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的三演讲

第一讲

同志们，自从1789～1793年的大革命以来，欧洲各国所继续发生的大事，没有一种有如今日以巴黎为舞台的那种壮剧的那么伟大与重要。

我们号称“近代的”世界或中产阶级文明的世界是由两种历史的事实，两种深可纪念的革命所构成。第一种名为宗教改革，于十六世纪之初破坏了封建制度的根基——教会的无上权，我们都知道封建领主的独立的几乎绝对的权力是建筑在教会上受教会祝福，得教会保护的。他们当时权力之大乎与一般国王等，或且超而过之他们要人相信他们的权力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恩宠，现在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教会的无上权既被破坏了，他们的末日也就肇端与此了。在宗教革命之前的二世纪中，欧洲的中产阶级皆不断地缓和地在预备着他们自己自己的解放，地方自由的连续的扩展，同时为共必然的结果与情景的工商业也继之而发达，待宗教改革那颗爆裂弹一爆发，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新的活力。

以后从这种革命中跃出了一种新的权力，可不是有产阶级的，却是国家的。因为有产阶级在此时还没有到飞黄腾达的时期，而英国君主的立宪的贵族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的君主的独裁的，贵族的，军阀的，官僚的国家就是这种新的权力的代表，另外还有瑞士与荷兰的两个小共和国不记在内。

我们请将这两个共和国放在一边，专门来考察各君主国罢。宗教改革后，各国的阶级关系与社会及政治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

俗话说得好：“擒贼先擒王。”那么我们就从为当时权力主宰的教士着手罢，我之所谓教士不但指旧的教士言，而一切以神的祭祀为生活，整批或零碎地向我们做“上帝生意”的新教士也在此例。至于使他们彼此分离的神学上的差异，既然是那么微细而无稽，我们于此不必白费功夫。

宗教改革以前，教会与教士及其为首的教皇是地上真正的领主。就教会的教义说，世界各地有时间性的权力[1]，最有势力的君主，国王或皇帝，若不得教会的承认允许，他们是不能行使其统治权的。人们都知道，中古后期二世纪是冠冕的国王与无上的教皇，万能的国家与万能以上的教会作剧烈的争斗，前者愈战愈兴奋，后者愈战愈退却。最后宗教改革运动宣告了国家的独立权，于此种争斗期以终止。教会承认君主的权利是从上帝直接所赋予，与教皇或任何教士没有关系，于是君主因此有此种完全“神的”来历，就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至尊至贵的统治者了。君主的暴政根基就这样的筑于教会的废墟之上，因此教会自主妇退而成为国家侍婢，成为寡头君主手中的统治之工具。

君主被认为教会之首，不但在新教的国家，如英吉利等国是如此，就是在旧教的国家，如西班牙等也不在例外。罗马教会的威权受到宗教改革的可怕打击后，没有外助再也不能单独维持下去了。于是想保持它的生命，非得求助于各国有时间性的君主不可。但是，人们都知道君主不是好惹的，他们的援助无时不想得报酬。他们，除开他们的权力与他们的财政——二者通常相依为命——的崇拜外，别无所谓宗教。所以想要买得他们的一臂之助，教会只有对他们表明此后一定能够并愿意替他们效劳。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往往搧动平民反抗君主。宗教改革以后，它就成为各地——瑞士也在内——君主的联盟者，助政府反抗平民，成为国家人物或统治阶级手中的黑警卫，它所负责的使命是教民众要安分守己、忍耐，无论如何都要服从君主并要求民众拒绝地上的财产与享乐，理由是说平民应地上一切好处让给地上的幸福者，使来世可以得到天堂的宝库。你们都知道的，就在今日，一切的基督教会，无论是新的或旧的，仍在继续不断地宣传这种教义。所幸它的听众渐渐地减少了下去。我们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它因缺少信徒，换言之缺少被欺骗的呆子而不得不关闭它的传道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宗教改革以后的贵族与封建阶级中所发生的变化罢。封建阶级虽然经历了此次暴风烈雨，但仍为土地的特权几乎唯一的领有者，可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的独立权。在宗教改革以前他们与教会是一样的，都是国家的敌人，或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经过了此次革命，他们也与教会一样，成为了国家侍婢，且是宠幸的侍婢。国家一切军事与民事的重要职务皆操与他们之手。欧洲无论大小君主的宫廷皆为他们所充塞。昔时那么倨傲，那么独立的，最大的封建领主，现在都成为国王的，有头衔的侍从。他们虽然丧失了他们倨傲与独立，可是他们的傲气却依然保守着，不但保守着，而且有增无已，所以可以说傲气是一般当奴隶的人的特具之病。他们在国君之前，虽然是奴颜奴膝卑鄙到十二分，可是对于中产者与平民却更加目空一切，更残暴傲慢，却仍无稍改他们此时劫掠敲诈虽不用神权或他们本有的名义了，可是在国家的利益，与君主神圣的托词下，却依然以人民为鬣狗。

贵族的此种性质与特别的情景今日几乎完全保存于德国，德国真是一种奇异的国家啊！梦想最美最高尚的事物，好像它是特具之才，可是结果只是最丑最卑鄙的实行。不信，看最后的一次战争之无耻残暴与野蛮的行为[2]，可怕的，残暴的日耳曼帝国之构成，诚为欧洲各国自由的一大恫吓，以那个宪兵式的同时是嗜血好战的皇帝的暴政，佐以流氓式贵族的愚蠢与野蛮，统治着日耳曼，无异于全人类以可怕的挑衅哩。

中产阶级因有宗教改革，完全从独立的，个人的强盗，或劫贼式的封建领主的劫掠与暴政中解放出来，然而不久他们又觉得重陷与新的暴政与劫掠中，封建领主改变了面目，不似以前那么杀人越货，但是成为国家的忠仆或国家合法的强盗与劫贼，以国家的经常税的名义吸吮人民的脂膏。这种由无秩序乱来的封建劫掠变为比较有秩序合法劫掠的国家劫掠，起初似乎颇得中产阶级的欢心。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食则味来”，开始是能轻微易纳的国家赋税，以后就一年一年的高涨起来了，虽然没有涨到我们今日那些君主国中那么可怕的程度，然而在当时已经足以使人们日夜不安了。为什么赋税涨得那么厉害呢？

一，因为战争需要钱，自从宗教改革直至1789年革命的长时期中，已成独断的君主，几乎年年以国际均势的名义在从事战事，二，因为维持常备军需要钱，常备军成为此后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三，因为君主的宫廷中需要钱，君主之下集合着无数有头衔树雉鸡毛的侍从者，人人要他们的主人给予恩宠，于是宫廷的生活皆趋向于穷奢极侈，流氓似的贵族挥金如土，哪里晓得钱得来源，四，因为国家的各机关，如军事的最高机关、行政公署、警察等等，无一不需要钱，于是国家的费用浩大，非得借助于赋税不可。负缴纳赋税之责的第一当然是平民，其次就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直至法兰西大革命，差不多于平民处于同一地位，生来就为供给国王与其不知数的臣妾之费用，另外宗教改革虽然予中产阶级比较安全，但他们的自由却又加倍的损失。宗教改革以前，国王要反抗教会与封建领主，常与中产阶级为同盟，借其金钱维持争斗，而中产阶级也乐得趁机享受些独立与自由。自从教会与封建领主要服从国家之后，一般国王因用不着中产阶级了，于是就渐渐地剥削他们以前所获得的一切自由。

宗教改革后，中产阶级的情况既然如此，那么一般的民众，乡下的平民与城市的工人的情况如何，我们可不言而喻了。欧洲中部如德国、荷兰以及瑞士的一部分于十六世纪之初，正当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声呼出了“与宫室战，与茅舍和”的口号，做过自谋解放的伟大运动。人们都知道此种是为中产阶级所卖，继为中产阶级宗教改革家首领路德与梅兰雪东（Mèlanchthon）所诅咒的运动，终于沉没于数万暴动的农民的血河中。此后农民更为奴隶的枷锁所缚，非但在权利上是奴隶，在事实上也是奴隶，终身为地主的牛马，法国直至1793年的革命，普鲁士直至1870年，而德意志各部分直至1848年方才获得解放。就在今日，德国北部还有些地方，最著者如梅克伦堡（Mcklenbung）农奴制还照样存在着，反倒不及俄国已经被废除了。

另一方面，城市的无产阶级也不怎么样，不比农民自由。他们中自分两类，一类是入了“同业公会”的工人，另一类是毫无组织的无产者。第一类受同业工头与雇主的各类章程的压迫，无论在行动或生产上都处处不自由被束缚，第二类更不用说，一切权力既被剥夺，自然是受一切人的压迫与垄断了。而赋税的最大部分，与任何时代一样，也必然是民众负担的。

无产群众之所以有这种普遍的破产与被压迫及中产阶级有一部分的破产被压迫，为的只是君主的、贵族的、官僚的、军阀的国家之伟大强盛与光荣，在国家在众人的崇拜中，替代了教会的地位，国家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制度了。于是有所谓国家道德，与个人道德完全不同或相反，其而统御着社会。在未被宗教教条腐化的个人道德中，有一种多少为人类社会所了解，所承认，实行过的根基，此种根基非他，即人道与人格及一切人的自由权利的遵从。遵从一切人，这就是各人的义务，爱一切人并鼓励一切人，这就是美德的，反之强奸一切人的权利与自由，这就是罪恶的。但是国家的道德与此种“人的”道德相反，国家对于它的一切臣民，自认为最高的目的。以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方法，背反一切人道的法则与人类的利益，为它的强盛与伟大而效劳，这就是它的所谓美德。因为一切助长国家的强盛与扩展的，就是善的，反之，在人类的观点上无论如何高尚的有道德的行为，是恶的。一般国家的忠仆，如外交大臣、内阁阁员等之所以为什么要常用罪恶、欺骗等无耻与不道德的行为去报效国家。为国家进行卑鄙龌龊的工作，乃是可歌可颂扬名后世的善行。那就是国家的道德，完全是与人的道德背道而驰的。

就照国家本身的观念来说，也含有不可掩饰的矛盾。天下一家的国家永不会实现的，所谓国家是有一定的地域与人民，其范围皆由限制。无限的人类皆留于各个国家的范围之外，全人类即被分为或大或小或不大不小的无数国家，每个国家无论怎样小的，皆宣告并自认为是全人类的代表，或是某种至高无上的东西。于是凡是在它的范围之外的各国及其人民与人民的财产皆被视为毫无权利与存在的理由。故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与强力向别的国家攻击，侵占，戕杀抢劫，即为各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所谓国际公法是永远不会成立的[3]，之所以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因为在国家的观点上说，凡是自己国家之外的，一概没有权利。只要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宣战，其国的人们对于敌国的人民什么罪恶的行为都在允可之列，都在奖励之列：屠杀啦，强奸啦，盗窃啦，破坏啦，放火啦，抢劫啦，这种都可以得到基督教的上帝祝福。最可笑的是，交战各国没有一个不以为上帝是站在自己这一边，——这样一来，真要把我们这巧妙的可怜的上帝给难住了，毕竟站在哪一边为是呢！而各国就以这样可怜的上帝之名义，继续不断地在地上作最残酷的罪恶行为。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做这可怜的上帝之敌人，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神的妄想与幻影是祸害人类的最重要恶根之一。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又要做国家，一切国家最激烈的大敌。是因为只要有国家就将没有人类，只要有国家，战争的可怕罪恶，与破产之相连的，人民的贫困就会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永远不灭。

只要有国家，一般民众——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即将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因为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幸福与财富工作，是为国家的强盛与而空劳，而卖力的。然而国家到底是什么？人们说，国家是众人自由权利、财产实益的实行与表现。但是说这些话的人与说的人与那些说可怜的上帝是众人保护者的人一样的，是欺骗我们。自从有了神这种幻象在人类脑筋中盘旋之后，上帝，一切上帝，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时常站在富者于强者一边，反抗无知贫困的民众。强者与富者最可憎的特权与最无耻的压迫与垄断，皆为他的代表，即教士所祝福。

一样的，国家也只不过是祸害大多数人而恩宠少数特权者的一切垄断的保镖罢了。它利用众人集合之力去保证几个人的特权、旺盛与幸福，而不顾一切人的人权。国家好比打铁店，少数人尽了铁锤的职务而多数人则成为被击打的铁砧。中产阶级直至法兰西大革命时，自由程度虽然比一般平民高一点，也为铁砧的一部分，故他们当时也是革命的。

是的，他们当时也是革命的。他们当时胆敢反抗神与人的一切强权，使人们怀疑上帝、国王与教皇这三大头，他们何等有魄力。他们尤其憎恨贵族，因为贵族占据国家中他们所急切欲取而代之的位置。但是，我不愿以私意度人，以致成为不公道者，我绝对不会说他们反抗神与人的暴政那种豪壮的举动是出诸私利的思想，由私利的思想所引导的。事物的力量或好说，他们的特殊组织的本质就要他们不以为然地去夺取政权。然而，当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与他们所垄断的工人阶级中间所隔阂的鸿沟时候，当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觉悟到此种意识的时候，中产阶级以他们高尚的精神与伟大的气概，努力与教会和国家斗争的，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为一切人的解放而工作的。

自宗教改革至法兰西大革命这两世纪是中产阶级的英雄时代。他们因有财富与知识就渐渐地强大起来，终于大胆地攻击为国家教会所尊崇的一切制度。他们起初以文学与哲学的批评，推翻一切，然后再以公开的反抗，颠覆了一切旧的根基。1789年与1793年的革命是他们做成功的。虽然他们没有民众的力量无能为力，可是也要他们有组织此种力量，领导此种力量去反抗教会、王政与贵族的才能。当时只有他们有思想，民众所实行的一切运动都是他们创意的。中产阶级有自信力，他们知道有民众在他们背后与他们一道，他们就察觉到自己强而有力，可与敌人争斗了。

假如我们将十八世纪从中产阶级中出来的思想与行动的真正伟大的巨人，与今日我们所眼见的代表此种阶级而最享盛名的狂大的矮子一比，我们就会相信他们已至衰败之期，不久就要灭亡了。在十八世纪，他们是聪明的，勇敢的，英雄的，时至今日，他们已经露出怯弱、卑鄙与愚蠢的丑态了。那时他们满腔自信力，什么都敢，什么都能够做，今日他们已被怀疑入侵，因他们的不义之行，他们的意志力也渐渐地灰败了，他们的情景也一天一天的堕落了，他们此时只能将一副最可耻、无能的画图呈现于我们面前。

法国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很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的的真确，中产阶级不能解救法国的真相已完全显露出来了。他们宁可欢迎普鲁士人的的入寇而不愿借用唯一能救法国的平民大革命，他们从他们的虚弱的手中丢下人类进步世界解放的旗帜，巴黎的无产阶级今日已经向我们证明此后只有劳动者才能举起这面大旗。

这点我下次再来加以说明。

第二讲

亲爱的同志们，上次我对你们说过，有两种历史的大事件构成了中产阶级的权力，第一种即是十六世纪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革命，第二种即是十八世纪的政治大革命。我又会说过，这后者的革命不错，是由平民之力所完成的，而领导与创造之力却不可不归中产阶级。现在我要向你们证明，得此种革命之益的，也就只有中产阶级。

然而此种革命起初像煞是很广大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不是包括着人类，于现在即将来所祈求所想实现的一切吗？试问革命后，有一点实现吗？只不过供野心家利用去了罢。开始好像很广大的革命，结果，怎么会那样不幸地，仅为一阶级的狭窄与特殊的解放，而至千百万劳动者于绝境，使其今日受这阶级不公道与无理的财富的蹂躏呢？

唉！这是因为此种革命只是一种政治的革命呀！它虽然大胆地将一切政治的暴政与藩篱推翻了，但是它对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切政治与社会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过去与现在宗教的愚行的最悠久根源，依然丝毫无损地让其存在，甚至宣告其神圣不可侵犯者。它会宣告个人与全体皆有自由，或好一点，个人与全体皆有自由之权。可是，它没有实实在在地给予人们以实行这种自由的方法，只是让地主、资本家与人们坐享其利而已。

“贫困，这就是奴隶制咧！”

看呐，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们，这句可怕的话，是由我们的朋友克莱蒙（Clément）[4]以他同情的声调，从经验与心坎中喊出来，并时常复述的，而我却有幸从几天前与你们相处之后才听见哩。

是的，贫困就是奴隶制，这就是必须拍卖你的劳动与身体给资本家，使资本家赐你以生存的方法，使你不至于因饥饿而死。只有甘心听中产阶级的先生们说诳语，并有中产阶级倾向的人才敢说劳动群众的政治自由咧！压迫劳动于资本的专断之下，以饥饿强逼劳动者服从资本家的意志呵！这是多么巧妙的自由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是从很长很苦的经验上，认识劳动之贫苦的人，所以你们一定用不着我来向你们说明：只要有劳动留在一边，资本留在另一边的情景存在，劳动总是资本的奴隶，劳动者总是中产阶级先生的苦役，他们嘲弄地予以政治的一切权利及自由的外表，而真正的自由却仍留为己有。

所谓自由权，若没有实现的方法，则只是一种幻像罢了。我们是太爱自由了，是不是？我们决不以幻象为满足，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自由。但是自由的积极条件与现实的基础是由什么东西形成的呢？这就是个人的体、智、德三能的完全发展与尽量的享受。故使个人皆有一切生存所需的物质方法为第一，其次就是学习与教育。想活动不能活动的人，被贫困钳制的人每日迫于饥寒，眼见他所爱的一切人苦痛而不能予以援助的人，不是一个自由的人，而是一个奴隶，假如他行起参政权来，——你们可以无疑地确信——无论如何，结果总是反对自己，为其主人与垄断者谋福利的。

自由的消极条件是这样的，谁都不服从谁，各个人类的行为皆由个人的自我意志与信心来决定的，别人绝无干涉之权，然后才可谓真正的自由。至于因饥饿而以最低的代价，卖其劳动与身体给资本家的人，因自己的粗野与无知，而仰聪明的垄断者之鼻息的人，将必然而且永远是一个牛马不如的奴隶。

于此尤其需要加以申述，就是各个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实，而是一种集体的事物与产物。若没有全人类社会的协助，谁也不能自由。一般个人主义者或我们与一切工人大会中所受攻击的同床异梦的“伪朋友”，与那些中产阶级的道德学家与政治学家一个鼻孔出气。，说什么个人离了社会也能自由，因为——他们说——社会就是由生来就自由的人的自由契约所构成的。

此种理由由卢骚创始，卢骚正是过去一世纪中最险恶的著作家，使中产阶级革命党最受感应的诡辩者，他的学理无论对自然或历史，都是无知的表现。我们并不是在“过去”或“现在”寻觅群众的自由，我们要在将来，最近的将来：我们自己以思想，意志及两臂的毅力，去创造起来。我们背后从未有过自由的契约，我们背后只有野蛮与愚蠢，不公道和暴力，——就在今日，你们也知道这号称自由的契约，只是吞噬我们，压迫我们的，少数人借以迫害我们，使我们受饥饿与奴隶之苦的保证书罢了。

并且，自由契约在学理上在自然界的观点上说，也是错了的。人类并不是有意创造社会，他们是无心地产生出来的，他们是极好的社会的动物。人之所以为人，换言之人之所以能想，能爱，能欲，皆赖于有社会。你们试将赋有极大天赋的人从幼小的时期。置于人类社会之外或沙漠之中罢。他十之八九是可怜地死去，既不然也将与猿猴无异，不能言语于思想，因为言语与思想是离不开的，没有言语，谁都不能思想。或者说，就是使你一个人独于另一个人留在这里你想要什么东西必然要用到言语，你脑中或者能有代替事物的想象，但是你要思想就非要用到言语不可，因为只有言语能确定思想予以想象与本能，以思想的性质。思想并不先于言语，言语也并不先于思想，这种人类头脑的同一行为的两种方式是同时产生的，所以没有言语就绝无思想。但是言语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与别的许多人往来、会谈的的工具。动物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的，换言之成为有思想的人——就必须有这言语，就在这言语的奇妙中。所以，他的个性，所谓人的个性及自由都是群体的产物。

人之所以能战胜自然界残暴的压力，就是因为赖有群体的工作，因为个人的工作无能的，空劳无功的，永远战不胜自然界的。人类生产的工作，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工作于我们的一切文明都是一种社会与群体工作的表现，不过这些东西自古迄今，皆被少数人以不公道的方法，不顾多数人的死活给强占罢了。即如今发展人类才能的教育这种中产阶级的先生们引以为傲，拼命不使民众的教育也是全社会的产物呢。民众的劳动与思想的本能创造了教育，可是时至今日却只有利于中产阶级各个人。所以，这又是没有权力，使生产品为其专利的少数人垄断群体工作之一种表现。

人类中一切人的东西，——尤其是高出一切的自由，是社会与群体的产物，在绝对孤立能自由的话，只是一般神学家与形而上学者荒缪绝伦的无稽之谈，他们欲以他们的幻象，他们的上帝替代人类的社会。他们说各个人在上帝之前，在绝对空虚之前，是自由的。而此种自由不用说是空虚的自由或自由之空虚——奴隶制遍实行了。上帝，人们所虚构的上帝即是历史上一切压迫者的道德——其实并不道德——的原因。

至于我们，我们既不愿意幻想，也不愿意空虚，我们愿意活泼的，人的现实，我们承认人只能在别的许多人中能觉得自由，能知道自由，总言之，是能实行自由。我想要自由，我就需要别的许多自由的人围绕着我承认我如此。当我的人格在围绕着我的一切人的同样自由的意识中，如在镜中一样的明晰地反应出来，我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我能得一切人的承认，我的自由才可称得上是真实的。众人的自由，非但不是我的自由之限制，——如一般个人个人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反之亦然，这是我的自由之肯定，实现与无限的扩展。愿意一切人都有人的品格与自由，看见并察觉到我的自由，得到一切人一致的肯定承认，与无限量的扩展，看哪，这就是无上的幸福，地上的天堂。

但是此种自由只有籍平等才有可能，如果地上有一个比我更自由的人，则我不得不做他的奴隶，否则，如果我比他更自由，则他也必然做了我的奴隶。所以平等是自由的必须条件。

1793年中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很懂得逻辑的必须。你看他们革命的方式，“自由、平等、博爱”中以平等二字列为第二项，就可见他们的用意了。但是什么平等呢？法律平等，参政权平等，公民平等，却不是人的平等，因为国家不认得了，它只认得公民。依国家说，人之存在要看他是否能实行使其参政权。一个被强制的劳动饥饿与贫困压迫的人，一个在社会上被欺侮，在经济上被垄断被剥夺，终日沉于忧云苦海中的人在国家看来是不存在的，国家不晓他的苦痛，国家不晓他社会的和经济的奴隶制，而真实的奴隶情况即隐藏于欺骗的政治自由的外表之内向。所以这只是政治的平等，并不是社会的平等。

我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大家在经验上，都知道此种并非以经济、社会的平等为基础的政治平等是如何欺骗人们哩。例如在一个比较宽大的民主国家中，凡人到成年时期，若没有犯过罪，都有权利，甚且人们说——都有义务去行使参政权，并担负他同国人所托付的一切义务。就是平民中最贫穷，最无知的人也能，而且也应该行使这一切的权利与担负这一切的义务，如此说来，人们还能想出一种更广大的平等么？是的，在法律说他应有此种权利与义务，但按其实际却又不可能的。在此种权利对于民众队伍中的人都是空的，可有可无的，要想他们在事实上行使起来，除非将社会的经济基础根本改造过，——直接点说非得实行社会革命不可。否则，这些假仁假义的参政权对于平民而言只是一种虚构的幻象而已。

我们不愿见这一切宗教或政治的幻象了，平民也不再以妄想与寓言为食品了，因为这种食品没有滋养的质料。今日他们要求的是现实，于是，我们请看他们行使参政权所获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吧！

要相当地担负职务，尤其是国家的最高职务，人们就必须有的教育程度。但是平民却绝对没有此种程度，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不是，这是现存制度本身的缺陷。一切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最大任务就是尽量地普及教育，使平民个个皆有知识。但是世间有一个国家做过这种工作吗？我们姑且将钳制教育，有意散步基督教之毒于群众，与实行其愚民政策的君主国撇开，拿共和的，民主的国家，如北美合众国与瑞士来说罢。不错，这两个国家在平民教育上说，若与别的国家比较起来，确有特出之处，我们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达到他们预定的目的了么？他们善意地向前努力是否落空了呢？他们能否毫无区别地，给予一切生于其中间的儿童同样的教育呢？不，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高等教育为中产阶级儿童的专利品，而平民的子女却只有初等教育，即中等的亦很少有享受的机会。为什么会有此种差别呢？很简单，理由就是平民——城市与乡下的劳动者，没有办法维持他们子女求学时衣食住行。要想求得一种科学的知识，求学的时期就必须延展至二十一岁，甚至二十五岁。我问你们，什么工人能这样久地维持他们子女的生活呢？这种牺牲是出于他们能力之外的，他们即无资本，又无财产，他们每天只有微薄的工资，来养活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这已经是十分勉强的了。

我亲爱的同志们，我还须对你们说，你们是山间的劳动者，你们的职业还没有被资本家的生产制——换言之，被大资本的垄断所吞并去，你们比较上，还是十分幸福的么？[5]你们在工厂里做工人数极少，甚且，往往你们自己家里，即几百人合于一处的大工厂里的人们也没有你们那样多地收入。你们的工作是聪明的，艺术的，又非厌人愚人的机械工作。你们的技巧，你们的聪明才智皆可应用于你们的劳动上，那些一成不变的工作哪可比你们的有趣味呢？此外，你们的闲暇时间比较多，又有相当的自由，所以你们比较任何劳动者都要自由、幸福都有知识咧。

在那些广大的以大资本建造，由大资本指挥与垄断的工厂中，人已经失了作用，重要的任务皆以机器为主宰了，于是工人就必然地成为可怜的奴隶，可怜到那样的程度，往往他们要为几个铜子的获得而送其不满八岁的孩子到工厂去，每天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的苦工。他们并非因贪婪而糟蹋他们的子女，其实是出于不得已啊！不然就不能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看呐，这就是那些共和国所能给予他们的教育。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从经验上都很清楚的知道，只要平民不是为自己而为财产与资本的领有者的财富而工作时，他们的子女所能受到的教育将永远不可限量地低于中产阶级的子弟，对这点，我想，再也不容我来饶舌了。

所以你们看，极大的可悲恨的社会之不平等就在国家组织的基础上：现在的人类一边是必然无知的群众，另一边是特权的少数者，后者即不很聪明，至少也比前者有知识。这样的结论是很容易得到的。有知识的少数者将永远地统治着无知的群众。

这不止是各个人的自然的不平等问题，自然的不平等我们也当然的承认的。某人的身体可能比其他个人有更健壮的组织，某个人生来就有智的才能，而其意志比其他人强，这都是可能的事。但是我却要补充一句话说这些差别并不如人们所常说的那么大。即就自然的观点而言，凡是人，大概都是平等的，长处或短处，各个人都是相似的。与此种自然平等的法则相抵触的只有两种例外：这就是天才者与笨伯。但是，例外不可作为通则，普通，我们可以说，凡人都是差不多的，至于现社会中各个人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其原因在于教育或环境的可怕的不平等中，这与自然没有关系。

儿童生在穷人家里，生在籍每日都辛苦劳动而苟活的劳动者家里，即生来就有天大的才能，也将沦为无知者，非但不能发展他的才能，甚且因为贫困所戕害：他长大起来势必做一个普通的工人，成为中产阶级中比他愚蠢的人们的奴隶与生活的供养者。至于中产阶级或富豪的子弟就大不相同，他生来无论如何愚蠢，总有享受教育的机会，他的贫弱得可怜的才华也有发展的可能：他长大起来势必做一个劳动者的垄断者，奴隶的主人，工厂的业主，立法者，统治者，——一个“先生”，即使他再愚蠢，他也将替平民或反对平民制出法律来，行使其统治的职权。

有人或者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平民可以选善人为其代表。但是他们怎样去认识善人呢？他们既无相当的学识用于区别别人的善恶，又无空闲时间去请那些要他们选举的人们，他们去哪里找善人呢？他们的生活与要他们选举的人的生活相隔不啻天壤，虽然在选举的时期他们大受欢迎，被称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但选举一过，鬼也不理他们了。并且生活于特权阶级的人，无论他们在本阶级的家庭或社会中是如何善良的人，对于平民总是残酷的，因为他们要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势必要保存那些构成社会地位的特权，而使平民永沦于奴隶制中，终生为其牛马。

然而平民为什么不选自己的人，本阶级的人到立法会议与政府中去呢？——第一，因为平民中间的，人要靠两手维生，没有功夫去从事政治，又因为知识浅薄不懂今人所研究的政治与经济各种高深的问题，于是只好受中产阶级的律师与政客欺骗了。次之，因为有些时候，即平民出身的人若一进入政府的范围，就会变成中产阶级的忠仆与中产阶级同一鼻孔出气，甚且更残酷，更可恶于出身自中产阶级者。

于是，你们大概都已经明白政治的平等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国家，也是一种妄想。至于政治上的平等，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也是一样，法律是由中产阶级而有的，那么，它实施起来，为中产阶级利益服务而损害平民也是当然的。所以我要说国家与表现国家的法律只为奴役平民，保守中产阶级利益而存在。

此外你们也都知道，当你们利益与幸福受损害时，你们想向法庭起诉，你们就必须既刻想你们是否有付得起诉讼费的能力，换言之，你们要起诉就必须有钱。如果你们没有，那你们就不能起诉。但是平民，大多数劳动者，他们有钱交给法庭吗？十有八九是没有的。于是富人就可以任意攻击你们，侮辱你们，政府从来不加以干涉，因为对平民是没有正义的。

所以，社会上只有一日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平等，少数人只要能不劳而获，籍继承权而成为富人，地主或资本家，政治的平等将永远是一种妄想。你们懂得继承财产的真正释意么？它的意思就是垄断平民的集体工作与压迫群众服从的永继不绝的权能。

看呐，这就是一七九三年最伟大的英雄，如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所不懂的。他们只要政治的自由平等，而不知经济与社会的自由平等更为重要。所以，由他们构成的自由平等，使中产阶级统治平民的权力成立于新的基础上。

他们又想以他们的革命纲领的第三项“博爱”，遮蔽他们的矛盾。但这又是一种欺骗！试问垄断者与被垄断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中间，博爱是可能的么？唉！我白天使你们辛苦，使你们流汗，——夜里，我将你们的辛苦与流汗收来，留一小撮给你们生活，换言之，使你们明天重新去替我辛苦与流汗，夜里，我对你们说，我们接吻罢，我们是同胞呀！这是多么滑稽呀！

这就是中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博爱。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也愿意高尚的自由，光荣的平等，和神圣的博爱的！但是我们愿意的这些东西，这些伟大的事物停止起幻象与欺骗的形态，而成为真真确确的现实。

这就是我们所称为社会革命的意义与目的。

社会革命可以以极简单的言语表面，如下：它愿意或我们愿意一切生活于这地上的人，在“人”一字最完全的意义上，成为真正的人，他们非但有发展其一切才能，在平等中，以博爱享受自由幸福的权利，而且有一切必须的方法！看呐，这就是我们大家所愿意的，我们大家预备以死去贯彻的目的。

朋友们，最后，我请求你们再开一次会，使我可以在下次演讲中再来补充我未讲完的意思。

第三讲

亲爱的同志们，上次我对你们说过，中产阶级，于1789至1793年的革命中，虽然不是完全有意，但至少有一部分或几分有意，利用平民的有力之助，筑他们的权力于封建世界的废墟之上。从此以后，他们就成为统治阶级了。若说“热月”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政权被推翻，生命被杀害，信徒被充军的反动派政变，是移居国外的贵族与教士的阴谋所致，人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贵族与教士这两败类中有许多分子很热心地参与此种阴谋，并幸灾乐祸地，愿意见这些使他们心惊胆寒，不留情宰割他们头颅的敌人失势垮台，倒是不错的但如果只有他们，他们是一无所能的。他们的财产既已被充公，他们还有什么能力卷土重来呢？当时中产阶级中有一部分因营买国产，垄断军需，征税粮税，乘众人贫困与破产的机会而致富，而私饱的人唯恐革命骚扰到他们腰间的荷包，因而大发狠心，断送了革命的命脉，所以“热月”反动得主谋者就是这些代表道德与公众秩序的伪善者。他们之外又有一群商人为其旁助，商人真是永远作恶与怯弱的败类，他们零星地吮吸平民的脂膏，以劣货欺骗平民的金钱，他们有平民的无知怯弱于革命而残暴反动。在他们心目中一切使人动心的思想，及人类的最高原则，和人类的无上利益都是空的，不会存在的。就是爱国主义，他们至多也只识其浮夸与虚荣的一面，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所以世间没有什么情感能使他们摆脱铜臭的拜金勾当，与可怜的日常忧虑的。任何人都知道，任何党的人都肯定地说，在这可怕的巴黎被围中，当平民与敌人激战的时候，当富有阶级筹划阴谋，奉巴黎于普鲁士人之手的时候，当宽大的无产阶级——平民的妇人与子女忍不住饥饿的时候，一般商人唯利是图的企图，就是怎么样使他们的货物，民食所必需的物品，卖得最高的价钱。

法国各城的商人都做过同样的勾当。在以被普鲁士人侵占的各城，他们会开门迎接敌人。在未被侵占的城市，他们也已预备替敌人去开门，他们破坏国防，他们到处尽力之所能反抗唯一能就法国的平民举事和平民武装。今日城市中的商人同乡下的农民构成了反动的大本营。农民还有转变走上革命之路的可能，而商人将永远是卑怯的商人。

中产阶级于法兰西大革命中自成两类，一类是极少数人，即以“雅各宾”党为名的革命的中产阶级。我们于此切不可将今日的雅各宾党与1793年的雅各宾党混谈了。今日的雅各宾党只是上个世纪的英雄灰色之幻影，不像人样的小鬼，滑稽的怪形而已。而1793年的雅各宾党则的确是伟大的人物，他们有革命的圣心、正义与自由平等的尊崇。他们之所以不懂这些在今日尤能代表我们意向的名词，其咎不在与他们。他们当时只留意到政治的表面，而不了解经济与社会的意义。但是，我复述一句，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正如我们今日所能了解，并不是我们的的功劳一样。所谓功过都是时间的问题。人类是慢慢的呀！有时却嫌太慢了——向前发展的人类真理都是绵延不绝的错误和残酷残忍的经验上得来的。1793年的雅各宾党是有真信仰的人，他们受着思想的感应并且忠于思想。他们真可以说是英雄！他们没有完成革命的伟大工作，这是他们丧失英雄本色的一点。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攻击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的学理错误，我们尽管批评他们。说他们的思想是不对的，狭小的，在社会经济上只是中产阶级的，但是，对于他们革命的能力我们不可不表十二分的敬意。他们是昔时英雄中的中产阶级最后的几个英雄。

在这英雄的少数人之外，还有一大群物质上是垄断人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什么革命的思想与革命的志高原则，若是不能用于填满他们那样可敬的，那样宽大的钱袋的，那么也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价值与意义可言的名词罢了。一旦他们中最富有，同时也是最有势的人借着革命的响声与方法腰间变着满满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革命的时期过得太久了，现在应该完结了，应该恢复法律与公众秩序的统治了。

他们推翻了“公安委员会”，杀了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他们的许多朋友，并成立了执政府，这执政府真是十八世纪之末腐败的中产阶级之结晶，当时几千少数人以盗窃方法获得且积累了无数金钱，而执政府即是这些金钱的胜利和统治。

但是未完全腐化的法国，因受大革命伟业的激动，再也忍不住此种制度的压迫了。于是起了两种抗议，第一种失败了，第二种成功了。假如第一种胜利，假如第一种能够成功，那么不但法国能救，即世界也将由此改头换面了，不幸第二种的胜利成了暴君的暴政与平民的奴隶制。我所说的，即指巴勃夫（Babeuf）的暴动和拿破仑一世的僭权。

巴勃夫的暴动是18世纪最后的革命行动。巴氏及他的朋友们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颇为相近，差不多就是他们的朋友，又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雅各宾党。他们遵崇平等，甚而不顾自由。他们的计划是很简单的：他们要将地主和工具领有者的财产充为国有，由共和的，民主的，社会的国家来支配一切，国家为一切流动产与不动产的主人，因此成为社会的唯一雇主，一切工皆有它命令是从，同时它有政治的无上权，把儿童的教育权收为己有，使全国儿童都有享受教育平等的机会，并强迫成年的男女依平等与正义的原则去劳动去生活。于是一切地方自治力，个人的创制力，总而言之一切自由都将被此种可怕的权力消灭殆尽。全社会只能呈现出一副单调的，强迫的始终如一的灰色之图。政府虽然有普通选举而组成，但是只要选举完了，只要政府依旧在形式职权它对于社会的各分子，却有一种绝对的权力。

由国家的权力去强迫造成平等的学理并非是巴勃夫发明的，古代的大思想家柏拉图于公元前数世纪，在他描写平等社会的《共和国》一书中早就将此种学理的基本原则说明了。最初的基督教徒虽然被当时的社会所迫害，在他们的团体中也已实地实验过共产主义的生活了。最后，即在宗教革命之初，十六世纪初的德国有个闵采尔（Münzer）同他的子弟们也做过社会平等的第一次实验，想在一个广大的社会基础上创立起平等来，巴勃夫的密谋只是平等思想在群众中作第二次实地的表现罢了。这些实验连最后的也在内，之所以不能成功，约有两种理由：第一种是因为群众的程度不够，不知道实行的可能性，第二种，尤其是上因为这些制度上，平等与国家的强权和势力相连，不知不觉间排斥了自由。我们都知道，亲爱的朋友们，平等只能借自由而可能，平等与自由是并行的。然而请你们不要误会，我之所谓的自由并不是中产阶级所独享的，以群众的奴隶制为基础都自由，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特权哩，我之所谓自由是人群普遍的自由，使各个人都有人格的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此种自由只有在平等上才可能。不但在学理上而且以实行去反抗一切由不平等而起的制度与社会关系，然后再以众人的自由为原则去创立社会的经济平等。看呐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纲领，这就是虽有俾斯麦、拿破仑、梯也尔及我尊严的皇帝的一切哥萨克及我全俄至高无上的沙皇所不能阻止其胜利的纲领。

巴勃夫的密谋，将“热月”巴黎反动的政变，所杀溃的，未遭流刑而忠于革命的公民都集合拢来，其中并有许多的工人。密谋失败了，有些被杀了，但有许多仍活着，如邦纳罗蒂 （Philippe Buonarroti）就是其中一个。邦氏性刚如铁大有古风，生平为人所看重，敌党对他亦无不起敬意。他亡命比利时很久，他为比利时“烧炭共产主义者”秘密结社的主要创始者，他做了一本书，这本书今日颇不易得，我的一本以后将设法寄给我们的朋友亚岱马君（Adhémar Schwizguebe 松维利耶的雕刻匠）叙述巴勃夫密谋的经过情形，颇为悲壮。所以巴勃夫密谋可谓是过去一个世纪，革命反抗反动之最后的英雄的表现。

我曾经说过拿破仑一世的僭权。此种历史较诸巴氏暴动更惨千百倍，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这是残暴无耻的“刺刀”制度的开端，十九世纪之初，人道第一次遭到无理批颊的耻辱。拿破仑一世为一切暴君的人杰，同时，在军事上说，他又是一切暴君的恐怖，他失败了，他将他不幸的遗产，最无耻的“蔑视人道”、“以刀威逼”的原则留给他们。

我不愿对你们叙事“复古时代”的政况，这是千疮百孔，旦夕垂危两败类即贵族和僧侣想恢复其原有的政治生活与威权的最可笑的实验。复古时代最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取得政权欲千年不朽的中产阶级，因觉得他们的权力又四面受敌，朝不保夕之势逐又变成了革命党。当公众权力不在他们掌握之中的时候，换言之当社会保障别的利益而损害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就立刻与这种权力为敌，重新作起密谋运动。基佐（Guizot）、贝里埃（Périer）、梯也尔（Thiers）等，这些可诅咒的中产阶级反动的灵魂，都是路易菲利普治下最热心拥护中产阶级之迫害的腐朽的，同时在他们心目中以为最完善的政府之著名人物，但在复古时代，也为秘密会社的重要分子，1830年七月，他们的革命胜利了，于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统治也从此开幕了。

欧洲真正的中产阶级政治与利益的统治是从1830年开始的，其中尤以英、法、比、荷兰和瑞士为最先。别的国家如德意志、丹麦、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等，中产阶级的利益虽然比别的利益最占优势，可是政治与政府仍然不是他们的。至于这庞大而可怜的全俄帝国，我不愿说它，它至今仍屈从与“沙皇”的暴政之下，其中还没有真正的中间阶级，即中产阶级的政图也还没有一个社会的情形，一边是官的世界，有军事、警察和官僚的组织，其使命在满足“沙皇”的私欲，另一边是平民，是几千万被“沙皇”与其走狗任意吞噬的可怜者，俄国革命只有直接从民间起来的，这点我在数年前一篇颇长的演说中已有很详细的说明，这篇演说我将设法即刻寄给你们。[6]我也不愿对你们说这不幸和英雄的波兰，在这卑鄙的三只恶鹰即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为其代表的德意志新帝国的爪牙间，不断地向前奋斗，虽屡遭失败的创痛，也还是百折不挠地为自由挣扎，永远不会停歇起复兴的工作。波兰与俄国一样，也还没有真正的中间阶级，一边是俄皇“沙皇”世袭的奴役，以前就有的统治势力，今日已腐朽不堪的波兰贵族及官僚。另一边是无数被奴役的农民，他们今日不但被已经失势的贵族压迫，而且受着国家，“沙皇”已其不可计数的官僚剥削。我更不愿对你们说起瑞典与丹麦这两小国，因为他们是从1848年之后才成为立宪制的国家。较诸其他欧洲各国略有逊色，最后西班牙与葡萄牙我们也不必说起，因为它们国内的工业运动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受着军阀及僧侣双重势力的摧残为时已久，现在仍留为最落后的国家。然而我却应该使你们注意，西班牙虽然在表面上那样的落后，但照样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国际劳动协会的组织，在我看来西班牙也是其中最完善的一个哩。

我现在以德国来说吧，德国从1830年以来，呈现出，现在仍继续呈现的一种奇异的形态，在这里中产阶级的利益虽占优势，然而政权却不为他们所有，极端的专制是它现行的政体，虽然有立宪的假面具可掩人耳目，而其军事与行政上的组织却仍卑鄙的专供贵族之用。

我们要研究中产阶级的统治，最好以英、法、比为研究资料。意大利统一于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的君权之后，虽也可供我们来参考，但总不及法国那样显著，所以我们的观察就着重在这个国家。

自从1830年的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在法国，有得发表其原则于文学、政治与社会经济上完全自由权至原则可以“个人主义”概括之。

我只所谓的个人主义即是认为全社会与人群各不相谋彼此互争互斗的集团，他们生存于社会好像是自然的敌人似的，彼此为生活需要而互相排斥，自己向前，必须阻止别人出路的倾向而言——简言之，此种倾向催促各个人不顾一切人的利益并在别人身上，求得其一个人的安适、富足与幸福的意思。这无非是一种各自争先的竞赛，各自逃命的混乱。谁停止住，谁就不幸，因为他们将落在人后。谁在途中因疲惫而跌倒，谁就倒霉，因为他们将被蹂躏。竞争是毫无心肝，毫无怜悯的。谁失败谁就不幸！在此种争斗中，有许多罪恶是必然要犯的，并且这一切的互相残杀充其量只是连续反抗人类一切道德之一基础的“休戚相关”的恶行罢了。人们说国家是正义的代表于裁判者，可是，国家非但不阻止这些罪恶的发生，反而认其为合法的行为，使其永续不息。所以，国家所代表的，要保护的并非是人的正义，而是司法上的正义，司法上的正义，即是强者欺压弱者，富者侮辱贫者的“盛礼”。国家只有一种要求，就是一切罪恶皆须合法地去完成。我可使你们破产，压迫你们，杀害你们，但是我必须依法而行，不然我即将被认为犯罪者，人们或将以犯罪者待我，这就是此种原则“个人主义”这幅字的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此种原则表现于文学中的情形。1830年以来，社会上充满了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贾宁（Jules Janin）等人的文学作品，另外还有别的许多著作家与中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以他们无聊的文笔引导青年堕落，激起他们的自私念头，即平民也不幸地受其影响。你们无论拿什么小说看，内容除夸大虚伪的情感与美妙的文词之外，什么也找不出来。从头到尾无非都是千篇一律：一个贫困、郁闷的，无名的青年，心中焚烧着各种成功的欲念。他想住大厦，食山珍，饮香槟，坐马车，并想与某个侯爵夫人睡觉。他经过非凡努力，终于成了，别人都失败了。看呐，这就是英雄，这就是纯正的个人主义。

次之我们再来看看政治罢，此种原则在政治中是怎样表现的呢？人们说群众必须有人去指导他们，统治他们，他们是不能自治，不能无政府的。谁去统治他们呢？特权阶级已经没有了，一切人都有爬到社会的最高地位与职务去的权利。但是想要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必须聪明灵活强健康泰，必须知道并能够战胜其他的一切竞争者。于是乎，竞赛又开始了，只有灵活而强健的人才是治人与剥削群众者。

最后，我们来看此种原则在经济问题——其实是最主要的或可说唯一的问题——上的情形。中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是他们的主张，竞争就是此种自由的条件。但是，此种自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难道这就是产生我们这世纪所夸耀的一切美妙财富之个人单独的劳动吗？但个人单独的劳动仅足以供给个人的衣食，或一个野蛮的小民族，而大民族之富足与生存只有靠着休戚相关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劳动。生产一切财富的劳动既然是群体的，那么群体来享受这些财富，似乎是很合理的，是不是？然而，唉！这正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家最愤恨最拒绝最不愿意的一点哩！他们是主张个人各自享受的。但是哪些个人呢？是一切个人吗？呵！不是的，他们主张强者、聪明者、灵巧者和幸福者。唉！是的，尤其是幸福者才有享受的权利。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社会组织中照着继承法——他们的社会基础——推演下去，必然要产生以下的现象：一边是富有而幸福的少数人，另一边是千百万困苦无辜的不幸者。但中产阶级的社会又会这些人说：“你们争夺价值、安适、财富与政权吧，胜利者就将幸福了。”可是这种自相残杀的争斗中，也有一点平等存在嘛？不，一点也没有的。有些——极少数者——有教育与金钱为他们从首至尾掩护的武器，另有些——成千上万的平民——却被无知与贫困钳制住，几乎赤身走入这战场。那么这些号称自由的竞争到底有什么样的必然结果呢？不用说，是平民的失败，中产阶级的胜利，因此，被束缚的平民也不得不如戍地的苦工一般，永远做胜利的中产阶级的奴隶了。

中产阶级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无产阶级是没有方法反抗的，这便是资本，——资本是今日各个文明国家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只要资本为中产阶级所有，无产者自然是束手无策了。

如今这样构成和占据的资本，不但这压倒无产阶级，而且一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也被剥削被侵害，被沦于贫困之中。此种现象的原因，中小中产阶级不大明白或完全不懂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因平民替中产阶级争得自由之后，今日的工商业皆崇尚竞争和死命的互斗，于是一般资本家不得不售卖他们的商品，明白得说，就是不得不售卖他们从所雇佣的工人身上，以最低的工资垄断来的商品。你们在经验上都知道价值昂贵的产品在市场上已渐渐地被价值便宜的产品所排斥，即使后者十分劣于前者，也是如此。看呐，这就是竞争——这种出血的互斗——在中产阶级生产上，所生成的第一种不幸的结果。从此，坏的产品替代好的产品，平方的工人替代灵巧的工人成为必然的倾向，生产者与生产品的品质也大大地减低了。

在这种竞争中，这种求最低价值的争斗中，势必是大的资本压倒小资本，小资本为大资本所破坏。因为大工厂制造物件，其售价必然比小工厂或中等工厂低廉。建造大工厂自然要有大资本，但在生产方面与小或中等工厂比较起来，却又便宜地多。十万法郎固然比一万法郎多，但十万法郎若是用于制造，则其出息必定为50％或是60％。而一万法郎，即使是同样的用法，却只有20％。大资本家可以在房屋，原料和机器上节省费用，他所用的工人比中小资本家多，他可以籍着好的组织与大规模的分工减少费用，或增加出息。总而言之，十万法郎集中于他的手里，并用于建造或组织一个工厂，其生产必然超过每一万的十个小工厂，比如每个小工厂在它所有的一万法郎上能得两千法郎的出息，以十万法郎建造或组织一个工厂的大资本家在他的每一万法郎上却能得到五千或六千，换言之，他所生产的货量一定比较多。生产比别人多，那么售价也自然比别人便宜了，在他以廉价售卖货物时，中等或小的资本家也不得不减少他们的价值，否则他们的货物便会卖不出去。他们货物的生产成本既然已比大资本家贵，而所得售价又比大资本家的贱，于是他们破产了。大资本杀害小资本便是这样子，假如大资本遇见更大的资本，那么也将一样的被迫破产。

这是很真确的，你们看，今日各大资本中已有联合成极大极可怕的资本的倾向。今日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如英、法、比诸国已经开始由团体的营业公司代替单独的大资本家的企业了。文明越进步，先进的各国愈发达，则大资本家的财富也愈增加，可是因此大资本家的数目就减少了。结果必有很多中产者被大资本压倒而流为小资产者，更有一大批小资产者因无法抵抗而沦陷到贫困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这是无可置疑，有各国的统计与准确的数学根据可作证明的事实。在社会的经济组织中，大多数中产阶级者被极少数可怕的资本家压迫，而陷于不平等的贫困之境，这是一种无可逾越的法则，要反抗它，除了社会革命外别无选择。小资产经济倘若聪明，有明了此种情形的常识，他们早可与无产者联合，共同来完成此种革命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普通是太愚蠢了，他们可笑的虚荣与自私塞住了他们的脑筋。他们懂不得什么，看不见什么，他们一边被大资产阶级压迫，另一边又手着他们平素所嫌弃所恐惧的无产阶级威胁的恐吓，他们已经愚蠢地任由自己向着末日路上直奔了。

此种中产阶级的竞争的结果对于无产阶级是很有害的。一般资本家必须最低价值售卖其产品——或好点说，售卖其从工人身上剥夺来的产品，工人的工资就不得不被减至最低限度。于是有天才特能的工人就得不到相当的报酬。只有被迫卖力并迫于廉价出售其劳动的人，才为一般雇主所欢迎。妇女及儿童不要多少工资，于是他们就以妇女及儿童代替男子，以平庸的工人代替灵巧的工人，只要平庸的工人愿意与妇女及儿童得同样的工资。一切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以说明并且承认工人工资是依着他每日的生活而规定，比如一个工人他每日的衣食住行只要一个法郎，那他的工资也会很快跌至一个法郎。这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工人因为迫于饥饿，彼此间就经不起竞争，资本家一面急欲垄断他们的劳动而致富，另一面又因为中产阶级的竞争，不得不以廉价出售其产品，自然是欢迎工资少而工作多的工人了。

这不但是一种逻辑的演绎，而且是那些以大资本建造的工厂实行大工业的国家，如英、法、比、德及瑞士各部分，每日所经历的事实。我在第二讲中，曾经对你们说过，你们是特权的工人。你们在工资上虽然还得不到你们每日生产的所有价值，你们在事实上虽然还被你们的东家剥削，但比较起诸大工厂的工人，你们所得的报酬总算不少了，你们有空余的时间，你们是自由且幸福的。但我又认为你们加入这伟大的有解放全世界劳动者使命的国际劳动协会中，做个热心而忠实的会员，是很有价值的。这正是你们高贵慷慨的处所。你们从此可以证明你们自己不但要顾到你们自己，而且也顾到千百万比你们更不幸比你们更被压迫的兄弟。我此刻以此种暗示呈现给你们，也是很幸福的。

你们加入劳动协会固然是慷慨好义，抚危济弱的友爱行为，但同时也是先见与预防的工作，你们不但为别的你们不但为别的地方别的职业不幸的兄弟而该如此，即使为你们本身或为你们的子女也该如此。你们此时所得的报酬虽不是绝对好，所过的生活虽不是绝对的自由与幸福，但也比较过得去。你们为什么能如此呢？理由是极其简单的，只因大资本没有吞并到你们的工业罢了。你们或者不相信这个道理吧？大资本依它本有的法则，必然要吞并一切的。它开始自然从最能获利，最易经营的工商业的各枝叶上着手垄断，待它垄断饱了，垄断中发生竞争之后，然后急于别的未曾动着的枝叶。现在人们不是以机器制造衣服、皮靴和花边了吗？你们信着吧，以机器制造钟表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或者不久就会实现了。发条、标准机、表箱、表盖以及表的磨光、晕线及刻画都将由机械来代替人工。这样的产品虽然不及手中造出的精细或美观，可是价钱却比你们的更便宜，买家也将比你们多，结果你们精美的产品终将必为市场所排挤。那时，你们或你们的子女，将与今日各大工厂的工人一样可怜，一样的做奴隶。你们看，你们若替别的地方别的职业的不幸工人——你们的兄弟努力工作，同时即替你们自己或至少替你们的儿女减少痛苦哩。

你们应为人道而工作，今日工人阶级是伟大和神圣的人道之唯一的代表者。“将来”必属于乡间、城市及各工厂的劳动者。盘踞其上的一切阶级——如民众永远的垄断者，贵族、僧侣、中产阶级及无量代表国家恶势力和不公道的军政与民政的官员，都是腐败透顶的阶级，他们此后为善不足，作恶有余，根本没有希望了。

1793年打倒了僧侣与贵族的势力，并揭穿了他们的假面具。1848年的革命把中产阶级的假面具也揭穿了，他们的险恶与无能也被败露了。18 48年6月那几日，中产阶级毅然决然地他们先人所信奉的，以自由、博爱、平等为原则为基础的“宗教”。他们只靠着垄断为生，换言之，他们是经济不平等，社会奴隶制的产物，他们当时虽满口自由平等，但平民一但认真要求起自由平等来，他们遍露出本来面目，重匿于反动地壁垒之夜。

制造1848年反动的叛贼今日又想把法国卖掉了，制造最卑劣反动局面的梯也尔、法佛尔 （Jules Favre）及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多数人，今日又想重显身手了。他们则抬举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做大总统，继而破坏了普通选举制。社会革命的恐惧，平等的厌恶，民众正义的威吓，以及他们所反的罪恶的感觉，使昔日那样聪明勇敢，今日是这样愚蠢卑怯的腐败阶级全都投入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的怀抱中。从此法国受了十八年武人的专政。但不要相信中产阶级的先生们对此有怎样难堪的情形，其中为自由主义而大声疾呼，故意作起倔强的样子，使自己出名而予帝制不以方便的人物自然被压迫被排挤了，但其余不谈政治，专心孜孜于中产阶级的大企业，极力从事于剥削平民的顺仆，反倒是大受当局保护与奖励。人们为顾全他们的面子起见，予以他们表面的自由。在帝国治下不是有一个由普通选举而成的立法议会么？这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过还有一个不如意的黑点，就是皇帝侵略的野心，激起不时之需，使法国几乎濒临破产，终至毁灭了法国古有的权威而后止。但这个黑点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制度的一种必须，凡是极端的暴虐的制度，即使它有表面的自由，也必然以武装的势力为依据，其常备的大军迟早要惹起大战，因为军队的阶级野心为其主要的兴奋剂。反当团长的，总想升旅长，反当旅长的，总想升师长。至于一般兵士有系统的受了军营生活的熏陶之后道德之心已丧失殆尽，他们只梦想着战争的滋味，及屠杀、劫掠、强奸，普军在法国之所作所为即是一例。然而，如果这些聪明而有系统地培养于军官及兵士心中的高尚（！）的情欲长久留地得不到一点满足，军队势必会酸化起来，再由酸化而不满进而反叛，其祸将一发不可收拾。故战争是必然的，故拿破仑三世的近讨远攻并不如今日一般中产阶级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是拿氏一人的私意，而是他们因恐惧社会革命而自行造成的暴虐的帝制之必然的产物。法国今日之所以有这一切可怕的不幸，其原因除了拿破仑三世及一切特权阶级——大小僧侣和腐败贵族外，尤以这可敬（！）而清廉（！）而有德（！）的中产阶级为罪魁祸首。

同志们，你们都会见到，法国全部只有城市的劳工群众，由中产阶级卖给帝国，被帝国牺牲于中产阶级的劳工群众保护他们不幸的祖国。全国各地只有城市与工厂的广大的工人愿意以平民举事拯救法国的危亡。至于乡间的劳动者，一般农民自拿破仑一世时代，施行宗教教育，受了宗教之毒以来，已经颓败不堪，此时站在普鲁士人一边与法国为敌，大作其卖国的反动勾当。不过要唤醒他们，也并非是件难事，我在一本你们有许多人都会度过，题目叫做《写给一个法国人的信》的小册子中，会提出许多诱导他们到革命中来的方法。但要想实行这些方法，各城市便非得自动起义，并依据革命的原则组织起来不可。这是一般工人所愿意的甚且在法国南部，如里昂、马赛、蒙布里圣德田及都鲁司各城实验过，被激进派中产阶级者以共和国之名义征服，且破坏了的。不错，这些因恐惧平民而成为共和党的中产阶级者，如老奸巨猾的法佛尔，寡廉鲜耻如狐狸般的梯也尔，妄自尊大的甘必大以及毕卡（ Picard）、法里（Ferry）西蒙（Jules Simon） 、柏来当（Pelletan）等人，就以共和国之名义杀害了共和国及法兰西。

中产阶级已经被裁判了 ，他们是法国最富，而人数又最多（平民当然更多）的阶级，如果他们愿意，法国一定能得救的。可是这样的话，他们便须如1793年他们的先人所做过的一般，牺牲他们的生命与金钱，诚恳地与无产阶级合作，以无产阶级为旁助。其实他们非但不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而且更不愿意牺牲他们的金钱，他们宁愿法国由普鲁士人来占领，而不顾以平民的革命去拯救它。

城市工人与中产阶级间的问题已经很显著地呈现出来了，工人说：“我们与其侍奉我们的城市与普鲁士人，不如将我们的住宅都炸毁了。”而中产阶级答道，“我们宁可开门迎接普鲁士人，也不许你们扰乱秩序，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存我们亲爱的住宅，即使要亲普鲁士先生的脚也未尝不可。”

你们看，今日就是这些中产阶级者胆敢污蔑“巴黎公社”这幅唯一能救法国光荣的并希望能救世界自由的“公社”，今日就是这些中产阶级者胆敢诅咒公社，但他们以什么名义呢？就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咧！

这些中产阶级真的是铁石心肠！他们卑鄙到那样的程度，到最后连廉耻感都失去了遗忘了。在完全死去之前，他们就已经完全腐烂了。

同志们，不但在法国的中产阶级在智德上如此的腐败，即使在欧洲各处，也是同样的情形，欧洲此时只有无产阶级还在保存的神圣的健全之火，只有无产阶级能擎其人道的大旗。

但无产阶级的目标，其道德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即是“休戚相关”。全体为个人，个人为全体，或由全体。这也就是我们这伟大的国际劳动协会的目标及原则，国际劳动协会是超越国界，破坏国家，以个人及全体的自由之名义，人人须尽同等的劳动义务为基础，联合全世界的劳动者为一人类家庭的组织。这种“休戚相关”在社会经济上，为集体的劳动与集产，在政治上，为国家的破坏与“由全体自由而使个人自由”。

是的，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工人，全世界的劳动者皆是你们的兄弟，与你们都是休戚相关的，今日只有你们继承着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你们还有一共同的继承者，虽然情形不同，也与你们一样是劳动者，这便是农民。农民此时还没有伟大使命的意识，他们过去中了教士的毒，现在还沉醉与教士的怀中，不知不觉间做了损害本身的反动的武器。你们应该对他们解释社会革命的意义，救他们脱出蒙昧的境地。

在此时，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工业上的劳动者只有而且也只能靠他们自己。假如他们愿意他们也不能成为强有力者，不过要他们真的有决心罢了。他们要想实现他们此种意识，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在他们的劳动团体中，继而在一切团体中，创立起真正友爱的“休戚相关”，不但在言语或饮酒上，还是在演讲及节日的时候须有休戚相关的精神，即在行动中及日常上也须如此。每个国际劳动协会的会员都应察觉到都因确信，别的一切会员都是他们的兄弟。

另一种就是革命的组织，为行动而起的革命的组织。里昂、马赛与法国别的城市之平民举事之所以失败了，就是因为没有一点组织。此事的原因我很清楚，因为我参与其事，受到其中的痛苦的。今日“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勇敢的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在围困中，一般的工人有都严密的组织。中产阶级的报纸硬指国际劳动协会为巴黎这次壮大举事的主动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可以自负地说：“因我们国际的弟兄们能百折不挠地努力，平民才能组织起来，巴黎公社也才成为可能。”

所以同志们，我们应该如亲爱的兄弟一般组织起来。我们不要相信我们是在革命之末，我们此时正在革命的开端呢，革命是此后几十年的最重要问题。它迟早是要降临的，我们预备着吧，我们锻炼我们的身心罢，我们少空言，少叫喊，少夸张，少多嘴，少饮酒，少放荡罢。我们束紧我们的腰部，奋勇地预备参加这能就一切民族，能予全体人类解放的争斗罢。

社会革命万岁！巴黎公社万岁！

[1] 教会的权力为永恒不灭，无时间性者。——译者毕修勺注

[2] 1870年普法之战——译者注

[3] 今日之所谓国际公法，只不过是列强手中的玩具而已。——译者注

[4] 克莱蒙是圣底眉埃的照相师，于1871年五月替巴氏摄了一像，此像后在犹拉各山颇有名气。——编者原注

[5] 从1871年巴氏演说以来，圣底眉埃的情形完全不同了。钟表的工业已经越入了大批量生产的过程，大部分制钟表男女工匠，今日都在大工厂或大制造厂中作工，而所得工资也已经大大减少了。——编者注

[6] 见“和平与自由同盟”《培纳大会年鉴》（Anseles du Congrès）1868年9月和巴枯宁与圣罗克哥佛斯基（Mr oczkowski）1868年《在培纳和平与自由同盟大会中的演说》，18 69年在日内瓦出版。印行者克才尼埃基（Czerniecki）五至二十三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