勇敢坚强、如此忠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怜的傻瓜们啊！这颗心最后一次痛苦的颤动并没有消失，在文明世界的心中，这颗心开始引发的是上百倍的颤动，这颤动汇集成雷声巨响，向邪恶罪行的教唆者发出诅咒。身穿黑袍、面目虔诚的侩子手们，接受正义的制裁吧！

那么，弗朗西斯科·费勒是否参与了反战起义呢？根据马德里一份天主教报纸上刊登的，由主教和巴塞罗那所有高级教士共同签署的第一份起诉书的内容，费勒甚至没有被指控参加起义。起诉书的内容大意是，弗朗西斯科·费勒犯有组织无神学校、传播无神著作罪。但是在20世纪，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无神论信仰就被烧死。阴谋者还需要编造出别的东西，因此，就找了煽动暴动这个罪名。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可靠消息来源能够证明费勒和暴动有一丝一毫的联系。但是那时，当局不需要任何证据，也不接受任何证据。诚然，费勒的案子有72个目击者，但是他们的证词都是书面形式的。他们从没有和费勒对质过，费勒也未曾和他们对质过。

从心理上来说，费勒是否应该有参加暴动的可能呢？这一点我不认同，下面是我的理由。弗朗西斯科·费勒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同时也无疑是一名出色的组织者。在1901-1909年这八年间，他在西班牙组织成立了109所学校，除此之外，他还发动本国的开明力量，建设了其他308所学校。至于他自己学校的工作，费勒为其学校配备了一个现代印刷厂，组建了一支翻译队伍，散发了15万份现代科学和社会学著作小册子，还印发了大量理性主义教科书。当然，作为一个高效、有条理的组织者，实现这样的伟绩也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反战暴动根本没有组织；对于民众自己来说，这次暴动就像之前好多次革命浪潮一样，是意料之外的。例如，巴塞罗纳人民控制这座城市有四天时间，据游客称，城里跟以前相比并没有变得更有秩序、更平静。当然，当革命的时刻到来之时，民众们有些措手不及，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在这方面，他们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的巴黎人一样。巴黎人民也没有做好准备。当他们挨饿的时候，他们保护仓库，将仓库装满粮食。他们在存放着资产阶级窃取的钱财的法兰西银行布置哨兵。巴塞罗那的工人们也看守起他们雇主的财产。

受压迫者的愚蠢是多么可怜、多么悲惨啊！但是，那时，如果不是民众身上的枷锁嵌入肉中如此之深，即使他们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打破这个枷锁是吗？对权威、法律和私有财产的敬畏深入他们的灵魂，他们如何能够在毫无准备、出乎意料的时候摆脱这副枷锁呢？

我们可以暂时假设费勒这样的人会与一个自发的、无组织的活动发生联系吗？他难道不会事先料到这次暴动会以民众的惨败、灾难性的惨败告终吗？即使他参与了暴动，那么，作为一名有经验的组织者，难道他不是很有可能全程参与组织这次暴动吗？如果所有其他的证据都不足，那么还有一个因素足以证明弗朗西斯科·费勒的无辜。但是，其他的证据也同样具有说服力。

7月25日，也就是发生暴动的当天，费勒正召集他的教师以及理性教育联盟的成员开会。会议的内容是讨论秋季学期的工作，尤其是爱利赛·邵可吕的巨著《人与地》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的出版。即使说费勒是参与暴动的一员，知道暴动会发生，那么他会在已知自己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和同事会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冷血地邀请他们在这天前来开会吗？这可能吗，可信吗？当然，只有天主耶稣会那些邪恶的、恶毒的灵魂才会实施这样的蓄意谋杀。

弗朗西斯科·费勒规划好了他终生的事业；他可以放弃一切，别无他想，但毁灭和灾祸断断不是他所求的。而如果协助支持暴动，必然会导致毁灭和灾祸。这并不是说费勒对民众愤怒的公正性存有怀疑，而是说费勒的职业、他的希望、他的本性都指向另外一个目标。

天主教会的疯狂举动、她的谎言、欺骗、诽谤都是徒劳的。已然觉醒的民众们谴责天主教会，谴责她又一次重复了其在过去曾经犯下的罪行。

弗朗西斯科·费勒被控向孩子传授最毛骨悚然的思想——比如，憎恨上帝。糟糕！弗朗西斯科·费勒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为什么要教育孩子去憎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费勒不是更可能把孩子们带到户外，让孩子们见识落日的光辉、星空的瑰丽、山海的壮观吗？他不是更可能用他简单直白的方式向孩子们解释万物成长、发展和相互联系的道理吗？能行如此事的费勒，永远不可能让天主教会的毒草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还有传言说费勒准备训练孩子们去消灭富人。这又是无中生有的杜撰。难道费勒不是更可能让孩子们去帮助穷人吗？费勒让孩子们认识到谦卑、堕落和贫穷的可怕，认识到它们是一种劣性而不是美德；他教会孩子们自尊和创造性活动的重要性，说这两点足以让人维持生活、健全品性。难道这不是破除阿谀奉承的流毒的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吗？

费勒被控所犯的最后一个罪行，是通过向人民灌输反战思想来破坏军队。是真的吗？他一定认同托尔斯泰的说法，那就是战争就是一场合法化的屠杀，它使憎恨和自大长存，它吞噬掉国民的良心，把他们变成满口胡言的狂热分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费勒对他的现代教育思想做了以下论述：

“我想让我的读者们认识到这样一个思想：所有教育的价值在于尊重孩子们身体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意愿。就像科学上没有事实就没有证明一样，不摆脱各种教条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找到努力的方向，并且约束自己，持之以恒地努力。如今，忽视孩子的意图是最简单的，要尊重孩子的意图也是最难的。教育总是不断施加影响、扰乱妨害、压制约束。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要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孩子免受他自己（或老师）的想法和奇怪念头的束缚，能最大程度地激励学生发掘自己的潜力。

“我们确信未来的教育在性质上将是完全自发的；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在为对生活现象有更广泛的理解而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在为实现所有趋向完美的进步而克服约束限制，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我们希望通过科学救助孩子的想法是正确的。

“让我们不要畏惧表明我们有希望人类不断进化、不断对自我以及环境破旧立新这样的想法；以智力的独立性为最强大力量的人类，不依附于物的人类，总是准备好接受最好的东西，为获得新的思想而欢喜，渴望活出多彩的人生。然而，社会害怕这类人。因此我们不能期望社会想要一种能培养出这类人的教育。

“我们应该学习对儿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科学家的成果，并且努力寻求途径，将他们的经验运用到我们以实现个人充分解放为目标的教育实践中。但是，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呢？难道这目标不是通过我们直接参与新的学校的建设，通过尽可能地以自由精神治校来实现吗？我们预感到，这自由之精神，将在未来成为整个教育界的主导。

“我们已经为实现个人充分解放的目标做出了努力，目前这个努力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我们能够消灭当今学校在组织机构上所受的束缚，以及那些人为地将孩子同自然和生活分离开的人工环境，那灌输给孩子们的现成的道德标准，那腐蚀和消灭孩子们天然兴趣爱好的信条。我们不畏惧自我欺骗，我们可以将孩子还给对他们有着强烈吸引力的自然，在自然环境中，孩子们可以接触他所热爱的东西；在自然环境中，对生活的感受将会取代苛刻的书本知识。如果做到了这些，我们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做好解放孩子们的准备了。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能已经自如地、卓有成效的将科学数据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做到上述种种，还不能实现我们所有的愿望。因为知识的缺乏，我们不时会无奈地使用一些不可取的手段；但是，自信将会让我们确信所做的努力。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没能完全实现目标，我们也应该在尚不完美的工作上投入比现在学校更多的精力，做得更好。比起被当今教育培养出来的有知识的聪明的畸形儿来，我更喜欢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自发的行为。”

如果费勒真的组织过暴动，真的走到街上参与过示威游行，真的扔下上百颗炸弹，他就不可能像他反对戒律和束缚一样，对天主教会和专制统治真的构成威胁。戒律和束缚——难道这两样东西不是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基础吗？奴役、屈从、贫穷，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社会不公都脱胎于戒律和束缚。是的，费勒是危险的。因此，他必须死，在1909年10月13日，在蒙特伊克的壕沟里死去。然而，谁敢说他的死毫无用处？试看遍布各地的强烈义愤：意大利为了纪念弗朗西斯科·费勒，以他的名字给街道命名；比利时举办悼念费勒的大型活动；法国称赞这位杰出的人物继承了殉道者的传统；英国第一个出版了费勒的传记：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让弗朗西斯科·费勒的伟大著作永远流传；甚至在总是对进步思想反映迟缓的美国，也诞生了弗朗西斯科·费勒协会，这个协会以出版反映费勒生平的著作和在全国各地组建现代学校为宗旨。面对这样的世界性革命潮流，谁能说费勒的死是枉然的？

费勒在蒙特伊克的牺牲——是多么令人惊奇，多么触动人心，多么激荡人们的灵魂啊。弗朗西斯科·费勒灵魂的眼睛骄傲地直视着灵光，他不需要满口谎言的牧师给他勇气，他也不需要任何禁锢人们思想的东西给他安慰。对他行刑的刽子手代表了一个垂死的时代，而费勒的思想则是充满活力的真理，他的思想让他在最后的英勇时刻获得了永生。

清教主义的虚伪性

在谈及清教主义与美国艺术的联系时，古森·伯格纳姆先生曾说：“长期以来，清教主义使得我们以我为尊，伪善虚伪，以致于我们天性中相当一部分的真诚和谦卑已经消失殆尽，导致了真实或个性在我们的艺术中无迹可寻。”

格纳姆先生或许还说过，清教主义让生命本身死气沉沉，荒谬可笑。超越了艺术，超越了唯美，生命代表难以计数的美；的确，生命本身就是永恒的瞬息万变。而另一方面，清教主义依附于一个固封不变的生命理念，是基于加尔文主义认为生命是上帝因愤怒而施与人类的诅咒。为了救赎自我，人类必须永远忏悔，压抑天性和有益的渴望，忽略所有的愉悦和美好。

清教主义的恐怖阴云统治着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摧毁破坏了每一种艺术和文化的展现。正是清教主义的的精神夺走了雪莱的孩子，因其不愿屈服于宗教的断言。也正是同一种狭隘的精神使得拜伦孤绝于他的故乡，因为这个伟大的天才反对国民的千篇一律，枯燥乏味，以及偏狭琐碎。同样，还是清教主义逼迫英国土地上最为自由的女性堕入婚姻陈腐的谎言中：玛丽·沃斯顿特雷弗特，然后是乔治·艾略特。而最近清教主义又斩获了另一个战利品：奥斯卡·王尔德的生命。事实上，一直以来，清教主义都是英国领地上最邪恶的武器，审查着人民的艺术表达，只在中产阶级枯燥的名望上盖上同意的印章。

因此，指责美国才是清教盛行的国家的也不过是英国的极端爱国主义而已。我们的生命被清教主义禁锢，它抹杀了我们生命中自然和有益的冲动，这非常正确。但是同样正确的是，我们感激英国将这种精神移植到美国的土壤中。这传承自我们的朝圣者先驱。那些五月花号上的朝圣者，为逃离迫害和压迫，在新大陆建立了清教式专权和罪恶的统治。新英格兰的历史充斥着将生命变为阴霾、将自然变为疾病以及将诚信变为极端恶劣的谎言和虚伪的恐惧，其中又以马萨诸塞州为最盛。浸水椅和鞭挞柱，以及其他不计可数的折磨工具，正是最受喜爱的净化美国的英国式方法。

文化之城波士顿，在清教主义的历史年鉴中也被记录成了“嗜血之城”。在对未被授权的宗教观点的残忍迫害中，其甚至可与塞勒姆匹敌（不相伯仲）。今天赫赫有名的波士顿广场上，曾经有一位半身赤裸的女性，尚有婴儿在怀，就因自由言论而被当众鞭挞；也是在同一个地点，另一位贵格会女性玛丽·戴尔于1659年在这里被绞死。事实上，波士顿是许多清教主义残暴罪行的实施场地。1692年的夏天，18个人因巫术在塞勒姆被杀害。马萨诸塞州并非用烈焰和硫磺石驱逐恶魔的唯一地方。甘宁公正地说：“那些朝圣者先驱颠覆新大陆，使其回复到旧大陆的平衡。”这一时期的恐惧在美国经典文学作品《红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教主义不再使用拇指夹和鞭子，但却依旧恶劣地禁锢着美国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康斯托克家族中的任何一名成员的权利都无人可及。如同南北战争前的托克玛达，安东尼·康斯托克是美国道德的独裁者，他定义善良与邪恶、纯洁与罪恶的标准。他就像夜晚的盗贼，潜伏进人们的私生活中，进入他们最亲密的关系中。由这个康斯托克所建立的监视系统会让臭名昭著的俄国第三师的秘密政策都黯然失色。公众为何会容忍对其自由如此粗暴的侵犯？这仅仅因为康斯托克是诞生于安格鲁撒克逊血液中的清教主义的最佳代表，在其奴役之下，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无法获得完全的解放。诸如青年男性和妇女基督教戒酒联合会、纯洁联盟以及禁酒党的一些组织，都视康斯托克为他们的守护神，而他们的盲目和枯燥正是美国艺术和文化的掘墓机。

欧洲至少还能高谈阔论其大胆的艺术和文学深入到我们时代中的众多社会及性别问题，对我们的虚伪进行沉重批判。只有每一具清教的尸体都被手术刀分解，人的自由才能从过去如死亡般的重压中解放。但在清教主义对美国人民生活的持续控制下，真理或真诚就绝无可能。只有阴沉和平庸决定人们的行为，限制自然的表达，压抑我们良好的冲动。清教主义在二十世纪对自由和美丽的危害不亚于其刚到达普利茅斯移民岩。它反对我们最深的情感，将其视作低廉和罪恶；但正因其对人类情感真正作用的完全忽视，才使得清教主义本身创造了最不可言述的罪恶。

禁欲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对此的绝佳证明。教堂和清教主义视生命为邪恶来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其控制掩埋。这种邪恶态度的后果直到现在才开始被现代思想家和教育家所辨识出。他们意识到“裸露不仅有益清洁保健，同时还具有精神性意义，远胜于缓解和消除青年人天性的好奇或是阻止病态情绪方面的影响。这对早已摒弃了青春好奇的成年人是一种灵感。自然永恒的人体形态，是世界上最贴近我们的东西，它的活力、美丽和优雅，是生命最重要的补养品之一。”[10]但清教主义的精神将人性扭曲到失去了欣赏裸露的美的能力，在贞节的托词下逼迫我们掩盖自然的形态。而贞节本身即是对自然人为的强加，表达了一种对人体错误的羞愧。现代贞节的意义，尤其是对最大的受害者——女性来说，只是对我们天性冲动的感官性夸大。“贞节随着身着衣服数量而变化，”因此基督徒和清教徒总是着急忙慌地用破布来遮盖“异教徒”，以此来让他们皈依善行和贞节。

清教主义对人体意义和功能的扭曲使得女性尤受其害，迫使他们禁欲，或将其归类于一个病态的族类，甚至是妓女。这种违反人性的罪恶在我们思及它的后果时即可昭然若示。绝对的禁欲在被认为淫荡和堕落的痛苦下被强加给女性，结果就是产生神经衰弱症、虚弱、抑郁，以及包含工作能力减少、生活享受下降、失眠以及沉溺于性欲和想象的多种多样的精神性疾病。禁欲主义的专制和恶劣断言或许同样可以解释性别中的心理不平等。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许多女性的自卑是来自为实现性压抑而强加于他们的限制性想法。因此在清教主义压抑未婚女性自然的性欲时，另一方面也使婚姻中的女性可以享受纵欲的后果。实际上不仅仅是让他们可以如此，而是强迫这些因之前的压抑而变得沉溺于性欲的女性去生育孩子，不顾及虚弱的身体状况或是支撑一个大家庭的经济困难。预防措施，即使是通过科学保障的安全方法，都是绝对禁止的；甚至提到这个问题就会被视作有罪。

因为此种清教式专制，大多数女性很快便会发现他们处于身体力量的低潮。疾病缠身，形容憔悴，他们甚至完全不能给予孩子最基本的关护。再加上经济压力，女性被逼迫去冒极端危险而不是继续生育孩子。实行堕胎的行为在美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比率。根据近来相关方面的调查，每一百位孕妇中就会有十七例流产。这一令人恐惧的数字仅代表医生所知情况。考虑到这种行为必然会有其隐秘和缺乏专业有效性以及忽视的后果，清教主义的愚蠢和虚伪仍继续蚕食着无数受害者的生命。

尽管卖淫行为遭到追查、监禁和限制束缚，它仍是清教主义最大的胜利。尽管清教主义虚伪并且道貌岸然，这仍是其最珍贵的产物。妓女是我们时代的愤怒，如同飓风一般狂卷过“文明”国家，余留下疾病和灾难的痕迹。对于这个先天不足的产物，清教主义提供的唯一补救便是更大的打压和更无情的迫害。这种暴行最近的代表就是将欧洲的失败强加于美国的贝芝法例；也就是对清教主义受害人的登记在案然后对其隔离。清教主义还用同样愚蠢的方法对待它自己的创造物——性病。令人痛心的是这种迟钝狭隘思想的精神甚至已经毒害了我们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清教主义用刻意的忽视来拒绝正视真正防范的方法，那就是明确“性病既不神秘也不恐怖，不是被清教中伤为可耻的、罪恶的对肉体罪过的惩罚，而只是一种能被治疗并且治愈的普通疾病。”用晦涩、伪装以及隐蔽的方式，清教主义为这些疾病的生长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它的偏执在其对欧西利教授伟大发现的忽视中再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因含糊地称其为“对某种疾病”的补救而用虚伪掩盖了梅毒最重要的疗法。

清教主义无限制的邪恶能力来自其对国家和法律的控制。它假装保卫人民反对恶行，渗透到政府机器中，进一步增加其对道德捍卫权力的篡夺来合法审查我们的观点和情感甚至行为。

艺术、文学、戏剧、邮件隐私，事实上我们所有最私人的爱好，都任这个无情的暴君摆布。安东·尼康斯托克，又或者是其他同样无知警察，都被赋予权力去亵渎天才，去玷污残害自然最壮大的创造——人的形体。探讨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书籍，试图阐释危险晦涩的问题，都被当做犯罪来合法处理，而那些绝望的作者则身陷囹圄或是被摧残致死。

个人自由甚至在沙皇的统治下，都未遭受在美国清教式无能之人牢牢控制下日日实施的暴行。在这里，留给大众的唯一娱乐之日周日，也变得可怕，并且全无可能。传统习俗和古代文明的作者认为安息日是属于节日的一天，无关担忧和职责，是享乐和创造快乐的一天。在每一个欧洲国家，这一传统继续为我们的基督教时代的乏味和愚蠢带来些许解脱。音乐厅、剧院、博物馆和花园都挤满了男人，女人，孩子，尤其是携家前来的工人，都生机勃勃，欢欣快乐，将日常的规则和每天生活的习俗抛之脑后。正是在这一天，工作不再束缚于生产利润，摧毁灵魂，由此公众展示了生活在一个健全社会中真正意味着什么。

清教主义甚至将这一天都夺去了。理所当然，受到影响的只是工人。百万富翁拥有奢华的房屋和精致的会所。然而，穷人只能被迫接受美国式周日的千篇一律和枯燥乏味。欧洲户外生活的社交活动和乐趣换成了教堂的阴沉，古板并且满是细菌的乡村会客室，又或是密室沙龙的残忍氛围。在实行酒禁的州，人们甚至连后者都不能有，除非他们能将自己微薄的收入投资在掺水的酒上。至于禁酒，人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闹剧。但正如其他的胜利，清教主义只是将这种“邪恶”深深植入人体系统。禁酒的城镇中的醉汉比别的任何地方都多。但是只要人们能用香薰蜡烛掩盖虚伪的臭恶气味，清教主义就是胜利。表面上禁酒出于健康和经济原因，但禁酒本身就是反常畸形的，它的成功只会创造一种畸形的生命。

每一种加快想象、提高精神的刺激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必需，就如同空气。它可激活身体，深化我们对人类同伴的认识。缺乏刺激，不管是何种形式，创新工作就全无可能，善良和慷慨的精神也是如此。许多伟大的天才多次在圣杯中看见自己的倒影，这一事实并不能为清教主义试图禁锢人类所有的情感正名。一个拜伦或爱伦坡对人性的深入探究是任何清教徒难以望其项背的。前者赋予生命意义和色彩，后者让水中洒满红色血液，将美丽变成丑陋，将千变万化变为整齐划一和衰败。清教主义不管用何种表达，都是有毒的细菌。表面上一切都强壮有力，然而毒药一直在运行，直到整个机体都毁灭。因为依波利特·丹纳{115}，每一个真正自由的灵魂都认识到“清教主义是文化、哲学、幽默和同伴的死亡，其特质是枯燥，单调和阴沉。”

贩卖女性的交易

我们的改革者忽然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贩卖白人女性。报纸上尽是这些“闻所未闻的状况”，而立法者已开始计划制定一套法律来控制恐慌。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公众思维即将偏离某种严重的社会恶习，一场针对有伤风化、赌博、酒吧等等方面的讨伐运动就势在必行。那么这些运动会有什么结果？赌博风气更加嚣张，酒吧通过地下途径照常有声有色，娼妓业达到鼎盛，皮条客与嫖客更加恣意妄为。

这种几乎所有孩子都知道的制度，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走进了大家的视线？这种所有的社会学者都心知肚明的不正之风，为什么现在忽然变成了重大事件？

要是有人认为近期关于白人女性贩卖情况的调查（非常浅显的调查）会有什么新发现，不客气地说，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卖淫的恶习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十分普遍，而人们却继续为之，对这一恶习受害者们的痛苦和悲伤完全充耳不闻。事实上，人们对我们的工业体制或是肉体金钱交易也是一样的无动于衷。

只有当人们的悲伤变成五彩斑斓的玩具，孩子般的大众才会感兴趣，至少是感兴趣一小段时间。人们都是喜怒无常的孩子，每天都需要不同的玩具。“义正言辞”地反对白奴交易的呐喊，即是这样一种供人消遣的东西。它为人们提供短暂的娱乐，帮助创造出一个个油水丰厚的公职，使这些行政寄生虫们作为检察官、调研者、情报员等昂首阔步于世界周遭。

贩卖女性的交易存在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被贩卖的女性不仅有白色人种，也有黑色与黄色人种。存在剥削，这毫无疑问；再加上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守护神摩洛克靠着压榨廉价劳动力而脑满肠肥，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女孩被推进肉体交易的深渊。像萧伯纳书中的华伦夫人说的那样，这些女子感到“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就为了一周挣几个先令而在洗涤间里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当然，我们的改革者对她们的疑问不会发表任何言论。他们很清楚这些，但谈论此事又没钱拿。因为变成伪善者，假装义愤填膺为道德辩护，比着手处理根源问题更有利可图。

然而，在年轻作家中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例外：雷金纳德·赖特·考夫曼，他的著作《奴役之地》是第一本真心实意尝试治愈社会顽疾的书，并且不是站在多愁善感的伪善者的角度。他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指出我们的工业社会让大多数妇女除了从妓别无选择。该书的女主角出身工人阶级，如果作者描绘其他阶层女性的人生，他应该也会碰到与上述事情同样的状态。

没有一个地方通过工作业绩看待女性，到处都将她们看做两性之一。所以不可避免的是，要获得生存的权利，要在一个行业找到立足之地，她就要用性的好处来偿还。由此看来，这仅仅是程度的问题，她是委身于一人，还是献身给许多人。不管改革者承认与否，妇女卖淫行为应当归咎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低下。

当下，我们善良的民众对被揭露的事实感到震惊。仅在纽约市，十分之一的女性在工厂工作，她们工作48-60小时后只得到每星期6美元的平均工资，并且大多数的女工会面临很长时间的失业状态，这导致她们的年平均工资约为280美元。由于这些可怕的经济因素，我们能否设想这就是卖淫行为与白人女性贩卖盛行的原因？

为了不让以前的数据显得夸张，最好是仔细看看官方对于卖淫行为有什么说法：

“从很多表格中都能找到女性堕落的一个充分原因，这些表格反映了这些女性在踏上歧途之前的工作愿景和实际收入。这将成为摆在政治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它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经济考虑应当成为雇主为降低薪酬而道歉的理由，决定了工资中那一小部分积蓄是否足以同高昂的税收相抗衡，是否足以支付社会陋习导致的代价，很多情况下，其直接结果就是诚实劳动不能得到足够的补偿。”[11]

我们当代的改革者应该好好看看桑格博士的书。在书中他们会发现，在作者记录的2000件案例中，来自中产阶级或是富裕和谐家庭的案例寥寥无几。目前为止，大部分从业女性来自工人阶级；部分人是由于单纯地想进入该行业而行妓；其他人要么因为家庭残忍、悲惨的生活状态，要么因为受损、受挫的身体的需求（之后，这部分我会详述）。提倡忠贞操守的卫道士们也应该知道，在这两千多宗案例中，竟有490位和丈夫住在一起的已婚妇女卖淫。显然，神圣的婚姻中并不一定能保证会有“安稳和纯洁”。

阿尔弗雷德·布拉施克博士在《论19世纪的卖淫行为》一书中更是强调了先前所讲的经济地位是女性从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各个时代都存在卖淫行为，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它才成为一种庞达的社会机构。随着工业发展，大量人群进入竞争激烈的市场，大都市的发展与停滞，就业的不平等与不稳定，都给足了色情服务业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从未有过的发展动力。”

再者，哈维洛克·艾利斯{116}认为，即便不是绝对的经济因素所造成的，他也不得不承认它是直接或间接的主要因素。因此，他发现大部分妓女都是从劳工阶层招来的，尽管她们忧虑较少也较为安定。另一方面艾利斯先生并不否认，作为一个女工，她命运中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的低贱苦闷和单调乏味，尤其是她可能从没享受过友情和家庭的乐趣，这些绝不是迫使她在纸醉金迷的妓院里寻欢作乐、忘却不快的理由。换句话说，女工就像工厂工人或是商店店员一样被当做苦力使唤，从来没有自主的权利，被喜怒无常的女主人折腾得筋疲力尽，只有在妓院才能找到宣泄的出口。

现在摆在公众面前的这个问题，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善良体面人”却义愤填膺，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基督教绅士，他们总是出现在各种讨伐运动的最前沿。莫非他们已经把宗教历史、特别是基督教历史忘了个一干二净？亦或是他们企图蒙蔽当代人，掩饰过去教会与卖淫行为的关系？不论他们心怀什么鬼胎，他们都不可能为如今那些不幸的受害者竭力声讨。因为每个聪明的学者都明白卖淫行为的宗教起源，若干个世纪以来，是宗教维持并促进着这个行当的发展，圣人们自己都把它当做一种美德加以赞颂，而非当做耻辱而唾弃。

“妓院的根源似乎在宗教习俗、教义、社会传统的维护者那里都能找到，它以另一种形态保存着一种原始的自由，而这种原始自由已经脱离了一般正常的社会生活。”希多罗德举了个典型的例子，公元前15世纪，在米利塔{117}神庙和巴比伦宫殿，每位女性在她一生中必须把她自己奉献给第一次碰面的陌生人，这位陌生男子在她腿上抛一枚硬币，来向这女神示爱。在西亚、北非、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的其他国家，还有希腊都有类似习俗。在科林斯湾要塞的阿佛洛狄忒{118}殿堂前就发生过上千次圣战，用来在宗教仪式上向女神致意。”

“通常来说，有一种理论认为宗教妓院的发展是基于一种信念之上，这种信念认为人类的繁衍行为对于自然界的繁荣有着神秘而神圣的力量，所有该领域的权威作家都支持这种理论。但渐渐地，当妓院在神职的影响下成为一种有组织性的机构，宗教妓院就有实用效用，因为可以帮助增收。”

“基督教在政治力量上的崛起对政策产生的改变微乎其微。教会的主要神父都默许了卖淫行为的存在。在13世纪，有官方庇护的妓院随处可见。它们组成了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它们的主管就被视为‘人民公仆’。”[12]

关于这点，在桑格博士的作品中定有补充：

“教皇克莱门特二世颁布诏书，宣布如果妓女向教堂贡献她们的部分收入，那么妓女是可以被接受的。”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更实在，仅从他亲手所建的一个妓院中，就获得了两万金币的收入。”

现在，教会在这方面稍有收敛，至少不会公开要求收取妓院的馈赠。因为它发现做房地产生意更赚钱，比如说三一教会，以贵得离谱的价格将危房租给妓女和靠妓女为生的人。

尽管我非常想说，但是我的身份使我不便就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时期的卖淫行为发表言论。其中尤其以中世纪时期的情况最有趣，那时的妓院形成了自己的行业协会，并由最具人气的妓女主持掌管。这些行业协会组织罢工，以此作为改善行业条件和维持行业价格标准的手段。不消说，这一招比我们当代社会劳工的方法更为实际有效。

去说经济因素是妓院存在的唯一因素恐怕有失偏颇，甚至极其肤浅。因为有其他同样重要和攸关的因素存在。我们改革者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比起榨干了所有人的社会制度而言，他们就更不敢谈论这个问题。我指的是性的问题，光是提到这个问题就能让大多数人审视自己的品行。

女性是被当作一种性商品在抚养，而她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对其含义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性的重要性。凡是与此有关的话题都受到限制，那些尝试着为这恐怖的黑暗带来希望的人受到迫害并被投进监狱。然而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倘若一个女孩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不知道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有什么作用，我们就不必诧异她会轻易沦为妓女，或是卷入其它形式的性关系中，使自己沦为一件满足他人性需求的物品。

正是因为这种无知，女孩子的整个人生和天性都受到了压制和破坏。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男孩可以追随野性的呼唤；也就是说，男孩的性本能一旦觉醒，他们就可以满足自己的这种本能；但是我们的道德家们却将让女孩释放本能的想法视为耻辱。对于他们而言，卖淫行为的主要构成并不在于女人出卖肉体，而在于她在婚姻之外是否有该行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观点，而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事实就是在法律和公众眼中，为钱结婚是合情合理、圣洁无罪的，而其它形式的结合则是令人鄙视并且不被法律认可的。如果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那么妓女就是“任何在性关系中属于从属地位的人”，别无他意。[13]

“实施性行为出卖身体并以此为业的女人就是妓女。”[14]

实际上，邦尔更进一步，他坚持认为卖淫行为与男女为钱而结婚这件事的本质是一样的。

当然，每个女孩都梦想成婚，但成千上万的人都不能如愿，我们愚蠢的风俗迫使她们要么成为独身主义者，要么沦为青楼放荡女。不管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人的本性总要显露无遗，也没有什么看似合理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的本性应当去适应一个扭曲的道德概念。

社会认同一个男人的性经验是他成长的特性，然而一个女人若有相似经验，就会被认为是可怕的灾难，是名誉的缺失，是人类所有美好、圣洁之名的毁灭。这种道德的双重标准在妓院的创建与发展中无不起到重大作用。这种双重标准让年轻人对性一无所知，并且处于性本能过度焦虑和压抑的状态，它坚持宣扬“童贞”，推波助澜地造成了这样一种让我们这些清教徒太过紧张而无法避免和阻止的局面。

不是性满足方面的需求导致了妓院的存在；真正应该为此负责的，是对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实施的残酷、无耻的迫害。

女性，尤其是女孩，在拥挤、过热的厂房成天面对机器工作10到12小时，让她们长期处于过度性亢奋的状态。这些女孩大多没有家或没有任何安慰，所以街道或者一些廉价的消遣场所是她们忘掉辛苦工作的唯一途径。这自然让她们有接近其他异性的机会。很难说，哪两个因素致使女孩儿在过度性行为的情况下达到高潮，但可以确定的是高潮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是沦为妓女的第一步，女孩本身不应对此负责。相反，这是全社会的错，是我们缺乏对她们的理解，缺少对人类创造生命的感恩。特别是，这应该归咎于我们虚伪的说教者，他们不停歇地指责女孩，因为她已偏离了“美德之路”，即她初体验的发生未得到教会的允许。

女孩会发现自己像是被抛弃的人，家门紧闭，社会排挤。她全部的教育与习得就仅仅是这样，女孩感到自己的堕落与沉沦，这样一来她没有了立足之地，也没有任何信念让她振奋，只是让她愈发消沉下去。所以是社会催生了这些受害者，而后又徒劳地企图摆脱他们。就连最卑鄙、最邪恶还上了年纪的男人，也会认为自己太过纯良，不能把自己的妻子看做一个花钱便可博其一笑的女人，尽管他花钱也许可以把这个女人从可怕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她也不能向自己的姐妹求助，因为她愚蠢地认为在姐妹眼中自己是清白而贞洁的，却没有意识到从许多方面来看，她自己的境地却比她流落街边的姐妹更值得同情。

哈维洛克·艾利斯说，“跟妓女比起来，为钱而结婚的女人才是真正的罢工破坏者{119}。她酬劳更少，体力劳动和心血投入得更多，被她的工头束缚得死死的。而妓女从未放弃过她作为个人的权利，拥有自有和个人权益，她也不会被迫屈服于男人的怀抱。”

抱有“比你好”想法的女人没意识到，莱基的辩护者认为“尽管她犯了严重错误，她也还是美德最好的捍卫者。但对于她来说，美好家园被玷污后，她会出现大量反常、怪异的有害行为。”

道德家们随时准备牺牲掉一半的人，来保全某个他们无法割舍的可悲机构。事实上，妓院不再是维护家庭纯洁的防线，死板的法律也不再是防范妓院的防线。过半的已婚男子是妓院的常客。就是因为持这种操守，已婚妇人——甚至孩子们——全都被染性病。但社会并未对这样的男子有丝毫指责，同时没有一种现行的法律能够强大到可以帮助所有无助的受害者。她不仅是利用她之人的牺牲品，并受制于每个无良警察和探员的拳脚，更任由警局和每个监狱机构的官员们摆布。

近来，有一位经营了十二年妓院的女人写了本书，书中提到了一下数字：“每个月，当局强迫我缴纳14.7到29.7美元不等的罚款，姑娘们还要交给警察5.7到9.7美元的钱。”考虑到这位作者是在一座小型城市里经营皮肉生意，那么她缴纳的这笔钱里还不包括额外的贿赂和其它罚款。说到这里，大家可以轻易地看出警察部门从受害者的血汗钱里抽走了多少好处，而这些受害者甚至不在他们的保护范围之中。不愿交钱的就更惨了，她们就像牛群一样遭到围捕，“只不过是为了在好市民眼中留下好印象，或者因为当局现在缺钱用。有些心理扭曲的人认为堕落的女人无法理解人类情感，他们不可能明白我们每次被拘捕时的悲伤、耻辱、泪水和受伤的自尊心。”

很奇怪，不是么？一个经营妓院的女人还能有那样的感受么？但陌生人还是坚持一个善良的基督世界应该对那些女人勒索敲诈，除了恶名和折磨，不给她们任何回报。呵！多么仁慈的基督世界啊！

我们强调的是美国引进的白奴。要是欧洲不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美国怎么可能保留她的美德呢？不可否认，某些情况下正是如此；更毋庸置疑的是，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使者以经济利诱女性去美国卖淫；但我绝对否认来自欧洲的卖淫者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或许这是事实，纽约城内大多数妓女都是外国人，但这因为大多数人口是外来人员。只要我们走到美国的其它城市，去芝加哥或者中西部，我们就会发现到目前为止外籍妓女只占少数。

同样被夸大的事实是，这个城市大多数站街女在他们来美之前就已经入行。许多人讲了一口流利的英文，并从习惯、面容等东西上全盘美国化，一般人在这些方面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来美很多年。也就是说，她们从妓是囿于美国的大环境，囿于美国华衣丽服的过度消费，要满足以上条件，钱必然成为必需品，而这大量的钱不可能在商店或工厂赚到。

换句话说，没有理由去相信，任何一种男人会冒险去得到外来商品，特别是美国市场挤满了诸如此类的女孩。另一方面，有充足的的证据证明，为了卖淫而出国的美国姑娘绝不在少数。

因此，前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州检察长助理克利福德·G·罗伊，公开谴责将新英格兰州{120}的姑娘送到巴拿马专供美国雇员消遣的做法。罗伊先生补充道：“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地铁连通着波士顿和华盛顿，大批的姑娘穿梭其间。”这条地铁直通到联邦政府当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引起重视吗？罗伊先生在涉及某些特殊方面的问题上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结果丢了工作。入了官场的男人说起话来还像个男学生那可是行不通的。

为了解释巴拿马的情况，给出的借口是运河区没有妓院。这正是不敢直面真相的虚伪世界惯用的逃避伎俩。运河区没有妓院，城区里没有妓院，那么卖淫行为便不存在了。

同罗伊先生一样，詹姆斯·布朗森·雷诺兹对于白奴在亚洲的交易做了透彻的分析。雷诺兹先生作为一名虔诚的美国公民，以及美国未来的拿破仑——西奥多·罗斯福先生的好友，当然他是最不可能怀疑他的国家道德。但他告诉我们，美国的陈规陋习在香港、上海和横滨扎了根。在那儿，美国妓女很是惹眼，以至于在东方的“美国女孩”都被称为妓女的同义词。雷诺兹先生提醒他的同伴，在中国的美国人有我们领事馆代表们的庇护，而在美国的中国人根本不受任何保护。只要是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大洋彼岸所受的毫无人性的残酷折磨的人都会赞同雷诺兹的说法。

鉴于以上事实，指出美国社会的顽疾来自欧洲之罪恶沼泽是非常荒谬的，好比说犹太人自告奋勇充当最大的受迫害群体一样荒谬。我很肯定，没人会控诉我有民族主义倾向。我很高兴地说，我已经从那些主义和其他偏见中挣脱出来了。所以，如果我憎恨“犹太妓女来自外国”的言论，倒不是出于任何对犹太人的同情，而是因为在这些人生活中固有的事实。只有肤浅的人会说，犹太姑娘移民到了陌生国家，除非是某种熟人关系或是亲戚家人带她们过去。其实犹太女子并不具有冒险精神，直到近年来，除了去走亲戚，她从未来开过家乡，甚至也没去过附近的村庄与镇落，这样的犹太女性会通过陌生的召唤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奔波于不熟知的国度么？这可信么？你可以去大汽船上亲眼看看，这些女孩是否身边没有一位父母兄弟、姑姨婶娘或是其他亲属。当然这也有例外，但是说大批的犹太姑娘涌进美国是为了出卖肉体，或是出于什么其它目的，那么说这话的人只是不了解犹太人心理罢了。

自己国家的弊病未除还去苛责他国，这么做是不对的；另外，笼罩在美国自身弊病外的玻璃房子已岌岌可危，轻易就会崩塌，而暴露出的内部景观也都不堪入目。

把卖淫行为归因到所谓的外来进口、候补军官制度的发展或是诸如此类的原因上，着实很肤浅。我倒更愿意相信前者。候补军官制度的确可恨，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制度是现代卖淫行为的一个阶段，一个因压迫和收受贿赂而恶化的阶段，来源便是时有时无的讨伐社会恶习的运动。

毫无疑问，皮条客是人类大家庭中的败类，但他怎么可能比那些榨干站街女最后一分钱还把她关进警局的警察更卑鄙呢？百货公司老板和工厂厂主靠着榨取工人血汗活得脑满肠肥，还把他们驱赶到大街上，为什么候补军官成了比这些人更恶劣的罪犯，对社会产生的威胁更大？我并不是要为候补军官说情，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遭受冷酷无情地追捕，而实施社会恶行的真正凶手却逍遥法外，受人尊敬。同样需要铭记的是，催生出妓女的不是候补军官，而是我们的伪善和虚伪催生出了妓女和候补军官。

1894年以前，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拉皮条。那时我们都被大量灌输种种美德。罪恶应被消除，整个国家花全力去清理。所以这种社会顽疾被驱逐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却隐藏到了更深的地方。妓院的拥有者像他们的受害者一样，要看警察的脸色。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高额贿赂和牢狱之灾。

妓院里的女性具有一定的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还算有保障，而现在她们流落到了街头，完全任由贪婪的警官摆布。这些女性绝望无助，需要保护并且渴望关爱，自然而然地沦为了候补军官们轻易就能得到的玩物，这些候补军官自身都是我们这个商业时代精神的产物。所以，警察对卖淫行为的迫害、索贿和镇压企图导致的直接产物就是候补军官制度。把社会顽疾的现代阶段和后者的原因混为一谈，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仅靠压迫和残酷的立法只能激怒、乃至进一步羞辱无知而愚蠢的不幸受害者们。人们的愚蠢在一项法律提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法案提议将人道对待卖淫者定为一种罪行，任何收留卖淫者的人将被判处5年监禁和1万美元罚金。这样的态度只能揭露出这样一件事，即人们对于卖淫行为产生的真正社会因素极度缺乏了解，也不了解小说《红字》{121}时代的清教徒精神。

研究这一主题的现代作家无一例外地都要提到，运用立法手段来应对卖淫问题是白费力气。所以布拉施克博士发现，政府压制和道德论战只能让罪恶潜入黑暗之中，徒增其对社会的危害，除此之外一无是处。最彻底、最人性的研究妓院的学者哈维洛克·艾利斯，用大量数据证明，对妓院越是严厉镇压，情况越是会变本加厉。其他数据也显示，在1560年的法国，查尔斯九世通过一个布告废除了妓院的存在，但妓女的人数只增不减，然而许多妓院存在的方式更加隐蔽，也更具危害性。尽管全部这样立法，或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没有哪个国家的妓院是明目张胆地运行的。[15]

受教化的公众思想从法律和道德层面都摆脱了对卖淫者的追剿，光是这样的思想就能改善现状。刻意对这样的社会顽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只能令问题恶化。我们必须摆脱愚蠢的“比你好”的偏见，试着去接受妓院作为社会环境的产物。这样的领悟可以消除虚伪的态度，并确保有更好的理解和更人道的待遇。就彻底根除妓院而言，就彻底根除卖淫行为而言，只有通过重新评估所有现有价值观才能实现，尤其是道德观，废除工业社会奴隶制也是如此。

女性选举权

我们享有时代的进步、科学和发展。那为什么我们盲目崇拜物神，这不奇怪吗？的确，我们崇拜的物神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它们对人类精神的破坏仍和远古并无二致。

现代的物神是普选权。还未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为了它而抛洒热血，而已经享受其统治的人在祭坛上为这一万能的神奉上丰厚的献祭。可怜了那些胆敢质疑其神性的异教徒！

女性对物神崇拜比男性更甚，尽管其偶像会改变，她总是跪在地上，举起双手，看不见她的神有泥塑的双脚。因此从远古时代开始，女性就是所有神灵的最大拥护者。也正是因此，她也付出了只有神灵才能要求的代价——自由，鲜血，甚至生命。

尼采著名的格言“要是你去见女人，带上你的鞭子”被视作十分残忍，但尼采在这句话中表现了女性对神灵的态度。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宣判女性一生都只能是卑微的奴隶。它阻碍了她的天性，禁锢了她的灵魂，但基督教还没有比女性更虔诚的拥护者。确实，可以说要不是女性的拥护，宗教早就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世界上最热忱的教堂工作者、最不懈的传教士，都是女性，神灵禁锢她们的灵魂，奴役她们的身体，而她们却在祭坛上牺牲自己。

战争，这个永不满足的怪兽，掠夺了妇女最珍贵的东西。它夺走了她的兄弟、爱人、孩子，留给她的却是孤独绝望的生命。然而对这种战争最大的支持者和崇拜者却是女性。正是她向孩子传达了征服和强权的爱；也正是她在孩子耳边呢喃着战争的荣耀，伴着号角声和枪声哄孩子入眠。同样，正是女性簇拥着从战场归来的获胜者。的确，正是女性为这个永不满足的怪兽——战争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

然后就是家庭。多么可怕的物神！这个围着黄金栏杆的现代监牢，它是如何汲取女性生命的每一点能量的呢？其闪耀的光芒让女性看不见作为妻子、母亲以及主妇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女性顽强地附着于家庭，附着于束缚她的力量。

或许有人说，正是因为女性认识到她被迫对教堂、国家和家庭付出的辛劳，她需要选举权来解放自我。对少数人来说这或许是真的；而大多数的妇女政权论者将其完全否定为对神灵的亵渎。反过来，他们总是坚持正是女性选举权使她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教徒和主妇，以及国家的忠诚公民。因此选举权只是加强了女性自远古时代就信奉的神灵的伟大。

女性如此虔诚，如此热切地拜倒在新偶像——选举权的脚下，这是多么神奇啊！和以往一样，她依旧忍受迫害、禁锢、折磨以及所有形式的非难，仍然面带笑容。和以往一样，哪怕是最开明的女人，都希望二十世纪的神灵——选举权——能带来奇迹。生命，快乐，愉悦，独立——所有的一切，或许更多，都来自选举权。在其盲目的臣服中，女性看不见有智之人五十年前就已经明白的事情：选举权是魔鬼，它的本事就是奴役人类，并蒙蔽人们的双眼，让他们看不见自己如何被操控，以至于向其臣服。

女性对于公平选举权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女性必须在所有社会事务中获得平等的权力这一论点。如果选举是一种权力，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反驳。啊，人类的无知啊，竟能把强加的压迫看做权力。又或者，让一群人制定法律而另一群人因武力而被迫服从，这难道不是最残忍的压迫？这个所谓的“黄金时机”为苍生带来众多苦难，掠夺了男性的政治和自立，而女性竟然声嘶力竭想要得到它；这种压迫彻彻底底地腐蚀了人类，让他们完全被置于不择手段的政客手中。

贫穷、愚蠢而又自由的美国公民啊！他们自由地挨饿，自由地流浪于这个伟大国家的高速公路上，享受着普选权，并且用这种权力为四肢带上镣铐。他们所获得的奖励是严苛的劳动戒律，其拥有的联合抵制和抗议示威权被明令禁止。事实上，这法律除了不剥夺他们的劳动果实之外，禁止一切权利，然而女性并未从这些二十世纪物神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学到任何经验教训。而我们只是假设，女性会净化政治。

无需赘言，我并非在女性没有获得平等选举权这一传统层面上反对普选权。对于女性不应该获得同男性相同的选举权，我看不出任何身理、心理或是精神上的原因。但这样很有可能让我忽视女性成功而男性失败这一荒唐观点。若女性不会使事情更糟，他们也必定不会使其更好。因此，假设她能够成功净化某些不是那么容易被净化的东西，那她就被赋予超能力。由于女性最大的不幸在于她不是被视作天使，就是被当做魔鬼，她真正的救赎存在于人世间；也就是被视作人类，因此受制于人类所有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我们能否相信，两个错误加在一起能否达到正确？如果女性参与到政治角逐中，我们能否假设政治中固有的毒性会减少？最激进的妇女政权论者也难以继续如此愚蠢！

事实上，普选领域思想最进步的学生已经认识到，政治力量所有的现存系统都是荒谬的，也完全不足以面对生活中压力逐增的事件。这一观点产生于本身即是女性选举权忠诚信奉者的海伦·L·萨姆勒博士的一则宣言。她的作品《平等选举权》非常出色，她在其中写道：“在科罗拉多，我们发现平等选举权用一种最激烈的方式展现了现存制度中关键性的腐败和堕落特质。”当然，海伦·L·萨姆勒博士头脑中自有一种特殊的选举系统，但相同原理同等适用于整个选举系统机器。基于此种观点，就难以理解作为政治因素的女性会如何有益于其本身或是整个人类。

但是，我们的选举支持者们，看看那些已经实行女性选举的国家和州。看看女性已经成功的地方——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本国爱达荷、科罗拉多、怀俄明和犹他四个州，他们又取得了什么成就。距离产生美——又或者，引用一句波兰俗语——“得不到的就是好的”。因此我们就能假设，不同于别的国家和州，这些国家以及州在所有关于人类种族的致命问题上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对人类生命更佳的尊重，对重大社会斗争有更深的领悟。

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女性可以选举，可以参与法律制定。而在这些妇女参与政权论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地方，劳动环境会比英国更好吗？那里是不是有比英格兰更光辉的母性，更快乐和自由的儿童？女性是不是不再仅仅被视作性商品？她是否将自己从清教式道德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中解放出来？当然只有普通的女性参政者才敢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如果真是如此，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做普选成功的圣地就是荒谬的。

另一方面，对于了解澳大利亚真实政治状况的人来说，事实是政治家通过实行最严厉的劳动法案钳制了劳动者，使得在没有仲裁委员会允许下的罢工等同于叛国罪。

我从未试图暗示女性选举权需要对国家事务负责。但是，我的意思是，将澳大利亚当做女性成就的奇迹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足以将劳动者从政治支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芬兰给予了女性平等的选举权；不仅如此，甚至还让她们获得了参与议会的权力。这是否有助于催生比俄罗斯女性更加伟大的英雄主义和更加强烈的热情？而芬兰的波若弗斯凯亚、斯宾瑞多诺瓦、芬娜、布瑞凯瓦斯凯亚又在哪里？无数兴高采烈前往西伯利亚寻求他们事业的年轻芬兰女孩又在哪里？芬兰很可悲地缺少英雄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投票站没有为他们创造出来呢？芬兰人中唯一最典型的复仇者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们使用的是比投票更有力的武器。

至于我们本国中经常被当做奇迹典范、女性可以选举的州，女性通过选举所实现的并不如其他州女性享有的广泛；或者说没有投票而他们通过不懈努力所难以实现的是什么？

的确，女性平等的财产权在他们可以选举的州得到了保证；但是大量没有财产的女性的权力、数以千计的靠手吃饭的工薪人员呢？甚至连立场坚定的萨姆勒博士也承认，平等选举没有也不能影响他们的境况。作为一个积极的女性参与政权论者，她曾经被纽约州大学生平等选举权联盟派遣到科罗拉多收集有利于平等选举的材料，所以她最不可能说贬低的话；但是我们都听闻“平等选举权对女性的经济状况影响甚微。女性并未实现同工同酬，即使是科罗拉多，女性从1876年起就享受了平等的选举权，但女性教师的收入仍比加利福尼亚要低。”另一方面，萨姆勒女士并未解释即使女性在三十四年前就享受了平等的教育权，从1894年开始又享受了平等的选举权，为何几个月前在丹佛的民调仍然显示了有一万五千名教育缺失的孩子。同时教育部门有大量的女性，而科罗拉多仍然通过了“儿童动物保护方面最严格的法案”。科罗拉多的女性“极其关注国家机构中无法独立生活、有缺陷、有过失的儿童”。如果一个城市有一万五千名失学儿童，这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控诉。如果女性选举权在最重要的社会事件——孩子上彻底失败了，那它的光芒又从何说起？女性在来到政治角逐场时的公正优越感又在何处？当1903年矿场主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矿工工会的游击战时它在哪里；当贝尔将军建立了恐怖统治，在晚上将人们从床上抓出来，扔进牛棚，宣称“让宪法见鬼去吧，俱乐部就是宪法”时，它又在何处？那些女性政治家在何处，他们为什么不行使选举的权力？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他们帮助打败了最公正自由的人，怀特州长。后者不得不为矿业大王毕博德州长的工具让开道路，他是劳动的敌人，科罗拉多的沙皇。“当然男性选举没做什么让事情更糟的事”，可以担保地说。那么，女性选举对女性以及社会的好处呢？老生常谈的女性可以净化政治这一宣言只是神话。这不是产生自那些熟悉爱达荷、科罗拉多、怀俄明以及犹他等州的政治状况的人们。

女性，尤其是清教徒女性，天生就不遗余力地试图让别人变得和她想象中一样好。因此，在爱达荷州，他们剥夺了自己姐妹走上街头表达意愿的权力，宣称所有“个性淫荡”的女性都不适合投票。无须解释，“淫荡”当然是指未婚的妓女。他们并未提及非法卖淫和赌博都已经被禁止。在这方面，法律必须要有女性的特点：总是在禁止。所有一切法律都妙不可言。它们止步不前，但是却趋向于打开地狱洪涝的闸门。卖淫和赌博在法案出台之前还从未如此兴盛。

在科罗拉多，女性的清教主义表现得更为激进。“臭名昭著的生活不检点的男性和沙龙聚会相关的男性，走在女性有了选举权之后被赶出了政治圈”。康斯托克还能做什么？清教的神父还能做什么？我好奇女性为何会认为这是一种功绩。我好奇她们是否明白这不是提升了她们的地位，而只是让女性成为政治间谍，卑鄙地窥伺人们的私生活，而这种窥伺并非出于好的理由，而是正如科罗拉多的女性所说“他们喜欢进入自己从未进入的房子，尽可能地去发现，政治或是其他”[16]。是的，进入人类的灵魂和最微小的角落。因为没有比丑闻更能满足大多数女性的渴望。要不是作为政客，她何时能享受到此种良机？

“男性就是臭名昭著的肮脏生物，总是和各种沙龙聚会联系在一起。”的确，女性投票聚会不会受到如此多的指责。政治，甚至能保证这些忙忙碌碌的人能够决定哪些生物对于这种非常洁净的氛围足够干净，那么是否必须认定沙龙聚会者属于同一种类？唯有已经展现在禁酒令中的美国式虚伪和顽固，支持赞许了众多醉醺醺的有钱人，却时刻警惕地监控着穷人最后的立足之地。若是没有其他原因，女性对于生活狭隘和诉求的态度会使得她在享有政治权利的地方成为对自由更大的隐患。男性早就战胜至今仍然禁锢女性的迷信。在经济竞争领域，男性被迫行使效率、评判、能力和竞争。因此，他们就既不会有时间也不会倾向于用清教式的标杆去衡量每一个人的道德。同样，在政治活动中，他们也不会蒙上眼睛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数量而非质量才是政治研磨机的实质材料，并且，除非他是感情化的改革者或是老顽固，他就会知道政治绝非沼泽。

对政治进程熟悉的女性，知道野兽的本质，但是他们的自我满足和自我主义使他们相信他们必须饲养这个野兽，那么这个野兽就会变得和羔羊一般纯洁且温顺可人。就好像女性没有贩卖他们的投票，女性政治家没有被收买。如果她的身体能因物质性的考量而被收买，那她为什么不能投票？这就是科罗拉多和其他一切州所做的，是女性选举权支持者都不能拒绝的事实。

正如我之前所说，女性对于人类事物狭隘的观点并非是其不应在政治上凌驾于男性的唯一论据。还有别的原因。女性终其一身的经济寄生状态最终模糊了其对于平等含义的观点。她哭喊着要求同男性相同的平等权利，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女性关心不良地区上演的马戏”[17]。同用理想直面地狱的俄罗斯女性相比，这种平等多么渺小！

女性要求同男性相同的权力，却又为自己的存在没有给予男性致命一击而义愤填膺：男性照常抽烟，带着帽子，不会像献媚的仆人一般从座位上跃起。这些可能都是琐碎之事，但其无论如何都是美国女性选举本质的核心。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英国的同胞姐妹超越了这些愚蠢的观念。他们已经展示出，自己的特质和忍耐力值得最伟大的诉求。由于他们充满活力的激进方式，他们激励了许多了无生气又没有骨气的女性。但是毕竟，女性选举权的支持者还是缺乏对真正平等的理解。有那些英勇战士为了一个可悲渺小的法案所投入的真正巨大的努力，而这一法案只会惠及少数拥有财产的女性而完全不顾及数量众多的工薪女性。确实，作为政客，他们可以是投机分子，必须为了所得不择手段。但是作为自由而有智慧的女性，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投票站是一个武器，需要剥夺的不仅是经济优越阶层的继承权，后者已经从他们的经济优越性中享受了太多的权力。

艾穆玲·潘克赫斯特是英国女性公平选举权的伟大领导，她在美国巡回演讲时承认，政治的优势和劣势之间不存在任何平等。若是如此，英国的工薪女性，已经在经济上劣于受益于夏克顿法案的其他女性[18]，还能同他们的政治优势者共同工作，让法案通过？这或许正是像安妮科尼这种充满激情、投入和牺牲精神的阶级，才会被迫支持他们的女性政治长官，即使他们支持的正是经济猛兽。如果英国建立起男女平等的选举权，他们也不得不这么做。不管工人们怎么做，他们都被迫为此买单。同样，那些相信投票权力的人，当他们如他们所说完全不考虑自己而只考虑他们服务的群众时，他们对正义毫不关心。

直到最近，美国选举运动总体上作为无实际意义的空谈，完全远离人们的经济需求。因此，苏珊·比·安东尼，作为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不仅漠视劳动，并且反对劳动；1896年，当她建议女性代替纽约罢工的印刷工人时，她毫不迟疑地展示了自己的敌意[19]。我不知道到她去世时她的态度有没有改变。

当然，有一些女性选举支持者同工薪女性——例如结盟女性贸易联盟——所有联系；但这只是极少数，而他们的活动主要还是经济性的。剩下的女性将辛劳视作上帝的考验。如果这不是穷人的劳动，那么那些富人又将如何过活？如果不是那些八千万工薪族，那么游手好闲，寄生虫般、一周的挥霍就超过了那些受害者一年所得的女性又会如何？平等，简直闻所未闻。

极少有国家产生了诸如美国的傲慢和势利。或许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女性。她并未将自己视作与男性平等，而自认为是他的上级，尤其是在她的纯洁、美好和道德方面。美国女性政权参与者对女性投票赋予的最神奇的力量是个小小的奇迹。在女性崇高的自负中，她看不见她是如何被奴役，不是被男性，而是被她自己愚蠢的观念和传统奴役。选举不能改善这种悲伤的事实，而只能使事实明显，选举也确实做到了。

有一位伟大的女性领导人宣称，女性不仅有权获得相同的报酬，他们甚至应该有权付给他们丈夫报酬。要是没有能力供养妻子，男性就应该穿上囚服，将在监狱的所得统统交给与自己平等的妻子。在世界上最辛劳的头脑的共同努力下仍是徒劳的情况下，还有没有追随者宣称女性的投票会驱除社会的邪恶呢？无需哀悼，宇宙创造者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其对于事物非凡的安排，要不然女性的选举肯定会使他们完完全全超越男性。

没有什么比分解物神更危险的了。如果我们已经活着看见这种异教被惩罚在火刑柱上烧死，我们也无法比那些敢于反抗约定俗成的人们的狭隘谴责思想存活更久。因此，我或许应该被当做女性的反对者。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妨碍我直面这一问题。我重复我在开头所讲的：我不认为女性会使政治更糟；我也不相信他们会使政治更好。那么，如果女性不能改善男性的错误，为什么要让后者永存？

历史可能是谎言的合辑；尽管如此，历史仍然包含一些真相，并且这些真相是我们未来的唯一指导。男性政治活动的历史证明他们难以用更直接、代价更小、更持续的方式获得更多东西。事实上，他所占有的每一寸土地，都来自于经久的战役，不是来自选举，而是来自为获得自我肯定的无休止战役。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女性在获得解放的战斗中获得了或者会获得投票站的帮助。

在所有最黑暗的国家中，在绝对专制的俄罗斯，女性和男性实现平等，这并非是通过投票站，而是通过他们的愿望和行动。她不仅自己征服了学习和职业的每一方面，并且获得了男性的尊重、爱护和友谊；甚至不止如此，她还获得了全世界的崇拜和尊重。这一点，同样并非来自选举权，而是来自他们在为自由的战斗中表现出的伟大的英雄主义、刚毅、能力、力量和坚韧不屈。在享有选举权的州和国家，能够获得此种胜利的女性何在？当我们思及美国女性的成就时，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他们为争取自由的战役中，有一些比选举更深沉更具力量的东西帮助了他们。

自一群女性在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上提出同男性相等的受教育权、不同职业和行业等平等权力以来，已经有六十二年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多么伟大的胜利！又有谁胆敢无知地说女性只是家庭的苦工？敢说某种职业不允许女性参与？六十多年以来，她为自己朔造了一种新的气象，一种新的生活。她成为了人类思想和活动每一个领域中的世界性力量。所有的这一切和选举权无关，和制定法律的权力无关，和成为法官、狱卒和执行官的优越性都无关。

的确，我可能会被当做女性的敌人；但如果我能够帮助她看见光明，我就不应该抱怨。

女性的不幸不在于她不能完成男性的工作，而是其在身体条件不及男性的几百年传统下还穷尽一生试图超越男性。哦，我知道有人成功了，但是代价呢，可怕的代价呢？重要的不是女性从事什么工作，而是她完成工作的质量。她不能赋予选举权和投票站任何质量，她也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可以提升自我的东西。她的进步，她的自由，她的独立，都必须来自她自己。首先，确认自己是个人而不是性商品。第二，通过拒绝别人凌驾于自己的身体；拒绝成为上帝、国家、社会、丈夫、家庭等等的仆人；通过让自己的生命更简单，但是更深沉和丰富。这也就是通过将自己从公众意见和谴责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试着了解生命所有复杂的意义和实质。只有如此而不是投票站，才能解放女性，让她成为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力量，一种关于真爱、和平和和谐的力量；一种神圣崇高的力量，一种赋予生命的力量；是自由男女的创造者。

女性解放的悲剧

首先，我得承认：除去所有涉及人类不同群体根本差异的政治经济理论，除去阶级和种族差异，除去女性和男性权力中所有的人工界限，我认为这些所有的差异会在某一个点相遇，然后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在倡导和平条约。当下控制我们所有公众生活的一般社会对立，是由对立矛盾的利益驱使产生的，它会在基于经济公正原则的社会生活重组成为一个现实时分崩离析。

不同性别和个体间的和平或和谐并非一定基于人类表象的平等；其也并不要求消除个体特性和特质。今时今日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最先应该解决的是如何在保持自我性同时保证与他人的同一性，如何同所有人类达到深处共鸣的同时，继续保持自身的个性特点。我认为，这是大众和个人、真正民主和个体、男性和女性抛弃对抗和敌意，最终共处的基础。这句口号应该是：与其原谅他人，不如理解他人。斯塔埃尔夫人的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从未特别触动我；它充满忏悔室的气息；原谅自己的同伴传达出一种伪善的优越性。了解自己的同伴就足够了。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对妇女解放及其对全体女性的影响的基本看法。

解放使得妇女有可能成为最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对言论、行为的一切渴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所有人为的障碍都应消除，在通往更大的自由的道路上，多少世纪以来的服从和奴役都该无迹可寻。

这正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目的。但目前所取得的结果却孤立了女性，夺去了对她至关重要的快乐源泉。只是外在的解放已使现代女性成为了人工制品，让人想起法国树艺培植出的产品，藤蔓花纹的树和灌木，金字塔，车轮和花冠；妇女可以是任何事物，唯独不是她自己内在品质的外在实现。像这类矫揉造作的女性大有人在，尤其在我们生活中所谓的知识圈更甚。

妇女的自由和平等啊！当这两个词第一次被那些当时最高贵、最勇敢的灵魂说出时，激发了怎样的希望和灵感啊。太阳带着所有的光亮和荣耀在一个新世界中冉冉升起；在这个世界中，妇女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目标当然值得无数先驱花费更多的激情、勇气、坚持和不懈的努力，他们竭尽所能来反对一个偏见和歧视的世界。

我也希望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从当下的意义以及实际表现来看，妇女的解放目标失败了。现在，如果想要真正的自由，妇女面对的是将自己从解放中解放出来的必要。这或许听起来很矛盾，但无论如何，这是唯一的事实。

妇女从解放中实现了什么？仅仅是少数几个州的平等选举权。这是否就如许多善意的支持者所预料的那样净化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当然没有。顺便说一下，真的是时候让拥有简单合理判断的人们停止用一种寄宿学校中教导的语气谈论政治腐败。政治的腐败和道德或是道德的堕落放纵以及不同的政治个性毫无关系。其总体上是物质性的。政治是商业和工业世界的反映，其格言是：“占有比付出好”、“低价买高价卖”、“脏的手清洗干净的手”。即使妇女拥有选举权，也永远不可能净化政治。

解放为妇女带来了同男性一样的经济平等；即可以选择职业和行业；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限制，妇女的体质还不能与男性竞争，她必须竭尽力量，紧绷神经来实现自身的市场价值。极少数人会成功，因为事实是女教师、医生、律师、建筑师以及工程师既不会得到同男性同事一样的信任，也难以获得同样的回报。那些确实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平等的妇女，大体上也是了牺牲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大量的工薪女性和妇女，如果狭隘和自由的缺乏只是从家庭换成了工厂、糖果店、百货商场或是办公室，那么他们又获得了多大独立？还有强加于许多妇女的负担就是照看“家，甜蜜的家”，在一天的辛劳之后这家通常显得冰冷、恐怖、杂乱无章，毫无吸引力。闪耀的独立啊！怪不得无数的少女厌倦了柜台后、缝纫机和打印机前的独立而愿意接受第一次求婚。他们就如同早就挣脱父母霸权的中产阶级女孩一样，随时准备好结婚。这种所谓的独立带来的仅仅是获得琐碎的物质，既不诱人，也不理想，却希望妇女为此牺牲一切。我们高度赞扬的独立到最后只是一个迟钝和窒息妇女的天性、爱的本能和母亲的本能的过程。

尽管如此，工薪女孩的地位，相较于她们那些看上去更幸运的姐妹已经很自然很人性了，后者从事诸如老师、内科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等更专业的领域，必须维持庄严高贵并且合适的外表，然而内心愈加空虚和死寂。

当下对于妇女独立和解放观点的狭隘；社会地位不及女性的男性对爱的恐惧；担心母性的爱和愉悦只会阻碍其职业的完全发展——所有的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解放的现代女性在出生前就被迫成为修女，连带着所谓的悲伤和令人着迷的深深的愉悦不断向前，丝毫未触及她的灵魂。

解放，在大多数追随者和拥护者看来，范围狭小，难以全部描述自由的真实女性、爱人、母亲深处情感中无限的爱和狂喜。

自我独立或经济独立女性的悲剧并非由于经验过多，而是相反。的确，在对世界和人的天性方面，她超越了上一代的同胞姐妹；也正因如此，她深切感受到生命本质的缺失，仅这本质本身便可丰富人类的灵魂，但若缺失则会使大多数女性愈加成为职业机器。

许多人都预见到这样的状况注定会到来，他们认识到在道德领域仍残留着时间顽固的废墟，那就是不可辩驳的男性权威；而这种废墟仍被视作是有用的。更为重要的是，大量被解放的妇女离开他们就无法生存。每时每刻摧毁现存的机制，用更为先进完美的对其替代的目标总是有一些追随者，他们在理论上代表最为激进的理念，但在他们每一天的行动中却更像普通的非利士人，假装心怀崇敬，假装对反对者的正确观点大声嚷嚷。例如，这其中就有社会党人，甚至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宣称贫穷就是抢劫，但若有人欠他们一分一毫他们就会愤愤不平。

妇女解放运动中存在同样目光短浅的人。胆小的记者和乏味的文学家将解放的妇女描摹成梳着良好公民的发型、站在其旁边的无趣陪伴。女权运动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被描画成完全不顾道德的乔治桑。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她对于男女之间理想关系毫无敬意。简而言之，解放紧紧意味着欲望和罪恶的草率生活；而无关社会、宗教和道德。女权倡导者极力反对此种现象，同时，他们又无趣地努力证明他们并非如此，而正好是相反。当然，只要妇女还是男性的奴隶，她就不能优秀，不能纯洁，但现在她自由独立了，她就能证明自己能够多么优秀，而自己的影响对社会的所有机构都有一种净化作用。的确，女权运动打破了许多枷锁，但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束缚。真正伟大的解放运动并未创造出能够直面自由的女性人群。狭隘的清教式理念驱赶男性，将令人讨厌的、怀疑的角色赶出了他们情感生活。男性不管付出什么条件都不能被容忍，无论男性付出多少。都无法达到容忍，除非是孩子的父亲，因为一个孩子没有父亲是绝不能出生的。庆幸的是，即使是最死板的清教徒都没能强大到扼杀对母爱天生的渴望。但女性的自由是紧紧同男性的自由紧密联系，而许多所谓的解放的妇女姐妹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自由中孕育出的孩子需要男女双方的爱和关注。不幸的是，正是这种对于人类关系的狭隘观念带来了现代男性和女性生活中的一个巨大悲剧。

大概在十五年前，卓越的挪威人劳拉·马斯霍姆笔下出现了一部叫做《女性特质研究》的作品。她是最先呼吁关注当下女性解放观念中的空洞和狭隘及其对女性内在悲剧性影响的其中一个。在其作品中，劳拉·马斯霍姆谈到了许多享誉国际的天才女性的命运：天才艾昂诺娜·杜斯、伟大的数学家和作家索亚·克瓦勒夫斯基亚、英年早逝的艺术家和天生的诗人玛丽·巴赫科特芝夫。通过描述这些智慧卓越女性的生命，显现出一种对于充分、圆满、完全及美好生命的未得到满足的渴望，以及对于这种缺失所带来的焦躁不安和孤寂。通过这些卓越的心理学描述，我们不禁发现，女性智力的发展程度越高，就越难以找到秉性相同的伴侣，其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止是性，还有人性、伙伴、同志和强大的个体，她不会也不应该失去个性中的每一个特点。

普通男性的自我满足，以及可笑的、凌驾于女性的保护者优越性，使得对于劳拉·马斯霍姆在《女性特质研究》中所描绘的女性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同样，未能唤起女性天性的男性，也不可能了解其智慧和才能。

一个智慧和杰出的灵魂通常被认为是深沉美丽人格的前提。而对于现代女性，这些必需则成为了他们完全掌握自我的阻碍。数百年来，基于圣经“只有死亡才可将我们分开”的古老婚姻模式，早已成为了代表男性对女性权威的仪式，女性完全臣服于男性的鞭子和要求，并且完全依赖他的姓氏和供养。这再一次彻底证实了古老的婚姻关系将女性局限于充当男性仆人和生育孩子机器的功能。然而我们发现，尽管婚姻有种种缺陷，面对未婚生活的狭隘，她们还是倾向结婚，这种狭窄和难以忍受是道德束缚和社会偏见造成的，同时也限制了她的天性。

这种在许多卓越女性身上矛盾只能解释为他们从未真正理解解放的含义。他们认为需要的仅只是从外在专制中的独立；而内在的专制，对生命和成长的危害更大，而道德和社会习俗则让其自生自灭。他们在女性解放最活跃的追随者头脑和心灵中，相处良好，一如我们的祖母。

内在的专制，要不就是以公共意见的形式，要不就是母亲或兄弟、父亲、阿姨以及各种七大姑八大姨的说教；那么格兰迪夫人、康斯托克先生、那些雇员以及教育委员会又会如何说？所有的这些好事之人，这些道德侦探，这些人类思想的狱卒，他们又会说些什么？直至女性学会对抗他们所有人，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并且坚持自我无限制的自由，倾听自我天性的声音，不管这召唤是对生命最伟大财富，还是对男性的爱，或是她自己本身最荣耀的特权，或是孕育孩子的权利，只有如此，她才能真正解放。有多少被解放的女性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爱的声音是一种召唤，在他们心中涌动，希望倾听，得到满足。

法国作家让艾柏何在其小说《新美人》中，试图描画出理想中的、美丽的、解放的女性。这种理想蕴含在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身上。她聪慧机智地谈论如何喂养婴儿；她善良，并且将医药免费发放给穷苦的母亲。她同一个熟知的青年男性交流未来的卫生条件，以及不同的细菌和病菌如何通过利用石墙和洪水、废旧地毯和窗帘被灭绝。她的穿着当然朴素大方，基本是黑色。那个青年男性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折服于这个解放女性的智慧，慢慢学着了解她，有一天终于发现自己爱她。他们年轻，她善良美丽，尽管衣着死板，但她的外貌因洁白无瑕的领口和袖口而变得柔软。我们或许会期待，他会告诉她自己对她的爱，但他不是沉溺于浪漫荒谬的人。在这位女士纯洁的美面前，诗歌和爱的热情掩盖了他们羞红的脸。他让天性沉默，并且总是保持正确。而她也总是精确、理智、举止优雅。我担心他们若是结合，这个青年男子或许会僵硬至死。我必须承认，我不觉得这个新美人身上有任何美丽的地方，她就像自己梦想的石墙和洪水一样冰冷。我也听不见浪漫时期的情歌，我宁愿看见唐璜或是维纳斯小姐月夜通过梯子和绳子私奔，紧跟着是父亲的咒骂和母亲的哀怨，以及邻居的道德评价，也不喜欢尺子量出的精确和合适。如果爱不知如何无限制地给予和收获，那就不是爱，而是将重点放在一个加号或减号上的交易。

目前解放最大的不足在于其艺术的僵硬和狭隘的习俗，由此造成了女性灵魂中的空洞，让她难以享受生命之泉。我曾经说过，在传统母亲和女主人之间似乎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关系。解放的信徒单纯地将我判定为异教徒，只适合上火刑柱。他们盲目的激情让他们无法看清我对于新旧女性的对比仅只是为了证明，相较于充斥在大学、学习大厅和各种办公室中的大多数职业女性，我们的祖母血管中流淌着更多血液，更富幽默和智慧，天性、善良和纯粹。这并不意味着想要回到过去，也并不意味着要将女性禁锢在传统的厨房和育婴室的范围中。

救赎存在于充满活力地走向一个更光明清晰的未来。我们需要毫无限制地成长于旧的传统和习俗。到目前为止，妇女解放运动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希望能够积蓄力量继续前进。投票权，或是平等的公民权，都是善意的需求，但是真正的解放既不是在投票中也不是在法庭上开始的，而是从女性的灵魂开始。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被压迫的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其主人手中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女性很有必要学习这一教训，她需要意识到只有她的力量触及到自由的范围时，她才能获得自由。因此，对她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恢复，以及从偏见、传统、习俗的重压下解放。生活中任何职业对平等权利的要求都是公正合理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爱及被爱的权力。确实，如果部分解放成为了妇女完整并且真正的解放，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可笑的观念，那就是被爱以及成为爱人和母亲就等同于被奴役和服从。同时还需要面对性别观念的双重性这一荒谬理念，也就是女性和男性代表两个相对的世界。

狭隘产生隔离；包容则和谐共存。让我们心怀宽广，让我们不要因为面前的琐碎就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不同性别关系的真正理念不允许征服与被征服；它只关乎于一件重要的事：无界限地付出自己，为了实现更为丰富、深层和优秀的自己。这一点就能填满空洞，并且将女性解放的悲剧转化为快乐，无边无际的快乐。

婚姻与爱情

人们一般将婚姻和爱情当做同义词，认为它们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为了满足相同的需要。同其他流行的观念一样，“婚姻等同于爱情”同样是基于迷信，而非事实根据。

婚姻与爱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事实上，这两者其实是不相容的。当然，有些婚姻是爱情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爱情非得靠婚姻来维持，而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完全摆脱社会习俗。如今，相当多一部分人认为婚姻是一场毫无用处的闹剧，他们只是为了世俗的眼光才结合。但不管怎么说，的确有一些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并且他们的爱情在婚后也没有消减。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婚姻无关，也不是受婚姻的影响。

另一方面，说爱情源于婚姻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确实偶尔会听说，某对夫妻在结婚后奇迹般地相爱了。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双方不得已而适应罢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彼此间的逐步适应并非出于自然而然的、热烈美好的的爱情。如若缺少这些，那么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中亲密行为便是不体面的。

婚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经济安排，一份保险合同。它与普通人寿保险合同的唯一区别，是更具束缚力、更加苛刻。相较于婚姻的投入，其收入简直少得不值一提。人们支付金钱，购买保险合同的时候，总是可以随时中止付款。那么，她就是在用婚前的姓氏、自己的隐私、自尊以及生命来支付，“直到死亡将他们分离”。此外，婚姻这个保险将女人终生禁锢在附属、寄生关系中，让其完全无法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男人也一样要为婚姻付出代价，但是由于男人的社交面更广，所以婚姻对他的束缚不如对女人的大。男人在婚姻中更多的是感到在经济上受到约束。

因此，但丁在《神曲》中对于地狱篇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婚姻。“踏入此地，万念俱灰”。

除了极其愚蠢的人，恐怕没人会否认婚姻就是一种失败。人们只要瞄一眼离婚统计数字，就会认识到一场失败的婚姻是多么悲催。有人说离婚的原因是离婚法相对宽松的规定和女性不断扩大的自由，但是这样老生常谈的解释似乎无法面对以下事实：首先，每十二对夫妻中就会有一对以离婚收场；第二，自1870年以来，每10万人的离婚率从28人上升到73人；第三，自1867年起，通奸在离婚原因中的比例上升了270.8%；第四，遗弃伴侣的比重上升了369.8%。

除了这些让人吃惊的数字之外，还有大量透彻阐述这一主题的剧作和文学作品。在罗伯特·赫里克的诗作《在一起》，皮尼罗的《中央航道》；尤金·沃尔特的《全款交收》，以及其他作家的大量作品中，探讨了婚姻中的乏味、单调和肮脏，并说明婚姻在促进夫妻和睦包容方面的成效不大。

一个善于思考的社会人不会满足于对此现象肤浅的大众化解释，他会深入探究两性真实的生活，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婚姻如此糟糕。

爱德华·卡朋特说过，每一段婚姻的背后都受夫妻两人各自生活环境的影响；因为夫妻之间的生活环境差异巨大，所以他们一生都只能做彼此的陌生人。婚姻被迷信、风俗和习惯这堵无法逾越的墙隔开，不能增进夫妻彼此了解，使之相互尊重，而这种缺乏尊重和了解的婚姻注定要失败。

憎恨一切社会虚伪假象的亨里克·易卜生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伟大真理的人。娜拉离开了她的丈夫，这并不像愚蠢的评论家说的那样，是因为她厌倦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是感到争取女性权利的必要，而是因为她已经认识到，八年来，相夫教子的自己与丈夫竟然形同陌路。请问世上还有这比更羞辱人、更有损体面的事么？两个互不熟知的人竟然维持了一辈子的亲密关系？更不用说除了他的收入，女人不需要对丈夫有任何了解。至于男人对他妻子的了解，除了知道她有招人喜欢的外貌之外，他还知道点什么呢？我们还没有摆脱掉女人没有灵魂这种神学观点，我们仍认为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上帝制造女人是为了给男人提供便利。而男人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甚至强大到连自己的影子都怕。

女人低质量的婚姻可能是造成她自卑感的原因。总之，既然男人认为女人是没有灵魂的——那么又何从谈到了解她呢？此外，一个女人越是没有灵魂，她就越有资格做一个妻子，她就会越在自己丈夫身上倾尽心力。正是这种对男人优越地位的奴性默认，使得婚姻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既然现在女人正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正在意识到她们可以不靠男人的恩惠过活，那么“神圣”的婚姻制度正逐渐被瓦解，任何感伤的哀悼都无法挽留住它。

几乎从幼时起，大部分女孩就被教导说婚姻是她最终的目标；因此，她所接受的训练和教育都必须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的。就像把不能言语的动物养肥以待宰割一样，女孩们一直被围绕着嫁人这个目标来培养。但是，让人奇怪的是，既然女孩们要将妻子和母亲作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那么跟别的从业者对自己职业的了解比起来，她们对妻子和母亲这个职业要做什么却知之甚少。对于一个正派的姑娘来说，对于婚姻关系的任何了解都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肮脏的。哦，为了说通“体面”这个词是如何自我矛盾的，就需要用结婚誓言来把肮脏的关系转换成不容任何人置疑和批评的最纯洁和神圣的天作之合。但那正是普通人所支持的婚姻态度。作为准新娘、准妈妈，她对于性一无所知，而这方面正是其另一半所需要的。因此，在和一个男人开始一段漫长的关系之后，她对性，这种最原始和自然的本能只是非常地震惊、抗拒和愤怒。可以肯定地说，婚姻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的苦恼、不幸、痛苦和身体上的折磨是对性无知这宗罪造成的，而人们却将这种无知当做应该被赞颂的一大美德。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家庭的破裂就是因为这个可悲的事实。

然而，如果女人在适龄之时可以不受政府和教会的约束，自由地了解性的奥秘，那么她就不会受到谴责，就没有“做一个脑袋空空、钱袋满满的‘好’男人的妻子根本不够格”之类的鬼话。有什么事比一个成熟健康、活力四射的女人被要求要抑制天性、压抑渴望更令人不能容忍的呢？这有害其身心健康，阻碍她对性的憧憬，在一个“好”男人娶她做妻子之前，只能放弃体验性的美妙。而婚姻恰恰正是这样一件事。有这样目的的事情怎么能不失败呢？这是婚姻有别于爱情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下是务实的时代。罗密欧和朱丽叶不顾父辈的反对追求爱情的年代，格雷琴{122}为爱不惧邻人流言蜚语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偶尔有年轻人想要享受一下浪漫的奢侈，就会有年长者来“关心”他们，打击、告诫他们，直到他们变得“明智”起来。

女孩们被灌输的道德观点不是她爱不爱这个男人，而是爱他“值不值”的问题。在美国人眼中，衡量一个男人重要且唯一的宗旨便是：他能赚钱么？他养得起老婆么？这就是权衡婚姻的唯一标准。通常每个女孩都会在心里做这种权衡；她的梦想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不是爱的死去活来，而是疯狂购物和讨价还价。这种精神上的贫瘠和贪婪是婚姻关系内在的、固有的因素。政府和教会不赞成对婚姻有什么理想化的追求，因为对他们来说，婚姻关系仅仅是政府和教会控制大众的一个工具。

当然，总是有人会一如既往地将爱情置于金钱之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的阶层。从她进入产业舞台至今，女性地位发生的巨大改变是大势所趋，但反思这改变便得知其不过是惊鸿一瞥。六百万女工，她们和男人一样被雇佣、被剥削，和男人一样举行罢工；当然，她们甚至和男人一样饥肠辘辘。天哪，如此体现男女平等的事情还能再多些么？对，这六百万女工分布在各行各业，从最顶端的脑力劳动者到矿工、铁路工人；对，她们甚至和男人一样饥肠辘辘。天哪，如此体现男女平等的事情还能再多些么？对，这六百万女工分布在各行各业，从最顶端的脑力劳动者到矿工、铁路工人；对，她们甚至当过侦探和警察。毋庸置疑，女性解放是如此彻底！

然而，与男人不同的是，尽管有上述解放，在女工庞大队伍中，却只有一小部分人把工作当做终身追求的事业。一个男人，无论多么年老体弱，他所受到的教育都是要独立、要自食其力。哦，我知道在我们疲于奔命的经济社会中，没有人是真正独立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即使是最贫穷的男人也不愿意当一个寄生虫。

在女人眼中，工作不过是临时的，为了她的“第一要务”婚姻，工作是可以放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把女人组织起来要比组织男人困难的多。“为什么我要加入工会？我就要结婚了，要有家庭了”。女人啊，她不是从小就被灌输其最终归宿就是为人妻么？她不久就会知道，家庭这个牢笼虽然不比工厂大，但是却比工厂的约束森严得多。家庭的这个守门人非常忠实，任何人都无法从他那里逃脱。而且最为可悲的是，家庭并没有把女人从经济重负中解脱出来，相反，家庭反而使其活得更累。

据提交给某委员会的一份名为“劳动力、工资及人口过剩”的报告所提供的最新数据，仅在纽约，就有大约10%的劳动者是已婚人士，但是他们必须继续从事世界上工资最低的工作。除了工资低以外，这些已婚人士还要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如此看来，家庭的保护作用和可称赞之处在哪里呢？事实上，即使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女子，在婚姻中也没有发言权，因为她的社会地位是男人给的。至于丈夫是温柔体贴还是粗暴无理已经不重要了。我想要证明的是，只有承蒙丈夫所赐，女人才能在婚姻关系中得到一个家。在丈夫给的家里，女人年复一年地在他家劳作，直到自己的人生消磨地如同周遭的环境一样单调、狭隘、毫无生气。如果这个女人变成了一个唠叨、小气、喜欢争吵和传播闲言碎语的妇人，并且因此而把她丈夫逼得离开家门的话，那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她却不能离家出走，即便她想出走，也没地方可去。此外，当经历过短暂的婚姻生活，并且彻底放弃自己的谋生技能之后，大多数女人全然已无能力适应外部的世界了。她变得蓬头垢面，举止笨拙、缺乏主见、畏首畏尾，成为让绝大多数男人讨厌和轻视的累赘、一个让人生厌的人。如此看来，生孩子还是一件让女性欢欣鼓舞的事么？

但是如果没有婚姻，孩子怎么受到保护呢？说到底，结婚不就为了有个孩子么？但是，孩子问题只是婚姻的伪装和矫饰！婚姻是在保护孩子，但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婚姻是在保护孩子，但为什么孤儿院和少管所仍然人满为患，格里协会{123}（又称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仍然忙于从“充满爱的”父母那里解救出可怜的小受害者，将他们置于机构的关怀庇佑之下。呵，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打个比方，婚姻就好比把马牵到河边，这很容易，但是你把马牵到河边就能强迫它喝水么？法律或许会逮捕犯错的父亲，将他关进监狱，但是这样做不是让他的孩子更食不果腹么？如果父母没有工作，或者如果丈夫不承认他作为父亲的责任，婚姻又有什么用呢？出于“公平”，婚姻法可以将让他坐牢，让他履行义务；但是这样一来，这个丈夫的劳动就全部奉献给了国家，而他的孩子却得不到他的任何关照。给孩子留下的，只是那父亲穿着囚服的发黄的记忆。

至于婚姻对女人的保护——还不如说婚姻是女人的不幸之源。这并不是说婚姻起不到保护女人的作用，而是说女人靠婚姻得到保护这个想法本身就很令人反感。这种想法是对生命的冒犯和侮辱，是对人格尊严极大的贬低。婚姻这种寄生制度应该永远受到谴责。

像其他家长制度一样——比如说资本主义，婚姻剥夺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阻碍了人的正常发展，残害了人的躯体，把人禁锢在无知、贫穷和依赖当中，然后又以所谓宽大仁慈的名义将人们最后残余的自尊夺去。

婚姻关系使女性完全失去独立地位，靠依附于丈夫生存。婚姻使女人失去对抗命运的能力，摧毁她的社会意识，麻痹她的想象力，然后将其“仁慈”的保护强加于女人身上。而这种所谓的保护，实则是一个陷阱，是对人性的扭曲。

如果女人天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其母性，除了爱和自由，请问女性还需要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婚姻只会败坏、侮辱、腐蚀女人的母性。难道它没对女人说，只要结了婚你才能要孩子么？如果女人拒绝通过出卖自己而得到当母亲的权利，婚姻难道就没把她深锁牢笼，贬低、羞辱她么？即使这个女人是在厌恶、非自愿的情况下怀的孕，她成为母亲不是也必须得到婚姻的许可么？但是如果成为母亲是女人的自由选择，是因为爱，是情之所至，是出于忘我的热情，难道婚姻不会万般阻挠给这个率真的女人加冕么？难道婚姻不会在这个女人所生的孩子身上刻上红字，给这个孩子一个丑恶的称谓，称他为私生子么？即使婚姻真的拥有它所号称的那些美德，那么它也将因其反对母性的罪行被排斥在爱的王国之外。

爱情，是所有生命最强烈、最深沉的要素，爱情预示着希望、欢乐和心醉神迷；爱情，挑战所有的戒律教条、所有的约定俗成；爱情，是人类命运最自由，最强大的支配者；婚姻这种由可怜的小政府和小教会制造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和拥有涤荡万物之伟力的爱情相提并论呢？

自由的爱情？这种说法就好像爱情是被逼的一样！人们买的到智力，但是这世上数百万计的人们却买不到爱情。人们可以征服躯体，但是这世上所有的力量都未能让爱情屈服。人们可以占领整个国家，但是人类的军队却永远不能征服爱情。人们可以给精神带上锁链脚镣，但是在爱情面前却无能为力。纵使人类顶着绚丽浮华的金冠，但若没有爱情，他仍是个贫穷而又孤寂的人。如果爱情在人类身边停留，那么他就会变得充满生机活力，如同破败的小屋瞬间蓬荜生辉，暖意融融。因此，爱情拥有神奇的力量，它能让乞丐变为国王。是的，爱情是无处不在的；爱情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中才能存在。只有出于自愿，才能孕育出毫无保留的、炽热的、纯粹的爱情。一旦爱情的种子扎下了根，世上的任何法令法规、任何法庭，都无法将这种子从土壤中挖走。然而，如果这种子本身是贫瘠的，婚姻又如何能让它结出果实呢？这就像人们为了抗拒死亡所作的最后的绝望挣扎一样。

爱情不需要保护，它自己就能保护自己。如果一个孩子的出生是爱情的结晶，那么这样的孩子永远不会被遗弃，不会忍饥挨饿，不会缺乏关爱。我知道，事实就是这样。我认识那些与自己所爱的男人自由结合生下孩子的女人。在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很少享受到自由自愿当上母亲的人所给予她们孩子的那种关心、保护和怜爱。

权威的卫道士对女人们能够自由成为母亲感到恐惧，唯恐这会让他们失去统治地位。如果女人拒绝只有结了婚才能要孩子的观念，那么谁还会打仗？谁还会创造财富，去当警察和狱卒呢？国王、总统、资本家、牧师通通叫嚣着说：家庭、家庭！尽管女人被视为生育机器，但她还是得有个家庭。那么，婚姻制度自然就是防止女性觉醒，让他们免于丧失统治地位的最万无一失的价值观。然而，那些想要维持女性奴役地位的疯狂尝试都是徒劳的。教会的法令、统治者的疯狂打击也是徒劳的，甚至连法律在这方面也无济于事。女人再不想参与到生育一群病态、低能、虚弱、邪恶的人类这件事中来。女人希望能少生优生，希望孩子在爱和自由选择中降生，而不是像婚姻关系中强加给女人的生育义务那样，是不情愿的。我们的伪君子还没有领会对孩子负责的真正含义，而在自由的爱情当中，孩子的母亲自孕育孩子之初便深深理解怎样对孩子负责。她宁愿永远放弃做母亲的荣誉，也不愿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充满毁灭和死亡的环境中。如果她真成为了一名母亲，她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她所信奉是和孩子一同成长；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孩子真正的男儿气概或女子气质。

易卜生心里一定有一位自由母亲的形象，不然他就无法用如此熟练的手法塑造出阿尔温夫人这个人物。阿尔温夫人是一位理想的母亲，因为她已经从婚姻和婚姻带来的恐惧中超脱出来，因为她已经挣脱了套在她身上的锁链，让她的灵魂自由高飞，直到那灵魂回归本真，获得重生，变得坚强。唉，可是当阿尔温夫人做到这些时，还是太晚了，没能救出她的终生挚爱——奥斯瓦德先生。但是，她能认识到自由的爱情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条件，这还不算太晚。阿尔温夫人这类人在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之后，才实现了精神上的觉醒，才开始否定婚姻，认为婚姻是一种强加的负担，一种肤浅空洞的讽刺。他们知道，爱情，无论它是过眼云烟还是天荒地老，它都是一个新的种族、新的世界产生和进步的唯一基础。

在我们当前的狭隘观念中，爱情之于大多数人还比较陌生。爱情被人们误解、躲开，很少能够占据人们的心灵；或者，即使爱情在人们心中生了根，它不久也会凋谢或者死去。爱情如同一匹纤弱精致的布料，它经不起日复一日的磕碰和磨损。充满爱的灵魂太过复杂，适应不了社会生活的风刀霜剑。那些需要爱的人与爱情一起哭泣、哀叹、受罪，然而那些无法做到这些的人便不能拥有爱情。

总有一天，总有一天男人和女人将会登上爱情之巅，享受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那时，他们已经足够强大、足够自由，他们会与自己的另一半共同沐浴在爱之曙光中，携手一生。要拥有何种想象力、何种诗意，人们才有可能在生命中感知到爱的存在呢？如果世界曾经有过真正相伴一生的伴侣，那么，这种关系也绝不是源于婚姻，而是因为爱情！

现代戏剧：激进思想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方式

一般情况下，一旦有社会阶层出现隐隐的不满和骚动，这种现象就会被成功镇压下去。但是，当这种隐忍的骚动发展成为有意识的表达，并且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必然要影响到人们方方面面的思想和行为，它会在当前价值观的逐步变化过程中，寻求其自我和社会的表达。

要充分了解现代有意识的社会动荡的发展，仅仅靠宣传材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从更广的层面，熟悉这种动荡在艺术、文学，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戏剧等方面的表现。而现代戏剧是表达我们这种深切不满的最强烈、最广泛的方式。

对米利特{124}的作品简单讨论是唤起这种有意识的不满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他描绘的农民形象——是对我们社会不公的多么强烈的控诉啊；就像诗歌《荷锄人》{125}中描述的那样，这不公让人们终日从事看不到希望的苦差，享受不到自然的馈赠。

莫尼耶认为，在那些曾将他们受伤的兄弟转移到安全处的矿工团体中，团结和对苦力的反抗正在加剧。他用自己的天才，有力描绘出存在于地下苦工中沸腾的骚乱与寻求艺术表达的精神反叛间的相互关系。

现代文学中引起叛逆的觉醒的因素也同样重要——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安德烈夫、高尔基、惠特曼、艾默生以及许多其他人，都代表了动荡中的普世精神和对社会变革的期望。

然而在这方面走的最远的仍然是现代戏剧，它是激进思想的发酵剂，是新价值观的传播者。

赋予现代戏剧如此重要的角色似乎有些夸张。但是有关一项现代思潮发展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戏剧都成功地传播了社会现实，而这些事实通常在别的艺术形式中被忽略了。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俄国和法国就是个例外。

俄国可怕的政治压力逼迫它的人民学会思考，并且，人民智慧的发展与残暴的政府试图遏制这种智慧之间的冲突，唤醒人们的社会同情心。但是，尽管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和安德烈夫伟大的戏剧作品真切反映了俄国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抗争、希望和抱负，但是，这些戏剧作品对俄国激进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如同类作品在其他国家。

然而，谁能否认《黑暗的力量》或《底层》巨大的影响力呢？托尔斯泰是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基督教会的劲敌。托尔斯泰以生花妙笔描绘了黑暗势力以及基督教会迷信对人类思想的摧残。

被教会蒙骗的受害者犯下诸多罪行，还有什么其他媒介，能用如此戏剧般的力量表现出教会对此应付的责任？还有什么媒介能够最终激发起有良知人们的义愤呢？

类似直接且强有力的控诉也出现在高尔基的《底层》里。社会底层人民被迫陷入贫困和犯罪的深渊，可还是绝望地拼命抓住最后一丝希望。最终，残酷冷漠的社会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生活。

另一方面，法国以其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可以称得上是激进思想的摇篮；正因如此，她也不需要将戏剧当做唤起民众觉醒的手段。还有些作品例如描述了司法腐败的白里欧得的《画眉鸟》，还有表现了金钱对人们灵魂消极影响的米尔博的《生意就是生意》，与法国大多数描写社会问题的文章和书籍相比，其影响范围之广无疑更胜一筹。

在德国、斯堪的那维亚、英国甚至美国——戏剧虽然没有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但是，在这些国家，戏剧真正创造了历史，成为向其他艺术形式不易影响到的阶层传播激进思想的工具。

让我们以德国为例。在过去近二十五年里，所有有头脑、有思想、最正直的人，都毕生追求向被压迫被蹂躏的人们传播友爱、公正的真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于深受非人道的残酷迫害的人们而言，就如同水之于沙漠旅行者那饥渴的双唇。唉！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们仍然对这场革命漠不关心；对他们来说，这场革命浪潮只是那些心有不满者，那些危险的、没文化的麻烦制造者，那些本应呆在监狱里的人们的小声抱怨而已。

有“文化”的人通常都自以为是，即使成千上万为世界创造财富的人遭受着饥荒，他们也认为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们整日宝马香车、美女环绕，根本不会相信在他们身边有人过着连牲畜都不如的生活，这些人居无定所、衣衫褴褛、灰心丧气。

这种状况在法德战争之后的德国尤为显著。德国取得胜利之后，实力达到了巅峰，其国内兴起了一种感伤的爱国主义文学潮流。这种潮流推崇征服和杀戮之荣耀，因此毒害了德国年轻人的思想。

德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寻求灵魂的安顿，纷纷在易卜生、左拉、都德、莫泊桑等人，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伟大作品中寻找慰藉。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地维持从其他国家的文学和戏剧作品中舶来的文化标准，因此德国逐渐开始出现反映本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戏剧作品。

阿诺·霍尔茨是那个时代最年轻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赛力克一家》深深震惊了生活舒适安逸的庸人市侩。这出戏的主角是被社会抛弃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在穷街陋巷，靠捡垃圾为生。这是多么耸人听闻啊，不是么？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打破人们的精神桎梏？没有贫困潦倒过的人们还一直以为这个世界一切尚好。

毋庸置言，这部戏引发了人们极大的愤慨。事实往往让人痛苦不堪，而住在柏林第五大道的人民却不愿面对事实。

《赛力克一家》能取得这么大的反响，倒不是因为它触及了多年来未曾涉及的题材，而是因为霍尔茨的戏剧天赋及其对这出戏的完美诠释，这些因素扩大了这部戏的影响范围，也促使人们开始考虑他们身边存在的严重不平等。

苏德曼在《名誉》和《故乡》这两部作品中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曾提到过，感伤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完全给普通德国人洗了脑，让他们追求一种扭曲的荣誉感。决斗成了家常便饭，很多人因此搭进了性命。一些杰出作家用作品对此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但是，若论对这种国民劣根性剖析之彻底，曝光之透彻，苏德曼的《名誉》当居榜首。

《名誉》不仅探讨了决斗这个问题，还分析了名誉的真正含义，证明了名誉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它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它尤其取决于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从这出戏里，我们可以看出，住在社会豪宅的上流人士和受其剥削的群众对于名誉的定义大相径庭。

在《名誉》描绘的故事中，海内克一家受到百万富翁穆林的施舍且觉得心安理得，并且获准可以在儿子罗伯特不在家的时候，居住在穆林一间荒废的小屋里。而罗伯特作为穆林的代表，为他在印度挣了大把的钱。但是，等罗伯特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妹妹被小穆林诱奸了。而小穆林的父亲用一张4万马克的支票摆平了这件事。罗伯特非常的愤怒，觉得这是对自己家庭名誉的极大侮辱。然而，穆林寻了个冒失的由头，马上就将罗伯特辞退了。最后，罗伯特对这位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进行了面对面的谴责：

“我们为你们卖力，为你们流血，你们却诱奸我们的女儿和姐妹，还假装大方地用我们为你们挣来的钱给我们赔偿，掩盖你们的不堪。这就是你所说的名誉”。

对荣誉这个概念另一个偶然的启示，来自于《名誉》的主人公特拉斯特伯爵。特拉斯特伯爵对各地的习俗都非常熟悉，他将这归功于自己多次游历原始部落的经历。提到其中一次偶然闯入某原始部落的经历。这个部落的酋长想让自己的妻子献媚于他，特拉斯特拒绝了他们的这种热情，这些部落的名誉感让特拉斯特在道德上感到很反感。

《故乡》的主题则是代际冲突。这部剧在戏剧文学中占有永恒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施瓦兹中校的女儿玛格达犯下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她拒绝了父亲为她挑选的结婚对象，因此，她因斗胆违背父母之命而被逐出了家门。精力充沛、自由进取的玛格达，作为一名著名歌手闯荡世界，12年后回到了家乡。若她的父母既往不咎，她便同意住到父母家里。但是一回到家，玛格达严肃的父亲马上就开始质问她，说这是他所谓的“父权”。尽管玛格达很生气，但她不幸的一生终被父亲的固执一步步加深。施瓦兹中校了解到令人尊敬的议员冯·凯勒在学生时代曾是玛格达的恋人。那个时候的玛格达正在为她的经济和社会独立抗争。短暂浪漫换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而冯·凯勒却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就遗弃了他。玛格达军人出身的死板的父亲要求冯·凯勒议员必须要得到惩罚，办法就是将这桩风流韵事合法化。鉴于玛格达在社会地位和职业上取得的成功，凯勒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条件是玛格达要告别舞台，并且把孩子寄养在收容所里。新老两代人的矛盾在玛格达为自己思想和行动上的觉醒辩护时达到了顶峰：“……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看你的——怎么看你和你那个让人尊敬的社会的。为什么我就要低你一等，要为了你的谎言牺牲我的人生！为什么我的成就、我的荣耀只会让我越来越声名狼藉！难道十年来我不是披星戴月、努力工作吗？难道我没有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吗？难道我没有像成千上万我这样的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吗？为什么我就要在众人面前感到惭愧？我就是我自己，并且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了现在的我”。

《故乡》中的表现主题并不是其独有的，之前伟大的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也触及到了这个主题。或许是因为屠格涅夫的巨著更具俄国特色，缺少普遍性，再加上这部作品是小说体裁，所以《父与子》的影响仅限于俄国。但是，《故乡》尤以其戏剧化的表达，几乎名满天下。

要说到既传播激进思想又身体力行的的剧作家，当属深思远虑的德国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他的第一部戏《日出之前》曾被德国所有一流的剧院所拒。这部戏的首演地点在一家露天啤酒店的破败的小剧场里，然而，它却像是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社会。这部戏描写了一个无知、没文化、粗暴的大地主以及在精神层面上和他半斤八两的雇工们的一生。无论是辛苦挣钱的雇工还是视钱如命的老板，金钱已经主宰了他们的生活，让其麻木、愚昧、腐朽，而这部戏深刻地展现了这一事实。但是《日出之前》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让豪普特曼备受争议的一个特点，就是孩子是否应该不加区别地一概被不合格的父母任意生养的问题。

在这部戏的第二轮演出中，有一位柏林的顶尖外科医生几乎在剧场里引发了一场恐慌。只见那医生高高地在头顶上挥舞着一对钳子，声嘶力竭地大喊：“如果生孩子这种问题能在舞台上公开讨论，那德国的体面和德行就危险了。”这个医生被人们遗忘了，但是豪普特曼却青史留名。

《织工》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在思想家和诗人中引发了混乱。“什么”，卫道士叫嚣道，“工人，这些肮脏的、道德败坏的奴隶也能上得了台面！面目可憎的穷鬼也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么！这绝对不行！”

是的，让臃肿谄媚的资产阶级与可怕的织工面对面的确是够他们受的。让他们更受不了的是，真理与事实对于这个自鸣得意的社会表达了其振聋发聩的立场：我要控诉！

当然，在这出戏问世之前，人们就知道资本要靠剥削劳动者获利，财富要通过贫穷、饥饿、寒冷这些个渠道来积累；但是，这些事实最后都被遮掩起来，以免让受害者意识到他们的处境。然而，现代戏剧的目的正是要唤起受压迫者的意识，并且，这也是格哈特·豪普特曼向世界描述西里西亚的织工们的生活的目的。人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却挣不到足够的面包和燃料；人们住在半被雪覆盖的破旧房子里，只能靠碎布抵御严寒；因饥饿和寒冷患上坏血症的婴儿，成为最低等的消费品的孕妇，他们是仁慈的基督教时代的受害者，他们无法生存，万念俱灰，无人问津。啊！（要把这些事儿公之于众）绝不可能！！

豪普特曼全面的戏剧才能使他的作品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描述让人难以忍受的经济状况，他还描写了人们为挣脱习俗和传统的奴役，追求思想和精神上的解放所作的斗争。在豪普特曼激动人心的散文诗《沉钟》中，造钟人海因里希，正如劳特德林所说，他因为生活在低谷太久了，所以没能登上自由的顶峰。无独有偶，沃克莱斯博士和安娜·玛尔依旧是孤独的灵魂，无力反抗大众拥护的传统。但正是他们的失败必然会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反抗这个一直阻碍个人和社会解放的世界。

马克斯·哈尔贝的《新青年》和韦德金德的《青春的觉醒》这两部戏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传播了激进主义思想。这两部作品描述了人们在天性觉醒之时表现出的幼稚、愚蠢、无知和狭隘的清教徒主义。这种表现在《青春的觉醒》中尤为突出。年轻人都是错误教育和病态道德体系的牺牲品，关于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一个健康生命的起源及其责任这些不可或缺的问题，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这部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一位真正的好母亲，不让她14岁的女儿获得任何与性有关的知识，而她的女儿最终成了这种无知的受害者。这位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女儿被假药害死。她女儿的墓碑上刻着的死因是贫血症，这个死因满足了这位母亲的道德观。

迄今为止，清教徒的虚伪在这类事情上造成的不幸在韦德金德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在韦德金德的作品中，那些原本前途光明的孩子成为了性无知和启蒙者对孩子性教育缺位的牺牲品。

温德拉有着她这个年龄段来说不同寻常的成熟和敏锐，她请求母亲向她解释生命的奥秘。

“我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两年半了。我已经第三次做姨妈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噢，妈妈，千万别生我气啊！在这世界上，除了你我还能问谁呢？不要因为我的这个问题责骂我。给我一个答案吧。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呀？我都14岁了，您可不会觉得我还相信那个白鹳送子的传说吧。”

如果她的母亲本身不是错误道德观念的受害者，那么她充满感情的、明智清楚的解释可能会拯救她的女儿。但是，这位传统的母亲试图掩盖她的“道德”羞愧感和尴尬，于是便做了这个托辞：

“要生育孩子，女人就必须要爱这个男人，爱那个与她结婚的男人……必须要爱他，温德拉，但是你这个年龄仍然是不能爱的。现在你知道了吧！”

但是当温德拉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女儿到底“知道”多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个怀了孕的女孩还以为她患了水肿。当她母亲绝望地哭喊着，“你不是得了水肿，孩子，你怀孕了，”极度痛苦的温德拉困惑地惊叫起来：“但这不可能，妈妈，我还没有结婚呢……哦，妈妈，为什么你没有把全部事实都告诉我呢？”

还有一个名叫莫里斯的小男孩也很傻，他因为没有通过学校的考试自杀了。而梅里基奥，温德拉未出世孩子的年轻的爸爸，则被送进了少教所。他的性早熟使他在老师和父母眼中成为了一个堕落的人。

多年来，德国有思想的男士和女士们都在积极推动强制的、必要的性启蒙教育。《孕妇及产妇保护法》就是一部开诚布公、巧妙回答性问题的出版物。这本刊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促进性启蒙教育的作用，但是这种激进思想的影响力仍然有限。之后，待到天才的韦德金德的作品面世，产生巨大影响，德国许多学校的性生理知识课才应运而生。

像德国一样，戏剧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推动作用也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形式。在易卜生的作品问世之前，伟大的散文家比昂逊就对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但他所吐露的东西不被社会所理解，只有小部分人领会。然而易卜生的作品和这不同，他的《布兰德》、《玩偶之家》、《社会支柱》、《群鬼》以及《人民公敌》对旧观念的瓦解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他还用现代的、新的生活观取代了这些旧观念。一个人要读一读《布兰德》，才能对现代观念，比如说对作为世人理想和人类手足情谊、团结、友爱的标准的宗教有一些认识。

易卜生对所有的社会虚伪都极其憎恨，他向世人揭开了伪君子们虚伪的嘴脸。然而，易卜生猛烈攻击社会的四个方面，恰恰是支撑这个脆弱的社会网络的四个支柱。这四个支柱，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谎言，二是对我们的道德标准鼓吹的毫无价值的接受，三是对蝇头小利的斤斤计较，这也是大多数人所信奉的唯一标准，第四，是地方主义的阻碍作用。这四个方面是易卜生所有作品的“主题”，但在《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这些作品中表现地更淋漓尽致。

社会支柱！这是以依赖腐朽衰退为支柱的社会结构多么强烈的谴责啊。这些支柱被漂亮地镀了一层金，看起来完整无缺，但是其实只是在掩盖他们真实的状态。那么，所谓的支柱有哪些呢？

处于社会和经济地位巅峰的伯尼克领事是他们镇子的资助人和社会的中流砥柱。他通过谎言、欺骗和诡计爬到了社会上层。他败坏了密友约翰的好名声，背叛了他爱的女人洛娜·赫塞尔，为了钱和洛娜的继妹结了婚。他通过见不得人的交易中饱私囊，在“为了整体利益”的幌子下，最后甚至到了准备让一艘腐朽危险的“印度女孩”号货船出海而危及人命的地步。

但是，重新接受他的洛娜让伯尼克认识到了自己狭隘人生的空洞和毫无意义。他寄希望于通过为下一代人——他的儿子——的美好生活扫清障碍来安慰自己觉醒的良心。但即便是这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他恍然大悟，认识到真相是无法根植于谎言之上的。这时，整个镇子都在为准备为他们社区的伟大资助人庆贺，大摆筵席。而此时的伯尼克已经具备了勇气，像个男人一样有所担当，他向聚集在一起的全镇居民忏悔道：

“我没有权利贪享这种荣耀——我的市民们，你们必须要了解真正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让我们每个人检视自己，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预言，那就是，从此刻起，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把那个华而不实的、虚伪空洞的旧时代，那个充满虚伪的繁文缛节和可怜的胆小怯懦的旧时代抛入供人参观的博物馆吧。”

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为女性解放铺平了道路。娜拉意识到她的玩偶地位，意识到她的父亲以及她的丈夫赫尔默·托沃德对她不公的对待。

“我在父亲家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他所有的想法，而且我的想法也和他的一样。如果我有不同的观点，也不会告诉他，因为他一定不会同意。他曾管我叫他的好娃娃，他和我玩耍的时候就像我和我的玩偶做游戏一样。然后，我住到了你家。你按自己的品味安排一切，我的品味也和你的一样，或者说我装出和你一样的品味。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发现自己生活的得像一个乞丐，一个吃穿住行都需要向别人乞讨的乞丐。托沃德，我在你面前一直演戏，但你不也是这样对我的么。你和父亲对我都不公平。”

赫尔默用的那老一套妻子职责和社会责任之类的说辞不娜拉已经摆脱掉玩偶地位的桎梏，有了清醒的女性意识。她决定自己思考，自己来做判断。她已经意识到，她首先是一个人，她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即使可能遭到社会的排斥，她也毫不动摇。她已经怀疑法律的公正，怀疑已有的智慧。她叛逆的灵魂开始反抗现存的事物。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要自己决定谁是正确的，是社会，还是我。”

她童年时期曾对她未来的另一半抱有美好的幻想。但是，对丈夫的失望并不是导致她发现婚姻的荒谬的唯一原因。娜拉对婚姻失望，更是源于赫尔默自鸣得意的那个万无一失的谎言——这个谎言会隐藏得很好，不会危及赫尔默的社会地位。

当娜拉关上了圈养她的那个金丝笼的大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实现自我的新生之时，她也打开了通往自由和女性真实的大门。

《群鬼》着部戏在撼动社会结构基础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戏不能比拟的。

在《玩偶之家》中，对娜拉和赫尔默这对夫妻谁是谁非的评判，更加取决于丈夫眼中正直诚实的概念以及对社会道德死板的追随。的确，赫尔默是传统意义上理想的丈夫和称职的父亲。但是，在《群鬼》中，阿尔温夫人嫁给阿尔温上尉之后，发现他是一个生理和精神上都不健康的人。和他在一起生活，意味着自己完全的堕落，并且可能对后代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绝望之下，她向年轻时的伙伴曼德斯牧师求助。曼德斯牧师是真正救人灵魂上天堂的人，他一定没有任何凡人的需要。曼德斯牧师又让她回到羞愧和堕落的状态——他劝她回归家庭，尽自己对丈夫的责任。他告诉她说，一个妻子的职责不是去判断评价，而是“谦逊地忍受上帝为了你好而加在你身上的十字架。”

阿尔温夫人背负着这个十字架过了26年。她这么做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她年幼的儿子奥斯瓦德。她想要把她的小儿子从丈夫家中恶劣的氛围中解救出来。

阿尔温夫人委屈自己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她亲爱的儿子面前维护儿子父亲的美好形象，为了对“责任和体面”迷信地敬畏。唉，等她认识到她一生的付出都是徒劳，她的儿子奥斯瓦德沾染了父亲的罪恶，不可避免地背上受诅咒的命运之时，已经太晚了！她还意识到，“自身即地狱。父亲和母亲的遗传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父母留给我们的，是各种死气沉沉的旧观念、旧思想。这些思想没有任何生机，但是却跟我们如影随形，让我们无法摆脱……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会非常可怜地害怕起光明来。当我们迫使自己套上“职责”和“责任”的枷锁，当我们为我们的灵魂曾经憎恶、反抗的东西高唱赞歌，到那是，我才开始看清你们这些信条的逻辑。我只希望在这团逻辑中理出一个线头，但是当我没法解开的时候，整个逻辑却突然明晰了。这时，我认识到，社会原来就是按部就班，毫无创造力的。”

当时那个毫无新意、人为控制的社会怎么能看透亨里克·易卜生巨著的深意呢？那个社会无法理解，因此它就恶毒地污蔑这些巨著的作者。但是易卜生通过《人民公敌》的创作表明了他毫不动摇的立场。

在《人民公敌》这部伟大的戏剧当中，易卜生展现了这个腐朽垂死的社会体系最后的挣扎。获得新生的人们，勇敢无畏的反叛者们在旧制度的灰烬中崛起。充满社会同情和团结思想的理想主义者斯托克曼医生被乡亲们称为赤脚医生。但是，斯托克曼医生不久就发现他的理想是建立在一片沼泽地上。他非但无法帮助蜂拥而来的病人解除病痛，反而为他们所毒害。

这位医生认为，既然他是一个有坚强信念的、诚实的人，那么让人们知晓他的发现便是他的职责。但是，他很快认识到红利和利益与健康和原则都没有关系。当城镇改革者们觉察这位医生的发现会给镇子带来坏名声，从而有损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就不再寻求“不顾后果”的理想主义者的支持了。即便这些改革者们曾自称是“人民口舌”，不停地吹嘘自己对人民的奉献。

但是，斯托克曼医生继续坚持他对小镇居民抱有的信念，相信这些居民会听到他的呼声。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在小镇里是孤独的。他甚至无处安放自己的伟大信仰。待他最终成功的时候，他作为人民的公敌，已经被谩骂和嘲笑搞得不堪重负了。这位如此热情地盼望小镇居民能够协助他根除邪恶的医生，不久就被人们孤立起来。公布他的发现将会给小镇带来金钱上的损失，这层顾虑使得官员们、好市民们和灵魂改造者们对事实三缄其口。斯托克曼医生发现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多数派，恬不知耻地想把小镇的繁荣建立在谎言和欺诈的沼泽之上。人们指责他试图破坏社区。但是在他心里“毁掉一个充满谎言的社区没什么大不了的。社区必须要脚踏实地。所有生活在这些谎言之上的人们必须要像害虫一样被驱除出去。如果不经过这一轮洗涤淘汰，那么这个国家就应该灭亡。”

斯托克曼医生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政客。他认为，一个自由的人不能表现地像个恶棍一样。“他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只有懦夫允许“考虑”虚假的一般福利或是践踏真理和理想的政党。“政党紧握住所有充满生机的真理，为了自己的便利颠倒道德是非，直到把生活搞得惨不忍睹。”

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这几部戏都蕴含着一种强大的活力，这力量正逐步推翻人们对所谓的“文明”的认识。除此之外，易卜生作品的力量，不仅在于破旧，还在于立新。因为他不仅摧毁现存的支柱，他还的确用肯定的笔触搭建一个建立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中，以个人自治为基础的更加健康、理想之未来的基础。

英格兰激进思想的先驱包括戈德温、罗伯特·欧文、达尔文、斯宾塞、威廉·莫里斯以及其他一些的知识朝圣者。雪莱、拜伦和济慈对自由美妙的赞歌则是艺术影响力的另一个例子。在短短几年内，萧伯纳、皮尼罗、高尔斯华绥、瑞安·肯尼迪已经将激进主义思想传播到了甚至对此一无所知的大不列颠的伟大诗人们耳中。这样，即使是对那些一直无视罗伯特·欧文的散文《论贫穷》，或是对萧伯纳的社会主义著作不感兴趣的人，也会因为观看将贫穷描述为基督教文明所犯最大罪行的《巴巴拉少校》而引发思考。“贫穷使人们软弱、盲从、弱小，贫穷制造疾病、犯罪、卖淫；总之，贫穷是世界上一切不幸和邪恶的罪魁祸首。”贫穷还让人依赖慈善机构，而这机构却让人们试图毁坏的一切东西茁壮成长。例如，《巴巴拉少校》里的那个救世军禁止军人们酗酒，而救世军唯一的贡献是发明了“獾”，一种威士忌蒸馏器，而这种蒸馏器每年为救世军带来上千英镑的收入。因此，萧伯纳总结说，对社会唯一有真正贡献的就是像巴巴拉的父亲安德谢夫那样的人。巴巴拉的父亲是一个大炮制造商，他的人生信条是火药比语言更有力量。

安德谢夫说，“贫穷罪不可恕。所有其他的犯罪行为都是品德的问题；所有其他的不诚实都是与骑士精神{126}相比较而言的。贫穷在整个城市蔓延，散布可怕的瘟疫，每个看到它的样子、听到它的声音、闻到它的气味的人，灵魂都会被它控制。你们所说的那些犯罪都算不了什么，这儿一个谋杀，那里一个盗窃，一会殴打一会咒骂：这些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生活的意外和不幸罢了；伦敦连50个真正的专业罪犯都没有。但是，伦敦却有上百万的穷人，可怜的人、肮脏的人、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们在道德和身体上对我们产生毒害，他们损害社会的幸福，他们迫使我们不自愿地残忍起来，因为我们害怕有朝一日他们会起来反对我们，把我们拽进他们的深渊……贫穷和奴役在你们的布道和有名的文章中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但是贫穷和奴役不会在我的机关枪口下存在。不要向他们传道、不要和他们理论。杀了他们…这是对信念最好的检验，这是扭转社会体系的唯一有力的杠杆……选举！呸！选举只不过是换了一下内阁成员的名字而已。但是当你举起枪口的时候，你推翻的是政府，你开创的是新的时代，你毁灭的是旧制度，建立的是新秩序。”

怪不得人们不怎么读萧伯纳先生的社会主义著作呢。只有通过戏剧这种形式，萧伯纳先生才能表达如此有力、如此名垂青史的真理。因此，也只有经由戏剧，萧伯纳先生才能成为激进思想传播中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人物。

高尔斯华绥的《斗争》是继豪普特曼的《织工》之后最重要的以劳动者为主角的戏剧。

《斗争》的主题是两个主要人物的斗争：一个是公司总裁安东尼，他死板、倔强，即使被扣押好几个月，处于半饥饿的状态也不愿做出丝毫让步；另一个人物是大卫·罗伯茨，他是一个毫不妥协的革命家，他热情地为工人阶级和解放事业奉献一生。在这两个人带领下的进行罢工的工人被斗争累的筋疲力尽，并且受到可怕的贫困景象和他们自己家庭的贫穷所困扰和掣肘。

《斗争》中最精彩智慧的篇章就是高尔斯华绥对暴民变化无常、缺乏主见的描绘。他们一会儿为替上帝和宗教代言，告诫人们放弃反抗的老托马斯喝彩，一会儿又被一个路过的倡导成立工会的代表说服——当然，这人所说的工会总是做出妥协，总是在工人们鼓起勇气争取他们独立的要求之时劝他们放弃；然后，他们又被大卫·罗伯茨的真诚、他的精神和热情打动——这些人是墙头草随风倒，没有自己的主见。工人阶级总是像跟着屠夫的羔羊一样，这是他们受到的诅咒。

有坚韧不拔之志是这个商业时代所诟病的。无论这种精神多么强烈，无论这个人有多大的权利，只要他拒绝被其他人利用或者为追求精神胜利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那么他只有被社会唾弃的份儿。这就是公司总裁安东尼和大卫·罗伯茨的命运。毫无疑问他们代表着两个相反的极端——双方相互敌对，并且两者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他们却有着同样的命运。安东尼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他因循守旧，信奉铁腕手段：

“我作为董事长掌管这家公司已经有32年了。我与员工们较量过四次，从未被打败过。人们说时代变了，即便时代真的变了，我也不会跟着它改变。人们说老板和工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在我看来二者不可能平等，一间屋子里只可能有一个主人。人们说资本家和劳工有着共同的利益，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各自的利益背道而驰。对待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用铁杖。老板就是老板，工人就是工人。”

我们或许不喜欢这种对旧思想、保守观念的固守，但这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勇气和始终如一的坚持是令人敬佩的。而且他对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损害远不及那些感情用事、态度温和的改革派。这些改革派，他们把九成的精力用来剥削被压迫阶级，另外一成精力则“奉献”给了图书馆；他们以一副圣人罗素的姿态来压迫人们，然后投入几百万美元去大搞社会研究；他们使年轻漂亮的少女变成了人老珠黄的老妪，然后再用区区几美元将她们打发掉或是为勤勉的女孩儿找个归宿。安东尼是位可敬的对手，要和这样一位对手较量，你必须学会跟他进行正面对决。

大卫·罗伯茨除了具有他的对手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一切品性之外，还有有反叛的精神和深刻的现代主义思想。他同样固执，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取他所代表阶级的完胜。

“我们所做的斗争不是只为眼前的利益，也不是只为我们个人的安危冷暖；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后代，为当下也为未来斗争。噢，人啊，要爱他们，不要再攻击他们，不要再遮天蔽日、颠倒黑白。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打败那个噬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活的吸血鬼，迫使它向我们摇尾乞怜，那么它将继续吞噬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将永远被困在原地，处境连狗都不如。”

毫无疑问，这两个角色会被人们遗忘，但人类代代惦记的仍是妥协和蝇头小利。除非大众都达到大卫·罗伯茨的境界，否则这将不可避免。这是不可避免的吧？做预言不是戏剧家的职责，但他们起到的道德感化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意识到，工人们将不得不采用他们尚不熟悉的生产方式，不得不放弃一切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中能够促使他们妥协的因素。他们将会认识到正是大卫·罗伯茨这样的人使世界彻底变革，是他们为把人们从“吸血鬼”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开辟道路，是他们使人们走向更加光明，更加自由的生活，是他们让人们对人类的价值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过去的数年间，没有任何主题像监禁与惩罚这个问题一样如此具有社会意义并受到广泛关注。

几乎所有的杂志都开辟了专栏来讨论这一重要主题。来自美国国内和海外聪明有才的作家们也纷纷著书，从历史、心理和社会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讨论。他们一致的观点是，我们目前的惩教机构和处理犯罪的方式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不足和徒劳。有人期望通过笔战对囚犯所犯下的社会罪行进行控诉，以此来促成某些根本性的变革。然而只有少数文人达到了这一目的，相对而言，监狱微不足道的改革根本毫无进展。但最终，这严重的社会过失在高尔斯华绥的《正义》这场戏的开场中得到戏剧性的解读。

戏剧的开场是在詹姆斯·豪律师事务所里。办公室的高级职员罗伯特·库克森发现他经手的一张九英镑的支票被伪造成了九十英镑。通过排查，嫌疑人锁定在了威廉·法尔德的身上。法尔德是办公室的初级职员，他爱上了一个被酒鬼丈夫残暴虐待的已婚女人。法尔德的老板是个严厉但善良的人，在他的施压下，法尔德坦白是他伪造了支票，伪造支票的目的是为了解救他的爱人露丝·哈尼威尔。他本来打算带她逃出她那残暴的丈夫的魔爪的。虽然年轻的沃尔特受到了现代理念的影响，为法尔德求情，但沃尔特的父亲是一个恪守道德规范和法律的人，最终，法尔德还是被移交给了警察局。

该戏的第二幕发生在在法庭上，展示了正义得以彰显的过程。这一幕在戏剧的强度上和感同身受的程度上都可堪比《复活》当中场面宏大的法庭情景。年轻的法尔德，一个23岁的年轻人，紧张甚至有些怯懦地站在被告席上。露丝，法尔德已婚的情人，满怀着爱与虔诚，异常急切地想要救这个因为感情才走到现今困境的年轻人。弗罗姆律师为法尔德辩护，他向陪审团作的陈述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哲学思想，并充满了人道的理解与同情。他不打算对法尔德篡改支票这个事实进行抗辩，尽管他为他的当事人辩解说那只是一时的失常行为。弗罗姆辩护的切入点是，法尔德的行为基于一种如同社会弊病一样深刻且全面的社会意识——“犯罪的理由通常隐藏在生活背景，潜伏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他向大家说明，法尔德面对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看着心爱的女人无法离婚而被残暴的丈夫折磨致死，要么违反法律。辩护律师请求陪审团不要把这位怯懦的年轻人定为罪犯，将他送进监狱，因为“司法无情，如果有人将它启动，它将会自行运转下去……难道这个年轻人要因为情急之下的行为被这台机器碾成粉碎吗？难道他要成为那阴暗的，不见天日的监狱中的一员吗？……我请求你们，先生们，不要毁掉这个年轻人。因为着短短四分钟商议的结果，将决定他会走向彻底的、不可挽回的毁灭……一旦决定对他起诉，正义这台机器转动的车轮将会碾过这个年轻人。”

但是司法的战车还是无情地向前驰骋着，因为——正如那位博闻强识的法官所云——“法律者，法律也，法律乃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庇佑众生，基石焉然，非此即彼。”

法尔德被判处三年监禁。

入狱不久，这位年轻而涉世尚浅的犯人就发现自己成了这可怕的“体系”的牺牲品。当局承认年轻的法尔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状态不佳”，但却没有采取丝毫措施：其他不少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牢房却不够用”。

第三幕第三场引人入胜的关键来自于于其沉默的力量。整场戏都是哑剧，地点是在法尔德的牢房。

“天快黑了，法尔德穿着长袜，一动不动地站着，头倚在门上，在听着什么。他向门又贴近了一点儿，穿着长袜的脚一点儿摩擦声都没有发出。他就在门口站着，费力地听着什么，听着外面发生的任何点滴的事情。突然，他直跳了起来——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似的——之后又恢复到纹丝不动的状态。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走到自己的活计那儿，站在那儿，垂着头看着那些活儿；他缝了一两针，身上透着一股十足悲凉的劲儿，以至于缝出的每一针都像是从这悲凉中走出一步似的。接着，他突然一个转身，就开始在牢房里踱着步，摇头晃脑的，如同一头困兽在笼子里来回走着一样。他再一次停在了门口，听着动静，双手十指展开，贴在门上，前额倚着门的铁楞。他从那儿走开后，又慢慢向窗户那边踱着，捂着脑袋，好像害怕它会爆炸一样，然后在窗子底下站着不动。因为他看不到窗外的景色，索性就不去看了，转而拾起一片锡箔，盯着看起来，就像里面有一个和很自己长得很像的同伴一样。天已经快完全黑了。突然，锡箔从他手中掉了，发出了一点声响——这唯一的声音打破了牢房里的沉静——法尔德站立着，双目紧盯着那堵墙，墙上挂着的白衬衫在黑暗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惨白——他似乎在盯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看。牢房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嗒嗒声和叮叮当当的声响；嵌在玻璃罩子里的灯突然被打开了，把整个牢房照得光亮无比。而法尔德则在喘着粗气。

“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声音，似乎是远处击打在沉重的金属上的沉闷声响，而这声音突然间听得真切了。法尔德向后退缩了一下，好像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声响似的。但这声响越来越大，好像有一辆很大的双轮推车向牢房这边过来。渐渐地，这个声音似乎对他产生了催眠作用。他开始向门那边一点一点地蜷缩。那铛铛的声响，从一间牢房传到另一件牢房，越来越近了；法尔德的手不断地动着，好像他的心被调动起来融入到这击打的节奏中了，而这声音在要进入这间牢房的一刻，突然增大了。法尔德突然举起了紧握的拳头。他剧烈地喘息着，把自己甩到了门上，用拳头敲击着门。”

最后，法尔德离开了监狱，他已经是个潦倒的假释犯，眉宇间透着一个绝望不堪的犯人的神态。多亏了露丝的请求，詹姆斯·豪律师事务所才同意让法尔德重新回到公司工作，但条件是他必须放弃露丝。直到那时，法尔德才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已经无情地被这财大气粗的摩洛克给夺走了。她“曾经试着通过做一些裙子等便宜的东西来养活自己……一星期我要死要活地工作还赚不到十先令，根本没法抵御风寒。每天几乎十二点过后，我才能上床休息……就是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我的老板正好——他正好出现了”。在这样心灵受摧残的时刻，警察正以法尔德没有向当局报告假释许可之名，要再把他抓回监狱。在警察们把他带回监狱的时候，年轻的法尔德已经完全被周围环境的变故，被残酷无情的现实击溃，他唯有通过比人类的司法更加公正的一死来找寻到内心的平静。

这出戏有多大影响，我们无法估量。或许，我们可以从戏中那些寻常却张力十足的情境中获得一些推论，即大英帝国的内政大臣在英格兰的监狱改造正是源于此剧。这的确是现代戏剧的一个鼓舞人心的标志。人们希望高尔斯华绥先生暴风骤雨般的的愤激在触及到公共情感和美国监狱状况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下去。无论如何，没有一出现代戏剧能够像这出戏一样，如此直接而有效地唤醒社会良知。

另一出现代戏，《家中的仆人》则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肯尼迪先生剧中主人公名叫罗伯特，是一位浑身脏兮兮的粗野醉汉，为体面的社会所鄙夷。罗伯特是个下水道清理工，也就是剧中真正的主人公；不，应该说是真正的且唯一的救星。正是因为这位自告奋勇到危险的下水道中区的罗伯特，大家才“有了光亮，呼吸着干净的空气”。毕竟，如果不是他做出牺牲的话，别人怎么会有光亮和干净的空气呢？

关于劳动是社会福利的救世主的想法，已经成为了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口中的呐喊之声了。然而，罗伯特口中简单的话语则更加发人深省地说出了劳动的重要性和它的重任。

美国依然还处在戏剧萌芽阶段。多数依照这条线索反映生活的尝试却都以失败告终了。然而，从智慧的大众对现代戏剧的态度中，我们尚能看到希望，即使这希望来自于异国他乡。

到目前为止，唯一真正属于美国的戏剧是尤金·沃尔特写的《最简单的方式》。

这出戏本来是要作为纽约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的缩影。如果这是该戏的初衷的话，那么它实在是不值一提了。真正让这部戏变得重要而意义非凡的是更深层的原因。首先，这部戏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让我们所有的人，甚至是比劳拉这个角色更加个性鲜明的人走上了一条最简单的道路——一条彻底泯灭了正直、真理和公正的道路。其次，无情而毫无感情的宿命论贯穿了劳拉爱情生活的始终。这个亮点让整部戏剧变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同时又让它对社会构成了最有力的控诉之一。

为迎合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标准，人们大费周章、趋之若鹜，这使得劳拉像其他的女孩一样，为了能有“一个家”而嫁给任何一个男人；或者它会让男人忍受毫无尊严的悲惨平庸的生活。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尊敬的习俗，那就是女性的宿命论。宿命论不可抵抗的力量可以概括为如下几句话：“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在男人的生活里连温顺的动物都不如吗？这是一场游戏，如果我们不好好参与其中，那我们就一无所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女性仅有一个护身符，那就是可用来交易的性。这是她们在生活这场唯一的王牌。”

这种盲目的宿命论把女人变成了寄生虫和附属品。为什么人们期盼劳拉能够坚韧、强大呢？她的道路不是在老早老早之前就被注定了吗。她除了顺着这条路走，别无他选。

还有一批其他剧目可以作为戏剧在传播激进思想方面日益增强的作用之例证。比如说，查尔斯·克莱因的《审讯》，麦迪尔·帕特森的《第四权》，艾达·克劳切尔斯的《一个男人的世界》——所有这些都表现了美国戏剧文学的觉醒，美国的戏剧文学开始引导人们发现我们这个社会机体的可怕疾病。

人们常说，条条大路路通罗马。借用一下这句话来描述当今的潮流，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向伟大的社会重建之路。工人阶级经济意识的觉醒，他们对自身劳动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对儿童自由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通过艺术、文学等表达的不安和骚动，所有这些都为一条“宽广大道”铺平了道路。最为重要的是，现代艺术通过戏剧家和翻译家的双重渠道，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心灵，而这正是孕育社会不满、涤荡可恶的无知、偏见以及迷信的最强大的力量。

[1] 知识分子。

[2] A revolutionist committing an 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指实施政治暴力行为的革命者。

[3] From a pamphlet issued by the Freedom Group of London，出自一本由伦敦自由组织发行的小册子。

[4] THE FREE HINDUSTAN，《印度独立运动》。

[5] THE CRIMINAL，Havelock Ellis.引自哈维洛克·艾利斯的《罪犯》

[6] THE CRIMINAL，Havelock Ellis.引自哈维洛克·艾利斯的《罪犯》

[7] THE CRIMINAL，Havelock Ellis.引自哈维洛克·艾利斯的《罪犯》

[8] MOTHER EARTH，1907.引自1907年版的《大地母亲》

[9] Black crows: The Catholic clergy.黑乌鸦指的是天主教神职人员。

[10] THE PSYCHOLOGY OF SEX. Havelock Ellis，哈维洛克·艾利斯《性心理学》。

[11] Dr. Sanger，THE HISTORY OF PROSTITUTION.引自桑格博士的《妓院历程》

[12] Havelock Ellis，SEX AND SOCIETY.哈维洛克·艾利斯的《欲望与社会》.

[13] Guyot，LA PROSTITUTION.引自哥由的《青楼》

[14] Banger，CRIMINALITE ET CONDITION ECONOMIQUE.引自邦尔的《产生犯罪的经济条件》

[15] SEX AND SOCIETY.，引自哈维洛克·艾利斯的《欲望与社会》

[16] EQUAL SUFFRAGE. Dr. Helen Sumner.引自海伦·萨姆娜博士《平等选举权》

[17] EQUAL SUFFRAGE. Dr. Helen Sumner.引自海伦·萨姆娜博士《平等选举权》

[18] Mr. Shackleton was a labor leader. It is therefore self-evident that he should introduce a bill excluding his own constituents. The English Parliament is full of such Judases.夏克顿先生是劳动领袖。因此，他应该引入包含自己观点的议案这点事不言而喻的。英国议会充满了像这样的犹大。

[19] EQUAL SUFFRAGE. Dr. Helen A. Sumner，引自海伦·萨姆娜博士《平等选举权》

{1} Osawatomie，美国地名，西经 94º57' 北纬 38º29'，约翰.布朗曾在堪萨斯参与奥萨瓦托米枪杀事件。

{2} John Brown，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在哈泊斯费里发动武装起义试图用暴力手段强制废除奴隶制度，失败后被逮捕杀害。

{3} Pierre Proudhon，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1809—1865)，法国互惠共生论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4} Mary Wollstonecraft，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作家、女权主义者，代表作《女权辩护》。

{5} Louise Michel，路易斯·米歇尔（1830－1905），法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

{6} Transcendental Idealism，康德先验唯心论，康德把我们的认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悟性认识阶段与理性认识阶段。这三个阶段逐渐递进。在感性阶段，人依其感官，获得感性直观；在悟性阶段，感性直观上升为表象；对表象的理性加工获得对事物的理性认识。

{7} Konigsberg，原为东普鲁士的首府，旧称“哥尼斯堡/柯尼斯堡”，后来成为俄国的加里宁格勒。

{8} Ibsen，亨利克·约翰·易卜生（1828－1906），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9} Shaw，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

{10} E.Marlitt，尤金妮·马丽特（1825 - 1887)，一个受欢迎的德国小说家。

{11} Queen Louise，路易丝·奥古斯特·威廉阿玛利亚(1776—1810)，是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妻子。在梯尔西特她会见了法国国王拿破仑一世，她为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的损失争取优惠条件的劝说失败。尽管这样，她依然受臣民爱戴，她与拿破仑的会面让她成为受人尊敬的“民族美德之魂”。在1920年代保守的德国女性成立了女王路易丝联盟，在纳粹的宣传中把它标榜为“德国完美的女性”。

{12} Napoleon Bu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即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13}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俄罗斯帝国皇帝，是俄罗斯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齐名的皇帝。

{14} Sophia Perovskaia，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1853—1881)，俄国人民意志社（一个俄国左翼恐怖组织）的一员。在她的帮助下，成功地策划了暗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活动。

{15} Zheliabov，Grinevitzky，Rissakov，Kibalchitch，Michailov都是参与了暗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左翼革命党人。

{16} Walhalla，瓦尔哈拉神殿是一座纪念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名人堂，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以东的多瑙河河畔。

{17} Jessie Helfman，原名Gesya Mirokhovna Gelfman，生卒不详，俄国革命者，人民意志社成员，也参与过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 Turgeniev，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19} Nekrassov，涅克拉索（1821 - 1877），俄国诗人。Tchernishevsky，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 - 1889），俄国革命家、作家，宣传进步思想。

{20} V NAROD，Narodnaya Volya的简称，人民意志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是一个俄国左翼恐怖组织，以其成功刺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知名。

{21} Castle Garden，位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炮台花园，1855年到1890年间，有超过800万移民从这里抵达美国。

{22} the Knights of Labor，当时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劳工组织。致力于提高工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并促进制定了共和主义的道德规范。

{23} Haymarket Riot ，秣市暴乱，始于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人，事态扩大，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由于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最终警察开枪导致屠杀发生，先后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国际劳动节就是由此而来。

{24} Voltairine de Cleyre，伏尔泰琳·克蕾（1866－1912），美国女性无政府主义者，深受戈尔德曼的敬重。

{25} Johanna Greie，1864年生于德累斯顿，致力于自由思想和社会民主运动，她放弃了在德国成为著名记者的机会，和丈夫来到美国后成为社会主义者报的作家和演说家。

{26} Johann Joseph Most（1846–1906），是研究德国、美国关系的政治家、报纸编辑和演说家。他广为人知的就是概念就是“宣传的行为”。

{27} Emerson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文学家。 Thoreau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有时也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 Walt Whitman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他的诗作展现了种族平等主义的观点，曾一度公开呼吁废除奴隶制度，但后视废奴主义运动为对民主的阻碍。

{28} Peter Kropotkin彼得·克鲁泡特金，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29} Elisee Reclus以利沙·雷克吕（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认为人类可改变居住地以适应自己的目的，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曾被两次流放。

{30} Alexander Berkman，亚历山大·柏克曼（1870－1936），二十世纪无政府主义活动的领军人物，生于俄国后移居美国，是爱玛·戈尔德曼的爱人。1891年柏克曼谋划暗杀亨利·克雷·弗里克，藉以作为行动宣传。但是弗里克从这次行动中幸存，而柏克曼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他将狱中的经历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狱中回忆》。

{31} Cleveland，美国俄亥俄州的首府

{32} ZNAMYA，旗帜，俄罗斯的月刊杂志，成立于1905年俄罗斯人民联盟的主要阵地。该报在在彼得堡发起，发起人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的名叫帕维尔的记者。最著名的出版物是1903年8月9月“锡安长老议定书”。

{33} Homestead Strike，the defeat of the Pinkertons，赫姆斯特德大罢工和平克顿私人侦探公司。1892年，卡内基钢铁公司属下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大约有五、六千人的公司在赫姆斯特德镇的一家工厂的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厂方非但不肯满足，还要降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合同谈不成，工人便酝酿罢工，并且在镇上设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平克顿公司的保镖将负责赶走捣乱的罢工者并担任工厂的保卫。平克顿的保镖先打死了两名工人，伤了十一名；罢工者回击，打死了两名保镖。到上午，又有四名工人命丧枪下，平克顿再死了一个人。到下午时分，平克顿的人顶不住了，于是向工人投降。当他们举着白旗经过的时候，工人及其家属愤怒地朝他们吐唾沫、扔石头。有几个保镖被拖出来痛打了一顿。在当地治安官的干预下，罢工工人才同意放走平克顿的人。这次罢工事件最后以失败告终。

{34} Frick，the Gessler of Pittsburg.有匹兹堡的盖斯勒之称的亨利·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 (1849 –1919)美国工业家、金融家，是弗里克工厂的发起人，也是卡内基钢铁公司的管理人。其鲁莽和缺德的经商方式，被美国人成为“全美最痛恨的CEO”。因赫姆斯特德钢厂罢工流血事件而臭名昭著。

{35} Moyamensing prison，美国费城在1835年建成的监狱。

{36} Mrs. Surratt，玛丽·伊丽莎白·詹金斯·苏拉特（1823 - 1865），是一位曾参与同谋刺杀林肯总统的美国公寓业主。被判死刑后绞死，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个被处死的女人。

{37} Bret Harte布雷特·哈特 （1836 – 1902）美国作家，曾报道过1860年的村庄大屠杀。 Mark Twain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著名作家。

{38} Fourier夏尔·傅立叶（1772 - 1837），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批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希望建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

{39} Lexow investigation，莱克索调查是迫于牧师帕卡哈斯的压力而展开的，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该活动以其负责人纽约州议员克莱恩斯·莱克索的名字而命名，旨在调查纽约市警察腐败问题。

{40} Maria Louise Baldwin ，玛利亚·路易斯(1856.9.13 –1922.9.1)是一位非裔美国教育家和公民领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41} the Vigilance Committee，旧金山警戒会，成立于1851年，是美国西部一个最成功的义务监察组织，对抗旧金山市出现的猖狂的犯罪和腐败问题。

{42} free silver，美国银币自由铸造活动，19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向农业商品经济转变，为提高农产品价格，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美国农场主由硬币主义转向通货膨胀主义，由自由放任主义转向政府干预主义。他们与急于寻求白银市场的银生产者一道发起自由铸银运动，反对单一金本位制，迫使国会先后通过了《白兰德—艾利森法》和《谢尔曼购银法》，致使混乱的货币体系濒临崩溃。为维护币值稳定和企业投资信心，克里夫兰政府废除《谢尔曼购银法》，进一步将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平民主义运动推向高潮，导致布赖恩民主党的崛起。布赖恩白银党在1896年大选中的失败，标志着自由银运动的衰落。

{43} the ALLGEMEINE KRANKENHAUS，维也纳总医院(AKH) 是奥地利维也纳的大学医学中心，也是当时奥利地乃至欧洲最大的医院。

{44} the Spanish-American war，美西战争是1898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是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45} Chauvinism，沙文主义，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

{46} Boer War，布尔战争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荷兰殖民者于17世纪来到南非。他们和葡萄牙、法国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19世纪晚期，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士自由国相继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和金矿。英国殖民者觊觎这些宝藏，于1899年8月与布尔人爆发战争。战争初期，英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在轻捷灵便的布尔人面前多次遭到失败，随着援军的抵达，英军逐渐掌握主动权。1902年，布尔人被迫投降，两个布尔共和国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虽然斯穆茨等领袖和英国人合作，但许多布尔人（现在称为南非白人）对英国人仍抱敌对态度。布尔战争同时也触动了贵族阶层，直到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贵族阶层才荡然无存。

{47} Nicholas Tchaikovsky，尼古拉斯.柴可夫斯基（1851-1926）俄国革命者。1868年在圣彼得堡大学期间参与了一个激进学生组织，之后被称为“大宣传社团”。这个组织鼓吹革命社会主义理想，这成为俄国1860-1870年中产阶级主导的民粹派社会意识运动。

{48} Montjuich，蒙特惠奇山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西南部的一座山丘，1842年，忠于马德里政府的驻军从此炮击城市，把它充当监狱，常常关押政治犯，直到佛朗哥时期。该城堡也是许多人被处决的地点。在西班牙内战的不同时期，国民党和共和党人都曾被在那里被对手处死。

{49} Mrs Warren's Profession 是萧伯纳在1893年写的戏剧，根据上下文可知，原文中的“BUSINESS”指的是“翻译”这件事，因为在之前，爱玛读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作品，再加上，爱玛说戏剧是最好的传播激进思想的工具，而萧伯纳的这部戏里面的华伦夫人是一位迷人的、有钱的、运营妓院的中年女商人，正好契合她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话题。

{50} Sing Sing，新新惩教所（Sing Sing Correctional Facility），是美国纽约州矫正与社区安全部所辖的最高设防监狱。新新惩教所位于威斯特彻斯特县奥西宁市哈德逊河岸。

{51} President McKinley，威廉·麦金莱（1834－1901），第25任美国总统。他领导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提高关税，保护美国工业，维持金本位制度，反对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开创了共和党连续执政三十多年的时代。

{52} Leon Czolgosz，里昂·弗兰克·乔戈什（1873 – 1901），刺杀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的凶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自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诸如爱玛·戈尔德曼与亚历山大·柏克曼的巨大影响。

{53} Michael Bakunin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出生在俄国贵族地主家庭。1849 年曾参加德意志革命，后被捕引渡回国。在被拘禁和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背叛了革命事业。1861 年逃往英国，1864 年加入第一国际。在此期间，他玩弄各种阴谋，企图分裂第一国际，篡夺国际领导权。他的这些伎俩，一再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戳穿。1872年的国海际牙代表大会上，他指使其党羽搞分裂活动，被大会开除出第一国际。1876年病死于瑞士。

{54} HIPPOLYTE HAVEL，希波吕忒.哈维尔(1871 - 1950)，捷克无政府主义者，是爱玛.戈尔德曼亲密战友。青年时期，他由于陷入奥匈帝国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而被囚禁，但最后成功逃到伦敦，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爱玛，之后她随爱玛去了美国。1900年9月，他陪同爱玛参加了伦法国巴黎“国际反议会制度大会”。同时，哈维尔也是多个无政府主义刊物的主编。

{55} STURM UND DRANG，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的文学运动，主要参与者大多是属于市民阶级的青年作家。“狂飙突进”一词来源于作家克林格的剧本名称《狂飙与突进》（1776）。该运动在政治上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但为德国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对古典文学、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学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6} Nietzsche,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

{57} UEBERMENSCH，“超人”哲学，尼采在探究传统价值全面崩溃的时代，人如何重新确立生活意义的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哲学思想。他所指的“超人”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超人是超越自身、超越弱者的人，；超人是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超人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超人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

{58} Max Stirner，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德国的哲学家、政治家，其著作影响着后来的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59} John Henry Mackay约翰·亨利·麦凯，（1864 -1933），出生于苏格兰，成长于德国，无政府主者、思想家及作家。

{60} Oscar Wiilder，奥斯卡·王尔德，英国文豪，19世纪最富盛名的剧作家。

{61} David Thoreau，亨利·戴维·梭罗，美国作家、哲学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和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的作者。

{62} Fabianism，费边主义，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思想体系和机会主义路线。1884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简称“费边主义（Fabianism）”。

{63} Blackstone 威廉·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 ）英国法学家、法官。生于伦敦的哲普赛德。曾在牛津大学潘布洛克学院学习。1746年从事律师事务。但不是很成功，1749年任法庭记录官，1750年获民法学博士学位。1751年任陪审员，他对英国的普通法极其感兴趣，1753年辞去律师工作，集中精力教学，1758年在牛津大学任教，成为英国大学教授英国法的第一人。其主要著作《英国法阐释》(1765～1769)系统地阐述了英国法，认为英国法可以与罗马法和欧洲大陆的民法相媲美。该书对英国和美国的法律界和法律研究影响深远，并被认为这是一本对现存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的貌似有理的辩护作品，其中一些观点，如不信国教就是犯罪的观点曾受到杰里米·边沁的猛烈攻击。

{64} Juda，犹大：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出卖耶稣后出于愧疚自缢身亡。

{65} Ferrer，费勒（1859-1909），西班牙教育家、自由思想家及无政府主义者。曾开办现代新式学校接纳中产阶级家庭子女，传播激进社会价值观。后因参与刺杀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夫妇被处死。

{66} Humphrey Wards ，汉弗瑞·沃兹（1851-1920），英国女作家，作品表达维多利亚时代追求宗教信仰及道德、反对伤风败俗行为的价值观，代表作《罗斯夫人的女儿》。 Clyde Fitches克莱德·费彻（1865~1909），美国剧作家，代表作《内森·赫尔》。

{67} Butler Yeats，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

{68} Michael Angelo，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师、画家及诗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69} 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人物，因帮助人类从奥林匹斯山上偷取火种触怒宙斯，作为惩罚他被束缚在一块巨石上，每天有巨鹰来啄食他的肝脏，而第二天肝脏会重新长出，承受着无休无止的折磨。

{70} Mirbeau，米尔博（1848-1917），法国小说家及剧作家，代表作《秘密花园》。

{71} Nazareth，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城市，福音书中称是耶稣基督的故乡，即圣母玛利亚的故居和报喜天使降临的地方。

{72} Huss，胡斯（1369-1415），捷克宗教思想家，宗教改革先驱，强调耶稣基督和圣经才是教徒的归依，批评圣职人员滥用职权聚敛财物，并因此被处以火刑而殉道。Calvin，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及神学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创始人。Luther，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其改革终止了中世纪罗马公教教会在欧洲的独一地位。

{73} John Balls，约翰·鲍尔斯（1338-1381），英国牧师，曾领导1381年农民起义。Wat Tylers，瓦特·泰勒斯（？-1381），英国人，同约翰·鲍尔斯共同领导农民起义。Tells，泰尔（1808-1884），罗马尼亚政治家，曾领导1848年的瓦拉几亚革命。

{74} Camille Desmoulins，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法国政治家，大革命期间，因撰写政治报刊及要求废黜国王被处死。

{75} Jericho，杰里科城，约旦河西岸城市，圣经旧约中的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攻陷的第一个城池。

{76} Bastille，巴士底狱，由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下令建造，18世纪末期成为控制巴黎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77} Jefferson，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第三任美国总统，美国独立战争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Patrick Henry，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美国政治家、演说家，自由主义者，曾发表著名演说《不自由，毋宁死》。Thomas Paine，托马斯·潘恩（1737-1809），美国思想家、革命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名也出自潘恩。

{78} Lloyd Garrison，罗伊德·加里森（1805-1879），美国记者及社会改革家，参与废除奴隶制度。Margaret Fuller，玛格丽特·福勒（1810-1850），美国记者及评论家，女权主义运动先驱。Theodore Parker，西奥多·帕克（1810-1860），美国超验主义者，参与教会改革及废奴运动。

{79} Bjornstjerne Bjornson，比约恩斯彻纳·马丁努斯·比昂松（1832-1910），挪威诗人、小说家，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80} Francois Coppee，弗朗索瓦·戈贝（1842-1908），法国小说家，着重描写普通人的朴素情感，被称为“平凡人的作家”。

{81} Vaillant，指奥古斯特·维兰特（1861-1894），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因1893年炸弹袭击法国议会被处死。

{82} Zola，埃米尔·弗朗西斯·左拉（1840-90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娜娜》、《萌芽》。

{83} M. Hamon，奥古斯汀·弗里德里希·哈蒙（1862-1945），法国作家及编辑，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

{84} Alvin F. Sanborn，阿尔文·弗朗西斯·桑伯恩（1866-1920），美国记者。

{85} the Mazzinians in Italy，意大利马志尼党，由意大利革命家及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朱塞佩·马志尼领导，为意大利统一做出重要贡献。the Fenians in Ireland，爱尔兰芬尼运动党，19世纪至20世纪初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手段带领爱尔兰赢得独立。

{86} Matabele massacres，马塔贝列人为居住在津巴布韦的祖鲁人，19世纪末期为反抗英殖民统治两度爆发解放战争。

{87} My country，'tis of thee，Sweet land of liberty.美国爱国歌曲，19世纪时期曾用作美国国歌。

{88} astral body，星光体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指由人身上投射出的一种意识能量团，能穿墙而过、穿越时空乃至星际旅行。

{89} Tonquin，东京，越南北部地区旧称。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非洲岛国，位于印度洋西岸。 Dahomey，达荷美，西非国家贝宁的旧称。三者过去均为法属殖民地。

{90} Diderot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Voltaire，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

{91} a pound of flesh，典故出自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其中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债，承诺若无法偿还则割下一磅肉抵债，而夏洛克企图借机杀死安东尼奥。

{92} Santa Caserio，桑特·格罗尼莫·卡塞里奥（1873-1894），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刺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马力·弗朗索瓦·萨迪·卡诺（即下令处死维兰特的卡诺总统）被处以死刑。

{93} Ada Negri，艾达·奈格丽(1870-1945)，意大利女诗人及作家。

{94} Montjuich，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西南部的蒙特惠奇山上，常用来关押政治犯，大批犯人在这里被处决。

{95} Castillo，安东尼奥·德尔·卡斯蒂罗（1828-1897），曾连任六届西班牙首相，发动美西战争，后遇刺身亡。

{96} Angiolillo，米开勒·安格奧里罗（1871-1897），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刺杀西班牙首相卡斯蒂罗被处决。

{97} Gaetano Bresci，盖塔诺·布雷西（1869-1901），美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抗议国王翁贝托一世下令屠杀因饥荒而游行的示威者对其实施刺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一般认为里昂·乔戈什的刺杀行为是受其影响。

{98} King Umberto，翁贝托一世（1844-1900），萨伏伊公爵和意大利国王，绰号“善人”。

{99} Madar Sol Dhingra，马达尔·索尔·丁格拉（1883-1909），印度自由革命战士。Sir Curzon Wyllie，威廉·哈特·柯曾·威利（1848-1909），英国人，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一名军官。丁格拉刺杀威利爵士的行为揭开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序幕。

{100} Blackwell’s island，1921年改名为福利岛（Welfare island），1973年改名为罗斯福岛。（译注）

{101} Leo Tolstoy，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及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

{102} Gustave Herve，古斯塔夫·赫尔夫（1871-1944），法国政治家，早年热心反军国主义、社会主义及和平主义，后成为狂热的狭隘民主主义者。

{103} Sergius，瑟吉尔斯（1871-1945），俄罗斯东正教主教，曾赴日本传教，日俄战争爆发后受到迫害。

{104} Diaz，胡塞·德·莫里（1830-1915），墨西哥总统，实行独裁统治，玩弄大选暗杀政敌。

{105} Frederic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欧洲“开明专制”君主代表人物，启蒙运动重要人物，支持发展文化艺术事业

{106}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讽刺作家、散文家及史学家，代表作有史学著作《法国大革命》及《腓特烈大帝》等。

{107} Butcher Weyler ，唐·瓦勒利亚诺·维勒·尼古拉（1838-1930），西班牙特内里费侯爵及卢比公爵，曾任菲律宾及古巴殖民地总督。

{108} Moloch，摩洛克，古老的闪族文化中的一位神明，信徒通常会烧死儿童为其献祭，因而被后世称为丑陋邪恶的魔鬼。

{109} Two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dollars! 1900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仅为480美元。

{110} Tommy Atkins，有时简称汤米，泛指一般英国士兵。

{111} Gen. Funston，弗里德里克·N·芬斯顿（1865-1917），美国陆军上将，曾参与美西战争及美菲战争。

{112} the Old World，指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世界。

{113} the Commune，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发动巴黎公社运动，于1871年3月28日至5月28日短暂统治巴黎后失败。

{114} Riffs，里夫人。摩洛哥东北部的柏柏尔部落，生活在里夫(阿拉伯语意为“耕区边沿”)山区。里夫人都是穆斯林。他们的物质文明以耕种、放牧，及大网围捕沙丁鱼为基础。里夫人经常在法国和西班牙军队中服役，有尚武民族的声誉。（译注）

{115} Hippolyte Taine，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1828.4.21－1893.3.5），法国评论家与史学家。著有文学史及文学批评《拉封丹及其寓言》（1854）、《英国文学史》（1864-69），《评论集》等，在哲学方面有《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研究》（1857），《论智力》（1870）等。

{116} Havelock Ellis，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1859 -1939），是一位英国医生、性心理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的父亲是爱德华·佩平·艾利斯，母亲是苏珊娜·玛丽·惠特利，出生在伦敦南面的小城克罗伊登。

{117} Mylitta，丰饶和生育女神。

{118} Aphrodit，爱与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119} Scab，罢工破坏者，指破坏罢工的人，即在工人罢工期间选择继续上班的人，这样的人由于不坚持维护自身权利通常得不到好的待遇，甚至工厂还会趁机压低工资，还会受到工人鄙视，里外不讨好。

{120} New England，新英格兰六州——缅因，新汉普郡，弗蒙特，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奈狄格。

{121} Scarlet Letter，《红字》，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850年。

{122} Gretchen：格雷琴。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与浮士德相爱，为防止母亲对她与浮士德爱情的干涉，下药毒死了母亲。

{123} Gerry Society：格里协会。又名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于1875年由Elbridge T. Gerry，Henry Bergh，John D. Wright等人发起成立。

{124} Kate Millett ，凯特·米利特，激进女性主义代表。1970年在其代表作《性的政治》中分析了性别角色和父权制的关系。这是第一本批判西方社会和文学中父权制的著作。她认为，美国社会仍然是父权制的社会。进而她指出，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尤其像美国这样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妇女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这主要是性别角色造成的，而性别角色的观念、规范体系正式父权制统治的基础。

{125} Man With the Hoe，《荷锄人》，美国诗人埃德温·查尔斯·马卡姆（1852-1940）的诗歌。

{126} 骑士精神和道德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文化精神，它是以个人身份的优越感为基础的道德与人格精神，但它也积淀着西欧民族远古尚武精神的某些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