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無政府主義綱領

誰是「無政府主義者小組聯盟」（GAF）？他們是意大利無政府主義運動中三個全國性聯盟中最小和最年輕的一個，（其他两個是FAI及GIA）成立於一九六五年底。數月前FAI會發生一次分裂（直到那時它仍是唯一的全國性聯盟），GIA就是從那裏發展出來。一些自由粗織的年青自由共產主義者，在曾共同合作及有相同理念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聯盟——「年青無政府主義者聯盟」（GGAF），後於一九六九年發展爲「無政府主義者小組聯盟」。

爲何作此翻譯？（已有英、西、法文及現在的中文）首先，讓普世曉得有我作此一聯盟之存在，而使知悉我們對無政府主義的闡析與及對組織的概念。其次是作為一個例子，刺激起其他無政府主義及自由共產主義的聯盟與組織去作我們同樣的嘗試。儘管國際主義是我們的要務，但國際間的訊息與思想的交流實在太小太困難，特別是當此時我們所要對抗的東西是愈來愈以國際性的形態出現了。

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

吐倫（意大利）

* * * * *

下文所述井非唯一的無政府主義綱領，而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綱領，爲無政府主義者小組聯盟（GAF）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廿至甘一日的大會所通過的。

這綱領是十年來共同體驗及討論的成果，亦只是其中一個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運動和現代社會經濟現實之理解的系統化了的表現；雖然某些理論性的設想與及一些較爲一般性的分析在時間和空間上自會有較爲廣泛的眞確性。

一些基本的假設，例如：平等與自由，這些本質上不能改變的原則；目的與手段的一致性等；都是無政府主義作爲一個整體的理論和歷史遺產；是故不爲某些特殊情勢及指責所關連，而與任何對無政府主義的闡釋——包括此一綱領——共通。

本綱領有一種慎重的「開放」性質，開放不單在修改和糾正其分析，因在客觀架構轉變與及徹底的理論批判重檢下，這本是自然的後果，更在於對實踐新試驗及經驗的意見和修正。即是說，這個綱領的性質，如同GAF的組織一樣，是不斷自我審視從而作周詳的肯定或修改。

一、無政府主義

首先，無政府主義又是一個價值系統。其次，它有使此等價值在一個社會制度內作出最全面實踐的企圖。第三，這是一個接觸社會現實的途徑，從而了解、解釋與改變此現狀。故此，無政府主義同時是倫理、科學與革命的綱領：是自由的倫理、自由的科學，和自由的實踐。

將無政府主義作這三方面梗概的分別，當然不是形而上學地說這個主義是從社會正義類似的抽象觀念而來的：它是百多年來解放思潮、鬥爭、理論和實踐一個總結合的表現。事實上，這三要素是不可分割地連成一體；它首先是從低下層的鬥爭行動表現出他們渴望解放的一種「昇華」，漸漸地變成一個全面的，一致的系統，在實踐中嘗試和修改，而在以後的歷史發展基礎上作出肯定和修正。

二、無政府

當無政府主義的價值系統在一個社會模式裏實施時，就稱爲無政府。在此我們井不是要提出一個「理想社會」的特定而詳盡的描述，而是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各種共通的元素，它們的基本作用和結構。

故此，無政府可視作一個擁有最大自由和平等限度的社會（雖然，後者實際上只是前者的社會表現，因爲解放的關係只能在平等的個人間存在）。可以這樣說，無政府是人們在現存科層社會的另一出路。

科層社会強人屈從和僵化的金字塔式的結構，將會被那些功能上互相協調，而隨時可作出自我修正的自由組合和公社所取代。法律的命令將由相互的協議所替代；對工人的剝削將變爲工人自管；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將會爲共同擁有（對社會性生產而言）和個人擁有（對個人性的生產而言）所取代。政治權力和國家的中央集權制將爲非集中化（DECENTRALISATION）和聯邦制所取代；代表制將為直接民主所替代。無論是農業或工業的，勞心或勞力的，分工勞動將爲結合勞動所替代。群衆作爲從屬的生產者與被制約的消費者而表現的被動性，將被群體和個人的創造性所取代；社會不平等，及其無變化的，固定的架構，將爲全面平等上的自然分野所取代；服從或御責的道德觀將爲自由和團結所替代。感知活動的被壓制和／或商業化，將爲歡悅的人性解放所取代。

基於此，無政府井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個需要努力爭取的眞實目標；雖然這可能性或只能經歷一連串的近近似事件，甚至那時還井非完全能達到。所有行動都該以此目標爲依歸，作爲奮鬥的開始并貫徹始終。

三、科層社會

我們已說過無政府是科層社會在世界範疇內的另一個出路。這是對整個模式而不是某個特殊的科層社會而言。故此，無政府主義就是反對所有科層制度及其價值觀、宗教和僞科學意識形態的理論系統和社会運動。儘管在歷史詞彙中無政府主義一詞源於上世紀工人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但它一貫地反抗着的，不單是資產階級的支配，更是所有形式的支配。

在科層社會裏，所有人際關係都是以不同形式建基於支配之上，發展到後來，社會的每一構成部分都在複製此種科層模式而使權力追求成爲一種很顯著的性格特徵。在這些支配關係中最重要者莫如經濟剝削而導至的支配，那是社會基本活動的本質。由剝削關係而決定的科層劃分，見於歷史上所演化的種種經濟制度，是最基本的劃分。但是，這劃分不僅是狹義的生產運作的科層分野，而是更普遍的社會勞動力的科層劃分。在某些社會，經濟權力（和／或特權）已跟政治權力密切掛勾，而在另一些社會尚有一個形式的分野：在一些社會，經濟權力從政權而來，而在另一些地方，情況則相反。但無論在任一種情況，權力都爲特權分孑所壟斷。

國家是每一個現代科層社會的基本政治機構，故此一直以來無政府主義者的矛頭首要攻擊所在；他們攻擊的不單是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結構），而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各種類型的國家，只要它們仍是代表着權力的組織，亦即是支配，都將受到攻擊。在個人自由遭到可怕的極權干預，加上政治權力都在轉化之下，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批判要採取一個新的向度。

四、階級鬥爭

在因剝削關係而起科層劃分裏，社會各階級認清了各自對立的利益關係。階級鬥爭普遍在於所有的科層社會裏，雖則強度容有不同，集體醒覺的形式及程度也有分別。這是剝削者與被剝削級、是那些享用經濟權力與那些壓迫者的鬥爭。這同時又是特權的擁有者與响往者、波士者、統治階級與那正在上升爲新統治階級間相互的鬥爭。

由此可見，階級鬥爭亦有兩種。而不幸地，人類歷史的進化特徵，正與後者吻合，歷史所顯示的，正是一連串的統治階級以各種方式運用權力進行種種剝削。另一種同樣貫串歷史的階級鬥爭，就是低下階層、奴隸、平民、農奴、僱傭勞動者，在不斷追求解放，或最起碼，在尋求减輕被剝削的苦楚的鬥爭。

兩種形式的衝突都引起無政府主義的興趣：其一由於無政府主義直援或問接地把本身的價值觀與及無政府革命的可能性建立於被剝削階級對解放的渴念之上;至若另一種鬥爭，無政府主義者可以從總結中了解到不平等的動力：即是階級社會的發展和自我延續的機能。

五、模式的闡釋

除了一些低階段發展的社會，社會階層的劃分正有多種類别的稱呼。這類別的複雜性通常被「社會學」改變成一種意識型態，嘗試把階級鬥拿這現實混淆、冲谈，說成是各種個別的，跟現存制度無衝突的事件。這個社會學的架構是旣成制度混淆階級對立的傾向的意識型態的反映，它的做法是把階級對立伸延成一連串的剝削和特權的階層。

但即使在這樣的多層結構裏，一個革命的綱領和分析仍可把階級鬥爭及其重要特徵分辦出來；我們可以把階級金字塔的各對立階層依它們的社會勞動分工歸爲一類；例如：我們可以把闡述的模式簡化爲一兩極系統，把實際上遠爲複雜的現實暫時撇開，而以這兩極的階級對立爲最基本的假設。無論這两極分析怎樣片面也好，總有它的現實基礎的，同時更可以作爲釋別革命運動的代言人——即是面對支配和剝削的階級（或幾個階級）——的有效工具，但是，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侷限是必須加以注意的。

其中一個局限是它只能應用在一些較爲靜態的社會制度（例如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又或者是蘇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在這些制度裏，依著主導的生產方式來看，我們可說兩極對立是主要的階級對立。中產階級只不過是两對立階級中的一層被動的橫隔膜，無論部份或全部地，他們都不能被視爲社會和經濟變動的推動者，即是他們本身不是一個階級，爲爭取權力而鬥爭。

在正如我們現在經歷中的轉形期，两階級的分析已變得無用，它妨碍了我們觀察和認識從舊制度產生出來的新的權力和剝削形式。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把階級鬥爭的現實神秘化起來。

爲了要對現階段的「動力」作一基本的呈現，把階級衝突看成是三個階級同時地相互鬥爭是十分重要的；所謂三個階級，即是被支配者階級、支配者階級與及「在上昇中」階級。因此，我們可以分辨清楚兩種同時存在的階級鬥争，兩種時常互有關聯而又將要產生不同歷史後果的鬥爭。

六、三個階級

當今的歷史轉形期正刻劃着資本主義通到新的剝削系統的過渡。這點是了解現在複雜的國際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的鎖匙；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它的痙攣症不單是不同的帝國主義利益衝突的後果，同時它是資本主義後期（LATE-CAPITALIST）和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T）與及二者各社會制度的不同形式的對抗的結果。

在三個階級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把社會轉變的兩個主角分辦出來（舊老闆和新老闆），無論在國際的層面或是一國之內，在資本主義還没有被埋葬的國家，或是在那些「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某程度上在第三世界，都是如此，我們也可以把被支配者和被剝削階級分辨出來，就正如在所有歷史的轉變期一樣，他們都很注重本身的階級鬥爭，一方面是因爲在轉變期間支配人們心理和思想的工具沒有那麼有效，另一方面，正在上昇的階級又盡量的煽動被壓迫者的反叛情緒作爲一己利益的工具。

這個被剝削階級，或者該說這一組被剝削的階級，包括了在社會勞動分工裏進行最廣義的體力勞動者。依着各國的經濟結構的不同情況，他們包括了無產階級（農業的僱傭勞動者，工業工人和在服務行業的受薪階級，這又包括純粹執行工作的文職員工）；在低層的自我僱用的工人，他們的「獨立性」只是剝削的自我管理；最後，就是那城市和農村的次無階級失業者，作散工者和反對現存制度又被現存制度所遺棄的自願失學者（DROPOUT）{1}。客觀地說，對這些階級的剝削往往不單是通過表面可見的剝削機能（這些剝削機能也未必是典型的和主要的剝削形式），同樣地，也是獨立於人對它的主觀意識之外的。

我們所指的「舊老闆」就是資本主義裏的資產階級，他們的特權建築在生產工具的擁有：對無產者的剝削主要是（不完全是）通過典型的生產程序，那是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上抽取剩餘勞動。

所謂「新老闆」，就是那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和在資本主義後期社會跟資產階級分享支配權，而社會發展的動力對他們愈來愈有利的技術官僚（TECHNOBUREAUCRATS）。

七、新老闆

技術官僚（TECHNOBUREAUCRACY）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在社會勞動分工中担任相關於管理機能的智力勞動。從這些功能中，這些新階級再不是從生產工具的私人擁有而是從生產工具的知識擁有中獲取他們的特權和權力，他們擁有的是配合著龐大的經濟政治組合發展方面的知識。在這新階級的支配權表現得最全面的地方，即是那些所謂社會主義陣營裏，我們可以見到這樣的一幅圖畫，技術官僚壟斷了經濟和政治的權力，他們再不是在個人的層面而是通過對生產工具的「階級擁有」而進行集體剝削。換一句話說，他們間接地通過國家——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通過直接的剝削——把特權的配額（商品和服務）分賍，分配的標準又依各人在權力金字塔的位置而定，即是由某個功能在科層上的重要性而決定。

在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些新老闆的輪廓則較爲濛糊，他們所扮演的剝削者的角色跟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是相關聯的；從歷史和功能的觀點看，他們都是替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服務的文職中產階級轉化出來的。金融股票公司、商業、財貿和跨國企業的增長，加上國家機能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上不斷的擴展，爲技術與行政企業的老闆和國家機構的老闆的重要性和權力製造了（而將會繼續製造）條件。

官僚（國家經理）和技術官僚（私人企業的經理）是新階級的两個方面，就算在這两者之間還有公共事業的經理這種雜種貨色，我們也可把二者分别的。技術官僚通過高薪、獎品、獎金、特别薪酬等來分配他們的階級特權（剝削的果實）。對於私人企業的經理，各種的酬勞可看成是掩藏起來的公司利潤：即是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給于國家經理的酬勞，却是典型的技術官僚式，而給于公共事業或部份國營的經理的酬勞，則部份作爲利潤（頗有商業資本主義的痕跡），部份作爲對生產出來的財富一種眞正的特殊權利，而這財富是國家財富的意義多於企業財富的意義。

八、金融股票公司及跨國企業

在那些大的股票公司，技術官僚的權力表現在他的「管理的」（MANAGERIAL）功能上，不單只是股票擁有權的不斷分散至使絕大多數的股票持有人的決定權變得無意義，加上管理問題的極度複雜和管理能力的要求，把經濟機能的操縱權轉到這些經理階級手上：於是，佔大部份的股票持有人的權力又反過來被削弱了。除非這些股票持有人同時又是經理，這樣，他們就把新舊老闆的特徵集中起，而事實上，這情況在歷史轉形期上是時常發生的。

我們見到傳統資本主義的擁有權和控制權這共同體愈來愈明顯的分離；老闆對企業的一切仍感興趣，但是眞正地而且作爲一種權利（所謂「代表」）去運用經濟控制權的却是技術官僚。當然，生產工具法理上的擁有（LEGAL OWNERSHIP）仍是高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它再不會等同於經濟擁有了（ECONOMIC OWERSHIP）。

技術官僚的獨立性在跨國企業裏更爲顯著，在國際範疇，股票持有對「他們的」企業的權力根本上是不存在的。生產和分配弄得複雜到只有那些經理人員才能控制和協調。更且這些跨國企業，配合著企業內從上而下的分工，把整個企業的結構組成一個依地區性的科層分工：決定權和高級的工作集中在已發展的母國裏（有少許的次資本（SUB-CAPITAL）投入沒有那麽發展的國家）；而落後地區只負責一些技術性很低的活動。這是新的國際剝削，不單涉及到先進和落後國家，還涉及到跨國企業，它們正扮演著殖民主義者的新角色。

九、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國家在先進資本主義的經濟裏扮演一個基本的角色。首先它直接或間接地擁有主要的工業和服務行業系統；第二，通過立法，貸款和稅收手段，它愈來愈多地進行調整、控制、計劃和協調公司的活動；最後，它已經成爲私人經濟活動的最大主顧。

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這回事並不新鮮；其實，從一開始國家就是資本主義最持久的支持者和同路人。但是，今天的國家参與經濟活動的強度和全面性——將來會發展得更厲害——加上國家管理的社會服務的急劇發展，很快地改變了這事實的結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國民收入的30%–40%被公共行政吸收了，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已經由量而轉入質的階段了。

國家，從資本家利益的保護者的角色轉變爲新統治階級特權的滋養所，在這科層的高層集中了一個百份比很高而且不斷增長的經濟權力，漸漸跟政治權力結合。因此，後者漸漸擺脫了它的附屬地位。當技術官僚化在大私人企業不斷前進的時候，公共事業和國家機構內的技術官僚和官僚愈來愈反影更多自己的利益，少些舊老闆的利益了。

類似的情況把政治權力從立法院機構轉到行政機關，亦即轉到行政大員的手裏，大部份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有一個議會民主的政治機構，但却没有一個國會——「公共權力」的法理所在——眞正的管理國家。

國家的權力是一不變的權力，由幾個獨立的，並不受選票所影响的機構所執行：我們一定要明確地把握著這個組成才能看出眞正的權力放在那裏。政府一個來了一個去了，國家機器則繼續它的運作。

國家首先就包括了以下的不變的獨立機構：軍隊（正規的軍職和特備部隊）、警察、內閣、社會保險和福利組織，法院等，亦即是所謂行政機構；它們不爲選舉制度的動向所左右，很少程度的被政府影响而實際上對國會不閒不問。

行政權力不斷的加強。所有這些機構都依著國家的形貌自我塑造為一科層：這個科層的首腦做好了他們的決定後（同樣在大的公共和私人企業和不同程度地在黨和工會領導裏）就交給國會，讓它在政治機構的舞台上「代表」他們。

政治權力的進化又聯繫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增長中的複雜性多面性；與及它的極權傾向——這樣的結果，是因要控制因幅度、複雜性、國家干預程度的不斷增加而引起的離心力，並把權力納入新的機構裏。這當然又做成了技術官僚的功能，人數和權力不斷發展的惡性循環。

十、後資本主義社會

在那些「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見到後資本主義技術官僚架構的全面體現。它之所以是後資本主義的，首先從歷史觀點出發，它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後才出現的；其次因爲那些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表現了這樣的發展傾向。

但是這個界定在一國的範圍内並不一定是那麼順序的，後資本主義架構似乎剛好都先在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發展的國家建立起來，甚而實際上還留下很多資本主義之前的重要的社會元素，也許正因爲封建制度與技術官僚制結構上的共性，我們可稱這種結合爲「工業的封建主義」。

在衆多的後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三個可分辨出來的主要模型：蘇聯、中國和南斯拉夫。雖然它們之間有重要的分別，但以經濟機能和基本的社會結構來看，它們有基本的一致性。在南斯拉夫，跟後資本主義的因素並行發展的是某些先進資本主義因素加上一些「工人管理」的因素，雖然實際上工人管理是壓縮在國家官僚和企業內發展出來的技術官僚之間的管理。跟蘇聯比較起來，中國表面上似乎是沿着一條較寬容的非集中化的發展道路；在下層的決策中表現出某程度的群衆参與，有一較大的地區性的本衡（城鄉），沒有那麼殘酷和暴力與及公開的壓制性的政策{2}。但這都有賴於群衆對一個群性和宗教的混合物的高度參與，我們只有很少關於中國的可靠資料：不足夠是精確地分析這個仍在變化中的「年青」的制度，但却足夠去把它分類和衡量。為了要了解它的階級性質，我們只要看看它那個官僚地劃分爲三十個等級的科層（頭六個爲指導階層），看看它的經濟的不平等。在工廠的工資制已經有最高和最低工資的一比六的比率，在國家行政機關上，這比率甚至大到一比三十六。

蘇聯該是我們描繪後資本主義社會最適當的模型了，不單因爲它幾乎是所有「國家社會主義」的模範（甚至古巴，它曾經有它的「社會主義」，早期所出現本身的特點，也愈來愈快地採納了蘇聯的模式），也因爲存在了半個世紀，它已鞏固起來和人所共知。生產工具私有制的取消意味着技術官僚的共同佔有，並把生產爲自己利益服務，他們以特權的形式來佔用社會的剩餘價值：不單是高薪酬，更甚的是特別的貨物和服務，例如，特别商店，出外旅行，汽車，子女的高等教育等。

在技術官僚和一個文職的、技工的、專業的和藝術的「中等階級」之下，是佔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在城市和農村的體力勞動者，國家的現代奴隸，甚至資本主義給與無產者的一點經濟自由也被剝奪，把勞動力出售給高價者和跟被剝削的同志們爭取一個較能忍受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這點「自由」也被剝奪。

後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關鍵在於以計劃取代勞動力和商品的市場，這計劃經濟又與資本主義不同。當經濟是整個地拿在國家的手上，而從工廠直到計劃的總部又是這樣科層地建立起來的，問題就再不是推動各企業去跟隨一個計劃的指標了：那些掌權者早已決定了應該完成的指標（取決於制度外在和內在和統治階級的需要，分別於各社團和階層調配）然後把責任分配給各企業和部門，這些企業和部門是完全受制於此的，這些計劃不單決定了產品的質和量，同時跟商業機能完全不同，也決定了投資、價格和工資，因此，類似工資、貨幣等的稱類，就跟資本主義商業中同樣的稱類有一軋然不同的經濟意義：那些術語被保留，但那構成關係巳經改變了。

全球性計劃難以估計的複雜性，與及隨之而來的低效率和浪費，近年來在蘇聯成了部份非集中化的趨向的原因，除了技術和經濟效率的要求外，當然還因爲企業經理和各企業組合本身的利益，即是，那些地方上的技術官僚，他們在要求要大的自主權和決策權的權力下放，順理成章地向中央的官僚要求更大的權力了。

以半官方的術語來說，NOMENKLATURA是蘇聯「新老闆」的名稱。它用來界定那些屬於國家的管理階層高級的公務員。軍隊和警察的高級長官、黨和工會的波士，生產的技術官僚……，這裏大約是一百萬個「比其他人更平等」的蘇聯人，這有賴於他在這功勳的科層裏所擁有的一席位，而這些技術上的、行政上的和政治上的功勳從學校時代已開始嚴密的選查，當然，在黨的層次上，這選查又更其精密了。

黨在「蘇維埃」的體制和一般的後資本主義社會，有它的基本功能。只有10%的人口是黨員，但除了最低的社會階層外，黨作爲一個科層從中等階層的底部到最頂處凌駕在國家之上，像國家内的教會。黨直接掌管生產和調配，同時也對生活的每一方面實行嚴厲的控制，藉口它是國家思想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當然也是新老闆的特權的正式法理依據。

十一、第三世界

在先進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之間的社會制度是第三世界，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通常是舊時的殖民地而又是落後發展或正在發展的。政治形式是多樣的，從議會民主到獨裁（或是軍事獨裁或是簡單的一黨國家），而傾向於後者。意識型態亦從「左」到「右」，國際關係一般都是「中立」，但除了一些例外，多傾向於依靠美國或者蘇聯。至於經濟形態，也是一個混合物，佔主導地位的從先進資本因素（通常是北美或歐洲資本的跨國企業）到南斯拉夫式的後資本主義。

在這些多樣性的背後，它們總有一個共同的現實：第三世界希望擺脫國際剝削的努力。在最殘酷的劫掠式的殖民主義結束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依着國際性的再分工，建立一種經濟依賴的新關係，他們把那些有高度技術内容的產品留給統治的「新殖民主義者」，另一方面又製造對第三世界不利的對換率，在這「不公平的交易」低下自然產生第三世界有效的經濟發展的不可克服的困難和不斷增加的相對性貧窮。因此第三世界的意識型態，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含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特色，且顯示着獨裁的傾向。

第三世界國家在這方面努力所扮的角色是十分基本的；國家經濟發展通過國家資本（或者是國家和外資混合的企業）和對外國企業的國有化來實行的。因此，在這發展模型下，本士的統治階級將以一個技術官僚多於資本主義的形式而成長起來。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並不真的包含了資產階級：即資本家，但實際上是國家機能的操作者，在這行列裏又以軍事官員和跨國企業和混合業資本企業的本士波士佔最重要地位。

發展中國家（和各民族解放運動，將來「民族資產階級」的溫床）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SOCIALIST NATIONALISM）就成爲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道路，同時也是通向技術官僚化的社會結構的道路。

十二、意大利：經濟結構

國家直接或間接參與經濟活動現像，作爲先進資本主義的特徵，在意大利發展到很高階段。從三十年代法西斯時代開始（即經濟危機的時代），基督民主黨人已經廣泛採納大量的和不斷增加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今天，二百個主要的意大利工業的31%成交額是從國家控制的公司來的。外國資本（以跨國企業的形式出現）構成另外的26％。因此，在大工業資本的範圍內，關係到直接控制的，公共的和本士私人的事業幾乎是相等的。如果我們把通過借貸而施行的間接管理包括在上述的直接管理的數字內，政府影响力的百份比自然又要增加了，而這點是值得注意的，因爲公共事業在銀行財貿上佔了絕對的優勢。

國家對意大利的經濟干預是通過股票的方式發展的，一種國家奪取的漸進和無痛的形式，同時也很清楚地從它的資本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混合裏表現出先進資本主義的過渡。戰後，國有化只實行過一次，就是對電業的壟斷（遂有ENEL的成立）。另一方面，國家参與却大量增加，或者通過現存企業的「自然」發展，或是在私人企業發生困難時政府提供「救濟」的手段，同樣，公共財政對私人企業的支助亦不斷增加，這通常都是股份的擁有和因此通向直接控制的準備階段。

七十年代初，30%的工業投資是屬於政府参預的公司的，而這些公司又給製造業和礦產業提供了超過15%的增值稅，另外給運輸和交通業提供了大約24％的增值稅。

意大利四間最大的公司中有三間是公營的：IRI，ENI，MONTEDISON。第一間是一個經濟的龐然大物，調配着70%的國家股份，在意大利一百八十間公司（還有些在外國）是或直接地被這母公司（IRI）所控制，或是通過它的八間分支的財貿公司和一連串與其他私人或公共共營的公司實行控制和管理，它幾乎在意大利所有的經濟範圍內運作，從銀行到超級市場，從航空公司到汽車業，從造船業到鋼鐵工業。第二個公共企業ENI同樣是一間集團公司，通過九間總公司控制或者参與將近二百種生意，大約有一半是在國外的，尤其以石油化學的部門爲主。MONTEDISON（化學和藥用產品，紡織食品）也是國家參與劃中的一個成員，雖然它主要是私人資本資助的，但國家通過IRI和特別是ENI，不單成爲最大的股份持有人，更由於大部份的股份都是十分分散，因而擁有所有私人股份加上來還要大的百分比。那個對公共經濟有興趣的大財團，也是被公共借貸機構所控制的。

其他公營公司（EGAM，EFIM和GEPI）在各生產部門雖然較爲次要，但也不容忽視；事實上，它們的重要性正逐漸增加。其中最新的一間GEPI，成立於一九七一年，理論上，它是替公衆暫時把那些陷於困境的公司收購，在交還給私人之前，設法「令他們交回補償」。但事實上，這很明顯是轉爲國家擁有的方法（好像以前的IRI一樣）。

大部份的意大利私人資本都集中在幾個寡頭財團，例如FIAT-IFI，PIRELLI OLIVETTI。但是私人企業部門仍包括小型和中型的作業，它們仍然顧用一半以上的勞動力。28%的工業工人仍被顧在小於十個人勞動力的作業裏，29%在十一至一百人勞動力的作業，43%在一百人以上的作業，在法國，同樣的情況的百份比分別是12％，27％和61%，在德國，則是2%，19%和79%，跟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比較，意大利的股份擁有情況是遠爲分散的，即是說在資本集中這前題下，它是遠落後於其他國家，這是意大利經濟的一個特徵，也是做成它結構上的弱點的原因。但是，有一點需要留意，雖然有部分的中小型企業出產商品和服務跟公共和私人寡頭財團競爭，愈來愈多這些中小型企業用大資本運作。這些企業並不與先進資本主義理性的經濟需求有所衝突，它們實際上可以獲至最高的效率。

除了國家取代資本的明顯傾向和資本集中的緩慢發展之外，意大利經濟的另一特徽就是顯著的地理的二元性，即是廣大區域——尤其是南部和海島——的持續的落後發展。這情況曾經而且將繼續意味着大規模的內部人口遷移，同時，不單因爲對不同文化環境的適應的心理問題，還有工業發展内部結構的嚴重問題，這情況也就意味着社會的緊張局面。因此，在最近工人階級的戰鬥性的甦醒裏，作爲鼓動者的是那些遷徙到北方來的移民青年工人而不是那些北方的本土人（雖然後者較多工會的成員）；這就不足爲奇了。同樣，正因爲北方對南方的經濟支配，就說明了爲什麽反抗的火焰在南方不斷地出現。

意大利經濟結構上的弱點（資本集中的不足，強烈的三元性，公共事業部門的低產量，太大的國家行政引起的無法想像的負擔和大部份社會保險和福利組織的冗贅）將戰後的經濟繁華帶入尾聲，這繁榮主要是建立在對人力的超級剝削（將工資壓得比其他國家低）而沒有附以有任何技術和財政催動。另一方面，六十年代末期再度與起的工人運動把工資提高到接近其他歐洲國家的水平，自然又取消了一個「意大利奇蹟」的主要條件。這些內在的因素跟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和意大利一般地欠缺的原料的價格大幅度的增加，已經引起了自三十年代以來在嚴重性、牽連關係和時間性都難以比擬的一個危機。在一個基於剝削和先進資本主義經濟機能的邏輯的社會，這危機又以失業和通貨膨脹宣示於工人之前，這樣的情形，倒頭來又只有以更多的國家干預來解決，也即是剝奪更多的資本主義的權力，從而轉化爲技術官僚的權力。

十三、意大利：階級結構

後工業和先工業的原素，初期和先進的資本主義，是構成意大利社會和經濟現實的一個複雜的混成。這個國家可說是歐洲窮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首富，同時又處於富國的底層，在這個帶有各種生產方式的社會階級，團體和階層的混合物裏，資產階級和技術官僚是可以頗爲清楚地被分辯出來的。

資產階級大約包括大、中型作業的二十萬資本企業家，與及他們的家眷。技術官僚數量上跟前者差不多，包括那些國營工業、組織、政治和工會領導層的波士與及國家有份的公司的經理，這個階級只得半數以下的人是私人企業的經理。這個技術官僚層的絕對和相對的力量完全是「意大利式」經濟發展和跨國企業支持的外國資本存在的結果。奇怪的是，在金字塔的頂層，義大利比其他先進的西方國家有一個更發達的技術官僚層。

中產階級又翻版了資產階級和技術官僚的分別，而有小資產階級和小技術官僚的分別。小資產階級（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的小資本企業家和大部份的專業工作者，除了小部份，基於他的功能和收入可算爲統治階級的一部份）總共大約有四百萬人；小技術官僚（技術人員，專業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非經理的公私業務的職員，武裝力量的文職人員，教師與及黨和工會的職員）大約有三百萬人。

在社會金字塔的底層是那些被剝削階級，包括九百五十萬正正式式的城市和農村的無產者（體力的僱傭勞動者），此外，可加上爲數約一百萬的只執行日常工作的辦公室職工，數百萬在某意義上是體力勞動者的「白僱的工人」（下層的手工藝者，沒有僱員的農夫和買賣者），最後是超過一百萬的次無產階級，包括散工、家庭工業的工人，社會的被遣棄者和自願失學者（DROPOUTS）等。

意大利的入息水平十分之不平等，就算我們把最富有的（統治階級的上層）和最貧的（次無產者，集中在南部和海島）撇開不談，統治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平均收入的比率是十比一。

過去五十年的社會運動已顯示出技術官僚和在它低層的中產階級在數量上的不斷增長，這絕對的和百份比的增長是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支付的，被剝削階級中則主要是下屬文職人員的增加。未來的數年，技術官僚的數量將會增加少許，而小技術官僚的增加則會較多，相對地小資產階級和自僱的體力勞動者，將會減少。對於所有的階級，從第一轉到第二和第三部門的事業將會延續，而事實上，道是工業則到後工業轉變的典型。

十四、意大利政治和政冶機構

正如所有國家一樣，先進資本主義的進化過程此刻以議會民主爲形式。但是，同樣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的特色，大部份的政治權力都是在執行機構和政府機構的手上，兩者都不爲選舉所左右。

這些機構運行的方式（規則、秩序、習慣、特權等）其實就跟法西斯時代一樣，不單是因爲在關係到國家的運行上它們是功能性的（無論它們是怎麽不夠效率都好，而這點是可改變的），尤其是這個國家已在新舊老闆之間找到了妥協，這妥協初時表現在法西斯統治，然後又表現在基督民主黨的共和國裏。

除了國會把自己作爲一個最高機關的位置讓出之外，意大利這國家更向我們顯露先進資本主義的另一特徵，向獨裁主義漸進的傾向，意思是，國家傾向於干預所有的社會活動機能，首先是調節它，然後完全把它納入自身的範圍。它傾向於侵入而實際上已經侵入私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對於獨裁國家來說，「私人」是不存在的。）法西斯的國家公開地獨裁的，後法西斯的國家是一事實上的獨裁。大戰以來，國家和社會認同結合的過程應被提出，但手法沒有那麽老套而更爲不明顯了，這過程在組織和意識型態的層面共同進行。

隨著對個人生活的侵入和壓制工具和心理控制的加強，國家已走上對個人和集體自由逐步限制的路上去了，這是事實的多於法理的，而且是與短期內意大利的政治形式不符的。但這並不是說從革命的觀點看那些政治形式是不重要的；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意大利先進資本主義今天的形式和明天的可能形式，因爲隨著這些不同的形式，是各強制的服從和威逼出來的承認；是對反抗者不同程度的容忍和壓制；是對付社會上「不妥協份子」的各不同的政治步驟，而因此就成爲無政府主義考慮的宣傳，鼓動和組織時的衡量點了。（如合法或非法；公開或地下與及在這兩方面之間的各種選擇。）

理論上，在涉及到先進資本主義的社會和經濟政策上，意大利似乎頗有政治上的各種可能，從「社會民主」（廣義的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廣義的極權和改良主義），從北歐的模式到智利的模式，從美國的模式到法國的模式……西方給予它很多的選擇。但實際上，意大利的現實似乎並沒法提供太爲可行的選擇，而這些選擇都依著社會民主的路線。

十五、意大利共產黨（PCI）的長征

跟其他西方社會民主模式比較起來，意大利政治制度的特異性，因此也是它的演進的可能模式，就是一個十分強大的改良主義的共產黨的存在。意大利政治的所有方面都要多少考慮到這個事實。

意共是一個群衆性的工人階級政黨，能夠取得三份一的選票，控制主要的工會，在很多社區的（COMMUNAL）、省份的和地區的行政機關上佔了多數席位，擁有和控制股份公司和合作社，對文化有重要的影响，這個黨在過去的三十年裏所追求的策略就是讓時間去解決問題，而事實上，它已經是現存權力的參與者。

從一九四八到一九六八間，將近有四份三的立法是獲得意共的同意的，因此，它已不能被視為反對這個制度的政黨了，也即是說，它是這個制度的一條支柱而不是一個革命黨。

在六十年代末期，經過十年的中間偏左的政府的準備，一個共產黨和天主教的協調會議似乎是迫在眉睫。但是意共這一次長征被美國、基督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阻止了。美國本身在意大利有很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而多方面從美國獲得金錢的「美國的愛國者」（PARTITOAMERICANS，對投向美國的基民社民份子貶抑之詞）則採取「緊急狀態的策略」去對付這局面。

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日漸增加的嚴重性，離婚的議案和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的地方選舉的結果（顯示出，中產階級選票從基民到共黨的肯定的轉向），在在都準備了基督民主黨統治的倒台和爲共黨再一次走上更確實的跟其他政派共管權力的道路。美國的「帝國中心」仍然堅持強硬的對抗，意共則盡一切可能去抗衡，強調自己的「西方性J（OCCIDENTALIZATION）（例如，接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及估計美國不至於把意大利推向智利般的極端情況。

將來的最有可能的政治假設就是「意大利改良主義的道路」，在缺乏一個真正的堅強的社會民主黨的情況下，這條道路將會環繞意共而獲得解決，不論它是以「左派的抉擇」（由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組成的政府），或是以「歷史的妥協」的形式（共黨與基民黨之間）出現都好，問題在於，一個爲意大利而設的嚴密的經濟制度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單是由於意大利内部本身缺乏組織，生產和分配的結構上的局部落後和南北的二元化，這基本上是所有先進資本主義的問題。這個計劃，又只能通過工會，經濟和工人問題的控制者的合作才能生效，而談到今天意大利的工會，其實就是意共了。

上述的肯定不是關於意大利政治方向唯一的可能設想，但對我們來說，它似乎最有可能，而要我們面對的。這個設想暗示了國家的轉化過程，這轉化是個向著極權的方向的——但繼續以一個「民主」的形式出現，此外，也指出意共將會繼續「向右轉」；而一個革命的戰略就建築在這個假設的基礎上。

十六、意共的左面

近年來意共大幅度的向右轉，使它頗公開地放棄了所有的革命的言語和神話，這樣，也就給予其他的左派一個更大的政冶空間。第一個後果就是馬列組織的湧現，意共的小型版本，但却要鬧革命的，它們都順着學生運動和同時復興的無產階級戰鬥性而發展，開始的時候都採用了工廠議會和半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形式，後者的出現，是因爲沒有一個無政府主義和自由共產主義運動的的存在。

客觀上，這些馬列組織扮演著一個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們在搔擾意共。但同時却給它帮了一個忙。這個不自願的服務是給於意共一種「權端主義的掩護」，因而令意共能販賣它的合理性和改良主義；同時也給於反叛青年一個停泊站，使他們遲早投到意共的懷抱。事實上，意共的青年組織在過去數年又重新擴展，收納了很多對外議會鬥爭失望的青年。

其他類似的情形，亦同樣發生，從六八年開始，而尤其在六九年之後，工會的左面亦發展了很多政治空間（野貓罷工，破壞生產等）和組織（議會，（THE CUB）統一基層委員會等）。但是，工會比意共推行一些更有效和更強烈的行動去找回它迷失的羊群，放學生一馬比放工人一馬還沒有那麽危險。學生運動產生自對權威的反叛和對自己身份在學術結構和現實間的模糊，故此從他們畢業後所要扮演的功能目標（小技術官僚）和連帶所擁有的階級利益這方面來考慮，它本身並不眞正包含了一個革命的遠景。但是，如果這反叛的衝力放在被剝削階級的現實來看，將會有不同的後果。不說别的，學生不安對社會制度的影响就没有工人不安的大。一九六九年「炎熱的秋天」，三個主要的意大利工會因爲恐伯失去對工人的控制，都表示他們願意接受底層要求的直接民主，他們那難以置信的伸縮性使他們從新把議會、管工和一般工人的委員會（SHOP-STEWARDS & SHOP FLOOR COMMITTEE）納入他們的軌道，並且利用這情況來作爲無產階級情緒的探熱針和操縱意見的工具。

意共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的地區選擧所得到的支持使那些馬列小政黨十分震驚，因爲他們也有提名競選的。結果是「工人先鋒」和「無產階級統一民主黨」迅速向右移，構成一種外團左派的潮流；另一方面，雖然也許是暫時的，也做成一個部份的第三種議會之外的極端——LOTTA CONTINUA（繼續鬥爭）——的回潮，指向極左派革命的方向。

在任何情況之下，馬列政黨所製造的舊式極權社會主義的假革命的情緒，絕不能構成意共和官僚工會之外的另一個出路，今天，在被剝削者的鬥爭中，只有無政府主義提出一些認真的和一致的東西，正如它一向提出的要打倒新和舊的「波士」。只有無政府主義能提供一個理論和行動工具去分析和對抗技術官僚主義的發展，和組織一個革命的行動去完全地否定整個社會系統；意共已愈來愈不會再去冒充它是代表這否定的力量，因爲它一天天地變成這制度的一部份。

十七、革命的選擇

無政府主義者的計劃是革命的，因爲一個平等和自由的社會的基礎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建立；所謂革命即是一個在經濟、政治和道德方面急劇轉變的、多少有點暴烈行動的歷史時期。

革命的選擇是義務性的選擇，因爲革命是任何基本的社會改變的必然過程。事實上，革命是必須的，不單是——或者我們更應說不特因爲是統治階級維護他們的利益而堅持他們的抵抗的原故，更因爲只有通過革命，群衆要求激烈改變的渴望才有出路，少數能夠變成多數或接近全數，而被剝削者始能成爲歷史的推動者。

只有在某時期內，生活的「必然」會失去它的重要性，傳統的價值系統和權力機構失去它們的神聖面貌，只有在這些時期，旣成秩序的眞正基礎才會開始瓦解，而這基礎就是群衆對自己被支配的生活被動的默認。只有在這時期，存在於個人和群體的「波士」的心理支配才開始開脫，這支配包括性格態度和神祕化的意識形態，被剃削者一出世就開始塑造的。因此，從人的歷史看，我們可以見到革命「危機」往往成為以往進化的一個站頭，同時，也是將來進化的一個開始。

因此，重要的是把這個革命的通道，這個自由和平等傾向和群衆創造性的解放期，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所期望的轉變擴展到社會生活關係的層面，並達到這樣的深度，它要求最大可能的人數主動的，自願和自覺的參與。

十八、階級鬥爭與革命

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計劃從被剝削階級的鬥爭中取得可能，甚或是可行的發展的保證，在所有科層社會，普遍存在的階級鬥爭給予我們初步的說明；無論這是多麽普通都好，有一點是重要的：社會不平等並不是自然的，而只有運用強制的工具（心理和物質的）來保證自己的生存。另一個從觀察治與被治者間的衝突得出來的說明，那些奴隸、農奴、僱傭勞動者、被剝削者，以及每一個制度裏的被殘踏者，都表現出一種不斷拒絕接受自身階級情況的傾向。

客觀地說，所有這些都意味着解放的渴望只有消滅了階級之後才能實現。事實上，歷史上的革命和反叛給我們留下很多見證，當被剝削者能夠去依著自己的意見去組織社會的時候，他們把社會變得接近平等和自由。

階級鬥爭歷史給予我們第三個原素正好就是一個實際的說明，無論是怎樣個别地都好，這此一次又一次產生的群衆的「鳥托邦」，帶有明顯的解放色彩，從此可明白，被剝削者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解放的，無政府主義是從這追求平等和解放的衝動裏產生的，把被剝削者的客觀情況與及他們的示範性的說明發展爲一思想和行動的系統。然而，階級鬥爭與無政府主義革命並不是同一回事。首先，前者能夠以改良主義的形式出現，而事實上也是前革命期的主要形式。其次社會衝突並不完全包括在階級鬥爭裏，它們也會在其他的反叛中表現出來，在一個複雜和精密的科層系統，它們也許從一些與階級無關的不平等和支配中產生，例如：性、文化和種族等。所有這些反叛跟階級鬥爭一樣有一個平等的型範。雖然不是必然和完全的。從這些反拔，正如從個人無政府主義裏，我們可以發展出一新的理論和實際條件，然後把這些個别的解放的運動和想望轉化爲一個全面解放的革命綱領。

只有通過這個意識的和有組織的綱領；才能體現階級鬥爭的革命潛力。在此「可能性」之外，就只有剝削與壓迫的不齗遞變這個歷史現實，而在這現實裏，被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不能「創造歷史」，即是說：除非是對新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言，他們並沒有帶來任何的結構上的改變，在意大利的最近將來，這說明了被剝削者的階級鬥爭只會在各種情況下替「技術官僚」利益服務，直至和除非自由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產行足夠的影响。

十九、自由共產主義革命

我們一向的提法是「自由共產主義」（LIBERTARIAN）革命，而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革命或者就單是革命。我們並不相信一個純粹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或者是革命。五十年的歷史經驗（俄國、西班牙、中國、古巴等）清楚地說明：

群衆的自由和平等傾向的解放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除非他們有可能在完善的組織裏得到自我表現；
國家社會主義並不是邁向人類解放的一步。

在革命之前，無論政府主義的質和量怎樣增加，我們都不會相信他們有足夠的力量和他們的思想有足夠的影响去成爲革命轉化的唯一的號角：其他力量將會参與其中，但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存在自開始就應該給子革命一種自由和平的特徵（打破國家機器，取消私有財產，建立工人管理和直接民主的基層組織），因此其他組成體不能夠從一開始就打擊了工人自管，直接民主和革命的實驗，也不會妨礙多軌的和非集中化的發展。這個革命，這個自由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產生自一連串有利條件的滙合，而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目標就是去創造這些條件。

這些條件有些是所謂主觀的，另一些是客觀的，有些是取決於革命者本身的意願，而另一些則取決於外在的因素。客觀條件通常對任何革命都是有利的，經濟危機、戰爭、社會支配階層間的衝突，統治權力的削弱或破壞等。歷史上的革命已經給予我們很多這樣的例子，考慮到它們在革命運動不是有直接和可預測的影响這事實。

自由共產主義社會革命的必需的主觀條件，可以具體地說明是無政府主義運動最大可能的量和質的發展，同時也是在社會衝突上，自由共產主義傾向有組織的提現與及批判意識和反權威精神的最大可能的散播。

當我們說最大可能的發展，我們希望強調的是一方面，在一個非革命時期，通常都存在著對革命戰鬥性比較嚴緊的限制；這限制也出現在人們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和自由共產主義方法的實踐上。另一方面，我們同樣要指出這個「飽和」的程度對於革命向無政府主義發展的可能是必需的；而這個方向發展的意思，就是讓被剝削者的自然傾向有機會去成長，組織和漸漸地成熟爲自由和平等更高級的形式。

這些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活動的戰略目標，我們不能指出它在那時侯會到達那一個地步，自由共產主義革命主觀條件的最樂觀的發展（而實際上，它能夠在一合理的時空上所能達到的可能性）跟那麽多的因素有關，以至於所謂預測很多時都只是反影個人意見中的悲觀或者樂觀主義。我們只能夠說現時還有一大段路走，而需要做的事是很多的。

二十、方法與目的

我們能夠跟隨一連串階段的過渡性的目的，但唯有當它們是邁向建立最終目的，我們才會把它們確定爲革命的策略。意思是，它們必需是對自由共產主義社會革命有利的主觀條件的發掘：手段和目的結合在一起，其一的成熟必然隨伴著對其二的追尋。

這並不是要否定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爲了少許的改善，少許的自由或者保持他們辛苦掙回來的一切而開展的千萬次鬥爭的所有的革命性的價值。的確，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些社會鬥爭中出現是要把革命推向更成熟。無論如何，不談它們對於革命的目標效果，這些鬥爭對於低下層是完全重要的；我們沒有理由要他們撇開「活得好些」這種念頭。但是我們並不相信把這些鬥爭加起上來就會客觀地引領我們更接近革命。

無政府主義者参與道些鬥爭是基於它們所能有的主觀價值（即是鼓動者的社會性的成熟），尤其是當它們的目標和手段都傾向於平等和自由。因此，工人針對著工廠的不平等而發的要求，唯有是令到他們更加意識到團結和徹底推翻這不平等的重要性時，這鬥爭才有價值：而不是以爲當這些鬥爭發展到一個地步就可以消除不平等，並帶來工人的客觀利益。事實上，在一個建築在剝削的社會制度裏，必然存在消滅不平等的確定的最大的極限，因此，甚至是爭取更大的自由的鬥爭，也只有當它是增加被壓迫者對權威的反叛時才有意義。

國家不能容許自己無限制地把自由給子它的人民，實際上，在類似義大利的形式上的民主國家，很多爭取自由的鬥爭往往都變成是保存已有的自由，免於國家權力的侵奪的鬥爭。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變得愈是獨裁，這些鬥爭就變得愈是保衞性了。自欺地說有所謂局部和侷限的，它們是改良主義的，因爲它們將會被吸收在先進資本主義的功能運作裏。但是在鬥爭中所護取的醒覺，組織的成長——在旣成系統之外的——即是，所有從自由共產主義的方式和鬥爭引伸出來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都感覺興趣。在後果方面，如果這些鬥爭帶來工人有自管的直接行動，我們會說它把解放的革命推前一步，但如果是帶來代辦制和科層組級，我們肯定地說它跟革命又相去很遠了。

這其實是無政府主義者關於手段和目的的不變的一致性古典的論點，這論點不完全是建築在道德的基礎上的，更是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的。手段和目的互相間是一種因果的關係：目的的選擇必然地決定了手段。無論選擇者自己的想法怎樣都好，因此說目的使手段正當是十分幼稚的，甚至更壞的是把事情神秘化。考慮到手段本身已包含了部份的目的，我們實在應該說手段使目標正當才是。

二十一、無政府主義運動

無政府主義者不是一個指導的小數而是一個自覺和主動的小數，因此，它不是群衆的先鋒，而是在群衆中的革命酵泰的一個原素。無政府主義運動一定要成爲被剝削者理論的座標，也要成爲無政府主義綱領（革命的、自由共產主義的和平等的）作爲一整體和它的一致性與及多方面性的發言者。我們提出整體性和一致性，是在每一次局部的勝利，每一次的偏差，每一次的總結——無論它們是多重要都好——提醒自己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我們說多面性，則是提醒自己無政府主義在闡釋，分析和組織觀念上豐富的發展。

我們的活動其中一個目標，是去創造一個有影响的，廣泛的，嚴肅和有組織的運動。而沒有把組織的一致性向所謂「效率」這虛假的觀念作出妥協。無政府主義組織，不論它們是小組、聯盟或者什麼都好，應該隨時準備爲了他們的一致性而犧牲少許效能（EFFICIENCY）因爲它們的效能（EFFECTIVENESS）剛好就在它們的一致性上。只有這樣，只有在防止極權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實踐，無政府主義者才能夠寄望自己作爲自由共產主義組織對抗過份關心「效率」的批判性良心。

二十二、小組和聯盟

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組織結構一定要符合它的多面性，即是，它們應該是各個對無政府主義有類似見解的小組的聯盟，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都好；也是同一地區和城鎭——假設它們都面對同樣的問題——小組的地域上的組合。一個聯盟式的組合是無政府主義在組織上的自然反影，應該達到一個國際性的層面。

但是，在成爲聯盟之前，最基本的組織步驟，在我們心目中該是傳統的「AFFINITY GROUP」即是一個戰士的細小核細胞，容許每一個人在決策上有主動的参與，而又包含了多方面的個人經驗和鬥爭，換一句話，就是說在決策上有充份的彈性而又始終忠於無政府主義組織基本特性，就知道只有持有最普通而又頗爲特定的共同觀點的核細胞，才能夠跟無政府主義的原則無衝突，而同時在決策的執行和動員上又更有效。這些同寅組織（AFFINITY GROUP）{3}有觀念上的共性（AFFINITY），又有親密（AFFINITY）的個人關係，這點是絕對需要的，只要我們記著這些小組不是一間公司，而是一種共同生活，而充塞在這些人們大部份的生活空間的又是鬥爭和衝突。運動的生命愈是充實，組織的網絡就愈是緊湊和多樣，一個小組的、聯盟的、核細胞串連的，有地區或者全國重要性的網絡、短暫或是長久的合作社，委員會等。就算在無政府主義刊物的印刷事業方面，也一直和將繼續是團結和功能兩者聯繫的工具。

二十三、自由共產主義運動

自由共產主義運動是指無數組織的總和，所包括的不單只是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他們很可能是少數——但所有這些都接受或是部份地接受無政府主義的手段和目的。換句話說它們都是一些雖然不一定完全地接受無政府主義的組織，但都某程度地在理論和實踐上接受反極權和平等這些原則，無論它們的派别的分野是怎樣，和它們如何跟它們自己社會鬥爭的現實協調都好。在工廠、街叠、學校、街坊等，只要那裏有衝突在發展，有反抗階級統治的造反，有對剝削、種族壓迫，性壓制的反抗；只要那裏有對權威的多少有點自覺的否定；那裏就會有一個短暫的自由共產主義組織的核細胞，有時它是無政府者發起的，但大多數時候都是自發的。所有這些基層結構，直接行動的工具，甚至是眞正爲工人管理著的合作社，爲找得傳統家庭另一出路和一些爲反極權教育而設的實驗性公社，這些都是自由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石，在這運動裏，無政府主義戰士，所要做的已經變成是被剝削者自己做的了。

二十四、自由共產主義組織

無政府主義者不單只應該組織鬥爭的自管的核細胞，更要顧及到這些細胞能夠依鬥爭的範園和地區聯繫起來，使它們不至於因爲孤立而被毀滅或被既成機構（政黨、工會和它們的走狗）吸收。在這個爲了防止向科層退化的組合和發展的階段上，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動性和他們清晰的觀念是十分重要的，自然；把對於無政府主義運動是正確甚至是重要的標準應用到自由共產主義的組織中是不可能的，但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工作將會是去防止科層在這些組織裏出現和避免這些組織在鬥爭中的自管——直接民主——被侵蝕，我們相信在社會鬥爭和建立自由共產主義組織方面，無政府主義者應該在行動上採取一個團結的態度，他們要完全了解到他們跟這些鬥爭和組織間的分別遠不及他們間的共同點重要。相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某一個層面，自由共產主義組織是自然和重要的，所以如果在這個層面上，無政府主義制造組織上的雙重性，將會是無意思的。

另一方面，我們相信無政府主義運動和自由共產主義運動間的關係是不應該制度化的，更不應該發展爲一科層的間係（如現存的工會和政黨的關係）。無政府小組和聯盟跟自由共產主義組織的唯一的，但是十分強固的聯繫應該是無政府主義者積極參與這些組織，然後用他本身日常的行動來影响在鬥爭中的同志。

二十五、無政府工團主義

歷史上的農民和工人運動時常都帶有自由共產主義的特性，而這絕對不是偶然的。作爲解放的理論和實踐，無政府主義就一定要是被剝削者，自衛組織和鬥爭的參與者，就一定要出現在階級鬥爭的有組織的表現裏。無政府主義運動實際上是從第一國際中反極權主義的部份產生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人日常鬥爭中的最主要和規律性的參與就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而在很多國家，一個廣泛的自由共產主義運動——就算只是一個短暫時期——能夠建立起來，有進取性，並令人敬畏，實有賴於工團主義，而它更定接近（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甚至完全相同於）我們所相信的解放革命的先決條件。

無政府工團主義是實踐多於理論的——這點我們認爲是恰當的——在各國有某程度的不同，但却同時表現二個固定的方面；它是自由共產主義的和革命的。意思是它的結構儘可能實行非集中化和基本上不容許官僚層的存在，而它最終的目的是工人的徹底解放，這目的又存在於每一個別的鬥爭裏，作爲那最後的鬥爭在生活上的預演。

從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的最高潮到現已有半世紀了，作爲解放鬥爭的一個基本形式，它仍是有效的，我們仍需要把它作爲自由共產主義運動一個重要部門來建立和發展，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主題需要全面地和嚴肅地研究和重新討論。

工人運動已經跟以往再不一樣，因爲工人階級本身就跟往日的不一樣，從一個邊沿性的有文化上的獨立性和反抗性，與及被殘忍地剝削的社團，它變成一個統計數字上的類别，走向文化上的溶合，而被剝削的程度和方式變得較易於忍受。那些有支配著工人運動的極權和改良組織正是這階級進化的結果，同時，又助長和加速這進化過程。

但是，從過去十年的表現來看，工人階級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被溶合並不是一個不可挽回的過程；我們仍可見到對旣成制度的否定怎樣從一些事先只是祈望在制度內改善自己階級地位的鬥爭中轉化出來，甚而生根；我們已經見過，尤其是在一些被社會和經濟矛盾打擊著的國家，無產階級怎樣成為在暴烈的社會衝突中的鼓動者，對既存制度的穩定性是危險的。從一九六九年直到今天，工人曾經在個別的事裏沒有依倚那些現存的階級鬥爭的工具（工會），雖然，除了一些短暫和個別例子外，他們都没法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出路。不幸得很，在無產階級鬥爭復甦的重要日子裏，我們正缺少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存在，也没有一個強有力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去參與發展一個革命的綱領和自由共產主義的組織、能夠聚攏那些最醒覺和最具戰鬥性的小數。只有在這些不是從「外部」或「上層」，而是從反對旣成結構，與及在運動內部產生的組織裏，在這些革命和解放的工團主義的重建中，我們才可得到無產階級獨立的保證。

今天，在先進工業社會，我們相信無政府工團主義仍有生根的可能，雖然它或許是一個少數的運動，但因爲它的戰鬥性和靈動性補償了它相對於官僚化工會的數量上細少的弱點，它仍是十分重要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自由共產主義的性質，它對集會式民主（ASSEMBLY DEMOCRACY）和直接行動的堅持，正是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科層的不妥協性的最佳保證，這點也就是它的革命性了。

二十六、文化層面

所有科層社會都不單依賴壓制；更多時，它是依賴被剝削者通過主導價值的認同，而認許它的存在的。這個認許通常把一些無可避免的階級對立納入控制的範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向獨裁主義發展的傾向使它更有效地運用心理和意識的控制，而基于大衆傳播媒介提供的可能性，統治意識散播的說服力的強度和力量，只有宗教的黃金時代才可比擬。同樣，大衆傳播媒介和大衆教育愈來愈快地消滅群衆邊陲（EMARGINATION）的唯一的有利陣地——它的文化獨立。

純粹的資產階級意識型態，即是自由主義不不等的個人主义的價值系統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意大利今天的主導意識型態，在資料和文化方面，只不過是技術官僚進化這單一意識的幾個不同的版本而已，一種程度上些微的分別，從最溫和的和虛僞的，帶有官僚主义家長制各種混雜價值的改良主义，到一種比較一致的馬克思主义式，帶有它的科層和功勳制集体主义價值的改良主义。後者是現在最鞏固的文化系統，甚至在學術和文藝方面亦增加著它的影响力，因為它對歷史進化的適應性，它的學術上的權威性，與及三十年來意共苦心的耕耘，它已在意大利先進的知識份子裏構成一無可對抗的存在。

一個自由共產主义的文化基本上在所有層面都不存在，它不存在于知識份子間，亦不存在于羣衆和反叛的少數中。因爲這匱乏一些基本上是反極權的觀念——譬如在教育，城市設計，社會學，心理學等範疇——很多時就被演繹成是極權的觀念，把它們所可能有的革命的内容都沖淡了，因此，一個自由共產主义的文化一定要在所有層面從新建立起來，這件工作可以通過加強無政府主义刊物的質和量，增加文化活動的主動能力，而當務之急就是要不斷把無政府主义思想的内容——這個跟人類解放的內容是一致的——充實和符合時代需要。

無政府主义以它的一致和直率，否定所有形式的支配，應該作為有意义的反極權主义在反對和跳出「學術圈」這行動的参考；無政府主义，以它對個人和集体自由創意不可動搖的保衞，應該作爲那些不願意只是扮演這制度的小丑，亦不願替新舊的文化老闆服務的演員、作家、歌唱家、畫家們的参考，無政府主义，更應該作爲被剝削者的文化酵素，因爲一個别於統治階級的文化出路是跟一個強大的自由共產主义運動的成長——一個自覺的反極權社會鬥爭在數量上和獻身精神的增長——不可分割的。

二十七、暴力和武裝鬥爭

除了小數處於邊沿位置的非暴力信徒和恐怖主義者之外，無政府主義者向來都有一個對暴力問題平衡的態度，他們並不完全接受或完全否定它，只是以個別的條件和境況下衡量它的合理性。

他們向來都反對是非不辨的暴力和恐怖主義，另一方面，他們都有肯定，或最低限度在道德上接納暴力作為自衛和正義的工具，盡管在同樣情況底下，大家對暴力行動的用處會有不同看法，因爲它所產生的心理和政治效果會因時、地和不同的處理方法而不同的。正是這所謂時機，亦即是效果作用，無政府主義者將會以之爲判定暴力的衡量因素（炸彈、對辦公地方的搗亂，在工廠的怠工等）。

但是，衡量暴力的可行性的基本因素是在暴烈行動和它們的動機之間的表面數量上的比例；即是這些行動能夠被無產階級「觀衆」——如果不是全部市民的話——了解的程度。那些眞實的武裝鬥爭，我們最近所見到的城市游擊戰，在意大利的「紅色兵團」，「無產階級武裝細胞」，在法國的「GARI」，在德國的「赤軍派」和「六月二號」，這些在前革命期以外的情況下，只因爲他們「用行動來宣傳」的示範作用的性質而有價值的。這一個別的革命傳宣，造反的衝激，也應該在效果和「是否經濟」的基礎上來衡量它是否適當，即是要看那刺激造反酵素和增加或加速被剝削者的自覺的真實能量。同時也要看武裝鬥爭的「代價」和後果之間的關係。我們相信，在今天的意大利和實際上所有的形式上民主的工業社會，這些行動是虧本的時候多的，因此我們對現時的這些行動是並不讚許的；可以這樣說：當這些行動並不是在剝削者的集體意識，或者最低限度是造反的無產者中一個有實質的小數所認同的話，我們仍相信這些行動是負面的；但這並不是說在其他情況下，這些行動不會變成正面。

二十八、國際方面

無政府主義的行動範圍能夠而且一定是國際性的，不單是因爲無政府主義者基本的國際主義的態度，同時亦因爲當解放革命在一國內出現的時候，它將無可避免地被鎭壓和窒息，又不單只因爲剝削和支配已是超國家的，在一些經濟脆弱的國家（如意大利）尤其特出，更因爲社會衝突和政治情況在幾個歐洲國家都有明顯的相類處和關係。在這意義下，其他歐洲的拉丁國家（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是法國）都某程度地相類於意大利；這些國家基於它們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和歷史傳統，都表現出一較高度的工人階級戰鬥性和那些在先進資本社會出現的造科層制度反的新酵素。

對於無政府主義鬥爭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在那裏，雖然經歷了四十年的法朗哥統治，無政府主義運動仍保留它的無產階級的根，這點可從現時CNT的重現中看到；而法朗哥統治後的經濟和政治環境正好給這個過渡期很多有利因素和給自由共產主義力量更多的空間；這點亦部份地有賴於西班牙共產黨的公開地改良和妥協的性質。

二十九、反潮流

總的來說，意大利無政府主義活動是從當前的現實和矛盾出發而又不會退向一個幻想——或者悲觀主義，它一定要反抗制度本身傾向於獨裁與科層制的自然進化；同時它又要保存所有傾向於自由和平等的事物。在工廠、學校、工人階級的居住區域、農村，在所有社會鬥爭的地方，支持存在中的鬥爭和燃點起新的行動。在最近的將來，我們的工作是要保持近年來在年青一代出現的造反精神，強調和闡釋反極權的原本和基本的性質。我們一定要組織或帮助組織那些平等傾向鬥爭，俾之成爲一致的綱領和結構，因而得以防止它們被那些既成的反對派系吸收和利用。最後，在無政府主義的行動和結構上，我們要盡最大可能發展平等和自由的意識。

因此，我們起首的工作將會是對抗先進資本主義進化的動力，它的刻劃著技術官僚主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改良的政治鞏固，還有它的使人默許存在的意識型態，而這些都是爲了擴大和保衞在制度外的行動空間，爲了堅特衝突和擴散一個更自覺的造反精神，去長期地準備那革命的一擊。

* * * * *

協議前言

GAF的聯盟協議把自己規限於一些基本觀點上，和反影出這聯盟的組織上的簡單性。GAF跟其他無政府主義聯盟的分別在於它沒有固定的職位或者代表，這個聯盟故意地建立在共同協議而不是在先決的規條裏。從綱領第十四條甚至容許整個聯盟協議得以修改來看，可見GAF組織上的彈性。

尤其重要的是那些個别獨立的行動，第七條就有提到這點。GAF的戰士在完全獨立自主下組織的活動，並不代表組織的，他們通過彈性的決策過程然後伸引到實際行動上。正如一九六九年至七二年間CROCENERA ARARCLICA的例子，他們組織起來處理政治和法律上的白衞；還有關于鼓動和鎮壓兩方面的反宣傳（COUNTERINFORMATION），他們亦在幾個重要的運動中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例如為PINELLI（GAF一個戰士）和UALPREDA的政治迫害而進行的全國性運動，其他的例子：A-RIVISTA ANARCHICA（始于一九七一），INTERROGATION的意大利編輯組（始于一九七四），COMITATO STAGNA LIBERTARIA （始于一九七四）和EDIZIONI ANTISTATO的新的管理（始于一九七五年）和CENTRO DOCUMEWTAZIONE ANARCHICA（始于一九七六年）等。

這些始創性的行動從不曾說成是GAF的「官方」行動，而其實當它們是有用和在可能範圍之丙，都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整體爲目標。因此，無數的會議和集合都曾經舉行過（例如：A-RIVISTA ANARCHICA的全國集會）。這些始創性行動的組織，或者更應該說是凝聚性的作用是值得留意的，它帮助我們理解GAF在意大利語系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裏所起的攏合作用。

地區性的組織是同樣重要的，在這方面，GAF採取了一個十分主動的態度，嘗試協調在同一地區但沒（必要）有相同觀念的小組，使它們更有效地運動。

最後一點：GAF的組織跟它本身數量上和地區上的局限（意大利北部）是有關係的。在這两方面上的實質上的成長將會帶來新的問題；然而這點對于這個聯盟的彈性組織是完全可以應付的。

GAF的聯盟協議

GAF是一個同寅組織的聯盟，即是說，聯盟內的小組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運動在關係到分析，策略和組織方面持有相近的觀念。
它們的共同基礎就是協議所表達的綱領和組織形式。
小組與小組之間有直接的接觸，每一小組通過定期的意見交換，和有需要時而又可能之內的帮助，跟其他小組聯繫起來。
跟其他在運動中的聯盟，行動小組和同志的通訊。通過一個共通的聯盟的地址；這聯盟可包含這些個別的組織，但不能代替它們本身直接和主動的存在。
整個聯盟並不負起每一小組或者部份小組的活動的責任，任何組織都不能以聯盟的名義行動和表態，除非事先得到聯盟的委托。
從各聯盟內小組的親和，頻密和規律的關係裏自然地產生一個關于各小組活動的一般協議。這協議可以在或短或長的時間內通過共同綱領來宣示。
其他小組能夠參與某一個或多個小組所發起的始創性行動的程度和形式應該依不同環境而決定，這個或這些推動活動的小組將會繼續完全地獨立，除了它們要忠實地尊重對其他組織所建成的協議。
聯盟的集會，愈多同志參與愈好，而最少一年要有三次。集會的組織和發言要用依次輪流的方式來進行。在這些集會上，就如在其他資料交換和實際問題的探討上，理論和戰略的問題將會在個或多個小組所提出的文章的基礎上討論。
在一個聯盟的小組邀請下，無政府主義同志和其他不屬于聯盟的組織可以參與集會，或者是集會的部份。
一致的決議將會成爲整個聯盟的義務；而那些部份的決議只會成爲接受這決議的小組的義務，集會的決議一定要經過小組的批準，如果決議不能在集會當晚完成，亦將要提出來被通過。
一個最少包括四個地區性的代表同志的「自衞網」，將會用來應付鎭壓。每一個同志都向自己的小組負責把自衛網的一切作報告。
小組把10%的資源作爲聯盟的基金，處理的方法由大會決定。
任何一個小組如果它同意這綱領的話，而又獲得聯盟內小組的一致同意，都可以成爲聯盟的一部份；同樣一個小組可以因爲相反理由或是小組的一致意見而脫離聯盟。
這個協議和綱領的任何條款可以在大會的一致決議和批準後加以修改。

{1} DROPOUT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初起時，通常是指那些發覺學校只不過是現存制度的一部份，於是自動退學，進入社會的反叛青年。但DROPOUT可以是指很多方面的退出，例如响往自食其力的人，可以從工業文明退出，到鄉間組織自耕公社等。

{2} 這點是錯誤的，只要我們看一看歷次運動的政策、後果，我們就不會這樣說了。

{3} AFFINITY GROUP這觀念和組織形式源自弗朗哥專制前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它的特色就是成員間存在很親密的人際關係，而這關係又是從共同的革命實踐和經驗而來的。同寅組織的成員並不多，故此各人可以發展起親密的關係，讓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得以運行，個人的日常生活外可跟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同寅組織在革命實踐上只自祖爲一「催化劑」，而不是什麼政黨，或者自吹自擂的撈什子「代表」。不同的同寅組織在有需要可以互爲呼應，但任何的共同行動並不是由一個「中心」指派的，同寅組織的結構本身就限制了官僚的存在。在運行上，同寅組織亦有它的好處，個人間的親密關係可以防止警探的渗透，共同的生活經驗和其間的情誼，不是口頭的掩飾可以代取的。在運動的高潮時，它們又能有效地依著不同的需要，結成聯盟，發揮更大的運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