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

克鲁泡特金全集·总序

在1921年2月8日我们这个世界失掉了克鲁泡特金，许多人哀悼过他的死，以为这是一个大的损失。

克鲁泡特金被称为安那其主义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人类的最忠实的朋友，最有热情的叛逆者，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前进的科学家。在他一身，人、战士、学者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完全的整体。他的八十年的生涯就像一块纯洁的白玉，没有一点污点。所以甚至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

克鲁泡特金生在俄国最高的皇族中，见惯了种种不平等和野蛮的事情，后来自动地舍弃了他的财产和爵位，这些东西在别的许多人是努力追求而得不到的。他放弃了特权，投身在民众中间，这并不是出于单纯人道主义的动机，也完全与托尔斯泰的神秘的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牺牲精神不同。他受了法国大革命所散步的新思想的影响，在西欧旅行中又目睹甚至接触了巴枯宁指导下的第一国际的运动，便毅然参加了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开始对沙皇的专制政治下严厉的攻击。

于是牢狱生活开始了，两年以后他逃出了俄国监狱，在一八七二年夏再赴西欧，不久便加入当时在西欧逐渐生长的安那其主义运动。1879年在汝拉联盟大会中他宣读了一篇题作《从实践的观点所见的安那其主义思想》的论文，这是安那其共产主义之第一次的理论的告白，自此以后他便成了一个天才的，博识的，深刻的理论的创设者了，终身不曾间断过。

这年2月，他和少数友人发刊了《反抗者》周报阐明他的安那其主义的思想。但在1882年尾，他因里昂炸弹事件的牵连在法国被捕了。虽无丝毫的罪名，他终于被判了五年的徒刑，在克来服监狱中度他的光阴，然而在外面他的最忠实的友人爱利塞·邵可侣却把他的论文集编印出版了。这就是那本著名的书《一个反抗者的话》是一本燃烧着革命的热情的书。

1886年他因各方面的援救被赦出狱，却不得不到英国去度他的亡命生活。在那里他无时无刻不和全欧洲的安那其运动以及社会思想潮流接触，这样继续不断地写成了许多渊博的书籍和精美的小册，发表了无数深透的演说。他归纳地表示出来：人类社会向着安那其演进的倾向，并且肯定了一个新的革命的道德之需要，这道德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道德对立的。

在《面包与自由》《互助论》《法国大革命史》中他很显明地给我们确立了社会改革的目标，绘出了未来社会的轮廓。他的《自传》又是一部忠实的生活之记录，使读者以一颗跳动的心与作者共同经历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革命运动与欧洲社会运动的各阶段，从这运动中显现出作者的最纯洁最伟大的人格来，作为我们每个青年人的模范。《法国大革命史》在历史的领域中是有最大的成就的。它公平地展示出来下层民众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尽的重大职务，这职务是往往被一般历史家所忽略了的。

《互助论》在生物学的著述中已经成了一部权威的著作。它可以被视为达尔文的《人类由来》的续篇，指示在生物进化的历程中合作之功用实超过个体的斗争。据说赫胥黎看见本书所提供的证据后就改变了他的见解。克鲁泡特金的论据曾经引起了各国学者的讨论，它们不仅适应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面包与自由》与《田园、工厂与手工场》是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两部重要著作，而后者竟做了现今在美国流行的技术统治学派的先驱。它们给我们供给了安那其共产主义的一个明确的解释，和未来社会的一个熟思的方案。他把工业和农业联合起来。他主张工业分散而反对集中，他主张以全工代替分工。而头脑劳动和手腕劳动的联合这理论又给现在的新教育开辟了路，做了先锋。

最后他又给了我们一部《伦理学》，这不仅是他的关于道德的研究的一个结论，这还是他的全部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之要略，这又可说是他一生的知识的综合，可惜死亡来得太快，使他没有时间把下卷完成。

他的论据是雄辩的；他的眼光是深透的；他的学识是渊博的；他的文体是朴实简明的；他的笔调是诚恳热烈的。所以他的著作能够极普遍地散布于全世界，取得众多的读者。

克鲁泡特金是一个多方面的人，但又是一个性格极其和谐的人。一个忠实的归纳的科学家，一个前进的哲学家，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把这三种性质很和谐地具有着。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一个最勇敢最热诚的社会革命的战士。所以我们决不能够把科学家的克鲁泡特金和安那其主义的革命家的克鲁泡特金分开。我们应该认识整个的克鲁泡特金。

克鲁泡特金这个名字在中国是十分熟悉的。许多人赞美他，许多人攻击他，许多人惧怕他。然而很少有人真正认识他。大部分的青年都知道他的名字，都会说几句批评他的话却没有一个人仔细地读过他的书。在中国也有人翻译过了他的著作，也有人刊印过不完全的“克氏全集”，但那些译本大半是不可信赖的。译者常常把原著的精义遗漏了，有的甚至把作者的思想错误地解释了。在中国，克鲁泡特金是不曾被人真正地认识的。

因了这个缘故，我们才着手来编印克鲁泡特金的全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把整个的克鲁泡特金介绍到中国来，一方面使青年认识他的学说的真面目，一方面给中国学术界供给一点可信赖的宝贵的材料。

我们不妨明显地说，我们的目的不在宣传而在研究。我们的译笔力求忠于原著，不敢违背原文的意义。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是用四五种文字写成的，有许多文章散见于各国的报纸杂志中，因此我们也在可能范围以内把它们搜集起来，有单行本的，就用各种文字的版本参照校阅；无单行本的，就整理编译。我们希望这一部全集能够成为忠实的、完全的译本。

今年是2023年，距巴金先生写下这篇序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这百年间，中国的安那其主义受过挫折，也曾彻底隐匿过形迹，不被人所知。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今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也只有《互助论》和《面包与自由》两本了。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完成前辈未竟的工作，实属一件幸事。

与巴金先生所说的相同，我们虽是安那其主义者，但补完这套全集，并非是要求读者您一定要与我们同路。只是希望能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重新介绍到中国来，以矫正对于安那其主义“无秩序”“混乱”一类的刻板印象，而希望社会各界对安那其主义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正如大卫·格雷伯所说，安那其主义是一种了解之后即使不认同也很难不同情的学说。我们坚信，最朴实、最简单的话语而非既空且大的宣传词才最适合介绍安那其主义，才能展现安那其主义的全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正有这样一种特质，我们希望这部新编的全集能够成为读者您了解安那其主义的引路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有其价值了。

序

《自传》并不是克鲁泡特金的最初的著作，然而现在我们却把它编为全集的第一卷，这也是有意义的。

一个研究克鲁泡特金的日本学者故大杉荣曾经说过：“我们要真知道克鲁泡特金，与其读他的《面包与自由》或《互助论》，不如先读他的《自传》。”我们同意他的话。

《自传》只是克鲁泡特金的前半生的生活记录，从1842年描写到1886年，这里面并没有包含着他的生活的最重要的时期。（那是他的后半生的生活，关于这个我们在全集最后一本《克鲁泡特金评传》里将有详细的叙述，在这里多余的话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后半生的基础，远在1886年以前许久就确定了。《自传》不仅是一本忠实的生活的记录，它是一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史，它描写同时代的人物和社会状况更多于描写自己。因为作者的生活是多变的，他在各种社会阶级中活动过，所以他的描写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法国友人爱利塞·邵可侣给《自传》的法文译本起了个题名做：Autour d une vie意思也就是这本书所着重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这人的周围的一切人物和社会状况。而作者本人，就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安那其主义者。革命的安那其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的成长在《自传》里就充分地给我们显露出来。所以克鲁泡特金给他的《自传》题名做《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

读了《面包与自由》，我们会为他的雄辩的论据和热烈的笔调所压倒，但是我们会问：一个最高的皇族怎样会变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我们读别的书也会有这个感想，但是我们读了他的《自传》以后我们就没有一点疑惑了。我们跟着他去经历了那多变的生活，我们就知道在他，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奇迹。《自传》是他的生活记录，而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全部著作的基础。所以先读过《自传》，然后才能明白他的思想发展的道路，然后才能更深切地了解他的其他的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著作。

克鲁泡特金研究的权威奥国学者奈特罗曾经说过一番值得注意的话：

……一个人能够接受或抛弃一种学说，但他的道德性却是生了根的，不能够随时抛弃的。因此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任何著作中所看见的他的道德性，必定是属于同样性质的。

然而克鲁泡特金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遇着各种不同性质之公众的、一般的生活，这必然地影响了他的悠长生活的各时代中的见解。

当他还是一个哥萨克军官旅行西伯利亚时，他把他的全副精力与热诚完全用在考察上面，为的是谋俄国与西伯利亚之利益——恰与后来他把他的全副精力用在《反抗者》周报上面；用在“互助”和法国革命研究上面；或者用在观察合作、集约农业上面……他每做一件事，便专心一意地，极其忠实地做去。然而这种环境之变迁便免不掉使他在悠久生涯之各时代中生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评价、进化等等。……环境、人格、事实对于他生出种种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

我以这样的方法来观察，便发见在1879到1882年之间的各种影响，使克鲁泡特金在那些年代中看见了革命的事实，使他相信一个民众的革命快要到来了，而且就近在目前了——这个见解便产生了克鲁泡特金写出《一个反抗者的话》的当时的精神。

过后监狱的生活便开始了，这是1883年到1885年，在那时期中他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还存在着，但至今尚未刊行。在我未考察过它们之前我不能够断言：这些年代是1879——1882年之收场，或是1886年起至九十年代或较后一点之英国时代之开幕。接着“俄国革命”及“法国革命研究”时期就开始了。于是1905年以前，1905年，1906年及较后一些年代中，一直到1912年左右反对社会民党的时期，（因为他看见他们把1905年的俄国革命弄失败了，而且还妨害了欧洲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努力。）以及欧战时期（战前及战争当时）及其后的时代，又相继而来。

我确实觉得他在1879年到1883年之间所抱的在法国及拉丁诸国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公社马上就会到来之希望已经消失了。后来他在英国看见了英国之巨大工业组织之奇观，以及在英国常常讨论的和战争海上霸权关联着的粮食问题；他又看见英国工人的真正广大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在那里分配合作社之普及，并且他又看见英国社会党与激进党的人物和环境，当时在其中讨论、辩驳、宽容都是极其平常的；决没有暴力、激情、狂信等等——上述的这一切不免就使他大大地注意到创造的努力及进步之一切形式（只是在自愿的，而非在强迫的路线上），那么对于单纯的破坏与一个对于自发的改造之多少带点狂信的信仰，便不十分注意了。

因此这时代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便有了一个不同的性质。他的英国读者和听众希望被事实和论据所说服，并不愿为热情的话语激动了感情。而且在著作或讲演俄国政治犯的惨苦的生活、俄国政府对于革命党人的迫害时，可以多用热情的语句来鼓动人。然而在讨论安那其主义、搜集材料证明互助小工业等等时，他便不得不用教育的而非用感情的方法了。（见奈特罗1928年给我的信。）

这样奈特罗就把克鲁泡特金的各时期的著作的性质分析清楚了。我们明瞭了这个，我们认识了克鲁泡特金的生活，再进而读他的全部著作，我们决不会感到一点困难的。

前记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的知识的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我能够把它译出介绍给同时代的年轻朋友，使他们在困苦的环境里从这书得到一点慰藉，一点鼓舞，并且认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我觉得非常高兴。

这书是在1930年1月译成的。当时由几个朋友花钱印过一千部。以后在1934年又由另外两三个朋友集资印过一千部插图本。书是没有了，但收回来的书款却很少。大半是送出去的。我们几个人对于书籍发行可说毫无经验。因此这部书始终无法达到一般的读者手中。为这事情我感到苦恼，尤其是后来遇着新认识的朋友向我问起怎样可以得到这书时，我便感到未能尽责似的负咎的心情。

近两三年来我就有意将这书修改重印，但总没有时间和机会。到去年我才下了决心，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事情。我曾把这决心告诉一个在重庆教书的朋友。他却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断定这样的书不会有销路。这意见倒是我料想不到的，但它并不曾使我灰心。我的决心倒因此变得更坚决了。我写作翻译原不是为了销路。同时，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的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所以我终于违背那位做教授的友人的劝告，毅然把这书修改重印了。这其间我也曾得过一些鼓励。特别是一个年长朋友对我叙述的他的在空军中服务的青年友人的“奇遇”使我感动。那个年轻人在火车中（或者在汉口）遇见一位女郎，他从她那里得到一个奇异的礼物——就是插图本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她把它当作良好的书介绍给这新认识的朋友。我不知道那位女士是什么人，但我喜欢在我以外还有人从这书得过益处。倘使这书果真如那位做教授的友人所说“在这时候不会有销路”，那么就让我把它献给那位女士——我的译本的唯一的知己。

我当初翻译这书根据着第十二版美国本的原著和第三版的法文译本，还有大杉荣的日文译本做参考。法文本虽是译文，但出版较后，又经过著者校阅改订，不但字句间略有补充，连结构方面也有改动，分章分节都较英文本整齐。后来我又找到1899年初版本原著和1908年新版普及本。这两种本子内容相同，都是英国版，不过普及本多一篇新版的序言，我把它改题作“跋”，附在后面。这两种本子都已绝版，它们比现在通行的美国本多一些字句。我另有第十三版的德文译本（两卷）和纽文许士的荷兰文译本（两卷），内容与法文译本相同。

原书共有六章，我把第四章（原题为《圣彼得堡——西欧初旅》分为三章，《归国以后》这标题是我增加的。《牢狱生活》的原来标题是《要塞——越狱》。此外，在结构方面我的译文则完全依照法文本。

最后一章原题为《西欧》，是根据友人克刚的译稿改译的。他的未发表的译稿给我减少了许多困难，对于这大量的帮助我应该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英文本序

以前的伟人的自传大抵不出下面的三种类型：“我以前如此深入迷途；如今我又找到了正路”（圣奥古斯丁）；“我从前是这么坏，然而谁敢以为他自己要比我好一点？”（卢梭）；“这是一个天才因良好的环境慢慢地自内部发展的道路”（歌德）。在这些自我表现的形式中，作者总以自己为主。

十九世纪名人的自传又多半不出下面的两种类型：“我是这样地多才，这样地吸引人，我赢得人家如此的赞赏与爱慕！”（约翰娜·露易丝·海伯格的《回忆中的一生》）或者“我是才华横溢，值得人爱，然而人们却不欣赏我；看我经过了何等艰苦的奋斗才赢得今日的声誉。”（安徒生的《我一生的故事》）在这两类生活记录中，作者主要想的是他的同时代的人怎样看待他，怎样说起他。

这一本自传的作者并不想夸示自己的才能，因此也不曾叙述他如何奋斗而获得声名。他更不注意到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意见怎样；别人对他如何想法，他用一个词就略过了。

在本书中作者毫无顾盼自己的形象之意。他不是那种高兴说到自己的人；他说到自己的时候心里很不情愿，而且有几分害羞。在本书里并没有泄露内心自我的自白，没有感伤或愤世嫉俗的言辞。作者既不谈自己的罪过，也不说自己的德行。他并不想和读者表示庸俗的亲热。他不曾讲他在什么时候陷入情网，也很少说起他和异性的关系，甚至连他的结婚也不交代，只偶然在一处我们得知他已经结婚了。他做了父亲，并且还是一个爱子情深的父亲：这一层他也没有时间来叙述，仅仅在最后十六年的匆匆回顾中略一提及罢了。

他描写同时代人的心理较描写自己的心理更费心思。在他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心理——俄国官场与下层民众的心理，奋斗前进的俄罗斯与停滞的俄罗斯的心理。他叙述同时代人的故事实较叙述自己的故事的心更切。因此他的一生的记录里面包含着当时的俄国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

然而本书也达到了类似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中达到的效果，作者表现出一个非凡的头脑如何发展而形成；也有可以比拟于圣奥古斯丁的自传《忏悔录》之处，我们读到了一个与古时所谓的“改宗”相仿佛的内心的危机的故事。事实上，这个内心危机实为本书的转折点与核心。

现今只有两个伟大的俄国人时时想着俄国民众，而他们的思想又属于人类全体。这两个人便是列夫·托尔斯泰与彼得·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常常用诗的形式把他的生涯的片段告诉我们。克鲁泡特金在这里不求诗意的再现，而是第一次把他的全部事业生涯作一次匆促的回顾。

不管这两个人是如何根本不同，然而他们的生活与人生观却有一个共通点。托尔斯泰是一位艺术家，克鲁泡特金是一位科学家；可是他们两人都在生命的某一时期无法继续从事与他们天赋的卓越才能相投合的工作而得到良心的平安。宗教原因使托尔斯泰，社会原因使克鲁泡特金，毅然舍弃了他们最先走的道路。

他们两人对人类都充满了爱，他们在严厉谴责上层阶级的冷漠、自私、粗野与残酷，在关心被践踏与被虐待的民众的生活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人看到世界上懦弱的成分实多于愚昧的成分。两人都是理想家，两人都有改革家的气质。两人都是天性酷爱和平的人，克鲁泡特金在两人中更要和平一些——虽然托尔斯泰常常宣传和平，谴责那些用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人；而克鲁泡特金却认为这种维护有理，并且与恐怖主义者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两人的最不相同的一点在于他们对于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与科学两者的态度：充满了宗教激情的托尔斯泰极其轻视、贬损这两者；克鲁泡特金则高度重视他们，不过，他同时谴责科学家忘记了人民与人民的困苦。

许多的男男女女并不曾经历一个伟大的生活也成就了伟大的一生事业。许多人的生活虽然是无大意义、平平常常，然而他们却引人入胜。至于克鲁泡特金的一生则兼有伟大与引人入胜二者。

在这书内就蕴藏着构成事变丛生的生活的一切要素——牧歌与悲剧，戏剧与传奇。

在莫斯科和在乡间的童年时代，他的母亲、姊姊、家庭教师及忠心的年老仆婢的肖像，宗法社会的家庭生活的种种情景：这一切被他用一管生花妙笔写了出来，使每个读者的心为之感动。然后又是风景和这两兄弟间的挚爱真情的描绘——这一切全然是牧歌了。

不幸，同时又发生许多的悲哀与痛苦：家庭生活的严酷，农奴所受的虐待，成为人的命运的主调的头脑狭隘与残酷无情。

这里面有变化；这里面也有戏剧性的灾难：宫廷生活与牢狱生活，接近皇帝和大公等的俄国最高层社会的生活，以及在伦敦与瑞士和劳动无产阶级在一起的贫困。像演戏一般地变换着服装；主角白日里要穿着华美的衣服在冬宫内现身，晚间又穿得像个农民在市外宣传革命。而且本书也有小说所特有的感伤的成份。虽然克鲁泡特金的语调和风格是简朴不过的，然而他的记叙文的一些部分却是极其激动人心，为那般专求轰动效应的小说中的任何部分所不能及（这是由他所要交代的事实性质决定的）。我们读到他越狱前的种种准备以及这计划的勇敢的实行，实在不能不屏着呼吸专心地一口气读下去。

很少有人像克鲁泡特金那样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活动过；很少有人像克鲁泡特金那样详细地知道一切社会阶层。看，这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克鲁泡特金，一个卷发的小孩子，穿着化装跳舞会的服装，站在皇帝尼古拉一世的身边；一个少年侍从，跟随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跑，一心想保护他。然后又是克鲁泡特金在阴森可怖的监狱里叫尼古拉大公出去；或者克鲁泡特金在监狱里静听他的脚下的牢房中一个疯狂日增的农民的胡话。

他过过贵族的生活，也过过工人的生活；他做过皇帝的侍从，也做过一个贫病交迫的著作家。他过过学生、军官、科学家、未知地域的探险家、民政官、被追捕的革命者的生活。在亡命时，他有时真和俄国农民一样，不得不赖茶与面包生活；同时又身为侦缉与暗杀阴谋的对象，犹如一位俄国皇帝。

很少有人曾有过和克鲁泡特金的同样广泛的经验。他是一个地质学家，能够考察百千万年以前的史前的演化，同时他又吸收了他自己的时代之全部历史的演变。除了他在书斋与大学中所得到的文学的、科学的教育（如外国语、文学、哲学、高等数学等）之外，他在生活早期就加上了他在工场、实验室以及田野中所得到的教育——自然科学、军事科学、筑城术以及关于机械与工业程序的知识。他的智力修养是极其广博的。

当他陷入无所事事的牢狱生活时，这活跃的头脑不知受了多大的痛苦！这是对耐力多大的考验，对坚强意志多大的磨练！克鲁泡特金在别处说过，一个道德地发展了的人格应是每个组织的基石。这可以适用在他身上，生活使他成为未来大厦的一块基石。

克鲁泡特金一生的危机中有着两个必须一提的转折点。

他年近三十——这是一个人一生的决定性的年龄。他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科学工作者，曾作过一项有价值的科学的发现。他发现亚洲北部的地图是不正确的；不仅亚洲地理的旧概念不对，而且洪堡的学说也是和事实冲突的。他勤苦地埋头研究了两年以上。于是有一天，事实的真正关系突然闪现于他的脑际。他明白了构成亚洲的主要山脉不是由北往南，也不是由西往东，乃是从西南往东北。他把这个发现拿来验证，应用到各种单独的事实上去，证明它经得起验证。这时候，他尝到了得到科学启示的欢乐——最高、最纯的欢乐；他又感到此种欢乐在作用于头脑时是何等令人奋发向上。

接着危机来了。他一想到这些欢乐只为极少数人所独享，便充满了悲哀。他自问究竟自己有无权利来独享这些知识——为他自己。他感到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更高的义务——与其继续工作去寻求新的发现，不如尽他的一部分责任把已经获得的知识分给民众。

依我看，我并不以为他的这种想法是对的。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巴斯德就不会成为一位造福于全人类的人了。归根结蒂，一切最后总能有利于人民群众。我以为一个人提供给世界他的能力以内的最充实的产物时，他就算尽了全力给众人谋幸福了。然而这个根本观念乃是克鲁泡特金的特征。他的本质就在于此。

这个心理状态还使他走得更远。原来他有一个观念，以为在史前时代北欧全部都埋在冰下，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邪说，但是他为了这个目的便到芬兰去探险，想完成这个新的科学发现。就在芬兰，他对于那些在为面包而斗争时常常忍饥挨饿的穷人、苦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此他竟以为他的最高的、绝对的义务就是去作伟大的、贫穷无告的劳动群众的一个老师和帮手。

此后不久，一个新世界（工人阶级的生活）便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他向那些自己想去教导的人学习。

五、六年以后，这个危机的第二个形态出现了。这时，克鲁泡特金是在瑞士。原来他第一次在瑞士居留的时候就已离开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因为他惧怕会出现经济的专制，憎恨中央集权，深爱个人与公社的自由。然而只有在他经过在俄国的长期监禁之后重返瑞士，生活在瑞士西部的那些聪明的工人中间，这时，那个久已浮现在他眼前的社会组织的概念才化为更加明确的联合的社团组成的社会这种形式。这些社团合作的方式与各国的邮政机构或铁路公司现今所行的合作方式相去不远。他知道他不能够强迫给未来指定它必须要走的路线。他相信一切皆产生于群众的建设性的活动。然而为了便于说明起见，他便把未来的社会组织比之存在于中世纪的自下完成的“基尔特”（同业公会）与相互关系。他不相信有所谓领袖与被领导者之分；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我还是个相当老派的人，因此，当克鲁泡特金有一次多少带一点矛盾地赞美一个友人，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时，我听了很高兴。

作者自称为一个革命者；他这样做当然是对的。然而，很少有革命者像他那样温柔敦厚的。他有一处说到与瑞士警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时，一种战斗的本能（这是人所共有的）在他的性格中表现出来了，令人为之惊讶。他和他的朋友们感到侥幸免了这场战斗呢，抑或为战斗不曾发生而有些遗憾，他也不能确切地说清。然而这种感情的表现在本书中只有这一处。他从来不是一个复仇心切的人，但始终是一个殉道者。

他从不强迫他人作牺牲：他总是自己作出牺牲。他终身行之不倦，然而对于他，牺牲似乎并没有带来损失，他不大把牺牲当作多大回事。他的精力充沛，但他绝少有报复心，所以对于一个可恶的狱医，他也只说“少提他为妙”。

他是一个不事铺张、不打旗号的革命家。他非笑一切的宣誓和仪式（谋叛者通常总爱用什么宣誓和仪式把自己装扮得像演戏一般）。此人乃是质朴的化身。在人格上，他可以和世界各国任何争自由的战士比肩而立而毫不逊色。没有人比他更公正无私，他爱人类之深切，也没有人能胜过他。

然而他不会让我在他的著作开卷之初说尽我想说他的一切好话了，如果我真的说了，那么我的话将超出一篇序文的合理的长度。

作者小引

此书若非因为《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人与出版人的盛情请求与十分友好的鼓励，要我写出来陆续在该杂志上发表，那么恐怕在最近的将来是决不会写成的罢。他们对我的厚谊以及友好的督促使我勉力完成这项工作，我能在此表示我的诚意的感谢，实是一件愉快的义务。此书自1898年9月起至1899年9月止曾全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标题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现在预备出单行本的时候，我特将论及我的青年时代与留居西伯利亚时期的两章，尤其是叙述我在西欧的生活状况的最后一章大加增补。

第一章 我的童年

一

莫斯科——旧宫厩区——最初的回忆——克鲁泡特金家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莫斯科是一个历史发展甚为迟缓的都市，至今城中各处还把在历史的迟缓行程中所遗留的陈迹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带，有着宽广而寂静的街道和一排用灰色漆油过的低的房屋，看起来很是单调；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不分昼夜地紧闭着。这一带地方就是商人阶级的隐居所，又是那班外表上非常严峻、古板，专制的，信奉“旧教”的非国教派的大本营。克里姆林宫至今还是教会和政府的根据地；宫前一片广大的土地，点缀着几千家店铺和货栈，几百年来这地方就成了热闹的商业区，而且至今依然是横被整个广大帝国的国内贸易的心脏。

特威尔街与铁工桥就是几百年来时髦的大商店的两个主要中心；而蒲鲁席加与杜洛哥米洛夫加这两个工匠区至今还保留着莫斯科建都时代那班吵吵闹闹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区自成一个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营各的特殊生活。连那些铁路（当它们开始侵入旧都的时候）也在这古城郊外几个特殊的中心点集结着它们的货栈、工场，以及它们的满载货物的车辆和火车头。

在克里姆林宫后面，阿尔巴特与蒲列奇斯顿加两条大街之间有一带像迷宫一般的，又清洁，又静寂，迂回曲折的大街小巷，这个地方至今还依然被称为旧宫厩区。在莫斯科全城内恐怕没有比这旧宫厩区更特别的地方了。

距今约五十年以前，旧莫斯科贵族就住家在这一区里，而且就在这里慢慢地消亡了。他们的名字是常见于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史上的，然而后来却不得不把地位让给新来者（即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彼得大帝所召用的“各等级人等”）而自己引退了。这些先朝贵族看见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新朝廷中受到排挤，便只得退居在莫斯科的旧宫厩区，有的就隐居在首都附近乡村中风景如画的别墅里。因此他们对于在涅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要职的那一群“来历不明”的杂族人等，便不由得怀着轻视和暗暗的妒羡。

他们在青年时代，多半委身于宦途，尤以从事军务的为多；然而常常因了某种缘故，他们不久就辞了职，并不曾得着高官厚爵。那些较为得意的人还在本地方得到一个清闲的，差不多是名誉的位子（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余的多数人就完全告退，过着赋闲的日子。虽然他们一生转徙无定，走遍了俄国的广大地面，但他们总会设法回到旧宫厩区中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他们从前受过洗礼的教堂（而且当他们的父母的葬仪举行时又曾在这里宣读过最后的祈祷）附近消磨他们晚年的岁月。

新枝从老干生出来。其中有的又在俄国各处多多少少得到一点名声；有的又在莫斯科城内别区中，或在新都圣彼得堡建造了更华丽的新式邸宅。然而只有依旧住在旧宫厩区（住在和绿的、黄的、淡红的、褐色的，靠近与家族传统紧密相连的教堂的地方）的那一支脉，不管在族谱中占什么地位，总被认作本族的真正代表。对于这支脉的旧式族长，便是本族中那些离开故乡（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禁卫军中或在宫廷里得着一个较显荣的官职的年轻人对他也不得不表示大的敬意。（自然不能说完全不带一点讥讽）对于他们，这样的族长就成了一族的古风和传统的化身。

这一带寂静的街道远离那喧闹扰攘的莫斯科商业区；在这些街道上，所有房屋的外表非常相似。大多数是用木头建造，屋顶全用亮绿色的铁片盖成；外部涂以灰泥，并有圆柱与前廊来点缀。这些房屋全是油漆得非常华丽。差不多各家都是平房，临街开了八九扇美丽的窗户。只有在房屋的后部才修建了一层楼，俯瞰着一个宽大的天井，天井四周又有许多小房子，作为厨房、马厩、地窖、马车房以及仆婢室用。天井前面开着一扇大门，大门上钉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的字通常总是“中尉，少校，上校（很少有少将或同级的文官官衔的）某某人的公馆”。然而如果在这些街上有一所更华丽的而且有镀金的铁栏和铁门的房屋，那么门上的铜牌一定刻着“商业顾问”或“名誉市民”某某人字样，这班人都是“来历不明”的，定居在这区的“入侵者”，因此他们的邻人完全不和他们往来。

在这一带贵族定居的街道上，向来不许开设商店，至多在本教区的教堂所属的某一所小木房里，开着一家杂货店或水果店罢了；然而那时候在小店的对角便会安置一个警察的岗亭。那个警察白天手执着戟站在岗亭口，看见官员走过，便举起他的不能伤人的武器行礼；一到晚上，他便进了岗亭，在里面或者替人修鞋，或者制造一种特别的鼻烟，卖给邻居的老仆人。

在这莫斯科的“圣日尔曼乡”[2]中，生活过得清静而和平——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早晨的时候，街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到了正午光景才有一些法国家庭教师和德国保姆带着小孩出来在这盖满了白雪的大街上散步。等到午后才见太太小姐们乘着两匹马拉的雪橇，后面有一个仆人站在钉在踏板末端的一块小木板上；有些太太小姐则乘一辆旧式马车，又高又大，有着大而弯曲的弹簧条，[3]由四匹马拖着飞跑。车前有一个马夫，车后站两个仆人。到了晚上，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是灯烛辉煌，如果百叶窗不曾关上，街中的行人便可以赞叹那些在客厅里玩牌、跳舞的贵人了。那时候所谓“新思想”尚未流行，而且离“父与子”冲突的时代还很远。至于在所有这些房屋里面发生“父与子”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常常不是演成家庭的悲剧便是要政治警察夜间光临），那还是以后的事。在五十年前，这类事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切都是平静而安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我就是于1842年在这旧宫厩区中诞生的。[4]我的最初十五年的光阴也是在这里度过。父亲把我们的母亲在其中病故的房屋出卖了，另外买了一所新屋。以后他又把那房屋也卖出去，我们便在租赁的房屋里过了几个冬季，直到后来，他才在离他幼年受过洗礼的教堂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合于他的脾胃的住宅。然而不管这一切变化，我们依旧住在旧宫厩区内，除了在夏天我们到自己的乡间别墅去避暑之外，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住宅的一隅，有一间又高又宽的寝室，我们的母亲躺在那里面的一张洁白的床上，床前放着我们孩提时代用的小椅子和小桌子，另外还有几张洁净的桌子，上面放着几个美丽的玻璃缸，里面盛着糖果和果子酱（这间屋子，只有在特殊的时候，别人才领我们两弟兄进去），这就是我的生涯中最初的隐约的回忆了。

我们的母亲患着肺病快死了，她的年纪不过三十五岁。她要在和我们诀别以前，把我们叫到她的身边，抚爱我们，在我们的欢喜中感到一刻的幸福，她便在她的床前安排了这小小的“款待”，因为她再不能够起床了。我还记得她的那张灰白瘦弱的面孔，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她带着爱怜横溢的眼光望着我们，请我们吃东西，要我们爬上她的床。过后，她忽然哭出声来，继之以一阵咳嗽——我们就被叫出去了。

几天以后，我们两个小孩（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和我）便从大人屋里搬到院内一间小的偏屋里去了。这间小屋子充满了4月的阳光，然而我们的德国保姆布尔曼夫人和俄国保姆乌利安娜却叫我们上床睡觉。她们泪痕满面，在替我们缝四边镶着白穗的黑衬衣。我们睡不着觉：这奇异的景象使我们害怕。我们静听着她们低声的谈话。她们在说我们的母亲的事，可是我们听不明白，我们便跳下床来，问道：“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

她们两个便抽泣起来，一面轻轻抚着我们的卷发的小头，称我们做“可怜的孤儿”，后来乌利安娜实在忍不住了，便说：“你们的母亲到那里去啦——到天上，到天使那里去啦。

“天上怎么去？为什么？”我们带着小孩的想象这样问，却得不着一句明白的回答。

这是1846年4月。那时我只有三岁半，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还不到五岁。我们的长兄尼可拉与长姊海伦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可不知道：他们大概是在学校里罢。尼可拉有十二岁，海伦也有十一岁；他们两个是在一处生长的，我们不大清楚他们。从此我们弟兄两个便留在这间小屋里，有布尔曼夫人和乌利安娜照管我们。那位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她在这茫茫人世是绝对孤独的；自从我们的母亲逝世以后，她待我们真和母亲一般。她尽心竭力地抚养我们，时时给我们买一些简单的玩具，而且只要那个卖姜糖饼的德国老头子（他大概也是像她那样无家的孤独的人）有时到我们的家里来探望，她便买了不少姜糖饼把我们喂一个饱。我们和父亲见面的时候很少；其后的两年就这样过去了，并不曾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

我们的父亲说起他的家世，便非常骄傲，他会做出庄严的样子把那幅挂在他的书斋内墙壁上的有镜框的羊皮纸指给我们看。这羊皮纸表示我家世袭的纹章，代表画图中身披貂皮外套、头戴摩洛马克的冠冕的斯摩棱斯克亲王爵位的纹章。在这上面由纹章局签字证明我们的家系出于素称“勇猛无敌”的洛斯地斯拉夫·米斯地斯拉维奇（即俄国史上有名的基辅大公）的一个孙儿。我们的祖先曾为斯摩棱斯克大公。

我们的父亲常常说：“我花了三百卢布才得着这一幅羊皮纸。”他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并不大明瞭俄国历史，他之所以看重这羊皮纸，与其说是为了它的历史的关系，不如说是为了它的售价。

事实上，我们的家族实在是源远流长。然而和那可以认作俄国历史上封建时代的代表的路利克族子孙的多数一样，我们的祖先到了封建时代告终，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了统一俄国的事业时，便落伍而归于衰微了。近年来，克鲁泡特金一族人似乎失去了做官的特别兴味。我的曾祖和祖父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从军中辞职出来，急忙回到祖传领地上过赋闲的日子。我还应该说，这些领地四处都有，其中主要的一处是在梁赞省乌鲁索弗，位置在一座高山之上，山下便是一片沃野。那地方有茂盛的树林，有蜿蜒的河流，有无边的草原，其风景之幽美，无论谁见了都要心醉。我的祖父从军中辞职回来时，不过是一个中尉，他便退隐在乌鲁索弗，专心经营他的领地，同时又在邻省购买了一些新的领地。

我们这一代人本来也许会学着祖父的榜样做去；然而祖父却娶了一个家风和我家的完全不同的加加林公主。她的哥哥是一个出名的戏剧迷。他自己开设了一座戏院，而且放任着自己的激情，竟至于不顾一切亲族的非笑责难，娶了一个农奴的女儿——天才的演员谢苗诺芙娜。谢苗诺芙娜是俄国戏剧艺术创建人之一，并且确实是最受人欢迎的一个演员。而尤其使得“全莫斯科”惊骇的，乃是她结婚以后仍继续现身于舞台。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母是否有着她的哥哥那样的艺术癖好和文学趣味——我如今所能记起的她，是她已经瘫痪，只能低声细语的时候了。然而到了下一代人，文学的爱好就成了我家的一个特征，这倒是确实的事。加加林公主的儿子中有一个是小俄国诗人，出版过一本诗集——这一件事在我的父亲却以为是耻辱，他常常故意避开不提。在我们自己这代人中，有几个堂弟兄，还有我的哥哥和我对于我们这时代的文学多少尽过一点力。

我们的父亲算是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一个典型军官。这并不是说他有着尚武的精神或酷爱军营的生活；我恐怕他一生从没有在露营的篝火旁边度过一夜，或参加过一次战争。然而这在尼古拉一世的治下倒是不大要紧的。当时的真正军人是一个非常爱穿军服，完全讨厌一切其他服装的军官；他的士兵是被训练来用他们的腿和枪做出差不多超人的把戏（如“举枪”时把枪底木柄弄碎，这便是有名的把戏之一）；而且他在举行阅兵的时候可以使他的士兵排列得非常整齐，并且绝对不动，真正和一排玩具兵士一样。密契尔大公有一次看见一队步兵演习“举枪”足足有一个钟头，以后他向人说起这联队时，赞道：“真是好极了，不同的只在于他们还在呼吸罢了。”我的父亲的理想就是去适合当时的这种军人观而已。

诚然，他也曾参加过1828年对土耳其的战争；然而他有办法使自己自始至终都留在后方总司令部中。我们小孩子有时趁他特别高兴的时候，请求他讲一点战争的故事给我们听，可是他除了有一次被几百只土耳其狗突然袭击一事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件事是这样：有一夜，他和他的忠仆佛洛尔带着公文骑马经过一个无人烟的荒废的土耳其村落，遇到了一群土耳其野狗。他们不得不拔剑苦斗，才逃出饿狗的牙齿。如果那是一队土耳其兵，倒比较可以满足我们小孩子的想象，然而父亲所说的却是一群饿狗。后来父亲被我们问得没有办法，只得把他如何因“勇敢”而得到圣安娜十字章和他所佩带的金剑的那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老实说，我们听了觉得真正大失所望。他的故事实在是太无味了。那时候，司令部的将校们正驻扎在一个土耳其村落里。忽然村里起了火灾。一霎时，村里的房屋都被火焰包围住了。在一家屋内，还有一个小孩留在里面。小孩的母亲发出了绝望的哀号。那个平日寸步不离主人的佛洛尔这时立刻冲进火焰里把小孩救了出来。目击这事的总司令就赏了一个褒奖勇武的十字章给我的父亲。

“但是，父亲，”我们不禁叫起来，“救出那小孩的是佛洛尔呀！”

“什么？”他坦然自若地答道，“他不是我的人吗？这有什么分别！”

波兰革命之际，他也多少参加了1831年的战役，并且在华沙认识了军团长苏里马将军的幼女，而且爱上了她。婚礼是在那拉秦基宫举行的，仪式盛大奢华。副总督巴斯基维奇伯爵做新郎的傧相。我们的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可是你们的母亲什么家财也没有带给我！”

这是实在话。我们的外祖父尼可拉·谢苗诺维奇·苏里马是一个不知致富荣达之术的人。他的血管里一定含得有不少德涅伯河的哥萨克人的血液：这类人善于对付人数三倍于他们、武器精良、勇敢好战的波兰人或土耳其军队，然而不知道如何躲避莫斯科朝廷的外交的陷阱。在1648年的可怖的暴动（这是波兰共和国灭亡的开始）中与波兰人奋战之后，他们又陷身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失却了一切自由。苏里马家有一人曾被波兰人生擒，在华沙被拷打致死，但同族中其他“校官”反因此更加奋勇战斗，结果波兰割让了小俄罗斯。至于我们的外祖父，当拿破仑一世侵入俄国的时候，他曾率领一队胸甲骑兵，突破枪刺如林的法国步兵方阵，但本人头部也受了重伤，遗弃在战场上被视为死尸，后来虽然遇救，身体得以复原，但头上却永留着一条深的伤痕。他因为不肯谄谀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权势赫赫的亚拉克雪夫，被光荣地流放远地，起初为西伯利亚西部总督；后来又转任西伯利亚东部总督。在当时，这么一个官位比金矿还要肥，可是我们的外祖父从西伯利亚归来时仍旧和去时一样地清贫，只留下些少的财产给他的三儿三女而已。1862年，我到西伯利亚时，我还常常听见别人怀有敬意地提到他的名字。当时，西伯利亚各省受贿聚敛之风盛行，他无法将它压下去，因而心情近乎绝望。

我们的母亲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凡的女人。她死后许多年，我在我们的别墅的贮藏室一隅发现了一堆稿件，上面尽是她的坚实而秀丽的手迹。有的是她的日记，在日记里她愉快地描写德国的风景，并讲到她的悲哀和对于幸福的渴慕；有的是抄本，抄满了当时被检查官禁止的俄国诗歌，其中有1826年被尼古拉一世绞杀的诗人雷列耶夫[5]的美丽的史诗；还有一些抄本，抄的是音乐、法国戏剧、拉马丁的韵文、拜伦[6]的诗作；此外还有许多水彩画。

一位有名的画家曾聚精会神地为她画了一幅油画肖像：高高的苗条的身材盖着一堆深栗色头发，一对深褐色的眼睛，一张小嘴，她在画中看起来真是栩栩如生。她平时非常活泼，极爱跳舞。我们村里的农妇告诉我们说，她时常站在阳台上欣赏她们跳那悠缓而优雅的圆圈舞，到后来，她自己也加入她们一起跳舞了。她有一个艺术家的素质。在一个舞会上她受了寒，因而转成肺炎，以至于死。

所有知道她的人无不爱她。家中的仆婢想起她来表示深深的崇敬。布尔曼夫人之所以照顾我们，是为着母亲的情份；那位俄国保姆之所以一心一意爱我们，也是为着母亲的情份。乌利安娜在早上给我们梳头发或晚上在我们的睡榻上面划十字的时候，常常说：“你们的妈妈如今一定从天上望着你们，向你们流泪，可怜的孤儿！”我们对母亲的怀念使我们整个幼年时代焕发出光彩。不知有多少次，在黑暗的走廊里，仆婢们用手抚爱过亚历山大或是我。再不然，一个农妇在田间遇上我们的时候，便会问：“你们将来会像你们的母亲那样好吗？她真正怜恤我们。你们也会这样，错不了。”这样的事不知有过多少次。她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农奴们。事实上，要不是我们在我们家里仆婢中间享受到一般孩子享受到的爱的气氛，我们以后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母亲的孩子，我们和她相似，他们便热爱我们，而且有时候，他们的热爱表现得令人感泣，这在后面就会说到的。

世人无不热心希望生存于死后，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真正的好人的记忆总是活着的。这记忆将镌刻在下一代人的心上，并将再传给他们的儿女，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不朽么？

二

我的继母——布南先生的教育方法——星期天的娱乐——我对于戏剧的爱好——我参加尼古拉一世之庆祝典礼——我的哥哥入军官学校

我们的母亲死后两年，父亲便续娶继母。他本已爱上一个漂亮的富家少女，然而命运所决定的却在另一方。

一天早晨，他还穿着便衣，仆人们忽然慌慌张张地跑进他的房间，报告他所属的第六军团的司令官狄摩费叶夫将军来了。这位尼古拉一世的宠臣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在他阅兵时如果一个兵士稍有一点过失，他就会下令把那兵士打得死去活来。有时他在街上见着一个军官不曾把他的高高的硬领上的扣子扣好，他就会立刻把他革职为一个小兵，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狄摩费叶夫将军说的话，尼古拉一世真是言听计从。

那位将军从来不曾到我们家里来过，这一次他忽然跑来劝我们的父亲娶他的内侄女，伊利沙白·加朗季诺小姐为妻，这位小姐是黑海舰队提督的一个女儿，她有古典的希腊型的容貌，据说非常美丽。父亲答应了，他的第二次婚礼之豪华并不下于第一次。

“你们年轻人决不会明白这类事情的”，我们的父亲把这故事向我们讲过几次，有一次讲完后作了这样的结论。他说话时的那种微妙的诙谐神气，我不在这里描述了。“然而你们要晓得在当时一个军团司令官有多大的威风，而且特别是那位我们称之为独眼鬼的人亲自跑来给他的内侄女儿做媒？自然，他没有什么嫁妆，只有一大箱女人用的衣饰，还有她的黑得像吉普赛人那样的唯一的婢女玛尔达坐在箱子上。

这件事我如今一点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一所陈设华丽的府邸里的大客厅，客厅里有一位容貌动人但带着过于显著的南国风貌的年轻太太和我们嬉戏，并且说：“你们看，你们就要有一个很好的妈妈了。”亚历山大和我听见这句话便不高兴地望着她回答：“我们的妈妈已经飞到天上去了。”我们对于这种快乐抱着怀疑的态度。

冬天来了，我们开始一种新生活。我们把房子卖掉了，另外买进一所新的住宅，所有的陈设都是全新的。一切可以使人记忆起我们的母亲的东西——她的肖像，她的绘画，她的刺绣完全不见了。布尔曼夫人哀求留在我们家里，并且答应把我们的继母将来生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女一般专心照料，但这哀求是无用的，她终于被遣走了。临行还有人告诉她说：“我的家里不要留下任何苏里马族的东西。”我们的舅父舅母以及外祖母和我们家完全断绝了关系。乌利安娜嫁给了佛洛尔，佛洛尔做了管事，而乌利安娜成了女管家；关于我们的教育，父亲聘请了一位薪金丰厚的法国家庭教师布南先生和一位薪金微薄的俄国大学生斯米尔诺夫来担任。

当时莫斯科贵族的子弟多数是由法国人教育的，而那些法国人大都是拿破仑大军的残余。布南先生是其中的一个。他刚教完小说家查果斯金的幼子，他的学生塞尔该在旧宫厩区中以受过良好教养出名，因此我们的父亲便毫不迟疑地花费一年六百卢布的高薪把他聘请了来。

布南先生带了他的猎狗特雷索尔、他的拿破仑时代的咖啡壶和几本法国教科书来，开始管教我们和那个服侍我们的农奴马特威了。

他的教育方法很简单。每天早晨他把我们唤醒以后便准备他的咖啡，他是在他的房里用咖啡的。当我们在预备早晨功课的时候，他就仔细打扮起来：他擦洗他的灰色头发以便遮盖他的头上渐渐多起来的光秃处，穿上他的燕尾服，满身洒了香水，然后带着我们下楼向父母请早安。我们平常总是遇着父亲和继母在用早餐，我们便挨上去十分规矩地背诵“早安，亲爱的爸爸”和“早安，亲爱的妈妈”两句法国话，又吻他们的手。布南先生也十分恭敬而文雅地一面鞠躬一面用法语说：“早安，亲王阁下”，“早安，亲王夫人阁下”，然后立刻退出，走回楼上去。这种礼节每天早晨照例要重演一回。

于是我们的功课开始了。布南先生脱下他的燕尾服换上一套便服，戴上一顶皮帽，倒在一把安乐椅上，吩咐我们道：“背书罢。”

我们便背诵起来，从书中划得有指甲印的地方起，背到有第二个指甲印的地方为止。布南先生带有一本诺厄尔与夏普沙两人合著的文法书，这本书是几代俄国少男少女所不会忘记的。他还有一本法文会话书，一部一卷本的世界史和一部一卷本的世界地理。我们必须把文法、会话、历史、地理一一念熟。

以“文法者何？—文法者正确说写之术也”等名句开场的文法书倒还容易读。不幸的是那本历史却有一篇序言，一一列举把历史知识所能给与人们的利益。开头的几句倒还容易念过去。我们念道：“帝王于历史中可得宽宏统治臣民之例证；将帅可从中学得高超之作战艺术”，这毫不困难地念过去了。可是一到法律，问题一个接一个来了。“法学家于其中发现了——”然而那位博学的法学者究竟从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我始终不曾知道。这可怕的名词“法学家”把我们的兴味完全打断了。我们一念到它，就打住了。

于是布南先生大声叫起来：“给我跪下！”（这是指我。）“给我跪下！”（这是指我哥哥。）我们就一同跪下。我们这样跪着，流着眼泪，拼命想把这法学家的话弄懂，可是没有用处。

那篇序言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这时已经读过关于罗马人的事，当乌利安娜称米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一根棍儿放在她的天平上“正如布伦努斯[7]那样”；有时我们从桌子上或别的“悬崖”上跳下来，说是仿效库尔提乌斯[8]那样舍身救国；然而布南先生会时时重提那篇序言，又使我们为了那位法学家的缘故跪下来。后来我的哥哥和我两人对于法学旗帜鲜明地表示轻蔑，那也是不足怪的罢？

说到地理，如果布南先生的地理书上也有一篇序言，那么不晓得又会发生什么。幸而，那本书的前二十页已经被撕掉了（我想，这不能不说是受了塞尔该·查果斯金之赐），所以我们便从第二十一页读起，开头便是“——灌溉法兰西之诸河”。

老实说，我们所受的刑罚并不止罚跪一种。在教室里还有一根赤杨木棍子。要是我们实在无法把那篇序言念下去，或者关于品行礼法的会话没有进步的希望的时候，那么布南先生便要求助于那根棍子了。然而有一天，海伦姊姊（她刚从加塞林贵族女学校回来，她的住房是在教室的下一层）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流着泪跑进父亲的书房，狠狠责备他不该把我们弟兄信托给继母去管，听她把我们交给“一个退伍的法国鼓手”去管教。她哭诉道：“自然没有人庇护他们啦，可是我不能看着我的弟弟们被一个鼓手这样对待。”

父亲一时措手不及，找不出话来辩驳。他把姊姊骂了一顿，但是到头来他也不能不嘉许她爱护弟弟们的心肠。从此那根木棍就只用来教授猎狗特雷索尔守规矩了。

布南先生一旦卸下教授的重任，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由一个面目可憎的教师变成一个活泼可亲的伙伴。用过中饭以后他便带我们出去散步，那时候，他的话是说不完的，我们也就像小鸟一般地啁啾起来。虽然他所教我们的从没有出过造句法的前几页的范围，但我们不久也就学会“正确说话”了；我们常是用法语构思，而在他向我们口授了半本神话学，并根据这本书纠正我们的语病（尽管从来也不试一试向我们讲明为什么某一个词在写作时要这样用）以后，我们也就学会“正确写作”了。

中饭后我们便上俄国老师的课，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法科学生。他教我们所有“俄文课目”——文法、算术、历史等等。然而那几年中正式功课还没有开始。同时他每天向我们口述一页历史，靠了这种实用的方法，我们很快便学会用俄文写作而不犯错误了。

我们最美的日子是星期日；每逢那一天，全家的人除了我们小孩子外，都要到狄摩费叶夫将军夫人家中吃饭，有时，布南先生和斯米尔诺夫也告了假出去：那时候，我们便归乌利安娜照料。我们匆匆把中饭吃过就赶忙跑进大厅里，不久那些年轻的婢女也都跑来了。大家便玩起各种各类的游戏来：如捉迷藏、老鹰抓小鸡之类；过后那位精通百艺的吉洪带着一只提琴突然走了进来。于是大家跳起舞来；这并不是我们功课里的跳舞，那位有着“弹性的腿”的法国舞蹈老师教我们的那种一板一眼，叫人腻烦的舞蹈。我们跳的是和功课完全不同的自由舞，就是二十对左右的男男女女转来转去地跳。这种跳舞其实不过是学那更加活泼、有点狂野的哥萨克舞的一种准备。过后，吉洪便把提琴交给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自己开始用他的两腿做出种种惊人的把戏，以致大厅的几道门口不久都挤满了厨子和马夫，他们来看那种俄国人所心爱的舞蹈。

晚上九点钟左右，一辆大马车便开出去接家人回来。吉洪拿了一把刷子，爬在地板上把地板刷得干干净净，屋内的陈设全都恢复了原状。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弟兄纵使受到最严厉的诘问，也决不肯把前一晚的乐子泄露半句。我们从不说哪个婢仆的坏话，他们也从不说我们的坏话。有一个星期日，我的哥哥和我两人在大厅里玩耍，跑的时候一不小心撞着一盏贵重的灯的架子，把灯打得粉碎。于是仆婢们马上聚集起来开了一个会，没有一个人责备我们；然而大家却议定了第二天清早，由吉洪冒险偷偷跑到铁工桥去买了一盏样式相同的灯来。灯值十五个卢布，——对仆婢来说实在是一笔巨款；然而灯买回来了，我们从没有听到一声抱怨。

如今想起这件事，所有这些景象都到我的记忆中来了，我记得不管玩什么游戏，我们从不曾听到一句粗话，在跳舞的时候也从不曾见过现今带了小孩上戏院去看的那种舞蹈。仆婢们在他们自己中间谈话的时候肯定免不了说些粗话；然而我们是小孩子——“她”（指我们的母亲）的孩子，——因此我们就不会遇上那类事情。

当年，小孩们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玩具玩。我们差不多连一件也没有，因此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发明了。而且我们两兄弟很早就染上了戏剧的爱好。那些狂欢节里演的下流戏剧尽是些偷盗打斗的表演，在我们心中留不下持久的印象：我们自己已经玩够了强盗和兵士的游戏了。但是芭蕾巨星芳妮·埃尔斯勒[9]到莫斯科来了，我们去看了她的表演。父亲在戏院里定包厢座的时候，他总是选择最好的位置，钱也花得很多；定了座以后，他就一定要全家人都去看，觉得这样钱才花得值得。尽管我在当时还很年轻，芳妮·埃尔斯勒已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使我觉得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如此优美、轻盈，如此富于艺术性。从此我对于那种与其说是属于艺术范畴不如说是属于体操范畴的舞蹈，再也不感兴趣了。

自然，我们所看到的芭蕾舞剧（西班牙的吉普赛少女《吉丹娜》），我们后来也在家里仿演过；不过我们演的是剧情大意，而不是舞蹈。我们有一个现成的舞台，因为我们的寝室通入教室的地方并没有门，只有一张帘子挡着。在帘子前面放上几把椅子，排成半圆形，布南先生平时所坐的安乐椅也被我们搬了出来，于是剧场和皇帝的包厢座就有啦；至于看客，我们不难把那位俄国教师，乌利安娜和几个婢女拉来充数。

这芭蕾剧中有两场无论如何得想个什么法子扮演的：一场是吉普赛人用小车把小吉丹娜带进他们的营帐里；一场是吉丹娜第一次出场，就是她从山上走下来，走过一道桥，桥下的溪水映出她的面影。在戏院里开演的时候，一演到此处，观众便狂热地拍手喝彩，至少在我们想来，观众的热烈欢迎显然是被那溪水中的倒影引起的。

我们在那些最年轻的婢女中间找到一个来扮演吉丹娜。她的稍微破旧的蓝布棉外衣并不足以妨碍她去扮芳妮·埃尔斯勒那角色。一把椅子翻倒在地上，人握着椅子的两脚向前推，就可以代替小车了。然而小溪呢，两把椅子和裁缝安得勒的一块熨衣服用的木板做成桥，一块蓝布代替溪水。我们又把布南先生剃胡子时用的一面小镜子拿来放在桥下，然而溪水中的倒影不能完全现出来。多次努力，都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放弃了这计划，不过我们买通了乌利安娜，让她装出真正看见了溪水中的倒影的样子，拼命鼓掌，这样，我们自己最后就会开始相信：大概多少总可以看见一点吧。

拉辛[10]的名剧《菲德拉》，或者至少是该剧的最后一幕，也演得很好；这就是说，亚历山大把那音调铿锵的诗句念得很美——

我们刚刚走出了德列席勒的城门；

至于我呢，在人念着那向我报告我的儿子的死讯的长篇独白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神情漠然，一直到最后依照剧本我应该开口呼号：“呵，神明呵！”的地方。

然而不管我们演的什么戏，总是以地狱收场。我们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熄了，只留下一支放在一张红色透明纸背后，当作火焰，而我们兄弟两人却藏起来，装做地狱里受罪的人发出可怕的嚎叫。乌利安娜不喜欢有人在她临睡前做出暗示魔鬼的举动，因此一脸惊惶。然而如今我自问：这种用一张纸和一支烛极其具体地表演地狱的做法是否曾帮助我们两人在幼年就摆脱了对于永劫之火的恐怖。我们对于它的概念是太现实了，难以抗拒种种怀疑。

当我看莫斯科的三大名伶，谢普金[11]、萨多夫斯基、舒姆斯基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另一本喜剧的时候，我一定还是个大孩子；然而至今我不仅还记得这两本戏剧里动人的地方，就连那几位写实派的大演员的态度、表情（此派今日以女演员杜丝[12]为其卓越的代表）我也记得十分清楚。我真是记得那么清楚，以致后来我在圣彼得堡看到法国的舞台腔浓重的演员扮演这两本戏的时候，我常常拿他们和谢普金和萨多夫斯基[13]比较，对于他们的表演一点也感不到兴味。我的戏剧艺术的趣味还是被谢普金和萨多夫斯基造就的。

由此我想：那些为人父母的人如果有志于培养他们儿女的艺术趣味，便应该不时把儿女带去看一些真正表演得出色的好戏，不要再拿一大堆所谓“孩子们看的哑剧”来喂他们了。

我到了八岁那年，我的生涯的第二步转到了一个完全不曾预料到的方向。我记不清楚这究竟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大概是在尼古拉一世即位二十五周年纪念罢，当时，在莫斯科举行过大庆典。皇室都到这旧都来了，莫斯科的贵族想组织一个以孩子们为主的化装跳舞会来庆祝这次盛典。他们决定在舞会上应该有装扮成俄罗斯帝国形形色色各个民族的人来祝贺皇帝。家家户户都在非常忙碌地准备一切，我们家里也和所有邻居家里一样。我们的继母做了一套很漂亮的俄国服装。我们的父亲是军人，自然应该穿他的制服；我们的亲族中没有军职的人便和太太小姐们一样忙着做他们的俄国的、希腊的、高加索的、蒙古的服装。这是俄国贵族为皇帝举行舞会，这舞会当然要异乎寻常才行。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和我两人被认为年纪太小，没有参加这次盛典的资格。

然而后来我毕竟参加了这次盛典。我们的母亲有一位好友拉慈莫夫夫人，她的丈夫拉慈莫夫将军在人们最早谈到农奴解放的时候是威尔诺省的总督。拉慈莫夫夫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预备带着她的十岁左右的儿子参加舞会。她自己做了一套波斯王妃的盛装，又给她的儿子做了一套波斯王子的服装相匹配；这套服装也是十分华贵的，还有一条镶嵌珠宝的腰带。然而到了开会的前几天，她的孩子忽然病了，拉慈莫夫夫人想在她最好的女友的孩子中找一个来代替自己的孩子。亚历山大和我两人便被带到她的家里去试穿那件新衣。亚历山大的身材比我高了许多，对他来说，那套衣服实在太短了，我穿则恰恰合身，因此就决定派我去装扮成波斯王子。

到了舞会的日子，莫斯科贵族院的大厅里挤满了宾客。每一个小孩得到一面旗帜，顶上挂着代表俄罗斯帝国六十省之一的纹章。我领得的旗帜上的纹章是一只老鹰在碧海上飞翔，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代表里海沿岸的阿斯脱拉罕省的纹章。我们领到了旗帜便在大厅后方排列起来，然后分成两行向着沙皇和皇室所站的高坛慢慢前进。到了坛前，我们中一行便向左走，一行向右走，排成了一根直线站在坛前。只等信号一发，所有的旗帜全都在皇帝面前低了下来。这种对于专制政治之尊崇做得非常动人：尼古拉异常高兴。俄罗斯帝国的各个省份都拜伏在最高统治者脚下。于是我们这班小孩子再慢慢地退回到大厅后方。

然而过后，秩序就有点混乱了。那些穿了绣着金线的制服的侍从武官到处跑来跑去。我被人从行列中抱了出来。我的舅父加加林亲王两手将我举起，一直走到御坛前，将我放在坛上。他一身通古斯人装束，他的出色的皮衣，他的弓和盛满了箭的箭袋都使我羡慕的了不得。

尼古拉要我站到御坛上去，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我在这一队小孩中算是最小的呢，还是因为我的一头卷发的圆脸在那高高的阿斯脱拉罕的毛皮帽子下看起来有点滑稽可笑。于是我就在将军和贵妇人中间站着，他们都埋下头来好奇地望着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平时爱开兵营式的玩笑的尼古拉一世曾牵着我的手臂，把我引到当时腹中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皇储妃子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面前，用军人的口吻向她说：“你非给我生一个这样的好孩子不可。”这个玩笑把皇储妃闹了个满脸通红。我反正还记得尼古拉问过我要糖果不要；我回答道，我情愿要用喝茶时吃的那种小饼干（我们在家里吃东西从来都控制得很严），尼古拉便叫一个侍者端了一满盘小饼干来，一古脑儿倒在我的高帽里。我告诉他：“我要把它们带给哥哥去吃。”

然而那位有军人风度，以说俏皮话出名的皇弟米哈伊尔大公居然设法把我弄哭了。他说：“你要是一个好孩子，大家就那样对待你”，便把他的大手按住我的脸向下一抹；“你要是一个顽皮孩子，大家就这样对待你”，说着又把手向上面一捋，把我的已经显著地开始向上翘的鼻子捋得非常之痛。我极力忍住眼泪，可是眼泪终于流了下来。那些贵妇们马上来安慰我，而那位好心肠的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便亲身来庇护我。她把我放在她坐的一把有镀金靠背的天鹅绒的高椅子上面，据我家里人后来告诉我，我不久就把头倒在她的膝上睡熟了。舞会进行时她一次也没有离开那椅子。

我也还记得当我们在门口等车的时候，我们的亲戚都来抚摩我的头，亲我，说：“小彼得，你已经做了侍从武官啦”；然而我回答：“我不是侍从武官，我要回家去。”我非常关心我的帽子，那里面盛着我给亚历山大带回去的很好的小饼干。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得到了这许多饼干没有，但是我记得当他听人说到我非常关心那帽子的时候，他是怎样地搂着我。

被派为候补侍从，在当时确是一大恩典。尼古拉很少把这恩典颁给莫斯科贵族的。我的父亲非常高兴，而且已经在梦想他的儿子将来在宫廷中将有怎样的锦绣前程。我的继母每一次讲起这故事来总不忘添一句：“这全是因为他赴舞会以前得到了我的祝福。”

拉慈莫夫夫人也很欢喜；她坚持要穿着那一套她穿着非常好看的衣服带着我在她的身边，叫人照此给她画一幅肖像画。

我的哥哥亚历山大的命运也就在下一年决定了。这一年伊志麦洛夫斯克联队五十周年纪念要在圣彼得堡举行。我的父亲在青年时代曾隶属于这个联队。一天夜里，我们全家的人都睡熟了，忽然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停到我家门前，马缰上的铃声一路响个不停。一个人从车里跳出来高声叫道：“开门！皇帝陛下的圣旨到了。”

这种深夜降旨所给与我们全家的惊恐是容易想象得到的。我的父亲战战兢兢地从他的书房里走下楼来。

“军法会审，贬为士兵”，这些句子在当时是时时刻刻在当军官的耳边荡漾的；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然而这一次，尼古拉只是要伊志麦洛夫斯克联队全体军官的儿子的名单，以便知道其中是否还有未入陆军学校的，如果尚有就送去入学。为了这个目的，他派了一个专使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来，不分昼夜地去叩伊志麦洛夫斯克联队的退伍军官的家门。

我的父亲就用他的颤抖的手写道，他的长子尼可拉已经在莫斯科军官学校第一队肄业了；他的幼子彼得是候补侍从武官，唯有次子亚历山大尚未得到军人资格。几个星期以后，一道上谕下来，向我的父亲颁布“皇上的恩典”。亚历山大奉命到一个叫做奥勒尔的小城的军官学校入学。我的父亲费了很大的劲，花了很多的钱，才运动成功使亚历山大改入莫斯科军官学校。这一新的“恩典”之所以获得，靠的是我们的长兄已在该校肄业这一事实。

这样，由于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我们弟兄两人便不得不受军人教育了，虽然我们早年就已憎厌军人生涯的悖谬。但是尼古拉一世却使所有贵族子弟除了体格孱弱者外不得有一人从事军人以外的专业。因此我们弟兄三人都当了军官；我的父亲则因而大为满意。

三

农奴——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俄国的四旬斋与复活节——农奴生活之写真——到乡村去——尼可尔斯奎小住

在当时，地主的财产是以他们所拥有的“灵魂”数目之多寡来决定的。所谓“灵魂”就是指男的农奴，女人是不计在内的。我的父亲在三个省份里，共有将近一千二百个农奴；除了他的农夫的自种地外，他还有大片田地，由这班农夫耕种。因此他是一个富人，他按照富人的排场生活，这就是说：他的家里对客人，不管多少，都不会飨以闭门羹，同时他有很多的婢仆。

我们家里的人口平时只有八个，多的时候也不过十个或十二个，在莫斯科的仆婢共有五十个，另外，在乡间还有二十五个，这些数目被认为并不算多。四个马车夫照料十二匹马，三个厨子给主人做饭，两个厨子给佣人做饭，十二个男仆伺候我们吃饭（每人身后站一个手里拿盘子的男仆），在婢女室里还有数不清的姑娘——难道这数目还能再减少吗？

而且每个地主都有一种野心，就是他家里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应该由他自己的人在家里制造出来。

“府上的钢琴音调得多好！我想调音师准是〔德国〕席麦尔先生罢，”来客有时会问。

那时候最得意的回答是：“我有我自己的调音师。”

午饭快完毕的时候，仆人把一种冰和糕点做成的，简直是艺术品的点心端上席来，客人一见便赞道：“多漂亮的点心呵！亲王，您老实说，这是从特朗布勒点心铺（最时髦的点心铺）买来的罢。”

“这是我特意叫我自己的糕点师傅露一手。他是特朗布勒的徒弟。”这回答博得众人的赞美。

当时那批有声望的豪富地主的理想就是凡他所用的刺绣、马具、家具等等（其实是一切东西）都要他自己的人在家里制造出来。因此仆人的儿子一到了六岁便被主人派送到各种时髦店铺里去学手艺；他们不得不在那里过上五年到七年，主要是扫地，挨无数次的打骂，在全城各处跑腿当杂差。老实说，真正能精通他所学的那一门手艺的人是极少数。裁缝和鞋匠所学到的手艺只够给仆人做衣服、鞋子；请客时需要的上等点心还是要在特朗布勒点心铺订购；同时我家的糕点师傅正在乐队当鼓手。

乐队也是我的父亲的野心之一，而且几乎所有他的男仆除了别的本领外都还有一种音乐才能：他们都加入了乐队，不是奏低音提琴，便是吹单簧管。钢琴调音师而兼副管厨的马加尔也会吹横笛；裁缝安得烈吹法国号角；糕点师傅起初原当鼓手，但是他擂的鼓声快要震聋人家的耳朵，所以特别给他买了一个大得了不得的喇叭来，希望他的肺不能像他的手那样弄出那么大的闹声。然而这希望也成了泡影。我的父亲便把他送去当兵了。至于那个“麻面的吉洪”，他在我家除了擦灯、擦地板和当跟班外，还在乐队凑数——今天奏长号，明天吹低音笛，偶尔也充第二提琴师。

只有那两个第一提琴师是例外：他们的正业就是“提琴师”，不做别的事。我的父亲花了一大笔款向他的姊姊把他们和他们的全家都买了来（他从不肯和外人买卖农奴）。每逢晚间他不在俱乐部，或者家中请客或有晚会的时候，十二到十五个人的乐队便立刻召集起来。他们演奏得非常好，所以左邻右舍开舞会时常来借用，特别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来借用乐队的更多。每逢人家求他答应借用乐队，我的父亲总是得意洋洋，满面春光。

事实上，最能使我父亲高兴的无过于请求他的帮助，不管是向他借乐队也好，有别的事请他帮忙也好，例如给一个小孩子弄个免费教育名额，或者设法使某人免受法庭判定的处罚，他总是高兴去做的。虽然他有时发起脾气来很厉害，但他是一个天性宽仁的人，如果有人来求他庇护，他一定在各方面向各种重要人物写许多信，替那求他庇护的人说好话，那时候，他的总是装得重重的信袋便会被半打专函塞满了；这些信都是用一种独创的亦庄亦谐的文体写的，每一封自然都是装在一个大的方信封内，封口处再印上他的纹章，当时吸墨纸还没有被发明，所以信封里装着砂子，响起来很像一个小孩玩的博浪鼓。事情愈是烦难，他愈是出力，非到他替那些求他庇护的人得到好处时不肯罢休。而那些求他庇护的人多半都是他从来不曾见过一面的。

我的父亲非常好客。我们在四点钟用午餐，在七点钟全家人都围着茶炊喝茶。这时，凡是我家的亲戚都可以来加入，而且自从海伦姊姊重回娘家以后，我家里从来不曾缺少过客人，老的少的都趁机来享用。当那些临街的窗户射出屋内明亮的灯光的时候，这就足以使人知道主人都在家，正欢迎着亲友们来呢！

差不多每晚我家都有宾客。在大厅里绿色的桌子都让给打纸牌的客人占了，女客和年轻人则在客厅里或者围聚在海伦姊姊的钢琴旁。等到女客去了以后，打牌的人依然兴高采烈地打下去，有时候竟打到早晨一两点钟光景。这期间输赢的数目也很不小。我的父亲每赌必输。然而他的真正的危险还不是在家里，乃是在英国俱乐部中，在那里，输赢的数目要比在私人家里大得多；特别是当他被“上流”绅士们邀到旧宫厩区的“最上等的”贵族公馆里去通宵达旦地赌博时，他的危险尤其大。遇到这种情形，他准保是输惨了。

舞会也是常常举行的：更不要说每年冬季例行的两三次盛大舞会计算在内。在这些场合，我父亲的主张就是不管花费多少钱，总要事事办得体面。而在同时，他在我们家里日常用度上力求节省，如果我把他那时的吝啬的情形描写出来，一定会有人说我未免夸大其词。从前有过一个故事，据说在法国有一个觊觎法国王位的家庭，以狩猎之盛大富丽可比于王公闻名，可是在他们的日常用度上，连使用蜡烛的数目也要仔仔细细地计算过。我们家里也都处处这样像守财奴般地节约。所以我们小孩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便鄙弃这样的节省和计算。然而在旧宫厩区中，这种生活方式却使我的父亲博得众人的尊敬。人们常常说：“老亲王看来在家里花钱上非常精明；可是他知道一个贵族该怎么地生活。”

在我们的幽静清洁的巷子里，这样的生活正是一般人所最尊重的。我们的一位邻居D将军把他的家布置得十分豪华；然而每天早晨，他和他的厨子之间总要演上一出滑稽不过的喜剧。早饭用过了，那位老将军口里衔着烟斗，亲自来安排午饭。

“喂，我的伙计”，他会向那穿着雪白的制服的厨子说，“今天我们没有多少人；客人只有三两个。你用点春天的新鲜菜——豌豆、法国蚕豆之类，给我们做一道汤，你还一回没有给我们做过呢，而且你知道，太太喜欢喝好的法国式的春菜汤”。

“是，大人。”

“至于头道菜，随你去做好啦。”

“是，大人。”

“自然啰，龙须菜还没有到时节，但是昨天我在铺子里见到了几捆，好不鲜嫩。”

“是，大人；八个先令一捆。”

“很好！你烤的鸡、火鸡，我们已经吃厌了，你应该做点别的菜来换换口味才行。”

“大人，鹿肉怎样？”

“不错，只要能换口味，随便什么都可以。”

等到午饭的六道菜决定了以后，老将军便问厨子道：“今天我得给你多少钱呢？我想六个先令大概够了？”

“大人，要一个金镑。”

“瞎说！把这六个先令拿去；我告诉你说，这准保够了。”

“八先令买龙须菜，五先令买蔬菜。”

“听着，我的伙计，你要讲点儿道理。我顶多只能出七先令六便士，你得省着用。”

这样，整整讲了半点钟的价钱以后，他们两人才同意由将军拿出十四先令六便士来买菜，不过附有一个条件，就是第二天的午饭的费用不得超过三先令。

将军觉得这笔交易占了便宜，因此很高兴，便驾起自己的雪橇，到各时髦商店去转了一次，才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给他的妻子买了一瓶上等香水，这是出了很高的价钱在一家法国铺子里买的，他又告诉他独生女儿说，下午会有一件新的天鹅绒袍子送来给她试试样子，“东西很平常”，很贵。

我的父亲的亲戚很多，他们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有什么新的精神出现，它总是采取某种宗教激情的形式。譬如加加林亲王加入了耶稣会，成了“全莫斯科”的丑闻，还有一个年轻的亲王进了修道院，而几位年老的贵妇也成了狂热的信徒。

只有一个例外。我们的最近的亲戚中有一位亲王（让我就叫他做米尔斯基罢）在青年时代是在圣彼得堡做禁卫军军官。他并不要雇裁缝和细活儿木匠在家里，因为他的房屋的陈设完全是最时新的，他的衣服也是在圣彼得堡最好的铺子里做的，他没有赌博的嗜好；只有和太太小姐们在一起的时候才玩玩纸牌；然而他的弱点乃是饮食，他为饮食所花掉的钱多得令人难以相信。

四旬斋和复活节就是他最奢侈的时光。一到了大四旬斋的时候，一般都禁食肉、干酪、牛油，他便趁这个机会发明出各种各样鱼鲜来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处最好的店铺都被他搜索遍了他又派遣专人从他的领地内直到伏尔加河口弄来一尾很大的鲟鱼或经过特别腌制的鱼；当时还没有铁道，那是由驿马运来的。一到复活节，他的发明更多的了不得。

在俄国，复活节算是一年的节日中最尊严，最快乐的。这是春天的节日。在冬天沿街堆起来的大片积雪这时迅速地溶化了，雪水哗哗地在街上流成了小河；春天来了，“她”并不像一个小偷那样暗中悄悄地爬进来，“她”是堂而皇之地公然走来，每一天“她”总带来一个新的变化：积雪减少，树木发芽。夜里的霜只不过使得雪的溶解不致于太快罢了。

大四旬斋的最后一星期，即受难周，在我幼年时代的莫斯科是极其庄严肃穆的。这是家家悼念亡人的时节，一群一群的人到教堂去听教士动人地朗读《福音书》里关于耶稣受难的章节，在这期间，人不但不可以吃肉、鸡蛋、牛油，并且连鱼也不许吃。有些最讲究的人在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一天完全不吃东西。而复活节一到，则出现了十分强烈的对照。

在星期六那一天，各人都去参加晚祷。这祷告以悼亡开始。然后，一到半夜，突然有人宣告耶稣复活的消息。各教堂马上变得灯烛辉煌，几百座钟楼同时发出欢乐的钟声，大众欢庆便开始了。所有的人互相在颊上吻三下，照例复诵道：“耶稣复活了”，于是在那些光亮如同白昼的教堂里便出现了妇女们的漂亮的装束。最穷的女人也穿着一件新衣；如果她一年只有一件新衣，她一定在这一夜里第一次穿它。

同时，复活节又是一个大饱口福的日子（至今还是如此）。特制的复活节干酪（俄文叫“巴斯哈”）和复活节用的面包（俄文叫“苦立奇”）预备好了；每个人，不管他或她是怎样穷，也必须带有一块小的“巴斯哈”，一块小的“苦立奇”，和染红的蛋（至少一个）到教堂里去先供奉一回，过后便用来开斋。大部分旧俄罗斯人在做完了短短的复活祭，把供奉的食品从教堂带回家中以后，马上就在夜间开始吃起来。然而在贵族家中，这种仪式要延迟到星期日早晨才举行，那时，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的肉、干酪、点心，所有的仆婢都来和主人们彼此亲三下，交换一枚红蛋。在复活节的一星期之内，大厅里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复活节的食品，所有的来客都要被请去尝一点。

到了这时节，米尔斯基亲王更是奢侈无比。不管他是在圣彼得堡或是莫斯科，总有些专差从他的领地内给他送来一块特制的当作“巴斯哈”用的干酪，他的厨子便用这干酪做成一块精致的点心。他又另派人到诺弗哥罗德省去专办熊腿，用盐渍好，作他的复活节餐之用。而同时，王妃却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去参谒那些最古板的寺院，做一连三四点钟的夜祷，并且以最悲痛的心情度过整个受难周，每天去参谒正教、天主教、新教的传道师，在这些参谒之间，每次只吃一小块干面包。她的丈夫呢，每天早晨总要到圣彼得堡著名的米鲁丁大商店去巡游一次，在那里世界各处出产的山珍海味无一不有。他便挑选一些最奢侈的美味作复活节餐之用。那一天，数百个客人来到他的家里，被请来“略尝一尝”这样或那样的珍肴。

到了后来，这位亲王真是把他巨大的财产吃光了。他的陈设富丽的府邸和美丽的领地都卖了出去。等他和他的妻子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身无长物，连家也没有了，不得不靠他们的儿女过活。

因此无怪乎农奴解放之时，差不多所有旧宫厩区的家庭都已衰败了。然而我在这里不必把事实提前来叙述。

我家里有着那么多的仆婢，如果每年所需的供应全要在莫斯科购买，那么我家的财产恐怕早已荡尽了。然而在农奴制度之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容易处理的。冬天一到，父亲坐在写字台前写的一封信如下：

受封种种勋位的陆军上校亚历克赛·彼得洛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谕，令在卡路加省麦晓夫斯克县西伦娜河畔的领地尼可尔斯奎管理人知悉。
你接到我的这封信后，一到冬季交通开始时，马上送二十五辆农家雪橇到莫斯科本宅，每辆车应该用两匹马拉，每一家出马一匹，每两家出一个人和一辆雪橇，共应运来燕麦‘若干’斗，大麦‘若干’斗，小麦‘若干’斗，以及本年冬季所需宰杀、冻好的鸡鹅鸭等等，所运各物均要留意包装，并附来—张完全的清单，由一可靠的人押送……

如此等等，写上两三页，才有一个句号。句号之后便列举如各物不按时完好地送到某街某号本宅，将处以何种惩罚。

圣诞节的前几天果然有二十五辆农家雪橇进了我家大门，把天井都塞满了。

我的父亲知道了这件大事，马上就叫道：“佛洛尔！克留席加！叶哥尔加！他们在哪里？东西要让人偷光啦！佛洛尔，去收管燕麦，乌利安娜，去收管鸡鸭！克留席加，去请王妃来。”

全家都乱成一团，仆婢们到处飞跑，从大厅跑到天井里，从天井里又跑到大厅，不过主要是跑到婢女室去传达尼可尔斯奎来的消息：“巴霞一过圣诞节就要出嫁了。安娜婶婶已经升天了。”诸如此类的话。也还有许多信从乡间来，所以雪橇刚到不久，就会有婢女偷偷走上楼，到我房间里来。

“小彼得，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吗？老师不在里面吗？”

“不在，他到大学去了。”

“好。请你把我的母亲给我的信读给我听，好吗？”

于是我便把那封率真的信函读给她听，这一类信的开头总是：“你父母祝你年年清泰平安。”其次便写着：“尤普拉西婶婶病了，全身骨头痛得厉害。你堂姐还没有结婚，不过她很想在复活节以后出嫁。斯捷潘尼达婶婶的牛在万圣节那天死了。”消息报告完毕，接着是两大页问安的话：“保罗弟弟附笔问安；玛丽和达利亚姐妹附笔问安；狄米特里叔叔再三问好”，等等。这种连串的问候话虽是单调无味，但是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总要使她说几句话：“既然她在问我的好，那么她还活在世上了，可怜的人儿；九年以前她便躺着不能动弹了。”或是“呵，他并没有忘记我；那么，他一定是回家去过圣诞节的；多么可爱的孩子！你肯代我写一封信吗？我也不该忘记他。”我自然答应，时候一到，我便完全照着那种体裁写了一封信。

雪橇上的物品卸完以后，我家的大厅便被农夫们挤满了。他们在平常穿的羊皮衣外面罩上他们最好的衣服，他们在大厅里静候着，等我的父亲把他们唤进他的房间里和他们谈谈本年的雪，以及来年收成的希望。他们几乎不敢用他们的粗重的长靴在光滑的地板上大步走。只有几个人敢挨着一个橡木凳子的边沿坐下来；他们绝对不坐椅子。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等了几个钟头，惊讶地望着父亲房里进进出出的人。

过后，多半在第二天早晨，便会有一个仆人偷偷地跑到楼上的教室里来。

“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是。”

“那么就快点到大厅里去。农人们想见你；你的保姆托他们带得有东西来。”

我走下楼去，到了大厅里，一个农人会给我一个小包，包里也许有几块小麦饼、半打熟鸡蛋和几个苹果，这些东西是用一方彩色棉布手帕包着的。“收下罢：这是你保姆瓦西利莎送给你的。请你看看苹果冻坏了没有。我想大概不会冻坏。一路上，我都是把它藏在怀里的。今年真正冷得怕人。”他说这些话时他的冻伤了的宽脸得意地微笑了。他的浓髯下面露出了两排美丽的白牙。

“这是你哥哥的保姆安娜送给他的”，另一个农夫又会把同样的一包东西递给我，一面这样说。“她说：‘可怜的孩子，他在学堂里从来吃不饱。’”

我马上红了脸，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直到后来才喃喃说道：“告诉瓦西利莎说我亲亲她，告诉安娜我哥哥也亲亲她。”听了这话，大家更是喜笑颜开了。

“是，我一定会说的。”

这时候，那个在我父亲的房门口守着的吉利娜突然低声向我说道：“快点跑上楼去；你父亲马上就会走出来了。不要忘掉那张手帕；他们要把它拿回去的。”

当我仔细地折着那方旧手帕的时候，我恨不得能有点东西送给瓦西利莎。然而我没有什么可送的东西，连一件玩具也没有，而且我们从来就没有零用钱。

对于我们，一年中最好的时候就是在乡间的时节。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刚过完，我们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尼可尔斯奎上面了。然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尼可尔斯奎的紫丁香花恐怕已经开过了，父亲却仍有许许多多的事使他留在城里。到后来，五六辆农家马车进了我们的天井；他们是来运那些应该运到乡间别墅去的东西的。我们旅行时用的一辆旧四轮马车和几辆小马车都被拉出来，再检查一遍。大家开始收拾行李。我们的功课也进行得很慢；我们时时刻刻打老师的岔，问他们这本或那本书应不应该带到乡下去。而且我们比任何人都着急，我们早早就开始收拾我们的书籍、石板和我们自己制造的玩具了。

一切都齐备了：农家马车重重地装满了运到别墅中去的家具，还有那些满盛着厨房器皿的木箱和无数的空玻璃瓶，玻璃瓶是预备在秋天盛了各种的蜜饯，好运回来。农人们每天早晨总要在大厅里等候几小时，然而父亲老是不发出启程的命令。他整个早晨都在自己房里继续不断地写东西；一到晚间，就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得后来，继母的侍婢竟然冒险去报告她说，除草期快到了，农人们急欲回去，继母便出来干预了。

第二天午后，父亲便把管事佛洛尔和第一提琴师米哈伊尔·阿列叶夫叫到他的房间里去。他给了佛洛尔一口袋的钱，这是那四五十个跟随我们一家人到尼可尔斯奎去的农奴的“伙食费”（每天只有几个铜元），另外，还给了他一张名单。所有应该去的人的姓名都开列在这名单上：全体乐队，其次是厨子和帮厨，几名洗衣妇，还有一名洗衣助手，她生有六个小孩：“斜眼波加”、“大个子东娜”、“小不点儿东娜”等等。

提琴师从父亲那里领到了一张“旅程表”。这“旅程表”的内容我很清楚，因为父亲知道他自己动身遥遥无期，便叫我去把旅程表抄在他平日抄录一切“外发文件”的那本簿子里：

陆军上校亚历克赛·彼得洛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谕令家仆米哈伊尔·阿列叶夫知悉。
你应于5月29日午前六时随同行李由莫斯科出发，往离本宅一百六十英里的卡路加省麦晓夫斯克县西伦娜河畔的我家领地。同往的仆婢人等均归你管束，你应该监视他们的举止行动；倘有品行不端，恣意酗酒，不听命令之人，你可携谕内所附我之信件将他[14]押往内地卫成分遣队司令官处，使受鞭笞，以儆效尤。
再者，我所命你护送的行李务须特别小心看管。每日路程亦应遵照我所定的程序而行：第一日，停于某村，喂马；第二夜宿于波多尔斯克……

这样一天一天写下去，把自始至终七八天的路程都交待出来。

第二天早晨，不在六点钟而在十点钟——守时刻本来不是俄国人的长处（真正的俄国人常说：“谢谢上帝，我们不是德国佬。”）——车子才出发。仆婢都是步行；只有小孩子们才得在货车顶上浴盆里或篮子里找到一个座位，妇女中也有几个可以在车沿上找到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其余的人就不得不步行这一百六十英里。当车子还没有走出莫斯科城的时候，纪律还能勉强维持：穿马靴和在衣服外面束腰带等事都是绝对禁止的。但是一到了路上（我们两天以后才追上他们），特别是在知道父亲还要在莫斯科多住几天的时候，这些男男女女便肆意穿起各种不像样的服装，拦腰束起棉布帕子，人人受了日晒雨淋，萎顿不堪，在树林里砍下树枝作手杖，扶持而行——看起来哪像是富有地主的家仆，倒像是一群流浪的吉普赛人。在当时，每家地主都组成了这样的旅行队，当我们看见长长一列仆婢沿着我们住宅前面的街道走着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阿普黑丁家或普略尼席尼科夫家动身了。

车子已经去了，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动静。我们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可是父亲依然没完没了地给他的领地管理人下命令，我勤勉地把这些命令一一抄入大的“发文簿”中。最后，动身的命令终于发出了。我们被唤下楼去。父亲高声读着“致陆军上校和司令官亚历克赛·彼得洛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之妻，克鲁泡特金王妃”的旅程表，把旅行的五天内的歇宿地点一一列举出来。诚然，这旅程表上定的出发时间是5月30日午前九点钟，其实5月已经过去，真正的出发时间是在午后：这样一来全部预定计划都被推翻了。然而和平常军队的行军命令一样，这种情形是早已预料到的，下面的这段文字便是作为补救：

“然而如果与预定计划相反，夫人不在该指定之日期与时刻出发，夫人便可灵活处置，总期此次旅行求得最良好之结果。”

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不分上下都坐下片刻，划了一个十字，和我的父亲告别。我们的继母便向父亲低声说道：“亚历克赛，我求你不要到俱乐部去。”一辆四匹马拉，一个车夫驾的大马车停在大门口：放下一架折叠梯子，以便于上下；别的几辆小马车也停在那里。我们的座位在旅程表中是早已规定好了的，然而继母在这次旅程的开始就不得不实行父亲所说的“灵活处置”。于是我们大家便高高兴兴地动身了。

对于我们小孩，这次旅行便是永无穷竭的快乐的泉源。每日的行程颇短，我们每天要停两次来喂马。途中车身偶一倾斜，那班妇女便叫喊起来，因此在上山下山时大家都下车步行；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们就利用这机会窥探路旁的树林，或沿着清莹的小溪小跑一阵，从莫斯科到华沙间的那条美丽的大路，我们也沿着走了一些时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各种有趣的人和景物：一长列满载的货车，一队队朝山的香客，以及各种各类的人。我们每天在热闹的大村落里停两次，每到一处先讲许久关于干草、燕麦以及茶等等的价钱，然后我们才在一家旅馆的门口下了车。厨子安得列买了一只小鸡做汤，我们则跑到邻近的树林中去玩，或者就去游览农家院落和菜园，观看这旅馆中的各处。

我们通常是要在小雅罗斯拉维兹宿一夜的，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退兵之际，俄国军队曾往截堵，虽然并未奏效，但也曾在这地方打了一仗。那位在西班牙战事中负伤的布南先生知道，或者只是假装知道小雅罗斯拉维兹战事的详情。他把我们带到战场上去参观，并且向我们讲解俄国军队如何打算阻止拿破仑的退兵，法国“大军”又如何大败俄军，冲破俄军阵线前进。他讲得活灵活现，活像他亲身参加了这一仗似的。哥萨克兵在这个地方准备用迂回运动击破法军，但达武[15]或是另一位元帅却击败了他们，把他们一直追过右边的群山。在那儿，拿破仑的左翼军击溃了俄国的步兵，在这儿，拿破仑亲自率领他的禁卫军袭击库图佐夫[16]的中军，给他自己和他的禁卫军争得不朽的光荣。

有一次，我们取了卡路加的旧道，在达路丁诺歇脚；到了这儿，布南先生便不大爱说话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拿破仑遭了失败，他本来打算由南路退兵，但是这一场血战之后，他却不得不放弃了这计划，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退走，而那条路正是他的军队以前向莫斯科进军时破坏了的。然而据布南先生说起来，拿破仑并未败北，他只是受了他的元帅们的欺骗，否则，他就会直向基辅和敖德萨前进，他的鹰旗也早已飞扬在黑海上空了。

过了卡路加，我们便要经过一座五英里长的美丽的松林，在我的记忆中，这松林是和我的幼年时期一些最幸福的回忆相关联着的，林中的沙地差不多和非洲沙漠中的一样深，我们一路步行；马匹拉着空车在沙地上慢慢走，走一步停一下。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便把家人留在后面，独自走完这一程，感到赏心悦目。几百岁的大红松树到处耸立着；四下里寂静无声，只听见飒飒的松涛，在一个小谷里，一道清朗的泉水淙淙流着，有一个过路人，留下了一把漏斗状的小瓢在水里，给后来的人使用。这把瓢是用白杨树皮做的，一根断了的树枝作它的柄。有时候，一只松鼠静悄悄地爬上一棵松树；而矮树丛也和大树一样，充满了神秘。在这松林内，我生出了对大自然之最初的爱以及对大自然的无穷的生命之最初的模糊认识。

过了松林，又走到乌额拉河的渡头。渡河以后，我们便离开大路走入乡间小径。路旁的青青的裸麦穗拂着我们的马车。在这沟渠似的狭路上，拉车的马紧紧地挨着，一面向前跑，一面东一口西一口地吃两旁的草。到后来，我们看到了杨柳树，这表示离我们的乡村很近了，不多久，尼可尔斯奎教堂的古雅的淡黄色的钟楼倏然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对于当时地主们的闲静的生活，尼可尔斯奎是非常适宜的。在别的豪富的领地上常见的那种奢华在这里是一点也找不出来；然而在房屋庭园之设计以及整体布置上却可以看出一个艺术家的手笔。除了父亲最近建筑的正屋而外还有一所宽敞的、收拾得很整洁的院落，四下里有一些较小的房屋；住在这些房屋内的人可以保持较大的独立，同时又不致妨害家族生活的亲密关系。一座我们叫做“上园”的大花园专门用来种植果木，穿过“上园”便可走到教堂；南面有斜坡一直通到河畔，这一带斜坡全部成为一所赏玩的花园，花园里有花坛，有菩提树、紫丁香和刺槐的小径穿插其间，从正屋的阳台上望去，西伦娜河的美景还有那古老的土堡的废墟（蒙古人侵入俄境时，俄人曾在土堡里顽强地抵抗过）尽入眼帘。再向前望过去便是无边无际黄熟的谷田，一片片矮树林点缀在天边。

在我年龄还很幼小的时候，我们同布南先生单独住在那些独立的小屋中的一间，此外别无他人。自从布南先生的教育方法随海伦姊姊的干预而软化，变得温和以后，我们便和他非常要好。父亲每逢夏季要去视察军队，平日总不在家。我们的继母本来就不大注意我们，尤其是在她自己的女儿保林娜出世之后。因此我们总是和布南先生在一起；他非常会享受田园乐趣，并且使我们也去享受它。树林中游览；沿河流散步；攀上群山去古堡（布南先生曾告诉我们，当时俄人如何防卫古堡，古堡如何为鞑靼人占领；讲得活灵活现，所以我们记得非常清楚）；身历许多次小的险情（其中有一次，布南先生从河里救起了亚历山大哥哥使他不致淹死，因此成了我们眼中的英雄；另一次，与狼群偶然遭遇）。新的，愉快的印象层出不穷，天天都有。

我们也组织过大的远足队，包括全家的人。我们有时去到树林里采菌子，随后便往林中一位百岁老人的家里去用茶点，这位老人以养蜂为业，只有一个小孙孙跟着他。有时，我们又到父亲的领地内另一个村落去玩，在那地方，人们掘了一个大池塘，每年总会从塘里捉得几千尾金色鲤鱼，——一部分送给地主，其余的分给所有的农人。我从前的保姆便住在这村里。她的家庭属于本村最贫穷的。她除了丈夫之外，只有一个小儿子给她帮忙；还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乳姊妹。后来却做了他们一家所信奉的非国教派中的传教士和尼姑。我去看保姆的时候，她的快乐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她能拿出来款待我的东西就只有乳酪、鸡蛋、苹果、蜜糖几样；然而她款待我的殷勤态度——她先在桌子上铺了一张她自己织的雪白的桌布，然后把那几样东西用光亮的木盘子盛着端出来（因为俄国的非国教派最讲究清洁）——以及把我当作她亲生儿子一般看待而向我说的那些亲切的话语却温暖了我这孩子的心。我还应该说，我的哥哥尼可拉和亚历山大两人的保姆也是如此，她们是属于尼可尔斯奎的另两个非国教派小支脉的好人家，多年的压迫本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然而很少有人明白：俄国农民就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最残酷的压迫之后，依然在他们的心里保持着何等善良的宝藏。

在暴风雨的日子里，布南先生有许多故事，尤以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故事为多，可以讲给我们听。我们屡次要他告诉我们：他在战争中是怎样受伤的，每次说到他觉得热血进了他的靴子里的时候，我们就跳上他的膝头，亲他，并且用各种亲密的称呼叫他。

父亲的夙好（我记得他给我们买的唯一的玩具就是一支枪和一个真正的岗亭），布南先生的战争故事，甚至于我们可以自由取阅的藏书：这一切好像都在为我们从军作准备。这藏书本是属于我们的外曾祖父列普宁斯基将军的；他是十八世纪博学的军人，他的藏书完全是关于军事的，插图甚多，皮面装订，非常精美。在阴雨的日子里，我们的主要娱乐便是翻阅这些书本里的插图：凡从希伯莱时代以来所用过的军器，以及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发生过的大战，都有交代。这些沉甸甸的大书对于我们还另有一种用处；我们在游戏时要建筑一座可以短时间抵抗撞城车和阿基米得弩炮的坚固堡垒，它们是很好的材料。然而不幸，我们的弩炮屡屡把石子扔进窗里，因此不久就被禁止使用了。总之，我们虽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但亚历山大和我两人后来并不曾成为职业军人。六十年代的文学居然把我们的幼年时代的教育一扫而光。

布南先生对于革命的意见是和奥尔良派[17]的《法国画报》的意见完全一样。他看到的只是旧的《法国画报》，上面的插图我们完全看熟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提到革命，我想的便是一个骑在马上的死神，一手执红旗，一手握镰刀，逢人便砍，如同割草一般。《法国画报》中所画的革命就是这样。然而我如今却以为布南先生所厌恶的只限于1848年的暴动罢了，因为他给我们讲的关于1789年革命的故事中有一个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家里不管有事无事，亲王的尊号时时刻刻都用得着。布南先生一定听得不耐烦了，因为有一天，他向我们讲他所知道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事。我如今记不起他讲了些什么，然而有一件事我却记得，这就是米拉波伯爵[18]和别的贵族自愿废弃尊号的事。米拉波伯爵为了要表示他蔑视贵族的爵位便特地开了一家店铺，招牌上写着：“米拉波裁缝店”（这里用的是布南先生当时的原话）。听了这故事以后，我曾煞费脑筋地想：我应该选择哪种职业，以便打出：“克鲁泡特金，某一手工艺人”的招牌。后来我的俄国老师斯米尔诺夫以及俄国文学的普遍的共和主义色彩给了我以同样的影响。所以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即在十二岁时），我就单用“彼·克鲁泡特金”这个署名，虽然后来在军队中服役时曾经受过上峰的劝告，但是我一生从没有舍弃过这一署名。

四

我的教育——农奴制度之写真——一个悲惨的命运——天分高的农奴所受的教育——亡灵显魂的故事

1852年秋天，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进了军官学校，从此我们弟兄只有在假期内或者偶尔在星期日才能见面。军官学校离我们家有六英里路远，虽然我们家里有十二匹马，但是一到要派一辆雪橇到军官学校去的时候，就找不出一匹空闲的马了。我的长兄尼可拉很少回家，亚历山大在学校里得到的较多的自由，尤其是他的两位文学教师的感化，使他的智力得以迅速地发展。在后面我将有很多的机会叙说他给予我在智力之发展方面的有益的影响。有一个友爱而聪明的哥哥，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同时我却留在家里。我得等着，一直等到我差不多十五岁该我进侍从学校的时候。布南先生被辞退了，另外请了一位德国教师来代替他。这是德国人中并非不常见的那种理想主义者。我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朗吟席勒的诗句时那种热烈的调子，加上朗吟时伴以一种我很喜欢的率真的表演。他在我家只住了一个冬季。

到了第二年冬季，我被送到莫斯科一所中学里读书；最后我又回到家里，和俄国老师斯米尔诺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人不久就成了好友；尤其是在我父亲带我们两人到他的梁赞领地旅行之后。在这次旅行中，我们随意打趣说笑，而且编出一些滑稽故事来形容我们途中所见的人和景物。同时我们一路经过的丘陵地带给我的印象又使我的逐渐增长的对大自然的爱增加了不少。在斯米尔诺夫的鼓舞之下，我的文学趣味也开始在增长，而且在1854年到1857年之间我更有许多机会来发展它们。斯米尔诺夫老师这时候修毕了大学的课程，得了一个法庭下级书记的位置，每天早晨在那里办公。因此我在中饭以前总是一个人在家自修。我准备好我的功课，又散步一回；过后，有很多时间自由读书作文。到了秋天，我的教师回到莫斯科官厅去办事，我们仍留在乡间，那时候，我又是一个人自修了，不管我如何时时和家人往来谈话，而且费去一些时间和我的小妹妹保林娜作游戏，事实上，我能够照自己的意思支配我的时间。

那时，农奴制度已到了它的末期。今天，它已成为新近的历史——好像就在昨天；然而便在俄国也很少有人真正明了农奴制度的真相。大家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农奴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状态是很坏的；但是那些社会状态所给与人类之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影响，一般人却只有笼统的了解。一个制度一旦废除，这个制度及其社会后果居然被人忘记得如此之快，而人与事物之变化又是如此迅速，真是令人吃惊。我现在试来说一说农奴制度的真相，然而我只说我所目睹而非耳闻的事。

有一天，女管家乌利安娜站在父亲的房门外走廊上，独自划着十字；她不敢前进，又不愿退后。到后来，她祷告了一会以后，便走进房里，用一种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我的父亲报告，说茶叶快用完了，糖只剩了二十磅，其他的供应也快要用尽了。

“窃贼，强盗！”父亲大声叫起来。“而且你，你和他们通同作弊！”他的声音响得像雷声一般，全家都听见了。我们的继母便连忙走开，让乌利安娜一个人在房里挨父亲的痛骂。然而父亲又叫道：“佛洛尔，去叫王妃来！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她进来的时候，他也拿同样的话责备她。

“你也是这些‘含的子孙’，[19]同党；你给他们撑腰。”他这样地骂了半点多钟。

然后他开始核查帐目。同时他想到了干草上面。他便派佛洛尔去称干草还剩多少，又派我们的继母到场监视，他自己留在房里计算仓里还应该剩多少干草。干草似乎短了很多，而乌利安娜也报不出好几磅这种那种食物的用途。父亲的声音愈来愈叫人害怕；乌利安娜骇得抖个不停。这时候，马车夫走了进来，父亲便在他的身上出气。父亲扑上前去打他，他不住地分辩道：“殿下准是错了。”

父亲又计算了一番，这一次，仓里所存的干草似乎比应该剩的数量反多出许多来。父亲继续吼叫。他如今责备马车夫平日给马吃的干草分量不足。然而马车夫对天发誓地说他每天的确是按规定分量喂马的，佛洛尔也请圣母作证，为马车夫说话。

但是父亲还不肯息怒。他又把钢琴调音师兼副管家马加尔唤进来，细数他最近所犯的过失。上星期，他喝醉过，昨天他一定又喝醉了，因为他打碎了半打盘子。老实说，今天这一场大闹的真正原因是在打碎盘子这一件事上：继母今天早晨把这件事报告给父亲，因此乌利安娜今天挨的骂便比较往常遇着这种事情时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因此父亲今天要查干草的出纳帐，因此他现在不住地高叫“这些含的子孙”应受地上的一切刑罚。

这场暴风雨突然而止。父亲坐下来写了一张字条。“拿这张字条把马加尔送警察局，让他吃一百赤杨棍。”

全家沉浸在恐怖与鸦雀无声之中。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全体下楼去吃午饭；然而大家都不想吃，盘子里的汤并没有人动。我们一共十个人吃饭，每人后面站着一个提琴师或长号手，手里拿着一个干净盘子；可是马加尔不在他们里面。

“马加尔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继母问道。“叫他来。”

马加尔不肯来，继母又叫人去唤了他一次。他终于进来了，脸色苍白，羞容满面，眼睛向下。父亲只是眼望着自己面前的盘子，而继母看见没有人喝汤，便试着鼓励我们。

她向我们说：“孩子们，你们不觉得汤味很鲜美吗？”

眼泪阻塞住我的咽喉，刚吃完午饭，我马上跑出去，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找到了马加尔，要亲他的手；然而他把手挣开，向我说（这不知是责备呢，还是疑问）：“别理我；你，你将来长大了，还不也是这样？”

“不，不，决不会的！”

然而父亲还不能算在最坏的地主之列。相反，仆婢和农夫还以为他是最好的地主中间的一个呢！我们在我家里所见的事到处都发生，而且往往还表现得更为残酷。鞭笞农奴乃是警察与消防队的正常职守之一。

有一次，一个地主对另一个地主说：“将军，你的领地的‘灵魂’的数目为什么增加得这样慢呢？大概你没有管他们的婚姻罢。”

几天以后，这将军便叫人把他的村庄里的户口名册送来。他从名册里圈出了所有十八岁的青年和刚过十六岁的姑娘的姓名（这是俄国法律上规定的结婚年龄）。于是他写道：“约翰娶安娜，保罗娶帕娜西加……”，就这样配了五对夫妇。最后他又批道：“这五组的婚礼应在十天以后即在下下周的星期日举行。”

绝望的悲鸣响遍了全村。每一家的女人不论老少都伤心地哭着。安娜早有心嫁给格列高里；保罗的父亲已经和费多托夫一家有约，等他们的女儿不久成年后便嫁与保罗为妻。况且如今又是耕作的季节，不是婚嫁的季节，十天以内又怎么能够筹备好婚礼呢？几十个农夫赶到府邸来求见地主；农妇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府邸的后门前，带了几匹细麻布送给地主夫人，恳求她的干预。一切都没有用。主人既然说过婚礼应在某日举行，那么就必须在某日举行。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参与婚礼的人群便向教堂出发，这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是葬仪更恰当些。妇人们大声哭着，和她们在送葬时痛哭一样。地主派了一个仆人到教堂去，等到婚礼完毕便马上回府报告主人。然而这个仆人不久便跑回来了，手里拿着帽子，脸色苍白，神情颓丧。

“帕娜西加不肯服从命令；她不肯嫁给保罗。神父问她：‘你愿意吗？’她高声回答：‘不愿意’”。

地主勃然大怒。“去告诉那长毛的醉鬼（指牧师，因为俄国教士都留着长头发）：如果帕娜西加不立刻成亲，我便要向主教告发他（指牧师）是一个醉鬼。他这个垃圾教士怎敢违背我的命令？去向他说，他要被一辈子关在修道院里，我还要把帕娜西加一家人放逐到草原上去。”

那仆人把地主的命令传达了。帕娜西加的亲族和牧师都围着了这姑娘。她的母亲含着眼泪向她跪下来，哀求她不要连累全家受罪。姑娘不住地说：“我不愿意”，然而声音越来越弱，过后就成了低语，最后，她站着不作声了，新娘的花冠戴到她头上；她不再反抗了，于是仆人飞奔回府报告，“他们已经成婚了。”

半点钟过后，婚礼行列的小铃铛便在地主的府邸门前响起来了。那五对新婚夫妇下了马车，走过天井，进了大厅。地主接待他们，请他们喝酒，做父母的便站在哭哭啼啼的女儿身后，命令她们给主人深深地鞠躬。

强制结婚的事在当时是极普通的，因此，在我们的仆婢中间便想出了防备的方法：每逢一对青年男女预料到主人会强迫他们结婚，而他们并不相爱的时候，他们便设法在农家小孩受洗礼时同做孩子的教父和教母。按照俄国教会的律法，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便不能结为夫妇。这计策平常总是成功的多，然而有一次却以悲剧终局。裁缝安得列爱上了我们一个邻家的姑娘。他希望我的父亲可以允许他获得自由，他愿意每年缴纳若干赎身费，这样勤苦地工作下去，他一定可以积蓄一点钱，替那姑娘赎回自由。否则，她如果和我的父亲的农奴结婚，她会成为她丈夫的主人的奴隶。然而安得列和我家的一个婢女预料到了他们两人可能会被迫成婚，便设法同做了一个小孩受洗时的教父教母。他们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一天，主人把他们两人叫到面前，发出那可怕的命令。

“我们平日没有一次不服从您的命令”，他们回答道，“但是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已经在一个小孩受洗时同做了教父母啦！”安得列把他的愿望和意向也说出来了。结果他被送到招兵局当了一名士兵。

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尚无今日所实行的那种普遍兵役制。当时贵族和商人是可以免除兵役的；每一次征集新兵的时候，地主必须从他们的农奴中间选出若干人来应征。农民照例是由他们自己在村社中商定每次应征的人名；然而家仆则全由地主支配，如果地主不喜欢某一个仆人，他便把那个仆人送到招兵局，换回一张免除兵役证，这一张免除兵役证很值几个钱，因为可以卖给那些该他们当兵的人。

当时的兵役是很可怕的。被征当兵的人要在军队中服役至二十五年之久，而兵士的生活又是极其困苦。当上兵等于永离故乡，永别亲友，受着像我在前面所讲的狄摩费叶夫那样残酷的军官的摧残。犯了极小的过失而受军官的拳打和棍杖的笞刑，乃是寻常的事。这残酷甚至是人所想象不到的。虽然在那专门教育贵族子弟的军官学校中也有用笞刑的时候，譬如一个学生偷吸一支纸烟，他要当着全体学生面前挨一千下白杨棍。校医这时也站在那吃打的孩子旁边看着，不等那学生的脉搏快要停止，不叫他们停止笞刑。那个血染满身的孩子昏迷不省人事，被人抬到医院里。如果一个军官学校每年不发生一两件这样的事，那么这军官学校的校长就会被陆军学校总监米哈伊尔大公撤换。他一定会说：“纪律废弛”。

至于普通兵卒所受的刑罚，更是残酷之至。凡兵士被交给军法会议审问所得的判决总是一千个兵士排列成面对面的两行，每人手里拿一根小指般粗的木棒（这种木棒通常都是被人叫做它的德文名字 spitzruten〔尖答〕），然后拖罪人从中间过三次，四次，五次，有时甚至七次之多，每一次拖过时，每一个兵士打他一下。军曹则在旁边监视，逼迫兵士用全力打罪人。打了一两千下之后，罪人便口吐鲜血，被抬到医院里去医治，等到他第一次的伤好了一点，再来执行未完的笞刑。如果打到中途，罪人伤重身死，就在他的尸体上继续把笞刑执行完毕。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兄弟米哈伊尔都是残酷无情的人，赦免的事是决不会有的。“我要叫你走过那两排的木棒；木棒会剥了你的皮！”这种威吓的话已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了。

我们家里有一个仆人要被送到招兵局去的消息公开以后，阴郁的恐怖气氛马上就布满了全家。那个仆人被锁在事务处，有人在旁边监视防他自杀。一辆农家马车开到事务处门口，两个监守人便挟着那仆人出来。所有的仆婢都来围住那不幸的男子。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要求众人原谅他平日有意无意得罪了他们的地方。如果他的父母住在我们的村庄内，他们便会赶来和他诀别。他向他们一躬到地，于是他的母亲和别的女眷便高声唱起她们的半歌唱半吟诵的悲悼辞：“你把我们留给谁来照料呢？你在他乡又有谁来看顾呢？谁又来保护你免受残酷的人们的虐待呢？”——这恰和她们在送葬时唱的挽歌的调子一样，而且词句也是相同的。

安得列如今就得这样地忍受二十五年的可怕的兵役了：所有他的幸福的想望都只落得这悲惨的结局。

我们的一个婢女波林纳（大家都叫她做波利亚）的命运甚至更加悲惨。她学会了刺绣，她的刺绣功夫非常精巧。在尼可尔斯奎，她的刺绣架是安放在海伦姊姊的房里。那时，继母的一个妹妹正和海伦姊姊同住在一间房内，她们闲谈时，波利亚也常常参加。总之从举止和谈吐看来，波利亚简直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小姐，不像是一个婢女。

然而灾祸降临到她的身上来了：她发觉自己怀了孕。她便把那件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我们的继母。继母马上痛骂道：“我不能让那个东西再留在我家了！我决不容许我家里有那样丢人的事！啊，无耻的东西！……”海伦姊姊的眼泪没有用。波利亚终于被绞短了头发，送往乳牛棚去受罪了；然而她当时正在绣一条美丽无比的裙子，她只得在乳牛棚中一间龌龊的小屋里，一扇极小的窗户之下绣完了它。她绣完了那条裙子，还绣了许多别的精致的东西，终日怀着得到主人宽赦的希望。然而宽赦终于没有来。

她的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邻家的仆人，他要求和波利亚结婚；然而他拿不出钱来，所以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我们的继母平日很讨厌波利亚的那种“过于像大家闺秀的气度”，便给她安排下一个最苦的命运。我家有一个名叫费尔加的仆人，因为他的身材短小就用他来做马车夫；大家替他取了一个绰号：“罗圈腿费尔加”，他在幼年受了马踢，伤得很重，再也长不大。他的腿是弯曲的，脚向里面拐，鼻子又被打歪到一边，下颚也是畸形的。波利亚便得嫁给这个怪物——主人强迫他们成了婚。这一对新婚夫妇就被派到我父亲的梁赞的领地上做农人去了。

当时的人并不承认农奴也有“人的感情”，而且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人转过。当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木木》，格利哥罗维奇发表了他的几部惊心动魄的小说，使读者为农奴的不幸而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许多人都得到一个惊人的启示：“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地恋爱；这是可能的吗？”这成了那班读了一部法国小说，就要为书中高贵的男女主人公的不幸而落泪的多情善感的淑女们的呼声。

地主偶尔当作恩典赏赐与农奴的教育，对于他们也只是另一个苦痛之源。我的父亲有一次在一个农奴家中发现了一个聪明的男孩，送他去受医生助理的教育。这孩子非常用功，学了几年以后成绩卓著。他学成归来以后，我的父亲购买了一切必需的用品，在尼可尔斯奎领地的一所偏屋内，开设了一家很完备的诊所。在夏天，这位沙夏医生（在我们家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忙着采集、准备各种药草；不多几时，他便成了在尼可尔斯奎附近一带地方最受欢迎的人了。左右邻近乡村有病的农人都来求他医治，我的父亲很得意他的诊所成功。然而这种情形并不曾继续多久，一年冬天，我的父亲到尼可尔斯奎来，住了几天便走了。那一夜，沙夏医生忽然用枪自杀。据说他是误伤致死，其实骨子里却有一段恋爱故事。他爱上一位他不能娶以为妻的姑娘，因为她是别一个地主的婢女。

另一个青年格拉辛·克路格洛夫的命运几乎同样悲惨。我的父亲曾把他送到莫斯科农业学校求学。他通过考试成绩优异，得了一块金牌，农业学校校长苦苦劝我的父亲给他自由，让他去上大学（因为农奴不能入大学）。“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人物”，校长对我的父亲说，“也许会成为俄国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名人，那么将来谁不知道是你认出了他的才能，把这样的一个人贡献给俄国科学界呢！这也是你的荣誉。”

“我需要他在我的领地内做事”，对于所有替那青年求情的人，我的父亲总是这样回答。其实我的父亲从来就墨守着当时的那种原始的农业方法，完全用不着格拉辛·克路格洛夫的。格拉辛把领地测量了一番，然而刚刚测量完毕，我的父亲就叫他坐在仆人室里，用餐时手里端着盘子伺候我们吃饭。自然格拉辛是非常愤慨的；他日夜梦想着进大学，作科学研究。他的面容泄露了他的不平，而我们的继母似乎特别高兴于处处和他为难。在一个秋天的日子里，一阵风吹开了大门，继母便向他叫道：“格拉斯加，你去关上大门。”

格拉辛再也受不了啦。他答道：“你有专门看门的人”，便走开了。

继母马上跑进父亲的房里，哭诉道：“你的仆人竟敢在你家里当面侮辱我！”

父亲立刻叫人把格拉辛拘禁起来，并且加上锁链，预备送他去当兵。他和他的年老的父母分别的情景，乃是我一生中所见的最伤心惨目的景象。

然而这一次，命运却实行报复了。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兵役也较从前放松了许多。格拉辛的天才不久便得着上官的赏识，几年中间他就做了陆军部一个司中的一等书记官，成为该司工作的骨干。我的父亲本是一个清廉的人，他在几乎谁都接受贿赂发财的时候，独不肯受分文的贿赂。但有一次，为了讨好他所属的军团的司令官起见，他违背了严格的军纪，允许某种不法的事发生。这几乎把他的升级为将军的希望打破了；他的三十五年服务之唯一目的快要成了泡影。我的继母便到圣彼得堡去替他奔走运动；经过了许多次请愿之后，有一天，有人告诉她说要达到目的，非她亲自去找陆军部某司的某书记官不可。虽然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书记官，然而他却是他的上司们的真正智囊，什么事他都可以办到。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格拉辛·伊凡诺维奇·克路格洛夫。

继母后来常常向我说：“你该记得我们的格拉斯加[20]罢！我从来都认为他有大才。我去见他，把这件事向他说了，他回答道：‘我对老亲王并无恶感，我愿尽力为他效劳。’”

格拉辛果然践了他的诺言：他写了一个保举我的父亲的报告。父亲果然获得提升。他终于能穿上他渴望了多年的红色军裤和红线军服，而且可以在他的军帽上面插上羽毛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幼年目睹的事实。然而我在那些年代中所听见的事实还要残酷得多：男男女女被人生生拖走，离开他们的家庭和故乡，被卖掉，被赌博时输给别人，被拿去换一对猎狗，然后被押送到远方去开垦新的领地；孩子们被人从他们父母身边抢走，卖与残酷荒淫的主人；农奴中每天都有人要“在马房内”受闻所未闻的笞刑；一位姑娘不堪虐待，投水自尽；一个老人替主人劳苦了一生，到了白发苍苍的时节缢死在主人的窗下；许多次的农奴起义都为尼古拉一世的将军们镇压下去，他们用的方法是将反叛的农奴排列成队，从每十人或五人中抽出一人来鞭笞至死。同时焚掠全村，使村中居民在军队经过之后不得不到邻省去乞讨度日。

至于我旅行时在某一些村落里，尤其是在皇家领地的村落里所看见的贫穷的状况，我真找不到适当的话来把它传达给那班不曾亲身目睹的读者们。

获得自由乃是农奴的无时或息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不易实现的，因为要使地主释放一个农奴，必须有一大笔款作赎金才行。

我的父亲有一次向我说：“你知道你的母亲死后向我显过一次灵吗？你们年轻人是不相信这些事情的，然而事情真是如此。有天晚上，已经很迟了，我坐在这把椅子里，在我的写字台前假寐，忽然看见你的母亲从后面走进来，穿着一身白色衣服，面色苍白，两只眼睛光闪闪的。她临死时要求过我，要我答应将来恢复她的侍婢马霞的自由，我早就许诺了；然而她死后，我因为事务忙碌，差不多整整过了一年，还没有履行我的诺言。所以她特地显灵来提醒我，低声向我说：’亚历克赛，你答应过我恢复马霞的自由；你已经忘记了吗？’我大吃一惊，从椅子上跳起来，然而她却不见了。我连忙把仆婢们叫来询问，可是并没有人看见什么。第二天早晨，我去到她的坟前，唱了一首祈祷歌，立刻恢复了马霞的自由。”

我的父亲去世的时节，马霞曾来送葬，我和她闲谈。她已经出嫁了，她的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我的哥哥亚历山大用他的诙谐的口气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她，我们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

她回答道：“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我可以把真相告诉你们。我看见你们的父亲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诺言，所以我穿上白色衣服，装着你们母亲的口音，提醒他答应过你母亲的事。你们该不会怪我罢？”

“自然不会！”

在本章前一部分描写的那些情景过去了十年，或十二年之后，一天晚上，我坐在父亲的房间里，我们谈论着往事。这时，农奴制度已经废止了，我的父亲对新的社会状况有些怨言，不过并不很厉害；他接受了这种新的状态，只是有些牢骚。

“父亲，你应该承认你常常残酷地惩罚你的仆婢，连一点理由也没有。”我说。

“对付那班人，只有这一种办法”，他这样回答；过后他倒在安乐椅上，沉思了一会。在长久的沉默以后他又说道：“话说回来，我做的这些事实在不值得一提。就拿那沙布列夫来说罢：他看起来样子温和，说话声音细软；然而他对待他的农奴却真是可怕极了。有多少次，他们设计要杀死他！我至少不曾污辱过我的婢女，而那个老魔鬼董可夫却下流到那种地步，以致那班农家妇女打算狠狠惩罚他一下。……再会，祝你睡个好觉！”

五

克里米亚战争的回忆——尼古拉一世的死——我的智力发展——我的文学趣味——我的最初的新闻工作经验

克里米亚战争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在莫斯科的人不大感到战争的影响。自然，每一家晚上都忙着制造裹伤布和绷带：但是其中送到俄国军队中的却并不多，大量被人偷去卖与敌军了。海伦姊姊和别的小姐们高唱着爱国歌曲，然而一般生活状况几乎看不出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搏斗的影响。反之，在乡间，这次战争却造出了很多凄惨的情景。新兵之征集迅速地连续执行。农家妇女的葬歌不绝地送到我们的耳际。俄国人民素来把战争当作上天给他们降下来的灾祸，他们便以严肃的态度来忍受这次战争，这种严肃态度和我在别的国家同样的情况中所见到的那种轻率态度比起来真是一个奇异的对照。我当时虽然年轻，却已经感到了弥漫在我们乡村中那种认真的听天由命气氛。

我的长兄尼可拉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也染上了战争狂热，不等到在军官学校毕业，就加入了高加索的军队。从此我便不曾再见着他了。

1854年秋天，我们家又增加了两个人，原来继母的两个姊妹来了。她们自己本来有房屋和一所葡萄园在塞瓦斯托波尔，然而现在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来和我们同住。当联军在克里米亚登岸时，当局告诉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叫他们不要害怕，只要在原地不动便行；但是在阿尔马战败之后，当局又令居民迅速撤退，因为该城日内即将受敌军包围。当时，很少有搬运的车马，而且大路上有向南前进的军队，人民无法从那里通过。要雇一辆大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些太太小姐们把她们所带的东西都抛弃在路上，还受了不少的艰苦才到达莫斯科。

我不久就和这两位姨母中较年轻的一位相熟了。这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太太。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纸烟，常向我讲她们这次旅行中沿途的恐怖。她含着眼泪说到那些不得不凿沉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漂亮的战舰。她不明白俄国军队如何能够在陆地上防守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连值得一提的城墙也没有。

尼古拉一世逝世时我已有十三岁。这是在2月18日（新历3月2日）傍晚，莫斯科的警察忽然跑到家家户户去分发一张通告，报告沙皇患病，请居民到教堂中去祈祷沙皇早日痊愈。其实这时沙皇已经逝世，而且官厅方面也已知道，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当时已早通电报了。然而因为事前官厅方面并没有发表过一句关于沙皇患病的消息，他们恐怕突然把沙皇逝世的消息公布出来，会生出意外的事变，所以最初只向人民报告沙皇的病状，然后才渐次说到他的死。我们全家都到教堂里去，万分虔诚地祈祷沙皇早日恢复健康。

第二天便是星期六，我们依旧到教堂里去祈祷，甚至到了星期日早晨，警察还在散发报告沙皇病状的通告。到了正午光景，我们才从几个由市场回来的仆人那里知道了尼古拉逝世的消息。消息传来，使得我们全家以及我们亲戚的家庭都大为惊恐。据说在市场里，人们的态度非常奇怪，他们毫无惋惜的表示，反而畅谈着危险的话语。大人们在低声谈论，我们的继母则反复地说：“不要当着佣人的面前说。”而仆婢之间也在喁喁私语，也许是在谈论他们的快来的“自由”罢。贵族们时时刻刻担心着，恐怕再发生像普加乔夫[21]暴动那样的一次新的农奴起义。

同时，在圣彼得堡，知识阶层的人居然在街中拥抱，互相传达这个消息。每个人都觉得战争快要终止了，在这个“铁腕暴君”治下盛行的可怕的情景也快要结束了。有人说，沙皇是被毒死的，而且因为沙皇的尸骸腐烂得非常之快，这种谣传更厉害了。然而事实的真相渐渐泄露了出来：尼古拉一世服了过多的壮阳药。

1855年夏天，乡下人对于在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为争夺每一码土地、每一片颓垣的激战，都表示出非常深切的关心。我家照例每星期两次要派人到县城里去取报纸；他回来的时候，甚至不等到他下马，就有人从他手里把报纸抢去摊开了。海伦姊姊或者我便把报纸朗读给全家听，消息立刻传到仆人室里，再从那里又传到厨房、办事处、教士的住所，以至于农家。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失陷前的情形，大炮猛轰以及最后我军撤出全城的战报引得大家落泪。在邻近各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可怕的战争不久就要终止，但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却使得人人伤心，好像死了一个近亲似的。

1857年8月，我进侍从学校的时刻到了，我被送到圣彼得堡去，那时我差不多是十五岁。我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然而确定人的性格的时期通常总要比较一般人预想的要早得多。虽然我当时在外表上还是小孩，但那时的我已和后来的我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在我看来乃是显然的事。我的趣味，我的倾向都已经确定了。

我在前面早已说过，给我的智力发展以第一次推动的人乃是我的俄国教师。当时俄国贵族家里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不幸，这个习惯已有衰减之势）：就是聘请一个大学生做家庭教师指导他们的子女做功课，纵然他们的子女已经进了中学，而家庭教师也是要聘的。在使儿童能够充分吸收平日在学校中所学得的知识，以及扩大儿童对于他们所学得的知识的概念这两点上，家庭教师的指导是极其宝贵的。而且他还加进了一个智力因素到这家庭中来，他是儿童的长兄——有时要比长兄还好，因为他对于他的学生的进步负有某种责任。由于教授法变化得非常快，一代有一代的新法，因此纵使家里有学识极优的父母，他们对于儿童的帮助也远不及一个年轻的家庭教师。

尼可拉·帕夫洛维奇·斯米尔诺夫有文学欣赏能力。当时在尼古拉一世的野蛮的书报检查之下俄国最好的作家的许多毫无危险性的著作都不能出版；有的被检查官割裂删节，以致书中许多章节都失掉了意义。那部可以和莫里哀的最好的喜剧并列的格里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误》里本来有一个斯加洛左布上校，但检查官以为把一个上校放在喜剧的脚色中未免侮辱了陆军，便把“斯加洛左布上校”改为“斯加洛左布先生”，并不问这种改法对于文章的意味与诗句的韵律有何等损害。像果戈理的《死魂灵》那样没有危险性的一部书，竟连第二卷也不能出版，第一卷虽然久已售罄，也不能再版。普希金、莱蒙托夫、A.K.托尔斯泰、雷列叶夫诸人的许多诗篇都不能够见天日；还不用说那些带有政治意义或者含着批评现状的诗歌。所有这些作品都靠着抄写来流传。斯米尔诺夫时常抄录果戈理和普希金的整部著作，供他自己和他的友人诵读。有时候，我也帮助他做一点这类工作。他是一个真正的莫斯科的儿子，所以对于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作家（有的就住在旧宫厩区）怀有极深的敬意。他恭恭敬敬地把我们的近邻沙里亚斯伯爵夫人（尤珍尼·杜尔）的住宅指给我看；而著名亡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住宅却使我们生出一种敬畏交织的神秘感情。果戈理住过的房屋也是我们深深尊敬的对象，虽然他死的时候（1851年），我还只有九岁，而且也不曾读过他的一本著作，但我记得他的死耗在莫斯科所引起的悲悼之情。屠格涅夫在一篇短文里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感情，但为了这篇文章他被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放逐到他的领地去了。

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所给与我的印象并不深，至今我还觉得这诗的内容反不及诗体的惊人的朴素和美丽。然而我在十一二岁时所读的果戈理的著作却在我的精神上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影响，我的最初的几篇文学论文就是模仿他的幽默风格。查果斯金的一部描写1612年的大暴动的历史小说《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普希金的描写普加乔夫的起义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和大仲马的《玛格利特皇后》引起了我对于历史的持久的兴味。至于其他的法国小说，我只有在都德与左拉二人成名后才开始读它们。涅克拉索夫的诗乃是我早年心爱的读物；他的许多首诗，我都背熟了。

斯米尔诺夫很早就叫我作文了，靠了他的帮助，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小银币的历史》，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创造各种人物，一个接一个做那小银币的主人。

亚历山大哥哥这时候比我更富诗情。他写了一些极其浪漫的故事，而且很早就开始写诗了。他写起诗来毫不费力，写得音调铿锵，自然流畅。如果他的心后来不曾被博物学与哲学的研究所吸引，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当时，他喜欢的寻找诗的灵感的地方就是我们窗前微斜的屋檐下。我常说：“看这个坐在烟囱下面写诗的诗人呀！”这种挖苦的结果便是一场厉害的吵闹，使我们的海伦姊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亚历山大毫不记恨，不久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们亲密无间地相爱着。在孩子中间吵闹与友爱好像是携手并进的。

我那时还从事过新闻工作。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发刊一份日报。在我们家里不能随意得到纸张，因此我的日报像是小人国的报纸。当时克里米亚战争还不曾发生，我父亲所收到的报纸又只是《莫斯科警察公报》一种，我没有多少样板可供仿效。因此我自己的日报上只有一些报告每日消息的短讯，如“去林中散步。斯米尔诺夫枪杀二画眉鸟”之类。

不久，我就没有出这种日报的兴致了，1855年，我又创办了一份月刊，登载亚历山大的诗和我的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杂俎”之类的东西。这份杂志的经费倒丝毫不成问题，因为它并不缺少订阅的人。这杂志的订阅者就是编辑自己和斯米尔诺夫先生；斯米尔诺夫甚至在离开我家以后还按期送许多张纸来做他的订阅费。我特地给我们的忠实的订阅者精心抄写了一份作为报答。

斯米尔诺夫离开我们以后，便来了一个叫做N.M.帕弗洛夫的医科学生接替他的位置。帕弗洛夫先生还帮助我处理我的编辑事务。他替这杂志要到了一篇他的友人的诗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又得到了一位莫斯科的教授的自然地理学序论讲义。自然这篇讲义以前并没有发表过：在一本这样郑重的杂志里决不会有一篇转载的文章。

不用说，亚历山大对于这杂志也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它的名声不久就传到军官学校里。有几个将成名的青年作家便发刊了一份竞争的杂志。这件事很严重：在诗与小说一方面，我们可以不致落后，然而他们有一个“批评家”，评论新刊小说里的人物，述评生活状况中的各种现象，以及触及在别处触及不到的万千问题：这样的“批评家”就是俄国杂志的灵魂。他们有一个批评家，而我们却没有！幸而他替他们的第一期杂志写的一篇论文，被我的哥哥看见了。他的文章是浮夸的，脆弱的。亚历山大马上就写了一篇批评的批评，把那个批评家痛加讥笑与抨击。当我们的对方知道了亚历山大的文章要在我们的下一期杂志上发表的时候，他们非常恐慌，把杂志停刊了，他们的最好的作家加入了我们的编辑部。我们便凯旋地宣称我们以后将有那么多的著名作家与我们“通力合作”。

两年之后，这份杂志终于不得不在1857年8月停刊，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横在我的前面。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庭，特别是我和亚历山大哥哥一在莫斯科，一在圣彼得堡，相距遥远；而我此时已把进军官学校看作一种不幸，因此我的怀旧之情就更为深切了。

第二章 侍从学校

一

我入侍从学校——侍从学校的内部生活——“上校”——侍从学校中的新精神

我父亲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了事实。侍从学校中有了一名缺额，所以我在入学规定的年龄之前便可以进去。我被送到圣彼得堡去进学校。校中学生的名额只有一百五十人（大半都是宫廷贵族的子弟）。这个特权学校兼有有着特别权利的陆军学校与隶属于皇室的宫廷学校两种性质。在侍从学校里住了四五年以后，毕业测验及格的人便可以到他们自己选择的禁卫军或陆军的任何团队中当一名军官，并不管该团中有无那么多的空额。此外每年最高年级的前十六名学生都要接受“宫廷侍从”的任命，成为皇帝、皇后、大公夫人、大公的亲随。自然这是一种绝大的荣誉；而且得着这种荣誉的青年便会闻名于宫廷，有很多机会做皇帝的或一个大公的侍从武官，这样一来，他们在宦途上很容易发迹。因此，显贵人家的父母都尽力设法使自己的儿子不要错过入侍从学校的机会，甚至把那些以后再无递补进去的希望的其他候补者排挤掉亦在所不惜。现在我是在这学校里了，我的父亲该可以自由地让他的野心勃勃的梦想任意驰骋了罢。

学校内共分设五级，最高的是第一级，最低的是第五级，我的意思是要进第四级。然而因为入学测验时我对于算术中的小数并不十分熟习，再说第四级本年已经有了四十多名学生，而第五级学生只有二十名，所以我便被编在第五级。

这个决定使我大不高兴。我本来就不愿意进陆军学校，现在我要在那里不是住四年，而是要住满五年。第五级里的功课我已经完全知道，那么我还要在第五级里干什么呢？我含着眼泪把这件事告诉了监督温克勒上校（即教务主任），然而他用一句笑话回答我：“你该晓得恺撒曾经说过——与其在罗马当第二人，不如在一个村子里当第一人。”我很痛快地回答他说，我乐意当最后一人，只要我能早日离开陆军学校就好。“也许过一些时候，你就会喜欢这学校的，”他说。从那一天起，他对我就很亲切了。

那位算术教员也想安慰我。我却向他发誓说，我决不会把他的教科书看一眼，“尽管如此，你却不得不给我最高的分数。”我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想起当时的情景，倒觉得这个学生真有点桀骜不驯了。

然而当我追忆到遥远的过去的时候，我便不能不感激我被编入低级的事。因为在第一年只是复习我已经知道的功课，我便有了一个习惯，单靠着听教员在课堂上的讲解来学习我的功课；下课后，我就有充分时间随意读书作文了。临到测验时，我从来不去预备功课，学校里本来规定了为测验作准备的时间，这时间，我便利用来向几个朋友朗诵莎士比亚或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当我到了较高的“特别级”的时候，我已有了较好的准备，可以学好我们要学的各门功课了。

此外，在第一年冬季，我在医院里度过了大半的时间。我和所有别的不是生长在圣彼得堡的小孩一样，不得不向这个“在芬兰的沼泽地上建立的都城”交一笔重税：起初患了几次本地的时疫，最后又患了一场伤寒症。

当我进侍从学校的时候，它的内部生活正发生着一个深刻的变化。全俄国当时已从尼古拉一世治下的酣睡和可怖的梦魇中觉醒过来。我们的学校也受到了这种复兴的影响。老实说，如果我早一两年进了侍从学校，我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我的意志完全破碎，便是我被学校开除：其后果如何是没有人能知道的。幸而这过渡期在1857年已经是势不可挡的了。

校长柴尔屠欣将军是一个出色的老人。然而他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上的校长乃是“上校”——即柔拉多上校，一个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的法国人。人家说他是一个耶稣会徒，我相信他真是如此。无论如何，他的态度是和洛约拉[22]的教义相合，而他的教育方法又是法国耶稣会学校中所实行的那些。

他是一个身材短小，而且极瘦的人，他有一对黑而犀利、爱偷看人的眼睛，还有那剪得短短的髭须，使得他的面相像猫脸。他沉着坚定；虽不十分聪明，却是极其狡狯，在骨子里他是一个专制暴君，他会憎恨——强烈地憎恨一个不受他笼络的学生；他不仅能用愚笨的迫害来表示他的憎恨；还能不断地用他平时的态度（不小心漏出的一个词、一个手势、一个微笑或一声惊叹）来表示。他走起路来像在滑动，他不掉头便能骨碌碌乱转进行窥探的眼光更加深了滑动这一印象。他的嘴唇上带着冷淡无情的印迹，甚至就在他想装出和颜悦色时，他的嘴因他的那种不满或轻蔑的笑容而扭曲。那时候，他的和颜悦色反而变得格外难看了。由于这一切，在他身上实在找不出司令官的风度来；乍一见他，还会以为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在和他的小孩们讲话，把他们当作成人一般地看待呢。然而不久就会觉得他是要使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都屈服在他的意志之下。一个不依照“上校”对他的脸色之好坏而感到幸福或不幸的学生活该要倒霉了。

“上校”两字不绝地出于众人之口。我们给别的长官都取了绰号，就用绰号称呼他们，然而没有人敢给柔拉多上校取一个绰号。大家以为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好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不错，他的整个白昼的时间和一部分夜晚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甚至我们在课堂里上课时，他还在四处巡行，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抽屉乱翻。至于夜里，他也还要费好些时间来用特别的记号和各样颜色的墨水把学生们的优劣功过分栏地一一记录在小本本里。这些小本本他有一大堆。

我们看见他牵着他所宠爱的一个孩子的手慢慢地穿过我们宽阔的房间，前仰后合平衡着自己的身子，这时候，我们的游戏、笑谑、谈话都马上停止了。他向着一个学生微笑，又锐利地望了望第二个学生的眼睛，再向着第三个学生投了一瞥冷淡的眼光，走过第四个学生面前时，把嘴唇略略歪一下；这些做作就表示：他喜欢第一个学生；对于第二个学生他并无所谓好恶；他故意不注意第三个学生；而不喜欢第四个。这种嫌厌的表示足以使大部分受害者惊恐万分——由于不说明嫌厌的理由而尤其可怕。这种沉默的、不断地显露出来的嫌厌和猜疑的眼光常常使敏感的孩子陷于绝望中；在别的孩子身上，其结果是学生的意志彻底崩溃，正如费奥多尔·托尔斯泰（他也是柔拉多的学生）在他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意志的疾病》中所描写的。

在“上校”的统治下，学校的内部生活是很悲惨的。本来在所有的膳宿学校里，新学生总要受些小的迫害。“新生”最初就要这样地受一次考验。他们的品性怎样？他们会不会变成“奸细”？“旧生”总喜欢向新来者显示已经建立起来的精诚团结的优越性。这种情形在所有学校中和所有监狱里都是有的。然而在柔拉多的统治下，这种旧生对新生的迫害更是凶狠。这种迫害不是从同级的同学来的，乃是来自第一级的同学——宫廷侍从们，他们是下级军官，而且柔拉多给了他们以一个十分破格的，优越的地位。他的方针就是把全权交给他们，靠他们来维持他的严酷的纪律，对他们所做的可怕的行为，装作毫不知情。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新生”受着宫廷侍从的打击时敢于还手的事实如果公之于众，那个“学生”便会被送入士兵子弟营中去。对一个宫廷侍从的任意的举动略有反抗，就会引起第一级的二十名学生拿着他们的沉重的橡木戒尺，聚集到一间房子里，在柔拉多的默许之下，把那个敢于表现这种不服从的精神的孩子痛打一顿。

因此第一级的学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在我入校的前一个冬季，他们的最得意的游戏之一就是夜间把“新生”聚集在一间房子里，叫他们穿着睡衣跑成一个圆圈，好像在马戏场中跑马一样。而那班宫廷侍从却拿着橡皮的鞭子，有的站在圈子中央，有的站在圈子外面，残酷无情地鞭打那些跑着的孩子们。通常这种“马戏”总是以可恨的东方方式收场。至于当时学生间的道德观念以及校中关于夜间在“马戏”后发生的事的下流闲话真难说出口来，还是不说的好。

“上校”是知道这一切的。他有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谍报组织，没有一件事瞒得过他。然而只要别人还不晓得这事已经被他知道，就可以平安无事。对于第一级学生所做的事闭着眼睛装做看不见的样子，这就是他维持纪律的基础。

然而一种新的精神在校中觉醒了，我入校以前几个月光景，学校内已经起了一次革命。这一年的第三级学生便和从来的第三级学生完全不同。本年的这一级里有了一些真正用功，而且读过很多书籍的青年；其中有的后来居然成了名人。我最早认识其中的第一人（我就叫他做冯·孝夫罢）时，他正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且他们这一级里，还有几个是校内最有力气的青年。全校里身材最高又是极强壮的人也是在该级里面。这人是冯·孝夫的好友，叫做科席托夫。因此，这年的第三级学生不肯像从前这一级学生那样驯顺地忍受宫廷侍从们的压迫了。他们很讨厌当时的那种风气。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我不想在这里交代的意外事情；我只说一点：这件事发生后便引起了第三级和第一级的冲突，结果那班宫廷侍从被下级生着实打了一顿。柔拉多不让这件事声张出去，然而第一级的威权便从此失坠了。橡皮鞭子虽然还在，但不再能使用了。“马戏”和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已成了过去的陈迹。

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然而最低的一级，即第五级差不多全是些新入校的年纪很小的孩子，所以依然不得不服从宫廷侍从们的私意。我们学校里有一所古木参天的美丽的花园，但是第五级的学生很少能享受：他们被逼着推动一个上有座位的旋转机，那班宫廷侍从们却坐在上面闲聊；有时，那班侍从大人玩九柱戏，又要叫他们去拾球。我入校后不过几天光景，看见了花园中的那种情形，便留在楼上，不再到那里去了。有一次，我正在读书，忽然一个有着红萝卜色头发，脸上生满雀斑的侍从火火跑上楼来，命令我立刻到花园里去推旋转机。

“我不去；你没有看见我正在读书吗？”这就是我的回答。

愤怒扭曲了他的那张本来就不大中看的脸。他正要向我扑来，我采取防御态势；他想用他的制帽来打我的脸，我尽力左遮右挡。他就把他的制帽扔在地上。

“拾起来！”

“你自己去拾。”

像这样的不服从的行为在校内是闻所未闻的事。他为什么不当场痛打我，这我不明白。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力气也比我大得多。

第二天和以后的几天里，我接到同样的命令，可是我顽强地留在楼上不下去。于是我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一种小小的却令人气恼万分的迫害——这已足以使一个孩子陷在悲观绝望的境地了。幸而我生性总是很快活的，常常拿笑谑来回答他们，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再说，这种迫害不久就终止了。多雨的季节一来，我们只得在室内度过大部分时间。在花园里，第一级学生抽烟是自由的，然而在室内时就有一个专门的吸烟室，就是那“塔”了。“塔”里非常清洁，总是燃着一个火炉。第一级学生如果看见别级的学生在那里抽烟，他们一定要严惩他，可是他们自己却时时坐在那火炉边，一面闲谈，一面享受烟的滋味。他们喜欢在夜间十点钟以后抽烟，那时学生应该早已上床了。他们在那里抽烟一直抽到十一点半钟。他们怕柔拉多出其不意地发现了这事情，会来干涉，便命令我们守望。第五级的小孩子每一次两个轮流被他们从被窝里拖出来在楼梯旁边来回走，以便向他们报告“上校”到来的消息，直到十一点半。

我们决定结束这种夜间守望。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而且还和较高各级的学生商量过究竟应该怎么办。最后的决定是：“你们全体都拒绝守望；自然，他们一定要揍你们，等他们揍你们的时候，你们便一伙儿，人越多越好，跑去见柔拉多。他早已知道这件事了，不过到那时候，他就不得不设法制止这件事。”至于这种举动是否算是“告发”的问题，也被那些礼法专家否定了，因为那班宫廷侍从对待别级学生毫无同学的感情。

那天晚上，守望轮到了一个旧生夏荷夫斯科伊亲王和一个叫做塞拉诺夫的新生。后者极其胆小怕事，连说话都是女里女气的。夏荷夫斯科伊最先被叫去守望，但是他拒绝了，两个宫廷侍从也就不去管他，随后便去叫那胆小的塞拉诺夫，他已经睡在床上了。他也不肯去，他们拿起那重重的背带凶暴地乱打。夏荷夫斯科伊唤醒了近旁的几个同学，一起去找柔拉多。

我也已经睡在床上了，忽然那两个宫廷侍从走到我的床前，命令我去守望。我拒绝了。于是那两人便用两副背带来揍我。（我们平常总是把我们的衣服叠得齐齐整整放在床前的一个凳子上，然后放上背带，领带横放在背带上。）我在床上坐起来用手来防卫，已经吃了重重几下子，忽然一个命令到了：“第一级学生到上校那里去！”那两个凶狠的战士马上变得非常和顺了，连忙把我的东西放好。

“不许说一句话，”他们低声向我说。

“领带横放在上面，收拾整齐，”我向他们说，那时我的肩上和腕上挨打后痛得火烧火燎。

柔拉多和第一级学生说了一些什么话，我们不知道。然而第二天，我们排班预备下楼到食堂去的时候，他大事化小地向我们演说道，宫廷侍从欺侮一个出于正当理由拒绝的孩子，令人难过。欺侮谁呢？一个新生，而且像塞拉诺夫那样胆小的孩子！全校学生都讨厌这种耶稣会式的虚伪演说。

这自然也是对于柔拉多的权威的一个打击，他是非常恼怒的。他很讨厌我们这一级，尤其讨厌我（关于旋转机的事也有人向他报告了），每遇着机会他便表示出这一恼怒来。

第一年冬天，我常常住病院。我得过一次伤寒症，在病中，校长和医生非常亲切地看护我，有如父母一般。这一场大病过后，我又得了很厉害的、时发的胃病。柔拉多每天照例要到病院里来巡视。他看见我时常住在病院里，便开始在每天早晨半开玩笑地用法国话向我说道：“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和新桥[23]一般结实，却住在病院里消磨时间。”有一两次，我也玩笑般地回答他，但后来发现他老这样说，并带有恶意，我变得非常愤怒了。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叫道。“我要请求医生禁止你进这屋里来……”

柔拉多向后退了两步。他的黑眼睛发了光。他的薄嘴唇显得更薄了。终于对我说：“我得罪了你，是吗？好，大厅里有两管大炮；我们是不是来决斗一次？”

“我不喜欢开玩笑，我告诉你，我再也不受你的那些连讥带讽的玩笑了。”我接着说。

他以后便不再重复他的玩笑了，可是比以前更加恨我。

幸而他缺少责罚我的机会。我不抽烟。我穿衣服总是戴好背带，扣好钮扣，晚上，我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我本来喜欢各种游戏，然而因为我终日忙于读书以及同我的哥哥通信，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到花园里去打一种板球，我常常玩一阵就连忙回去读书。不过当我犯了错误的时候，柔拉多却不来责罚我而去责罚那个指定做我的上级的宫廷侍从。譬如有一天，我吃晚饭时有了一个物理学的发现：我注意到玻璃酒杯叩击时所发出的声音的音量当以其杯所盛的水量为准，我马上就拿四只玻璃杯来实验，想得出一个和声。然而柔拉多站在我身后，他并不向我说一句话，却把我的上级的宫廷侍从关起来。那个青年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我的远房堂兄。过后我向他道歉，他连听也不愿听，他向我说：“不要紧。我知道他素来讨厌你。”但是他的同级的同学们却给了我一个警告：“顽皮的孩子，你要小心，我们不愿意代你受罚。”老实说，如果不是书籍把我的时间差不多完全占了去，他们大概会使我为我的物理实验付出高昂的代价。

众人都在议论柔拉多对我的憎厌；但是对此我不加理会。这种冷淡态度大概使他更憎厌我。整整过了十八个月，他不肯把肩章发给我。本来照例新生入校后一两个月，已经知道一点初步军事操练的时候，就应该领得肩章的；不过，他不给我，没有我倒觉得十分快活。到后来一位长官（他是全校中最好的操练教员，一个爱上了操练的人）自愿来教我操练。当他看见我已经操练纯熟，可以使他非常满意时，他便把我推荐给柔拉多。柔拉多再次拒绝了，以后又拒绝了两次，因此那位长官便把这种拒绝认作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校长后来有一次问他，为什么我还没有肩章，他直截了当地答道：“这孩子没有问题；是上校不要他。”随后，大概听了校长的一句话，柔拉多要求自己来重新测验我一次，当天他便把肩章给我了。

然而上校的势力很快地消失了。全校校风完全改变。二十年来，柔拉多实现了他的理想，这理想就是：他的学生应该把头发梳得溜光，卷得漂亮，像个女孩子；送到宫廷里去的侍从应该像路易十四的朝臣那样文雅。他不大管他们究竟是否学到一点学识；他所喜欢的学生的行囊里应该装满各种刷指甲的刷子和香水瓶，他们的“下班时的制服”（星期日归家后可以穿的）应该是做工一流的，他们会行最漂亮的“斜身礼”。从前柔拉多演习宫廷礼节的时候，他总是从我们的床上扯下一床红条子的棉床罩，裹在一个侍从的身上，叫他装作受吻手礼时的皇后，而别的孩子们几乎是虔诚地走近那个假皇后，庄严地行了吻手礼，以一个最出色的斜身鞠躬告退下来。然而现在，虽然他们在宫廷里算是很出色的，但是在演习的时候，躬鞠得像熊一般，令人捧腹大笑，柔拉多则怒不可遏。从前，年轻的孩子把头发烫成卷发，被领到宫廷里朝贺归来，还极力使卷发保持得尽量久一些；现在他们刚从皇宫回来便急忙把头放在冷水管下面，用水把卷发冲直。娇弱如女气已成了众人嘲笑之的。被带到宫廷去朝贺，像一件装饰品似的站在那里：这在如今被看成是贱役，而不是什么恩典。

有时候，人还把年轻的孩子带到宫里去陪那些小小的大公们玩耍。一天，一位小小的大公在游戏时用手帕当做鞭子随便抽人，孩子中有一个照他那样做，居然把那个大公抽哭了。柔拉多非常惊骇，而那个做大公的教师的老将军，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提督，却称赞我们的这个同学。

一种好学认真的新精神在侍从学校里和在其他一切学校里一样生长起来。在前些年里，侍从们确信无论如何他们有方法可以得到升为禁卫军军官所必需的分数，所以在学校的前几年里几乎完全不读书，只有到了最后的两年才开始多少学一点。如今哪怕是下级的学生也非常用功了。道德风气也和几年前的完全不同。东方式的不免残酷的娱乐已经被众人嫌弃了。曾有一两次想恢复旧风习的企图，但都成为丑闻，并一直传到圣彼得堡的各处客厅里。柔拉多被免了职。只给他保留了校内的单身寓所。后来我们常常看到他裹着他的长的军人外套来来去去，沉溺在深思之中。我想他一定感到悲哀，因为他完全不能容忍在校内迅速发展的那种新精神。

二

侍从学校内的教育——学习德文——俄文文法与俄国文学——我们的习字老师——我们的图画老师——对于图画老师的惩戒

全俄国的人都在谈论教育问题。和平条约刚刚在巴黎缔结，而书报检查制度的严厉也稍微松了一点之后，人们马上就热心地讨论起教育问题来了。民众的愚昧无知，好学的人面前所横着的障碍，乡村学校之缺乏，陈腐的教育方法以及对此等弊害如何补救成了有识者中、报纸上，以及贵族客厅里最时髦的话题。根据一个出色的计划，第一批女子中学于1857年开办，并配备了优秀的师资，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不少专心一意地从事教育事业，而且证明是很能干的男女实干教育家：他们的著作如果流传到国外，一定会在各文明国家的文学中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

侍从学校也受着这种复兴的影响。除了少数例外，较低的三级的一般倾向是用功读书。教务主任（即监督）温克勒是一个造诣很深的炮兵上校、优秀的数学家兼有进步见解的人；他想出了一个鼓励我们的好学精神的绝妙的主意。他解聘了从前担任低年级功课的那些毫不热心的教师，尽力从优聘新的来。他认为教年幼的孩子一门功课，要使他们在初学时得其要领，对最好的教师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他便聘了一位第一流的数学家而且是天生的教师，苏霍宁上尉来教第四级里的代数入门。第四级的学生马上就爱上数学了。原来这个上尉又是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在二十二岁时病故）的老师，皇储每星期被带到侍从学校来一次，听苏霍宁上尉讲代数。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是一个有学识的女人，她以为把她的孩子带来和那班好学的学生接触会鼓励他专心向学。他坐在我们中间，而且要回答教员的提问，和别的学生并没有分别。然而在老师讲书的时候，他把大半的时间都用来绘画（他画得很好），或者和他的邻座的同伴低声谈些逗人发笑的事。他脾气很好，举止温文尔雅；可是在学习方面流于肤浅，而在感情方面更是如此。

监督又给第三级聘了两位好教员。有一天，他走进我们的课室，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交了难得的好运。原来一位精通俄国文学的大古典学者，克拉沙夫斯基教授，已经答应来教我们这一级的俄文文法，而且一年年跟着教到我们毕业为止。同样，另一位大学教授，皇家（国立）图书馆馆长柏克先生，来教我们这一级的德文，办法和克拉沙夫斯基教授的一样。他还说本年冬天，克拉沙夫斯基教授的身体不大好，不过监督相信我们在他的教课时间里一定会很安静。有着这样一位教员真是好运气，谁都不愿失掉它。

监督想得对。我们对有两位大学教授来做我们的老师非常自豪：虽然从“堪察加”（在俄国，每一间课堂里的最后几排都被称作这辽远的、未开化的半岛）发出的声音说，要让那个“做腊肠的”（即德国人）见了大家服服贴贴，但我们这一级的舆论显然偏向那两位教授。

那位“做腊肠的”马上就获得了我们的尊敬。一个身高、额头极宽、有一对和善而聪明、稍稍被眼镜遮掩了一点的眼睛的人来到我们的课堂，用很流畅的俄国话告诉我们，他想把我们这一级分成三组。第一组里尽是些德国孩子，他们已懂得德国话了，所以应该完成烦难的作业；第二组就是普通的学生，他依照课程表上所定的，起初给他们教授文法，后来教授德国文学；接着他带一个可爱的微笑说，第三组就是“堪察加”。他说：“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每节课你们要抄写四行文章，我会从书里给你们选出来。这四行书抄完后，你们可以随意去做你们的事；只是不许妨害其余的人。而且我保证五年以后你们总会学到一点德文和德国文学。好，谁加入德国人一组？你，席达克尔堡？你，兰斯多弗？也许还有一两个俄国人吧？谁又加入‘堪察加’？……”五六个完全不懂德语的孩子便在那个“半岛”上住。他们很忠实地抄写四行德文书（在较高年级时，抄十二行或二十行），而柏克先生每次选这几行书都选得非常之好，在这班孩子身上花了好大心思。所以五年以后，他们真的懂得了一点德文和德国文学了。

我加入了德国人一组。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在他给我的信中要我务必学习德文，因为德国文学异常丰富，而且每本有价值的书都已经有了德文译本。我便热心地学习德文。我把一页难懂的富有诗意的描写大雷雨的文字翻译成俄文，透彻地进行学习；我又按柏克先生的劝告把动词的变化，副词和前置词记得很熟以后，便开始读德文书了。这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好方法。柏克先生还劝我订阅一份廉价的图画周刊。其中的插画和短篇小说不断引得我去读几行或者一栏。不久我便精通德文了。

在冬季快完的时候，我便要求柏克先生借一本歌德的《浮士德》给我。我已经读过了这书的俄文译本。我也读过了屠格涅夫的美丽的小说《浮士德》，现在我想读这部名著的原文了。“你会一点也不懂的；它太富哲学意味了”，柏克先生带着他的温和的微笑说。可是他依然给我带了一本方方的小书来，小书的篇页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变成了黄色，它印的正是那不朽的戏剧。他想不到这小方书给了我难以衡量的快乐。我玩味着其中每一行的意义与音乐性。从那富于理想之美的献诗的头几句读起，不久就整页整页地背熟了，浮士德在林中的独白，特别是那些他谈到自己对自然的理解的诗句：

你不仅冷静而惊愕地结识自然，
并且使我看透她的最深的胸臆，
犹如看透一个友人的内心，

简直使我到了狂喜的境界；至今它在我的精神上还保留着它的魔力。每一首诗都成了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再说，难道世间还有比诵读诗人用我所不曾精通的一种语言写成的诗篇更高的审美乐趣吗？全篇似乎被一种薄雾笼罩着，这薄雾正好与诗切合。如果一个人懂得一种语言里的俗话，那么字句的琐屑意义有时候反会妨害它们所欲表现的诗的形象。而我并未如此精通俗话，字句在我不过是传达它们的微妙的、高尚的意境，从而诗的音乐性更有力地响在耳边。

克拉沙夫斯基教授的第一课对于我们简直是一个上天的启示。他五十岁光景，身材短小，举止敏捷，他有一对发亮的、聪明的眼睛，一种略带一点讥讽的表情，和一个诗人的高高前额。当他走进课堂来授第一课的时候，他低声向我们说，他因为患了许久的病不能大声说话，因此便要求我们坐得离他更近一点。他把他的椅子放在第一排桌子旁边，我们就聚集在他的周围，像一群蜜蜂一般。

他担任的功课是俄文文法；然而我们所听到的并不是干燥无味的文法课，而是和我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固然是文法；但其中夹杂着俄国古民间文学的一个说法和荷马史诗或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一行的比较（自然后者已被译成俄文了）；有时他引的是席勒的名诗，接着又是对现代社会的偏见的一句挖苦话；然后又是地地道道的文法了，过后便是一些诗的和哲学的泛论。

自然，其中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所不理解的，或者我们不能明白它们中的深一层的含义。然而一切研读的魅力却正在于它能给我们不断开拓意料不到的和还不了解的新眼界；它们引诱我们一步又一步更深入地去看那乍看起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的东西。我们听得望着老师的嘴唇出了神，有的把手放在同学的肩上，有的靠着前一排的桌子，有的紧紧地站在老师的身后。钟点快到的时候，他的声音更低了，我们也更加屏息凝神地听着。监督打开课堂的门来看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新教员。然而一见这一群动也不动的学生他便踮着脚尖走了。甚至那个好动的孩子道洛夫也呆呆地注视着克拉沙夫斯基，好像在说：“你原来是这样一种人？”连那个笨得无可救药的、有着德国姓名的塞加西亚人冯·克莱瑙也端坐不动。在其余大部分学生心中，某种善良的、崇高的东西在慢慢地沸腾着，好像有一个没料想到的世界的幻景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对于我，克拉沙夫斯基的影响大极了，而且这影响是与时俱增的。温克勒说的我也许终于会喜欢这学校的预言如今毕竟应验了。

在西欧，大概还有美国，这样的教员似乎是很少见的；然而在俄国，凡是文学界与政治界中知名的男女，他们的向上发展之最初的契机未有不是从他或她的文学教师那里得来的。全世界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有这样的教员。本来在一个学校中，每个教员都有他教的专门科目，这些不同的科目间并无联系。文学教师虽然也得依照课程大纲执教，但是他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思讲授他的课程，因此他便能够把那些分割的历史与人文各科联成一片，用一个广泛的哲学的与人道的概念把它们统一起来，而且在青年们的头脑与心灵中唤起更高的思想与灵感。在俄国，这样必要的任务便十分自然地落在俄国文学教师的肩上了。当他讲到国语的发展，讲到古代史诗、民歌、音乐和其后的现代小说，以及本国的科学、政治与哲学文献的内容和从其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美学的、政治的、哲学的思潮时，他便不得不把那超乎分别讲授的科目范围以外的，人类精神发展的一般概念介绍给学生了。

对于自然科学也应该这样做。单教授物理学与化学、天文学与气象学、动物学与植物学是不够的。不管学校所定的自然科学授课范围如何，全部自然科学的哲学（大自然整体的一个概观如洪堡的《宇宙论》第一卷之类的东西）总是应该灌输到高低年级的学生的头脑里。大自然哲学与诗，一切确切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自然的生命之激发的概念都应该构成教育的一部分。也许地理教师可以暂时来担负这个任务；不过我们应该要有和现在的地理教师完全不同的一组教师来教这门学问，而大学里需要的地理教授也应该和现今的不同。今天在学校中讲授的地理，说它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是地理。

另一个教师却用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方法征服了我们这样喧闹的一级学生。这就是教员中间位置最低的习字老师。如果说那些“异教徒”（指德、法两国的教员）不大被学生看得起，那么习字老师爱伯特（生在德国的犹太人）便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了。戏弄习字教师乃是侍从中的一种时髦。他之所以还继续在我们校内授课，唯一的原因便是他贫穷。那些在第五级中留了两三年不能升级的旧学生对他很坏。不过他想方设法和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每一课只准闹一次，不得再有第二次”——这协议在我们这一方面怕不是常常诚实地遵守的。

一天，一个住在“堪察加”的学生把擦黑板用的海绵浸了墨水和粉笔灰向那可怜的习字老师扔过去。“爱伯特，你拿去！”他带着愚蠢的微笑大声叫道。这海绵打着了爱伯特的肩头，污秽的墨水溅了他一脸，流到他的雪白的衬衣上。

我们相信这一次爱伯特一定会离开课堂去报告监督了。然而他不过摸出棉织手帕来把脸揩拭干净，一面叫道：“诸位，只闹一次——今天不许再闹了！”他用竭力压低了的声音添了一句：“衬衫脏啦！”接着就继续批改一个学生的习字帖。

我们楞了，觉得羞愧。为什么他不去报告，反而立刻想到我们所订的协议呢？这时候，全级的同情集中在他身上。我们责备那个同学道：“你的行为是愚蠢的。”有的人还叫道：“他是一个穷人，你却把他的衬衫弄脏啦！真可耻！”

那个犯了错误的学生立刻去向教师谢罪。“这位同学，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呵！”这便是爱伯特的回答，他的声音里带着悲哀。

大家变得非常安静，下一次上课时，好像我们预先商议好了似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努力把字写好，然后把习字帖送到老师面前请他批改。他满面放光；这一天，他觉得很快乐。

这件事给了我以很深的印象，始终不曾忘记。至今我还感激这个了不起的人所给予我的教训。

至于那个叫做甘池的图画教师，始终无法和学生友好相处。凡有学生在他上课时戏玩，他便要去报告监督。在我们看来，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只是一个图画教师，而且尤其因为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在课堂上并不大注意我们大部分学生，他只是专门去修改那些在课外跟他学画或者送钱给他好在测验时拿出好画博得高分的学生们的图画。我们并不嫉恨那班这样做的同学。我们反而觉得那些人没有数学方面的天分或地理方面的记忆力，不妨向画匠买一张图画或地形图去得最高分数，好使他们的总分高一点。只是班上头两名学生不该用这样的手段，至于其余的学生，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做那样的事。然而教师却没有权利来向学生做卖画生意；他既然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应忍受他的学生们的喧闹和恶作剧。这就是我们的道德观念。然而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每课必告发学生，并且一次比一次傲慢。

等到我们升到第四级，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学校的入籍公民了，便决定给他套上笼头。我们的年长的同学告诉我们：“他在你们面前这么神气，只怪你们自己；我们倒老是叫他听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设法使他就范。

有一天，我们这一级中两个优秀的同学口里衔着纸烟走到甘池面前向他要火柴。自然，这不过是和他开个玩笑（在课堂里抽烟，这是从来没有人敢想的）。依着校规，甘池只应该把那两个学生逐出课堂。然而他却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日志里；他们受了严厉的处罚。我们不能再忍耐了。我们决定让他得点“好处”。我们打算在某一天，全级学生都拿着从上级学生那里借来的戒尺，一齐用戒尺敲桌子，弄出猛烈的响声，而且把教员赶出课堂。然而这计划碰到很多困难。我们这一级里有些“乖”学生，他们虽然答应加入这示威运动，但是最后他们会害怕起来，退缩不前，于是教师便可指出其余的人的名字了。在这种计划里，最重要的就是全体一致，因为事实上处罚全级的总比处罚少数几个人的要轻许多。

我们用了一个真正权术家的手腕把这些困难克服了。我们议定：一发出信号，全级同学一齐掉过身子以背向着甘池。那时候，大家便拿起藏在后一排桌子上的戒尺敲出预定的闹声。这样做，“乖”学生们便不会被甘池的眼光恐吓住。然而用什么做信号呢？像在强盗故事里那样吹哨子、喊叫或打喷嚏都不行；信号应该是无声的。最后我们决定：一个画得很好的同学把他的图画拿去给甘池看，等他回来就座——那就是时候了！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奈沙多夫把他的画送到甘池面前，甘池拿着画修改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在我们感觉中是非常之久。后来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他先站了一刻，望着我们，然后才坐下去。……全级的学生突然掉转身子，戒尺便在书桌上愉快地响起来，我们中间有人还在戒尺声中高声叫：“甘池出去！打倒甘池！”闹声震得人耳聋；全校的学生都知道甘池得了他的“好处”。他站在那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最后毕竟出去了。一位长官跑进来——闹声还不停止。然后副监督便跑进来，随后监督也来了。闹声立刻停止。监督就开始训斥学生。

“级长马上关禁闭！”这是监督的命令。我是这一级的第一名，因而是这级级长，这时就被送进黑牢里。这使我看不到以后的事。校长来了；校长要求甘池举出为首的几个学生的名字，可是甘池却举不出一个名字来。他回答道：“他们都掉过身子以背向着我，就开始闹起来。”因此，全级学生便被赶下楼去。虽然在我们学校中笞刑已经完全废止，但这一次，那两个向甘池要火抽烟的学生却挨了一顿赤杨棍的抽打，其借口是那场大闹是对他们所受惩处的报复。

十天以后，我被释放出来，回到课堂里才知道这件事。课堂里的学行优良牌上我的名字已经被拭掉了。我对此丝毫不以为意。然而我必须承认，在地牢中没有书读的十天长得实在难受，所以我便写了一首诗（写得糟糕透了）来赞颂第四级学生的行为。

自然，此时我们这一级便成了全校的英雄。整整一个月左右，我们不得不反复地讲这件事给其余各级的学生听。他们都祝贺我们能够这样一致地行动，以致没有一个学生被单独查出而受罚。

从这时候起一直到圣诞节止，所有那些星期日里，学校当局不许我们这一级学生回家，强迫我们留在校内。由于大家都在一起，我们使那些星期日过得非常快活。那些“乖”孩子们的母亲给他们送来很多糖果；那班有零用钱的学生买来大堆的点心，——这种点心在饭前容易果腹，饭后留下股甜味。到了晚上，其余各级的朋友们又偷偷地送来很多的水果给勇敢的第四级学生。

甘池此后不再告发学生了。可是我们完全失掉了对图画的兴趣。没有一个人肯向那个专门要钱的人学画了。

三

和哥哥通信讨论科学、宗教、哲学与经济学问题——和哥哥的秘密相会——尼可尔斯奎集市——社会经济之实地研究——和人民接触——乡村小旅店中的一夜

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这时候是在莫斯科的军官学校里，我们两人间书信往来不绝，从前我在家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以为凡寄到我们家的信都应该由他一个人拆读，这是他的特权，他只许我们在信里说些普通的家常。

现在我们在信里可以自由讨论我们喜欢讨论的问题了。唯一的困难就是找钱来买邮票；不过我们不久便学会把字体写得非常细小，所以在一封信里我们可以写很多很多的事情。亚历山大的字本来写得很漂亮，他在一张信纸上可以写下四张信纸的字数，而他的小字像最好的排印小字一样易读。可惜他视作贵重纪念物的这些信件已经失去了。政治警察一次到他住处搜查，把这些宝物抢了去。

我们的最初几封信大半是描写我的新环境的详细情形，不过我们的通信不久就有了一种更重大的性质。我的哥哥不耐写些琐碎的事。即使在社交中，他也只热心于从事严肃的讨论；如果他和那些只爱谈闲话的人在一起，那么，他便感到一种肉体的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便“头脑里感到一种钝痛”。他在智力发展上远远超过了我，他陆续不断地提出科学上和哲学上的新问题，向我指示应读什么书，研究什么，以督促我前进。有这样一个哥哥在我是多么大的幸福啊！——我的这个哥哥并且爱我至深。我的长进大部分皆是他给予我的。

有时候，他又劝我读诗。在他的来信中他还把他所能记忆的诗句甚至全篇的诗抄给我。他写道：“读诗罢，诗可以使人变得更好。”后来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曾体会到他的这句话是多么真实！不错，读诗罢，诗可以使人变得更好。他自己就是一个诗人，而且长于写最富于音乐性的诗；他后来把诗歌弃置了，我实在为之惋惜。六十年代初期，在俄国青年中产生的对于艺术的反动（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父与子》中曾用了巴扎洛夫这人物把它具体表现出来），使他轻视他的诗作而埋头于自然科学中。然而我必须说明：我哥哥的诗才，他的对音乐极其敏感的耳朵，他的哲学气质使他特别喜欢一些诗人，而这些诗人一个也不是我所喜爱的。

他特别喜爱的俄国诗人是威涅维季诺夫；而我最喜欢涅克拉索夫，他的诗作中对“被践踏者与被虐待者”的同情最能打动我的心。

“每个人一生都应该具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哥哥有一次这样告诉我。“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目的，生活便不是生活。”他劝我选定一个生活的目标，使我生活得有价值。我当时还异常年轻，找不到一个目标；然而在他的劝告之下已经有一种不确定的、含糊不清的“善的”东西在我心里觉醒起来了，虽然我还说不出那“善的”东西会是什么。

我们的父亲只给了我们很少的零用钱，我简直没有钱去买一本书；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哥哥从一位姑母那里得到了几个卢布，他决不肯随意花掉一个小钱，他总会买一本书寄给我。他不赞成不加选择地读书。他告诉我：“对于自己所要读的书，必须先针对它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当时并不以这话为然；如今想起当时所读的各种的书（大多是十分专门的书，尤其是历史书）数目之多我不胜惊异。我不曾在法国小说上浪费时间，因为亚历山大在几年以前就用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评语给它们定了性：“它们是愚蠢的，而且充满了下流话。”

自然，我们的通信的主要题目就是那些关于我们的宇宙概念的大问题。所谓宇宙概念即是德国人所说的“世界观”。我们在幼年时代就不曾信过宗教。我们被领到教堂里去过；然而在一个小教区或乡村的俄国教堂内，人们的庄严态度所给予我的印象远过于弥撒本身。我在教堂内听到的一切中只有两样感动过我：一是在俄国耶稣受难日的前夕，晚祷中诵读的《福音书》里关于基督受难的十二段；一是在四旬斋中诵读的谴责那种称王称霸的势派的短短的祈祷文，它的朴质平常的语句和感情实在是很美丽的。普希金曾把它翻译成俄文诗。

较后在圣彼得堡时，我曾几次去过一所罗马天主教教堂，然而我在那里看到的演戏一般的，缺乏真情实感的仪式使我生厌，而当我在那里看见一个退伍的波兰兵士或一个农妇在远远的角落里带着何等的虔诚祷告时，这种仪式就更令人厌恶了。我也去过新教的教堂；可是我一走出那儿便不由得低诵起歌德的诗句来：——

你永远无法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
除非这连系出自你自己的内心。

同时，亚历山大又以平日的那种热情皈依了路德派，他读了米歇莱[24]论塞尔维特[25]的书，而且按这位伟大的战士的思想，他自己创造了一种宗教。他热心研究奥格斯堡声明[26]，他还把它抄录下来寄给我。这时候，我们的信里充满了关于神恩的讨论和使徒保罗与雅各的言论的摘录。在这方面，我也随着我的哥哥，可是神学的讨论并不曾引起我的深的兴趣。自从我患伤寒症治好以后，我所读的书便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海伦姊姊这时已经出嫁了，她住在圣彼得堡；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便去看她。她的丈夫有很好的藏书，其中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以及近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都相当完备，我便热心读着这些藏书。这样的书在俄国是被禁止的，我当然不能够把它们带到学校里去；所以我每个星期六晚上总要花费大部分时间去读百科全书派学者的著作，伏尔泰的哲学辞典，斯多噶学派，尤其是马可·奥勒利乌斯[27]的著述等等。宇宙之广大无边，大自然之伟大，它的诗意，它的永远搏动的生命，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愈来愈深。那无穷的生命及其和谐，使我享受到了一般青年心灵所渴望的忘我的赞叹，而我所爱好的诗人又用诗句为我表现出对于人类之觉醒的爱以及对于人类的进步之信仰，这种爱和信仰成为青春的弥足珍贵的一部分，给人留下了毕生不忘的印象。

亚历山大这时渐渐走向康德派的不可知论，“认识之相对性”，“对时间与空间之认识，以及只是对时间之认识”这类词句充满了我们一页页的信笺，信中的字愈写愈小，而所讨论的问题却是愈来愈重大。然而不管此时或以后我们费了多少小时讨论康德哲学，我的哥哥总不能使我变为这位哥尼斯堡哲学家的一个弟子。

自然科学，即数学、物理学、天文学，都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在1858年，即在达尔文还不曾发行他的不朽的大著之时，莫斯科大学的动物学教授鲁利叶发表了他的关于物种演变的三篇讲演，我的哥哥马上就赞成他的变种说。然而亚历山大并不能仅以近似的证据为满意，他便开始读起许多论述遗传一类的专书来；在他的来信里他把主要的事实以及他的想法与他的疑惑一并告诉了我。《物种起源》的出版也不能解决他的关于某几个特殊之点的疑惑，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推动他再去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后来又讨论（这样的讨论继续了多年）关于变种之起源以及变种的传递与加强的可能性；总之，最近在魏斯曼[28]与斯宾塞之争论中，在高尔登[29]的研究中，在近代新拉马克[30]派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都讨论到了。亚历山大由于他的哲学的和批判的头脑立刻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对于种的变异的根本意义，哪怕许多博物学家对此往往忽略过去。

我还应该讲一讲我短时间涉足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经过。在1858年与1859年中，俄国人都在谈论政治经济学，有关自由贸易与保护性关税之讲演引起了群众的注意。我的哥哥当时尚未专心致力于变种说的研究，对于经济问题一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让·巴布提斯·萨伊[31]的《经济学》寄给我。我只读了几章：税则与银行经营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然而亚历山大对于这些问题非常热心，他甚至写信给我们的继母，想引起她对于关税的种种奥妙的兴味。后来，在西伯利亚，我们重读那时通信中的几封，一封信里他抱怨继母太浅薄，连这些燃眉的问题也不能触动她。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卖菜人，因为“你能相信吗：他虽然是一个买卖人，却打定主意对关税问题漠不关心！”对此他气愤填膺（他写这句话，用了一些惊叹号）。当我们重读这封信的时候，两个人笑得像小孩子一般。[32]

每年夏天，总有半数的侍从被带到彼得荷夫的野营地去。不过低级生不必加入这种野营生活。我入校后的最初两个夏季是在尼可尔斯奎度过的。离开学校，搭车到莫斯科，在那里和我的哥哥会面：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前景，我往往扳着指头计算离那吉日良辰还有多少日子。然而有一年，我到了莫斯科，却遭到一个大大的失望。亚历山大在测验时落了第，要留级一年。事实上他的年纪太轻，还不够进特别级；尽管如此，我们的父亲却对他很恼怒，不允许我们弟兄两人会面。我很难过。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彼此间有不少的话须得交谈。我要求父亲允许我到苏里马舅母家去，在那里，我可以设法和亚历山大会面，然而父亲绝对不答应。自从我们的父亲续弦以后，他就不许我们到母系亲戚的家里去。

那一年春天，我们的莫斯科府邸里有不少客人。每晚接待室里总是灯烛辉煌，乐队奏着乐，做点心的厨子忙着在做冰和点心，大厅里客人打纸牌直到深夜。我无目的地在灯火交辉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心里很难受。

一天晚上，在十点钟以后，一个仆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到门厅去。我去了。那个老管事佛洛尔对我低声说：“到马车夫的房里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在那里。

我连忙跑过天井，跑上通到马车夫的房子的石阶，进了一间宽大的半黑的屋子，在那里，在仆人们的大的餐桌旁边，我看见了哥哥亚历山大。

“沙夏，亲爱的，你怎样来的？”我们立刻投入彼此的怀里，拥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别出声，别出声！他们会听见你们的谈话的”，那个给仆人做饭的厨娘布拉斯可维亚用她的围裙拭去她的眼泪，一面说：“两个可怜的孤儿！要是你们的妈妈在世上——”

老佛洛尔站在一旁，深深地低下了头；他的眼睛也是泪光莹莹。

“小彼得，听我说，跟谁也别泄漏一个字”，他这样说；布拉斯可维亚放了满满一瓦罐粥在桌上，给亚历山大吃。

亚历山大身体很强壮，穿着军官学校学生制服，他一面飞快地喝光了粥，一面畅谈着各种事情。我简直插不进口，让他告诉我怎样在这深夜到这里来的。我们家当时住在斯摩棱斯基大街附近，距我们的母亲死于其中的住宅只有一箭之遥，而军官学校却是在和我们住地正相反的莫斯科郊外，整整有五英里的路。

他把被单做成人形，放在床上，用绒毯盖着；然后他走到塔上，从一扇窗户爬下来，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外面一直步行到我们家里。

“你在夜里不害怕你们学校周围的那些僻静的田野吗？”我问他道。

“怕什么？有好多狗追我；是我自己逗它们玩儿。明天我要把军刀挂在身边。”

马车夫和其他的佣人们时进时出；他们望着我们叹息几声，在远处靠墙壁坐下，低声地交谈着，免得影响我们。而我们两人互相搂着坐在那里一直坐到半夜，谈着星云与拉普拉斯[33]的假设，物质之结构，以及在卜尼法斯八世[34]治下教廷与皇权的斗争等等。

时时有一个仆人匆忙地跑进来，说：“小彼得，快到大厅去露下脸，他们也许会问起你。”

我请求哥哥第二天晚上不要再来；然而他来了，路上曾和野狗有过一些冲突，这一次，他带得有军刀防身。这一晚上较前一夜为早，仆人来叫我到马车夫的屋子里去。这一次，哥哥坐了一节路的马车。前一晚上，一个仆人把他从打牌的客人手里得的赏钱送给哥哥。哥哥只收了可以雇一部马车的小钱。所以这晚上他来得比上次早一点。

他本想下一个晚上还来的，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这件事对于佣人们有危险，所以我们决定等到秋天再见面。他第二天送了一张短短的公文笺来，告诉我他的黑夜出逃没有人知道。如果这事被发觉了，他不知道要受何等可怕的惩罚！想起来都叫人后怕：在全校学生的面前受笞刑，直到被打得人事不省，才把他安放在一张被单上抬出去，随后发配到士兵子弟营。那年头，什么都是可能的。

如果这事传到父亲的耳里，仆人们也会受同样可怕的刑罚；然而他们知道如何守秘密，决不彼此出卖。他们全都知道亚历山大私自回家的事，可是没有一个人向我们家里的人泄漏过一个字。全家只有我和仆人们知道。

这一年，我还首次开始研究平民生活。这小小的工作使我和我们的农民更接近一步，使我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他们。后来我在西伯利亚时这项工作对我也有极大的帮助。

每年7月，到了“喀山的圣母节”（这是我们的教堂的节日）那一天，在尼可尔斯奎要举办一个很大的集市。各种小商贩从四邻的城镇赶来，我们的村子周围三十英里内的农民群集在这里。村子在这一两天内热闹非凡。这一年，斯拉夫派文人阿克沙科夫出版了一本书，对南俄乡村市集作了出色的描绘，我的哥哥当时正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狂热到了顶峰的时刻，他劝我对我们的集市作一番统计，以决定从外面运来与卖出的货物的数量与价值。我听从了他的劝告，而且真的成功了，使我大为惊讶。据我现在看来，我的估计并不见得比统计书里许多同样的估计更不可靠。

我们的集市不过继续了二十四五个钟点。在节日的前夕，那一块预备做集市的大广场就已经非常热闹了。长排的货摊迅速地建造起来，留作卖棉布、缎带以及农妇的各种服饰之用。一所饭店是坚固的石造建筑，里面摆着桌子、椅子和长凳，地板上铺了黄沙。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建起了三家酒店，新砍下的条帚草缚在长竿上，高高耸立，招引着远方来的农民。一排排售卖陶器、靴子、石器、姜糖饼以及一切小物件的小货摊，好像由魔术家用法术变出来似的出现了。在集市的一个特别的角落掘了几个地洞，安放着几口大锅，里面煮了几斗小米和荞麦与一只全羊，做成热的粥和肉汤，供给几千个游客吃喝。午后，通集市的四条路都被数百辆农家马车塞满了。牲畜、谷物、陶器、整桶的柏油都在沿途陈列着。

节日前夕，在我们的教堂里举行的晚祷是非常隆重的。从邻村来的六个牧师和助祭参与这个典礼，他们的唱诗班得着一帮青年商人加入帮助，便唱出只有在路加主教的教堂里才能听得到的合唱。教堂里十分拥挤；所有的人都在热心祈祷。商人们彼此要在圣像面前点的蜡烛的多寡与大小上比个高下。他们把这些蜡烛献给本地的圣徒，希望保佑他们买卖兴隆。先到教堂来的人多得使后来者无法挤到祭坛前面；各样的蜡烛（粗的、细的、黄的、白的，视献烛者之贫富而定）从后面人丛中一手一手地递到祭坛前，只听见人们低声说：“这献给我们的守护神，喀山的圣母”；“这献给尼可拉”；“这献给弗诺耳和洛尔”（这是两位马神——献烛的人一定有马出卖）；或者单说“献给圣徒”，并不特别指定哪位圣徒。

晚祷完毕以后，“前市”就马上开始了，这时候，我不得不专心投入我的调查工作，拉着几百个人问他们带来的货物值多少。我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使我大为惊异。自然也有人问我：“你干这个做什么？”“是替老亲王做的吗？他是不是想增加集市税？”然而一经向他们保证“老亲王”不知道，而且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他会认为干这行当丢人），众人的疑虑便马上消失了。我不久就知道对他们怎样发问才合适；我和几个商人在饭店里喝了五六杯茶之后，事情就进行得非常顺利了。（天哪，要是我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那还得了！）尼可尔斯奎村长华西里·伊凡诺夫对我的工作颇感兴趣；他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有着一副优美而聪明的面容和丝一般的美髯。他说：“好，如果你是拿这个来进行研究，那么去做罢；你过后得把你的调查所得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结论。他又向别人说这是“好事”。尼可尔斯奎附近几里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而且全集市的人不久也都传话说：农民们告诉我所要知道的事，不会吃什么亏。

总之，“进口货”是很容易估计的。然而第二天，关于“出口货”的统计就有些困难了，尤其是贩卖布匹的商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共卖出了多少货物。过节的这一天，大群的农家少妇真的把各家店铺围困住了；她们每人卖出了自己手织的麻布以后，都去买一些给自己缝衣服用的印花布，一条自己用的鲜亮的包头帕，和一方给她丈夫用的彩色手帕；或者还买一些花边，一两根缎带，以及送给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小孩们的小礼物。至于那些出售陶器、姜糖饼、牲畜、苎麻等等的农人，尤其是那班老太婆，他们马上就可以说出卖出的东西的数目，“婆婆，生意好吗？”我这样问。“孩子，如果再要抱怨，上帝都要发怒啦！几乎全都卖光了。”他们的小的数目加起来，在我的记事册中竟变成了数万卢布的巨款。只有一点决定不了。集市里有一大片地，是留给数百个农妇在阳光下向游人兜售自织的麻布（有的非常精美）。好几十个有着吉普赛人面容和看来心狠手辣的顾客在她们丛中穿来穿去，买她们的麻布。这些买卖只能估计个大概。

我当时对于我的这番新经验，没有去细想它，我只是高兴我不曾失败就是了。然而我在这几天中所见着的俄国农民的真正的见识和健全的判断，给了我一个持久的印象。后来我们在农民中间宣传社会主义的原理时，我不禁惊奇，为什么我的某几个朋友虽然似乎比我受过更多民主的教育，却不知道怎样和农民或出身田舍的工厂工人谈话。他们想模仿“农民的谈吐”，加了一大堆所谓“俗语”在他们的谈话里，这反而使农民更听不懂了。

无论向农民谈话或者写文章给他们读，“俗语”之类的东西是完全用不着的。大俄罗斯的农民完全懂得受过教育的人的谈话，不过话里不可混杂外国字。农民所不懂的乃是不用具体的实例来说明的抽象的观念。如果你明白易懂地向农民说话，首先用具体的事实，那么他们没有不明白的——不但俄国农民如是，其他各国的农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相信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它们的通则都是可以传授给一个一般资质的人，只要是传授者自己具体地了解这科学。说到受过教育与未受教育两种人的主要区别，我的经验是未受教育的人跟不上从一个结论引发出另一个结论的连锁作用。他明白了第一个结论，也许还明白了第二个，然而如果他不知道你最后要说些什么，那末，到了第三个结论，他便烦了。然而对于受过教育的人，你不也常遇着这样的困难吗？

我少年时从这种工作中还得到一个到后来才能表述出来的印象，说出来也许会使许多读者们惊奇。这就是平等精神，这种精神在俄国农民中间非常发达，而且我相信在全世界农村居民中也是很发达的。俄国农民对于地主和警官可以异常奴性地服从；他会卑躬屈节地服从他们的意志；然而他并不以为他们和自己比是优等人。如果在表示顺从以后同一个地主或警官和同一个农民谈起干草或鸭子来，那时候，那个农民便以彼此是平等的人的态度和他们说话。至于下级官吏对于上司，仆人对于主人的那种成了第二天性的奴隶根性，我从来不曾在俄国农民中间见过。农民极易屈从于暴力，但是并不崇拜暴力。

这年夏天，我从尼可尔斯奎回到莫斯科，旅行的方式是新的。当时在卡路加与莫斯科之间还没有铁路；有一个名叫布克的人开设了一家马车行，有几辆马车行驶于这两个城市之间。我家的人从来不会想到坐这种马车旅行；我们有自己的马，自己的车子。然而父亲因为免得继母旅行两次，便半开玩笑地让我一个人坐布克的马车回莫斯科，我高兴地答应了。

一个年老而胖大的商人妻子和我两人坐在车中后方的座位上，前方的座位里坐着一个小商人或者工匠——这辆马车的乘客就尽于此了。我发现这次旅行很愉快——首先是因为我一个人旅行（我还没有到十六岁）；其次，因为那位老太太带了一大筐食物供3日旅行之用，一路上她拿了各种家常美味来款待我。沿途的景物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一天晚上的情景至今还活泼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晚到了一个大村镇，在一家客店门前停了车。那位老太太叫了一个茶炊独饮，我信步到街上闲走。一家只卖各种食物不卖酒的小饭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了进去。一些农民围着几张铺了白桌布的小桌子坐着喝茶。我也学他们那样做。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事物对于我都是新奇的。这是一个“御领农民”即非农奴的农民的村子；这种农民兼营着家庭工业，自织麻布，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比较富裕。那些桌上的人都在进行迟缓而郑重的谈话，偶尔夹杂着笑声；经过了通常的开场白式问答之后，我不久便和十二个农民谈起邻近的庄稼来，并且回答了他们的各种询问。他们想知道圣彼得堡的一切事情，尤其关心那些说是快要实现农奴解放的谣言。

这一晚上在这个客店里，一种纯朴、因平等而产生的自然的关系的感情，一种真挚的善意的感情传遍我的全身。自此以后，我每在农民中间，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感情。这一夜并没有什么非常事变，所以我甚至自问道，这件事是否值得一提；然而温暖的黑夜，乡村中的客店，和农民的那次谈话，以及他们对于那些和他们的生活环境隔得很远的成千上万件事情之深切的关心——这一切使得一家寒碜的客店从此以后比世界上最好的饭店更能吸引我的心。

四

侍从学校的骚动时代——皇太后的葬礼——一件意外的事——侍从学校中高年级的功课——研究自然科学——课余的娱乐——意大利歌剧在圣彼得堡流行

我们的学校生活中的骚动时代如今来到了。当初柔拉多被免职的时候，他的位置由校内长官里面的一位B上尉升任。B上尉脾气不错，不过他不知怎的认为我们学生对他的尊重与他现在所处的高位不相称，因此他竭力设法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更加畏惧。他起初是和高级学生争吵各种小事，而更糟的是他企图消灭我们的“自由”，这些“自由”的起源久远，早已无人记得。它们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它们。

其结果是学校内爆发了公然的叛逆运动，达数日之久。后来学校当局用集体处罚，并且开除了我们喜爱的两个侍从，才将运动镇压下去。

随后，B上尉开始闯入我们的课室。每天早晨在上课以前，我们照例要在课堂里花一小时预备功课。在那里，我们被认为是在教师的监督之下，因而很高兴地如此摆脱了我们那些军事长官的羁绊。对他的闯入我们十分气恼。有一天，我便高声吐露出我的不满，向B上尉说，这地方是本班的督导出入之所，他不应该来。为了这一次的直言，我被关了几个星期禁闭。要不是督导、副督导、以至我们的老校长都认为我不过是高声说出了连他自己也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许早就被开除了。

这一事变刚刚收场，皇太后（尼古拉一世的遗孀）逝世的消息又马上打断了我们的课程。

加了冕的皇室的葬礼照例是要安排得能给民众一个深的印象。你得承认：这一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皇太后死在皇村，她的遗体被运到了圣彼得堡。各皇族，各大臣，成千上万的官吏和团体跟随着皇太后的遗体，还有僧侣和唱诗班在前面做先导，从圣彼得堡火车站经过各大街进了要塞，她的遗体要在那里停几个星期让人民参拜。十万禁卫军沿街列队，几千个穿着最华丽的制服的人在灵柩车的前后左右走着，排成了庄严的行列。各重要的十字路口都有人唱着祷歌；教堂钟楼上的钟声，无数唱诗班的歌声以及军乐队的音乐，这一切响成了一片，极其动人，为的是使人相信这广大群众真是在悲悼皇太后的逝世。

当皇太后的遗体停在要塞中的大教堂里的时候，侍从们和其他宫廷执事等都应该在四周日夜守灵。灵柩放在高的石坛上，有三个宫廷侍从和三个宫廷侍女在近旁站着；另外还有二十多个侍从排列在坛上，每天两班轮流，皇帝领他的全家来致祭的时候，人们便在这坛上唱着祷歌。因此每星期我们校内的学生差不多总有半数要轮流被领到要塞里去，就住在那里。我们每隔两点钟换班一次。白日里倒不困难；然而当我们不得不在夜里起床，穿上我们的宫廷制服，走过要塞里那些黑暗而阴森的内院，一路上听着要塞中凄惨的钟鸣，走向大教堂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幽闭在这号称为“俄国的巴士底[35]”的要塞中某一些地方的囚人们，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加入到他们中间去？”我这样想。在这次葬礼中也曾发生过一个事件，而且几乎引发出严重的后果。在大教堂的圆顶下面，当时立了一个华盖来罩着灵柩。华盖上放了一顶极大的镀金皇冠，皇冠之下挂着一道貂皮里子的紫色的巨大幔帐，幔帐系在四根支持着大教堂圆顶的大方柱上。这看起来堂皇之至。但我们孩子不久就发觉皇冠是用贴金的厚纸板和木料做成的，而天鹅绒的幔帐，只有下面的一部分才真是天鹅绒，以上的全是红棉布，而貂皮里子也只是棉绒或天鹅绒毛，再把松鼠的黑尾缝些进去罢了；至于那些用黑纱罩着的表示俄国的纹章的盾，也不过是些厚纸板而已。可惜，我们的这个大发现是不会为那些特许在夜间某几个时辰走近灵柩的人群所注意，他们只可以匆忙地吻那盖着灵柩的金色锦缎便走过去，没有时间来仔细考究棉绒的假貂皮和纸板的假盾；皇室所希望的那种戏剧化的效果居然就这样便宜地得到了。

在俄国，唱祷歌的时候所有到场的人都要手捧着点燃的蜡烛，在读毕特定的祷告文以后便把烛火弄灭，皇族也是如此。有一天康士坦丁大公的幼子看见别人把蜡烛倒过来就把火弄灭了，他也学着这样做。他背后的挂在盾上的黑纱着了火。霎时间纱和盾便燃烧起来。一条大的火舌沿着假貂皮幔帐的厚褶边烧上去。

仪式马上停止。人人惊愕地望着火舌，火舌愈伸高，离那纸板做的假皇冠和那支持着整个结构的木料愈近了。燃烧的碎片开始落下来，几乎烧着了在场的贵妇们的黑面纱。

亚历山大二世在最初的几秒钟慌了神，但马上就镇静了，沉着地说道：“快把灵柩移开。”宫廷侍从们立刻用金色锦缎包着灵柩，我们大家便上前去抬灵柩；然而这时那条大火舌已经分裂成了许多小舌，那些小舌现在只是慢慢地吞着棉布的纤毛。它们越伸上去便遇着幔帐上部更多的尘埃与煤灰，于是渐渐地在厚褶中熄灭了。

我如今记不起当时我最注意看的是那渐渐往上爬的火焰呢，还是那三个站在灵柩旁边的宫廷女侍的窈窕的雍容华贵的身躯？她们的丧服的长裾曳在通高坛的阶梯上面，她们的黑花边的面纱披在两肩。三个人真是一动也不动：活像三座美丽的雕像。只有在其中的一个，加玛丽亚小姐的黑眼睛里，一眶眼泪闪耀着好似许多颗明珠。她是南俄的姑娘，在宫廷女侍中她是唯一的真正的美人。

这时候，学校内的情形非常混乱。功课被打断了；从要塞中回来的学生都暂住在临时宿舍里，没有一点事做，终日只是嬉戏。有一天，我们弄开了房里的一个贮藏教授博物学时用的各种动物标本的橱柜。标本的正当用处本来是如此；然而事实上从来没有让我们看过一眼。如今我们弄开了橱柜，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的用处。我们先用其中的一具人体的头颅骨做成一个鬼的样子，预备在夜里来惊吓别的同学和长官。至于动物标本，我们把它们安排得非常可笑：猴子骑在狮子的背上，羊和豹在一起游戏，长颈鹿与象一同跳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糟的是几天以后，那位到圣彼得堡参与皇太后葬礼的普鲁士皇子（我想就是后来做腓特力大帝的那一位）来参观我们的学校，凡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的一切，校长都指点给他看了。校长没有忘记夸耀校中完备的教育设施；他还把客人带到那个倒霉的橱柜面前。那位德国皇子看了一眼我们的动物分类法，便拉长了脸急急地转身走了。老校长看来吓坏了，失掉了说话的能力，只是不住地用手指着几只海燕，这是放在橱柜旁边墙上的几个玻璃盒里面的。皇子的随员只是飞快地对使得老校长十分难堪的动物分类法睃了两眼，极力装出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而我们这班可恶的孩子都做出各种怪脸，以免笑出声来。

俄国青年的学生时代是和西欧青年的学生时代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便不得不详细地讲一讲我的学校生活了。通常俄国青年还在中学或陆军学校的时期，就已关心到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问题。诚然，侍从学校在所有学校中是最不适宜于这种发展的；但是在这普遍觉醒的时代，更开放的思想甚至也侵入了我们中间，把其中有些人吸引去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活跃于使教员出丑以及其他各种的胡闹。

我在第四级的时候，靠了在课堂里的笔记的帮助（我知道大学学生是用这种方法的），同时自己又读了一点书，对于历史这门课产生了兴趣；我写成了一部供自己用的初期中古史的讲义。在第二年，教皇波尼非斯八世与皇权的斗争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时候，我就有了一种野心，想进皇家图书馆里去看书，对这个大斗争做一番彻底的研究。这和图书馆的章程违反，因为照章是不许中学程度的学生进入的；然而我们的好先生柏克却设法排除了障碍，终于有一天，我被允许登上这一殿堂，坐在里面陈设着的红天鹅绒的沙发上，占了一张阅览人用的小桌子。

我不久就从各种教科书以及几本学校图书室的书出发追本溯源了。我并不懂拉丁文，然而我却在古条顿文和古法文中找到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我从《编年史》所用的古法文的古怪的结构以及它的丰富表现力中获得了异常巨大的美学的满足。一个完全新的社会结构和一个关系错杂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从那时起，我就懂得原始历史资料要比那些按照近代看法加以概述的著作珍贵得多得多；在那些著作中，现代政治乃至仅仅是通行程式的偏见被用来代替那一时代真实的生活。在推动一个人的智力发展上，某些独立的研究远胜于其他的一切，而我的这些研究对于我后来有很大的帮助。

不幸，当我升入第二级（离毕业还有一级）的时候便不得不放弃了此等研究。侍从们在最后两年中差不多要习完别的陆军学校在三年的特别级中讲授的各门功课，因此我们在学校中的功课很繁重。自然科学、数学、军事学必然地排斥了历史。

在第二级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认真研究物理学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师；这是一个喜欢调侃的聪明人。他讨厌死记硬背，他鼓励我们去思索，不叫我们去死记事实。他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他在数学的基础上教授物理学，同时又巧妙地说明物理学研究与物理仪器的主要原理。他对某一些问题是很有创见的，他的说明非常精彩，所以能够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历久不忘。

我们的物理学教科书并不坏（陆军学校的大部分教科书都是当代第一流学者著的），可是已经有点陈旧了，我们的教师有他自己的教授法，开始把他的教案写成一种短短的提要——像备忘录一类的东西供我们用。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写出提要的任务竟然落在我肩上了，我们的教师以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态度，把这工作完全信托给我，他只不过读一遍清样。当我们讲到热、电、磁几章时，这几章得完全另写过，我这样做了，因此写成了一部几乎全新的物理学教科书，印成供本校讲授之用。

在第二级里我们还开始学习化学，化学教师也是第一流的——他酷爱化学，本人作过有价值的、独创的研究。1859至1861年正是全世界普遍恢复爱好精密科学的年代。格罗夫、克劳修司、焦尔和塞甘[36]证明热与一切物理的力不过是运动的不同方式；亥姆霍兹[37]在那时候开始了他的划时代的声学研究；丁铎尔[38]在他的通俗讲演中使人们可以说接触到了原子和分子。热拉尔[39]和阿伏伽德罗发现了元素取代的原理；门捷列夫[40]、罗塔·迈尔和纽兰诸人发现了元素的周期律。达尔文发表了他的大著《物种起源》，引起了生物学中的革命；而卡尔·沃黑特与莫勒斯霍特[41]，追随于克劳德·贝尔纳[42]之后奠定了生理学中真正心理学之基础。这是科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那驱使人心走向自然科学的大潮流不可抗拒。一些名著当时都被译成俄文出版了。我不久就明白一个人无论后来要研究什么，其基础的一部分总应该是彻底地了解自然科学，并熟习其方法：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我们五六个同学在一起拼凑了一个自己用的实验室。我们用了席托克哈特在他的出色的教科书中所介绍给初学者用的那些简单的基本器械，在我们的两个同学查塞茨基弟兄的家里一间小小的寝室内建成了我们的实验室。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告老的海军将领；他很高兴看见他的儿子从事这样有益的研究，因此并不反对我们几个人在星期日和假期内聚会在他的书斋旁边的那间小屋里。我们用席托克哈特的教科书做指南，开始有系统地作一切实验。我还应该说，有一次我们几乎把房屋烧了，而且不止一次地我们使所有的房间里都布满了氯气和类似的有毒气体。然而当我们在午饭时把这冒险的事情说给老将军听，他泰然不以为意，还告诉我们，从前他和他的同学们在从事配制五味酒这件远为无益的事时也几乎把房屋烧着了。他们的母亲在一阵咳嗽中只是说：“自然，如果你们要学会对付这样恶臭的东西时必须这样做的话，那也就无话可说了。”

晚饭以后，她通常总是坐下来弹钢琴直到夜深，我们便不断唱着歌剧中两人合唱、三人合唱以及歌剧中的合唱。有时我们取出一本意大利或俄国歌剧的乐谱从头唱到尾——连同剧中念白部分在内。那位母亲和她的女儿做了歌剧的首席女演员，我们大家充当其余各种脚色，有的颇为成功，但大多不如首席演唱得好。化学和音乐就这样地携手并进。

高等数学也占去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我们中间有四、五个人已经决定不去加入禁卫军团队，因为在那里所有的时间都得用在军事操练与阅兵式上面；我们的意思是毕业后进一所军事学院——或入炮兵学院或入工兵学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学好高等几何学，微分与积分的初步。我们便自费请教员课外教授这几门功课。同时在数理地理这一门功课里，天文学的初步已开始讲授了。我这时又常读天文学的书籍，尤以最后一学年中所读的为多。宇宙之无穷无尽的生命（我把它视作生命与进化）成了我的更高一级的诗意之永不枯竭的泉源，而且人与大自然（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之合一的意识（即自然之诗）也逐渐成了我的人生哲学了。

如果我们学校内的功课只限于我所叙述的那几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还不得不学习人文科学如历史、法律（即俄国法典概要）、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要（包括一门比较统计学）。我们还必须精通军事学的几门繁重课程，如战术、战史（1812年及1815年的战争的详情）、炮术与野战筑城术等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种教育，我以为除了军事学的各门功课（如果用精密科学之更深入的研究来代替这几门功课倒更为有益）外，我们学校所讲授的多种科目并不超出普通青年的能力之上。靠了在低年级里学得的初等数学与物理学的知识，我们差不多都能学深学透所有这些科目。有几门功课却是我们大部分同学所不注意的，尤其是法律，还有近代史，不幸教近代史的教师是一位老朽，学校当局之所以保留他的位置，全为着好付给他足额的养老金。此外，我们还略有选择我们最爱好的学科的余地，在自己选定的学科里，我们要受严格的测验，至于其余的课程，对待我们就较为宽松。然而这个学校之所以比较成功，大半是因为教课能做到尽可能具体。我们刚刚从书本上学到初等几何学，便在野外用量地链尺和标柱，其次又用测角器、罗盘针、测量器来复习。在这样具体的训练之后，初等天文学对于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而测量本身又是无穷尽的乐趣之源泉。

这同样具体的教授法也用于筑城术。譬如在冬天，我们从事解决下面的问题：给你一千人，限你在两个星期内建筑一座最强固的城堡以保护退兵所通过的桥梁。教师一一批评我们的设计，我们也很热烈地和他讨论。在夏天，我们便在野外应用我们的这些知识。全靠着这些具体的实际练习，我们大部分学生才能在十七八岁时就极其容易地学深学透这么多种学科。

尽管如此，我们还有足够的娱乐时间。我们最快活的时候就是测验完毕和从野营归来，因为测验完毕要放三四星期的假，才去野营，而从野营归来，又要放三个星期的假才开始上课。我们少数几个当时留在校中的学生在假期内可以自由出外，学校照常供给膳宿。我有时在图书室里用功，有时又去艾米尔塔什美术馆把每一派的名画逐一分别研究；或者去参观各家皇家工厂，如纸牌、棉布、铁、陶器、瓷器、玻璃等等的制造厂，都是任人参观的。有时，我们泛舟涅瓦河上，就在河中度过一个整夜；有时又在芬兰湾内和渔夫们在一起——在一个忧郁的北国的夜里，落日的霞晖和黎明的曙光相接；就在半夜时分，人还可以在露天读书。所有这一切的娱乐，我们都有充分的时间享受。

自从参观了各工厂以后，我就喜欢起那强有力的完美的机械。看了那巨大的铁掌怎样从棚屋中伸出来把浮在涅瓦河水上的木材抓住一根，拖过来放到锯子下面，锯成了几块木板；或者看着一根烧红的大铁条怎样通过两个滚筒之间，出来变成了一条铁轨，那时候，我就懂得机械之诗了。在我们现在的工厂里，机械作工能致工人的死命，因为工人变成了某一机械的终身的奴隶，仅仅是奴隶。但这是组织不善的结果，与机械本身无关。不管是用手工作，用简单的器具工作，或是用机械工作，工作过度与永久的单调都一样是有害的。不过除此之外，我充分了解：一个人能够从意识到他的机械的力量，机械在操作中的灵性，机械动作的优美，机械制造之完备中得到多大的乐趣。威廉·莫里斯[43]对于机械的憎恨只是证明他的伟大的诗才中缺乏机械的力量与优美之概念。

在我的智力发展中，音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从音乐得来的欢乐与热情比从诗中得来的还要多。在当时几乎没有俄国的歌剧。不过意大利歌剧在圣彼得堡却是非常流行，剧团里有一些第一流的演员。歌剧女主角包西娥患病时，数千人群（其中以青年为多）聚集在她的旅馆门前直到深夜，探听她的消息。她并不是美人，然而她歌唱时却变得如此之美，以致疯狂地爱上她的青年竟数以百计。她死后葬礼之隆重也是圣彼得堡从来没有过的。“全圣彼得堡的人”当时分成两派：一派赞赏意大利歌剧；一派赞赏法国舞台剧。法国舞台剧甚至在当时已露出几年以后传染到全欧的颓废的奥芬巴赫[44]潮流的苗头了。

我们这一级的学生也分为两派，我是属于前一派的。我们不被允许买前厅和花楼的票，而意大利歌剧院里所有包厢座常常在几个月以前就被人预订去了，并且只在某些家族中间转手，就和遗产一样。然而在星期六晚上，我们可以到高屋花厅楼道里，在和土耳其蒸气浴一般的空气中站着。为了隐藏我们的惹人注目的制服，我们把外面穿的有毛皮领子絮有棉花的黑色大衣扣得死紧，尽管空气是那样闷热，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曾因此而得肺炎，这也是一件怪事。特别因为我们时常在狂热地欢呼我们所喜爱的歌唱家之后，带着过高的热度出来，站在戏院门口，再看一眼那些我们崇拜的艺术家，向他们欢呼。在那些年代，说也奇怪，意大利歌剧与激进派运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威廉·退尔》[45]与《清教徒》两剧中的革命的吟诵调总是得着狂热的掌声和喝彩声，它们直刺亚历山大二世的心窝；而在第六层楼座中，在歌剧院的吸烟室内，在戏院门前，圣彼得堡的青年的精英合起来对那崇高的艺术作共同的理想主义的礼拜。这一切像是儿戏；然而这种对我们所喜爱的艺术家的崇拜在我们的心中燃起许多高尚的思想和纯洁的灵感。

五

彼得荷夫的野营生活——皇帝指挥下的大演习——实际教学法——革命思想之传播——农奴解放——农奴解放之意义与结果

每年夏季，我们都要到彼得荷夫去过野营生活，同去的还有圣彼得堡区的其他陆军学校。就大体而论，我们的生活是很愉快的，无疑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益。我们睡在宽大的帐篷内，在海里洗澡，这六个星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户外运动上。

在陆军学校里，野营生活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军事操练，我们对此都非常讨厌。不过有时候他们叫我们参加演习，这减去不少平常操练的沉闷。有一夜，我们已经上床，亚历山大二世忽然命令敲起紧急集合的钟来，全营的学生都被惊起了。几分钟以后，全营都活动开了，——数千名学生齐集在各校的旗帜下，炮兵学校的大炮怒吼着，惊破了静夜的沉寂。彼得荷夫的所有军队都骑马向我们的野营疾驰而来。可是由于某一误会，皇帝却没有马骑；传令官四处去给皇帝找马，然而一匹也没有，并且亚历山大二世不是一个善于骑马的人，他只肯骑自己的马。他很生气，随意发泄他的怒气。当一个传令官向他报告他的马在别一个营里的时候，我听得他大声骂道：“蠢货，难道我就只有一匹马吗？”

渐浓的黑暗，枪炮的怒吼，骑兵的蹄声——这一切使我们这班少年非常兴奋；当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冲锋时，我们的纵队向他直冲过去。我们挨得紧紧的，枪刺向前，样子一定很吓人，因为我看见那位依然徒步的沙皇张皇地跳了三下给我们纵队让路。这时候我便明白一队在军乐与行军的激励下，排紧队伍向前进攻的纵队意味着什么了。我们全体崇拜的我们的沙皇，我们的司令官，就站在我们面前；而我觉得在行进中没有一个学生，一个侍从会向旁边移一步或停一停给沙皇让路。我们是在行进中的纵队，他只是一个障碍物，纵队会踏过他而前进。“他为什么要阻挡我们的路呢？”侍从们事后这样说。手执着枪的少年在这种情形下甚至比老兵还可怕。

第二年，我们参加圣彼得堡卫戍部队大操的时候，我略略窥见了战争的侧影。接连两天，我们不做别事，只是在一块二十英里光景的方阵地中进退着，一点也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们进退是为了什么目的。大炮时近时远地轰鸣；从山里和树林里传来了枪声；传令官不时骑马过来，传达前进或后退的命令；我们只管行军、行军、再行军，完全不知道这种运动和逆向运动有什么意义。大队的骑兵也走过这条路，使得一路上尘土飞扬。我们不得不在同一条路上进退各数次，直到最后，我们这纵队违反了一切纪律，变成一伙乌合之众的朝山进香客，不像军队了。只有那些执军旗的人还留在路上；所有其余的人都走散到路旁树林中去了。长官的命令与恳求都没有用。

突然从后面来了一声高叫：“沙皇来啦！沙皇！”长官们四处奔跑，恳求我们排队：没有一个人听从他们。

沙皇果然到了，下令再退却一次。——“向后转！”号令发出了，长官们对我们低声说：“沙皇现在我们后面，请向后转。”然而我们这个营几乎没留意到这个命令，对沙皇驾临全不理会。幸而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军国主义的狂热信徒，他在说了几句话给我们打气之后，答应叫我们休息，接着他骑马飞奔而去了。

我那时才明白，军队的心理状态实足以左右战争；如果要求士兵作出非常的努力，单靠纪律是不行的。能不能按纪律要求使疲乏的军队作出绝大的努力，在限定的时间内赶到战场？这时纪律根本不起作用，只有热情与信心才能在这种时候使士兵们去做“不可能的事”，而要想战胜，必须不断地做出这种不可能的事。后来在西伯利亚，当我们在科学探险中也不能不做“不可能的事”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次我记起了这个实际的教训！

然而在野营时期，我们用在军事操练和演习上面的时间还是比较地少。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测量与筑城的实地练习。在几次预备练习之后，教师给了我们一个反射罗盘针，对我们说：“去，绘出某某湖、某某路或某某公园的图，用罗盘针测量角度，用脚步计算距离。”一大清早，匆忙吞食了早餐之后，每个学生便塞了几片黑面包在军服的宽大口袋里，出去到好几英里路外公园里花上四五小时，用罗盘针和脚步计算，绘出了美丽的林荫路、溪流和湖泊的地图。这样的作业随后由教师拿来和正确的地图比较，结果给绘图的学生发奖：光学器械或是绘图器械，由学生自己选择。对我来说，这些测量实习乃是一种享受的深深的源泉。这种独立的工作，在数百年的古树下一人独处，在树林中悠闲自在地生活，以及对工作感到兴趣——这一切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的痕迹。如果说，我后来做了西伯利亚的探险家，而我的几个同学成了中亚细亚的探险家，这些测量实习为此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最后，上到第一级时，隔天便有四个同学组成一队被派到离野营地颇远的一些乡村里，靠测量桌和望远尺的帮助，作出几方里地的详细的测量。总参谋部的军官不时来核实他们的成果，向他们提供意见。这种在乡村农民中间的生活对于许多学生日后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发展好处大极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练习建造城堡的横截面（要和真的城堡的横截面一样大小）。一位军官把我们带到野外，在那里，我们应该建造一个棱堡或桥头的横截面，把板条和柱子钉在一起，恰像铁道工程师进行轨道的实物规划一样。当我们建造到炮眼和炮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仔细计算许久，求得各平面的坡度，经过这种工作之后，立体几何学便不再是难懂的了。

我们很高兴这种工作。后来有一次，在城里的花园里看到了一堆粘土和沙砾，我们便开始建造一个缩小若干倍的真正城堡，还有计算精确的直的和斜的炮眼与炮垛。一切都做得干净利落，我们这时的野心就是要得到几块木板来做安放大炮的炮座，而且把我们的课堂里的大炮的模型放在上面。

但是，啊！我们的裤子弄得难看死了。“你们在干些什么呀？”我们的上尉叫道，“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你们简直像些小工。（这正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万一大公来，看见你们这样子怎么办！”

我们把我们的城堡指点给他看，请他给我们些做炮台的木板和工具。

一切的抗辩都归无效。第二天，十二个工人就用大车把我们的精美的建筑拉走了，好像它只是一堆泥土！

我叙述这件事，为的是表明：儿童和青年多么渴望把他们在学校中所学到的抽象的理论拿来实地应用；而那辈教师却不知道他们在具体应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学生领会到所学的知识之真谛，反而极力加以阻挠，这又是何等地愚蠢。

在我们的学校中，一切都是以训练我们从事战争为目的。我们本可以同样热心规划一条铁路，造一所木屋，耕一块田园。但是这种儿童和青年人对于脚踏实地干活的渴望都毫无着落，只是因为我们还拘守着学校代表中世纪的经院主义，学校是中世纪的寺院的这种观念！

1857年到1861年乃是俄国知识阶层发育壮大的年代。过去十年中，以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巴枯宁、奥加辽夫、卡维林、陀思妥也夫斯基、格列哥洛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46]诸人为代表的俄国文学一代人在知心朋友之间秘密谈话中所说的悄悄话，如今开始在报纸上出现了。书报检查制度还是十分严厉；然而那些不能在政治论文中公然说出的事却被人用小说、幽默小品或对西欧大事作指桑骂槐式的评论等体裁暗暗表现出来了，每个读者都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真意。

我在圣彼得堡除了校中同学和亲属这些圈子外并无相识，因此我当时处于那些年头的激进运动之外——老实说，运动离我还远得很。然而那个运动却有力量侵入像我们侍从学校这样“（对当局）怀有善意”的学校里来，而且在我的莫斯科亲属中得到了响应——也许这就是它的特征罢。

那时每逢星期日和假期，我便到我的姑母家里去玩；这位姑母就是前面说过的米尔斯基王妃。米尔斯基亲王终日只想着盛馔佳肴，而他的妻子和年轻的女儿却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我的表姊生得十分俊俏，年纪不过十九岁，性情温婉可亲，差不多所有她的堂表弟兄都爱她爱到发狂的地步。她也爱其中一个堂兄，想嫁给他。然而堂兄妹结婚的事在俄国教会看来是一个大罪孽。那位老王妃竭力设法到教会的显贵僧侣那里去求一个特别的许可，但是也没有效果。因此她便把她的女儿带到圣彼得堡来，希望她可以在那许多为她倾倒的人中间选出一个比她的堂兄更适当的夫婿。我应该加一句：她这是白费心机。不过她们的时髦的客厅里每天总是挤满了禁卫军中和外交界里的有为的青年。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家可以和革命思想有什么关系；然而我第一次得和当时的革命文学接触却是在这个家庭里。那位伟大的亡命者赫尔岑在伦敦创刊的杂志《北极星》[47]有震荡全俄之势，甚至传到了宫中，在圣彼得堡秘密流传极广。我的表姊设法得到了一份，我们一起朗读，习以为常。她的心反抗着横在她幸福途中的一切障碍，她的精神更易接受那位大著作家对于俄国贵族政治以及一切腐败的政治制度之有力的抨击。我常常带着一种近于崇拜的感情看那印在《北极星》封面上的五个人的高贵的头颅——这是在1825年12月14日起义失败后被尼古拉一世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人”——别斯吐热夫、加霍夫斯基、彼斯捷尔、芮列叶夫与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

赫尔岑的文体之优美（屠格涅夫说他是用血和泪写文章的，在俄国再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写过），其思想之阔大以及他爱俄国之深切使我无限感动，我再三诵读，不忍释手，用全心灵去领会甚于用我的头脑。

在1859年或在1860年初，我创刊了我的第一份革命的报纸。在那时，我除了做立宪主义者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的报纸便主张俄国应该有一部宪法。我还抨击宫廷花钱花得莫名其妙，抨击在尼斯派驻一支舰队伺候皇太后（她死于1860年，她的葬礼我已在前一章中说过了）所花的巨额费用；我还记载了我时常听人说起的官吏的不法行为；我鼓吹立宪政治的必要性。我把我的报纸抄写了三份，偷偷放在三个高级同学的书桌里，我以为这三个同学对于公共事务一定有兴趣。我请求这三位读者把他们的意见写下来，放在图书室里那架苏格兰时钟的后面。

第二天，我怀着一颗悸动的心去看苏格兰钟的后面有没有留给我的东西。果然那里有了两张纸条。两个同学写道，他们对于我的报纸十分同情，但劝告我不要过于冒险。我又写成了第二期的报纸，言论较前更为激烈，坚决主张各方面有联合起来力争自由之必要。然而这一次钟后便无回答了。那两个同学却亲身来看我。

“我们相信报纸是你刊行的，所以想和你商量报纸的事，”他们说。“我们完全同意你，我们特地来向你说：’我们做朋友罢。’你的报纸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使我们三个人联在一起了；可是此后便用不着继续出下去。全校不过还有两个同学关心这样的事，然而如果有人知道校内出现了这种报纸，其后果对于我们将是很可怕的。让我们来组成一个小团体，讨论种种问题；也许我们会灌输一点东西进另外几个同学的头脑里去。”

这一番话是很有见地的，我除了同意以外别无他话。我们三人真挚地握手，肯定了我们的团结。从那时起我们三人便成了深交，时常在一起读书，讨论各种事情。

废除农奴制度这个问题当时垄断了所有有思想的人的注意。

1848年的法国革命早在俄国农民的心中有了清晰的反应，从1850年起，反叛的农奴暴动就开始变得严重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全俄征用民兵，农奴暴动便以空前猛烈之势蔓延各处，好几个地主竟被他的农奴杀害，农奴暴动越来越严重，以致政府居然派遣整个配有炮兵的整团军队前去镇压，而在以前，一小队兵士就足以使反叛的农民战栗震恐而屈服了。

一方面，有这些暴动；另一方面，自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以来成长的一代新人对于农奴制度又深为憎厌。两者使农奴解放成了越来越紧迫的需要。沙皇自己也憎恶农奴制度，在皇族中他又得着皇后、皇弟康士坦丁和公主海伦·帕夫洛夫娜的支持，或者不如说是影响；他便开始向这方向走了第一步。他的初意乃是这种改革应由身为农奴所有主的贵族来发起。但是在俄国，没有一个省份的贵族能被发动起来向沙皇呈递解放农奴的请愿书。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向莫斯科贵族演说，谈此举的必要；然而贵族们对他演说的回答只是顽固的沉默，所以亚历山大二世十分恼怒，便用赫尔岑的名句结束了他的演说：“各位，与其等待它自下而上发动，不如自上而下进行要好得多。”

甚至连这句话也没有用。此时只得瞩望于旧波兰的各省——格罗德诺、维尔诺、科弗诺三省。拿破仑一世1812年曾在这些地方（在纸上）废止了农奴制度。这几省的总督纳齐莫夫好不容易从波兰贵族那里得到了沙皇所希望的请愿书。1857年11月，沙皇发出了给立陶宛各省总督的有名的“敕令”，宣布皇帝废止农奴制度的意向。我们含泪诵读赫尔岑的名文《加利利人，你战胜了！》，在这美丽的论文里那些伦敦的亡命者宣称他们不再把亚历山大二世视作敌人，他们要帮助他来完成这伟大的解放工作。

农民的态度也是很可注目的。消息一旦流传出去，说那渴望了多年的解放就要到了，于是各处的暴动几乎马上完全停止。农民这时候便等待着；亚历山大二世巡行俄国中部之际，沿途有大群的农民围着他，哀求他给他们以自由——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却很讨厌地接受了这请愿书。最异乎寻常的是：农民中间起了一种谣言，说是拿破仑三世在和约中要求解放农奴——这可见传统的力量之大了。我时常听到这种谣言；而且就在解放前夕，农民似乎还疑心这是受了外国的压力而行的。“加里波的[48]不来，什么事也不会做的”，当我的一个同学在圣彼得堡和一个农民谈起即将实现的农奴解放时，他便用上面这句话回答我的同学。

然而在普遍欢庆之后，又继之以几年的疑惑与不平静。圣彼得堡与各省的特派委员会在讨论农奴解放的提案，可是亚历山大二世对此似乎犹豫不决。检查官不断地阻止报纸讨论详细情形。不祥的谣言在圣彼得堡流传甚广，并且传到我们校中来了。

贵族中并不乏热心工作以求直截了当地废除这陈年的奴役的青年；可是主张农奴制度一派的人却一步步包围了沙皇，说动了他的心。他们私下告诉他，农奴制度废除之日便是农民开始成批屠杀地主之时，俄国便会发生新的普加乔夫叛乱，比1773年那一次还要可怕得多。亚历山大二世本是一个禀性软弱的人，很容易听信了这样的预言。

然而制造出解放令的那部大机器已经开始工作了。特派委员会开过了多次会；几十个呈献给沙皇的解放计划或以手稿流传，或在伦敦印刷。赫尔岑得着熟悉俄国政府内情的屠格涅夫的帮助，便在《钟》上面讨论各个计划的细节。车尔尼雪夫斯基[49]在《现代人》中也讨论着。斯拉夫派[50]，特别是阿克沙科夫和别利亚叶夫乘着当时出版界最初得着相对自由的时机把这件事广布于全俄，而且以对农奴解放的技术方面有透彻了解的身份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特点。圣彼得堡的全体知识阶层都赞成赫尔岑的意见，尤其是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我每逢星期日在教会游行仪式以后在我的堂兄家里见到禁卫军骑兵队军官的时候，他们总表示赞同解放运动之激进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见解，这些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堂兄狄米特里·尼可拉维奇·克鲁泡特金，是禁卫军骑兵队参谋兼沙皇的侍从武官。）

全圣彼得堡的情绪，无论在客厅里，或是在街上，都已到了农奴解放欲罢不能的地步。农奴解放已非实行不可；而且还赢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解放后的农奴除了他们的住所外，还应该得到他们迄今为止耕种着的土地。

然而旧贵族的一派并不灰心短气。他们集中全力来设法推迟改革，缩小分配的地块，而且对于解放的农奴课以极高的土地赎金，使农民的经济自由成了空言；在这一点上，他们果然完全成功了。亚历山大二世罢免了身为全部改革事业的真正灵魂的尼可拉·米鲁丁（陆军大臣米鲁丁的兄弟），对他说：“我真不愿意和你分手，然而我必须这样做：因为贵族把你说成是一个赤色分子。”草成解放计划的第一批特派委员会也被解散了；新成立的委员会以农奴主的利益为前提修改了全部计划；报刊重又受到钳制。

形势很可悲观。很多人已经在怀疑究竟农奴解放是否会实行。我热心地观察着这场斗争，每星期日晚上，同学们从家庭回学校的时候，我便问他们听见父母们说些什么。到了1860年年终，消息愈来愈坏。“瓦鲁叶夫派占了上风”。“他们打算修改全部计划”。“X王妃[51]的亲戚们竭力想说服沙皇”。“解放将要推迟：他们怕引起一场革命”。

到了1861年1月里又渐渐有了稍好的传闻，一般人都希望在2月19日沙皇即位纪念的那天会有有关解放的消息。

19日到了，但不曾带来一点新消息。那一天，我是在皇宫里。参贺礼并不盛大，第二级的侍从常常被派遣去参加这种参贺礼，以便熟习宫廷的礼节。那一天是我轮值；当我把一位来宫中助理做弥撒的大公夫人送走的时候，她的丈夫不在那里，我便去找寻他。他在沙皇的书斋里，我把他叫了出来，半开玩笑地向他说起他的妻子的焦急，丝毫不曾猜想到他们在书斋里谈的是那件大事。除了少数的倡议者之外，宫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解放农奴的宣言在2月19日便签了字，但只因为下星期日（26日）是狂欢节周的开始，恐怕乡间农民在狂欢节里喝多了酒，听到这个好消息会发生暴动，所以把宣言推迟了两个星期发表。甚至往年在圣彼得堡冬宫附近广场上举行的狂欢节集市，这一年也移到别的广场去了，怕在京城引发民众暴动。政府并且向军队发出了关于如何镇压农民暴动之最严厉的训令。

两个星期以后，在狂欢节的最后一个星期日那天（3月5日，即新历3月17日），我为了要参加骑术学校的阅兵式的缘故，留在学校里。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勤务兵伊凡诺夫端着茶盘冲了进来，高声叫道：“亲王，自由！解放农奴宣言已经贴在客商市场[52]了。”

“你亲自看见了吗”？

“是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那里；一个人朗读着宣言，别的人听着。真的是自由啦！”

几分钟以后我穿好衣服出去了，正遇着一个同学走进来。

“克鲁泡特金，自由！”他高叫道。“这是宣言。我的叔父昨晚上就知道这篇宣言今早要在伊沙克大教堂的晨祷时宣读，所以我们都去了。在那里并没有许多人，只有农民。在祷告完毕后，宣言果然宣读了，而且分发给众人。他们很明白宣言里的意思。我走出教堂的时候，站在门口的两个农夫做出一副滑稽的样子向我说：‘嗳，长官？现在——什么都完啦？’”他模仿农民让主人开路时说话的神气。多年的期待在送走他的主人时充分表露了出来。

我反复读着解放农奴的宣言。这是莫斯科总主教老费拉列特起草的，文章写得冠冕堂皇，可是把俄国话和古斯拉夫语莫名其妙地混杂在一起，反而隐晦了原意。诚然，这是自由；但还不是立刻的自由，因为农民还要当两年的奴隶，直到1863年2月19日为止。然而不管这一切，有一件事是很显然的；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解放后的农奴将得到土地和住所。固然，他们还得付出赎金，但奴隶制度的旧污点已经拭去了。他们将不再做奴隶了；反动并不曾占到上风。

我们去参加阅兵式。所有军事表演完毕以后，亚历山大二世依然骑在马上，高声叫道：“军官们，到我面前来！”他们聚集在他的四周，他便高声演说当天的那件大事。

“军官们……贵族在军队中的代表”——这些句子的片断传到了我们的耳里。“许多世纪以来的不义已经结束了……我盼望贵族方面能够作出牺牲……忠诚的贵族会团结在皇座周围”……等等。演说完毕，热烈的欢呼像雷声般在军官中响了起来。

我们在回学校的路上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跑，——我们还想赶上意大利歌剧开演的时刻。这天午后，演的是本季的最后一场，到时一定有某些表示。我们急忙脱下军服，几个人轻手轻脚地飞跑上第六层楼厅。场内座无虚席。在第一次休息时剧场的吸烟室里挤满了兴奋的青年，他们不论彼此认识与否，大家都在畅谈。我们商定马上回到楼厅里和全体观众合唱《上帝保佑沙皇》的颂歌。

可是音乐又奏起来了，我们急急回到楼厅里。歌剧的乐队已在奏《上帝保佑沙皇》，霎时间，全剧场欢声雷动，甚至压倒了乐声。我看见乐队指挥巴威里挥动着他的棍子，然而强大的乐队的演奏声我一点也听不见。于是巴威里停住了，可是欢呼声依然继续着。我看见棍子又在空中舞动；我看见提琴的弓在动，乐师在吹管乐器，但是群众的呼声再次压倒了乐声。巴威里又一次指挥着乐队奏《上帝保佑沙皇》；只有到了第三遍快奏完的时候，才有些管乐器的声音透过人声传了出来。

街上也是同样的热烈。大群农民和知识阶层站在皇宫前面高声欢呼，沙皇每次出来，游行的群众便跟着他的马车跑。两年以后，当亚历山大二世把波兰革命淹没在血泊中，而“刽子手穆拉维约夫”把它缢死在绞刑台上的时候，赫尔岑写道：“亚历山大·尼古拉叶维奇，为什么你不死在那一天？要是死了，你将被看作一位英雄而名垂青史。”——赫尔岑是不错的。

那些主张奴隶制度的人所预言的暴动在什么地方呢？解放令所定的条件是非常含糊不定的，恐怕再没有比它们更含糊的了。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激起叛乱，那正是这新律所造出的含糊不定的条件。然而事实上，除了两个地方发生暴动，其他几处曾有过小骚乱（这全是因为误会的缘故，但马上就缓解了）之外，俄国依然风平浪静，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平静。俄国农民本着他们固有的见识，很明白农奴制度已经废止了，“自由已经到了”；虽然新法令所加于他们的条件是很苛刻的，他们照样接受了。

1861年8月，我在尼可尔斯奎；1862年夏季，我又在那里。我看见农民接受新条件时的那种平静而有理性的样子，印象极深。他们很知道付出土地赎金在他们是极其困难的，土地赎金其实就是贵族丧失农奴后所得的补偿。然而农民非常看重废止他们本身被奴役这件事，所以一旦获得了个人的自由，他们便接受了这沉重不堪的赎金，一声不响，只把它当作一种惨苦的必然。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每一星期休息两天，说是在星期五作工是罪孽；但是夏季一到，他们便比以前更加卖力地干活了。

当我在解放以后十五个月看到我们的尼可尔斯奎农民的时候，我不由得不钦佩他们。他们的天性的善良与柔和依旧如故，然而奴隶根性的一切痕迹却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主人谈话也同和平等人谈话无异，好像他们和主人从来不曾有过别的关系。而且他们中间也出现了能够维护他们的权利的人。解放令是一部难读的大书，我费了很多时间才了解它；但是当尼可尔斯奎村长华西里·伊凡诺夫有一天来请求我把其中难解之点解释给他听的时候，我发现他虽是一个读书还感困难的人，却能够在这部法令的各章各款之错综复杂之中明瞭全文的意义。

最倒楣的是仆婢们。他们得不着土地，不过纵使得着了，也不知道拿来怎样用。他们得到了自由，此外便没有其他的东西。在我们这一区里，差不多所有的仆婢都离开了主人；例如我的父亲的家里就不曾有一个人留下。他们四处寻找位置谋生，一部分人马上在商人家里找到了差使，商人们也很骄傲，他们用了某某亲王的马车夫，或某某将军的厨子。那些学得一门手艺的人便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例如我的父亲的乐队就依然是一个乐队，在卡路加过得很好，而且和我家仍旧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那班没有手艺的人，生活便很困苦了；然而大多数人宁肯到他处谋生，不愿留在旧主人的家里。

至于地主呢，大的地主便在圣彼得堡尽力想把旧制度换上一个新包装恢复起来，在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后，他们果然多少做到了一点；而比他们的数目大得多的地主却不得已把废除农奴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灾难。至于年轻一代，他们向俄罗斯提供了担任“治安调解人”和治安推事的出色人选，对农奴得以和平解放一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于老一代人，他们大多已经预支了他们从解放了的农奴要付给他们的大笔土地赎金的相当一部分（这种赎金估得比土地的市价高了许多），他们已经打好主意怎样把这笔款花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饭店里，或者在赌桌的绿毡上。事实上，差不多所有这些人一得到赎金便马上把它挥霍掉了。

对于许多地主，农奴解放算得是一笔绝好的交易。比如，我的父亲预料到农奴解放将实现，以十一卢布一俄亩的代价一块块卖去的土地，这时候分配给农民时，却估到四十卢布一俄亩——即比市价高了三倍半。在我们这一区里到处都是如此；在我父亲在坦波夫省草原上的领地，“密尔”（即乡村公社）把我父亲所有的土地都租去了，期限是十二年，租金比他以前用农奴耕种时所得的多过一倍。

在这个可纪念的时期之后十一年，我因事到已经归我承继的坦波夫省的领地去，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村里的牧师（他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聪明人，这类人在南部各省中偶尔可以见到）绕着村子散步了一会。晚霞灿烂，从草原上吹来一阵有花香的风。他遇见一个叫做安东·沙威烈夫的中年农夫坐在村旁的小丘上，手里捧着一本赞美诗在读。那个农夫几乎连古斯拉夫语的拼音也不会，平常读书总是从最后一页读起，向前面翻去；然而他却最爱读书，遇着书中有什么词打动了他，他便喜欢把那个词重读几遍。这时候，他正读到一首赞美诗，诗中每一节的开始都是“欢呼罢”这个词。

“你在读什么书？”牧师问他。

“呵，神父，让我来告诉你，”这是他的回答。“十四年前，老亲王到过这里。那是冬天。我刚刚回家，人快要冻僵了。落着大雪。我正要脱衣服，忽然有人在敲窗子，那是村长，他高叫道：’到亲王那里去！他要你去见他！’这好像晴天的一个霹雳，把我和妻子及我们的孩子都骇昏了。’他能要你去做什么？’我的妻子惊恐地叫着。我划了个十字便去了。当我跨过桥的时候，风雪几乎弄瞎了我的眼睛。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老亲王睡完午觉醒来以后，便问我会不会做泥水匠工作，他只是对我说：’明天来把那间屋子的墙壁刷新一下。’于是我非常快乐地回家去，到了桥头，我看见我的妻子冒着风雪站在那里，她已在那里站了好久，怀中还抱着一个小孩。她叫道：’沙威利奇，出了什么事？’我便回答说：’唔，不妨事；他只要我刷新墙壁罢了。’神父，在老亲王的时候就是这样。如今，小亲王前几天到这里来。我去见他，他在花园里面，正坐在庭前喝茶，你神父和村长同坐在他的身边，村长的胸前挂着村长官的链子。小亲王问我：’沙威利奇，你要喝茶吗？’他叫我坐下，一面又向那老头子说：’彼得·格列哥里叶夫，给我们添一把椅子。’你该晓得彼得·格列哥里叶夫当老亲王的总管的时候，他对我们是何等凶恶；这时节，他却端了一把椅子来，我们众人围坐在桌子旁边谈话，他给我们大家斟茶。喂，神父，今晚上这么美，草原上吹来阵阵香气，我坐着读‘欢呼罢！欢呼罢！’的诗。

这就是农民的心目中农奴解放的意义。

六

圣彼得堡的宫廷生活——宫中的谍报组织——亚历山大二世的性格——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亚历山大三世

1861年6月，我被任命为侍从学校中的军曹。校中有几个军官对这件事不赞成，他们说，如果我做了军曹，学校里就会没有纪律可言。可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校中向例最高一级的第一名学生应被任命为军曹，而我在这几年中又无一次不是名列第一。这个任命是很令人羡慕的，不仅因为做了军曹就在学校中占有一个特权的地位，受着军官一般的待遇，尤其是因为他暂时又成了沙皇的侍从，得以亲身接近沙皇，因而这被认为是进一步升迁的跳板。然而对于我，最重要的还是在做了军曹以后就可以免除平常侍从们在学校内做杂务的苦差使。一个人别居一室，在那里可以避免校中的喧哗而专心读书。诚然，这也有重要的不便之处：我平日常常觉得每天步履端正地在我们的房里走许多遍，是很烦人的事，所以总是跑得飞快。这举动本是严格禁止的，但我也不管。然而现在我却不得不挟着一本内务值班簿非常庄重地走着，不能够再跑了。为着这件重大的事，我的几个朋友曾一起商量过，结果认为我有时仍然可以有机会实行我所喜欢的跑步；至于我和其他一切同学的关系，应该由我自己与他们结成同志般的关系，这一层我做到了。

照例侍从们要到宫中去随侍大小参贺礼、舞会、接见、招待宴会等等。在圣诞节、新年、复活节各个星期里，我们差不多每天要被召进宫去，有时候一天两次。我以军曹的身份应该在每个星期日骑术学校阅兵的时候向沙皇报告“侍从学校的中队一切正常”，哪怕全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患着时疫也罢。我问上校，万一真有了这样的事，我能报告“今天不是一切都正常”吗？他的回答是：“上帝保佑你，除了学校发生暴动外，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应该报告一切正常。”

宫廷生活中自然有不少优美如画的情景。举止之优雅（虽然这也许只是表面上的），礼仪之谨严，环境之富丽堂皇——这一切都是极其动人的。大参贺礼的场面好不壮观。单是皇后在宫中陈设富丽的客厅里接见几个贵妇人的礼节已经和普通的造访大不相同。穿着金线刺绣的制服的侍从武官把客人引了进来，皇后的后面又跟随着几个衣饰华丽的侍从和一群女官，一切仪式都进行得非常庄重。身为宫廷仪式中的一个演员，而且还伺候着主角，这样的事给予我这样年纪的少年的岂止是好奇心引起的兴趣。我当时还把亚历山大二世当作一个英雄，因为他把宫廷仪式看得毫不重要。在这个时期，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光景就开始办公，并且和那强大的反动派苦苦斗争，以求实现他的一些改革计划，农奴解放不过是此等改革的第一步。

然而渐渐地当我看见了更多的宫廷生活富丽堂皇这一面，而且间或瞥见一眼这些场面背后是些什么以后，我不仅明白了这些排场以及它们所欲隐藏的东西纯属无用，而且这些小事就忙煞了宫中人，以致他们没有心思去考虑其他远为重大的事情。人们在这种表演中往往忽略了现实。从这时起，我想象中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头上的圆光便慢慢地黯淡了；所以纵然我最初还抱有某些幻想，以为在最为接近宫廷的环境中可以从事有益的活动。到了这一年年尾，我就打破了这种幻想了。

在每个重要的节日，在沙皇与皇后的生日和命名日、加冕纪念日，以及其他这类纪念日里，宫中都要举行一次大的参贺礼。几千位将军与直到上尉的各级军官以及高级文官排列成行，站在宫中的大厅里，等到沙皇和他的家族庄严地走向教堂；在他们走过的时节鞠躬行礼。在这种日子里，全体皇族都要到宫里来，团聚在一间客厅里，愉快地畅谈一切，一直谈到大家应该带起庄严的假面具的时候。然后排好队伍。沙皇牵着皇后的手先走。沙皇身后就是他的那一个侍从，侍从之后才是侍从武官长、值日的侍从武官与御前大臣。皇后后面有两个侍从，他们与其说伺候皇后，不如说伺候她的长裙，他们一路上在转弯时便捧着皇后的裙裾，过后又把长裙铺开，展示它的全部华美。其后便是十八岁的皇储，再后便是大公与大公夫人与公主，都以各人的继承皇位权之顺序为先后——每一位大公夫人、公主的身后有一个侍从，此后就是一长串的女官，老的少的都有，都穿着所谓俄国装，——即是仿古俄国妇女服装的晚礼服。

在这行列走过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最高的文武官僚在鞠躬如仪之前总要设法使自己进入沙皇的眼帘，如果沙皇带着笑容看他一眼，接受他的敬礼，或者沙皇使人几乎看不见地略略点一下头，有时还说一两句话，那么他就会志得意满地环顾他的邻人，指望接受他们的祝贺。

皇族的行列从教堂里回来时，情形和去时一样。过后，各人便忙着去做自己的事。除了几个忠心的官僚和一些年轻贵妇外，在所有参加这些参贺礼的人里，不把这种仪式当作一个讨厌的义务的，十个人中找不出一个来。

每年冬季，宫中要举行两三次盛大舞会。被邀请的人有数千之多。先由沙皇用波洛奈兹舞开幕，然后每人可以随意享受这一段时光了。在这些灯烛交辉的宽阔的大厅里，年轻的姑娘很容易逃脱掉父母和婶娘们的监视，其中许多人享受着跳舞与晚餐之乐，在这种时候，青年人总有法子避免长辈的干涉来独自享乐。

在这些舞会中，我的职务是颇为困难的。亚历山大二世不跳舞，也不坐下来；他不断地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他的侍从应该隔一段距离地跟随着他，不可太远，以便于听见他的呼唤，又不可太近，以免造成不便。这种职务含有“到场”与“缺席”两种意义，确实是很难办的，而且沙皇并不需要它：他本来情愿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行动，然而惯例如此，他也只得服从。最困难的是当他走进站在大公们跳舞的圈子周围密集的贵妇丛中，慢慢穿过的时节。要在这脂粉队中走出一条路来，决不是容易的事；她们看见沙皇便连忙分开给他让路，然而沙皇一去，她们又紧密地合起来了。几百个太太小姐们自己并不跳舞，只是站在那里，彼此靠得很紧，每人都希望也许会有一个大公看中她，请她去跳一次华尔滋舞，或波尔加舞。这就是宫廷在圣彼得堡社会上的势力，其结果只要一位大公偶然垂青于一位姑娘，那么她的父母便尽力设法使她热烈地爱上那位大人物，哪怕明知道大公不会和她结婚（俄国惯例，大公不得与沙皇的“子民”结婚）。有一次，我在一个“上等”人家里听到谈起宫廷的事，原来皇储曾经和这家的十七岁的姑娘跳过两三次舞，她的父母便表示了很大的希望，超出了我可能想象的希望。

我们每次在宫中服务，总要在那里用午餐或晚餐，侍仆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就把宫中的点滴丑事一一向我们低声叙述。他们知道各座宫里（就是他们所服务的区域）的种种事情。说句老实话，这一年里这类丑事并不像七十年代中那么多。沙皇的兄弟们结婚还不久，沙皇的儿子又都年轻得很。然而沙皇自己和X王妃的关系却流传于侍仆之口，他们畅谈起这件事来，比圣彼得堡社会还更无顾忌。那位X王妃就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烟》里面的伊林娜，屠格涅夫对她有极精彩的描写。有一天我们走进平时更衣的房间，人家告诉我们：“X今天失宠了——这一次是完全失宠了。”半点钟以后，我们看见他们说的那位太太来做弥撒祭的助理，她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在弥撒祭进行时，她还在一边不住地吞眼泪。别的贵妇们都离她远远地站着，让众人都看见她。侍仆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并随意加以评论。这些人的话里真有令人恶心的地方，他们在前一天还会拜倒在那位太太面前，如今却恣意嘲笑她。

在宫中，尤其是在沙皇身边活动的谍报组织，说起来真令不知内幕的人难以置信。我只举下面一件事就可以说明其大概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大公中有一人从圣彼得堡的一个绅士那里受到一次严重的教训。那绅士不许大公到他的家里去。然而有一天，他意外地回到家中，却看见大公在他的客厅里，他便举起手杖向着大公冲去。年轻的大公连忙跑下楼梯，已经跳进了马车里，但绅士终于捉住了他，用手杖将他痛揍了一下。站在门口的警察看见这事，连忙跑去报告警察总监特列波夫将军；特列波夫又连忙跳上马车去见沙皇，第一个向他报告这“不幸事件”。亚历山大二世把大公唤来，和他谈了一次话。几天以后，沙皇直辖的司法部的第三科（即政治警察）里的一个老官吏（他常到我的一个同学家去）把当时沙皇和大公的谈话和盘托出。他告诉我们说：“沙皇非常恼怒，最后便向大公说：你理应知道怎样处理你自己的小事’。”自然，有人问这官吏他怎么能知道一次私下谈话，他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科理应知道沙皇陛下的谈话和意见才行。否则，像政治警察这样微妙的组织又如何办事呢？请相信，沙皇是全圣彼得堡中受着最严密监视的人。”

这并不夸张。事实上，每个大臣、每个总督在携着报告书走进沙皇的书斋之前，必定先和沙皇的亲信侍仆谈一次话，以便知道这一天沙皇的心情如何。如果心情好，他便向他陈述一些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沙皇的心情不好，他就把报告书留在皮包里，另等一个好日子再来。东西伯利亚总督每一次回到圣彼得堡的时候，总要派他的亲信秘书去送一份厚礼给沙皇的亲信侍仆。他常常说：“在有些日子里，沙皇心里正冒着火，如果我那时把某些报告呈上去，他会下令把无论谁，甚至我自己，交付周密审讯；在另一些日子，沙皇很高兴，各事都可以办得十分顺利。那个侍仆实在是个宝贝。”每天都知道沙皇的心情乃是保持高位的要诀——宿瓦洛夫伯爵和特列颇夫将军两人便精通此道。据我观察所得，伊格纳节也夫伯爵连侍仆的帮助也用不着便掌握了这门艺术。

我最初在宫廷服务的时候，对于农奴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是非常崇拜的。想象往往使一个青年人超越了当时现实的范围，我那时的心情便是这样：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加害于沙皇，我一定会拿自己的身子去遮住他。1862年1月上旬的一天，我看见他离开了行列，独自一人急急地向着大厅走去；在那里，圣彼得堡卫戍部队所有团队各有一部分正整队等他去检阅。这一检阅往年是在露天举行的，然而这一年，因为天冷的缘故，改在大厅里举行。平时亚历山大二世在阅兵时总是骑着马在队伍前疾驰而过。这一次，他却不得不步行经过团队之前。我知道沙皇以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出现时，我的职务便结束了，我随从他到这时为止，以后便不是我的事了。然而我向周围一望，看见沙皇身边没有一个人。两个侍从武官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他的随从人员一个也不在。“我决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我自语道；我便继续跟随着他。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天究竟是事务繁忙呢，还是别有理由希望阅兵式愈早完毕愈好。反正他冲到军队前面，以大而且快的脚步沿着行列急走。他本是一个身材极高的人，他走得非常之快，我用了全力赶上他，感到十分吃力，并且有许多次我几乎要小跑才能紧随在他后面。他急急前进，好像在逃避什么危险似的。他的焦急时时向我显露出来，我无时无刻不准备好跳到他的身前去保护他，只失悔我带的是传令刀，不是自己的有着西班牙多勒多城铸的，刀刃可以刺穿钢板的宝刀。他直到走过最后的大队以后才放慢了脚步。他走进了另一个大厅，便向四周一望，他的视线和我的因急走后的亢奋而发光的眼睛遇着了。那些更年轻的侍从武官隔了两个大厅飞跑过来。我预备受一次严厉的申斥；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反而向我说：“你在这里？好小伙子！”这也许是他的真情流露。当他慢慢走去的时候，他把他的迟疑的、心不在焉的眼光望着空间，这种目光我已经见过许多次了。

我当时的心情便是如此。然而各种小事件以及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开始具有的显著的反动性质逐渐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疑惑。每年1月6日，在俄国要举行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净水仪式；这在宫廷里也要举行的。在涅瓦河畔，正对着宫殿的地方造了一个亭子，僧侣领着皇室从宫殿里出来，走过壮丽的河埠进了亭子，在那里唱起了赞美诗，然后把十字架抛入河中。几千群众站在河埠上和涅瓦河的坚冰上从远处看这一仪式。在仪式举行之际，所有的人都要脱帽站着。这一年，因为冷得厉害，有一位老将军便戴上了假发，可是在他慌忙戴肩披的时候，无意中就把假发挪动了位置，横放在他的头上。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康士坦丁大公看见这样子，他在唱赞美诗的时节，不住地和那些年轻的大公们瞟着那位不幸的老将军，笑个不止。那位老将军愚蠢地微笑着，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成了嬉笑的原因。康士坦丁最后又在沙皇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沙皇也望着那位老将军笑了。

几分钟以后，这行列再走过河埠到宫中去的时候，一个光头的老农夫从路旁的两排一个挨一个的兵士中挤了进来，跪倒在沙皇脚边，手里捧着请愿书，含着满腔的眼泪高声叫着：“父呵！保护我们！”俄国农民所受的多年的压迫都表现在这叫声里了；然而那个几分钟以前在教会仪式中看见横放着的假发而发笑的亚历山大二世呢，他毫不理会老农夫就走过去了。我紧随着他，只看到他因老农夫的突然出现骇得颤抖了一下。过后，他便继续前进，对跪在他脚边的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一眼。我掉头四顾，侍从武官不在那里；随后走着的康士坦丁大公也和他的哥哥一样不理会那个老农夫。连接受请愿书的人也没有，所以我把它接了，虽然我明知我会因此而受申斥。接受请愿书，并不是我的职务，然而我想到那位老农夫在来到首都之前，在穿过这一天在路旁林立着的军警走到沙皇面前呈递请愿书之前，要受多大的罪，我便毅然接受了。他和所有向沙皇呈递请愿书的农民一样，会被监禁，至于会监禁多久就没有人知道了。

在农奴解放的那一天，亚历山大二世确实成了圣彼得堡人民崇拜的明主；然而最可注意的是除了大众欢腾的那一刻外，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曾得着这个城市市民的热爱。皇弟尼可拉至少在小商人和马车夫中间还很有人望（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和皇弟康士坦丁（改革派领袖）以及他的三弟米哈伊尔谁也没有赢得圣彼得堡的任何阶级的拥戴。亚历山大二世把他父亲的专制的性格保留得太多了，那种性格时时透过他的平常和善的动作露出来。他很容易发脾气，时常以最轻蔑的态度对待他的廷臣们。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在他的政策，在个人同情两方面，他都不是可靠的。他的报复心很厉害。我怀疑他曾否诚心诚意地对待过谁。他所最亲近的人中有几个乃是最坏的人。例如阿得勒堡伯爵屡次要沙皇替他偿还巨额债款，别的人则是以大量偷盗闻名。自1862年初起，亚历山大二世便开始证明自己能把他父亲的最大恶政重新付诸实施。我们知道他仍然愿意在司法组织与军队中实施一些重大的改革；残酷的体罚快要废止了，他又允许实行某种地方自治，也许还要公布一项宪法。然而最细微的动乱，却被他下令用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他把每一民众运动视作对他个人的冒犯，因此他随时都有采取最反动的措施之可能。

1861年10月，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各大学的风潮被他下令用变本加厉的严酷手段镇压下去了。圣彼得堡大学被封闭了，虽然大部分教授在市政厅里开设了自由讲座，但不久也被禁止，第一流的教授便从大学告退了。农奴解放以后马上有了开办星期日学校的大运动；这种星期日学校果然在各地方由私人和团体开办了；老老少少的农民和工人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些学校读书。教员都是志愿者；军官、大学生，甚至于少数侍从都做了教员。有人设计出极好的教授法，所以我们只须上九课或十课就可以教会农民读书了（俄文有一种按音拼词法）。在这些星期日学校里，农民群众可在几年之内就完全学会读书写字，并不要政府花费一文钱；然而政府突然把所有的星期日学校都封闭了。在波兰发生了一些爱国的示威运动，政府派遣了哥萨克军队去用皮鞭驱散群众，而且照例残酷地逮捕了几百人囚在教堂里。1861年年尾，俄国军队在华沙大街上开枪杀人；尼古拉一世所喜欢的通过两行对列的士兵受笞刑这种刑罚此时又被用来镇压几处的农民暴动。这样在1862年，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已经预示了他在以后，1870——1881年间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专制暴君了。

皇族里面最富于同情心的确实要算是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她是一个真诚的人，她的话语常常出于本心，如果她说起愉快的事，她的意思就真是这样。她有一次为了一件殷勤周到的小事向我道谢（这是在她接见过那位刚到圣彼得堡来的美国大使之后），她的那种态度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决不是一般人想象中以为像皇后那样被礼仪宠坏了的贵妇人所应有的态度。她的家庭生活肯定不是幸福的；女官也不喜欢她，她们以为她是过于严格了，而且她们又不了解为什么她那样担心她的丈夫的轻率。如今一般人都知道她对于废止农奴制度的事尽过大力。然而在当时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在这方面的影响。康士坦丁大公与海伦·帕夫洛夫娜公主（她是在宫中支持尼可拉·米鲁丁的主要人物）被人视作宫中改革派的两大领袖。至于皇后呢，人们多半只知道她致力于创办女子高等学校一事。这些学校从开办以来就是组织得很完善，而且具有真正民主的性质。她和大教育家乌新斯基很深的友谊才使后者免掉了当时所有名流的厄运——放逐。

皇后自己受过很好的教育，她便竭尽余力使她的长子受完美的教育。她聘请了各门学问中的第一流人物来做他的教师，为了这个目的，她甚至聘请了加威林来，虽然她知道加威林和赫尔岑的友谊。加威林向她谈起他和赫尔岑的友谊时，她回答道，她对赫尔岑并无怨恨，只怪他不该用粗暴的话来侮辱皇太后罢了。

皇储尼古拉极其俊美——也许是太富于女性美了。他没有一点高傲的样子，在参贺礼上他总爱和侍从们很亲热地闲聊（我还记得在新年接见外交使团的时候，我极力使他欣赏美国大使的服装，和别国大使的鹦哥绿的制服比较起来，他的服饰是很朴素的）。然而那些深知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一个绝对不能和他人深交的人。他的这种性格比他的父亲的还更厉害。至于说到他的教育，他的母亲在这方面的一切苦心都无效果。1861年8月，他当着他父亲的面接受考试，结果是彻底失败。我还记得在考试后几天的一次阅兵式中，他以皇储的身份任司令官，在其间他犯了一个错误，亚历山大二世便高声骂他：“你连这个也学不会！”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在二十二岁时患某种脊髓病死了。

尼古拉的兄弟亚历山大在1865年做了皇储，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这是一个和他的哥哥绝对相反的人。我觉得他很像保罗一世[53]，他的面孔，他的身材，他的自尊自荣的心理都和保罗一世的完全相同，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他做了皇帝，他便是一个新的加奇那宫中的保罗一世，而且他也会像他的曾祖那样落一个死于朝臣之手的下场。”他顽固地拒绝学习。据说亚历山大二世因为难于应付那位学识优于他的皇弟康士坦丁的缘故，曾下了决心专门注意皇储的教育，而置其余的儿子于不顾。然而据我看来，事情并非如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即亚历山大三世）大概自小就讨厌读书。事实上，我看见他发给他的在哥本哈根的新娘的许多电报，其中竟有不少的别字。

据说他在晚年举止有所改善，但在1870年及其后的多年中间，他却依然是一个真正的保罗一世的子孙。我在圣彼得堡认识一个军官，他是一个瑞典裔的芬兰人。有一次，他被派到美国去给俄国军队订购枪械。他回来的时候应该去向当时担任着扩充陆军军备监督之职的皇储亚历山大报告他此次的使命。在这一次会见中，皇储忽然发起脾气来，申斥那个军官，那军官也不肯屈服，他大概不失身份地回了话，于是皇储勃然大怒，把他乱骂了一顿。那个军官乃是那种忠诚而又自爱的人（这种人在俄国的瑞典裔贵族中是常见的），他马上走了，写了一封信给皇储，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他道歉，并且还说，如果道歉信届时不到，他便要自杀。这是一种日本式的决斗。皇储并没有送来道歉信，那个军官果然践了言。我在我的一个好友的家里看见他，他也是这一家的密友，那时候，他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皇储的道歉信。第二天早晨，他，死了。沙皇非常恼怒皇储，命令他随那个军官的灵柩之后一直送到墓地。然而便是这个可怕的教训也不能医治这位年轻人的罗曼诺夫式的倨傲和极易冲动的性格。

七

我选定入西伯利亚哥萨克联队——圣彼得堡的大火——反动的开始——亚历山大二世的新面目——西伯利亚之行

1862年5月中旬，在我们毕业前几个星期，有一天，上尉叫我把各同学志愿加入的团队的最后名单开上去。我们可以随意选定在各禁卫军或陆军各团队中任职，不过在禁卫军中，我们进去时只有少尉官阶，在其他团队中，我们可以任中尉。我开了一张我们这一级学生的名单，便去向同学们一个个地征求意见。各人早已选定了自己决心加入的团队，而且大部分人已经在花园里试戴过所选定的团队的制帽了。

“皇后陛下所属胸甲骑兵队”，“蒲列阿布拉陈斯基禁卫军步兵队”，“禁卫军骑兵队”，这便是我记录在名单上的同学们的回答。

“然而克鲁泡特金，你呢？炮兵队？哥萨克队？”我的同学围着我这样问。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到后来，我便请一个同学代我填好这张名单，自己回到房里再一次思考我的最后决定。

我早就决定不入禁卫军的一个团队，把一生的光阴浪费在阅兵式与宫中舞会上面了。我的梦想是进大学去学习，再过学生生活。

然而父亲的野心和我的理想完全不同，如果我要实行我的理想，便只得和我的父亲完全决裂，单靠自己教家课来维持生活。成千俄国大学生都是这样生活的，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怕。可是我怎样走出这种生活最初的几步呢？在几个星期以后，我便要离开学校，购买自己的衣服，寻找自己的住处；而事实上，我明白我自己想找一点现钱来开始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便把进大学的念头打消了。最近我常常想去进炮兵学院，这样我又可免掉两年的军队生活的杂务；在那里，除了学习军事科学外，我还能研究数学与物理学。然而那时候，反动之风已经吹起，各军事学院的学生在前一年的冬季里被人当作小学生一般看待，有两个学院的学生起来反抗，结果其中一个学院的学生全体退学。

我的思想渐渐转到了西伯利亚。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一带最近被俄国吞并了。我已经读过关于这条东方的密西西比河、它所贯流的山脉以及它的支流乌苏里江畔的亚热带植被……的一切记载，我的思想更进到洪堡[54]所描写的热带地方以及我喜读的利特尔[55]的伟大的通论了。再者，我推想在西伯利亚有很大的地盘来应用那些已经实现或者即将实现的伟大改革：在那里工作的人一定很少，我可以完全依着自己的意向活动。不过我因此不得不和亚历山大哥哥分离，这是很不幸的事；然而他在最近的风潮之后已经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大学了。我想过一两年，我们两人总有办法走到一起的。我的猜想后来果然成了事实。

剩下的只是去哪一个阿穆尔地区的团队这一选择。乌苏里是最使我憧憬的地方；然而，唉！在乌苏里河流域只驻扎着一个哥萨克步兵团队。不骑马的哥萨克兵——这对我太煞风景了，我毕竟还只是个少年。所以我便决定加入阿穆尔的哥萨克骑兵队。

我把这个决定记在名单上面，这使得所有的同学都吃了一惊。他们都说：“这太远了”；而我的友人道洛夫却翻开《军官便览》高声读道：“军服——黑色，红领，无领章；毛帽——用犬毛或他种野兽之毛制成；军裤——灰色。”所有在场的人听了都为之大惊失色。

“只消看一看那军服罢！不，还有那帽子！——不过戴一顶狼皮或熊皮的帽子也还可以！可是想一想那军裤！灰色的，像一个辎重兵！”道洛夫念完便叫起来，这时候众人的惊恐已经达到了顶点。

我勉强和他们开了一阵玩笑，过后便把名单给上尉送去了。

上尉也叫起来：“克鲁泡特金老爱开玩笑！我不是告诉过你这张名单今天一定要送到大公那里吗？”

我好不容易才让他相信这确实是我的本意。

然而第二天，我看见了克拉沙夫斯基对这个决定的态度的时候，我几乎要把我的决定放弃了。他以前满心希望我会入大学，为了这个目的特地教我读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不敢把我不能入大学的真正原因告诉他，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把实情向他说了，他一定会把他所有的一点儿钱分给我用。

我的父亲又从莫斯科打电报给校长，说他禁止我去西伯利亚；这件事又报告到全国军事学校总监大公那里去了。我被叫到大公的助理面前，谈论阿穆尔河的植被与诸如此类的事，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说出我愿意进大学然而没有钱进去的话，皇室中一定会有人出钱津贴我——这是我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

这一切会落个什么结果是很难说的，然而一件意外的大事（圣彼得堡的大火）间接地把我的这些难题解决了。

在复活主日后的星期一，即圣灵节（这一天是在那一年的旧历5月26日），阿卜拉辛大院内起了大火。这大院面积极大，占地将近半平方英里，院内全是些小商店，都是些小木屋，售卖各种各类的旧货。旧家具、旧铺盖、旧衣服和旧书，这些货色从城内各处聚集到这里，堆积在这些小屋内，也堆积在小屋中间的过道里，甚至堆积在屋顶上。这一大堆易燃物品后面便是内务部，和该部的档案室，所有关于农奴解放的文件都保存在这档案室里。在这大院前面有一排石头建筑的商店，对面就是国家银行。在阿卜拉辛大院和侍从学校的一翼之间有一条窄巷，这巷子的旁边也有一排石头建筑的商店；侍从学校一翼的下层是杂货店和煤油店，楼上便是军官们的寓所。它差不多正对着内务部。在一条运河的对岸，有连片的木材场。在午后四点钟，这些木材场和对河的那一带小木屋几乎同时起火。

如果这一天刮风的话，那么圣彼得堡至少会烧掉一半，国家银行、好几个部、客商市场（在涅瓦大街上的另一个大商场）、侍从学校与国立图书馆都在内。

这天下午，我是在学校里，在一位军官的家中用餐。我们从窗内一见我们的近邻起了火，冒出了最初的黑烟，我们便马上向那出事地点跑去。景象非常吓人。火像一条大蛇似的发出咝咝的响声，一面蜿蜒着向四面八方伸出去，把小木屋包围住了，一下子升上去成了一根大火柱，吐出那发声的舌头又把新的小木屋和里面的东西全烧着了，形成了烟与火的旋风。到了铺被店内烧着的羽毛在空中旋转飞舞的时候，人们便再不能够留在这燃烧着的市场里了。整个一片只得予以放弃。

官厅中人简直完全丧失了头脑，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当时在圣彼得堡并没有一架蒸汽的救火机，还是工人们提议从离首都二十英里远、靠铁道的科尔平诺铁工厂里运一架来。救火机运到火车站的时候，还是由人民自己动手把它拖到火场。它的四根皮带中有一根不知被谁弄坏了，其余的三根便向着内务部射水。

大公们来了又走了。在晚上很迟的时候，国家银行已经脱了险，这时沙皇才到场。他说侍从学校现今是救火的关键，无论如何非保全它不可。这事众人早已知道了。如果侍从学校着了火，那么国立图书馆和涅瓦大街的一半都会成为灰烬——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使足力气阻止火势一路蔓延的是群众。有一段时光国家银行非常危急。对面商店里搬出来的货物完全抛在沙多瓦亚街上，像山一般堆在国家银行的左侧墙边。遍街抛着的东西不停地着火。然而群众在难以忍受的烘烤之中尽力阻止火势再延烧到对面的一大堆货物。他们看见当场连一架救火机也没有，便痛骂所有当局者。“国家银行和孤儿院快要着火了，他们还在内务部干什么呢？他们都发昏了！”“警察总监在哪儿？为什么不能派一支消防队到国家银行来呢？”这就是群众的意见。

我认识警察总监安年科夫将军，因为我在我们学校的副监督的家里和他见过一两面，他那时是和他的兄弟（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同去的。我便自告奋勇去找他。我果然把他找着了，他无目的地在一条街上走；我把情形向他报告后，他居然叫我，一个孩子，去传令把内务部那里的消防队调一支到国家银行去——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自然我便高声说，那些人决不会听我的话，我要求他给我一纸命令。然而安年科夫将军的身边却没有（也许是故意说没有）一张纸条，所以我就把我们学校中的军官约了一个，要他和我同去传达命令。L.L.戈斯和我两人到底把消防队的一个队长说服了，他答应把他的一队人调到国家银行去。这个队长一面咒骂着全世界，咒骂着他的长官们。

内务部本身并不曾着火；延烧着的乃是内务部的档案室，我们这班孩子（大半都是军官学校和侍从学校的学生）和许多内务部的职员们从这正烧着的建筑中把一束一束的文件搬了出来，堆在马车里。往往有一束落下来，被风把一页一页的纸张吹得散落在广场上。从这弥漫的烟雾里，我们还可以看见运河对岸的木材场内窜起了一股熊熊大火。

在侍从学校与阿卜拉辛大院中间的那一条窄巷里情形非常悲惨。那里的一带店铺里放满了硫磺、煤油、松节油之类的引火物，爆炸声中，吐出各种颜色的巨大火舌，舐着那对面侍从学校一翼的屋顶。屋顶下面的方柱和窗户已经开始冒烟了。本校的学生和几个军官学校学生把屋里的东西搬走以后，便弄了一架小的救火机来射水，时射时歇，歇的时间很长。原来水来自很远的地方的旧水桶里，而水桶中的水又是一瓢一瓢地盛满的。几个站在烧热的屋顶上面的救火员不断地撕心裂肺地叫：“水！水！”这样的哀叫，我实在不能够再听下去了，我便跑到沙多瓦亚街去，用强力迫使警察消防队的一个管水桶的队员到我们学校的院子里来，给我们的水龙供水。然而当我还想再这样来一次的时候，那个管水桶的队员却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如果我听从了你的话，我便会受军法审判的。”我的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催促我：“快去找一个人——警察总监也好，大公也好，无论谁都可以——向他说，如果再不供水给我们，我们便不得不让学校烧光了。”有人还说：“我们应不应该去报告校长呢？”——“管他们干什么！打起灯笼也不会找到他们。去，你自己干罢。”

我又去找安年科夫将军，找了许久，最后才听见人说他一定在国家银行的院子里。我到了那里，看见几个军官围着一位将军，我认得那是圣彼得堡总督苏瓦洛夫亲王。然而大门锁住了，站在门口的一个银行职员不肯放我进去。我坚持要进，并加以威吓，终于他放我进去了。我一直向着苏瓦洛夫亲王走去，他正靠在他的侍从武官的肩上写一张字条。

我向他把当时的情形报告了以后，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派你来的？”“没有人派我——我的同学们要我来的，”我这样回答。“你说侍从学校快要着火了？”“是。”他马上出发，在街上随便抓了一个空帽盒盖在头上，挡一点从那些燃烧的店铺里发出的炙人的热气，便向巷子飞跑。空水桶、干草、木箱这类东西布满了一条巷子。一边是火焰包围着的煤油店，另一边是侍从学校，它的窗格和方柱已经焦了。苏瓦洛夫亲王当机立断，他向我说：“在你们学校的花园里有一中队步兵，你带一小队兵立刻去清除巷子里的东西。同时马上会有一根水龙皮带接到这里来。你守着它不要使它停顿。我把这事托给你个人。

要把校园里的兵士调出来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已经把桶里和箱里的东西吃喝光了，衣袋中满装着咖啡，帽子里藏着圆锥形的砂糖，他们正在树荫下面嗑着硬壳果，享受那温暖的夜之乐趣。不等到有个长官前来干涉是不会有人肯动一动的。

到底巷子里的东西清除了，皮带也不住地射水。同学们非常高兴，我们每二十分钟换一次班，在那种几乎不能忍受的热气之下抬着皮带向着火的地方喷水。

到了早晨三四点钟，火域显然被限制住了；延烧到侍从学校的危险消除了。我们在一所这时还不曾关门的小客店里喝了五六杯茶止了渴以后，便回到学校里，人疲倦得要死，在学校病院中见了空床倒下便睡。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还早，便跑去看火场。在回学校的时候，我遇见了米哈伊尔大公，我便随着他去巡视，因为这是我的职务。那班侍从们，面孔被烟熏得非常之黑，眼皮红肿，有的连头发也被烧焦了，他们从枕上抬起头来，我几乎认不得他们了。然而他们却很骄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但不曾袖手旁观，而且干得和别人一样辛苦。

和大公的会见解决了我的难题。他问我为什么异想天开地要到阿穆尔河去——是那里有我的朋友吗？再不然，我认得西伯利亚的总督？我告诉他说，我并没有一个亲戚在西伯利亚，那里也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他听了不禁叫道：“那么，你怎样去呢？他们会把你派到一个孤零零的哥萨克村落里。你在那里能做什么呢？最好还是由我写信把你推荐给那里的总督罢。”

大公既然这样答应，我相信我的父亲的反对一定会打消了，——事实上果然如此。我可以自由地去西伯利亚啦。

这一次的大火不仅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上，而且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显而易见，这场火灾不是偶然事件。复活主日与圣灵日乃是俄国的大节日，那时节在集市里除了几个看守人外便没有别的人。何况阿卜拉辛大院与对河的木材场同时起火，而圣彼得堡的大火之后，又继之以几个省城中的火灾。显然有人在纵火，然而纵火的人是谁呢？这至今还是一个疑问。

有一个变节的立宪党人加特科夫因为和赫尔岑，特别是巴枯宁有私仇（他和巴枯宁决斗过一次），就在火灾后第二天宣称，放火的是波兰人和俄国革命党人：这种看法居然流行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波兰人当时正准备发动革命（在第二年1月，革命便爆发了），秘密的革命政府和伦敦的俄国亡命者结了盟，在圣彼得堡政府的中枢部门也有他们的人。火灾以后不多几时，波兰总督吕德尔斯就受一个俄国军官的枪击。康士坦丁继任为波兰总督（据说这次任命之用意在使波兰成为康士坦丁的独立王国），但马上在6月26日康士坦丁又遭枪击。亲俄的波兰联合党的领袖威利波耳斯基侯爵在8月里曾遭到几次同样的狙击。拿破仑三世答应波兰人用武力干涉来支持他们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一般窄狭的军人的观点判断，自然可以把破坏俄国国家银行与好几个部，在首都引起恐慌等等举动看作一个作战的好理由。然而谁也找不出一星半点证据来证实这种假设。

在另一方面，俄国的各进步党派看出：从此以后，对亚历山大二世发动改革的主动性不能够再存一点希望了，他分明一天天地落入反动的阵营中。凡是有先见之明的人都会明白：在纳付土地赎金的条件下的农奴解放只不过使农奴陷于肯定的毁灭境地。5月中在圣彼得堡便出现了革命的宣言，号召人民与军队起来全面反叛，要求知识阶层坚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许会有几个革命党人把使政府机关解体一项列入他们的计划之中。

最后，农奴解放的不明确性在农民中引起许多骚动；俄国农民本来占着所有俄国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在俄国历史上，每逢开始有了骚动，必有许多恐吓纵火的匿名信件，最后导致纵火事件发生。

革命阵营中也许会有几个人想到放火烧掉阿卜拉辛大院的事，然而火灾后马上在俄国与波兰各处发生的大批的逮捕，以及最严密的调查都不曾得着一星半点的证据，足以证实这种猜想。只要这类东西被发现了，反动派必然会尽量利用。何况此后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其中找不出一点可以支持这种猜疑的暗示来。

恰恰相反，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几个城市（尤其是萨拉托夫）发生了同样的大火之后，沙皇特派的调查专员兹达洛夫（元老院议员）回京时坚决相信萨拉托夫的大火是反动派放的。反动派中大多相信用这种方法可以使亚历山大二世推迟农奴解放之最后实行期（应该在1863年2月19日）。他们知道他的性格的弱点，在圣彼得堡的大火之后，他们马上开始了猛烈的运动，以求推迟解放实行期与修正解放令的实际应用。据可信的司法界消息，元老院议员兹达洛夫归来时确实携有证明萨拉托夫反动派犯罪之有力证据；然而他死于中途，他的皮包突然遗失，从此便不曾找到。

尽管如此，阿卜拉辛的大火产生了最最可悲的后果。自此以后，亚历山大二世便投降反动派了，尤其糟糕的是，那素来足以左右政府的圣彼得堡（尤其是莫斯科）的上流社会的舆论突然抛掉了自由主义的假面，转而攻击改革派：不仅激进的改革派，便是温和的改革派也为它所仇视了。大火后不多几天，我在星期日到我的做沙皇侍从武官的堂兄家里去，从前在那里，我常常听到一些禁卫军骑兵队的军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表同情；我的堂兄自己在此时以前还是《现代人》（激进的改革派的机关杂志）的热心读者。这一次，我却看见他拿了几期《现代人》放在我面前的那张桌子上，对我说：“好，从今以后，我决不再读这种煽动性（与“纵火”一词同义）的东西了，受够啦！”——这几句话代表了“全圣彼得堡”的舆论。

改革的事不便谈论了。反动的精神弥漫于全部空气中。《现代人》与其他同类的杂志被禁止了；任何形式的星期日学校都被封闭了。政府开始了成批的逮捕。首都实行戒严。

两个星期以后，在6月13日（新历6月25日），侍从学校和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盼望了许久的事终于到了。沙皇给了我们一次关于各种操练的军事考试；在这次考试中，我们指挥着几个中队，我骑着马在大队的前面往来。我们这一级毕业生就被升任为军官了。

检阅完毕以后，亚历山大二世高声叫道：“新任的军官到我这里来！”我们便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依然坐在马上。

这时候，我又看到了他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面目。这个人，在下一年的波兰叛乱中便要成为一个渴血的报复心切的镇压叛乱者。如今在他对我们的演说中，从头到脚暴露在我的眼前。

他开始用安静的声调说：“我祝贺你们：你们是军官了。”他又说到军人的义务与忠诚，这是他在这种情形下演说的老调。“然而如果你们里面有什么人，”他继续往下说，他清楚地高声一词一词地叫出来，他的脸上突然现出了怒容，——“如果你们里面有什么人——但愿上帝保佑，你们中不会有！——在任何情况之下证明有不忠于沙皇、皇位及祖国的行为——注意我所说的话——他将依法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决无丝毫的宽—赦！”

他的声音嘶哑了。他的面容怒气冲冲，充满着一种盲目的愤怒的表情（在我的童年时代，每当地主们拿“用棍子剥你们的皮”的话来威吓他们的农奴时，我就在他们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他凶猛地踢他的马，跑出了我们的圈子。第二天，6月14日早晨，便有三个军官被他下令在波兰的莫得林城枪毙了，一个名叫苏尔的士兵死于笞刑之下。

在我们回学校的归途中，我自语道：“反动，全速的开倒车。”

我在离开圣彼得堡以前还见过亚历山大二世一次。在我们受职后不几天，所有的新任军官都要齐集在宫里参见沙皇。我的那套不入流的军服，和那条引人注目的灰色军裤惹起了众人的注意，时时刻刻都有各级的军官过来问我穿的是何种制服，我不得不一一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阿穆尔哥萨克团队乃是俄国陆军中最近编制的团队，我差不多站在几百个参见的军官的末端。亚历山大二世找到了我，问道：“那么，你要到西伯利亚去了？你的父亲终究同意了？”我回答说是。他又问：“你不怕走那么远吗？”我热烈地回答道：“不，我要工作。在西伯利亚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实施现今正在开始的伟大改革。”他直望着我，沉思了一会；后来便说：“好，去罢；一个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有益的人。”他露出一种极其疲倦的表情，一种彻底投降的表情，我不禁马上想道：“这是一个耗完了元气的人；他预备放弃一切了。”

圣彼得堡带着一种凄惨的样子。士兵们在街上列队行进，哥萨克巡逻队骑马在宫殿四周转，要塞里充满了囚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见着这同样的事情——反动的胜利。我毫无遗憾地离开了圣彼得堡。

我每天都到哥萨克总部催促他们发给我证件，等到一切都预备妥当的时候，我马上赶到莫斯科去会我的哥哥亚历山大了。

第三章 西伯利亚

一

西伯利亚——外贝加里亚之改革事业——波兰革命——波兰革命之失败及其悲惨的结果——佐治·克南

在西伯利亚度过的五年岁月使我得以完全认识了生活与人性。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站在社会的最上层的人和在最下层里浑浑噩噩度日的人——流浪汉以及所谓无可救药的罪犯。我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我有更多的机会看出：纵使官府有着最良好的动机，它能给予农民的是多么的少。还有，我在这几年中搭大车、轮船、木船，尤以骑马的时候居多，共走了五万多英里路；这样大范围的旅行在增进我的健康上实有惊人的效果。这些旅行还教我明白一个人只要走出那世俗文明的迷境，他的真正需要是多么的小。几磅面包、几两茶叶放在皮袋里，一只锅，一把斧头挂在马鞍旁，一张绒毯放在马鞍下。到了晚间便砍下杉枝铺在地上做床，再把那张绒毯放在上面，然后拾些树枝树叶生起火来。这时候，虽置身在林木茂密或积雪皑皑的陌生的群山中，一个人也会有不可思议的独立之感。倘使要把我的生涯中的这一部分描写起来，可以写成一本书，然而在这里我只能略略一提，因为以后要说的事情太多了。

在欧洲，一般人都以为西伯利亚是一个只有流放人居住的冰天雪地，甚至许多俄国人也是这样想，其实并非如此。西伯利亚南部的天然物产之丰富，和加拿大南部相同，而且这两者外表相似之处也极多。在西伯利亚，除了有五十万的土著外，还有四百万以上的俄国人。西西伯利亚的南部和莫斯科以北的各省一样，是纯粹俄国的。

在1862年，西伯利亚高级行政机关的进步与开明，远比俄国本部各省为优。一个非常的人物（就是那个把阿穆尔河一带地方吞并给俄国的N.N.穆拉维约夫伯爵），做了几年的东西伯利亚总督。他是一个十分聪明活跃、极其友善，而且热心为祖国尽力的人。和所有政府派的活动家一样，他在内心深处也是一个专制者；不过他抱着进步的思想，而且民主的共和主义还不能使他完全满意。他在很大程度上撤除了那些只想在西伯利亚刮地皮的旧官僚，另外搜罗了一批有着同样伟大抱负的英俊诚实的青年。在他自己的书斋里，一群青年军官在讨论有无可能建立一个西伯利亚合众国，与远隔太平洋的美利坚合众国联合。流放人巴枯宁也在其中，他在1861年秋天逃出西伯利亚。

我到了东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次克的时候，我在圣彼得堡看见正在兴起的反动潮流还不曾达到这等僻远之地。青年总督科尔沙夫刚刚接替了穆拉维约夫的职务，他对我非常欢迎，他向我说，他高兴有一批自由思想的人在他的周围。参谋长古概尔也是一个青年将军，还不到三十五岁，我便做了他的侍从武官。他和我第一次会面时就马上把我邀请到他家中的一间房里去，在那里，除了陈列着俄国最好的杂志外，还有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革命书报全部。我们不久就成了知己朋友。

古概尔将军那时暂行代理着外贝加里亚省长的职务，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便渡过美丽的贝加尔湖东进，到了本省省城赤塔。一到那里，我马上就专心一意地抓紧时间致力于当时正在讨论的大改革。圣彼得堡的各部曾通令各地方当局，要他们制订出本省行政机关、警察组织、法庭、监狱、流放制度以及村镇自治等等的彻底改革的计划——而且要完全以沙皇的宣言中所定的广泛自由主义为基础。

古概尔得着聪明实际的佩达申科上校和几个抱负不凡的文职官吏的辅佐，整天不休息地工作，时常工作到深夜。我担任着两个委员会（监狱与流放制度改革委员会及城镇自治设计委员会）的书记。我便以十九岁青年的全部热诚来工作。我读了很多关于此等制度在俄国的历史发展以及在外国的现状的书籍，内务部与司法部就曾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优秀书报。然而我们在外贝加里亚所做的决不单是理论工作。我和那批深知真实需要和本地的可能性的讲究实际的人先讨论出一个大纲，然后再讨论每一细则，为了这个目的，我会见了不少省城里和城镇里的人。然后我把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拿去和古概尔、佩达申科他们再讨论一次；当我把此等结果拟成草案后，再交委员会逐点细细推敲。

此等委员会之一，即城镇自治委员会，是由赤塔的全体市民选出的委员组成的，而其选举之自由与美国无异。总之，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便是在今天，在许多年以后回顾起来，我也还能带着充分的确信说，如果政府赋予村镇以我们当初所拟定的那种适度的自治的话，西伯利亚的各村镇将和现在大不相同。然而一切努力全归无效，这在后面我就要说到。

此外，还有不少临时的事务。为了维持慈善事业的款项须得筹集；为了地方农业展览会用的本省经济概况应该写成；某些重要的调查须得进行。古概尔有时会对我说：“我们是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亲爱的朋友，努力工作罢；不要忘记你是所有现在的以及将来的委员会的书记。”我听了这样的话便加倍努力地工作。

我只举出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在我们这一个省里，有一个“镇长”（其实不过是一个有着广泛而不明确的权力的警官而已），这个人实是全省之污点。他掠夺农民、滥用笞刑、甚至违背俄国法律，鞭笞妇女；一件刑事案子落到他手里，一搁就是数月，同时，被告长期囚在狱里候审，直到向他行贿才了。古概尔早就要撤他的职，然而总督不赞成，因为他在圣彼得堡有大人物做他的靠山。经过多次踌躇以后，我们才决定由我到那里去作一次实地调查，搜集他罪状的证据。这决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农民被他吓坏了，而且他们深知俄国的一句谚语——“上帝远在天边，你的长官近在眼前”，所以不敢出来作证告发官长，甚至那个受过他鞭打的妇人起初也不敢写一张状词。后来我在那里和农民同住了两个星期，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以后他们才肯把镇长的罪迹一一告诉我。我搜集了足以致命的证据，镇长才被撤了职。除了这一害，我们庆祝了一番。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过了几个月，我们知道那个人反而在堪察加做了更高的官。在那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劫掠土著居民，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几年以后他回到圣彼得堡时，已经成了富翁。他现在偶尔在反动派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人们可以想见，文章充满了“爱国”热忱！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反动的潮流当时还不曾到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犯依然受着极宽大的待遇，如在穆拉维约夫的时代一样。1861年，诗人米哈伊洛夫因发布革命宣言被判处苦役，发配去西伯利亚，他所经过的第一个省城托波尔斯克的省长曾设宴为之洗尘，本城官吏全体出席。到了外贝加里亚，当局并不要他去作苦工，公然允许他住在一个小矿山村的监狱病院里。他的身体异常衰弱（他患肺病将死，几个月后果然死了）。古概尔将军有一个兄弟是矿山技师，那时候正从皇室那里租了金矿来自行开采，古概尔允准米哈伊洛夫住在他的兄弟家里。这件事在全西伯利亚差不多成了公开的秘密。然而有一天，我们得到了伊尔库次克来的消息，说因为有人在政府那里告了密，所以一位宪兵队（即政治警察）的将军便出发到赤塔来严查此事。这消息是由总督的一个侍从武官带来的。我星夜起程去警告米哈伊洛夫，要他马上搬回监狱病院，而宪兵队的那位将军一到赤塔便被古概尔留住。这位先生看见自己每晚在古概尔家中打牌，总是大赢特赢，便不肯牺牲这愉快的辰光去作长途旅行，到当时气候在冰点以下十几度的矿山去，最后他回到了伊尔库次克，非常满意这一次有钱可赚的使命。

然而暴风雨还是一天天地逼近了。在波兰暴动爆发后不久，暴风雨就把我们所有的努力一扫而光。

1863年1月，波兰人起来反抗俄国的统治了。暴动的队伍在各处成立，于是战争继之而起，达整整十八个月之久。伦敦的俄国亡命者曾恳求波兰革命委员会延期举事。他们已经预见到俄国政府将粉碎这次暴动，从此俄国本土内的种种改革也将随之而完结。然而延期已不可能。1861年，华沙的民族主义示威运动遭到镇压以及其后无缘无故的残酷的处决，激怒了波兰人。大势已经无可挽回。

这时候，波兰独立运动很得俄国人的同情。那些革命党人自然不用说了；便是圣彼得堡社会中较为温和的分子也以为，而且公然地说，俄国与其压制波兰使它成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属地，不如让它独立，做一个亲善的邻邦更为得策。波兰的国民性发展得太厉害了，它决不会把国民性丢掉的，它有它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艺术，自己的工业，而且将来也依然会有。俄国只能用暴力和压迫来使波兰做它的奴隶。这种情形当然助长了俄国国内的压迫——在将来必然也是如此。便是和平的斯拉夫派也有着这种见解；当我还在学校中的时候，圣彼得堡社会对于斯拉夫派文人伊凡·阿克沙科夫当时大胆在他的报纸《日报》上发表的“梦”，就极表赞成。他的“梦”乃是俄国军队从波兰撤退；他论述了撤兵后的种种好处。

1863年，波兰革命爆发的时候，好几个俄国军官居然拒绝进攻波兰人，另有一些人公然参加革命军，死在绞刑台或战场上。俄国各地都有人为波兰革命募捐，在西伯利亚竟明目张胆地筹款；在俄国各大学里，一般的大学生将那些要去投革命军的同学装备起来。

然而在这种全国沸腾之中，忽然有一个消息传遍全俄说，1月10日的夜里，暴动者的队伍袭击驻扎在村里的士兵，他们来不及起床就被屠杀了。虽然在前一天，俄国军队和波兰人的关系似乎还十分友好。自然，这个报告不免言过其实。但不幸的是其中有真实的成份，它给俄国人的印象是极为糟糕的。这两个起源如此之近，而国民性的差别又如此之大的民族间的老仇恨又抬头了。

后来这种恶感又逐渐消失了一点，始终是勇敢的波兰人的壮烈的奋战，以及他们用以抵抗强敌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博得了许多人对这英勇的民族之同情。然而俄国人又知道波兰革命委员会在它的恢复旧国境，重建波兰的要求中把小俄罗斯即乌克兰各省包括在内，而乌克兰的相信希腊正教的居民却深恨波兰的统治者；在最近三百年间，曾几次起来把波兰统治者大批地屠杀。此外，拿破仑三世与英国开始威吓俄国说要发动一次新的战争，其实这种威吓对于波兰人的害处之大，超过上述的总和。俄国的激进派也不满意波兰革命政府中纯粹民族主义派的得势。革命政府毫不打算把土地给与农民。这是一个大的失策。俄国政府正好利用这一失策来表示自己是保护农民以抵抗波兰地主的。

当波兰革命爆发的时候，在俄国一般人都相信这次革命必带有一种民主的、共和的色彩；基于广泛民主的农奴解放必是那为争取祖国独立而战的革命政府要办的第一件事。

1861年在圣彼得堡制定的解放令，给了波兰革命政府采取同一行动以大好机会。农奴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要到1863年2月19日才告终结。此后，在解放的农奴应得分配土地之大小与所处地段这一问题上，要使地主与农奴达成协议是一个极其迟缓的过程。农奴每年缴纳的法定土地赎金高得不成比例。但是农民为了他们的住所还得纳一笔附加费，法律上只定了附加费的最高额——当初大家以为地主也许会被说服放弃这笔附加款的全部或部分。至于所谓土地“赎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把全部价款用公债票偿付与地主，而获地的农民在49年以内，每年纳总额的6% 作为年赋与利息），这种赎金之缴纳不仅是过量的，足使农民破产，并且赎金之期限也不曾确定。这全由地主任意决定，常有在农奴解放二十年以后还不曾达成赎金之偿付如何安排的协议。

有鉴于此，一个革命政府本有很好的机会来大大修正俄国法律。它必然会给农奴以更好的，更加确定的解放的条件，以完成这一为农奴谋福利的正义行动。在波兰，农奴的境遇也和在俄国的一样悲惨，有时候甚至比在俄国的更坏。然而革命政府并不做这种事情。纯粹民族主义派和贵族派在这运动中得了势，因此这个最关紧要的问题就被人冷落了。这使得俄国政府容易把农民拉到它那一边去。

亚历山大二世派遣尼可拉·米鲁丁到波兰去实行他打算在俄国实行的农奴解放的时候，他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个弱点。他向米鲁丁说：“去罢，去实行你反对波兰贵族的红色的纲领罢”；米鲁丁果然同契尔卡基亲王和其他许多人到波兰去全力以赴地把土地从贵族那里没收了来，分配给农民。

我有一次遇见了当时随同米鲁丁与契尔卡斯基亲王到波兰去的俄国官吏中的一人。他向我说：“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我惯用的方法便是去到一个村里召集农民会议。我说：‘首先请告诉我哪一块是你们现在所有的土地？’他们便会指给我看。我又问：‘你们所有的土地就只有这一点吗？’他们便齐声答道：‘当然不是。许多年以前这些草地都是我们的；这树林也曾经一度为我们所有；这些田地也曾是属于我们的。’我让他们继续说完，然后又问：‘你们中间有谁能够发誓证明这块或那块田地曾一度为你们所有呢？’自然没有一个人走出来——日子太久了。到后来，一个老头儿被人推出来，其余的人便说：‘他全都晓得，他能够发誓证明的。’于是这老头儿就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讲他在青年时代所看见的或者从父亲那里所听到的一切，但我不等他说完，便截断了他的话头，我说：‘请你发誓告诉我，据你所知道的哪些土地从前为‘格米纳’（村社）所有，那么从今天起就依然归你们大家公有。’等他发了誓以后（我们尽可以从引伸的意义上去相信这些誓言），我便写下字据，向他们全体宣称：‘如今这块土地归你们所有。你们对你们的旧地主并不再担负任何义务；你们不过是他们的邻人。现在你们的唯一义务就是每年纳若干租税给政府，至于你们的住所随土地为你们所有，不要一点赎金。’”

这种政策对于农民的效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的一个堂兄彼得·尼可拉维奇·克鲁泡特金（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做侍从武官的堂兄的胞兄弟），当时随着他的禁卫军枪骑兵团队在波兰或立陶宛。革命的形势非常严重，甚至禁卫军各团队也从圣彼得堡被派到前线去了；如今我们才知道当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被派到立陶宛，他去向皇后玛丽辞行的时候，皇后曾向他说：“至少把立陶宛给俄国保住罢！”波兰已经被认为是失掉的了。

我的堂兄对我说：“革命党的武装队伍控制着乡间，我们没有力量击败他们，甚至找不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小股时时来袭击我们的小分队。他们非常善战，又熟悉地理，而且得着本地居民的帮助，所以他们每每在小冲突中获胜。因此我们不得不以大部队行动。我们常常走过一个地区，穿过树林，却找不到一点敌军的踪迹，可是我们刚刚转身回去。又听说他们在我们后面出现了；我们知道他们在乡间征收一种爱国税；如果有一个农民给我们军队效了一点劳，那么这个人就会被革命军吊死在一株树上。这样地相持了好几个月，毫无进展，等到米鲁丁与契尔卡斯基来解放了农民，把土地分给他们以后，形势完全变了。农民站到了我们一边；他们帮助我们搜索到小股的敌军，暴动终于完结了。”

我常常和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人谈到这件事，他们中间也有人明白当时的这个大错。一次革命一开头必须是为那班“被践踏的与被压迫的”谋福利的正义行动，而不是空言许诺将来做这样的事，不然革命必归失败。不幸，革命领袖们常常专心一意地想到战术上去了，竟忘掉这件大事。如果革命党人不能使群众相信一个新纪元已经为他们而开始出现，那么他们的企图必败无疑。

这次革命给波兰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这是属于历史的范围，我便不说了。究竟有多少千人死于战场，多少千人死在绞刑架上，多少万人被流放在俄国本部与西伯利亚各地——至今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然而便是几年前俄国政府正式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表明，单在立陶宛各省（还不用说波兰本部），那个残暴的密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俄国政府最近刚刚给他在维尔诺树了一个铜像）一共下令绞杀了128个波兰人，流放了男女9423人到俄国本部和西伯利亚去。根据在俄国发表的公报，我们知道从波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共有男女18672人，其中有10407人被送到东西伯利亚。我记得东西伯利亚总督所告诉我的也是这个数目，送到他的管辖地内的流放人和苦役犯约有11000人。我在那里见过他们，目击着他们的受苦。总之，合并起来，至少有六七万人被俄国政府从他们波兰的故乡生生地赶出来，流放到俄国各地，到乌拉尔，到高加索，到西伯利亚。

对俄国来说，后果也同样是灾难性的。波兰的革命明确无误地标志着俄国政府改革时期的终结。诚然，地方自治法与法院改革这两道法令在1864年与1866年中公布了；然而这两道法令是在1862年就早准备好了的，而且到了最后一刻，亚历山大二世还采用了瓦鲁也夫的反动派所拟的自治法草案来抵制尼可拉·米鲁丁拟的草案；在这两大改革法令公布以后，又制定了许多附则来减小改革本身的重要性，在有些地方甚至实际上把它们抵消了。

最坏的是舆论本身也进一步开倒车了。拥护农奴制度一派的首领加特科夫便成了当时的英雄，他如今以一个俄罗斯“爱国者”的身份出现，率领起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都的上流社会的大部分向后开步走。自此以后，谁敢提到改革，谁就会马上被加特科夫目为“俄国的卖国贼”了。

反动的潮流不久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僻远的省份。3月里的一天，忽然有一个专使从伊尔库次克送来一纸公文：命令古概尔将军马上离职赴伊尔库次克待命，并不许他回任参谋长之原职。

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甚至身为古概尔的好友的总督也不敢斗胆在这神秘的命令上加添一个字。难道这就是说，古概尔会被两名宪兵押送到圣彼得堡，幽禁在那大石棺彼得-保罗要塞里吗？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政府的本意就是如此；如果不是那位“阿穆尔的征服者”尼可拉·穆拉维约夫伯爵亲自去哀求沙皇赦免古概尔，那么古概尔恐怕早已憔悴呻吟在“俄国的巴士底狱”里了。

我们给古概尔及其可爱的家人送别，真像是送葬一般。我的心非常沉重。别了他，我不仅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友人，而且我还觉得一个充满着多年的希望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充满着幻想的”）整个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果然如此。新任的省长来了，他是一个抱定“息事宁人主义”的好人。我明白再也不能迟疑片刻了，便重新鼓足勇气、加倍勤奋地完成了改革流放制度与村镇自治的两大草案。省长按照手续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最后也终于在草案上签了名，把它们送到总部去。然而在圣彼得堡，改革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我们的计划和几百份从俄国各地来的类似草案至今依然埋葬在那里。几个“改良”监狱建筑起来了，为的是在监狱会议上好让外国的名流来参观，其实这些“改良”监狱有时比不改良的旧监狱还更可怕；至于所有别的监狱以及流放制度之全部，乔治·凯南[56]在1886年所看见的情况，正和我在1862年所见的相同。只有在现今，过了36年以后，在西伯利亚才有所谓改良的法庭和一种地方自治制。不久以前（在1897年）才又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流放制度。

凯南从西伯利亚回到伦敦的次日，他设法找到了斯捷普尼亚克[57]、柴可夫斯基、我和另一个俄国亡命者。凯南住在查灵克罗斯附近一家小旅馆内，这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便在他的房间里聚会。这时候我们和他第一次见面，而且对完全不懂俄国话居然大胆去调查西伯利亚监狱详情的英国人，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信任，所以我们便提出许多难题来考问他。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俄国话，而且关于西伯利亚的一切值得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政治流放人都是我们几个人所认识的，我们便不断地问凯南：“某某人在哪里？他结了婚吗？他婚后幸福吗？他还保持着勇气吗？”他们里面的每个人的近况，凯南都知道得异常清楚，这使我们十分满意。

询问完毕以后，我们预备走了，我忽然问道：“凯南先生，你知道赤塔消防队的守望塔建起来了吗？”斯捷普尼亚克望着我，好像在责备我不该和凯南开玩笑似的。然而凯南笑了，我也笑起来。我们一面笑，一面互相问答：“怎么，你知道那事儿？”“你也知道？”“建好了吗？”“建好啦，比实价多一倍！”我们尽管这样说笑下去，斯捷普尼亚克等得不耐烦了，便庄重地插口问道：“你们至少得向我们交代你们在笑些什么。”于是凯南便开始叙述守望塔的故事，这故事他在他的著作中也曾说到，读过那本书的人也该记得罢。原来1859年，赤塔的市民想建一个守望塔，便筹好了款；然而他们的估价是应该送到圣彼得堡去，经政府批准的。他们的估价在内务部里搁了两年才回来。但那时候在日趋发展的赤塔城里，木料和人工的价钱都已涨了不少。这是1862年的事，我当时正在赤塔。于是他们作出了新的估价，再送到圣彼得堡去，这样的故事一再重复，过了整整二十五年。最后赤塔的市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便在他们的估价中较实价多报了一倍。这种荒唐的估价经过了圣彼得堡政府的严格考核后批准了。这就是赤塔市民建守望塔的故事。

人常说，亚历山大二世犯了一个大错，他给了人民以如许多的希望，到后来又不去满足他们，以致促成了自己的灭亡。但是从我们上面讲的故事可以看出，他还犯了更大的错误（小小的赤塔的故事也就是全俄国的故事）。他不仅是给了人民以希望。在一段短时间里，他顺从了他周围的舆论的潮流，他诱使散布在俄国各地的人动手干起来，走出单纯的梦想与希望的境地，接触当时需要的改革。他使他们明白马上就可以做到些什么，而且做起来是多么容易；他使他们牺牲了那些不能立刻实现的理想，只去要求当时可以实行的一切。然而当他们把他们的想法以法律形式具体表现出来，只待他以沙皇的身份签字就可以实现的时候，他却不肯签字了。没有一个反动派敢于大声宣称（而且也不曾大声宣称过）现存的制度（未改良的法庭、地方自治之缺乏，或流放制度）是好的，值得保留的，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然而因为一般人害怕出头做任何事的缘故，现存的一切依然原样存在。在三十五年中凡敢于指出进行改革之必要的人都被当作“可疑人物”；而那些众口一辞承认是“坏的”制度却被允许继续存在，只为的是不要再听到那个可恶的名词“改革”。

二

吞并与殖民阿穆尔河一带——阿穆尔河——暴风——回圣彼得堡的使命

我看出在赤塔再没有改革的事可做了。在这年（即1863年）夏天，便很高兴地接受了去访问阿穆尔的建议。

穆拉维约夫伯爵把阿穆尔河的左岸（即北岸）上沿着太平洋海岸南至彼得大帝湾（海参崴）的一片广大的土地完全并入俄国；他这样做几乎和圣彼得堡当局的本意相反，所以不曾得着他们的多大助力。当他有了这大胆的计划要占领近两百年来西伯利亚人所时刻垂涎的阿穆尔河流域这南方沃野时，当他在日本即将向欧洲开放国境之际决定替俄国在太平洋沿岸占据一个强固的根据地，以与美国携手时，差不多所有圣彼得堡的人都反对他：陆军部说抽不出军队来；财政部说没有这一笔吞并用的款项；尤其是外交部永远怕惹起“外交纠纷”。因此穆拉维约夫只得自己负起全部责任来干。财政方面，也只靠这人口稀少的东西伯利亚所能供给的微少的经费。而且这一件大事非急办不可，因为西欧外交家肯定会出来反对，但等到“木已成舟”时，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了。

名义上的占领是没有用的。穆拉维约夫的打算是使阿穆尔河及其南方支流乌苏里江之全线长二千五百英里的地方变成俄国人的自给的殖民地地带，这样就建立了西伯利亚与太平洋沿岸间正规的交通。这些殖民地需要很多的人，而这是人口稀少的东西伯利亚供给不了的，于是穆拉维约夫不择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把那班刑期已满在皇室矿山为奴的囚犯释放出来，组成外贝加里亚的哥萨克队，其中的一部分在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沿岸一带殖民，成立两个新的哥萨克社团。然后穆拉维约夫又设法释放出一千名苦役犯（大半是强盗杀人犯），叫他们定居在阿穆尔河下游，和自由民一样。他亲自送他们出发，他们临行时，他在河滩上向他们演说：“去罢，我的孩子们，在那里自由地过活，好好种地，使它变成俄国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罢”，等等。原来在俄国，如果一个农民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作苦工，他的妻子便甘愿和丈夫同去；差不多所有俄国农妇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因此，这一批殖民者中许多人都携着妻子同行。那些没有家室的人大着胆子向穆拉维约夫说：“没有妻子，怎么说得上耕种！我们应该先结婚才行。”穆拉维约夫便下令把本地所有的约一百名女苦役犯全体释放，听她们自己在男囚中选择丈夫。然而时间非常急迫；河水已开始往下落，木筏必须立刻出发，所以穆拉维约夫便叫择定的男女一对一对地站在河滩上，祝福他们说：“孩子们，我今天把你们结为夫妇。从今以后，你们应该彼此相亲相爱；做丈夫的不可虐待妻子。祝你们大家幸福！”

在此事发生后六年光景，我见着这批殖民的人。他们的村落很贫苦，他们所殖民的土地是在原始森林底下，需要他们自己动手清理出来；然而就全体来说，他们的殖民不是个失败；而且“穆拉维约夫式的结婚”也和普通的结婚一样幸福。那个出色的聪明人阿穆尔主教因诺圣图斯后又追认了这些婚姻，还承认所生的儿女是合法的，并登录在教会的户籍簿上。

然而拿他送到东西伯利亚去的另一队移民来说，穆拉维约夫就不曾获得大成功。因为缺乏人的缘故，他便拿陆军惩治队中的约两千名士兵来充数。他把他们或编入哥萨克人家庭中作“寄子”，或殖民在各村落的联户人家中。但是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严峻的军纪下过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兵营生活的人，农民的生活当然过不惯，于是“寄子”便离开了他们的寄父，变成城里的游民。他们靠打零工过日子，做一天吃一天，所得的工钱大半花在喝酒上，钱花完了，又像天上的鸟儿似的指望着下一个活儿来挣几文钱。

这种由旧囚犯和“寄子”组成的外贝加里亚哥萨克的乌合之众（都是仓卒甚而偶然地移居在阿穆尔河一带）当然不会兴旺起来，尤其是在阿穆尔河下游与乌苏里江畔。在那一带地方，几乎每一码土地都得从亚热带的原始森林中开垦出来。而7月的季候风所带来的大雨，大规模的洪水，以及数百万候鸟等等继续不断地损毁收成，最后竟使居民全体陷于绝望与麻木的境地。

因此伊尔库次克当局每年便要用船送大量的盐、面粉、腌肉到阿穆尔河下游去，养活那里的常备军和移民。为了这个目的，每年在赤塔造了一百五十只驳船，在春初潮涨的时节便顺流沿音果达、石勒喀、阿穆尔诸河而下。这个船队又分为几小组，每组二三十只船，归几个哥萨克军官和文官来指挥。这班人里面大部分都不十分懂得航行术，然而至少他们不会私自偷窃食物反以遗失呈报——这倒是可以相信的。我被任命为船队司令（让我叫他做）马洛夫斯基少校的助理。

我第一次做航行家的经验却不成功。事情是这样的：我要赶快率领几只木船到阿穆尔河河岸的一个地点去，移交给那里的人。为了这次航行，我便只得在我先前说过的那班“寄子”中间雇人来当船夫。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曾有过一点大河航行的经验，我也一窍不通。在开船的那一天早晨，我还不得不到本地的酒馆里把我的船员召集起来，然而在这么早的时候，他们大半已喝得酩酊大醉了。不把他们推到河里去洗洗澡，便很难使他们清醒过来。开船以后，我又得教他们做每一件应该做的事。还好，在白天，总算还没有出什么事；木船顺着急流下行，我的船员们虽然没有一点经验，但也不想把船向岸上撞去，因为要把船向岸上撞去也得费很大的力气。可是天一晚，情形就糟了。到了天黑，我们照例应把这些重载的木船靠岸，系在那里过夜。然而其中有一只船，在我自己坐的那一只船前面远远地航行着，一口气止不住竟被水冲在千仞绝壁下一个岩礁上面搁浅了。它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而那先前因下雨涨起来的水面却在迅速下落。我手下的十个人显然无法推动它。我便又划船下行到邻村向哥萨克人求援，同时又派人到住在二十多英里以外的我的一个友人，一个哥萨克军官那里去求救，他对于这样的事很有经验。

第二天早晨，一百个男男女女的哥萨克人前来给我帮忙；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有方法使船靠岸，以便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因为绝壁下面的水太深了。当我们努力把船从岩礁上推下来的时候，船底破裂了，河水就自由地流进船中，冲去了船里的盐和面粉。使我大为惊恐的乃是我看见许多小鱼从孔里钻进船来自在地游泳，我茫然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做才好。

遇上这种紧急事故，本来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救急方法。把一袋面粉塞进孔里，这袋面粉不久就会把孔填住了，袋子在孔外的一部分面粉便成了面糊，使河水不能透过面粉流进船里来。可是当时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方法。

万幸在几分钟后，我就看见一只木船向着我们驶来。我当时欢迎这一只笨拙的木船之热诚不下于绝望的爱尔沙公主之欢迎那载着罗安格林来的天鹅小艇。[58]而石勒喀河上的美丽的朝雾更给这种诗情添上不少趣味。来的正是我的朋友哥萨克军官，他从我的信里知道没有人力可以使这只搁浅的船离开岩礁，它算是完了。最要紧的还是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幸好他手边还有一只空船，所以急忙开了来。

于是我们塞住了船底的洞，抽出船里的水，把难船上的货物搬进了新船，把新船和我的船靠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这一次小小的经验对于我倒大有好处，此后不久，我就平安地到了阿穆尔河的目的地，一路上并不曾发生过值得一提的险事。每天晚上，我们把船系在一个崎岖但又较低的岸边，然后不久就在极其美丽的山景中，清澄而湍急的河水旁生起火过夜了。在白天，木船缓缓顺流而下，没有任何轮船上的闹声，我们还不时把一两下那巨大的尾舵，为的是免得船离开了主流——世间恐怕难得有比这更愉快的旅行了。对于一般爱好大自然的人，石勒喀河下游与阿穆尔河上游一带地方确实是全世界罕见的美景之一。在那里，高出水面数千尺，树木丛生的断岩绝壁之间，流着一道美丽、宽广的急流。然而有了这些断岩绝壁却使沿岸的交通非常艰难了。我在这一年秋天，曾亲自自费骑马走过那条羊肠小道，所以我知道这种艰难。在东西伯利亚，一般人都把石勒喀河沿岸将近一百二十英里中间的七个驿站称为“七大罪”[59]，如果要把西伯利亚铁道的这一段修造起来（如果有一天修造的话），费用一定难以想象；一定要比修造加拿大太平洋铁道经过洛基山脉中弗雷泽河峡谷的一段的费用大得多。

我移交了驳船以后，便乘一条往来于阿穆尔河的驿船驶向这河的下游，共行了一千多英里。船尾有间灯房，船头有一个木箱，里面盛满泥土，就在这上面生火做饭。我的船员只有三人。我们必须迅速航行，因此我们整天轮流划桨，到了夜间便任船顺水漂流。我每晚要值班三四点钟，为的是使船永在河心，不让它被吸进支流去。上有一轮满月在天空照耀，下有群山的黑影反映在水波中——这种守望之美妙真难以言语形容。我的桨手是从那些所谓“寄子”里面雇来的，他们这三个游民从前是出名的无可救药的盗贼，而我又携带了沉甸甸一袋钞票、银元、铜板。在西欧，像这样在荒凉的河上旅行，人们一定以为是很危险的；然而在东西伯利亚却不如是。我连一支旧手枪也没有带，而且这三个人在路上还是我的很好的旅伴。只有我们走近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方面名海兰泡）的时候，他们才躁动起来。“在那里，中国烧酒便宜得很”，他们长叹了几声说。“我们一定会犯事的！那酒太便宜了，不常喝它的人马上就会醉的！”我便向他们提议，把他们应得的工资交给一个朋友，那个人会在第一艘轮船开时送他们。“这办法帮不了我们的忙”，他们悲哀地回答。“那酒太便宜了，别人会请我们喝一杯，一杯就够使我们醉倒的！”他们固执地这样说。他们心里真烦躁。几个月以后我再经过那小城时，我才知道这三人里面果然有一个出了事。当他把最后的一双靴子卖掉去买酒喝了以后，他就犯了一件窃案被囚禁起来。后来我的朋友设法救出了他，叫他搭船回去了。

只有那些见过阿穆尔河或者知道密西西比河与扬子江的人才能想象到：阿穆尔河与松花江合流以后成了怎样的一条洋洋大河，而且只有这些人才明白在狂风暴雨的季节，阿穆尔河又怎样涌起滔天的巨浪。7月里，季候风一来，接连下了许多天的雨，松花江、乌苏里江、阿穆尔河便因这大量的雨水而暴涨；几千个柳树丛生的低矮的小岛这时候就被淹没或者竟被水冲去了。在有些地方，河身竟宽到两英里、三英里，甚至五英里之多。河水冲进了许多河侧散处在低地中间的湖泊与支流。当一阵新鲜的风从东方逆流吹来的时候，滔滔巨浪便卷到了主河道以及那些支流。这些巨浪甚至比人们在圣劳伦斯河[60]口所看见的怒涛还要高得多。有时节，从中国海来了一阵飓风刮遍阿穆尔河流域，那么情景还要可怕。

这样的飓风我们曾遇到过。那时候，我正和马洛夫斯基少校同坐在一只有甲板的大船上（我是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遇见他的），他的船上帆篷齐备，所以船能够受风而行；暴风雨初起之时，我们就把船驶到河的避风处一边，在一个小支流中暂时躲避一下。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风势极猛，我冒险在岸上走了几百码，进到邻近的森林里，但我看见周围吹倒了许多大树，便不敢前进，只得退回了。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那些驳船。很明显，如果它们在那天早晨出发，那么就决不会到达河畔避风处，就不免被暴风吹到岸边，让狂风暴雨吹打个够，其结果必破碎无疑。这个灾难看来是肯定无疑的了。

暴风略为平静，我们便马上张帆出发。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不久就能追上那两组驳船；然而我们行了一天、两天，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我的朋友马洛夫斯基寝食俱废，看他的相貌很像是大病新愈一般。他整天坐在甲板上，一动不动，只是喃喃地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在阿穆尔河沿岸这一带，村落稀少而且相隔颇远，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们一点消息。新的风暴又来了，最后我们在破晓时分到了一个村落，在那里，我们才知道并没有驳船经过那里，然而在前一天，村民却看见了破船的许多东西从上流漂下来。这样看来，至少那满载着两千吨货物的四十只驳船是完了。那意味着如果以后没有粮食及时运到阿穆尔河下游，明年春天，那里一定要发生一次大饥馑，因为季节已经很迟，航行快要断绝，沿河一带当时又没有电信。

我们开了一次会，议决由马洛夫斯基赶到阿穆尔河河口去。也许可以在航行断绝以前在日本购到一些谷物；同时我便用全速逆流上行，调查损失的数目，而且尽力走遍这阿穆尔河与石勒喀河的两千英里——一路上或乘船，或骑马，若是遇上一艘轮船便搭轮船。总之，我能够愈早报告赤塔当局，要他们尽量把现存的供应品送来就愈好。也许有部分供应品在这年秋季能到阿穆尔河上游，在来年春天从那里再运往那些低地去，当然要容易得多。在饥馑的时候，只要能够早几个星期甚或早几天得到粮食，情况便会大大不同。

我乘着一只划桨小船开始了二千英里的航行，每行二十英里光景，在每一个村里换一次桨手。船行得很慢，然而在两星期内是不会有轮船从下流驶上来的；同时我还可以去到木船遭难的地方，看看有无粮食曾经被救起来。然后，在乌苏里江口（伯力），我也许会遇上一艘轮船。我在村里雇的小船破旧得可怜。而那时，风又刮得厉害。自然，我们是沿岸而行，我们不得不跨过阿穆尔河的几道宽阔的支流，狂风扇起的巨浪时有吞灭我们的小船之势。有一天，我们要跨过一道差不多半英里宽的支流。在那里，波浪涌起像山一般高。在我的船上摇桨的两个农夫骇得魂飞魄散；他们的脸白得像纸，他们的发青的嘴唇颤抖着。然而那个在后面掌舵的十五岁的少年却非常镇静地望着波浪的起伏。他看见波浪似乎在我们的四周暂时退去的时候，便让船缓缓地在它们中间滑过去；但是过了一会，它们又在我们的前面山一般涌起来，他就把舵轻轻一转，船就跨过波浪前进了。每起一次浪，船里便要进水，我拿了一把旧瓢把水舀出去，不过进来的水总是比我舀出的水多。有一个时候，船里进来两股大浪，我看见那两个发抖的桨手中有一个向我做手势，我便把我的肩上的装满银元、铜板的口袋解开了。……我们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地驶过去。我从没有强迫船夫这们做，然而他们自己知道我为什么不得不着急，便一到情况需要，就决定冒险这样做。“人一生不会死七次，该死时谁也躲不掉”，他们这样说，一面划着十字，过后，便又拿起桨来划着前进了。

我不久就到了我们的大部分船只遭难的地方。其中有四十四只都被暴风雨毁了。要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救下来的非常之少。两千吨面粉完全沉在水里。我得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继续赶路。

几天以后，一艘轮船慢慢驶上来，追上了我，我上轮船后，乘客们告诉我说，船长喝得大醉，以致精神错乱，从船上跳到河里。他被救起来了，现在还卧病在舱内。他们要求我来代理船长的职务，我答应了。然而使我大为惊奇的是我不久竟发觉各样事情每天照例自动进行得非常之好。我虽然整天在舰桥上往来，其实差不多无事可做。只有船必须靠到埠头装作燃料用的木柴时，我得负起几分钟的真正的责任来；此外，有时候我还得说几句话来鼓励火夫，要他们在东方初晓隐约分辨得出河岸的轮廓时便开船。除了这两件事外，一切都用不着我去作多少干预，它们自动进行。一个看得懂航海图的领水员就可以把这只船带领同样的好。

最后，我终于到了外贝加里亚，途中坐了一些时候的轮船，但以骑马的时候居多。我时时刻刻担心着来年春天阿穆尔河下游会发生饥馑的事。我看到我坐的那只小轮船逆着石勒喀河的急流走不快，为了节省二十个小时甚至还不到的时间，我就登岸与一哥萨克人骑马，沿着阿尔贡河上行数百里。这一条路是西伯利亚的最荒凉的山路。然而我们拼命地赶路程，要到半夜才在树林中歇下来，燃起篝火预备睡觉。这样节省下来的一二十个小时也是不可轻视的，因为航行断绝的日期一天天地逼近：夜里河水已经结冰了。后来我毕竟在石勒喀河畔的加拉罪囚殖民地遇见了外贝加里亚省长和我的朋友佩达新科上校；他答应马上把所有现存的粮食送去。至于我呢，我立刻动身到伊尔库次克去报告这一切。

伊尔库次克的人很奇怪怎么这样长的路程会被我走得如此之快；可是我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年轻人的精力恢复得快，我睡了一个星期以后也就健壮如前了；不过在这一个星期以内，每天睡的时间之长，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

我到了伊尔库次克大约一星期以后，总督便问我道：“你休息够了吗？你能不能当一回信使，明天就出发到圣彼得堡去亲自报告沉船的事？”

这一次的行程规定在二十天（一天也不得多）以内要走完伊尔库次克与下诺弗哥罗德之间的三千二百英里，到下诺弗哥罗德；在那里搭火车到圣彼得堡；未到下诺弗哥罗德之前，我必须昼夜不息地乘着驿车；到了每一站头要另换一部，因为在这深秋，车辙冰冻了的道路上没有一部马车能保持全速走完这么长长的路程。然而和亚历山大哥哥见面的前景对于我吸引力太大了；为了它，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第二天夜里，我便动身了。

当我到了西西伯利亚的低地与乌拉尔一带的时候，这旅行真正成了苦刑。有些日子里，每站都要遇着车轮被冰冻的辙迹毁坏的事。河水已在结冰，我却不得不坐小船过鄂毕河，河中浮着的冰块时有撞破我们的小船之势。我到了托木河，河中的浮冰恰恰在前一夜里冻成了整块；农民们起初不肯送我到对岸去，他们问我要一张“收条”。

“你们要什么样的收条？”

“嗯，你在一张纸上写：’具名人证明自己系由于上帝的意志而溺死，与农人无涉。’写好便把那张纸交给我们。”

“我很乐意写——到了对岸再写。”

他们终于送我过去了。我从人群中挑选了一个勇敢机灵的少年作前驱，他拿着一根竹竿一路试探冰的强弱；我跟随着他，肩上扛着文书匣。五个农夫排成一长列，鱼贯地在我们两人的后面远远跟随着，其中有一个还扛了一大捆干草，预备放在冰块较薄的地方。

最后我到了莫斯科，我的哥哥在车站上接我，我们马上搭车同去圣彼得堡。

青春真是一件壮丽的东西。我刚刚走完了二十四天昼夜不断的艰苦旅行，到圣彼得堡时又是在清早，然而我在当天就去呈递了公文，还去看我的姑母——或者不如说去看我的表姊。她非常高兴。她说：“我们今晚上有一个舞会，你能来吗？”“我当然要来！”我不仅去了，而且还跳舞到第二天清早。

我到了圣彼得堡谒见当局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要派我来报告的原因。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许多驳船可能同时沉没，“你在场吗？你亲眼看到驳船遭难吗？”“你绝对相信不是‘他们’偷去了粮食，拿几只难船破片给你看吗？”这就是我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圣彼得堡的那些管理西伯利亚事务的高级官僚对于西伯利亚真是一窍不通。其中有一个爱说法国话的有一次曾向我说道：“然而，朋友，四十只驳船怎么能在涅瓦河上沉没而没有一个人去援救？”

“涅瓦河！”我不禁叫起来，“你把三四个涅瓦河并排放在一起，你就可以想象到阿穆尔河下游有多宽了！”

“果然有那么大吗？”两分钟过后他便用漂亮的法国话畅谈各样事情。“你最近一次和画家席瓦兹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他的《暴君伊凡》不是一幅名画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古概尔吗？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吗？他如今关在要塞里。”

“为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我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一点没有！然而，朋友，你知道——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么聪明的人，聪明极了！他在青年中间又有那么大的影响。你明白一个政府不能容忍这个：不可能！朋友，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里，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伊格纳节夫伯爵便不曾发过这样的问话，他很熟悉阿穆尔河——而且他也深知圣彼得堡。他向我生动地讲了种种关于西伯利亚的笑话和俏皮话以后，他又对我说：“万幸啊，你到过出事的地点，看见了破船。‘他们’叫你来报告，这是很聪明的一着。办得好！起初没有人肯相信沉船的故事。‘哼！一个新骗局’，一般人就是这样想的。然而现在人们知道你是一个很出名的侍从，而且你在西伯利亚仅仅住了几个月，所以如果这真是骗局的话，你决不会包庇那里的人。这里的人信任你。”

在圣彼得堡的大官中，只有陆军大臣狄米特里·米鲁丁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问了我许多问题：问得都很中肯。他马上明白了问题之所在，我们的问答都是一些短句，并不匆忙，但同时也没有一句废话。

“你说沿海殖民地的粮食应由海道供给吗？赤塔只供给其余各处？说得对。然而如果明年又遇着暴风雨——会不会再有这种沉船的事呢？”

“如果有两只小拖船拖着走，那么就不会了。”

“这就够了吗？”

“是，有一只拖船，损失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大概是这样。请写个报告给我，把你告诉我的话完全写下来；要写得清楚——不要那些套话。”

我在圣彼得堡并没有住多久，在这一年冬季就回到伊尔库次克。我的哥哥预备几个月后在那里和我见面：他做了伊尔库次克哥萨克团队的军官。

一般人以为在冬季旅行西伯利亚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然而通盘考虑起来，在冬季，反而比较在其他三季中旅行更愉快。白雪盖满的道路实在是一个壮观，天气虽然冷得可怕，但是人受得住。仰卧在雪橇里（在西伯利亚人人都是如此）全身裹着表里都是毛皮的毛毯，这样一来，虽在华氏寒暑表零下四十甚至六十度的气候里，人也不会冻坏的。

我依然采取了信使式的旅行办法，就是：每到一站便急速换马，每天只停一次，耽搁一小时来用餐。在离开圣彼得堡后第十九天就到了伊尔库次克。每天通常行两百英里，我还记得最后的六百六十英里居然在七十小时内就走完了。当时冷得还不很厉害，道路非常好走，车夫得了我给的几个银币的酒钱异常高兴，三匹轻快的小马也似乎很喜欢飞跑，越山跨谷，又跑过冻得像钢铁一般硬的冰河，穿过树枝裹上了白雪，在阳光之下闪耀着的树林。

我这时被委任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随员，办理哥萨克人的事务，因此不得不住在伊尔库次克；然而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万事一仍旧例，切勿再言改革”——这就是从圣彼得堡传来的口号。因此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在满洲进行地理探险的建议。

三

乔装商人旅行满洲——溯松花江而上直抵吉林——从金矿地到赤塔之科学的探险

看一眼亚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那大体上沿北纬五十度在西伯利亚境内蜿蜒的俄国国境忽然在外贝加里亚急急向北弯曲。它沿着阿尔贡河（额尔古纳河）前进三百英里；到了阿穆尔河便向东南行，——直到阿穆尔河一带的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它也是差不多位置在北纬五十度的那一根线上。在外贝加里亚的东南端（新左鲁哈伊图），与阿穆尔河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东西距离仅五百英里：然而沿着阿尔贡河与阿穆尔河还有一千多英里，而且阿尔贡河不通舟楫，沿岸交通非常困难，下游一节只有极其险峻的山路。

外贝加里亚是一个牛马丰富的地方，那些占据着外贝加里亚东南端，身为富裕的牛马饲养者的哥萨克人希望能建立一条直达阿穆尔河中部的交通线，因为阿穆尔河中部将是个很好的牛马市场。哥萨克人从来习惯和蒙古人交易，他们常听蒙古人说取道东行，越过大兴安岭到阿穆尔河并非难事。据说一直向东行便会走进一条中国的旧道，这条旧道跨过兴安岭通到一个叫做墨尔根（嫩江）的满洲小城（在松花江的支流嫩江岸上），从那里便有一条大道直达阿穆尔河中部。

哥萨克人抱着发现这一条道路的目的，组织了一支商旅队，推我当领队，我便欣然答应了。欧洲人从来没有去过那一带地方；几年以前，一个俄国地形学者走过这一条路，但在中途被杀害了。只有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康熙皇帝时代从南方来一直到了墨尔根，测定了它的纬度。然而墨尔根以北纵横各五百英里的广大地域，世人一无所知。凡我所能得到的关于这地方的参考书我都读过了。没有一个人多少明白一点这地方的情形，连中国的地理学家也毫不知情。而且联接阿穆尔河中部与外贝加里亚间的交通一事本身有它的重要性，如今左鲁哈伊图就果然成了中东铁路的起点站。这样一来，我们就是这一大事业的先驱者了。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困难。原来中俄条约只允许俄国人在“中华蒙古帝国”内自由贸易。满洲的名称并不见于此条约内，所以就有了两种解释：一说满洲是包含在条约之内，一说满洲并不在条约之内。中俄两国边境官吏各执一说。而且条约内又载明只限于贸易，并不允许俄国军官入满洲。因此我不得不乔装商人出发；我便在伊尔库次克购买了各种商品，装扮为一个商人动身进入满洲。总督给了我一张护照：“兹有伊尔库次克第二商业公所商人彼得·亚历塞叶夫偕其伙伴前往中国满洲……应请友邦地方文武官员妥为照料须至护照者。”他同时还告诫我说，如果中国当局将我逮捕，押送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过戈壁沙漠把我送回俄国国境（他们押送囚徒过蒙古的办法，是将囚徒囚于木笼之内由骆驼驼着走），那时候，我万不可说出自己的真姓名，以免连累他。自然，我接受了这一切条件，因为想去参观那欧洲人所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这诱惑实在太大了，一个探险家是无法抵抗的。

我在外贝加里亚的时候不容易隐瞒我的真姓名。哥萨克人最爱打听，真不愧为蒙古种人。每有一个异乡人到他们的村里来，他们一面非常客气地款待他，而同时留他住宿的那一家的主人却照例要考问他一番。

主人开头便说：“我想这旅行是很辛苦的；从赤塔到这里不是很远吗？而且对从赤塔以外的地方来的人，还要远得多。比如，从伊尔库次克来？我相信，你在那里做生意？许多做生意的人都从那里来。你也是到尼布楚去吗？不错，像你这样年纪的人通常已经结婚了，我想你一定把妻子留在家里。几个小孩？难道尽是男孩吗？”这样地问下去，整整问了半点多钟。

本地哥萨克司令官布克斯荷夫顿上尉深知哥萨克人的性格，因此我们遇事非常小心。在赤塔和在伊尔库次克的时候，我们常常串演戏剧来消遣。选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差不多全是描写商人阶级的事。我好几次加入扮演，而且我非常乐于演剧。有一次，我甚至写了一封热烈的信给我的哥哥说：我很愿意抛弃军人生涯而现身舞台。我扮演的脚色大抵是青年商人，我本来已经很熟习商人的谈话、举动、从茶碟里喝茶的种种样子（我住在尼可尔斯奎的时候学来的），这时候，我就有很好的机会把这一切认真表演出来了。

茶罐放在桌子上，冒着腾腾的热气，这时布克斯荷夫顿上尉便招呼我道：“彼得·亚历塞叶维奇，坐近来罢。”

“谢谢你，我们就在这里好了”，我便这样回答，坐在远处一把椅子的边上，装出一个真正莫斯科商人的样子喝茶。布克斯荷夫顿上尉看见我圆睁着两眼在茶碟上吹气，而且把可以够五六杯茶用的一小块白糖嚼得粉碎，他差不多要捧腹大笑起来。

我们知道哥萨克人不久就会发觉我是什么人，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争取再瞒几天，趁着我的真姓名尚未被发觉之前越过国境。我准是相当成功地扮演我的脚色，因为哥萨克人还把我当作一个小商人。在一个村落里，当我走过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婆向我招手问道：“亲爱的，在你后面路上还有人来吗？”

“奶奶，我们不曾听说还有人。”

“据说一位叫拉波次基的亲王要来？他动身了吗？”

“呵，我明白了。奶奶，你说的不错。殿下本也想从伊尔库次克来。然而殿下怎么能来呢？这样辛苦的旅行！殿下全不相宜。所以殿下等人还留在那里。”

“那是当然，他怎么能来呢？”

总之，我们毫不困难地跨过了国境。同行的除我而外还有十一个哥萨克人和一个通古斯人，都是骑着马的。我们带了四十多匹马来卖，还有两部马车，其中一部二轮马车是属于我的，里面放着布匹、天鹅绒、金穗及其他，这是我乔装商人必须带的商品。我完全独力照管我的车马，我们另外选出一个哥萨克人来做“队长”。凡是和中国当局打交道的事都归他一人负责办理。所有哥萨克人都能讲蒙古话，而通古斯人懂得满洲话。自然我们这一队里的哥萨克人知道我是谁（其中有一个人是在伊尔库次克认识我的），然而他们知道这一次远征的成功与否就在这事上面，所以他们决不肯泄露出来。我和众人一样，也穿着青色棉袍，中国人对我并不注意，所以我就可以偷偷地用罗盘针测量道路了。只有在第一天，有许多中国兵跟随着我们，希望得到一杯酒喝，那时候我只能暗暗地看了罗盘针几眼就在衣袋里把方向和距离记录下来，我不敢取出我的纸。

我们并不曾携带军器。只有那个通古斯人快要结婚了，便把他的火药枪带在身边，常常去猎斑鹿，猎了归来把鹿肉给我们做晚餐吃，鹿皮留着给他的未婚妻做聘礼。

那些中国兵喝完了我们的酒，便走开不管我们了。我们便直向东行，尽力在山间谷里寻路，这样走了四五天以后，我们果然找着那一条跨过兴安岭直达墨尔根的中国山道了。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发现跨过这道在地图上看来又黑又可怕的大山脉真是容易极了。我们赶上了一个样子狼狈可怜的中国老官员，他坐在一部二轮马车里。最后两天，是上山的路，这一带很能说明地势之高。地面潮湿，道路泥泞，草弱林稀，树木枯瘦，而且多有伤残，上面苔藓丛生。左右都是秃山，我们已经想到跨过山脉时将会有多大的困难了。这时候，我们看见那位中国老官员在“奥波”之前停了车走下来。所谓“奥波”，就是一堆石头和树枝，上面系了许多束马鬣和破布片。他也在他的马头上拔下几根鬣毛系在树枝上。

“这是什么？”我们问道。

“是‘奥波’，前面便是流向阿穆尔河的水了。”

“我们走完了兴安岭了吗？”

“对！从这里起一直到阿穆尔河，沿途只有小山，没有大山了！”

我们队里马上骚动起来。哥萨克人彼此大叫：“这是流向阿穆尔河的水，阿穆尔河！”他们自幼便听老年人常说起这条大河，那里有野生的葡萄藤，那里草原广延几百英里，能使数百万人生活富裕；在阿穆尔河附近地方被俄国吞并后，他们又听人说到那里去路是如何长，旅行是如何艰难，初期的移民在那里如何尝遍了困苦艰难，他们的移住在阿穆尔河上游的亲友又如何发家致富；如今我们却找着直到那里的近道了！在我们的前面是一个陡坡，道路曲折而下，直通一道小河，小河流过乱山丛中，注入阿穆尔河。从此，在我们与阿穆尔河之间就再没有什么障碍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地理学上的发现使我异常高兴，这种情形只有旅行家才能想象得到。至于那班哥萨克人，他们也急忙下了马，轮流拔下马鬣系在投到“奥波”上的树枝上。西伯利亚人大半都惧怕异教的神道。他们并不尊敬那些神道，不过，他们说那些神道是专门作弄人的坏东西，得罪了它们总不是好事。还是装出恭敬的样子来买通它们的好。

“看，这里有一株奇怪的树；它一定是橡树。”当我们走下陡坡的时候，他们便叫起来。西伯利亚不长橡树，只有走到了这高原的东边斜坡才看得见橡树。

“看，胡桃树！”他们又叫起来。“那又是什么树呢？”他们每看见一株菩提树，或者其他不生于俄国、而我知道是属于满洲植物类的树木，便发出这样的问话。这些北国的人多少世纪以来梦想着温暖的国土，现在一旦见着了，自然非常快活。躺在碧草如茵的地上，他们的双眼爱怜横溢地望着地面——恨不得亲上它一亲。这时候，热望在他们的胸中燃烧着，巴不得马上就到阿穆尔河。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在阿穆尔河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生起了最后一次篝火，预备在那里过夜的时候，他们竟变成了小孩子似的，一刻也不能等待了。刚过半夜不久，他们便动手放上马鞍，催促我在离天明还很早的时候动身前进了。后来，我们从一个高地上望见了那巨大的河流，这班素来缺乏诗的灵感，感觉迟钝的西伯利亚人的双眼圆睁睁地看着雄伟的阿穆尔河的碧波，眼里闪耀着诗人的热情。这样看来，不管有没有俄国政府的援助，纵使违背俄国政府的意愿，俄国移民迟早总会侵入满洲散布在阿穆尔河两岸（那虽是一片荒漠，却大有潜力），以及北满一带广大的无人居住的区域，犹如加拿大的旅行者在密西西比河两岸殖民一样。

同时，那位和我们一道跨过兴安岭的半盲的中国老官员第二天早晨穿上了他的蓝袍，戴上有水晶顶子的官帽，向我们宣称，他不会放我们再往前走了。我们的“队长”把他和他的书记请进了我们的帐篷，老官员只是把书记在他耳边说的话重说一遍；他对于我们的再往前走的主张提出了种种异议。他希望我们就暂住在这里，等他把我们的护照送呈北京政府，等候命令来再定行止，但我们绝对不答应。于是他便故意在我们的护照上挑毛病。

“这算是一种什么护照呢？”他轻蔑地看着我们的护照说。这护照是一张写字纸，上面写了几行俄文和蒙古文，只盖着一个火漆印。老官员又说：“也许这是你们自己写的，你们用一个铜元在上面盖了一个火漆印。你们看我的护照：这才不愧为护照呢！”他说着便展开一张纸，足足有两尺长，上面尽是些中国字。

在这项交涉进行之中，我一人默默坐在一旁，把一些东西放进我的箱子里，一份《莫斯科公报》从我的手中落下来。这份报是莫斯科大学的财产，在第一页标题上面，盖得有一个鹰章。“把这个给他看”，我向我们的队长说。队长展开了这一张大报，把鹰章指给中国老官员看。“这张护照本应该给你看，不过这是给我们自已备用的。”

“怎么，上面全是关于你们的事吗？”那个老头子惊恐地问道。

“全是讲的我们”，我们的队长坦然答道，眼睛也不闪一下。

这位老头子真不愧为一个官吏，他看见“护照”上竟写了这么多的字，不禁骇得目瞪口呆。他把我们每个人都仔细地看了一下，一面点着头。然而书记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他最后依然宣称不许我们继续前进。

“说得够了”，我向队长说，“快发命令备马鞍罢。”哥萨克人的意思也是如此。过了一会，我们这一队人马便动身了。我们和老官员告了别，并且答应他去报告：除了使用武力之外（他本无用武力之权）他已经尽他所能阻止我们进入满洲了，如果我们还要去，那便是我们的过错。

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墨尔根。我们在那里略略做了几笔买卖，不久便到了阿穆尔河右岸的中国城瑷珲和左岸的俄国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之，我们发现了那一条直路和许多有趣的事：如大兴安岭有边界山脉的性质，跨过大兴安岭之容易，久已成为地理文献中之谜的乌容·科尔东池地方第三期火山等等。

我不能说我是个机灵的商人，因为在墨尔根时，一个中国人要买我的表，已经出了四十五卢布的价钱，而我却用不成腔调的中国话说，我定要三十五卢布。但是哥萨克人却很会做生意。他们卖光了他们的马匹，价钱非常高。等到我的马匹、货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被哥萨克人代我卖完以后，计算起来，我此次远征只用了政府二十二卢布——合起来不过两个多英镑。

这一年，整个夏季的光阴我都花费在阿穆尔河的旅行上。我一直走到阿穆尔河河口，或者还可以说是它的河湾——尼可拉也夫斯克（庙街）去会总督，然后再伴着总督坐轮船溯松花江而上；在秋天，我又开始了一次溯松花江而上的更有趣味的旅行，直抵满洲的中心吉林。

亚洲的许多河流每每是由两条同样重要的河流汇合而成，所以地理学家很难辨别二者中孰为本流，孰为支流。音果达与鄂嫩河合流而成石勒喀河；石勒喀与阿尔贡河合流而成阿穆尔河；阿穆尔河与松花江合流而成一条极大的河，向东北流于鞑靼海峡之蛮荒境域，注于太平洋。

在1864年以前，满洲的这一条大河还少有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是从那两个耶稣会传教士探险以后才有的，而且非常之少。到了现在，蒙古与满洲之探险大有复燃之势。从来俄国人对中国所抱的恐惧感现在看来未免是过于夸张了。我们这批青年便在总督面前力陈松花江探险之急务。在我们门口，紧挨着阿穆尔河，有着一块差不多和一块非洲沙漠一样不为世人所知的大地方，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挑衅性地出人意料的是科尔沙科夫于当年秋天决定了以遣使与吉林总督通好为名，开了一只轮船上松花江。库伦的俄国领事担任这一使命。此外一位医生，一位天文学家，两位地形学者和我共五人，由车尔尼亚也夫上校率领乘一只小轮船“乌苏里号”出发，轮船还拖着一只载煤的木船。二十五个兵士就搭这木船与我们同行，他们把步枪很小心地藏在煤堆里。

临行非常仓猝，一只小轮船上载了这许多乘客，其窘迫可想而知；然而我们都怀着满腔的热诚，便拥挤在一间小小的舱里，也很甘心。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人在桌子上面睡觉。我们动身的时候，才发觉连吃饭用的刀叉也不曾预备充足——还不说其他的必需品。有一个人吃饭时便用他的裁纸刀，而我的那一把带有两根象牙筷的中国刀拿出来当作叉子用，又算添了一件很贵重的餐具了。

上溯松花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大河的下游（在这里它也像阿穆尔河那样流过低地）非常之浅，虽然我们的小轮船吃水不过三尺，但也往往找不着三尺以上深的水道可走。有些日子，我们只能日行四十多英里，我们的船骨屡屡在河里的砂底上擦过。我们时常要派一只划艇出去探寻有所需的水深的地方。然而那位年轻船长决定要在这年秋天赶到吉林，所以我们每天照常前进。我们的船愈往上行，沿江风景愈觉秀丽，而航行也愈容易；我们一过了在松花江与它的姊妹河嫩江汇流处的沙滩，航行更是容易而愉快了。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到了吉林省城。那两个地形学者绘成了一幅精美的松花江图。

不幸，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所以沿途我们很少上岸到任何村落或城市里去游览。沿江一带村落很少，而且相隔颇远；在下游就只有低地，每年必泛滥一次。再往上行，我们经过一百多英里的沙丘；只有到了松花江上游，将近吉林的时候，我们才见着稠密的人口。

如果我们的目的仅在和满洲修好，毫无考察松花江之意，那么这一次远征便算是大失败了。满洲官吏还分明记得八年以前穆拉维约夫来“拜访”过一次，结果便是把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一带地方吞并了，因此，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一次新的不必要的访问便起了疑心。我们的煤船里藏着二十五支枪的事在我们出发以前又被中国官厅知道了。当我们在繁华的吉林城前下锚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的中国商人都佩带着从旧军械局里拿出来的起锈的军刀。然而他们并不禁止我们在街上行走，不过我们登岸以后，所有的商店都马上关门，官厅不许商人卖东西给我们。他们送了一些粮食到船上来，并不要钱。

秋天很快地完结了，开始降下霜来，天气已经冷了，我们不得不赶快回去，因为我们不能在松花江上过冬。总之，我们看见吉林了，然而除了那两个每天早晨到我们船上来的译员之外，我们就不曾和另外一个人谈过话。可是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知道这条河是通航的，而且还作了一幅从江口到吉林的松花江详图。靠了这地图的帮助，我们回去时就可以全速航行了。只有一次，我们的船搁了浅。但是吉林当局非常希望我们不致于被迫在江上过冬，所以派了两百个中国人来帮助我们脱险。我拿着一根竹竿跳在水里，开始唱着我们的江上之歌《都比露席加》，歌声促使大家同时把船猛然推动一下，中国人也十分喜欢这一办法，经过几次这样的推动，船就浮在水面上了。这件小事使我们和中国人结了亲密的友谊，我指的是那些似乎极其讨厌他们的妄自尊大的满洲官吏的老百姓。

我们参观了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都住有从天朝充军到这里来的人，他们招待我们十分殷勤。有一天晚上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尤深。夜降临以后，我们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落里。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上了岸，我独自在村里散步。不久便有一百多个中国人围着我，虽然我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不懂我的话，但是我们通过做手势来聊天，彼此聊得犹如知己，意思大家都能了解。拍别人的肩头表示友谊，这确实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互相敬烟，为对方点火，这也是全世界共通的表示友情的方法。有一件事，他们觉得有趣，那就是：我这样年轻的人为什么要留起须来？他们不满六十岁是不留须的。我做手势告诉他们说，我之所以留须是预备将来如果没有东西吃，就可以吃须。这个笑话不久便在人丛中传遍了。他们大声笑着，更加亲热地拍我的两肩。他们把我带着四处走，把他们的房屋指点给我看。每个人都向我敬烟，他们全体把我当作朋友般看待，送我到轮船上。我还应该说，在这个村落里，连一个警察也没有。在别的村落中，我们的士兵和几个年轻军官与中国人总是能交上朋友；可是警察一来，什么都完了。警察一旦转过背去，他们便在他的背后做鬼脸，他们显然憎恨这些当局的代表。

我们这次远征，过后就被人忘却了。天文学家乌苏尔采夫和我两人曾把报告发表在西伯利亚地理学会的《回忆录》丛刊上；可是几年以后，伊尔库次克起了大火把所存丛刊和松花江原图一并烧毁。直到去年（1896年）中东铁路开始兴建的时候，俄国地理学家才发现了我们的报告，知道在35年以前我们的远征队就在这条大河上探过险了。

因为在改革方面已经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便尽力做一点在当前条件之下似乎是可能的事。然而结果只是使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也是绝对没有用的。我这时做了总督的随员办理哥萨克人事务，我便以这样的新资格把乌苏里哥萨克人的经济状况详细地考察了一番。那里的哥萨克人的收获年年都受损失，要政府在每年冬季供给粮食才得免于饥荒。当我从乌苏里携了报告归来时，我得着各方面的祝贺，我的官职升迁了，我得着特别的褒奖。我提出的一切计划都蒙采纳了，而且我的帮助人民移住或供给移民牛马的提案也蒙通过，还拨了一笔特别用款来实行这个提案。然而不幸，政府把实施这项计划的重任放在一个老酒徒肩上，他浪费了这一笔钱，同时残酷地鞭打那些不幸的哥萨克人，想使他们由此变成优秀的农夫。各方面的情形都是如此，上至圣彼得堡的冬宫，下至乌苏里与堪察加。

西伯利亚的最高行政机关倒有着很好的抱负，我可以再三地说，全面评价起来，西伯利亚的最高行政机关比俄国其他各省的行政机关好得多，开明得多，更关心人民的福利。然而这只是一个行政机关——一株大树的一枝，树根生在圣彼得堡，而那就足以麻痹它的任何优良的抱负，足以使它横加干涉以至摧残地方自发的生活与进步的萌芽了。凡是由地方上人发起的为国家谋福利的事总是受人猜忌，马上会遇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并不全是出于行政人员的恶意，而是只因为这些人是隶属于一个金字塔式的，集权的行政机关。隶属于一个远在首都发号司令的政府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一般行政人员万事都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观察，因此首先想的是他的上司们会说些什么，以及行政机关对某事有何看法；至于国家的利益，那是次要的事。

我渐渐把精力用到科学探险上面去了。1865年，我探险于西萨彦岭，对于西伯利亚高原的地势有了新的了解，且发现了中国边境上的一个重要的火山区域。第二年，我又作长途旅行以求发现雅库次克省的金矿（在微丁与阿洛克马区域）与外贝加里亚间的直接交通孔道。在1860年到1864年的几年中，西伯利亚远征队的队员曾努力寻找这一条道路，他们企图跨过这些金矿与外贝加里亚之间的几列极其荒凉的岩质的平行山脉；然而他们从南方来，一到了那地方，看见这向北广延数百英里的荒凉的山脉的时候，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他后来被土人杀害）全都转身回南方去了。显然，要想成功，远征队便必须由北方移向南方——从荒凉陌生的山脉到更温暖有人烟的地区。我正预备作这样的远征之际，有人把一个通古斯人用刀在一张树皮上刻成的地图拿给我看。这张小地图（这是一个奇妙的证据，足以证明几何学的感觉对于那般在文明的最低阶段的人也是有用的，而且这地图一定会因此引起A.R.华莱士[61]的兴味）在我看来似乎符合实际，我便完全相信它。我依着地图的指示从北方出发。

我约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博物学家波拉科夫和一个地形学者同行，先下勒纳河到北方的金矿地，在那里装备了远征队，准备了三个月的粮食，便向南行。一个雅库特族的老猎人在二十年前曾一度走过通古斯人的地图上所指示的那一条路。他愿意作我们的向导，沿着通古斯人用刀在白杨树皮上刻出的河谷与山峡，以跨过广延二百五十英里的山地。虽然那里并没有任何的小路可以通行，而且从一条山隘的顶上望去，所有的山谷都是一样地埋在森林中，在没有经验的眼里看来，它们似乎都是绝对相同的，但是那个老猎人却真正完成了这惊人之举。

这一次，我们终于把通道发现了。整整三个月之久，我们跋涉于几乎全无人烟的荒山中；走过了阴湿的高原，直到最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赤塔。我听说这条路如今已成为从南方输送牛马到金矿地的要道了。至于我呢，这次旅行极大地帮助了我后来发现西伯利亚的山岳与高原之地势的钥匙——然而我不是在写旅行记，所以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四

我在西伯利亚所得的教训——东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人——他们的暴动——我辞去军职

在西伯利亚的几年生活给了我不少的教训，这些都是很难在别处学到的。我不久就明白要利用行政机关来做一点真正有利于民众的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此抛弃了这种幻想。于是我开始了解人与人性，而且也了解人类社会生活之内在动力。很少见于书本的无名群众的建设性的工作，以及这种工作对于社会形式的发展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例如目击［东正教中］反仪式派[62]教徒（这就是目下正移住加拿大而且得到英美两国人的热烈支持的那些人的同派弟兄）的公社移住阿穆尔河一带的方式，眼见他们因那种半共产的同胞组织得到了绝大的利益，明白他们是在许多政府的殖民努力失败时独力取得的惊人的成功；这些都是从书本上得不到的学问。再后，我常与土人杂处，看见他们的那种远离任何文明的影响而构成的样式复杂的社会组织如何运行，对于我以后读书有绝大的帮助。由直接观察，我明白了无名的群众在完成历史上一切重要事件（甚至于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时，我便和托尔斯泰在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表现的关于首领与群众的思想共鸣了。

我生长在领有农奴的贵族家庭，我走进实际生活时，也像当时的一般青年那样迷信着发号司令、责骂与惩罚以及诸如此类的必要。可是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处理重大的事务，和人打交道。每犯一个错误，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那时我才开始明白根据命令与纪律的原则行事与根据互相了解的原则行事之间的差别是多大了。

命令与纪律用于军队的检阅十分合适，然而涉及到现实生活时，它就不值一文；那时，只有由许多集合意志的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目的。虽然我那时不曾借用党派斗争的说法来说明我的观察所得，但现在我可以说，我在西伯利亚丧失了我以前所具有的对国家纪律的信仰。我已经准备做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了。

我在十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不得不作出种种重大的改革计划，和阿穆尔河上成百的人打交道，用少得可笑的款项来准备和实行风险颇大的远征，如此等等。如果这一些事情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功，我以为这是因为我能够明白在重大的事业中命令与纪律收效甚微。到处都需要有主动精神的人；但一经推动，事业便不应该用军事方式，而应该以一种群体同心协力的方式来进行，特别在俄国必须如此。我希望一切以制定国家纪律方案为己任的人在计划他们的国家乌托邦以前，先进现实生活这所学校，那么我们以后便可以比现在少听到许多军队式与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之方案了。

不管这一切，西伯利亚的生活对于我渐渐地减少了吸引力，虽然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在1864年到了伊尔库次克与我相会，他做了这里的一个哥萨克马队的指挥官。我们两人在一起时非常快乐；我们读了许多书，讨论着当时的哲学、科学与社会学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两人都渴望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西伯利亚，这样的生活却完全没有。拉斐耳·庞佩利与阿多尔夫·巴斯蒂安[63]两人路过伊尔库次克时，我们弟兄把这看作一件大事。我滞留在伊尔库次克的时期，只有这两位科学家到过这省城里来。西欧科学界，尤其是政界的消息，我们常从报纸上见到，很能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弟兄闲谈时，屡屡谈到回俄国的打算。最后，1866年，波兰流放人的暴动使我们睁开了眼睛，明白我们弟兄两人在俄国军队里做军官所持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当那些在贝加尔湖周围的绝壁上开凿新路的波兰流放犯起来作孤注一掷，打碎他们的镣铐，企图越过蒙古逃亡到中国的时候，我却远在微丁山中。政府派遣了军队去镇压他们，一个俄国军官被暴动者杀害了。我回到伊尔库次克才知道这个消息。那时，在伊尔库次克有五十多个波兰人受着军法审判。在俄国，军法会审是公开的，我每次都出席旁听，并且作详细的诉讼记录，寄给圣彼得堡一家报纸全文发表。这使总督大为不满。

在1863年波兰革命之后，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波兰囚犯已有男女一万一千人之多。这批流放犯大半是大学生、艺术家、退伍军官、贵族，其中最多的要算是在华沙及其他城市里的工人中聪明而极有教养的手工艺工人。大部分流放犯被判处苦役，其余的便定居在东西伯利亚各村落里，他们寻不到工作，处于半饥饿状态。至于判苦役的人，他们或在赤塔建造去阿穆尔河的驳船，或在皇家铁厂里劳动，或在盐场工作。其中要算造船的最为幸运。我曾在勒纳河畔看见那些制盐的囚人在一间小屋里裸着半身，围着一口盛满了盐水的大锅站立着，不住地用长铲子搅那沸腾的、浓浓的盐水。小屋的门大开着，让一阵阵的强劲的雪风吹进来。做了两年这样的工以后，这些殉道者便免不了死于肺病。

近来，一大批波兰流放犯又被雇用来修建沿贝加尔湖南岸的道路。这个有四百英里长的细长的高山湖，被一带美丽的群山环绕着。这一带的山离水面有三至五千尺高，把外贝加里亚、阿穆尔河两地与伊尔库次克隔断了。冬天湖水结冰，可从冰上通行，夏季又有轮船；然而在春秋两季里各有六个星期不通航，如果有人要从伊尔库次克到赤塔与恰克图（转北京），那时候只能够骑马走一条又长又曲折的路，跨过七、八千尺高的山。我曾经沿着这山路旅行，欣赏5月里尚有积雪的群山的景色，可是除了这一点，旅行便是真正可怕的了。单是爬八英里的山路走到叫做喀玛尔达极主隘口的最高处，已经花费了我一整天（从早晨三点钟到晚间八点钟）工夫。我们的马不断地在融雪中失脚，每天总有许多次连乘客一起落入在雪的表面下流着的冰水中。因此当局决定沿湖的南岸修建一条永久性道路，在那些屹立于湖岸的陡峭的几乎是垂直的绝壁上开凿一条道路，在那些从群山里汹涌入湖的近百条激流上修建桥梁。波兰的流放犯就是在做这种苦工。

在上一世纪中，几批俄国政治犯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不过服从命运是俄国人的特性，他们从不起来反抗；他们任人把他们一寸一寸地杀死，却从不企图解放自己。波兰人却不然（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光荣），他们从不曾像俄国人那样服从过；这一次，他们便公然起来反抗。他们显然没有一点成功的机会，然而他们仍然起来反抗。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大湖，在他们后面是一带绝对不能通过的高山，过了山又是一片北蒙古的沙漠；不过他们打定主意要解除看守他们的士兵的武装，打成从前波兰暴动时使用的可怕的武器（把镰刀缚在长竿上作枪矛用）跨高山，过蒙古，到中国去搭英国轮船赴西欧。有一天消息传到了伊尔库次克，说在贝加尔湖畔筑路的波兰罪囚中有一部分人把十二个看守士兵的武装解除了，起来暴动。伊尔库次克当局当时只能派出八十名士兵去镇压；这一小队士兵搭轮船过贝加尔湖到对岸去和暴动者交锋。

在1866年的冬天，伊尔库次克是异常沉闷。在这西伯利亚的首都，阶级的区分还不像在俄国各省城里那样明显；伊尔库次克的“交际社会”乃是由许多文武官吏，以及本地商人的妻女，甚而至于僧侣所组成。在冬天，每逢星期四，便聚会在各会堂里。然而这一年冬天的晚会却没有什么兴味。票友演的戏剧不成功，连平常在伊尔库次克风行的大规模赌博也只能苟延残喘；这年冬天官吏手头很紧，便是几个矿山官员到来，也不曾带来大把的钞票，像往常那样堆在牌桌上给赌徒们助兴。

这一季实在是沉闷极了，因此正好给了乩盘、爱唠叨的鬼魂之类的降神术实验以一个好机会。那个在前一年冬天因善讲民间故事而成为伊尔库次克交际社会的宠儿的绅士，看见一般人对他自己以及他的故事逐渐失了兴味，便拿降神术来作新的游戏。他是一个聪明人，在短短一星期中，伊尔库次克的太太小姐们对爱唠叨的鬼魂迷得发了狂。那些不知道怎样消磨时间的人这时有了新的生活了。每一家客厅里都有一个乩盘，恋爱与降神术携手同行。一个我姑称之为波达洛夫的军官对于乩盘与爱情两件事非常热心。也许他在爱情一方面的运气还不及在乩盘方面的。然而波兰人暴动的消息一到，他便要求当局派遣他和八十名士兵同去。他希望赢得赫赫的军功回来。

“我去镇压波兰人，受一点轻伤一定很有意思！”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写的话。

他丧命了。“进攻暴徒之战”开始时（这次“战事”在总参谋部的记录中有如火如荼的描写），他正骑马立在指挥这一小队士兵的上校旁边。士兵沿着路慢慢前进。那时，他们遇上了五十多个波兰人，其中五六个有枪，其余的只有棍棒和镰刀。波兰人占据了树林，时时向外放枪。士兵们也开枪还击。波达洛夫中尉两次请求上校许他下马冲进树林里去。上校怒气冲冲地叫他不要动。然而他不管上校的命令，忽然不见了。树林里接连响了几下枪声，随之是狂叫，等到士兵们冲进去时，波达洛夫已经躺在草上流血。波兰人放完了枪弹便投降；战事就此终结，波达洛夫死了。原来他带着手枪冲进了树林，遇到了几个拿着矛头的波兰人。他向他们乱放枪，只伤了一个人，等到他的枪弹放完，其余的波兰人就一拥而上，用矛头把他刺死了。

就在这条路的另一端，在湖的这一边，有两个俄国军官对于那些尚在修造这条道路，并未参加暴动的波兰人随意虐杀，令人发指。其中一人甚至闯入和平的波兰流放犯的帐篷，辱骂他们，对他们开枪，重伤了两个人。

此时，西伯利亚陆军当局的逻辑是这样：一个俄国军官被害，就必须处死好几个波兰人。军法会审判了五个波兰人死刑：钢琴家查拉莫维支（一个三十岁的英俊男子，他是这次暴动的领袖）、赛林斯基（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曾在俄国军队里做过军官），另外三个人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总督马上发电报到圣彼得堡去要求延期执行死刑，然而并不曾得着回答。他曾经答应我们不杀死那五个人，但是等了几天以后，他便下令在一天早晨秘密地执行了死刑。圣彼得堡的回答直到四个星期以后才由邮政送了来；给总督以“灵活行事”之权。但是那五个勇敢的波兰人早已被枪毙了。

人说这次暴动实在是愚蠢的举动。然而这些屈指可数的暴动者毕竟得到了一点东西。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处决以及两个俄国军官的暴行（此事因法庭的记录而得以暴露于世），在奥地利引起了骚动。奥国政府便出来干预，支持那些参加了1863年的革命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加里西亚人。这次贝加尔暴动后不多几时，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犯的命运便大为改善，他们应该感激那些暴动者——感激在伊尔库次克被枪决的五个壮士以及和他们共同战斗的人。

对于我的哥哥和我自己，这次暴动是一个大教训。我们因此明白了和军队发生从属关系（不管什么从属关系）意味着什么。当时我虽然远在他处，但我的哥哥在伊尔库次克，他的马队还被派去镇压暴动者。幸而团队司令官非常了解他，便借故另派一个军官去指挥动员起来了的那一小队，要不然我的哥哥肯定不肯出发的。我若在伊尔库次克，我也会这样做。

我们两人这时决定辞去军职回俄国去。这不是容易的事，特别因为我的哥哥已经在西伯利亚娶了嫂嫂。然而最后，一切到底还是安排妥当，1867年初，我们便上了去圣彼得堡的路。

第四章 圣彼得堡

一

我入圣彼得堡大学——亚洲北部地图的错误——我在科学上的第一个贡献——俄国当时的探险家——北极探险的计划——我旅行芬兰研究冰河时代——我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折点

1867年初秋，我和哥哥的一家人定居在圣彼得堡。我进了大学，与那些比我更年轻，而且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学生同坐在一个课堂里。五年来，我所梦想的事终于实现：我可以专心读书了。我以为完备的数学教育乃是后来一切科学的工作和思想的唯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便进了数理科中的数学系。我的哥哥进了陆军法学院，我却完全抛弃军人生涯，这使连便服看也不高兴看的父亲大为不满。我们兄弟两人如今不得不靠自己生活了。

其后的五年间，在大学读书与科学工作占有了我的全部时间。数学系的学生本来就有很多功课，不过因为我已经学过高等数学，便可以拿一部分时间来研究地理学。再说，我在西伯利亚时也不曾失掉刻苦工作的习惯。

我前次的探险报告正在印刷中；然而这时候又有一个大问题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在西伯利亚的旅行使我相信当时的亚洲北部地图上所绘的山脉大多是空想的，那地方的地势如何，我们从这地图上得不到一个概念。亚洲的一个大的特征是有大高原，高原的存在甚至不曾被那班绘地图的人梦想到。在地志局里这些大高原不见了，却另外生出几个大山脉（比如在地图上通常被绘成一条向东爬行的黑毛虫似的斯塔诺沃伊山脉的东部），而这是和地势相反，甚至和像L.席瓦兹那样的探险家的报告相冲突。这些山脉其实是没有的。一边流向北冰洋，一边流向太平洋的几条河流的源头混杂地位于一个大高原上；它们出自同样的沼泽。然而在欧洲地形学者的想象中，最高的山脉必须沿着主要的分水界而行，他们便在那里绘出了实际上连踪迹也没有的最高的阿尔卑斯山。许多这样想象的山脉就在亚洲北部地图上横七竖八地出现了。

从这时候起，我便专心致力于发现亚洲山脉的排置中的主要原则——即山脉构成中之和谐，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旧的地图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通论（洪堡在长久地研究了中国的著述以后便断定亚洲的山脉沿着子午线与平行线而行，像网络般笼罩着亚洲全境）成为我的研究的障碍，最后我才明白洪堡的学说虽然对地理学家有启发，但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于是我便开始用纯粹的归纳法从头研究，我搜集了以前所有的旅行家对气压的观察，根据这些观察计算了几百处地方的高度；我用了一张大地图，把不同旅行家的一切地质学的与物理学的观察（是事实，不是假设）记在上面；我便尽力发现哪一些地形线与这观察的实际最为吻合。这个准备工作已经费了我两年以上的时间；随后我又紧张思索了几个月，想弄清在零碎观察的使人不知所从的混乱中意味着什么。后来有一天，突然间这一切变得明白易懂了，好像被电光石火照亮了似的。亚洲的主要地形线不是自北而南，也不是自西而东，却是从西南往东北，正如在洛矶山脉与美洲高原中地形线是从西北往东南一样，只有次等的山脉才走向西北。而且亚洲的山脉并不是许多独立的山脉的集合，如阿尔卑斯山脉那样；它们都是隶属于一个大高原——一个曾经指向白令海峡的古大陆。高的边界山脉屹立于高原的边沿。其后物换星移，经过了许多年代，由以后的沉淀物堆积而成的台地遂浮出海上。这使得被看作亚洲的远古的背脊的这一高原在两边大大地增宽了。

在经过了长期耐心的研究以后，看见突然产生了一条通则，使得心灵豁然大悟；像这样的快乐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常有的。几年来似乎是非常混乱，非常矛盾，非常成问题的东西马上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各得其所。一幅壮丽的图画从事实的混乱中，从猜想（几乎是它出现时就是矛盾的）的迷雾后出现了，正如阿尔卑斯山之连峰突然从前一刻还遮蔽着它的雾障中现出了它的全部壮观，呈出它的全部单纯、变化、雄伟、美丽的姿态，在道道阳光中闪闪发亮。我又把这个通则拿来测试，应用到几百件单独的事实上去，于是以前似乎是非常矛盾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皆一一迎刃而解，各得其所，使图景更为壮观，突出了某些有特色的轮廓线条，或是增添了原来不曾想到的大有意义的细节。这通则越来越有力，范围越来越扩展；它的根基一天天地扩展、稳固，同时在远方，透过天边遥远的雾，看出一个更广泛的新通则的轮廓来。

谁曾在他的一生中经验过这种科学的创造的快乐，便永远不会忘掉它；并且渴望着再有一次。然而他不能不痛苦地想到这种幸福只为我们极少数人所独享，而此外许许多多的人，只要科学的方法与空闲时间不限于极少数几个人所专有的话，便也能或大或小地分享到一点。

我以为这个工作是我对于科学的主要贡献。我最初打算把我的关于亚洲北部的山脉与高原之新想法用各个地域之详细考察作根据，写出一本大书来。然而在1873年，我明白自己不久就会被捕，只得绘下一张地图以具体表现我的见解，并且写了一张说明书。这两者皆在我的哥哥的监督之下由地理学协会出版了。但那时，我已经是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彼得曼当时正在绘制亚洲地图，知道了我的这个发端性的工作，便采用了我的体系，自此以后，大部分的制图者也都采用了这个体例。我相信现在的亚洲新地图可以说明亚洲大陆的地势上的重要特征，以及它的气候、动植物之分布，甚至它的历史。我最近在美洲旅行时还发现这亚洲新地图可以指示北半球的两大陆的构造与其地质学的成长上鲜明的类似。现今很少有制图者能够说出亚洲地图上的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不过在科学上新的观念之确立最好还是不要附带什么人名。在最初形成的通则中难免有错误，这些错误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同时我又担任着俄国地理学协会中地文地理部的秘书职务，为该会尽了不少的力。

当时，人们对于在土耳其斯坦与帕米尔高原这两处探险非常热心。谢威尔左夫刚刚结束了几年的旅行归来。他是大动物学家，天才的地理学家，又是我所遇着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然而他和许多俄国人相似，不喜欢著述。他在学会的会议上作了一篇演说，但那时，他除了把有关讲演的报道修正外，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写一篇文章。所以在他的署名之下发表的一切文稿并不能充分说明他的观察和概括的真实价值。不幸，这种不乐意把自己的思想与观察的结果写下来的习惯，在俄国并非偶见。我曾听他谈起关于土耳其斯坦的山志，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别是在鸟类新种产生中间杂种所起的作用等问题；我又在他的某一次会上的报告里找到寥寥数行说到互相扶持在物种的渐进的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见解表示出他的非凡的才能与独创力。然而他却没有用适当的优美文体来表现他的记叙文字功力，否则他一定会成为当代最出色的科学家中的一人。

在澳洲出名的米克鲁霍·马克莱（他晚年便入了澳洲籍）也是这一类不善叙述的人：他们所发表的著作中只不过说出了他们要说的话的一部分。他是一个瘦小的、神经质的人，常患疟疾。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他刚从红海岸归来。他是海克尔[64]的追从者，在海栖无脊椎动物及其生活环境这方面颇有造诣。地理学协会设法使他搭一只俄国军舰到新几内亚海岸的一个陌生地区去，他愿意在那里研究最原始的蒙昧人。他留了一个水手做同伴，就住在这蛮荒的海岸上。这里的居民素来是以食人出名的。同来的人给这两个鲁滨逊[65]造了一所小屋便去了。他们俩就在这邻近土人村落的地方住了十八个月以上，和土人相处极好。马克莱抱定宗旨——永远正直地对待土人，无论如何，决不欺骗他们，即使是最小的事，即使是为着科学的目的，他也不肯违背这一宗旨。在这一点上，他一丝不苟。当他后来旅行马来半岛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土人，这土人受他雇用时曾和他订了一个不得摄影的明确条件。原来大家都知道土人迷信极深，他们以为自己一旦被人摄了影，那么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也就被摄去了。有一天，那个土人睡得正浓，当时正在搜集人类学的材料的马克莱真想把那个土人的像摄下来，这念头愈来愈厉害，尤其因为他是那一个种族的典型代表，而且这时候摄影，他也不会知道的。但是马克莱记起了自己答应过的条件，终于把这个念头压制下去了。他离开新几内亚的时候，土人要他答应将来再去；几年以后，他虽然患着重病，但毕竟践了约又去了。可惜，这个非凡的人所发表过的著述不过是他的真正富有价值的观察的小而又小的一部分而已。

那个带着妻子广游土耳其斯坦作动物学观察的费德钦科却与上述的一种人相反，我们常常称之为“西欧人”。他的妻子奥尔加也是一个博物学家。他苦心把他的观察的结果用工笔文字表现出来。但不幸，他在瑞士攀登一座山之际遇险身亡。他在土耳其斯坦山地旅行之后，又为青春的热忱所驱使，充满着对于自己的力量的自信，不要适当的向导，独自去攀登阿尔卑斯的高峰，遇暴风雪而殁。幸而他的妻子在他死后把他的《旅行记》全部刊行了。我相信他们的儿子现在还在继续父母的工作。

我又常和蒲利叶瓦尔斯基见面，他是一个波兰人，不过他喜欢用俄文拼他的姓，他愿意人把他当作一个“俄国的爱国者”。这是一个热心的狩猎家；他去亚洲中部探险时的热诚出于两种欲望：一是狩猎各种难得的野兽——牡鹿、野骆驼、野马等等；另一个是发现新的难以接近的土地。如果别人要他说出他的发现，他开口不久就会用热情的惊呼中断他的不加夸张的叙述：“啊，那里有多好的猎物啊！多好的狩猎！”于是他便热心地叙述他如何在山上爬很远去到一匹野马的近旁，在枪弹可以打到它的距离以内。

他一旦回到圣彼得堡就马上筹备下一次新的远征。他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储蓄起来，做证券交易以多赚一点。他是个典型的旅行家，既有强健的身体，又能耐苦，能过深山狩猎者的那种缺衣少食的生活。他乐于过那样的生活。他第一次旅行时只有三个同伴，和土人非常亲热。然而他其后的几次远征更多的带有军事性质，尤其不幸的是他把他的武装随从力量看得比与土人的和平交往更重。我从消息灵通方面还听说：纵使他不在西藏探险一开头就死去，他多半也不能生还。这次的西藏探险在他死后便由他的同伴毕夫左夫、罗波罗夫斯基和柯兹洛夫三人进行得极好，极和平。

这时候，地理学协会极为活跃，我们的这一部（地文地理部）以及身为该部秘书的我所热心注意的问题也是非常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是过于专门的问题，所以不便在此叙述。然而有一件事是应该一提的，就是：对于北冰洋的俄国部分的殖民、渔业和贸易近年来开始有了兴趣。

一个兼营金矿的西伯利亚商人西多洛夫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这种兴趣浓厚起来。他预见到如果能设立航海学校，发起穆尔曼海岸和白海探险以及如此等等，其结果一定会使俄国的渔业与航海业大大发展。但是不幸这一点可做的事也必须通过圣彼得堡。而在这个讲究礼仪和文牍的、官僚的、文学的、艺术的、国际性的首都，统治阶级决不会关心“外省”的事。可怜的西多洛夫的努力只引起了人们的讪笑。俄国地理学协会对于本国极北地方的兴趣还是被外国人引起来的。

在1869年至1871年中，那些勇敢的捕海豹的挪威人全然意外地开辟了喀拉海的航路。有一天，我们极度惊讶地在学会里得知一些挪威的小双桅船驶进了新地岛与西伯利亚海岸之间的喀拉海，而且在海中四处航行。我们在我们的著作中常把这个海描写为“一个永远存放着冰块的冰窖”。这些冒险的挪威人甚至访问了我们相信几百年来一直被冰块遮盖了的著名荷兰人巴伦支的过冬地。

“独一无二的气候，独一无二的冰冻状态”，我们的老一辈航海家这样说。然而在我们少数几个人看来，事情很明显：那些以海为家，与冰为邻，大胆无比的挪威猎海豹人敢于以小的船只和少数船员冒险冲破喀拉海入口处的浮冰，而俄国政府所属舰只的司令官们因为肩负海军重任便不敢冒这样的险。

此等发现唤起了对于北极探险之普遍的热情。事实上，是那班猎海豹人开了北极热的新纪元，后来在诺登舍尔德[66]的亚细亚环航，在西伯利亚的东北永久航路之开通，在皮利[67]的发现北格林兰，在南森[68]的弗兰姆探险中，这种北极热才达到了最高度。我们的地理学协全也开始活动了，先成立一个委员会准备组织俄罗斯北极探险队之计划，指定这次探险队可做的科学上的工作。又由各专家分门别类担任这个报告中的有关特殊方面各章；然而这一次仍逃不掉常例，只有关于植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的几章是按时写成了，其余各章便要由本委员会的秘书（就是我）来写。其中有几门如海栖动物学、海潮、钟摆现象之观察、地磁力等对于我完全是陌生的。然而一个健康的人只要用尽全力而且直接去研究一个问题的根本，那么他在短时间以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真是多得谁也事先想不到。我的报告就这样地写成了。

我在这个报告的结论中主张发起北极大探险，以唤起俄国人对于北极问题与北极航行之恒久的兴味；同时我又主张乘一只挪威双桅船（连船长一道由挪威雇来）驶入新地岛的北方或东北方，作侦察性的探险。我们还提示说这个探险队也许可以达到（至少总可以看见）一个离新地岛不十分远的未知的陆地。俄国海军军官西林男爵在一篇出色的然而并不有名的、关于北冰洋的诸潮流的论文中曾经指出大概有这样的一块陆地存在。当我读到这篇论文和吕特克的《新地岛旅行记》，同时又熟悉了北冰洋的这一部分地方的大体状况以后，我马上就明白这个假设必定是正确的。在新地岛的西北方必然有一块陆地，而且这陆地必定位置在比斯匹茨卑尔根还要高的纬度上。新地岛西方的冰块之稳定不动，而且上面有泥土和石头，此外还有其他种种更小的征象足以证实这个假设。再说，如果那里没有这样一块陆地，那么从白令海峡西流入格林兰的冰流（弗兰姆潮流）一定会达到北角而且把大堆的冰块堆在拉坡尼亚海岸，恰如它在格林兰的北端堆积了大堆的冰块那样：这一点西林男爵已经很正确地指出来了。单是墨西哥湾暖流的微弱的延伸决不能够阻止冰块在北欧海岸的累积。这块陆地在几年以后果然被奥国探险队发现了，就称它做法兰士·约瑟夫地。

这个北极报告给我带来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结果。我被推举为乘挪威双桅船出发的侦察探险队的领袖。我自然回答说我从来不曾航过海；然而别人告诉我说，把一个卡尔生或约翰生那样的人的经验和一个科学家的创意结合起来，可以做出很有价值的事来。如果不是财政部当时插手否决了这个计划，我是会答应担任侦察队长的。财政部答复说，国库里这时拿不出探险队所需要的三四千金镑。从此，俄国就不曾参加北极诸海的探险。我们透过次极地的雾障所看出的那块陆地后来被帕叶与韦普雷希特[69]发现了。在新地岛东北方必定存在着的一些群岛至今还不曾被人发现；然而我如今较以前更为坚决地相信这群岛是一定存在的。

我不曾参加北极探险，我却被地理学协会派遣到芬兰与瑞典去作一次有限的旅行，调查冰河时代的堆积物；这一次旅行把我引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俄国科学院在这年夏天派出了两个会员去研究在瑞典与芬兰被称为“asar”而在不列颠诸岛上称为“esker”“kames”等等的长的流冰脉之构造。这两个人：一是老地质学家黑尔麦孙将军；一是西伯利亚的不倦的探险家腓特烈·施米特。地理学协会为着这同样的目的派遣我到芬兰去。我们三人共同参观了壮丽的彭加哈鲁高地后分手。我在这年夏天工作得十分勤奋。我在芬兰旅行了不少的地方，又到瑞典去，在那里和诺登舍尔德同过了不少幸福的光阴。早在当时（1871年）他就向我说起他要取道北方到西伯利亚诸河的河口，甚至到白令海峡。我回到芬兰后又继续我的研究工作直到深秋为止，我搜集了不少关于芬兰的冰河化的异常引人入胜的材料。然而在这次旅行中社会问题我也想得很多，我所想的对于我其后的发展上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俄国地理之种种有价值的材料皆由我的手里转到了地理学协会，我渐渐生了一个念头，想写一本关于这个世界的这一大块地域的地文地理的详细著作。我的意思是以我在欧俄这一方面所发现的主要地表结构的主要线条为基础，对俄国作一番透彻的地理的描绘；在这番描绘中还要略略谈到在不同地文地理区域中盛行的不同经济生活方式。就拿南俄的广阔的草原为例罢，那地方常常发生旱灾与歉收。事实上，这些旱灾与歉收决不能作为偶然的灾祸看待；它们是这地方的自然特性，正如这地方位于俄国中部平原的南面斜坡、它的土壤的肥沃等等是自然特性相同。因此组织这一带南方草原的经济生活就应该注意预防那不可免的定期的旱灾。俄罗斯帝国的各部分都应以这同样的科学方法来描绘，恰如卡尔·利特尔[70]在他的优美的论文中论述亚洲的各部分那样。

然而，要写这样的著作，作者应该有很多时间与完全的自由才行，因此我便常常想：如果我有一天做了地理学协会的总书记，那么对于我这个目的不知会有多大的帮助。1871年秋天我在芬兰工作，每天沿着新建的铁道向海岸慢慢地步行，注意观察那些应该出现的后冰河时代海的最初之延伸的确凿无误的遗迹的地点。那时候，地理学协会拍来了一个电报：“董事会聘君为本会总书记”，同时，现任总书记又极力敦促我承诺。

我的宿望实现了。然而这时候，别的想法与别的渴望又支配了我的思想。我认真地思考了该如何作复，我的回电是：“甚感，但不能接受。”

人们之所以陷于某种政治的、社会的或家庭的束缚，往往只因为他们从不曾有时间来自问他们的职位、所完成的工作究竟是否合适；他们的职业究竟是否真正符合他们的内心的愿望与能力，是否能给他们以应得的每个人都有权指望的满足。活跃的人尤其常陷于这样的境地。他每一天都有新的工作，没有做完自己所预定做的事情，到了夜深便只得匆匆就寝，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又慌忙去继续做昨日未完的工作。光阴年复一年地这样逝去，他却没有时间来思考，没有时间来省察自己的生活所取的方向。我从前也是如此。

然而如今在芬兰旅行之际，我便有余暇了。我常常乘着芬兰特有的一种双轮马车经过地质学家不感兴趣的一个平原，或者肩上扛着铁锤沿着铁路从一个砂坑步行到另一个砂坑：在那种时候，我就能够思索了；而且在我进行无疑是有趣的地质学的工作时，却有一个比地质学更强烈地打动我的内心的想法在我的心里固执地活动。

我看见芬兰农民用在清理土地和打碎坚硬的岩化泥土上的时间是那样多，我便对自己说：“我要写出这地方的地文地理，把耕种这土地的最好方法告诉农民。在这里，美国的挖根桩的机器是极有用的；在那里，又可以用科学的施肥方法。……然而我又怎么敢向农民说起美国的机器有什么用处呢？他从这一次收获到下一次收获之间的面包刚够吃！而且如果他改良土地成功了，他应纳的地租和税金又会以同样比例增加；这时候，向他讲美国的机器又有什么用呢？他啃着自己每年烘焙两次的硬得像石头一般的黑面包；加上腌得死咸的鳘鱼和脱脂牛奶。当他要把所能出产的东西全都卖掉来纳付租税的时候，我怎么敢向他说起美国的机器呢？他需要我和他共同生活，以便帮助他成为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或不纳租金的占有者。那时候，他读书才能够得到好处，现在不行。

我的思想又从芬兰转到了我最近见过的我们的尼可尔斯奎的农民。如今他们是自由的了，他们非常看重这自由。然而他们没有牧场。地主们想方设法把所有的牧场留为己用。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沙瓦金家每晚总要牵六匹马出去放牧，托加学夫家放的是七匹。如今这两家仅各有三匹马了。而那些从前只有两匹马的人家现在只有一匹，甚或连一匹也没有。这一匹可怜的马又能拿来干什么呢？没有牧场，没有马，没有肥料！我又怎样能够和他们谈播种牧草的方法呢？他们已经零落到贫无立锥之地了，而且几年以后又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税使他们甚至于不能聊生。当我告诉他们说，我的父亲允许他们在他的科士丁诺树林中小块空地里割草时，他们又是多么快乐！“你们的尼可尔斯奎农民干起活来简直吓人！”——这是我们的近邻一带的一般评语。然而我的继母凭藉着“最低额款”（这一可恶之极的条款是地主们得到修正解放令的权力时所增加的），从农民的分配地里取出一块可耕地，这一块地如今已是荆棘丛生，却不许那些“凶狠的”庄稼汉去种。这样的事在俄国到处都有。甚至当时已很明显（而且政府调查委员又提出过警告）：俄国中部的第一次大歉收将会造成可怕的饥荒——1876年，饥荒果然来了，在1884年、1891年、1895年、1898年各年中俄国人民屡为饥馑所苦。

科学是了不起的好东西。我知道其中的欢乐，我也珍惜这种欢乐——也许比我的许多同事更珍惜它们。就在这时候，我望着芬兰的湖山，新的美妙的通则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想见在辽远的过去，人类初现的时代，在斯堪的那维亚与芬兰旁边北方群岛内冰块一年年地堆积起来。大堆的冰块侵入欧洲北部，慢慢地扩张到中欧。在北半球的这一部分的生物便逐渐衰落，它们处境悲惨，朝不保夕，趁那里广大的冰原吐出的冰的气息未到之前便一步步向南方逃避。悲惨、孱弱、无知的人要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也非常困难。过了许多年代，冰开始溶解，带来了所谓湖沼时代，那时候，无数的湖在洼地上出现了，贫弱的次极地植物开始怯生生地侵入到环湖的深不可测的沼泽中。这样又过了若干年代，才发生了极其缓慢的干燥作用，于是植物开始从南方徐徐侵入。现在我们是在急速干燥作用处于高潮的时期，于是干燥的平原与草原又随之而形成。亚洲中部已经受到这干燥作用之害了，欧洲东南部又正在这种威胁之下，人类必须找出一种制止这种干燥作用的方法才好。

相信冰原曾延及中欧之事，在当时乃是一种邪说。然而一幅宏伟的画面在我的眼前显现了，我想把它绘出来，其中我所看到的成千的细节一个也不遗漏；我要把它作为一把钥匙来解开现今动植物分布之谜；我要给地质学与地文地理学开辟一个新天地。

然而在我的周围，我只看见贫困，只看见为一片发霉的面包的争斗，这时候，我有什么权利来享受这些高级的欢乐呢？为了使我得以生活在这高尚情操的世界中，我的一切费用都必然是从那班生产了麦子而自己的小孩却不能果腹的人的口里夺来的。这必然是从什么人口里夺来的，因为人类的总生产额至今还是这样的低。

知识诚然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人必须有知识。然而我们知道的已经很多了！如果知识（而且只有知识）得为万人所有，结果将如何？难道科学本身不会飞速发展，使人类以我们今日想象不到的速度在生产、发明及社会创造的领域内大踏步前进吗？

群众需要知识，他们愿意学，他们能够学。例如在那两湖之间的巨大冰碛（这冰碛好像是几个巨人匆忙地堆起来连结两岸的）伫立着一个芬兰农民，在望着眼前的有小岛点缀其间的美丽的湖水沉思。农民固然贫苦而受人践踏，但没有一个农民走过此处而不停留片刻，赞赏这美景的。再如，一个农民立在湖畔唱歌，歌声如此优美，以致第一流的音乐家也要羡慕他的腔调中所蕴藏的感情与瞑想力。这两个农民都感受极深，都在沉思默想，都在思索；他们准备扩大他们的知识——只等我们把知识给与他们，只等我们把获得空闲时间的方法教给他们。

这就是我应该工作的方向，这些人就是我应该为之工作的人。至于那些嘴里说要促使人类进步，身却高踞于民众之上，他们的演说未尝不冠冕堂皇，然而究其实不过是急于摆脱自己的深感苦恼的矛盾，苦心制造出来的诡辩而已。

所以我发了个不接受任命的回电给地理学协会。

二

圣彼得堡光景——亚历山大二世的两重性格——行政机关之腐败——教育事业之被摧残——圣彼得堡社会之堕落——加拉考左夫案件

自从我1862年离开圣彼得堡以来，它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诗人马伊科夫曾和我说过：“啊，不错，你是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圣彼得堡的”。诚然，我认识那个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宠儿的圣彼得堡。然而我归来时所见的圣彼得堡，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它呢？如果所谓“全圣彼得堡”指的是那以唯宫廷之命是从的上流交际社会，那么也许可以下一个“歌舞咖啡厅和音乐厅之圣彼得堡”的评语罢。

在宫廷中以及依附于宫廷的圈子里，自由思想简直声名狼藉。六十年代所有卓越的人物，甚至于像尼可拉·穆拉维约夫伯爵与尼可拉·米鲁丁那样的温和派都不免被认作危险人物了。只有陆军大臣狄米特里·米鲁丁的地位还被亚历山大二世保留着，因为他受命在军队中进行的改革要过许多年才能够完成。所有其他在改革时期中的活跃人物都被抛在一边了。

我有一天和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吏谈话。他把另一个高级官吏批评得很尖锐，我便替那个人辩护道：“然而他究竟不曾在尼古拉一世的治下做过官。”“可是他如今却在宿瓦洛夫与特列颇夫的治下做官了！”这个回答正确地把当时的情形描绘了出来，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政治警察首脑宿瓦洛夫将军与圣彼得堡警察总监特列颇夫将军确实是当时俄国的真正统治者。亚历山大二世不过是这两人的执行官，他们的工具。他们靠吓唬来统治。特列颇夫常常拿就要在圣彼得堡出现的革命这个怪物来恐吓亚历山大二世，吓得他只要有一天这位万能的警察总监稍微迟了几分钟进宫去呈递他的每日报告，这位沙皇就会问：“圣彼得堡平静无事吗？”

亚历山大二世和X王妃完全决裂以后不多几时，他又和拿破仑三世的侍从武官弗莱里将军非常要好。这个坏蛋弗莱里将军就是1852年12月2日政变的灵魂。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处，弗莱里曾向巴黎人说起俄国皇帝赐给他的绝大光荣。原来有一天，沙皇坐车沿着涅瓦大街而行，看见了弗莱里便邀他上车，这部马车只能载一个人，座位仅有十二时宽。因为座位太窄，他们两人便不得不挤得紧紧地，各人剩下一半身子悬在车外。只要一提这个刚从法国贡比涅来的朋友的姓名，就可以猜到这交情是什么一回事了。

宿瓦洛夫极力利用他的主人眼下的这种心情。他准备好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动设施，要是亚历山大表示他不高兴签名发布，那么宿瓦洛夫就会向他谈那个就要发生的革命与路易十六的命运，而且“为了挽救皇室起见”一定要哀求他签名发布关于新的镇压措施的法令。尽管如此，痛悔与悲哀仍不时包围亚历山大。他有时会陷于阴沉的忧郁之中，用悲哀的调子谈起他初即位时的那种辉煌与目前呈现的反动色彩。于是宿瓦洛夫便给他准备了一个猎熊的盛典。猎人、快乐的廷臣、满载着芭蕾舞团的少女的马车成群结队地去到诺夫哥罗德树林里。亚历山大二世于是会杀死一两头熊，他是一个好射手，常常让野兽走近到离开他的枪仅有几码的地方，他才开枪。在这狩猎的兴高采烈的时候，宿瓦洛夫就可以使沙皇赞同他所炮制的一切压制计划了。

亚历山大二世确实不是一个平庸的人，然而他身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人，两者都发展得极为成熟，它们彼此冲突。他的年岁愈大，这种内心的斗争便愈激烈。他能在前一刻钟做出优美的举止而后一刻钟就表现出无比的残酷。他具有一种镇静明理、临危不惧的勇气，然而他日日夜夜为那莫须有的危险懔懔危惧。他的确不是一个懦夫，他可以勇敢地站在熊的面前：有一次，他的第一枪不曾射中熊的要害，站在他身后的执着长矛的人便冲向前去，却被熊扑倒了，亚历山大连忙跑去救那人，他的枪口逼近熊的身子，一枪就把熊打死了（这是那人亲自向我说的），然而他一生却又为从他自己的想象与良心的不安中生出的恐怖所追迫着。他对于朋友的态度和蔼可亲，而与这和蔼可亲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可怕的无情的残酷（十七世纪的那种残酷）。在他镇压波兰革命时，这种残酷就表现出来了；1880年，他又用同样的手段镇压俄国青年的反叛，——谁也想不到他会是如此残酷。他这样过着两重生活；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中，他签名发布最反动的敕令时很高兴，过后，他又非常后悔。到了晚年，这种斗争更为猛烈，而且具有一种几乎是悲剧的性质。

宿瓦洛夫在1872年被任命为驻英大使，然而他的朋友波塔颇夫将军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一直到1877年俄土战争开始的时候。在这时期内，他们以最最厚颜无耻的方式大规模搜刮国库、皇室领地：波兰革命后在立陶宛没收的领地以及在奥伦堡的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在波塔颇夫发狂与特列颇夫被免职以后，他们在宫廷中的政敌要使亚历山大二世看清这两人的真面目，于是才有几件这类搜刮的丑闻得以暴露，由元老院执行最高法庭的任务来进行审判。其中一次，司法调查发现波塔颇夫的一个朋友曾经无耻地把立陶宛某一处领地内的农民们的土地夺了去，他事后得到内务部中友人的帮助，居然把那些要求伸雪的农民监禁起来，集体处以笞刑，又用军队枪杀他们。俄国直到今天的历史上充满了这一类故事，然而这件事在俄国历史上也要算是最可恨的了。只有在薇拉·沙苏丽奇暗杀特列颇夫（为一个在狱中被他下令鞭打的政治犯复仇），把他击伤以后，这伙人的赃案才得以大白于世，波塔颇夫才被免职。特列颇夫受伤后以为自己不免于死，便写下遗嘱，从他的遗嘱中世人才知道这个使沙皇相信他虽然做了多年圣彼得堡警察总监这个肥缺，依然贫困而死的人，实际上却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一笔绝大的财产。有几个廷臣把这件事告诉了亚历山大二世，于是特列颇夫失掉了信任，只有到了那时候，几件宿瓦洛夫——波塔颇夫——特列颇夫一伙的贪污案才得以暴露于世而受审于元老院。

这种贪污盗窃在政府各部都有，尤其是以有关铁路及各种工业企业为最。在这时候发大财的颇不乏人。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曾向他的一个儿子说过，海军是“在某某人的衣袋里”。得到国家保证的修建铁道的成本简直骇人听闻。至于说到商业企业，谁都知道如果不答应送一定百分比的红利给有关各部的各个官吏，就不要想开办企业。我的一个朋友想在圣彼得堡开办一项企业，内务部公然有人向他说，他应该送百分之二十五的净利给某人，送百分之十五给一个财政部的官吏，送百分之十给同部的另一个官吏，还要送百分之五给第四个人。这种交易公然进行，毫不隐藏；亚历山大二世也是知道的。他自己在总审计长的报告上所加的批语就足以证明这事。然而他以为这班窃贼可以替他防止革命，所以不等这些贪污案件成为公开丑闻之后不把他们撤换。

在那些年轻的大公中除了皇储（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是节俭的好家长外，其余的都把皇室的家长作为样板。有一位大公喜欢在涅瓦大街的一所小饭店里饮酒作乐，他的丑行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有一夜，连警察总监也不得不去干涉了。特列颇夫警告那饭店主人说如果他以后再要把饭店里的“大公室”租给大公，那么他会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我偶尔到那饭店去过一次，主人曾把那间所谓“大公室”指点给我看。房内的墙壁与天花板上都装饰着缎子做的厚帐帷。那主人一面指点，一面说：“你想想看，我是多么为难。一方面，我不能得罪那位可以把我随便处置的皇族中的一员，另一方面，特列颇夫将军又拿西伯利亚来威吓我！我自然听将军的；你知道，他如今是无所不能的。”另一位大公由于人品属于精神变态型而出了名。还有一位大公因为偷了他母亲的钻石被放逐到土耳其斯坦去了。

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失宠于她的丈夫，同时，看到宫廷生活所取现在那种方向而感到惊恐，于是越来越虔诚地信仰宗教，不久就完全堕入那些宫廷教士的掌握中。这些教士属于俄国教会中的一个新起宗派——耶稣会派。这一新的种属，入会经过严格审查的、腐败的、阴险狡诈的教士集团在当时俄国发展得非常之快，它已经尽力想成为俄国国家中的一个权势中心，把学校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并且颇为成功。

事实一再证明：俄国乡村教士的职务太多，他们要管洗礼、婚礼，以及其他种种事情，又要给垂死的人祈祷，已经够忙碌的了，当然没有时间去照管学校。即使教士得了薪俸要在一所乡村学校里去教授圣书，他也总是把教书这差使让给别人，因为他自己顾不上这个。然而那些高级僧侣利用沙皇对于所谓革命精神的憎恨，已经开始活动要把学校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了。“教会学校以外无学校”，这一句话成了他们的格言。全俄国要求教育，政府的年度预算中全国初级学校经费是两百万卢布，然而实际上连这小得可笑的数目教育部也常常领不到，同时政府却拨了几乎同样多的数目给圣公会（宗教议会），作为设立乡村教士监督下的小学校之补助——这些学校大多只是纸上空谈，至今也没有成立。

全俄国需要技术教育，而教育部却只开办古典中学，因为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些重头课程被当作防止学生读书与思索的最好的方法。在这些中学里只有百分之二、三的学生得以完成八年的课程而毕业。那些颇有前途并且表现出能独立思考的学生不等到修毕最后一年的课程便被仔细地剔除了；学校当局不惜用任何手段来减少学生的数目。教育被视作一种奢侈品，只有少数人可以享用。

同时，教育部又用全力来反对那些企图开办师范学校，或技术学校，或普通小学校的私人与团体（区、县、市议会之类）。在这个异常缺乏工程师、农艺师、地质学家的国家里，技术教育却被视作与革命等同的东西，从而被禁止，受迫害；所以一直到现在，每年秋天总还有两三千青年想进高等工艺学校却不得其门而入，只是因为缺乏名额。那班想做一点有利于公众生活的人都不免感到绝望；在乡间，政府又向农民征收苛税，缴纳迟了，即派兵用半武力方法劫掠而去，结果农民被弄得倾家荡产。只有那些用最严酷的方法榨取税金的地方长官才为中央政府所宠信。

这就是圣彼得堡的官场。这就是它对于全俄国的影响。

我和亚历山大哥哥离开西伯利亚的时候，我们常常谈起我们应该可以在圣彼得堡看到的知识分子生活，以及我们应该可以在文学团体中结交到的有趣的人士。事实上，我们果然在急进派和温和的斯拉夫派两者中间结交到了这样的人；然而我必须承认他们使我们多少有点失望。我们遇着了不少杰出人物（俄国富有杰出的人才），但他们与我们理想中的政论家不大相合。最好的著作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米海伊洛夫、拉甫洛夫诸人已遭流放，或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内，如华沙列夫。其余的人看见形势很可悲观，有的便改变了主张，倾向于一种父亲式的专制主义；而大多数人虽然尚未改变初衷，却是噤若寒蝉，他们的谨慎几与变节相等。

在改革时期的高峰，进步的文学团体中差不多每个人都和赫尔岑或屠格涅夫及其友人，或“大俄罗斯人”和“土地与自由”这类存在时间很短的秘密社团多少总有一点关系。现在呢，这些人却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的先前的同情深深地埋葬起来，免得受政治上的嫌疑。

当时有一两家自由主义的杂志大半靠了出版人有特别的交际手腕才得以免被封禁。这些杂志满载着绝好的材料；它们指出农民群众之日益贫困与走投无路，又使人明白改革家途中的障碍。这一大堆事实已够使人绝望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任何补救办法，或者暗示任何领域可以采取行动，以及任何从无望局面求得的出路。有几个著作家还希望亚历山大二世再来做一次改革者；然而大多数则终日战战兢兢，唯恐杂志被封、出版人与撰稿人充军到“帝国之穷乡僻壤”去。恐惧与希望同等地将他们麻痹了。

他们中间在十年以前愈是急进，现在的恐惧便愈厉害。我们弟兄两人在一两个文学团体中很受欢迎，我们有时也去参加他们的联谊会；然而每逢谈论一出了风花雪月的范围，或者我的哥哥（他很有引发重大问题的才干）把话题引到国内问题上，或拿破仑三世正急匆匆走向败亡（1870年）的法国国情上时，准会有人发言来打断话头。“诸君，你们以为最近那出《美女海伦》演得如何？”或者“你们以为那熏鱼的味道怎样？”那些年纪较大的客人中间突然这样地高声问道，于是方才的谈论就此结束。

文学团体以外，情形甚至还要坏得多。六十年代中，在俄国，尤其是在圣彼得堡，似乎甘愿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到处都是。“他们现在怎样呢？”我问自己道。我找到了几个这样的人，但是“年轻人，处世要谨慎！”这就是他们所能向我说的一切了。在俄国话里，像“铁比干草强”，“头颅撞不破石壁”这一类的谚语不幸太多了，如今便成了这些人的实际哲学的箴言。“我们一生中已经做了一点事情，别对我们多提要求啦”；或者“忍耐着罢：这种现状不会继续多久的！”他们这样向我们说，然而我们年轻人呢，却甘愿去重新发动斗争，去行动，去冒险，如果必要的话，去牺牲一切，只是要求他们给我们提点意见，给点指导，给点知识的支持。

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烟》中描写了社会上层人士中的几个过去的改革家，他的描写实足令人灰心。然而尤其是在那位用“V.克列士托夫斯基”这个笔名写的柯汉诺夫斯基夫人[71]的令人伤心坠泪的小说与随笔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当时“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种种堕落的情形。自从十年以前促成改革运动的无名群众不肯再听“那些感伤主义言辞”以后，“生的欢乐”（也许更可说是幸存的欢乐）马上成了他们的女神。他们急急忙忙去享用当时落进这些“务实的”人的腰包里的财富了。

农奴制度废止以来，人们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生财之道，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向着这些途径狂奔。铁路建造在俄国狂热般地进行着，地主们大批地跑到新开的私立银行去典押他们的领地。新近营业的私家公证人与出庭律师收入极丰；股份公司以惊人的速度激增，而其发起人也大发其财。有些人，从前只靠着一百多个农奴所耕种的小领地的有限收入在乡间生活，或者在法庭里当办事员靠更少的薪俸度日，如今这些人却积起了巨大的财产，他们每年的收入可以和农奴时代大地主的收入相等。

“社会”的趣味也是一天天地降低了。曾为急进派运动的庙堂的意大利歌剧院，如今没有人光顾了；至于那一心伸张俄国大作曲家的权益却又不免有些畏缩的俄国歌剧院，也仅有少数热心家不时光临。这两者都被认为太“冗长沉闷”。圣彼得堡交际社会之精英群趋于通俗剧场，在那里巴黎的小戏院的二等角色很容易博得那些禁卫军骑兵队中的年轻的崇拜者喝彩。有的人便去看俄国舞台上开演的《美女海伦》，而我们俄国的大戏剧家却反被人忘却了。奥芬巴哈的音乐成了无上的权威。

必须指出：当时的政治空气是坏到了极点，所以那些最优秀的人是有理由，至少也有充足的口实来守沉默。自从加拉考左夫在1866年4月狙击亚历山大二世失败被捕以来，政治警察就成为万能的了。几是有“急进派”嫌疑的人，不管曾做过某些事或未尝做过某些事，只要他曾经对于某一个牵连在政治事件中的人表示过同情，或者在夜半的搜查中，警察在他的家里搜出一封毫不相干的信函，或者单是因为他有“危险”看法的缘故，他随便哪一夜都有被捕之虞。而因政治原因被捕，可能招来任何后果——在彼得保罗要塞中多年禁锢，流放至西伯利亚，甚至在要塞的地牢中受拷打酷刑。

关于加拉考左夫这帮人的这种运动，直至今天，即使在俄国，也很少为人所深知。我当时是在西伯利亚，我所听到的都是来自传闻。然而看起来，其中似乎含得有两种不同的潮流。一种潮流就是“到民间去”这一伟大运动的开端，这运动在后来有重大的发展；另一种潮流主要是政治的。一批批的青年，其中有的眼见得要成为出色的大学教授、或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人种学家，他们在1864年左右都聚集起来组成团体，立下决心不顾政府的反对，要把教育与知识送给民众。他们到大工业城市里去做一个简单的手艺人，在那里发起合作社，开设补习学校，希望用费尽心思的手腕和耐心，也许可以使民众受到一点教育，从而造成最初的核心，由此更好更高的概念会渐次在群众中间扩散开来。他们的热诚是很高的，大量财富都花费在这种事业上了。我相信和后来一切类似的运动比较，这一次的运动算是立在最实际的基础之上。它的发起人当然是和工人非常接近的。

在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受了加拉考左夫、易宿丁及其密友的鼓动，带上了政治倾向。在1862年到1866年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有了确定无疑的反动性质；他把最反动的人引到自己的周围，当作心腹。那使得他在位的初期成为光荣的盛世之改革如今却被许多的地方法和部颁通令凌迟了。反动派公然期待着改头换面地恢复地主裁判权与农奴制；当时谁也不敢希望那个主要改革（农奴解放）可以抵挡得住从冬宫方面来的攻击。这一切事实必然会使加拉考左夫及其友人明白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如果再延长下去，那么连已经实现的小改革恐怕也保不住，而俄国便要回到尼古拉一世的恐怖时代去。同时一般人对于皇储及其叔父康士坦丁的自由主义倾向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不知重演了多少次，然而至今依然新鲜）。应该说，在1866年以前，这样的恐惧与这样的考虑就已常常在比加拉考左夫所能接触的环境更高的圈子里表现过了。总之，事实是如此：在亚历山大二世有一天走出夏园上马车的时候，加拉考左夫向他开了枪。子弹虚发，而加拉考左夫当场被捕。[72]

莫斯科反动派的首领加特科夫最善于利用每次政治动乱来从中得钱财之利；加拉考左夫事件一发生，他马上就诬陷一切急进派与自由主义者和加拉考左夫同谋（这自然是假的），他又在他的报纸上隐约地指出加拉考左夫不过是宫廷内改革派的领袖康士坦丁大公手中的工具罢了，他想使全莫斯科的人都相信这话。谁也可以想象得到：那两个统治者，宿瓦洛夫与特列颇夫，会如何利用这些诬告与亚历山大二世事后的恐惧以图自己的私利。在波兰革命时期得了“刽子手”这个绰号的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奉命作一次穷根究底的调查，不惜用任何手段去发现那莫须有的阴谋。各阶级的人都被他逮捕了一些，他又下令搜查了几百所住宅，而且他还自夸“会想出办法使囚犯肯多说话”。他当然不怕用刑拷问——而且圣彼得堡的舆论差不多一致承认穆拉维约夫对加拉考左夫曾用严刑逼供，加拉考左夫始终未供出什么。

各处监狱里，尤其是在冬宫对面的那个已经见过了不少惨酷事情的大石棺[73]里，国家机密被完好地保存着，只有在近来才被历史家揭露了。它至今还守着穆拉维约夫的秘密。然而下面一节在这一点上多少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

1866年，我是在西伯利亚。我们的西伯利亚军官中间有一个人在那一年年尾从俄国旅行到伊尔库次克，途中在一个驿站里遇着了两个宪兵。他们押送一个因犯盗案被充军的小官吏到西伯利亚，这时任务已经完成，正动身回去。那位伊尔库次克军官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凑巧遇见这两个宪兵坐着饮茶，消磨严寒的冬夜，便上前去和他们闲谈，一面等着车夫换马。其中一个宪兵认识加拉考左夫。

“他很狡猾，实在狡猾”，那个宪兵说。“他在要塞中的时候，我们得着命令不许他睡觉，我们两个人看守他，每两点钟换班一次。我们叫他坐在一只小凳上，等他开始打瞌睡时，我们便摇醒他。……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有命令要这样做！……好，你看他有多狡猾：他把两腿交叉起来，拿一只腿摇动，使我们相信他还是清醒的，而同时他可以打瞌睡，一面依然摇动他的腿。然而不久，我们就看出来了，便告诉那些来接班的人，要时时刻刻摇着他，不许他打一小忽儿瞌睡，不管他的腿是否在动。”

“这样做继续了多久？”我的朋友问道。

“呵！好多天——一个星期以上。”

这段话的率真足以证明它的真实：这绝对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而加拉考左夫受酷刑到了这种程度也就无可置疑了。

加拉考左夫上绞刑架的时候，我的侍从学校的一个同学曾随他的胸甲骑兵团队到场监刑。他后来告诉我说：“他们把他放在囚车的高踏板上面从要塞中带了出来，当囚车在要塞前的高低不平的缓坡上颠簸地走下来时，我最初还以为他们是带了一个橡皮人来处绞刑；加拉考左夫已经死了。你想想看：头、手、全身都是软搭搭的，好像身体里没有骨头，再不然，骨头都已碎了。这样子真是可怕，而且一想到致此的原因，更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当两个兵士把他带下囚车的时候，我却看见他的腿在动，他奋勇地自行走上绞刑台。这样看来，他又不是一个橡皮人，也不是早失了知觉。所有在场的军官看见这种情形都很惊异，想不出理由来。”我提醒同学说，加拉考左夫也许曾受着严刑拷打，我的同学立刻红了脸答道：“不错，我们都这样想。”

单是几个星期不让睡眠一事，足以说明为什么那个在精神异常坚强的人在临刑时会有那种状态。我还要说，在要塞中曾有用药品对付囚人的事，至少有一例是如此，这是确凿无疑的。1879年囚人亚德利安·沙布洛夫曾受过这样的拷问。是否穆拉维约夫只限于干这一次？他曾否被阻止再用这种酷刑？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我常听圣彼得堡高级官僚说在沙布洛夫一案中曾使用过这种酷刑。

穆拉维约夫曾许下诺言要把圣彼得堡的急进分子连根除尽，凡过去曾与急进主义有一点关系的人，都不免时刻在惊惧之中，唯恐落进这刽子手的掌心。他们还特别不敢和青年往来，唯恐会随着他们卷入某个危险的政治结社的漩涡中去。这样一来，不仅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在“父”与“子”之间，不仅在两代人之间开了一道鸿沟，而且在所有过了三十岁的人与二十岁左右的人之间，也开了一道鸿沟。因此俄国青年不独要和他们的拥护农奴制度的父亲们战斗，并且还不免为那班不愿和他们携手走向社会主义，不敢支持他们争取更多的政治自由的他们的长兄们所遗弃。我常常自问：难道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代青年像他们那样与一个如此强大的敌人死战，却如此被父亲以至长兄们弃置不顾；而其实，他们不过是将这些父亲和长兄们的精神遗产铭记在心并力求将其付诸实行而已？难道世上还有哪一斗争所处的境遇比这更悲惨的吗？

三

俄国的妇女运动——妇女求知识的活动与热情——女子大学之设立——“旧宫厩区”的新生活——父亲之死

我在圣彼得堡的生活中见到的唯一光明点就是当时在男女青年中间产生的运动。种种潮流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运动，这运动不久就具有一种秘密的、革命的性质而吸引了其后十五年间全俄罗斯的注意。这件事我在后面会讲到，在这里，我只说一说俄国妇女为力争受高等教育所进行的完全公开的运动。圣彼得堡当时正是这运动的第一个中心。

每天下午，我的年轻的嫂嫂从女子师范讲习所下课回来，总有关于那里的活动的新消息告诉我们。开办女子医科学校与女子大学的计划已经拟定了。上课之后，又有关于学校和各种教育方法的讨论会，成百妇女对这些问题非常热心，她们在各特别的集会中反复不倦地讨论着。翻译家协会、出版家协会、印刷人协会、装订人协会都组织起来了，其目的在替那些有心求学的贫苦姊妹们谋职业：她们群集在圣彼得堡，甘愿做任何种类工作，只要能够存一点钱，以便将来有一天也能享受她们应受的高等教育。这些妇女充满了活力与朝气，恰与我在别处所看见的相反。

既然政府已经表示决不许大学开放女禁，妇女们便尽力设法开办她们自己的大学。教育部的官吏告诉她们说，女子中学毕业的学生还不到听大学的课的程度。她们便回答道：“很好，允许我们开办大学预科罢，随便由你们订课程表好了。我们并不要求政府给经费。只要你们批准，我们就会办起来。”自然，教育部是不肯批准的。

于是她们便在圣彼得堡各处开设讲习所和客厅演讲班。许多同情这个新运动的大学教授自愿来担任讲课。他们自己也是贫苦人，但是他们却警告发起人说，提一句报酬就是对他们的人身侮辱。每年夏天，总要在圣彼得堡郊外举行自然科学远足会，由大学教授指导，大多数的会员都是妇女。在产科讲习所听讲的妇女还坚决要求教授把每个科目讲授得比普通课程表上所限定的还要细，或者另外添加补充的讲演。只要有一点机会她们也决不放过，她们极力在这学问要塞的石壁上找寻缝隙，以便利用它们来破壁而入。老格鲁伯博士允许她们进他的解剖学实验室，她们的优良的成绩使这位热心的解剖学家全力赞助她们的运动。如果她们知道某一个教授愿意让她们在星期日日间和其余各日晚上到他们的实验室里学习，她们就利用这种机会，在平常日子工作到深夜而在星期日则整天工作。

到后来，不管教育部的一切反对，她们终于开办了大学预科，不过用了一个女子师范讲习所的名目罢了。事实上，难道有谁能禁止那些将来要做母亲的人去学习教育方法吗？然而植物学与数学的教授法是不能够抽象地讲授的，因此植物学、数学等等科目又加进讲习所的课程里了。这个讲习所简直变成了大学预科。

妇女就这样一步步地扩张了她们的权利。她们一旦知道在德国的某大学里有一位教授的课堂可以接受少数几个妇女去听他的课，她们马上便去叩他的门，他居然收了。她们在海得尔堡学习法律与历史，在柏林学习数学；还有一百多个女士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与综合工艺学院里读书。她们在那里得着了比医学博士学位更宝贵的东西；她们赢得了那些学识高深的教授的尊敬，而且这尊敬是屡屡公开表示出来的。1872年我到苏黎世，认识了几个俄国女学生，我看见那些在工艺学院读书的非常年轻的姑娘用微分法解决热学的复杂问题，极其容易，好像有了多年的数学训练一般，这使我大为吃惊。有一个在柏林大学师从淮尔斯特拉斯教授研究数学的俄国姑娘苏菲·科瓦列夫斯基成了名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我相信她是本世纪中在男子大学任教授的第一位女子。她非常年轻，所以在瑞典，人人都称呼她的小名：松妮亚。

亚历山大二世对于受过教育的女子公开表示憎恨，他如果在外出散步时遇见一个鼻架眼镜、头戴意大利圆帽的姑娘，他便会战抖起来，以为她一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打算来暗杀他的。政治警察也死命反对她们，以为所有的女学生都是革命党人。加特科夫几乎在他恶毒的报纸的每一期上都要对整个这一运动施以卑劣的诬蔑与攻击。然而尽管如此，女子还是成功地不顾政府的反对开设了一系列学校。有几个女学生在外国得了医学博士回来，便逼迫政府在1872年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设了一个医科学校。后来俄国政府下令把在苏黎世读书的女生全召回来，免得她们和那些亡命的革命党人交往，那时候她们又逼着政府允许她们在俄国开办了四所女子大学，学生的数目不久就达到了一千名左右。女子医科学校虽然受着各种压迫，并遭暂时的封闭，但是如今在俄国，女医生总有六百七十人以上—这件事难以令人相信，然而却是事实。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运动，它的成功足以惊人，又极有启发。女子之所以成功，是靠着各种身份的妇女群众表现出来的那种无限的忠诚。她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当过看护，后来又做过小学校的组织者，做过最尽职的乡村小学教师，又在农民中间当受过训练的助产士与医生助手。后来在1878年俄土战争之际，她们又到那些时疫流行的病院里去做看护或医生，深得军队司令官与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的赞美。我认识两位被政治警察追缉得很紧的女士，她们用了假护照上的假姓名在战争期间做看护；这两位女士中那个更重的“罪犯”（她后来在我越狱时出过大力）居然被任命为一个收容伤兵的大病院的看护长；她的那位朋友却几乎死于伤寒症。总之，不管什么职业，不管它的社会地位如何低，不管它怎样使人衣食难周，女子都愿意去做，只要她们因此能做一点有利于民众的事；这样做的并非少数人，千百女子都是这样做的，她们真正说得上是夺得了她们的权利。

这个运动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在其中并无所谓两代（年长的与年幼的）之间的隔阂，纵使有隔阂，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在这个运动开始时就担任领袖的那些女子从来不曾和她们的年轻的妹妹们决裂，虽然后者要比前者在理想上激进得多。

这些年长的领袖在更高的位置上追求她们的目的，她们严格使自己处于任何政治运动之外，但是她们从没有忘记过她们的运动之主力乃在于大批年轻姑娘（她们中间大部分人最后都加入了激进派或革命党），她们从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说到她们自己，她们的行止规矩极了，我认为她们太规矩了，然而她们对于那些年少女学生，那些剪短头发，不屑于穿用硬毛布撑起的裙子，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民主精神的虚无主义者也颇能理解，并不与之决裂。她们自然不和这些女学生混在一起，有时候也不免有摩擦，但她们决没有抛弃过这些年轻的妹妹——在当时迫害横行的年代，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她们似乎在向那些年轻的、有民主思想的妹妹们说：“我们还要继续穿我们的天鹅绒衣服，戴假髻，因为我们还有事要和那些相信天鹅绒衣服和假髻是‘政治上可靠’的标记的蠢货们打交道。不过，你们这些女孩子可以由着自己的喜好与趣味而行。”俄国政府下令召回留学瑞士的女学生时，她们也不反对那些归国的姑娘，她们只向政府说：“你不喜欢这个吗？好，那么你在国内开办女子大学罢；否则还有更多我们的女子到外国去，自然，她们会和政治亡命者往来的。”如果政府责备她们培育革命党人，而且拿封闭她们的学校与大学的话来恐吓她们的时候，她们便回答道：“不错，许多学生变成了革命党人；难道这是封闭一切大学的理由吗？”政党领袖中像这样有道义上的勇气，不去对付本党内更激进的一翼的，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她们的聪明的、完全成功的态度之秘诀乃在于下面这一事实，即那些身为这一运动的灵魂的妇女里面，没有一个是只愿争得自己在社会上与国家中的特权地位的“女权运动者”。远不是这样。相反，她们大部分人都是同情民众的。我还记得妇女运动的老资格领袖斯达沙瓦女士，在1861年她对于开办星期日学校的热心，她和她的友人与女工们的友情，她们对这些女工在校外的艰苦生活之关切，以及她们攻击那些虐待女工的贪心的雇主的斗争。这一切至今还活生生地印在我的心中。我又记得在女子师范讲习所中的妇女们，对于乡村学校以及像科尔夫男爵那样能在一个时期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少数人的工作曾表示热情的关注，以及在她们的讲习所中洋溢着的公益精神。

她们的领袖们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所力争的权利并不仅是取得高等教育的个人权利，远不至此。她们还争取在民众中间工作，为民众谋福利的权利。她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此。

近几年来，我父亲的身体一天坏似一天，当哥哥和我两人在1871年春天去看他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一年秋霜初降时他便要去世了。父亲依旧在旧宫厩区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旧式生活，可是这贵族区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曾经在这里风光一时的富裕的地主们都不见了。他们把在农奴解放时获得的土地赎金迅速花光了以后，又把所有的领地向那些利用他们的艰难境遇的新的土地银行典押了一两次之后，便只得搬到乡间或者外省城市隐姓埋名地度他们的余年。他们的府邸也被富商、铁道建造商之类的“侵入者”接管了；而在差不多所有残留在旧宫厩区的旧家庭中，新的生活抬起了头要代替那凋零的旧生活。我父亲的同伴除了几个偶然到莫斯科来的亲戚外，就仅有那几个终日诅咒新生活，并且扬言俄国在新制度下必将迅速崩溃，以发泄他们的怨恨的告老的将军了。在我幼年时，我们的亲戚中单在莫斯科一处就有二十多家，如今只有两家还留在这个旧都里；就连这两家也已经接受了新潮流，母亲们在和儿女们讨论诸如平民学校与女子大学那样的问题了。我的父亲蔑视他们。我的继母和妹妹保林娜还没有什么改变，她们尽力宽慰他；然而她们自己在这种不习惯的环境中也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父亲以前对哥哥从来没有慈爱之心，而且极不公道，然而哥哥是个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私怨的人。他走进父亲的病房，他的深蓝色眼睛带着深切亲爱的表情，他的笑容露出无限的仁爱；当他知道了怎样做能使病人在他的椅子里更舒服一点，他马上就办，办得很自然，好像他离开病房不过一小时光景；父亲简直莫名其妙，两眼望着他，闹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我们的归来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里有了生气；看护病人变得愉快了；我的继母、妹妹以及仆婢们也都有了兴致，父亲感觉到了这个变化。

然而有一件事使他不安。他满心希望看见我们回来向他悔罪，求他接济。可是他每次把话题引到这方面时，我们便快活地打断他的话头说：“这事情不必担心，我们过得很好。”这一来，他更加莫名其妙了。他盼望着一幕旧式的场面——他的儿子乞求宽恕，要钱，也许他甚至可惜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但是他从此更加看重我们。我们父子三人临别时非常动情。他几乎像是生怕回到他一生所拥护的旧制度之废墟中去过那种死气沉沉的寂寞生活。然而哥哥不得不归队销假，我又要到芬兰去。

当我被从芬兰召回后，我急急赶到莫斯科，到了那里，刚刚赶上正在教堂里举行的我父亲的葬仪，这个红墙老教堂就是父亲受洗礼的地方，也是为我的祖母念最后的祷告的地方。送葬的行列走过街中时，两旁都是我在童年时代极其熟习的人家，我看见房屋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知道在所有这些房屋里，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那一所从前归我的祖母所有，后来又转卖与米尔斯基王妃的府邸，如今成了N将军的产业。将军是旧宫厩区的一个老居民。他们夫妇只有一个女儿，他们很爱她，然而不许她进当时在莫斯科开设的女子大学去读书。这个女儿和她的慈爱而顽固的父母苦苦地斗争了几年，最后才得到进大学的许可。可是她的母亲非常严密地监视着她，每天用华丽的马车送她去，勇敢地陪着亲爱的女儿在学生席里坐上好几个小时，课毕再和她一同回家。然而所有的关心与监视都是没有用的，几年以后这个女儿便加入了革命党，后来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中过了一年的牢狱生活。

在对面那所府邸里，专制的家长Z伯爵夫妇正和他们的两个女儿进行激烈的斗争。女儿们厌倦了父母强迫她们过的那种怠惰无聊的生活，想参加在大学课堂里自由而快活的姑娘的队伍中。这一斗争持续了几年，做父母的一点也不肯退让；结果是长女服毒自杀，次女终于得到了读书的自由。

隔壁的一所府邸乃是我们全家住过一年的旧居。后来我有一天偕同柴可夫斯基进了这府邸去举行我们新在莫斯科组织的团体的第一次秘密会议，我马上就认出了我在童年时代所极其熟悉的那些房间，如今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中。这府邸如今归娜达丽·阿尔门费德的家人所有了。娜达丽就是乔治·凯南在他的关于西伯利亚的巨著[74]中描写得非常动人，极其引人同情的加拉的“罪囚”。

在我父亲死后几个月，就在离他临终的府邸一箭之遥的另一所底邸里，我接待了乔装作农民的斯捷普尼亚克；他在一个乡村里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因此被捕，刚刚从那里逃了出来。

这就是近十五年来旧宫厩区中的变化。新的精神如今已攻入了旧贵族的最后的营垒。

第五章 西欧初旅

一

第一次国外旅行——苏黎世小住——国际工人协会——其起源——其活动——其分布——研究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工人协会的日内瓦分部

在第二年的初春，我便开始了第一次西欧旅行。跨过俄国国境之际，我感到了每个俄国人离开他的祖国时的那种心情，而且比我作的精神准备更为强烈。当火车穿过人口稀少的西北各省，在俄国境内行进的时候，人有一种越过沙漠的感觉。数百英里的土地都被一片不大配称为树林的矮树丛覆盖着。时时可以看见一个埋在积雪里的孤寒的小村落，或一条难行、曲折、狭小的乡村土路。然而火车一旦入了德国国境，景色与环境就突然完全改变了。整洁的村落与田庄、花园、石板路，我们进入德境愈深，这个对照便越来越强烈。连那古板的柏林也似乎比我们的俄国城市有生气。

还有那气候的对比！离开圣彼得堡时前两天，那里正埋在大雪底下，如今到了德国中部，我在火车站月台上走动时连大衣也不穿；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欣赏那含苞初放的花朵。随后便是莱茵河，再后又到了阳光明媚的瑞士。在瑞士的清洁的旅馆中，人们通常总是在门前，对着白雪盖着的群山用早餐。我从没有像这一次那样深切地明白俄国位置在北方对它是一件多么不利的事，而且俄国民族的历史又因它的活动中心被限制在像芬兰湾沿岸那样的高纬度线上这一事实受了多么大的影响：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瞭何以南方土地对于俄国人会有那种不可抵抗的吸引力，何以他们作出那样巨大的努力要伸张到黑海，而且何以西伯利亚的殖民者受到不断的压力要向南推进，直到满洲。

这时候，苏黎世充满了俄国的男女留学生。综合工艺学院旁边的那一条有名的上街就是俄人区，在那里，最通行的语言是俄国话。这些留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的生活和俄国国内大部分学生的生活相同，是非常刻苦的。他们的常规的食物就是茶、面包、一点牛乳、一小片在酒精灯上煎烤的肉；同时佐以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消息或最近所读书籍的热烈的讨论。那些除了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以外还有余钱的人，便把钱捐给“共同事业”——图书馆、将发刊的俄文杂志，捐助瑞士的劳工报纸。在衣着方面，他们节俭得无以复加。普希金曾经写下一句名句：“什么样的帽子一位十六岁的姑娘戴起来不相配呢？”我们的留学苏黎世的姑娘们似乎傲然对着茨温利[75]的故乡的居民说：“一个少女在年轻、聪明、而且精力饱满的时候，有什么朴素的衣服于她不相宜呢？”

总之，这个忙碌的小小社团比自有大学以来的任何别的大学生更为勤勉，苏黎世的大学教授反复不惮烦地表扬这些女生的优良成绩，以鼓励男生向她们看齐。

许多年以来，我就渴望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详情。俄国报纸在他们专栏中常常提到它，然而当局不准它们谈及它的主义和它所进行的工作。我以为它一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运动，举足轻重；但是我不能掌握它的目的与趋势。现在我到了瑞士，我决定要满足这个宿望。

当时正是国际工人协会发展的高潮时期。本来在1840年到1848年间，欧洲工人的胸中就涌起了绝大的希望。只是在今天，我们才明白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及其他）所散布的社会主义书报是何等众多；只有在今天，我们才开始了解这个运动的深度，才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以为是近代思想产物的学说，在那些年头就已经发展而且被人透彻地说出来了。当时一般共和主义者心目中的“共和国”与今日称为共和国的资本家统治的民主组织绝对不同。他们所说的欧洲合众国是指工人的兄弟情谊的团体，作战的武器变为生产工具，社会所有成员可以自由使用它们来谋全体的利益！——正如比埃尔·杜邦在他的一首歌中所说的“铁器归还给工人”。他们不仅要求刑法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而且特别要求经济的平等。在他们的梦想中，民族主义者们自已看到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76]青年匈牙利担当起领导深远的农业上与经济上的改革的责任。

巴黎6月暴动的失败、尼古拉一世的军队蹂躏匈牙利、法奥两国军队蹂躏意大利，以及全欧政治上与精神上的大反动就把这个运动完全破坏了。它的文献，它的成就，它的经济革命与四海一家的原则，在其后的二十年中被人忘得干干净净。

然而一个思想还残留着——这就是全体工人的国际的兄弟般团结的思想，少数法国移民在美国，欧文的信徒在英国宣传这一思想。几个出席1862年伦敦国际博览会的法国工人代表与少数英国工人所达成的谅解，便是这个在短时期内势力遍布全欧，囊括几百万工人的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起点。酣睡了二十年的希望再次觉醒了，号召工人“不管信仰、性别、国籍、种族、肤色的差别”，团结起来，宣告“工人的解放要由工人自身来取得”，用一个强大的联合的国际组织的力量来推动人类进化——不以慈善与爱的名义，而以正义的名义，以那些深知自己的目的与热望的人的集体力量的名义来号召。

1868年与1869年的巴黎同盟罢工曾多少得着外国（尤其是英国）来的少许捐款的援助；固然这两次罢工本身并无重大意义，而且法兰西帝国政府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压迫又是非常厉害，但它们却成了一个大运动的起源，发起这大运动的各国工人在各国政府互相仇恨之际公然起来主张全世界工人的大团结。全世界所有的职工实行国际的大团结，靠了国际的援助进行对抗资本家的斗争——这一思想，便是最不关心的工人也感染到了。这个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广布于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各国，鼓舞起许多又聪明、又活跃、又忠诚的工人投身战场，又从富裕的知识阶层中间吸引了少数优秀的男女加入它的阵线。这个从前没有人梦想过的力量逐日在欧洲增强起来，如果这个运动的发展不曾见阻于普法战争，那么也许会有重大的事件在欧洲发生，大大改变我们的文明的面貌，而促进人类的进步。然而不幸，德国的大胜造成了欧洲的不正常情况，刹住了法国的正规的发展达二十五年之久，将全欧洲投入了一个军国主义时代，我们至今还生活于这个时代。

社会问题的种种部分的解决方法当时在工人中间异常流行：如合作、国家支持的生产组合、平民银行、无利息贷款等等皆是。这一切解决方法都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各支部”，然后是各地方、各大区、国内以及国际大会上一一提出，又得着热心的讨论。协会的每次年会标志着对于要求解决的当前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在这些会议中所发表的明智的意见，以及种种会议上所传布的科学上正确的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这一切皆是工人的集体思考之结果）还至今未为人充分认识；然而要说如今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安那其主义”名称下流行的一切社会改建方案皆起源于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讨论与报告，也并非言过其实。参加这个运动的少数知识分子不过把工人自己在支部里，其后又在大会上所表白的批评与热望加以整理，给以一个理论形式而已。

诚然，1870——1871年的战争妨害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但是它并不能使发展停止。在瑞士的各工业中心还有许多生气蓬勃的协会的支部存在着，每一次会议总有几千个工人到场，在那里，他们公然与现在的那种工厂土地私有制度宣战，宣告资本制度的末日快要到了。在瑞士各地都有地方大会召开，讨论现在社会组织之最为艰巨、最为困难的问题，这些参加讨论的工人对于问题的知识之广博与他们的见解之深刻，比加入协会各支部的会员人数之众多更使中产阶级吃惊不已。迄今以前，在瑞士存在的所谓特权行业工人（钟表匠与珠宝匠）与粗工（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等等）之间的嫉妒与成见曾使得工人在劳资争论上不能有联合行动，如今这种嫉妒与成见正在消除。工人们越来越强调现代社会存在的所有分裂中间，最大的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裂，就是占有着资本的人与生来便无分文，不得不终身替少数特权者生产财富的人之间的分裂。

意大利，尤其是它的中部与北部，布满了协会的支部与分部；它们的人宣称力争了多年的意大利的统一不过是幻想。它们号召工人起来实行自己的革命——把土地归给农民，把工厂归于工人自己，废除压迫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因为这种组织的历史使命总是在保护和维持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西班牙，同样的组织遍布加泰鲁尼亚，瓦伦西亚与安达鲁西亚各地；它们与巴塞罗那的强大的工会联合，得到它们的支持，后者在建筑业中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协会有八万多个按期纳付会费的西班牙会员；西班牙的活跃的有思想的分子都包含在这里面了。由于协会明确拒绝参与1871——1872年的政治阴谋，因而引起民众的极大的同情。它的各省大会与全国大会的议事录和所发表的宣言乃是对于现状的严厉的逻辑性极强的批评的模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的理想之最明晰的表述。

在比利时、荷兰甚至在葡萄牙等国，这个运动也在扩张，而且使大批群众和比利时的矿工与织工中最优秀的分子加入了协会。在英国，各工会也参加了这个运动，至少是原则上参加。虽然它们没有声称主张社会主义，但愿意在大陆的工人兄弟同资本家直接斗争时，尤其是在罢工时予以支持。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已与人数众多的拉萨尔的追随者结成联盟，而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最初的基础已经打下了。奥匈两国也走着同样的路。至于法国，虽然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得势的当时（迫害协会会员的严酷的法令已经公布了）国际的组织不能在法国存在，然而人人都相信反动时代必不能持续久远，法国不久必将再度加入协会，而且取得领导的地位。

我到了苏黎世便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我又问我的俄国友人，我能够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更多的这个伟大运动在其他各国的情形。“去读书报罢”，这就是他们的回答。我的嫂嫂当时在苏黎世留学，她给我送来了大批的书籍和近两年来的报纸的合订本。我整日整夜地读着，因此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在我的心中，这些书报所唤起的潮水般的新思想，是和我在上街的那个整洁狭小的房间分不开的。从那个房间里开窗一望便是一道蔚蓝的湖水，湖外是留有瑞士人的独立战争的遗迹的山，还有旧城的尖塔；而旧城又是多次的宗教战争的战场。

属于社会主义文献的书在当时并不丰富。因为那是写给那些拿出一个铜板也很为难的工人读的，社会主义文献的主力就在小册子与报纸上。再说，一个人如果要求得社会主义的知识，那么他在书本中反而得不到多少他所急欲知道的东西。书本里所含有的乃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追求的理论与科学论据，却不提工人如何接受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些理想又如何实现。这样一来，我只得把报纸合订本从头至尾地读一遍——新闻与社论并读，也许新闻还比社论更为重要。这些报纸给我打开了一个社会关系与思想、行为方法的新世界，这种阅读使我们看见不能见之于他处的东西——即这个运动的深度与它的道德力量，人们感染学说的程度，他们愿将新学说实施于日常生活中的准备以及他们愿为新学说受苦的决心。所有关于“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进化必然是迟缓的”的讨论并没有多少价值，因为进化的速度只能用对于人类（我们如今讨论的正是人类的进化）之切近的了解来判断。如果不知道各部分之值，又怎么能计算出总数来呢？

我阅读得越多，便越看到一个我所不知道的新世界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世界是那些制造出社会学学说的学者完全陌生的。只有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且与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以后我才能知道它。因此我便决定这样生活几个月再说。

我的俄国友人也鼓励我这样做。我在苏黎世住了几天，便向当时正成为协会运动的一大中心的日内瓦进发了。

日内瓦各支部平时开会的地点是共济会的唯一馆。全体大会是在它的大会堂里举行的，可以容两千多人；另外，每晚在侧厅里开各种委员会和各支部常会，或者还有历史、物理学、工程学等科的讲习会。极少数几个加入协会的中产阶级人士（大半是法国巴黎公社的亡命者）负责免费教育工人。这是一个民众大学，又是一个民众会堂。

以唯一馆为中心的这个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是尼可拉·吴亭，一个乐观、聪明、活跃的俄国人；然而它的真正的灵魂却是一个深得人望的俄国女子，她在工人中远近闻名，人皆称她为奥尔加夫人；她是所有的委员会的原动力。吴亭与奥尔加夫人两个都热情地接见了我，给我介绍各行业的支部中的有名人物，并且邀请我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我去了，不过我愿意和工人在一起。我每晚手拿一杯酸葡萄酒，在工人中间和他们闲谈；不到几天，我就和好几个工人熟识了，其中一个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离开法国的阿尔萨斯的石工和我的友谊尤其深。他有儿女，恰和几个月前突然死掉的我的两个侄儿年纪相差不远；通过这些孩子，我不久就和这一家人以及这家的友人非常亲密了。我因此能够从内部来观察这个运动，而且知道工人对它的看法。

工人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国际运动上面。老老少少的工人作完了长长一天的工作以后便齐集在唯一馆，受零碎的教育，或者来听那些演说者向他们预言伟大的未来：那时候，生产财富所必需的一切工具皆将为人人所共有，人类全体将友爱地团结起来，不分什么阶级、人种、国籍。他们大家都希望有一场大的社会革命（不管是否是和平的）不久就将爆发，彻底改变经济状况。谁都不愿意有阶级斗争，但是他们都说，如果统治阶级由于盲目的固执己见使阶级斗争成为不可免，那就必须进行战争，只要它可以给被践踏的民众带来幸福与自由。

国际工人协会的急剧发展在工人的心上产生的效应——他们对于协会的信赖，他们谈起协会时的那种深爱，他们为着协会所作出的牺牲，这一切只有当时生活在工人中间的人才能够体会到。一周又一周，一年复一年，成千工人每天为它牺牲他们的时间和金钱，甚至节衣缩食来支持每一个集体，使报纸得以刊行，供给会议的费用，补助那些为协会而遭殃的同志们——并且还要出席会议，参加游行。国际工人协会的催人向上的影响也使我极其感动。协会的巴黎会员几乎全都戒了酒，而且全体都不吸烟。他们说：“为什么我要在我身上养成这个弱点呢？”那些卑下的琐细的东西在崇高的向上的鼓舞力量之下消失了。

工人们为了维持他们的劳工运动所作出的牺牲，决不是局外人所能明白的。公然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要身受雇主的不满，甚或一有机会即辞退他们而处于长期失业之苦境——这样做，非有绝大的勇气才行。纵使在最好的环境之下，像加入工会或进步的政党也需要不断的牺牲。为着共同事业出的几个铜板的捐款在欧洲工人的微少的家计中也是一个重大的负担；事实上，每星期必须拿出许多铜板来。时常出席会议也是一个牺牲。对于我们，花费几小时来开会倒是一件乐事；可是在那些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便开始劳动的工人，这种赴会的时间就非得从必要的休息时间中挤出来不可。

我觉得这种牺牲精神对我是一个不断的责备。我看到工人们的向学之心是何等迫切，而自愿在这方面来帮助他们的人又多么少。我看到劳动群众是何等迫切地需要那些有教养又有闲暇的人来帮助他们扩张、发展他们的组织。然而丝毫不带利用民众的孤立无助以造成自己的政治势力的野心来帮助民众的人又有几个！我逐渐感觉到我是应该与民众共命运的了。斯捷普尼亚克在他的小说《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经历》里说，我知道在每个革命家一生中都会有这样的一瞬间，当时某些情况尽管本身并不重要，却使他立誓要献身于革命事业。在唯一馆的一次会议上，我较前更加锐敏地感觉到，那些迟疑不肯把自己的教育、知识与精力拿来帮助非常需要它们的民众的人是多么怯懦。散会归来我就经历了这一瞬间。我对自己说：“眼前这些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且努力在求解放；然而援助他们的人在什么地方呢？那些愿意帮助民众而不利用他们来发展自己的野心的人在什么地方呢？”

然而后来我头脑中渐渐产生了对在唯一馆所作的鼓动之健全与否的某些怀疑。一个晚上，日内瓦著名律师A先生来参加会议，他说他以前之所以不加入协会，是因为他得先办好自己业务上的事；如今他在这方面已经成功，便来加入劳工运动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自白使我震动，当我把我的感想告诉那个石匠朋友的时候，他向我解释道，原来这位绅士在前一次选举中，极力争取激进党的支持，结果失败了，这次他希望寻求劳工的选票而当选。我的朋友最后说：“我们现在姑且接受他们的服务，但是一旦革命发生，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扔他们出去。”

过后，又举行了一次匆忙召集的抗议《日内瓦新闻》“造谣中伤”的大会。这张日内瓦资本家的机关报竟敢登载消息说唯一馆中正在策划阴谋，建筑工人将再度举行像1869年那样的大罢工。唯一馆中的劳工运动领袖便召集紧急大会。大会堂里挤满了几千个工人。吴亭要求到会的人通过一个决议。这决议的措辞在我看来非常奇怪。它愤然抗议的对象是毫无恶意的工人将举行罢工的报道。我不禁自问道：“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提示认作造谣中伤呢？难道罢工就是犯罪行为吗？”

吴亭急于要阻止一切讨论，便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公民们，你们如果赞同，我就把这个决议马上给报馆送去。”他正要走下讲台时，忽然会堂里有一个人站起来提议，还是应该先把决议讨论一下；于是建筑业的各支部的代表相继站起来发言，大意如下：工资近来已经减得很低，差不多不能够养活自己了，春天一到，活儿会多起来，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增加工资，如果增加工资的提议竟遭拒绝，他们打算举行同盟罢工。

我气极了，第二天，我便狠狠地责备吴亭不该那样做。我对他说：“你作为一个领袖，当然必定知道有人确实提到了罢工。”我很老实，毫不疑心那些做领袖的人的真正动机，后来还是吴亭自己告诉我说，这时候如果发生罢工，那么对于律师A先生的选举将是灾难性的。

我不能相信我所听到的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与我所看到的台下鬼鬼祟祟的操纵行为居然出于一人。我觉得泄气，便向吴亭说我想和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内瓦的另一个支部，即所谓巴枯宁派接触（“安那其主义者”这个名称在当时还不大流行）。吴亭马上写了一封信介绍我给那支部里的一个叫做尼可拉·尤科夫斯基的俄国人。他写好了介绍信，正视着我的脸叹了一声道：“你不会回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会和他们在一起的。”他猜得很不错。

二

汝拉同盟——吉约姆——巴黎公社的亡命者——汝拉山中的钟表匠——巴枯宁的影响——我的社会主义纲领

我先到纽夏德尔去，随后在汝拉山的钟表匠中间住了一个星期左右。这是我和著名的汝拉同盟的第一次接触，在其后的几年中同盟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即把安那其主义的倾向引进到社会主义中来。

1872年，汝拉同盟正在反抗国际工人协会总评议会的权威。协会本来是一个工人组织，工人认为它是一个劳工运动，不认为它是一个政党。例如，比利时东部的工人就在章程里加入了非手工工人不得成为支部会员的条款；甚至工头也无入会的资格。

而且工人们原则上是联合主义者。他们以为各国、各分区、甚而至于各地方支部都应该任凭它们的意向自由发展。但是那些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旧派中产阶级革命家参加时还抱着从前中央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秘密结社的思想，他们便把这种思想介绍到协会里来。

在联合的和各国的评议会之外，协会还提名建立一个总委员会于伦敦，作为各国委员会之间的一个中介组织。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是总委员会的中心人物。然而人们不久便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中央集体本身就是很大的不便。

而总委员会又不肯仅仅以做一个通信机关为满足；它竭力想统治这个运动，赞许或批评各地方同盟与各地方支部的行动，它甚至还有支配会员的个人行为的野心。当巴黎公社暴动爆发，而“领袖们不得不随着行动”，对以后二十四小时内民众会把他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心中无数的时候，总委员会却坚决主张从伦敦发号施令来指挥巴黎的暴动。它要求每天向它报告有关事件，发布命令，赞成某一件事，或阻碍另一件事。结果证明：甚至在协会之内有一个统治机关也是不利的。后来总委员会在1871年举行的秘密会议中得着少数几个代表的支持，便议决指挥协会的力量来从事选举鼓动。这使人不免要想：不管其起源如何民主，任何政府总有其坏处。这是安那其主义的最初火花。汝拉同盟便是反对总委员会的中心。

我在日内瓦唯一馆中所见的领袖与工人之间的分离并不存在于汝拉山里。那里固然也有些人是比其余人更聪明，特别是更加活跃；但只此而已。詹姆斯·吉约姆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最博学的人；他当时在一家小印刷所里做经理，同时兼任校对。他由于任职所得的工资非常微薄，所以不得不在晚上把德文小说翻译成法文来挣钱，每十六页可得八个法郎——合美金一元六角！[77]

我到纽夏德尔时，他告诉我说他不幸很忙，不能抽出哪怕几小时来和我作朋友间的谈话。印刷所那天下午正要发行一份地方报纸的第一期。他除了做校对人与共同发行人之外，还得抄写一千人的地址的封套，向他们赠阅前三期报纸，而且包封纸的人也是他自己。

我愿意帮他抄写地址，然而事实上办不到，因为这些地址不是存在他的头脑里，便是写在纸条上，字迹难以辨识。我便说：“好罢，我下午再到办公室来帮你包封报纸，你可以把这样省下的时间花在我身上。”

我们彼此很了解。吉约姆热诚地和我握手，这便是我们的友情的开端。这天下午，我果然到办公室去了，我封报，他写地址，就这样过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同时还有一个排字工人，他是巴黎公社的亡命者；他一面排一本小说一面谈话，他说不上几句话，便要夹一两句所排的小说中的文句在里面。比如：

“巷战非常激烈……‘亲爱的玛利，我爱你’……工人异常愤怒，在蒙马特耳像狮子一般地奋战。……‘他跪在她的面前。’……这样的战斗持续了四天。我们知道所有的俘虏都被加利非枪杀了——战斗越加激烈可怕。”他一面说，一面很快地按念出来的字句在架子上拣字。

直到晚上，吉约姆才脱下他的工作服，我们便出去畅谈了一两小时；过后，他还得回去编辑汝拉同盟的《会报》。

我在纽夏德尔还认识了马龙。他出身乡间，幼年当过牧童。后来他到了巴黎，学得编篮子的手艺，他和订书工人瓦林与木匠平狄同在工人协会相识，当拿破仑三世在1869年压迫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三人同是协会的法国方面的一支领导力量。他们深得巴黎工人的信任，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时，他们三人都得很多票，被举为公社评议会委员。马龙还是巴黎一个区的市长。如今在瑞士，他依然靠着编篮子为生。他在城外租了一间露天的小屋，每月只有几个铜板的租金。这小屋是在山坡上，他作工的时候还可以眺望纽夏德尔湖的大片景色。晚间他便写信，写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书，或者给劳工报纸写一点短论，——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著作家。

我每天都要去看他，听这个宽脸膛、勤劳的、稍稍带有诗人气息、沉静而又和善的人谈巴黎公社的事，他自己在这暴动中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他向我讲的正是他刚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败绩》中所描写的。

有一天早晨，我爬上山到了他的家，他满面红光地告诉我：“你知道平狄还在世上！这就是他写来的信：他在瑞士。”自从有人在5月25日或26日在土伊勒里宫[78]最后一次看见平狄以后，就从不曾听到他的消息了；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隐匿在巴黎。马龙一面用手指把柳条编成一个精致的篮子，一面用他的沉静的、有时略带点颤抖的声音向我说，不知有多少人被凡尔赛的军队疑心为平狄、瓦林、他自己，或其他的领袖因而被枪决。他告诉我，全巴黎工人崇拜的订书工人瓦林和不愿在战败之后偷生的老德勒克吕泽[79]以及其他许多人是怎样为人，怎样死难。他又向我叙述在资产阶级庆祝他们重回故都的血祭中他所亲眼看见的恐怖，以及杀害巴黎公社人质的拉武尔·利果带领的那伙人的复仇心。

当他说到青年们的英勇时，他的嘴唇也不禁战抖起来了；他向我叙述一个孩子的故事，讲着讲着他很伤心地哭了。原来一个孩子被凡尔赛军队捉住，要枪毙他，他要求监刑官允许他把身边的一只银表给他的住在附近的母亲送去。那个军官一时起了怜悯心，便放了那孩子去，多半以为他不会回来。然而一刻钟过后，那孩子居然回来了；他站在墙畔堆积的尸体中间，说：“我准备好啦。”十二颗枪弹就断送了他的年幼的生命。

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像读《地方裁判红皮书》时那样地苦痛；这一本可怕的书里所包含的，不过是伦敦各大报纸如《旗帜报》《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等等的记者于1871年5月最后几天从巴黎发出的通讯摘要，讲的是加利非所率领的凡尔赛军队所犯下的暴行。书中还引证了那张深恨暴动者大有食肉寝皮之势的巴黎《费加罗报》上的少数几段文字。我读到这些篇页的时候我对人类感到很深的绝望；如果不是我后来看到那些经历了这一切恐怖的战败一方的人并无憎恨之心，只深信着他们的理想将最后胜利，遥望未来时眼光中虽有悲哀却很镇静，而且准备忘掉过去的梦魇；要不是我看到了他们，我将继续感到绝望。这一切我在马龙的身上见到了，而且实际上在几乎所有我在日内瓦会见的巴黎公社亡命者身上我都看到了——后来在鲁意丝·密歇尔、勒弗郎塞、爱利塞·邵可侣以及其他友人身上我又重见了这一切。

从纽夏德尔我又到松威利叶。在汝拉山的一个小谷中有一排小村和小镇，那里的说法国话的居民当时完全从事于钟表业的各部分；全家的人都在小工场里作工。在这些小工场里，我见到了另一位领袖阿德麦尔·席威次加伯尔，我和他后来也成了极亲密的友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十多个在雕刻金银表盖的青年中间。他请我坐在一个凳子或是一张桌子上，我们很快就畅谈起社会主义、强权与安那其，以及国际工人协会的即将召开的大会来。

晚间刮起暴风雪；我们奋勇向邻村走去的时候，风雪吹得我们张不开眼，血管里的血液快冻凝固了，然而不管风雪何等厉害，这一晚的非正式会议依旧有五十多个钟表匠出席，其中以老人居多，都是从邻近的村镇来的，有的还来自七英里以外。

钟表业的组织是和别种行业不同的，它允许工人彼此相知很深，它允许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作工，可以自由闲谈；所以这个组织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钟表匠的智力发达之程度比那些自幼就入工厂作工，在那里度过一生的工人的程度高得多。在小的行业工人中，有更多的独立性与独创性。然而汝拉同盟的会员对于每个问题都力求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汝拉同盟中并无领袖与群众之分。这里的工人并不是被少数人领导，作少数人的政治工具的群众；他们的领袖不过是他们的更活跃的同志而已——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是发起人更为恰当。我在这些工人（尤其是中年的工人）身上所见到的识见之明晰与判断之正确，以及他们的解析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坚决相信如果说汝拉同盟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上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所主张的安那其的联合的思想之重要性，还在于汝拉钟表工人的健全的判断力所给与这些思想的解释。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那么这些观念也许还要停留很长时间才能跳出单纯抽象的境地。

汝拉同盟（尤其是巴枯宁）当时所开始体现的安那其主义的理论方面；我听到他们在那里陈述的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评（他们惧怕经济的专制远甚于政治的专制）；以及这个运动的革命的性质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的共鸣。然而我在那里工人中间所看见的平等的关系，思想与意见的独立性以及对于事业之绝对的忠诚，更深切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在钟表匠中间住了一个星期便离开了汝拉山。那时候，我对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已经确定了。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

我马上又到比利时去。在那里，我可以再一次把布鲁塞尔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运动与韦尔维耶制衣工人中间的独立经济运动相比较一番，结果只是更加强了我的见解。这些制衣工人乃是我在西欧所遇见的最投合的群体之一。

米哈伊尔·巴枯宁当时在洛加诺。我不曾见到他，如今深以为憾，因为四年以后我重到瑞士时，他已经逝世了。他帮助汝拉的友人明确了他们的思想，表述出他们的愿望；他更以他的有力的火一般的不可抗拒的革命热诚鼓舞了他们。他一看见吉约姆在汝拉山中罗克尔地方发刊的小报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唱起了独立思想新调子的时候，他便马上到罗克尔和他的这些新友人整日整夜地谈安那其主义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向；他为这张报纸撰写了一系列深刻而精彩的论述，指出人类的历史进步过程是走向自由。他把热情注入到他的新的友人中间；他创造了宣传中心，由此安那其主义逐渐散布到欧洲其他各地。

他到洛加诺去后，他在汝拉山所开始的工作便由汝拉人独立地继续做下去。他自己又在意大利发起了同样的运动，同时靠了和他同心同德的、天分极高的友人法奈里的力量，这样的运动也在西班牙发生了。“米哈伊尔”这个名字在汝拉人的言谈中间常常被提到，他们并不把他当作一个他的意见便是法律的领袖，只是当作一个人人敬爱的知心的友人。最使我感动的是比起他的智力上的权威之感化力来，巴枯宁的道德的人格之感化力更大。他们谈起安那其主义或者汝拉同盟的态度时，从不曾拿“巴枯宁这样说过”或“巴枯宁这样以为”的话来作一个解决问题的论据。他的著作与谈话并不曾被人当作法律看待，和政党中不幸常常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类以智力为最高裁判的事务中，参加讨论的人都各自发挥自己的见解。他们的一般主张与倾向也许是受了巴枯宁的提示，或者是巴枯宁从他的汝拉友人那里得到启发；无论如何，在讨论问题时，各人的议论都保持着自己的个人的特性，我只有一次听见别人把巴枯宁的名字当作一个权威来引用，这一点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谈话的地点与环境。有几个青年在几位女性面前谈一些男青年的事，有些话对女性不很尊重，座中的一位女子一下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叫道：“可惜米哈伊尔不在此地；要在，他会让你们认识你们自己！”这个为了革命抛弃了一切，活着只是为了革命，而且从他的革命观得出了至高至纯的人生观的革命家的巨大形象至今还鼓舞着他们。

我在这次旅行中带回了鲜明的社会学的观念，从此我就保留着这些观念，并且全力使之发展成为更确定、更具体的形态。

然而有一点却是我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的深思之后才毅然接受的。我清楚地知道要把维持生存与生产所必需的一切交到社会手中，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不管是交与社会民主党的“平民国家”抑或是安那其主义者所主张自由结合的团体之自由联合，总之，这个大变革一定会引起一个比历史上所记录的任何革命都要深刻的大革命。再说，在这样的一个革命中，劳动者所遇到的敌人并不是法国农民与共和党在十八世纪所攻击的那一代腐败的贵族了（其实连那一次战斗也是你死我活的）；而是中产阶级，他们在智力与体力上都要胜过贵族多少倍，他们手里又有近代国家的有力的机关供他们利用。

但是我不久又明白，在新理想还不曾深入那个自己的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有被袭击之危险的阶级时，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都不会发生。我曾目击过俄国的农奴解放，我知道如果不是地主阶级中大部分人明白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之不义（这是西欧完成的进化与革命的结果），那么，农奴解放之事决不会像1861年那样地容易完成。我又看到把工人从目前的工资制度当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中产阶级[80]本身。现今的经济状态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也已经放弃了那种说法，即他有权利来保卫自己的特权了——至于这样的变革是否适合时宜，那是早已讨论过了，他们并不否认这类变革是深孚众望的，他们只问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新经济组织是否真要比现在的经济组织好得多；他们还要问究竟工人当权的社会管理生产是否会比现在那些唯私利是图的个人资本家管理好得多。

而且我又渐渐明白：革命（即加速的进化与急速的变革时期）之合乎人类社会的性质与现今文明种族中间不断进行着的缓慢的进化合乎人类社会性质相同。我又知道：每一次加速的进化与彻底的重建开始，或大或小的内乱便可能随之而起。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避免革命，而在于如何以最低程度的内乱，最少的受难者，与最低程度的相互仇恨而达到最大的效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社会中被压迫的部分对于他们所欲达到的目的，以及如何达到此目的等等问题应有极其明确的观念，而且他们应具有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热情；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他们一定会把掌握了历史上逐渐成长起来的特权的阶级中的最好最新派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

巴黎公社乃是一个还没有确定的理想就发生革命的可怕的实例。当1871年3月，工人做了这个大城市的主人时，他们并不去废除中产阶级所赋有的财产权。他们反而保护此等权利。巴黎公社的领袖们用自己的身体卫护着国家银行；当时工业由于危机已经陷于停顿，工人大众因而挣不到钱，他们却置之不顾，反而颁布法令以保护巴黎工厂主、商业机构的所有主、各房屋主人的权利。可是在巴黎公社被摧垮以后，中产阶级毫不顾惜这些公社革命者的要求是何等温和。法国的富人整天惧怕着工人会来攻击他们的财产权，在这种恐惧之中生活了两个月以后，等时机一到，他们便起来复仇，其对工人之凶残，与好像工人真正攻击了他们的财产权无异。差不多三万工人被屠杀了，不是在战斗中间，而在他们战败以后——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如果工人真正把财产收归社会公有，富人的复仇也决不可能比这更为可怕。

因此我得的结论是：在人类进化途中，如果某一时期冲突不可避免，内战亦全然违反特定的个人的意志而爆发，那么我们至少就应该使冲突不发生在含糊不清的愿望上，而在一清二楚的争论点上；不发生在那不能减少冲突的猛烈性的次要考虑上，而在那些打开人的宏伟眼界以鼓舞人的开阔的思想上。

在最后这一点上，斗争本身取决于枪炮的功效的程度远不如取决于社会改造中活跃着的、创造性的天才的力量的程度。问题的解决在于社会的建设性的力量当时是否采取一种自由的方针，取决于〔斗争的〕感召力是否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从而能赢得更多的同情，甚至那些作为一个阶级是反对改革的人的同情。斗争既然是在这样重大问题上进行，将会使社会气氛纯洁化，双方的牺牲者的数目肯定可以比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你争我斗的情况下要少得多，因为在后者，人的低下的本能就会为所欲为。

我就怀着这些思想回到俄国。

第六章 归国以后

一

私运违禁书报进俄国——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的真诚——“到民间去”——柴可夫斯基团——政治斗争之必要——对于改革之绝望——俄国青年保全沙皇的生命

我在这次旅行中买了不少书籍和许多社会主义报纸的合订本。这样的书籍在俄国是被检查官“无条件地禁止的”；有几种报纸的合订本与国际工人协会大会的报告书甚至在比利时出了任何的代价也买不到。我问自己道：“难道我要和它们分手吗？我的哥哥和朋友要能在圣彼得堡读到它们不知有多高兴呢！”我便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们带回俄国去。

我经过维也纳与华沙回到圣彼得堡。当时正有成千的犹太人在波兰国境线上靠走私谋生，我想如果我能找着一个那样的人，我的书就可以安然偷运过国境。然而，在所有别的乘客都继续前进的时候，我却一个人在国境线上的小站下车，寻找走私商人，这样的办法未免不妥；所以我改乘了一条铁道支线的车，到了克拉科夫。我想：“古波兰的首都离国境很近，我在那里会遇到一个犹太人带我去找走私商人的。”

我在傍晚到了那个昔日繁华的名都，住在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去找寻我需要的人。然而使我大为困惑的是我在每个街角以及在这个荒凉的市场中我的眼光转向哪里，哪里便看见一个穿着祖传的长袍，留着长发的犹太人在等候给波兰的贵族或商人跑腿，挣几个铜板。我本想找一个犹太人；但是现在这里的犹太人太多了。我究竟找哪一个呢？我在城里走了一圈，随后在绝望中就决定和那一个站在我的旅馆大门口的犹太人说话。这个旅馆从前本是一座旧的大宫殿，当初它的每一间厅堂里都挤满了衣装华丽的跳舞者，可是如今成了只给少数偶尔过往的旅客供给膳宿的地方了。

我向那个人说明我想把一大包书报私运进俄国。他回答道：“先生，很好办。我去把万国破烂骨殖交易公司的代表给你找来。这个公司专门经营全世界最大的走私业务，他一定会给你效力。”半小时以后，他真把那公司的代表带来了，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青年绅士，说得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德国话和波兰话。

他把我的这一包东西打量了一番，用手称了一下它的份量，又问我里面是些什么书。

“全都是俄国检查官严禁的：所以它们只能偷运进去。”

“书籍并不是我们干的这一行，我们的生意是高价丝。如果我按照我们规定的丝的运价付钱给我的手下人，我非得向你要高价不可。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大愿意运什么书籍。万一出了一点麻烦，’他们’就会闹成一个政治案件，那时候，万国破烂骨殖交易公司必须花费一大笔款子才可以免掉这场官司。”

也许我当时露出了丧气的样子，那位青年绅士接着说：“不要着急。他（指旅馆中那个扛客）会替你想另外的办法。”

“啊，不错。有几十种办法来给这位先生办妥这件小事。”那个扛客快活地说着，便出去了。

过了一点钟，他又带了一个年轻人来。这个人拿起我的包，放在门边，说：“很好。如果你明天动身，你便可以在俄国某某车站收到你的书籍。”他又向我说明事情怎么安排。

“你要多少手续费呢？”我问。

“你预备出多少？”他这样回答。

我把钱袋里的钱全倒在桌上，一面说：“这一些是我的旅费。其余的都是你们的。我坐三等车走。”

“怎么！”这两个人同时惊叫起来。“先生，你说的什么话？像你这样的绅士坐三等车！决不能！不，不，这不行。……我们只要八个卢布就够了。如果你答应，另外再给一个卢布给这扛客——你随便给多少都可以。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诚实的买卖人。”他们直截了当不肯要更多的钱。

我从前常常听人说起国境线上犹太走私商人的诚实；然而我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证据。后来我们的团体从外国私运进来许多书报，更后，又有许多革命家和亡命者偷越国境，出入俄国，从没有一次上过走私商人的当，他们也从不曾乘机提高价钱。

第二天，我离开了克拉科夫，到了指定的那个俄国车站。一个搬运夫走进我的车厢向我说：“这是殿下前天留在这里的行李袋。”他的声音很高，为的要使那个在月台上巡查的宪兵听见。他说毕便把我的这一包贵重的东西交给我。

我得着这一包东西，心里快活极了，连在华沙也不停留，便一直往圣彼得堡，把我的战利品送给我的哥哥看。

这时候，在俄国的知识青年中间正有一个重大的运动在开展。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然而农奴制度存在的二百五十年间，养成了一系列的风俗习惯，如家庭奴隶制、蔑视个人人格、父亲的专制、妻子与子女的虚伪的服从之类。固然在十九世纪初期，家庭专制盛行于欧洲各国——我们从萨克雷与狄更斯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俄国，这种专制竟然如此兴旺发达，却为全欧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全部俄国人的生活：在家庭中，在上司与属下，长官与士卒，主人与雇佣等等之间的关系都带有这种专制的烙印。一大套的风俗、思想方式、成见以及道义上的怯懦和由怠惰养成的习惯滋长起来了；便是当时最好的人都颂扬这些农奴制时代的产物。

法律管不了这些事情。只有一个以旨在对付这邪恶的根源的强劲的社会运动才能改造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在俄国，这个运动（这种个人的反叛）具有一种远更为强有力的性质，在它的批判方面，远更为彻底，为西欧与美洲各国所不及。屠格涅夫在他的划时代的创作《父与子》中曾给了这个运动一个名字：“虚无主义”。

在西欧，这个运动常常被人误解。例如在西欧的报纸上，人们就爱把虚无主义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在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将近结束时爆发而以沙皇的惨死为收场的俄国革命性的骚乱，总是被人说成是虚无主义。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将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犹之乎将像斯多噶学派与实证主义之类的哲学运动和共和主义之类的政治运动混为一谈，是同样的大错。恐怖主义乃是由某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斗争之特定条件产生的。它存在过，它也消亡过。它也许会复活，会再次消亡。然而虚无主义却在整个俄国知识阶层的生活上打下了它的印记，在将来许多年都不会消失。如果撇开虚无主义在那一类青年运动中某些难以避免的缺点不论，我们可以说，虚无主义给了俄国今日的知识阶层的大部分的生活以一种特性，可惜，我们俄国人在西欧生活中见不到这种特性。而且虚无主义在它的种种表现中又给了俄国作家以异常的真诚和把想的都说出来的习惯，这习惯使西欧的读者为之惊异。

首先，虚无主义者向那些可以称为“文明社会里说惯了的谎话”宣战。他的鲜明特点乃是绝对的真诚，为了这真诚的缘故，他放弃了而且要求别人也放弃自己的理性所解释不通的迷信、偏见、风俗、习惯等等。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他决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之下；在分析所有的社会礼教与习惯时，他又反抗任何多多少少伪装起来的诡辩。

自然，他和他的祖先的迷信断绝了关系，在他的哲学概念中，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斯宾塞派进化论者，或一个科学的唯物论者；他并不攻击单纯而真诚的宗教信仰，他知道这是一个感情上的心理的必然，但是他猛烈反对那种自己明知宗教是无用的东西却又戴起宗教的假面具来骗人的伪善。

文明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小小的习俗的虚伪。互相嫌厌的人在街中相遇，脸上总要装出春风满面的笑容；虚无主义者则漠然无动于衷，他只对他真正高兴见到的人微笑。他所深恶的是虚伪的形式上的礼节，他表面上故意做出粗暴的样子以抗议他的祖先的圆滑的和气。他看见那些人谈吐有如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愁善感，而一到家里对妻儿和奴隶又是真正的野蛮；所以他起来反对那种无非是刻意迎合毫无理想的生活状态的感伤主义。

艺术也在他彻底否定的对象之列。人们不绝地放言高论，时而谈美，谈理想，时而谈为艺术的艺术，谈美学；而所有的艺术品都是用从饥饿的农民和工资微薄的工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买来的，而所谓“崇拜美的一切”不过是掩饰极鄙俗的荒淫的假面具。这种状态自然激起他的厌恶。现代最大艺术家之一，托尔斯泰的有力的艺术批评，虚无主义者在当时用下面这句直截了当的话就完全表示出来了：“一双靴子也要比所有你们的《圣母像》[81]和所有你们的关于莎士比亚的高雅的谈论贵重得多。”

没有爱情的结婚和没有友情的亲密都是虚无主义者所反对的。女虚无主义者，若被父母强迫去作一个“玩偶之家”中的玩偶，为财产的缘故与人结婚，那么她宁肯舍弃她的家庭和锦衣美食，穿上最朴素的黑羊毛衣服，剪了发，到高等学校去求得自己的独立。女方如果看见她的婚姻已经不能算是婚姻，在法律承认的夫妇关系中已没有爱情与友情来维系了，那么她宁愿断绝这种没有实质的表面关系。因此她常常带着她的儿女去过贫困的生活，甘愿忍受孤寂与贫苦，不肯在那种习俗状态下过欺骗自己良心的生活。

虚无主义者便在日常生活琐事上也依着他的爱诚实之心而行。他讨厌老一套的应酬话，他喜欢用简明而露骨的话语来表示自己的意见，有时候还爱做出外貌粗暴的样子。

在伊尔库次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照例要在一个俱乐部里聚会一次，还要在那里跳舞。有一个时期内我也是这些晚会中每次必到的参加者；然而后来因为事忙，我便不去了。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一天晚上，其中的一位女士便向我的一个年轻朋友询问为什么我不再去参加她们的聚会。他却颇为无礼地回答道：“如今他想借运动来消遣，便去骑马。”一位女士便鼓起勇气说：“他可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过上两个小时，用不着跳舞。”“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和你谈论时装，谈论打扮吗？这些无聊的玩意，他已经受够了。”这就是我的那位虚无主义的朋友的回答。“然而他有时候还和某女士见面英里？”另一位年轻女士羞涩地说。“不错，然而她是一个好学的姑娘，他教她读德文，”我的朋友不客气地回答说。这种无疑是无礼的责备，其后果是不久大部分伊尔库次克的姑娘们开始围住我的哥哥、我的朋友和我问：依我们看，她们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学习。

虚无主义者还以同样坦白的态度和他的相识谈话，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还是靠着平民的受剥削的劳动生活，只要他们还是在陈设富丽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谈着可怜平民的话，那么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十足的伪善。而且虚无主义者还同样明白地向一个高级官吏说，他（指这官吏）一点也不顾念到他们所统治的人的福利，只能算是个贼。

遇上那班爱谈鸡零狗碎，爱夸耀她们的“女性”的举止和讲究的装束的女人，他也要不客气地斥责她们。他会毫无顾忌地对一个美丽的少女说：“你谈这些无聊话，戴着假发髻，怎么就不觉得羞耻呢？”他的心目中的女子是一个同志，一个有人格的人，不是一个玩偶，也不是一具人体模型。她决不肯行一般男人喜欢称之为“娇弱的异性”所行的种种礼节。虚无主义者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屋里来的时候，如果她并不带着疲倦的样子，而房里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座位，那么他绝不会跳起来让座位给她。他对待她的态度和对待一个同性的同志一样；然而如果一位女士（也许还是他所完全不认识的）向他表示愿意从他学习他所知道而她却不知的学问，他会在每天夜晚从一个大城市的这一头步行到那一头去给她上课。这样的青年不肯动手给一位女士送一杯茶，然而他肯把自己赖以为生的家庭教师的位置让给一个新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读书的姑娘。他只向她简单说：“找工作男人比女人要容易些。我这么做不是要显得自己有侠义心肠，这不过是讲平等。”

俄国两大小说家，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曾有意在他们的小说里描写这种新人物的典型。冈察洛夫在他的《悬崖》里取了这种人中一个真实的、然而不足为代表的人物画了一幅虚无主义的漫画。屠格涅夫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对这种新人物又是怀着深深的赞美，因此他不可能将他们漫画化；但是他的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也不能使他们满意。我们觉得巴扎洛夫是过于严峻了，尤其是在他对他的年老双亲的关系上；而且我们特别要责备他似乎忽略了他的公民责任。俄国青年决不能以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的英雄的单纯消极的态度为满足。肯定个人的权利、否认一切伪善的虚无主义，不过是走向一种更崇高的男女新典型的第一步罢了。那些新男女是同等地自由，都为着一个伟大理想而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在艺术上虽然差得多，然而从他所描写的虚无主义者却可以看到他们的更真实的肖像。

“奴隶做的面包是苦的，”我们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写道。年轻的一代真的不肯吃那种面包，他们也不肯享用他们的祖先利用奴隶劳动而积累起来的财产，不管这些奴隶是真正的农奴或是现今工业制度的奴隶。

法庭控告加拉考左夫及其友人的公诉状使全俄的读者皆为之惊愕不已。公诉状上说这些拥有巨大家产的青年常常三四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人每月花销还不到十个卢布（一金镑），同时却把他们的产业捐来创办消费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他们自己也在里面做工）之类的事业。五年以后，成千上万的俄国青年（俄国青年中的精英）做着这类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口号是“到民间去”。

在1860年到1865年间，几乎每户富贵人家都有父子两代间的激烈斗争：做父亲的要维护旧的传统；做子女的要维护他们的按自己的理想安排生活的权利。青年人都离开了军职、柜台、工场，而群集在有大学的城市里。出身绝顶高贵的姑娘身无分文就跑到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去，急于学得一门专业，以便脱离家庭的束缚，他日也许还可脱离丈夫的束缚。经过了辛苦艰难的斗争之后，她们中许多人都获得了个人的自由。如今她们想利用它来不是谋她们自己的个人享受，而是把解放了她们的知识送给民众。

在俄国每个城市里，在圣彼得堡每一区里，都有专为自修的目的而成立的小团体；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著作与俄国新历史学派的研究资料都在这些团体中被仔细阅读，继之以反复的讨论。这一切读书与讨论的目的是要解决他们面临的大问题：他们怎样才能做一点有益于民众的事呢？他们渐渐明白了：唯一的方法是到民众中去，过民众所过的生活。青年们去到乡间做医生、医生助理、小学教师、乡村文牍，甚或做农工、铁匠、伐木工人等等，力求在那里和农民密切地接触。姑娘们通过了小学教师的测试，学会了接生或看护便成百地跑到乡村去，尽力帮助极贫苦的农民。

这些人去到民间时并不曾怀着任何社会改造的理想，也没有煽起革命的念头。他们只想教农民识字，给农民以知识，替农民诊病，而且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脱离无知与贫困的苦境，同时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理想中究竟什么是较好的社会生活。

我从瑞士回国的时候，这个运动正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我自然急忙把我从国际工人协会得来的印象和我带回来的书报分给我的朋友。认真地说，我在大学里没有一个朋友；我比我的大多数同学年纪大，而在青年人中间相差几年就足以成为作知心朋友的障碍。而且自从1861年大学入学新规则实行以来，青年中最优秀的分子，即是在思想上最先进最独立的青年都被中学校淘汰干净，更不能进大学。因此我的同学大半都是一些安分守己、勤学苦读只顾考试成绩的学生。

在我的同学中，只有一个算是我的朋友，我就称他为狄米特里·克尔尼支罢。他生于南俄，虽然他有德国的姓，却很少说德国话；他的面貌也不像条顿人，倒像南俄人。他很聪明，读书极多，读后又肯用心思索。他喜欢科学，又极尊重科学，然而他和我们许多人相同，不久就断定，一个科学家的生涯简直与加入庸俗小市民的队伍无异，而事实上他另有别种更紧急的工作可做。他在大学听了两年的课，随后便离开大学，专心从事社会工作。

我不知道他怎样过活。我恐怕他连固定的住所也没有。他有时来看我，一见面就问道：“你有纸吗？”他拿了一叠纸，便坐在桌子一角奋力作一两点钟的翻译工作。他这样得来的微少生活费竟然超过了他的有限的需要而有余。于是他便跑到城内一个僻远地方去看一个同志，或者帮助一个贫困的朋友；有时他又会步行到很远的郊区去替他的同志们所关切的一个少年谋一个免费入学名额。他确实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在西欧，天分比他差得多的人都能一步步爬到政治或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的地位。然而克尔尼支从来不曾有过做领袖的念头。他绝无领导他人的野心，而且事无大小他都自己动手去做。这个特征并非他一人所独有；凡是在当时的学生团体中间生活过几年的人都保持着这种特征达到很高的程度。

我回国以后不久，克尔尼支就约我加入当时在青年中很出名的柴可夫斯基团。这个团体在俄国社会运动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它将名垂青史。克尔尼支告诉我说：“这个团体的大部分成员至今还是立宪主义者；不过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物，对任何正直的想法采取开放的态度；在俄国各处都有很多他们的朋友，过些时候，就会知道你能做些什么。”我早已认得柴可夫斯基和另外几个团员。柴可夫斯基和我首次见面时，他就赢得了我的心，我们两人的友情二十七年来从不曾有过动摇。

最初这个团体只是一个以修学励行为目的的青年男女的小组织。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是团员之一。柴可夫斯基本人也是团员之一。1869年，涅查叶夫曾经试图在那些有着“到民间去”工作愿望的青年中间组织一个秘密革命团体，然而他用的是旧式阴谋造反者的方法，为了强迫社员追随他时，他竟不惜用欺骗的手段。这样的方法在俄国是不会成功的，他的团体不久便瓦解了。社员全体被捕，一些最优秀、最纯洁的俄国青年在他们未能作出一点成就以前就被送去西伯利亚。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自学团体的组织方法与涅查叶夫的相反。这几个朋友十分正确地断定道，一个团体，不问其以后具有什么政治性质，也不问其未来会采取何种行动纲领，它必须以道德上成熟的个人品格为基础。柴可夫斯基团后来能够逐渐扩充其纲领，在俄国扩展其势力，而产生如此重大成果，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且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后来政府的残酷迫害激起革命斗争时，这个团体又产生了一批英勇的男女，在与贵族政治的恶斗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然而在当时（1872年），这个团体毫无革命色彩。但是如果它始终只是一个单纯的修身团体，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变得像修道院一样僵化。幸而团员们找到了一项适当的工作。他们开始传布一些优良书籍。他们把拉萨尔、别尔维（论俄国劳工阶级状况）和马克思的著作，以及俄国的历史书籍等等全套买来，在各省的学生中间传布。几年以后，在“俄罗斯帝国三十八省”（借用官场习语）中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柴可夫斯基团的小组在散布这类书报的。后来逐渐随着大势所趋，又受了西欧劳工运动的急速发展的消息的鼓舞，柴可夫斯基团越来越成为知识青年中间社会主义宣传的中心，同时又是各省团体的成员之间的一个自然的中介。终于有一天，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坚冰打破了，柴可夫斯基团与圣彼得堡和别的几个城市里的工人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我就在这个过渡期内加入了柴可夫斯基团，这是在1872年春天。

一切的秘密结社在俄国都不免受着极其残酷的迫害，因此西欧的读者也许盼望着我把我加入柴可夫斯基团时所行的入会仪式与宣誓仪式详细描写出来。如果真是这样，我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并没有那一类仪式，而且也不可能有。我们将是首先笑话这类仪式的人，而克尔尼支也一定不肯放过这个机会，说上一两句挖苦话，而这就会葬送任何要举行的仪式。柴可夫斯基团连章程也没有。它只肯要它所深知而且经过各种考验，认为是绝对可靠的人入团。在接纳新团员之前，团体必先以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坦白与认真把他的品格仔细讨论一番。如果发觉那个人稍有点不真诚与自负的表现或行为，它便不许他加入。它并不愿以团员数目之众多来炫耀，也不想把当时青年中的一切活动集中在它的手里，更无意把新旧两都以及各省的几十个不同的团体包括在一个大组织里面。自然它和这些团体的大多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彼此互相帮助，但是这不侵害它们的主权。

柴可夫斯基团宁愿保持现在的性质——一个紧紧团结的人的集体。在我所参加的第一次该团聚会中我结识了二十多个男女青年；我敢说我从不曾在别处见过这么多道德高尚的人的聚会。我至今还以被接纳入这个家族而自豪。

我加入柴可夫斯基团的时候，看见它的团员们正在热心讨论他们的活动应取的方向。有的主张继续在知识青年中间宣传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然而另一些人却以为这个工作的唯一目的只是在于造就一些能够唤起沉睡的劳工大众的人才，他们的主要活动应该在农民与城市工人中间。当时在圣彼得堡与各省成立的各种团体也正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第二个纲领压倒第一个。

如果我们的青年只把社会主义当作抽象的东西来接受，那么他们单是谈谈社会主义原则，包括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当作一个遥远的目标，也许就会以此为满足了；同时，他们又可进行某种政治鼓动。实际上，西欧和美洲的许多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就走着这样的路。然而俄国青年之倾向于社会主义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者，过着不比工人优裕的生活，他们在团体内并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区别，而且自己个人拒绝享用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财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所做的事，恰和托尔斯泰劝人对战争应做的事一样；托尔斯泰劝告人民不要一面抨击战争，一面依旧穿军服；他说，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拒绝当兵，不拿枪。俄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中间每个人自己都应该拒绝使用父亲的收益。这样的青年只有和民众共同生活才行。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府邸，靠着他们自己已学会的专业，在乡间或工业城市里谋生。这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它是人类良知突然觉醒的时代中产生的一种民众运动。现今有组织的小团体已经成立，准备进行有系统的努力以传播自由与反抗的思想于全俄。他们不得不在愚昧的农民与工人中间进行这种宣传。

著作家们曾企图用国外的影响来说明“到民间去”的运动——“外国煽动者”成为他们到处喜欢用的一个解释。诚然，俄国青年倾听着巴枯宁的有力的呼声，而国际工人协会的鼓动对我们也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然而“到民间去”却有一个更深的源头：在“外国煽动者”还未向俄国青年宣传之时，甚至在国际工人协会尚未成立之时，这个运动便已经开始了。它起源于1866年的加拉考左夫的团体中；屠格涅夫看到了它的来临，在1859年就已经隐约地把它指点出来了。我尽力在柴可夫斯基团里提倡这个运动；但我也只是顺着那比较任何个人努力更强大得无比的潮流而行罢了。

自然我们也常常谈起反对我们的专制政府的政治鼓动的必要性。我们已经看出那种无理的苛税和卖掉牛马以交足欠税之更加无理的做法必然会使农民无可补救或避免地倾家荡产。我们这些“幻想家”又看到整个居民的彻底破产即将到来，这在俄国中部已经以惊人之势在发展，俄国政府自己也已公然承认。我们也知道俄国在各方面被掠夺的丑恶程度真令人发指。我们天天听到更多的官吏的枉法事件，其中有许多更是暴露了难以置信的兽性。而且我们每天总要听到几件新的这类事情。我们时时听说一个朋友的家晚间被警察搜查，另一个朋友在监牢里失踪，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未经审讯就被放逐到僻远省份的一个小村落去了。因此我们觉得对任意蹂躏民族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可怖势力，实有用政治斗争之必要。然而要进行这种斗争，我们却找不到可能的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根据。

我们的兄长们并不赞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热望，而我们又不能和他们分道扬镳。不，纵使我们中间有人这样做了，那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青年全体被视作“可疑人物”，父辈的人绝不肯和我们发生一点关系。每个有民主倾向的青年，每个进高等学校的女子在政治警察的眼里都是“可疑人物”，在加特科夫的文章里，都是国家之敌。一个姑娘的短发和蓝色眼镜，一个学生在冬季当作大衣穿的苏格兰绒布袍，都是虚无主义者的朴素与民主精神之证据，因此就被人认为“政治上可疑人物”的标志。如果一个学生的家里常有同学来拜访，那么他的家便不免为那些政治警察所光顾。在某一些学生的家里深夜搜查的事是极其常见的，所以有一次，克尔尼支就对那个来搜查房间的警官用他的温和的讽刺话说道：“为什么你每次来搜查时定要把我们的书本都翻过呢？你大可以先弄一张书目，然后每月来一次，看看是否所有的书都在书架上；如果有了新书，你可以随时添进书目里去。岂不是好？”稍微有一点政治上不可靠的嫌疑，就成为足够的根据，使一个青年从学校里被抓走，被关上好几个月，被放逐到乌拉尔一带僻远省份去，而且还是“期限不定”（借用一句官场习语）。甚至在柴可夫斯基团只散布检查官准许出版的书籍，不作别事时，柴可夫斯基本人就被捕了两次，在监牢里住了五、六个月；第二次正是他能不能当上化学家的紧要关头。他的研究论文刚在《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他正准备他的大学毕业考试。后来他终于被释放了，因为警察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可以把他放逐到乌拉尔去！“然而如果你下一次再被捕，我们便要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这样向他说。把所有俄国的危险青年送到草原上一个最好能有一两万居民的特别城市里，再由哥萨克兵日夜看守着，——这确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一个得意的梦想。然而他又怕这个城市有一天也会造成威胁，所以他到底不曾实行这个计划。

我们的团体中有一个团员是军官，他曾经加入一个旨在服务于地方议会的青年人团体。这些青年以为这方面的工作乃是一个崇高的使命，为此他们认真研究了俄国中部的经济状况。许多青年都在一定时间内怀着同样的希望；然而一和实际的政府机关接触，这一切的希望便破灭了。

在允许国内某几省有极其有限形式的自治并通过有关法律之后，中央政府马上又用全力剥夺这一改革的一切意义与活力，使之名存实亡。地方“自治政府”只能满足于执行政府官吏的单纯职能：征收地方附加税，用于本地方的政府之必要开支上。地方议会的一切采取主动改善学校、师范学院、卫生措施、农事改良之类皆为中央政府所猜疑以至嫉视，而《莫斯科报》则痛斥此等企图为“分离主义”，为创建“国中之国”，为对于君主政治的反叛。

如果有人想讲一讲，比如说，特威尔师范学院的真实故事，或把当年一个地方议会的任何类似行动，以及把一切细小的迫害、封禁、强迫停刊和政府用以压迫这类机构的其他手法原原本本说出来，那么没有一个西欧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相信的。他一定会把书扔到一边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这太愚蠢了，不可能是真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许多地方议会里当选的议员全体被迫停职，离开本省和自己的领地，或者被放逐到他处，只因为他们敢于以最忠诚的态度请求皇帝把法定的地方议会的权限给他们。

“地方议会里当选议员应为内务部之普通官吏，有服从内务大臣之义务。”这就是圣彼得堡中央政府的理论。至于等而下之的小人物如小学教师、医生之类，只要有了司法部所属的万能的第三科的一纸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便可以由政治警察撤职而放逐到远地去。就在去年（1896年）一个在地方议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地主的太太，作为一个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她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邀请了八个小学校长。她跟自己说：“可怜的人儿，他们从没有机会看见农民以外的人。”第二天，乡村警察便来拜访这位太太，一定要她说出那八个教师的姓名，以便呈报上峰。她坚决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警察回答道：“那好，反正我总有法子打听出来，好写我的报告。教师们不得聚在一处，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就得报告。”这位太太凭着她的高位算把八个教师庇护下来了。如果他们是聚在一个同事的家里，那么警察就会来拜访他们，其中总会有一半人被教育部免职。要是警察来搜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偶然吐出一句愤怒的话，这个人一定免不了要被放逐到乌拉尔一带的远地去。这是地方议会成立以来三十三年后的今天的事，至于七十年代中，那光景更要坏得多。这样的机构怎么能够作为政治斗争的基础呢？

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他的坦波夫省领地时，我有一个时期真想定居在那里，用我的全副精力在地方议会里工作。有些农民和邻村的穷教士也要求我这样做。至于我自己，只要能提高农民的知识，增加他们的福利，那么事无大小，我都愿意做。然而有一天，几个给我提意见的人聚在一起，我便问他们道：“假使我要办一所学校，一所农事试验场，一个合作社，同时又要保护我们村里最近含冤受屈的农民——你们想，官厅会让我这样做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决不会！”

几天以后，在近邻一带极得人望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教士带了两个有势力的非国教派的领袖到我家来。他对我说：“你和这两位谈谈看。如果你行，那么便和他们同去，拿上《圣经》去向农民讲道。……嗯，你当然晓得要讲些什么。……只要他们肯隐藏你，那么全世界的警察都不会把你找出来。……此外，就没有事可做了；我这个老头子要向你说的就这么多。”

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不能扮演威克里夫[82]这样的角色。然而这老人是对的。一个和罗拉德派运动相似的运动正在俄国农民中间迅速流行。像不肯参加战争的东正教的反仪式派所受的压迫，以及1897年南俄非国教派农民所受的迫害（他们的小孩被人诱拐去受正教寺院教育），也并不能阻止这个运动，只会给它以二十五年前它所不能得到的力量。

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继续不断地提到立宪运动的问题，我有一次便在团体里提议把这个问题认真考究一番，挑选出一个适当的行动方案。我始终认为：在团体一致决定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各团员都应该抛开自己的个人感情，用全力去做那项工作。我说：“如果你们决定从事立宪运动，那么我的计划是：我在表面上脱离这个团体，只和一个团员——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罢——保持关系，以便与团体通消息，我从他那里可以知道你们的工作进行得如何，他也可以把我的行动大略告诉你们。我的工作是在廷臣与高级官僚中间活动。这班人里面，我有不少的相识，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极不满意现状的。如果做得到的话，我要使他们结合起来，组织成一个团体，那么以后总有一天有机会用所有这些力量来强迫亚历山大二世公布一个宪法。我相信有一个时候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有危险，便会为自身的利害关系实行决断的处置。如果这是必需的话，我们中间几个做过军官的人就可以去到陆军军官中广为宣传，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这个运动虽是与你们的运动同时并行不悖，但它应该与你们的运动完全分开。我已经把这事认真考虑了一番。我深知我的关系，我明白哪一些人可靠，我相信已经有一些不满现状的人把我当作可以进行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其实如果由我自己选择，我是不会采取这个方针的；不过只要你们以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我会全力来从事这件事。”

团体不肯接纳我的提议。我们彼此相知甚深，我的同志们也许以为如果我走这条路，我便不再忠实于自己。为了我自己的个人幸福，为了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不能不感谢他们不曾接受我的提议。因为如果他们接受了，我就会走一条与我的天性要求我走的相反的路，而且在这条路上也找不着我在别的路上所能找到的个人幸福。

然而六、七年以后，恐怖主义者进行反亚历山大二世的可怕斗争时，我又深惜我从前建议的那种运动没有人付诸实行。要是事先有了这样的运动而且分布到全俄各地，那么牺牲者所受的无比苦难就不会是白费。无论如何，执行委员会的地下工作总应该有一个在冬宫内的平行运动来支持才是。

进行一番政治努力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我们的小团体曾反复讨论过，但均无结果。富裕阶级之麻木不仁已是无可救药。而被迫害的青年中间的愤激情绪也还不曾达到六年以后产生执行委员会指导下恐怖主义者的斗争那种高潮。事实上，亚历山大二世后来在他的盲目的愤怒与恐怖中下令放逐成百青年到冰天雪地里去作苦工，在流亡中慢慢死去；而正是这些青年在1871年到1878年间保护了他——这岂不是历史上一个天大的悲剧性讽刺？社会主义团体的主张正是要防止加拉考左夫暗杀沙皇事件之重演。当时的口号是“准备在俄国工农中间发动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民众运动。”“不要去担心沙皇和他的顾问官罢。如果这样的大运动发生，如果农民加入民众运动，主张占有土地，废除农奴赎金，那么，沙皇便会第一个去求富有阶级与大地主的帮助，召集一个国会——正如1789年法国的农民暴动强迫王权召集国民议会；所以在俄国，情形也会是这样。”

然而事情不止于此。有些单独的个人和团体看见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已经注定要一天深似一天地陷入反动的泥沼，同时还希望皇储会怀着“自由主义”（每个年轻的皇储总不免被人假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思想，所以他们便坚决主张应该遵从加拉考左夫的先例。但有组织的各团体却极力反对这种打算，并且劝告同志们不要采取这种行动方针。如今我可以把下面这件至今不为人所知的事讲出来。有一个青年从南部来到圣彼得堡，具有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坚定决心，柴可夫斯基团中有几个团员知道了他的计划，他们据理力陈，劝他不要那样做，但是他不听劝，于是大家告诉他要轮流值班看住他，而且要用武力来制止他实行任何暗杀计划。我深知当时冬宫的防卫多么疏忽大意，所以我可以断言他们这是救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性命。

这班青年当时曾如此坚决地反对这种战争，然而到了后来，当杯中的苦酒满溢出来的时候，他们终于参加了这战争了。

二

苏菲亚——我们团体中的其他的女同志——我和斯捷普尼亚克的交情——农民中间的宣传——圣彼得堡织工中间的宣传——1874年的元旦日

在我被捕以前，我在柴可夫斯基团中工作的两年光阴，给我后来的生活与思想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两年中，在强大的压力下，我生活之丰富使我每一刻都觉得：我的内在的自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活动，而且觉得生活真是值得这样生活下去。

我是这个新家族的一分子，这家的男男女女都被一个共同目的紧密地联在一起，他们的相互关系既广泛而又微妙地充满人情味，所以我至今想不起来有任何瞬间发生过足以损害我们的组织的哪怕是暂时的磨擦。那些多少有过一点政治活动经验的人会了解我这么说的价值。

在我完全舍弃科学生涯之前，我以为应该把芬兰旅行归来对地理学协会的报告写成，同时我为该会做的另一些工作也必须完成；我的新朋友首先鼓励我这样做。他们说不这样做说不过去。因此我拼命工作以期早日写完我的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著作。

我们的团体时常开会，我不曾缺席过一次。会所多半是在圣彼得堡郊外的一所小屋，这是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用假名和伪造的工匠的妻子的护照租来的。她生于极为显要的贵族的家庭，父亲做过圣彼得堡总督。然而她得到爱护她的母亲的赞许，离开家庭进了高等学校；她和富有的工业家科尔尼洛夫的三个女儿共同组织了一个自修的团体，后来就成为我们的团体。现在她扮作工匠的妻子，穿着棉衣和男人的长靴，头上包一块棉布头巾，肩挑两只水桶，从涅瓦河里挑水。谁见了她还能认出她就是几年前在首都最时髦的客厅里出尽风头的那位千金小姐呢？我们大家都喜欢她，谁一走进房子，不由得会对她露出特别友爱的微笑；她要求把屋子尽量搞整洁，而我们有时候走过城外泥泞的道路，穿着农家的靴子和羊皮袄走进屋里，把屋子弄得很脏，她常常为此和我们争吵。但是我们仍然对她微笑。这时她便极力在她的天真烂漫的、聪明的、小姑娘似的小脸上装出最严厉的表情。在她的道德观念上，她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但丝毫没有教训人的态度。当她不满意某人的行为时，她便从眉下投以一瞥严厉的眼光。然而从这眼光里谁都可以看出她的理解人性的一切方面的开明和慷慨大度的天性。只有在一点上她是严厉的。她有一次说到某人时，加了一个“围着女人转的男人”的评语，她一面说，一面仍不停止手里的工作；她说那一句话时的表情与态度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柏罗夫斯加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同时又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地道的钢铁般的战士。她并不以为工人与农民有想象中的美德，才来爱他们，为他们工作。他们是怎样，她便把他们当作怎样；她有一次对我说：“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也许两代人都要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这件事必须办好。”我们团体中的女同志没有一个会在断头台上死的面前皱一皱眉头。每个人都敢于直面死亡。但是她们中没有一个在和平宣传时期中想到过这样的命运。柏罗夫斯加亚的那张有名的肖像照拍得非常之好，它很能表现出她的认真的勇气，出色的智慧和仁爱的性情。在她上绞刑台以前几小时她写给她母亲的信乃是一颗挚爱的灵魂和女人的心的最优美的表露。

下面一件事则可以描画出我们团体中其他的女同志的面影。一天晚上，库普烈扬诺夫和我同往瓦尔华拉·B的住所去通知一个紧急的信息。时候已过中夜，然而我们看到她的窗里还有灯光，便走上楼去。她在她的小屋里，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抄写我们团体的一项计划。我们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刚毅的人。忽然我们想和她开一个男子们有时以为有趣的愚蠢的玩笑。我便说：“瓦尔华拉，我们来带你一起去做一件发疯的事，去援救要塞里的朋友。”她不问一句话。她很镇静地放下笔，从椅子上站起来，只说了一句“我们走罢。”她说得如此简单，她的声音如此沉着，使我立刻觉得自己的举动是多么莫名其妙；我于是把真话告诉她。她倒在椅子上，眼里含着泪珠，用绝望的声音问道：“这原来是个玩笑？你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呢？”我这时才完全明白我的举动是何等的残酷。

我们的团体中还有一个大家喜爱的人就是塞尔该·克拉夫钦斯基，他后来用斯捷普尼亚克这个名字在英美两国很出名。我们大家常常称他为“娃娃”，因为他完全不顾到自己一身的安全；然而这种对于自身的不注意，乃是他心中毫无畏惧的结果。对于被警察追踪的人来说，不存畏惧往往反是最好的策略。他用了他的真名塞尔该在工人中间作宣传，不久就出了名，因此警察缉拿他的心也很切。他自己却毫不在意；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记得有一天，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中，大家狠狠责备他太不谨慎。原来他看见时间已经迟了，到我们的会所还有很远的路程，恐怕赶不上参加会议（他常常是如此），便穿着农民的羊皮袄在四通八达的大街中间拼命地跑，一直跑完这条街。我们责问他：“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会引起疑心，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小偷抓起来。”可是在要牵连到别人的事情上，我真希望别人也能像他一般小心。

我初次和他发生亲密关系是靠了斯坦利[83]的著作《利文斯通发现记》。一天晚上，我们的会议继续到十二点钟为止，当我们预备散会的时候，柯尔尼洛夫姊妹中的一个拿了一本书走进来，问我们中间谁能在明早八点钟以前把斯坦利的书的前十六页译好。我看了篇幅的长短，便说如果有一个人肯给我帮忙，我可以在今夜做完这工作。塞尔该自愿帮忙，到了早晨四点钟，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我们校读彼此的译稿：一个人读译稿时，另一个人便比照英文原书；过后我们又把给我们留在桌上的一罐粥喝光了，一同出门，各回各人的家。从这一夜起，我们便成了亲近的朋友。

我总是喜欢那种能干活儿并且干得很认真的人。因此塞尔该的翻译和他的高速工作的能力使我对他有了偏爱。然而当我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对他的诚实坦白的性情，他的青年的精力和健全的识见，对他的超人的智力，他的质朴和真诚，对他的勇敢和坚忍产生了真正的爱。他多读书，多思索；在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之革命性一点上他的见解和我的类似。他比我年轻十岁，也许他还不十分明白将来的革命会是一场何等激烈的斗争。他后来诙谐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时候在乡间农民中间工作的情形。他说：“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志在路上走，一个坐着雪橇的农民追上了我们。我便向他说：他不应该纳税，官吏如何掠夺平民，我从《圣经》里引了话来说服他，说他们应该起来反抗。那个农民鞭着马前进，然而我们很快跟上。他赶马小跑，我们也在后面急走；一路上，我还不停地和他谈抗税与反叛的事。最后他打起马飞跑，但是那个畜生（一匹不曾喂饱的农家小马）没有什么大用，所以我们两人依然并不落后，继续作我们的宣传工作，直到我们跑得喘不过气来。”

塞尔该在喀山住了一些时候，我不得不和他通信。他平时总不高兴写暗号信，我便提议采用从前在密谋人中常用的一种通信方法。在一封普通信里可以写各类事情，然而真正的意义却在某一些字上面，比如说每第五个字罢：“来信收到，明天来看你，晚间当偕你去观剧。并约N姊妹来你家。我家跳舞会已由家人议定延期。友K白。”把每第五个字挑出来连在一处，就是：“明晚去N家会议，K。”我们常常不得不写了六七页信纸来传达一页的信息，我们不得不培养想象力，想出各种事情，好把我们要写的字嵌进去。那个从不肯写暗号信的塞尔该很喜欢这种通信方法。他写给我的信里常常含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富于戏剧性的结局。他后来对我说：这种通信对于他的文学才能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一个人只要有才能，样样事情都可以促使它发展。

1874年1月或2月，我在莫斯科的一所幼时住过的府邸里住。一天早晨，时候还很早，仆人来告诉我说：一个农民要见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塞尔该，他刚从特威尔省逃出来。他是个身体壮实的人。他和另一个有同样体力的退伍军官洛加巧夫乔装为锯木工，旅行乡间，宣传革命。锯木匠的工作辛苦，尤其因为他们并不熟习这门手艺，但是两人很爱这工作。没有人能认出这两个强壮的锯木工是军官乔装的。他们靠着这手艺旅行了两个星期左右，不曾引起一点疑心；他们毫无顾忌地到处宣传革命。塞尔该差不多把《新约》记得很熟，他有时像传教士那样对农民说教，从《圣经》里引一些话来说明他们应该起来革命。他有时又引证经济学家的著作来形成他的论据。农民把他们两人当作真正的使徒，一户又一户请他们去说教，不要他们付饭钱。在这两个星期里，他们两人果然在一些乡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的声名传布得很广很远。老少的农民彼此在谷仓里秘密谈起这两个“代表”；他们开始比往常放大了嗓门说，他们不久就要把土地从地主的手里拿过来，沙皇会给地主以年金的。年轻的农民对待警官更不客气，他们说：“等着罢，快轮到我们当家啦。你们这些活阎王掌权的日子也不会长啦。”然而锯木工的声名终于传到了一个警长的耳里，这两个人便被逮捕了。上面下命令把他们送到十英里外的一个警长那里去。

当局派了几个农民押送他们，途中经过一个正在过节的村子。“什么？犯人？很好！大叔到这里来”，那些喝节日酒的农民对看守人这样说。

农民把他们留在村中差不多过了一整天，一家又一家都请他们去喝几碗家酿的啤酒。那些看守人是用不着邀第二次的。他们大口喝酒，而且一定要犯人也喝酒。据塞尔该自己叙述道：“幸而他们传递的酒是盛在一只大木碗里，所以我可以把嘴放在碗边装出喝酒的样子，可是没有人能看清究竟我喝了多少酒。”到了晚间，看守人都喝醉了，不愿意醉醺醺地去见警官，所以决定在这村里歇一夜，第二天早晨再动身。塞尔该不断地和他们聊；大家都静听他一个人说，可惜这样一个好人竟遭逮捕。当他们预备睡觉的时候，一个青年农人对塞尔该耳语道：“我关大门时不上闩。”塞尔该和他的另一个同志明白这个暗示，等众人睡熟了，他们马上就走到街上。他们拼命急走，到早晨五点钟，已走出村子二十英里以外，到了一个小火车站，在那里搭第一班车到莫斯科。塞尔该留在莫斯科，后来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同志全体被捕的时候，莫斯科的组织在他的鼓舞之下就成了运动的主要中心。

在各村镇里，我们的宣传家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组成了小团体。铁匠铺、小农场之类也设立了这类团体，较为富裕的阶级的青年也在那里面工作，每日与劳动群众接触。在莫斯科，有一些曾在苏黎世大学里读过书的富家少女单独组织了一个团体，竟然进纱厂去做女工，每天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的工，住在工厂寄宿舍里，过俄国女工那种困苦的生活。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运动，积极参加的人至少有两三千，而且还有多至两三倍的同情者与支持者从各方面给那些活跃的先驱者以帮助。我们的圣彼得堡团体和这支大军的半数以上的人经常通信——自然是用暗号通信。

我们不久就觉得在严厉的检查制度之下能在俄国出版的书报不够用，而且稍微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书报都被禁止。我们便在国外开办了一所自己的印刷所。我们需要写一些为工农们阅读的小册子，而小小的“写作委员会”（我也是一个委员）的工作又太忙。塞尔该写成了两本这类小册子：一本是模仿拉梅内[84]的体裁，另一本是一篇说明社会主义的精义的童话。这两本小册子流传甚广。在国外印好的书籍小册子私运入俄国的以千计，先集中在某些指定地点，然后分配给各地方团体，在工农中间流传。所有这些活动需要一个庞大的组织，还需要许多次旅行，以及大规模的通信，特别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同情者和书报贮藏所，使之免遭警察的毒手。我们为各外省团体制定不同的暗号；女同志总不肯相信我们男子在用暗号通信时能正确无误，所以暗号通信常由她们担任，往往在把一切详情讨论了六七小时以后，她们还要花费整夜的功夫写许多页神秘的数字和分数符号。

在我们的会上，大家都是非常融洽的。本来俄国人就讨厌主席和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完全不要；虽然我们的争论有时异常激烈，尤其在讨论“纲领问题”的时候更是激烈，然而我们总能够安排得很好，不用西方那套形式，绝对的真诚，全体都怀有困难能得着最完满的解决的善意，对于哪怕是任何一点点的哗众取宠的故意卖弄的行为都表示出坦诚的蔑视；只要举出这几点就很够了。如果我们中间有什么人想用演说以求雄辩的效果，那么众人马上会友好地嘲笑他说，这不是演说的地方。我们时常不得不在开会时吃饭，食品永远是黑面包、黄瓜、一块乳酪、几杯止渴的淡茶。这并不是没有钱；钱并不缺，不过印刷费、隐匿被警察缉捕的同志的费用，以及开办新事业的费用，一天天地增加，现有的钱虽多也并无富余。

在圣彼得堡，我们不多久就结识了不少的工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塞杜科夫在工程师中间交了一些朋友，大多数在国立火炮厂中服务，他组织了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团体，时时聚会读书、讨论。在圣彼得堡，工程师的薪水是颇丰厚的；至于那些没有结婚的人，他们的境况当然更好。他们不久就熟知流行的、激进的与社会主义的文献——巴克尔，拉萨尔，穆勒，德雷伯，施皮尔哈根[85]都是他们熟知的姓氏；而且在思想上他们也和大学生无大区别。当克尔尼支、塞尔该和我三人加入柴可夫斯基团时，我们常去参观他们的小团体，作即兴的各种题目的演讲。我们希望他们会成为普通工人中间的热心的宣传家；然而这个希望并不曾完全实现。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内，他们会成为公共集会中的常例的演说者；但是他们却像日内瓦的钟表匠那样喜欢摆特权工人的架子，看不起普通的工厂工人，而且也不想马上为社会主义运动牺牲什么。只有在因敢于像社会主义者那样思想而被捕下狱三四年，又摸清了俄国专制政治何等严酷之后，他们中间才有几个人变成了热心的宣传家，但所宣传的主要是政治革命的思想。

我特别同情织工和纱厂工人。在圣彼得堡有几千这样的工人，他们冬天里在这里工作，在夏季的三个月中又要回到故乡去耕田。他们是半农半城市工人，因此一般保存着俄国乡下人的社会精神。在他们中间，我们的运动传播之速有若野火之燎原。我们不得不抑制着这些新朋友的热忱，否则他们一次会带了成百个老老少少的人到我们的住所来。他们大半都生活在小团体，即“劳动组合”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租一所公寓，共同做饭，全部费用由各人分担，按月支付。我们起先常常到这些地方去，后来织工们又引我们去和石匠、木匠之类的“劳动组合”接触。在几个这样的“劳动组合”中，塞尔该、克尔尼支和另外两三个同志非常习惯，无拘无束。他们常常整夜地在那里畅谈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在圣彼得堡各处还有特别的公寓由几个同志出面租下，每晚总有十多个工人到那里去学习读书写字，功课完毕又继之以自由谈话。不时又有我们的一个同志到这些城市朋友的故乡去住几个星期，在农民中间作几乎是公开的宣传。

不用说，我们里面要和这类工人往来的人都要穿得和他们一样；就是说，要穿农民的衣服。在俄国，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非常之深，他们之间的接触的机会又非常之少，所以不仅一个都市打扮的人在乡间会引起大众的注意，而且便是在城里，如果有一个言语服装不像工人的人和工人来往，警察看见了，马上就会起疑心。“如果他不存坏心思，那为什么要和‘下等人’来往呢？”我屡屡在富丽的府邸用过午饭以后或者在冬宫拜访了友人以后，便坐一部马车，赶到郊外僻远地方一个穷学生的家里，脱下华丽的衣服，穿上棉布衬衣、农家长靴和羊皮袄走出去，一路上和农民们开着玩笑，到贫民窟去会我的工人朋友。我向他们讲我在外国看到的劳工运动。他们恳切地听着，一个词也不放过；过后，他们便发问道：“我们在俄国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鼓动，组织起来；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于是我们给他们讲一个法国革命的通俗故事，这是根据艾克曼-夏特良[86]两人的名著《一个农民的故事》改编成的。人人都赞美那个到乡间旅行宣传、散布禁书的萧威尔先生的行为，恨不得踩着他的脚印走。我们便说：“把这些话讲给别人听；把他们捏到一块儿；人多了，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来了。”他们完全明白；我们呢，只需要抑制他们的热情就行了。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这些人里面度过的。1874年的元旦是我在俄国以自由之身度过的最后一个元旦日。这一天在我是特别可纪念的。前一晚上，我还跻身名门望族之间。人们说了不少关于公民义务、国家福祉一类的响亮动人的话语。然而在这一切扣人心弦的演说下面总潜伏着一个声音：每个演说者如何才能照顾好自己的个人幸福。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坦率地说，他只打算做不致于危及自己的小窝的事。

诡辩，没完没了的诡辩；说什么进化的迟缓，下层阶级的惰性，牺牲的无益——这一切诡辩被他们拿来为他们所不曾说出的话辩解；同时各人始终还要保证自己愿意作出牺牲。听了这些言辞回家，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忧郁。

第二天早晨，我去赴一次织工的会议。会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举行。我穿着农民衣服，挤在织工们中间，那个工人们认识的同志简单地介绍我说：“鲍罗丁，一个朋友。”过后对我说：“鲍罗丁，把你在外国看见的情形告诉我们罢。”我便讲西欧的劳工运动，它的斗争，它的困难和希望。

听众大半是中年人。他们感到强烈的兴趣。他们问了许多问题，都很中肯，比如关于劳工团体的详情，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及其成功的机会之类。随后又有人问：在俄国能做些什么，还问到我们的宣传的前途。我从不大事化小地讲我们运动的危险，我很坦白地说出我的意见：“我们大概会有一天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你们因为听了我们的谈话，你们——你们中间一些人也会在监牢里蹲许多个月。”这种悲惨的前景并不使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除了熊以外，毕竟还有人”。“只要人能住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住”。“魔鬼并不像人们形容的那样可怕”。我们分别的时候，他们还说：“如果你怕狼，便决不要进树林。”后来他们中间有好几个果然被捕了，他们差不多全都表现得很勇敢；他们庇护我们，一个人也没有供出来。

三

圣彼得堡的大拘捕——我出席地理学协会报告芬兰探险之经过——我被捕——第一次审讯——说谎的官——我被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中

在这两年中间，在圣彼得堡和各省，捕人的事屡屡发生。每月不是有一两个同志被捕，就是听说某个地方团体的成员失踪。到了1873年年终光景，逮捕事件越来越频繁。11月，我们的一个郊区聚居地被抄；警察捉去了柏罗夫斯加亚和另三个朋友。我们和这一区工人的一切关系都不得不因之而中断。我们又在城外很远的地方找到一个新住处，但不久又不能不把它放弃了。警察现在是非常警惕，偶尔有一个学生去到工人区域，马上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工人中间布满了密探，严密监视着工人的行动。至于克尔尼支、塞尔该和我，我们三人穿着农民的羊皮袄，装作农民的样子，便逃过了警察的眼目，依旧照常到这些受监视的地方去。然而克尔尼支与塞尔该在工人区里很出名，警察缉拿他们甚急；如果警察深夜到他们的友人家中搜查时偶尔在那里遇见了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被捕的。有一个时期，克尔尼支不得不每天去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夜。他常常在晚间十点钟走进一个同志的房间便问：“我可以在你这里过夜吗？”他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行！我的住所近来被警察监视得非常厉害。最好还是到N那里去。”——“我刚从N那里来，他说他的附近有很多密探。”——“那么就到M处去罢；他是我的好友，而且他是不被警察怀疑的人物。不过离这里很远，你得坐马车去。钱这里有。”然而克尔尼支素来不坐马车，路虽然远，他也会徒步走到城市的另一头去寻一个隐匿的地方；再不然，他终于会冒险到一个时刻都有被搜查之虞的友人家里过一夜。

1874年的初春，另一个聚居地也就是我们在织工中间宣传的主要据点，突然被查抄了。我们的几个最好的宣传家被捉进神秘的第三科里去了。我们的团员愈来愈少，大会很难举行，我们极力想组织新的青年团体，以便在我们全体被捕的时候可以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柴可夫斯基当时在南方，我们强迫狄米特里·克尔尼支与塞尔该离开圣彼得堡——我们真是下死命令让他们离开。只有我们五六个人留在圣彼得堡执行团体的一切事务。我打算等把我的报告写成交给地理学协会以后，便马上到俄国西南部去组织一种土地同盟，与七十年代末在爱尔兰极有势力的那种同盟相似。

我们过了两个月比较安静的生活，忽然在3月中旬得到消息说工程师团体的团员几乎全体被捕。还有一个叫做尼佐夫金的青年也牵连在内。他是一个休学的大学生，不幸居然得着工程师们的信任，我们相信他一定会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替他自己开脱。他认识克尔尼支与塞尔该，此外，他还认识塞杜科夫（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和我，如果官厅一再追问起来，他肯定是会说出我们的姓名来。几天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两个织工被捕了。这两个织工本来是极不可靠的，甚至曾诈取过他们的同志的钱财。他们两人必定会立刻告诉警察如何追踪鲍罗丁：此人穿着农民衣服，常在织工会上演说。在一个星期以内，我们团体的团员除了我和塞杜科夫两人以外全都被捕了。

这时候，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飞也似的逃出圣彼得堡；然而这正是我们不肯做的事。我们在外国印刷书报，然后秘密输入俄国的巨大组织是千辛万苦地建成的；在欧俄五十省之中有将近四十个省的团体与我们有通信联络的；农场、乡间会所等等组织，也是这两年来慢慢地建成的；我们在圣彼得堡有许多工人团体，还有四个首都工人宣传中心——在找到人来维持我们的关系和通信之前，怎能毅然把这一切弃置不顾呢？塞杜科夫和我商定接纳两个可靠的新团员进来，以便把我们的工作交代给他们。我们每晚会面一次，地址晚晚不同。我们从来不曾把任何人的地址和姓名记录下来（只有私运商人的地址是用暗号记下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因此我们得把几百个地址和姓名以及十多种暗号教给这两个新团员。我们反复对他们重说，一直到他们完全熟记在心上。每天晚上，我们在俄国全国地图上指指点点，特别是在西部国境和东部各省，因为许多负责从私运商人那里取书的男女同志都分散在西部国境，而我们的宣传家的主要会所则多在东部各省。随后，我们照例乔装改扮带了新团员去见城里的同情者，还把他们介绍给那些尚未被捕的人。

事已至此，最后的一着自然就是：秘密离开自己的寓所，改了姓名以后再在他处出现。塞杜科夫舍弃了他的住所，不过因为没有护照他只得藏在友人的家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然而一件奇异的事阻止了我。原来我刚刚写完关于芬兰与俄国两处冰冻形成期的报告，这个报告应该在地理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念。请帖已经发出去了，但是预定的日子恰恰和圣彼得堡的两个地质学协会的联席会议的日期冲突，它们便请求地理学协会将念我的报告的时间延迟一个星期。一般人都知道我会发表冰堆曾广延至俄国中部的主张，俄国的地质学者除了我的友人兼老师腓特烈·席米特以外，都以为我的见解影响过于深远，预备把它详细讨论一番。这样一来，我还得在圣彼得堡多留一个星期。

陌生人在我住所周围来去，借着种种莫名其妙的口实到我的家里来看我：有一个人要买我的坦波夫省领地上的一个树林，其实那里只有无树的草原。我注意到在我住的这条繁华的莫尔斯加街中站着我在前面说过的那两个被捕织工中的一个，我知道我的住所已经受到监视。然而我还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下星期五我要出席地理学协会的会议。

会期到了。争论非常激烈，至少有一点，我是胜利者。大家承认关于俄国洪水时代的一切旧学说都是毫无根据的，要从一个新的出发点来考察整个问题。我们的地质学泰斗巴波·得·马尔尼说：“各位，不管有没有冰堆，我们总应该承认我们以前关于浮冰运动的一切议论都是毫无实际探险之根据的。”这很使我满意。这次会议并推举我为地文地理部部长，而我自己这时候却暗想，我今夜是否会在第三科监牢里过夜。

我本来完全不应该回到我的住所去，然而因为最近几天非常劳累，人已筋疲力尽，所以终于走回家了。这天夜晚警察并不曾来搜查。我便清理我的文件，把所有可以牵连到别人的东西全部毁掉，收拾好我的行李，预备走了。我知道我的住所受着监视，不过我想警察不会在深夜以前来找我，只要天色一旦昏暗，我就可以溜出去，不致被他们看见。天色果然昏暗了，我正要往外时，一个女仆对我说：“你最好还是从便梯下去罢。”我明白她的意思，便快快地走下楼出去了。门口只有一部马车，我马上跳进去。叫车夫往涅瓦大街走。起初并没有人追我，我以为我是安全了；然而不久，我便看见后面有一部马车全速向我们追来；我们的马走得慢一点，那另一部马车走到了前面。

出乎我的意料，我看见那车里坐着前面说过的被捕的织工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织工向我招手，好像有话要和我说。我叫我的马车夫停住。我想：“也许他新被释放出来，有什么重要消息告诉我。”然而我们刚刚停了车，织工身边坐的那人（他是一个密探）便马上高声叫道：“鲍罗丁先生，克鲁泡特金亲王，我奉命逮捕你！”这条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有一群警察，他一面招呼警察来，一面跳进我的马车，拿一张圣彼得堡警察署的公文给我看。他说：“我奉命把你带到总督那里去传问。”已经有几个警察到了近旁，拒捕是不可能的事，我只得回车到总督府去。织工依然坐在他的车里，跟着我们。

如今我才知道警察为着逮捕我的事，已经犹豫了十天，因为他们还不能确定鲍罗丁是否就是我。不幸我那一天冒昧地答应了织工的招呼，这么一来，就解答了他们的疑惑。

当我离开住所的时候，一个青年正从莫斯科来，交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沃伊纳拉尔斯基写给我的；另一封是狄米特里·克尔尼支写给我们的朋友波拉科夫的。沃伊纳拉尔斯基的信报告莫斯科新近成立一所秘密印刷所的事，里面同时还有许多关于莫斯科运动的好消息。我读过便把它毁了。狄米特里的信内不过几句朋友间的闲话，所以我便留着。我如今既然被捕，我想还不如把这信毁了好些。我要求侦探把命令再拿给我看一遍，我趁他摸衣袋的时候，把信丢在马路上，他倒不曾看见。然而我们到了总督府时，织工却把那信交给密探说：“我看见那位先生把这信丢在马路上，所以我拾了起来。”

现在我又要长期等候那位司法当局的代表人——检察官来执行法律手续了。这种官吏不过是一个傀儡，他的职务只是掩饰政治警察的活动，使它有一个合法的手续而已。要找到这一个人来执行他的伪司法代表的职务，是要花费长久的时间的。所以我被带回我的家中，同时警察又把我的文件仔细搜查了一遍；他们一直搜查到早晨三点钟，但连一张于我或于他人不利的纸条也找不出来。

从我的家里他们又把我押送到第三科；这个第三科乃是自尼古拉一世以来直到今天统治着全俄的万能机关——真正是一个“国中之国”。彼得大帝最初设立了一个“秘密局”，一切反对这个俄罗斯军事帝国创立者的人都不免在那里受种种酷刑呻吟憔悴而死；到了女皇时代又改设“秘密法院”，当时的那个权势煊赫的米尼奇的“拷问室”使得全俄罗斯战栗震恐。传到铁腕暴君尼古拉一世又改成了现今的“第三科”这种形式，并将宪兵队归属于它，于是宪兵总监在俄罗斯帝国以内就成了比皇帝本人还要可怕的人物。

在俄国各行省，各大城市，甚至各火车站都有宪兵直接向他们所属的将军或校官报告一切，而将军校官们又转报宪兵总监，宪兵总监每日觐见皇上时就呈报他所认为必须报告的一切。俄国所有大小官僚无不受宪兵的监视。宪兵队各将军、各校官的职务便是监视沙皇的全体臣民的公私生活——甚至于总督、大臣、大公也不能免。皇上本人也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宫中事无大小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目，皇上在宫外的一举一动皆有人向他们报告，因此宪兵总监真可以说是俄国统治者的心腹，贴心的事都交给他办。

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这个时期，第三科是绝对万能的。宪兵队长可以随意搜查成千户人家，无须丝毫担心俄国尚有法律与法庭存在。他们要逮捕谁就逮捕谁，要把谁监禁多久就监禁多久；宪兵队将军或校官一时兴起就可以把几百人放逐到俄国极北地方或西伯利亚去。内务大臣的签字不过是一个手续，因为他没有权管辖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做些什么。

我的审讯在清晨四点钟开始。问官严厉地对我说：“有人告发你隶属于一个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秘密结社，而阴谋伤害皇帝陛下的圣躬。你认不认罪。”

“我不到我可以公开发言的法庭上，我不答复你的任何问题。”

检察官便对书记说：“写罢。你写‘被告不肯认罪’。”歇了一下他又说：“不过，我必须问你某些问题。你知道一个叫做尼可拉·柴可夫斯基的人吗？”

“如果你一定要发问，那么无论你问什么，你都叫书记写上一个‘不’字好了。

“然而如果我问你认不认识，比如说，你刚才还说起的波拉科夫呢？”

“只要你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不必犹豫，写个‘不’字。如果你问我认不认识我的哥哥、我的姊妹或者我的继母，你也可以写：‘不’。我决不会给你另一种回答的：因为我要是答应一个‘是’字，不管对方是谁，你们马上就会设计陷害他，去搜查他（或她）的家，或者比这更坏的举动，过后你会说是我供出他来的。”

他问了我一长串的问题，我耐着性子一一地回答：“写‘不’字。”这样的把戏玩了一点多钟。从他的问题里，我知道所有被捕的人除了那两个织工外，都应付得非常之好。但是那两个织工也仅知道我有两次会见过十二个工人。至于宪兵呢，关于我们团体的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一个宪兵士官把我带进监房里，他对我说：“亲王，你在干什么呀？你不肯回答问题，这件事将成为对付你的可怕的武器。”

“这是我的权利，对不对？”

“对，不过——你要知道……我盼望你在这个房间里过得舒服。自从你被捕以来，我就给你把这房间弄暖热了。”

我发现房间的确舒服，竟沉沉地睡熟了。第二天早晨，一个宪兵把我叫醒，他给我送上早晨的茶点来。他去后另有一个人进来，这个人做出非常不在意的样子，在我的耳边偷偷地说：“这里有一张纸条，一支铅笔，你写信罢。”这是一个我们的同情者，我早就知道他的姓名；他时常替我们传递信件给第三科里的囚人。

四边的墙壁上都响起了叩击声，急急地接连叩着。这是囚人的叩壁通信法；我是一个新来者，完全不懂得这个方法，在我听来这些叩击声似乎是同时从这所建筑的四面八方传来的。

有一件事使我很担心。在搜查我的房间时，我听得检察官向宪兵士官耳语，说就要去搜查我的朋友波拉科夫的住所，因为狄米特里的信是写给他的。波拉科夫是一个青年学生，他是一个有天才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在西伯利亚时我曾和他同路去作微丁探险。他生在蒙古边境的一个哥萨克贫家，他克服了各种困难，到圣彼得堡进了大学，在学校里人都说他是将来最有希望的动物学家；当时他正通过毕业考试。自从那次探险的长途旅行以后，我们两人就成了知己。我们在圣彼得堡曾同住了一些时候，不过他对于我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

我向检察官说起他。我说：“我可以发誓说波拉科夫从来不曾参加过任何政治事件。明天他就要参加考试；如果你把他逮捕，你就把这个青年历尽千辛万苦快要争来的科学家的资格永远断送了。你应该知道他何等艰难地奋斗了多少年才挣到现在这个地位。我知道你不大在乎这个，但是在大学里他被人认作俄国科学界的一颗未来的明星！”

波拉科夫的住所还是被搜查了，不过留了三天给他，让他考试完毕再逮捕他。不多几时，检察官把我叫去，他得意地拿一封信给我看；信封上面的地址是我的笔迹：里面的一张字条也是我写的，内容如下：“请将此包交与V.E.，并告彼须妥为保存，候以相当手续前来领取。”字条上并未写出受信人的姓名。检察官说：“这封信是在波拉科夫先生家中搜出来的；亲王，他的命运如今悬在你的手里了。如果你告诉我V.E.是谁，我便马上释放波拉科夫；要是你不肯说，那么我们就把他永远监禁下去，不等到他自己说出那个人的姓名不放他。”

我把这封信仔细看了一番；我看出信封上的地址是用黑粉笔写的，而字条却是用普通铅笔写的。我马上记起了当时写这两件东西的情形。我便叫道：“我敢断言这两件东西决不是在一个地方发见的！是你把字条放在这个信封里面。”

检察官红了脸。我接着说下去：“难道你要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经验的人居然看不出这两件东西不是用一种笔写的吗？如今你却极力叫人以为这两者是在一起的！好，先生，我告诉你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波拉科夫的。”

他迟疑了一会，过后又壮起胆子说：“波拉科夫已经承认你的这封信是写给他的。”

现在我知道他是在撒谎。波拉科夫可以承认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但是他宁愿自己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也决不肯连累他人。所以我正对着检察官的面孔回答：“长官，他其实并不曾说出这样的话，你明知道你说的不是真话。”

他听了这话大发其火，或者是故意装出来的。他说：“好，如果你在这里等一刻，我会把波拉科夫写的供词带来给你看。他正在隔壁受审问。”

“悉听尊命。”

我坐在沙发上抽了不知多少支烟。供词还不曾来，而且也从没有来过。

自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供词。我后来在1878年和波拉科夫在日内瓦会面，我们两个人同往亚列智冰河作愉快的探险。我用不着说他的回答和我所预料的相同：他否认他知道这封信，或者信上所说的V.E.是谁。事实上，他确实不知道，因为他时常向我借书还书，这封信就夹在我的一本书里，他把那本书借去了；至于信封呢，它是在他的一件旧衣服口袋里被搜出来的。波拉科夫被监禁了几个星期，后来因了他的科学界的友人的交涉，第三科释放了他。V.E.没有受到干扰，按时交出了我的文件。

后来我每一次见着检察官，我都要用“波拉科夫的供词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打趣他。

他们不把我带回监房去，半小时后，检察官带着一个宪兵士官进来。他向我宣布：“我们的审讯完结了；现在要把你移送到别处去。”

一辆四轮马车停在大门口。他们要我进去，一个强壮的高加索裔的宪兵军官坐在我的旁边。我向他说话，他只是鼻子里哼着。马车走过了链桥，又走过操练场，然后沿着运河而行，好像要避开热闹的大街似的。“我们到里托夫斯基监狱去吗？”我问那个军官道，因为我知道许多同志已经关在那里了。他不回答我。此后两年中我所受的绝对沉默的待遇就从这四轮马车里开始了。然而当我们走过宫桥时，我便知道我们是往彼得保罗要塞去。

我赏玩这美丽的河景，知道我在短期内不会再见到它了。太阳正在西沉。浓密的灰色的云挂在西边的天空，罩在芬兰湾上；几片薄云在我的头上飘浮，处处漏出一段段蓝天。马车向左转，进了一个圆拱门，这便是彼得保罗要塞的入口了。

“现在我得在这里呆几年了。”我对宪兵军官说。

“怎么会这样久？不会的。”这个高加索人一进了要塞便恢复了发言的能力，他这样回答。“你的案子差不多完结了，两个星期内就会被移送法庭的。”

“我的案子是很简单；然而在把它移送法庭审判之前，你们还想把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逮捕到案，他们人数很多、很多；两年以内你们决做不到。”我当时并不明白我的这句话是何等准确的预言。

马车停在要塞司令官的办公处门前，我们走进了他的接见室。司令官科尔萨可夫将军走了进来，一脸的不高兴。他是一个瘦弱的老头子。押送我来的那个宪兵军官低声下气地把情形告诉了他，这个老头子轻蔑地看了军官一眼，答道：“好”，随后便向我看。显然对又要接收一个新囚人很不乐意，而且还有点羞愧于做这样的官；然而他似乎想说：“我是一个军人，只知道尽我的职责。”

我们立刻又走进马车，但是不久便在另一道大门前停住了，在这里等了好久，才有一小队兵士从里面开了门。我们于是步行走过一些窄的通道，到了第三道铁门，进去便是一条黑暗的拱道，进入一间又暗又潮湿的小房间。

几个要塞警备队的士官穿着毡软鞋默默地走着，不说一句话，典狱便在宪兵军官的簿子上签名，承认收容了一个新囚人。我必须脱去所有我的衣服，穿上囚衣——一件绿色法兰绒长袍，一双厚得无比的宽大的羊毛袜，一双船形的黄色拖鞋，拖鞋大得走起路来我简直难以使它留在脚上。我素来恨长袍和拖鞋，而那一双厚得无比的羊毛袜更使我讨厌。我有一件丝的内衣，在这潮湿的监狱里穿它特别相宜，但这也必须脱去。我当然开始抗议，并且争吵起来，一小时以后，科尔萨可夫下令把丝内衣给我还来了。

接着，他们又带我走过一条黑暗的通道，我看见几个武装的哨兵在那里往来巡视，最后我被送进了一间牢房。一道重重的橡木门关住了我，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我便孤零零的留在一间昏暗的房里了。

第七章 牢狱生活

一

彼得保罗要塞——我的牢房——牢房中的体操——哥哥回国为我料理一切——我可以在狱中著述——我所读的书——狱中生活之单调——我的哥哥被捕——狱中的叩壁通信——尼古拉大公来访

原来这就是那个可怕的要塞。近二百年来，俄罗斯的真命脉就在这里损失尽了，圣彼得堡的人一提到这个名字无不压低了嗓音。

在这里，彼得大帝曾拷打过他的儿子亚历克西，而且亲手杀死了他；在这里，塔拉加诺瓦公主曾被囚禁在一间牢房中，一次发大水时房里淹满了水，怕溺死的鼠群便往她的身上爬；在这里，可怖的米尼奇曾用毒刑拷问他的仇敌；在这里，女王加塞林二世曾把那些责备她谋杀亲夫的人活埋了。彼得大帝以来一百七十年间，这个立于涅瓦河畔、面对冬宫的大石头城的历史，是一部谋杀拷打的历史，一部人被活埋、被慢慢处死，在阴暗潮湿的地牢被逼得在孤寂中发狂的历史。

在这里，那些在俄国首举义旗，主张实行共和，解放农奴的十二月党人最早遭受殉道的苦刑，他们的遗迹至今还留存在这“俄罗斯的巴士底狱”中。雷利叶夫与谢甫琴科两位诗人、陀思妥也夫斯基、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皮沙列夫以及其他许多当代第一流的作家都曾在这里度过铁窗生涯。

在这里，在亚历克西半月堡中还囚禁着涅恰叶夫，俄国政府把他作为习惯法罪犯从瑞士政府引渡过来，然而到手后却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政治犯看待，他永远不能再见天日了。在这半月堡中还有两三个人，据说亚历山大二世因为他们知道别人所不应该知道的某一宫廷秘事，便下令把他们终身监禁在这里。我的一个朋友近来曾在这里看见其中的一人，已经有一大把花白胡子了。

这一切的暗影都出现在我的想象中。然而我的思想却特别集中在巴枯宁身上。巴枯宁在1849年被捕后先囚于奥国监狱两年，用镣锁在墙上，两年期满，再引渡给尼古拉一世，这个铁腕沙皇又把他在这里监禁了六年。暴君一死，他便遇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度过了八年的监狱生活，走出这里，往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依然充满了勇气与活力，而且为他的未入狱的同志们所不及。我于是对自己说：“他熬了过去，我也必须如此；我决不死在这里！”

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走近窗户。它的位置非常高，我举起手来也难以摸到。这是一个开在五英尺厚的墙壁上的长而窄的横窗，有一层铁格子和两尊的铁窗格，从窗里看出去，在十二码以外便是要塞的极厚的外墙，顶上的灰色岗亭还看得见。只有向上面看才可以看见一线蓝天。

我把牢房仔细考察了一番，我在这里究竟要住多少年，这谁也说不上来。从造币厂的高烟囱的位置看来，我猜想我是在要塞的西南角，面临涅瓦河的一个棱堡内。其实我所住的这一建筑本身并不是棱堡，在筑城术上应该叫做“内堡”；就是一个五角形的两层石造内屋，比棱堡的墙还要高一点，而且里面可以安放两尊大炮。我的牢房是安放一尊大炮的暗炮台，窗户就是炮门。阳光决不会穿过它射进房里来；便是在夏天，日光也会被厚墙挡住。房里有一张铁床，一张橡木小桌，一张橡木凳子。地板上铺了一层油漆过的毛毡，壁上糊着黄纸，然而为了使墙壁不能传声起见，他们并不把黄纸直接糊在墙壁上；黄纸是贴在帆布上面，我发现帆布又缝在铁丝格子上，后面再衬以厚毡，通过厚毡我才能碰到石壁。囚室的内侧墙边有一个洗面台，还有一道橡木厚门，门上开一个小洞以便递送饮食，另外有一道小缝，上面嵌着玻璃，外面钉着盖子，由狱卒随时启闭，这是专门用来侦视囚人的行动的，所以囚人便叫它做“犹大”，以比之于那个出卖耶稣的门徒。在走廊上，看守的狱卒不时揭开盖子往里看——每次他偷偷向我的门走近时，我就先听出了靴子的响声。我试和他谈话；于是缝里的那一对眼睛就现出恐怖的表情，盖子马上关闭了，过了几分钟，狱卒又把它偷偷揭起来；然而我总不能从狱卒那里得到一句答话。

四周鸦雀无声。我把凳子拖到窗下，站在上面望着我所能看见的一线天；我竭力想听出涅瓦河上传来的声音，或者对岸城里的市声，然而听不出。我开始觉得这沉寂有点难堪了，我试来唱歌，声音起初很低，以后渐渐地高起来。

我唱着我心爱的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一节，刚唱起“难道我竟要和爱情永别吗？……”

“先生，请不要唱，”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上送饮食的孔里送进屋里来。

“我想唱，我会唱的。”

“你不许唱。”

“我非要唱。”

于是典狱来了，他劝我不要唱，否则便要向要塞司令官报告，等等。

我极力争辩道：“我既不说话，又不能唱歌，那么我的喉咙岂不会被堵住，我的肺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你最好还是压低了声音，或多或少对你自己唱罢，”这个老典狱用恳求的语气说。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

几天以后，我就失去了唱歌的欲望。虽然勉强试唱，也没有用。

我便对自己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存我自己的体力。我决不让自己害病。我假定自己是在北极探险，不得不在极北地方的一间小屋里住几年。我要作各种的运动，做体操，不要让自己为环境所毁掉。从房的一角走到另一角，约有十步光景，这已经不算短途了。如果我反复往来一百五十次，我就走了一俄里。[87]”我决定每天走七俄里（约合五英里）。时间分配如下：

早晨两里，午饭前两里，午饭后两里，睡前一里。“如果我放十支纸烟在桌子上，每次走过桌前便移动一支，那么往来三百次也是很容易计算的。我应该急走，然而在角落里转身时却走得很慢，以免晕眩，并且每次转身必换一个方向。过后，我每天用这只沉甸甸的木凳作器械操两次。我一只手握着木凳的一只脚，把它高高举起来。我把它当作一只轮子似的舞着，不久我就学会把它掷过我的头上、背后，或穿过我的胯下由另一只手接住。

我入狱以后不到几小时，典狱便送了几本书给我看，其中一本是我的老相识、老朋友乔治·刘维士的《生理学》上卷俄文译本；然而我尤其想重读的这书的下卷，却不在里面。自然我要求他给我纸、笔、墨水，但他坚决不答应。除了俄皇亲自特别允许以外，要塞中的囚人是不许有纸笔的。这种被迫的无所事事使我非常难受，我便在想象中根据俄国史事编写成一系列通俗长篇小说，像欧琴·苏的《人民的神秘》[88]那样。我决定了大体的结构、描写和对话，极力把全部小说从头到尾地记熟。如果我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两三个月，那么我一定会精疲力竭——这是很容易想象的事。

然而我的哥哥给我弄来了纸笔和墨水。有一天他们把我带出去，要我走进一部四轮马车，随着从前押送我来要塞的那位宪兵军官到第三科去。到了那里，我可以和哥哥会面，不过旁边有两个宪兵军官监视着。

我被捕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苏黎世。他从小就想到外国去，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读书，而且可以公开发表他们的思想。他憎厌俄国的生活。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就是真挚——绝对的真挚和最开诚布公的坦白。他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欺诈或者甚至自负的行为。我国言论之不自由，俄国人之甘受压迫以及俄国作家惯用的隐语，都是他的坦白真挚的性情所绝对受不了的。我从西欧归来不久，他便移居瑞士，决定在那里住下去。自从他的两个小孩死了以后（一个死于霍乱，患病仅数小时；另一个死于肺病），他更加倍憎恶圣彼得堡。

我的哥哥并不曾参加我们的运动。他不相信民众起义之可能，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是一个像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那样的代议团体所起的作用。至于说到社会主义运动，他只接受用公开会议或公开讲演的方法进行，他不赞成我们所做的那种个人宣传的细致的秘密工作。如果他在英国，他会站在约翰·布赖特[89]或宪章运动派一边的。如果1848年6月起义发生时他在巴黎，他一定会帮助那些坚守最后营垒的最后几个工人战斗；然而在其准备阶段他会追随路易·布朗[90]或勒图鲁·罗林的。

他在瑞士时住在苏黎世，他同情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温和派。在原则上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把他的原则于实际生活付诸实行，他的生活极其节俭、刻苦，他充满激情地从事他的伟大的科学工作，这工作是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可以称之为十八世纪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自然之概图》的十九世纪的版本。他不久就成了老亡命者P.L.拉甫罗夫上校的好友，在他的康德派哲学见解上，拉甫罗夫与他共同之点很多。

亚历山大得着我被捕的消息，马上把一切放到了一边；他的一生工作，他所必需的自由生活（自由之于他犹如空气之于鸟类，是不可缺少的），这些他都不管了，急忙回到他所憎厌的圣彼得堡，只为着在我的监禁期内可以对我有所帮助。

我们这次相会彼此都十分感动。我的哥哥激动到了极点。他看见宪兵的蓝色制服就生憎恨；他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公然表示他对于这些摧残俄国一切自由思想的刽子手之憎恨。至于我呢，我看到他回到圣彼得堡，心里便着实为他担忧，充满了不祥的预感。看到他的诚实的面容和他的洋溢着友爱的眼睛，并且听说每月可以和他会见一次，我感到幸福。然而我深愿他远离这个地方数百英里之外；不错，这一天，他是自由地到这里来的，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个晚上，他会被几个宪兵押送到这个地方来。“你为什么到狮穴里来呢？马上回去！”我的整个儿内心发出呼喊。可是我又知道我一日在狱，他必一日不肯离去。

他比任何人更明白幽居无为的生活会杀死我，他已经为我奔走呼号，使我能够恢复旧日的科学工作。地理学协会要我写完我的关于冰河时代的书，我的哥哥就把圣彼得堡整个科学界搅了个天翻地覆，运动科学界来支持他向政府请求。科学院很关心这件事。最后在我入狱以后两三个月光景，典狱走进了我的牢房，报告皇上已经允许我写完我的给地理学协会的报告书，因此便可以给我纸笔和墨水。然而他又附加了一句“到日落时为止”。圣彼得堡冬季日落在午后三点钟，时间太短促了，但这没有办法。“到日落时为止”一语是亚历山大二世批准请求书时亲自加上的批语。

这样，我可以工作了！

我可以恢复写作了，此时此刻，我心里的快慰真是难以言传。只要我被允许工作，虽然只能靠面包与清水过活，只有最潮湿的牢房居住，我也甘心。

然而囚人中间可以使用文具的只有我一人。我的几个同志在监狱里等候著名的“一九三人案”的审判，等候了三年之久，其间仅一块石板做他们的伴侣。自然在那种寂寞得要死的生活中便是一块石板也是值得欢迎的，他们用它来作外国语的练习，或做数学上的演草。可惜，写在石板上的东西只能够存在几小时。

我的牢狱生活如今更有规律了。我有了目前可做的事。每天早晨九点钟，我已经走毕了第一次的环室三百步，只等着人把笔送进来。我为地理学协会准备的工作除了我的芬兰探险报告还要讨论应该作为冰期假设的根据。现在我知道我有充足的时间，所以决定把我的这一部分著作重写过，而且把内容加以扩充。科学院愿把它的珍贵的藏书借给我参考，我的牢房的一角便堆满了书籍与地图，其中有瑞典地质调查所的全部出版物，与伦敦地质学会的《季刊》全份，而且所有北极探险的报告也几乎齐备。我在要塞中把我的著作写成了两大册。第一册由我的哥哥与波拉科夫两人经手印行（编入《地理学协会丛书》），而第二册尚未彻底完成，我逃走时便落到了第三科手中。在1895年，原稿才被找出来，交与俄国地理学协会，再由该会送到伦敦我处。

在午后五点钟（冬日便在午后三点钟），狱卒把一盏小灯送进来的时候，我的钢笔、铅笔马上就被收去，我只得停止工作。过后，我便以读书消遣，所读的多半是历史著作。靠了要塞中几代的政治犯的努力，居然在这里积成了一个很完备的图书馆。狱中当局又允许我添置一批俄国历史的主要著作；我有了我的亲友们送来的书籍，便几乎读遍了俄国史上莫斯科建都时代的法令与文献集成。我不仅喜欢读俄国编年史，尤其是令人赞叹的普斯科夫[91]的中世纪民主共和国编年史（也许在欧洲这一类中世纪都市的历史中它要算是最好的了），而且也读各种枯燥无味的记录，甚而至于圣哲的传记，因为这里面含得有群众的实际生活的事实，是他处所看不到的。我这时也读了大量长篇小说，甚至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圣诞夜宴会。我的亲戚给我送来了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来，我读着大小说家的美丽的名著，又哭又笑地度过了这佳节。

最可怕的乃是我周围那种坟墓一般的沉寂。

我用手敲墙壁，用脚跺地板，静听有无哪怕是最最微弱的回声，然而什么都听不见。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三个月……十五个月过去了，可是我从来不曾得着一声回答。当时，要塞中只有我们六个囚人，分居在三十六个暗炮台里面；至于所有我的被捕的同志，他们全数被囚禁在里托夫斯基——扎莫克监狱中。下级军官进我的牢房带我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便问他：“今天天气怎样？在落雨吗？”他偷偷瞅我一眼，不发一言就连忙退到门后，那里有一个狱卒和另一个士官在监视他。典狱是唯一的人，从他那里我能听到几句短短的话。他每天早晨照例到我的牢房里来问“早安”，还问我要不要买烟草或纸张。我想和他聊天；然而他也偷偷看着那几个站在半开的门内的士官，好像在说：“你瞧，我也受着监视啊。”只有鸽子不怕和我打交道。它们每天早晨和下午照例要飞到我的窗前把嘴伸进铁格子里来叼食物。

除了狱卒的靴子咯吱声，几乎听不见的“犹大”的盖子启闭声，和要塞礼拜堂内的钟鸣声以外，就再没有任何声音。礼拜堂的钟每一刻便鸣“上帝佑我”凡四次。每隔一小时大钟慢腾腾地响一回，报告钟点。随后我又听得一首悲哀的祷歌，且和之以钟声，每遇温度骤变钟声就会跑调发出不愉快的音调，听起来和葬礼时的钟声差不多。在凄凉的半夜里，祷歌之后更有“上帝保佑沙皇”，音符不大谐调。这一次整整响了一刻钟之久；这一完，马上又继之以“上帝佑我”，这无异于通知不眠的囚人说他的无谓度过的岁月又少去了一刻钟，而且这种无谓的生活不知要过多少这样的刻、时、日、月，他的狱吏，要不，就是死亡才会释放他。

每天早晨，我可以在监狱院子里散步半小时。这小院子是一块五角形的地方，外面围着一条狭小的石路，中间有一所浴室。我很爱这种散步。

在监狱里对于新印象的欲求非常之大，所以我在这小院子中散步时，屡屡望着要塞礼拜堂的镀金的尖顶。在我的周围，只有它是时常改换面目的。当太阳照耀在无云的天空时，它便像纯金一般发出金光；当一层浅蓝色的薄雾笼罩着全城时，它便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当乌云开始遮遍天空之际，它又成了钢灰色——这一切是我最喜欢看的。

在散步的时候，我偶尔会遇见典狱的女儿。她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从她的父亲房里出来走到这建筑的唯一出口的拱门时，必须经过我们的院子。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好像羞为狱吏之女似的。她的弟弟却和她相反，他是一个军官学校的学生，我在院子里也见过他两三次，他总是带着很坦诚的同情的样子直视我的脸，很使我感动，我出狱后还向友人提过这件事。四、五年以后，那时他已经当了军官，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他加入了革命党，我想他一定还帮助过党人与要塞中的囚人通信。

对于那些不能在灯烛辉煌的大街上行走的人，圣彼得堡的冬季是很凄凉的。对于在炮台里的囚人自然更是凄苦了。然而潮湿比黑暗更坏。暗炮台异常潮湿，为了要除去湿气，便不得不使它过度的热，几乎把我闷坏了。可是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减低我的牢房的温度，墙壁的外层又马上被水浸湿了，好像每天有人在壁纸上喷水一般。结果我便得了很厉害的风湿症。

尽管有这一切，我依然是很快活的，继续在黑暗中写字绘地图，用我在院子里拾得的一方玻璃片来削铅笔；我每天照例在牢房里走五英里，照例用橡木凳子作体操。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然而不久，来了一个悲惨的消息，使我几乎病倒。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被捕了。

在1874年12月尾，当局许我在要塞中和我的哥哥以及海伦姊姊会面，由一个宪兵士官在场监视。相隔长久后被批准会面，这总会使囚人与他的亲属非常兴奋。看见亲爱的人的面孔，听见亲爱的人的声音，——但又明知这只是片刻间的事。彼此觉得相离很近，而实际又相隔很远，因为虽有满腹的体己话儿也不能在一个外人、一个仇敌、一个密探面前吐露。而且我的哥哥和姊姊都很担心我的健康，阴暗的冬日与潮湿已经在我身上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分别了。

这次会见后一星期光景，我正盼望哥哥来信说我的著作印刷事宜，却接到了波拉科夫的一张短笺。他告诉我说此后我的著作概由他校阅清样，凡是关于印刷的事都应该直接与他接洽。单从这张短笺的措辞看来，我就马上明白哥哥一定出了什么事。如果是患病的话，波拉科夫在信里一定会提起的。于是我一天天地忧虑恐惧，我想亚历山大一定被捕了，而被捕之原因必然是为了我！我突然间丧失了一切生趣；生活对于我，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我的散步，我的体操，我的工作都失掉了兴味。我整天不停地在监房里踱步，只想亚历山大的被捕。对于没有结婚的人监禁并不算一回事，不过是个人的不便而已；然而他结了婚，又很爱他的妻子，他们夫妇还有一个儿子，他们把对于已死的两个孩子的爱完全集中在这个儿子身上了。

最难堪的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了什么被捕？他们准备怎样对付他？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焦虑一天比一天深；可是没有消息，最后我辗转听说他之被捕是为了他给拉甫罗夫写了一封信。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了详细的情形。他最后一次和我会见后，便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友，即当时正在伦敦发刊俄文社会主义杂志《前进》的P.L.拉甫罗夫。他在信里说他很为我的健康担忧；他又提到俄国最近的大批逮捕；他还毫不隐讳地表示出他对于专制政治的憎恨。这封信被第三科在邮局里扣留了，他们在圣诞节前夜便到他的家里去搜查。他们的举动较平时更为蛮横。已经过了半夜，他们一行六人闯进他的家，把东西都翻遍了。连墙壁也检查过了；他的孩子正在患病，被他们抱下床，仔细翻了一遍他的被褥。他们到底不曾寻出什么——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

我的哥哥对搜查非常愤慨。他就拿出他的习惯的坦白态度对那个指挥的宪兵军官说：“上尉，我一点也不怨恨你。你不曾受过多少教育，你不大明白你做的是什么事。”他又掉过头对检察官说：“然而先生，你呢，你知道你在这事件中的作用。你受过大学教育，你知道法律，你也知道你在践踏一切法律，你到场来掩饰这些人的非法行为；你不过是——一个无耻之徒。

他们切齿表示他们对他的憎恨。他们把他关在第三科里，直到5月。我的侄儿本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自从患病以后，更是聪明，更惹人爱。这时候，这孩子快要死于肺病了。医生说他只有几天可活。亚历山大从来不曾向他的敌人求过一点恩惠，这次却请求他们许他回去，最后看他的孩子一眼。他恳求允许他回家待一小时，他以名誉担保：一小时后一定回来，再不然，请他们派人押送他去。但他们一概拒绝了。他们不愿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

孩子死了。当通知我的哥哥他将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一个小城米努辛斯克后，我的嫂嫂又一次被逼到几乎发狂的地步。他将由两名宪兵押送坐大车去，他的妻子可以跟随他，但是不得和他同行。

他要求他们答复他：“至少请告诉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然而除了那封信以外，他并没有受任何其他指控。这种放逐未免过于专横，纯粹是第三科的报复行动，所以我们的亲戚都以为放逐期限至多不过数月。我的哥哥事后向内务大臣上书鸣冤。他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内务大臣不能干涉宪兵总监的意志。他又向元老院上诉，也毫无结果。

几年以后，海伦姊姊自行上书沙皇。我们的堂兄狄米特里是沙皇的侍从武官，又是哈尔可夫省总督，在宫廷中颇得宠幸；他对第三科的这种举动也很愤慨，便亲自把我姊姊的请愿书呈给沙皇，同时说了几句好话。然而罗曼诺夫皇朝的遗传的报复心在亚历山大二世身上发展得极其厉害。他在请愿书上批了一句话：“让他在那里再住些时候。”我的哥哥在西伯利亚住了十二年，始终不曾回到俄国本部。

1874年夏季的无数拘捕以及警察对于我们团体的忽然变得凶猛的迫害，在俄国青年的思想中激起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的流行思想乃是从工人，最后从农民中挑出一些人来把他们训练为社会主义鼓动者。然而如今工厂里到处都是密探，宣传家和工人一有动作即不免遭逮捕，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此一个新的形式，“到民间去”的大运动开始了，好几百男女青年抛弃了以前的那种小心谨慎，跑到乡间去，穿过城镇，走过乡村，鼓动民众起来革命，公开地散布小册子、歌曲和宣言。在我们的团体里这个夏天叫做“疯狂的夏季”。

宪兵们非常狼狈。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捉每个宣传家，也没有那么多眼睛来侦察每个革命者。然而在这一次大搜捕中，被捕的不少于一千五百名，其中半数还被囚禁了若干年。

1875年夏季的一天，我忽然清楚地听得我的隔壁牢房里有高跟鞋的轻步声。几分钟以后，我又听到断续的谈话。一个女子的声音在牢房里说话，又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当然是狱卒的声音）哼哼些什么作为回答。过后，我又听到上校的马刺声，他的急走声，咒骂狱卒声，最后又起了钥匙放入锁孔的声音。他说了几句话，那个女子便高声回答道：“我们并不曾谈话。我不过叫他招呼下级军官来罢了。”于是门便锁上了，我听见上校低声斥责狱卒。

这样看来，我不再是孤独的了。我有一个芳邻，她一到马上打破了此时以前士兵中间的那种森严的纪律。从这一日起，沉默了十五个月的要塞的墙壁便热闹起来了。四面八方都起了跺脚声：一，二，三，四，……十一下，二十四下，二十五下；停了一刻，又是三下，过后又接连不断地响了三十三下；这样反复响了许多次，直到后来，邻室的人才明白这就是说“Kto vy？”（你是谁？），原来V字是俄文的第三个字母，与其他欧洲文字不同。因此不久，大家都可以互相问讯了，不过谈话的方法略有改变，常用的是简化了的字母排列，即将俄文字母分为六行，每行容五个字母，用到一个字母时只须标出它在某行某格就够了。

使我非常高兴的是我发现朋友塞杜科夫在我的左邻，我不久就能和他谈各种事情，尤其是用我们自己的暗号叩壁通信时，我们更可以畅谈。这种交谈固然给我带来快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在我的牢房的下一层住着一个农民。塞杜科夫认识他，时常叩壁和他闲谈。我在工作时常常无意地有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去听他们的谈话。我自己也和他谈话。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无任何工作可做的单身禁锢对有知识的人是很苦的事，那么对一个习惯于体力劳动，无法长年累月读书的农人，更是苦不堪言了。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觉得日子十分难过，他来这里之前曾在另一座监狱中差不多住了整整两年，罪名不过是听过社会主义者的讲演；因此他已经身心都垮了，不久我就发觉他的精神时时有点失常，这使我很觉恐怖。渐渐他的思想混乱日甚一日，我与塞杜科夫两人一天天地、一步步地证实他的理智逐渐消失，到了后来，他的谈话终于和疯人的完全一样。于是可怕的闹声与野兽似的叫号便从下一层的牢房里传来；我们的邻人发狂了。然而他依旧被囚在这个暗炮台里，过了几个月才被移送疯人院，从此他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在这种情况下，目击一个人的被毁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相信我的忠实的好友塞杜科夫确曾因此受很深的刺激。被囚禁了四年以后经法庭判决无罪释放出来，他便自杀了。

一天，我的牢房里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尼古拉大公来视察要塞，就顺便来看我，只有他的一个侍从武官跟着他。他一进来就把门关上了。他急急走到我面前说，“你好，克鲁泡特金。”他本来认识我，所以他用好意的亲切的调子和我谈话，好像我们是老相识一般。“克鲁泡特金，你是一个侍从学校的军曹，像你这样身份的人怎么搅到了那里面，现在关在这可怕的暗炮台里呢？”

“每人有他自己的主见”，这是我的回答。

“主见！这么说，你的主见就是你要挑起一场革命了？”

我该怎样回答呢？说“是”吗？那么他们就会根据这个回答武断说，我在宪兵面前不肯答复问题，而在沙皇的兄弟面前“供认了一切”了。他的语调正和一个陆军学校总监要得到一个军官学生的“供认”时所用的语调差不多。然而我也不能说“不”，如果说“不”，就是在说谎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我茫然站着，不发一言。

“你看！如今你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一句话激怒了我，我马上顶了一句：“我已经对预审推事回答过了，如今并不想多说一句。”

“然而克鲁泡特金，请你明白”，他用极其亲切的语气说，“我并不是像预审推事那样在和你谈话。我完全以私人的资格来和你说话——”他放低了声音又说一遍：“我完全以私人的资格。”

思想在我的头脑里旋风似的打转。我要演博沙侯爵[92]这个角色吗？把俄国民间的疾苦、农民的破产、官吏的专横以及将会来临的饥馑之可怕一一告诉大公由他转达给沙皇吗？向他说我们想把农民救出现今的那种绝望的处境，使他们抬起头来——这样就能影响亚历山大二世吗？一个念头刚起，另一个念头又来，我这样地思索了许久，最后我终于对自己说：“决不！这是愚蠢的举动。他们早已完全知道了。他们是国民的敌人，这样的谈话决不会使他们回心转意。”

我回答说，他始终有着政府官员身份，我不能把他当作私人来看。

于是他又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你是不是在西伯利亚和十二月党人往来才生出这种思想呢？”

“不，我只认识一个十二月党人，而且和他从没有谈过重要的话。”

“那么这些思想是在圣彼得堡才有的吗？”

“我早就是如此，始终如一。”

“怎么！你在侍从学校里就是这样？”他惊恐地问。

“在侍从学校里我还是一个孩子，在年轻时不确定的东西到了成人时期便确定了。”

他又问了一些其他类似的问题，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明白看出了他的用意。他极力在引我“招供”，我能活龙活现地想象出他回去对他的哥哥说话时那种样子：“那些预审推事全是饭桶。他对他们一句话都不肯说，然而我和他谈了十分钟，他什么话都告诉我了。”我想到这一层便开始觉得讨厌，到了他对我说“你怎么能和那些人——农民、无名小卒等等发生关系呢？”这类的话，我就不客气地对他说：“我已经和你说过，我要说的话都已对预审推事说了。”他便猝然离开牢房走了。

后来狱卒的士兵们根据大公这次访问编出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我越狱时那个坐马车来接我的人戴一顶军帽，也有满颊的黄胡须，样子略有点像尼古拉大公。于是圣彼得堡卫戍部队的士兵中间就有了一个说法，说是大公亲自到狱里来救我，劫我出狱的。甚至在当时的报纸以及人名辞典上也造出了这样的无稽之谈。

二

我被移送拘留所——我患病——我入陆军医院——我的牢房——越狱计划——越狱——亡命国外

两年过去了。我的被捕的同志们有的死了，有的疯了，然而我们这案件的审判还没有人提起。

不到第二年年尾，我的健康开始恶化了。橡木凳子如今在我的手里变得沉重，五英里的散步对于我也是长得没有尽头。我们在要塞中的囚人约有六十个，而冬季的白天又很短，所以我们每人要隔两天才能到院子里散步二十分钟。我极力保持着我的精力，然而没有夏季的调剂的“北极过冬”方式打败了我。我从西伯利亚旅行归来，便带着败血病的轻微症状；如今在暗炮台的阴暗与潮湿中这些症状明显地发展了。监狱的灾祸已降临到我的头上。

1876年3月或4月，我们终于得着通知说，第三科的预审调查已经完结。我们的“案件”已移归法庭审理，因此我们也由要塞移送到法庭所属的监狱——拘留所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模范”监狱，新近模仿法比两国的监狱式样建筑的，共有四层小牢房，每间小牢房有一扇窗户，下临内院，又有一道小门通入铁造的阳台；每一层的阳台有一道铁梯与下层相通。

对于我的大部分的同志来说，迁移到这座监狱倒是件大好事。拘留所比要塞中更多生气；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通信，会见亲戚，互相交谈。叩壁的事终日行之不断，并没有人来干涉；我居然用这种方法把巴黎公社的历史从头至尾地告诉我的一个邻室青年。不过这整整花了我一星期的功夫。

至于我的健康，却比在要塞中还要坏得多。我受不了这小小牢房里的沉闷的空气；这牢房小得出奇，从一角到另一角，只有四步的距离，暖气管一旦送热的时候，室内温度马上就由冰点前后的冷变到受不住的热。

在这小小的牢房里散步，转身的次数非常多，所以我只走了几分钟就头晕了。在高高的砖墙包围着的院子的一角，作十分钟的户外运动也不足以令我打起精神来。至于狱医，他甚至不愿听人“在他的监狱里”提起“败血病”这个名词，所以少提他为妙。

狱中当局允许我接受家里送来的食物，原来我有一个亲戚嫁给了一位律师，现在住在离法庭只有几户人家的地方，便由她给我送食物来。然而我的消化力已经很差，不久我就只能每天吃一小块面包，一两个鸡蛋。我的体力也迅速减退，人们都以为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我的牢房在第二层，我每次在院子里散步归来，爬上楼梯，要休息两三次才行。我记得一个护送放风的年老的士兵有一次曾怜悯地指着我说：“可怜的人，你活不过这个夏天啦。”

我的亲属非常惊惶。海伦姊姊极力想把我保释出外，然而检察官宿平却带着讥刺的微笑对她说：“如果你给我带来医生的证明书说他会在十天以内死去，那么我就会释放他。”他看见我的姊姊倒在椅子上当着他的面哭出声来，心里非常得意。

然而我的姊姊终于达到了她的一部分目的：当局答应派一个好医生到监狱里来给我诊病。果然圣彼得堡卫戍部队医院的主任医官来了。这是一个轩昂而聪明的老将军，他极其仔细认真地给我诊察了一番，结果断定我并没有器官方面的病，不过缺乏血液的氧化作用而已。他又说：“你需要的只是空气。”他站着迟疑了一会，过后便毅然决然地说：“多说没有用，你不能再住在这里；一定要移到别处去。”

十多天以后，我便被移送到陆军医院去了。这医院在圣彼得堡郊区，并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小监狱，容纳那些在等候审判期间患病的官兵。以前我的同志中有两人在医生证明他们不久即将死于肺病时曾被移送到这医院里来。

在医院里，我的健康立刻开始恢复了。我住在楼下一间宽敞的屋子里，近旁就是卫兵的房间。我的房里有一扇向南开的铁格子的大窗，窗外是一条窄狭的林荫路，有两排树木。过了林荫路便是一片空地，那里正有两百个木匠在修建小木屋，准备给患伤寒病的人作隔离病室。每晚他们要拿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合唱，这种合唱队只有在规模大的木匠公会里才会有。一个卫兵在林荫路上来往不息，他的岗亭正和我的房间相对。

我的窗户整天开着，我尽量沐浴在我好久不曾享受到的阳光里。我畅开胸膛呼吸着5月里的芬芳的空气，我的健康很快恢复过来——我开始觉得恢复得太快了。我不久也就能消化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恢复了体力。以前我看到自己无法写完我的著作的第二卷，我便写了一篇第二卷的梗概，附刊在第一卷后面；现在我便以新生的精力重新来写第二卷。

在要塞中的时候，我听见一个曾在这里住过的同志说，到了这里要越狱是不难的。我一到这里便设法把消息告诉给我的朋友们。然而事实证明：在这里越狱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容易。我受的监视之严密乃是从前不曾听到过的。过道中的卫兵就站在我的房门口，从不许我离开房门一步。那些偶尔走进我的房间来的医院勤务兵和军官好像生怕在这里多留一两分钟似的。

我的朋友们作了种种策划来解救我——有些策划非常有趣。例如，有人主张我先把窗户的铁格子锯断，等在一个雨夜，林荫路上的那个卫兵在他的岗亭里打盹的时候，我的两个朋友便从后面溜过去推倒岗亭，把卫兵压在里面，像捉陷在笼里的老鼠一般地把他捉住而并不伤害他。同时我便从窗里跳出来。然而无意间却来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有一天，一个勤务兵偷偷地对我说：“去要求他们允许你出去散步吧。”我果然这样做了。医生也帮我要求，结果每天下午四点钟，我可以在监狱院子里散步一小时。散步的时候我应该穿着病人穿的绿色法兰绒长袍，不过我的长靴、上衣、外裤每天都交给我用。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散步。我被带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前面便是一块整整有三百步长两百步宽的草地。大门开着，我可以看见街道、对面的医院的巨大建筑以及街中过往的行人。我痴立在这病监门前石阶上，看到了院子和那道大门，我一时间简直不能举步了。

我们这个病监是在院子的一端，这是一个长方形建筑物，约有一百五十步长，每一端各有一个岗亭。那两个卫兵在这建筑物前面终日踱来踱去，已经在草地上踏出了一条小路。我便只能沿着这条小路散步，而那两个卫兵照常踱来踱去——所以他们两人与我的距离超不出十步至十五步。三个医院勤务兵坐在门前石阶上。

在这个宽大的院子的另一头，即在病监的对面的一头，有十二个农民从十二辆马车里卸下木柴来沿墙堆着。一道厚木板做成的高篱笆围着这个院子。大门开着，以便马车出入。这开着的门很使我动心。我自语道：“我千万不能老瞪着它”；然而我时时都在看它。等我被带进我的牢房的时候，我马上就把这个可喜的消息报告给我的朋友。我用抖得厉害的手写信，写出来的几乎是认不出来的记号了。“我觉得几乎用不了暗号了。自由的逼近使我欢喜得连手也抖个不停，好像患着热病似的。今天他们把我带到院子里散步。大门开着，近旁并无卫兵。我可以从这个无防守的门逃走，监视我的卫兵肯定捉不到我。”我又谈越狱的计划：“请一位女士乘一部无篷马车到医院。她到后便下车，让马车在街中离院子的大门约有五十步的地方等她。我在下午四点钟被带到院子里来的时候，我要把帽子拿在手中走一会，有人经过大门一见这便知道这是表示‘狱中一切顺利’的信号。于是你们就回我一个信号表示：‘街道畅通’，没有这个信号我不会动作。只要走出了大门，我决不能让他们再捉住。你们的信号只可以用光或声表示。马车夫可以发出一道闪光作信号——例如他的漆帽可以使阳光反射在这时本是阴暗的医院墙壁上。最好还是用唱歌作信号，要是街道畅通，歌声便可不歇，不过这要等到你们占据了我在院子里望得见的那所灰色小平房，从窗里给我发了信号时才行。卫兵追捕我时走的一定是曲线，像猎犬赶兔子一般，而我逃跑时却要走直线，我一定会比他快五步乃至十步的光景。一到了街上，我便跳进马车打起马飞跑。如果卫兵放枪——唉，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我们预见不到的；再说，与其必死于狱中，不如拼死冒一次险。”

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终于被采纳了。我们的团体便着手进行；有些从来不认识我的人也来尽力，好像这是援救他们最亲爱的兄弟一般。不过这一企图也遇着种种困难，时间又过得非常之快。我努力写作，常常写到深夜；可是我的健康增进的程度也很令人吃惊。我第一次被带进院子里，我只能像乌龟一般慢慢地在小路上爬动；如今我却觉得我可以跑了。自然我依旧走着龟步，因为恐怕卫兵看出来，以后不许我散步了，不过我生性的活泼随时都会泄露出来。同时，我的同志们征集了二十多人来办这件事，要找一匹好马和一个熟练的马车夫，还要对付种种免不了的临时的困难。单是准备就差不多花了一个月工夫，我时刻害怕会被送回拘留所去。

我的越狱日期后来到底决定了。旧历6月29日乃是圣彼得与圣保罗的节日。我的朋友们要给他们的企图涂上一点感情色彩，打算在这一天救我出狱。他们传消息给我说，他们得着我的“狱内一切顺利”的信号以后，便放上一个小孩玩的红色气球向我表示“狱外一切顺利”。马车随即驶来，同时他们便唱一首歌使我知道街上畅通无阻。

在6月29日这天，我照例在午后四点钟到了院子里，我把帽子揭下来，等候气球上升。然而看不见任何这类东西。半小时过去了，我听得街中马车声；我又听得一个我所不熟悉的男子的歌声，然而我看不见气球的影子。

散步的时间过去了，我心灰意冷地回到我的房间。我对自己说，“一定出了什么事”。

原来这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障碍。在圣彼得堡外客商场附近，平日总有几百个这种小孩玩的气球发售。独于这天早晨没有；一个气球也找不到。后来从一个小孩手中找到一个，却是旧的，又飞不起来。我的朋友们便跑到一家科学仪器店里买了一个制造氢气的器具，拿回去把球里灌满了氢气；然而也没有用，因为氢气还没有干燥。他们看见时间已经迫近，便叫一位女士把气球系在她的伞上，要她高高地举起伞，在我们的院子的高墙外面徘徊；然而我一点也看不见——墙太高，而这位女士的身材太矮。

然而实际上这个意外却是万幸。我虽然因此焦急了许多小时，但我获得了我的安全。当我的散步时间一过，我的友人的马车便向着预定我越狱后走的路线而去，却在一条窄狭的街道中被十二、三辆给医院送木柴来的马车拦住。各车的马无秩序地聚在街中，有的在左，有的在右，朋友的马车只得慢慢地穿过它们走去；在转弯的时候它便完全不能通过了。如果我在车里的话，我们必定会被捕获。

于是我的朋友们又把计划大大加以修正；这一次，在我逃出后所必经的各条街道，沿街遍设步哨，以便观察街中是否通行无阻。从医院到几英里开外，沿路都有我的同志们放哨。一个同志手里拿一方手帕在街上蹓跶，看见送木柴的车子走近，便把手帕放进衣袋里；另一个同志坐在石头上吃樱桃，看见车子走近便停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信号沿街传递，一直传到朋友的马车。我的朋友又把我在院子里可以看到的灰色平房租下了，一个提琴师手里拿着提琴站在这小屋的一面开着的窗户前，准备“街道通行无阻”的信号一到便奏起提琴来。

这个计划决定在第2日实行。再要延迟便会有危险。事实上，我的友人的马车已经引起了医院中人的注意，而且一定有什么可疑的事传到了当局耳里，因为在我逃走的前一夜，我曾经听得巡查官问那一个站在我窗户对面的卫兵道：“你的子弹夹在哪儿？”那个卫兵伸手在子弹袋中摸取，样子很笨拙，而且花了两分多钟的时间，巡查官便怒骂了几句：“难道没有告诉你们：今夜要放四个子弹夹在你的外衣口袋里？”他站在卫兵身边，等到卫兵放了四个子弹夹在衣袋里才走，临行还嘱咐道：“小心看守！”

关于信号的新布置得马上通知我才行。所以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光景，一位女士（她是我的一个近亲）便到病监里来要求送一只表给我。凡送到监狱里来的东西不论大小都得经过检察官的手。不过这只是一只表，又没有盒子，所以就直接给我送来了。其实表里却有一封暗号短信，写着我的全部越狱计划。我读着这封信不禁战抖起来，我佩服这位女士的大胆。她自己也是一个被警察追缉的政治犯，而且只要有人把表盖揭开，她便会当场被捕。然而我却看到她安静地离开病监，沿着林荫路慢慢走了。

我在四点钟照常出去散步，我发出了“狱中一切顺利”的信号。我听得马车的声音，几分钟以后，灰色平房中的提琴声便传到院子里来了。然而我那时正在这个建筑物的另一头。等我走回到近大门的一头时（离大门约有一百步光景），卫兵正走到我的身后。我想“再走一个来回罢”——然而还不曾走到这条小路的远的一头时，提琴声忽然停止了。

我心里异常焦急，过了一刻钟，我才明白提琴声中断的原因。于是十二辆满载木柴的马车进来了，向着院子的另一头而行。

马上琴声大作，奏起一曲康茨基的激昂的玛祖卡舞曲，好像在说：“时候到了，快向前面跑罢。”（我必须要说这位提琴师真是好样儿的。）我慢慢向着近门一头移动，生怕我还不曾走到那里，提琴声就中断了。

我一到了那里，向四周一看。卫兵站在我的后面，离我有五六步的光景，他的身子正朝着另一头。“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我记得这个思想在我的脑里闪过。我甩掉绿色长袍，动身向大门跑去。

我接连花了许多天的功夫练习怎样可以把那件累赘的长得没法量的袍子马上甩掉。由于长，我只得撩起长袍的下面一部分搁在左臂上，像太太们提她们的骑马装的裙裾那样。随我怎么办，总是不能用一个动作脱掉它。我又把腋下的线缝拆开，这也没有用。于是我决定练熟用两个动作甩掉长袍：第一个动作是让长袍从两臂脱去；第二个动作使长袍脱落到地板上。我在我的房间里耐心练习，直到后来我能做得像士兵摆弄他们的枪支那样干净利落。“一，二，”长袍便落在地上了。

我不十分相信我的精力，起初慢慢地跑，以期节省我的体力。然而我刚刚走了几步，在院子另一头堆柴的农民便叫起来：“他逃啦！截住他！抓住他！”他们急忙跑过来，想在大门口截住我。于是我只得拼命跑了。我只想着奔跑——连那些运柴的大车子在大门口压成的坑，也不去管它们了。跑！跑！使足劲儿跑！

那些在灰色平房中目击这情景的朋友们后来告诉我说，卫兵在后面狂追，那三个坐在病监的石阶上的勤务兵跟着他跑。卫兵离我很近，他以为一定可以抓住我。他屡屡把枪向前送，想拿刺刀刺伤我。有一阵，我的朋友们真以为他把我捉住了。他很有把握，以为一定可以这样截住我，所以不曾开枪。然而我依旧保持着那样的距离，一到了大门口，他便不得不放弃了。

一旦平安地跑出了大门，我看见马车里坐着一个头戴军帽身穿便服的人，这使我吓了一跳。他坐在车里并不掉头看我。“我被出卖了！”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思想。我记得同志们在他们的最后一次信中曾写道：“你一旦到了街上，千万不可回头，在必需的时候会有同志来卫护你”，所以我不打算冒昧地跳进马车，怕那里面坐的是一个敌人。然而我走近马车时，我便看见里面的那个人有满颊的黄须，好像是我的一个好友。[93]他不是我们的团体里的人，但是我们两人的交谊颇深，我屡屡看见他表现出令人叹服的勇气；一旦遇着危险，他的体力突然变得像大力士一样。“为什么他会在这里？这是可能的吗？”我这样想，正要叫他的名字，又及时缩了回去，开始一面跑，一面拍着手掌引起他的注意。他掉过脸看我——这下我知道他是谁了。

“快跳进来，快！”他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向我叫道，手里握着一支手枪，实弹待发，一面对马车夫叫：“快跑，快跑！否则我打死你！”这匹马是赛马场中的名驹，特地买来预备我逃走时用的。于是它便向前飞跑了。后面起了许多人的叫声：“拦住他！截住他！”这时候，我的朋友又帮助我穿上一件体面的外套。戴上一顶高帽。

其实，真正的危险与其说在于追捕的人，不如说在于医院门前站岗的士兵，他的岗位差不多和我朋友的马车停的地点相对。他只要向前跑几步，就可以阻止我跳进马车；再不，可以拉住我的马。因此事先我们派了一个同志去和他谈话，使他分心。这个朋友非常成功。他知道这个士兵在医院实验室中服务过，便和他谈论科学上的事，说起显微镜以及在显微镜里看见的种种奇异的东西。谈到人体中的某种寄生虫时，他问士兵道：“你看见过它有一条很大的尾巴吗？”——“什么，一条尾巴？”——“是，它有一条尾巴；在显微镜下面看起来有这么大。”——“别来你的这一套！”士兵反驳说。我的朋友便说：“我比你知道得清楚。我在显微镜里注意看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它。”

我跑过他们面前跳进马车时，他们正谈得津津有味。这好像是编造出来的，然而却是事实。

马车急转入一条窄巷里，在病监院子的墙外走过，墙内本有农民在那里堆木柴，然而现在都跑出来追我了。这一个弯转得太急，几乎把车子翻倒在地上，我马上向内一偏，把我的朋友拉向我的身边；这一来就把车子侧回了。

我们跑出小巷便向左转。两个宪兵站在一家大酒店的门口，看见我的朋友戴着军帽便向他行军礼。我的朋友仍然异常兴奋，我便向他说：“安静，安静！一切顺利；你看宪兵给我们行礼！”马车夫这时候也掉头看我，快乐地微笑，我认得他也是我的朋友。

当我们的名马拉着车子飞跑时，到处可以看见朋友们，他们或向我们睐眼示意，或祝我们平安。我们走入涅瓦大街，随后又转入一条侧路，停在一家门前，把马车夫打发走了。我急忙跑上楼去，到了上面便投入我的嫂嫂的怀里，她在这里等着我，等得心焦万分。这时她啼笑皆作，催促我快快更衣，剪短我的显眼的胡须。十分钟以后，我的朋友和我两人便离开这屋子，另雇了一部马车。

这时病监卫兵队长和医院的勤务兵都冲到街上来，一时拿不定主意该采取什么行动。附近一英里内没有一部马车，都被我的朋友们雇去了。人丛中有一老农妇比众人聪明得多。她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准保要走涅瓦大街，只要有人沿着那条直通涅瓦大街的巷子跑去，免不了会给逮住。”她的话不错，队长跑到近旁的马车站去，要管理人把马借给他们，好差人去涅瓦大街截留我们。然而管理人坚持不肯放走他们的马，队长也没有用武力相迫。

至于居于灰色平房的提琴师和女士，他们跑出来，混在那个老农妇周围的人丛中，他们听她说话，等到人群散去时，他们也从容地去了。

这是一个晴明的下午。我们驱车往岛上去，原来圣彼得堡贵族在明媚的春日照例要到岛上去观落日。途中在一条僻远的街上，我们停车进一家理发店，把我的胡须完全剃去。这自然使我的容貌改观，但也变不了多少。我们驱车在岛上无目的地往来不息；我们的住处要到黄昏后才可以去，现在不知去什么地方好。我问我的朋友道：“我们这时候干些什么呢？”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突然间，他向马车夫说：“到多能去。”多能乃是圣彼得堡最阔的饭店。他从容地说：“没有人会想到到多能去找你的。他们会在其他一切地方搜寻你，但决不会上那里去。我们可以在那里吃晚餐，还要喝酒庆祝你的越狱成功。”

对于这样合理的提议，我还有什么话可答呢？于是我们便去多能，走过灯烛辉煌、顾客满座的厅堂，拣了一个单间，在那里度过一个黄昏，等到预定的时间才出去。我最初停留和嫂嫂会面的房屋在我们去后不到两小时便遭搜查，几乎所有我们的朋友的住处都被搜查过。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去搜查多能。

我在两天以后要去我的朋友们替我租下的房屋，用一张假护照在那里居住。然而那位要乘马车与我同去的女友却谨慎行事，决定由她一个人先去看一看。在那里四下里都是密探。来问候我的朋友们又是非常之多，已经引起了警察们的疑心。加以我的像片又被第三科翻印了几百张，在警察与防军中间散发。所有认得我的面貌的密探便在街上四处找寻我。而那些不认识我的密探也有那些在我的监禁期间见过我的卫兵与狱卒同行帮忙。沙皇也大为震怒，以为在青天白日之下，这样的越狱事件居然发生在他的首都，未免太不成话，他下了命令：“务必将其捕获”。

我决难在圣彼得堡城里住下去，便藏匿在附近的乡间。我和五六个朋友住在当时圣彼得堡人常去野游的一个乡村里。随后我们议定我暂时去国外。然而我们从外国报纸上知道所有边境车站以及波罗的海各省与芬兰的铁道终点站都密布着认识我的面貌的密探。所以我决定走一条别人不大会想到的路线。我带着一个朋友的护照，由另一个朋友陪伴着，越过了芬兰，再往北走到波斯尼亚海湾上的一个僻远的港口，从那里进入瑞典。

我上了轮船，在快开船的时候，那个伴我越过国境的朋友才把圣彼得堡的消息告诉我，原来我们的朋友嘱咐过他，叫他不要使我在此之前知道。海伦姊姊被捕了，哥哥的小姨也被捕了，因为她在我的哥哥嫂嫂去西伯利亚一个月以后曾到监狱里看过我一次。

我的姊姊关于我准备越狱的事毫不知情。只是在我逃出以后，才有一个朋友跑去把这个喜讯向她报告。她力辩她的无辜，但没有用：“宪兵终于把她抓走，留下她的孩子。她被监禁了两个星期。至于哥哥的小姨，她隐约知道有人在策划这类尝试，但完全不曾参加。当局只要略有一点常识就该知道一个正式到监狱里来探望过我的人决不会牵连在这种事件中的。然而她也被囚禁了两个多月。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律师，极力运动把她释放出来，但宪兵军官却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她与越狱事件毫无关系；不过我们在逮捕她的那一天曾报告皇上说，主谋策划越狱的人已经被捕。所以现在要再等一些时候，以便皇上明白过来，她不是真正罪人，才好释放她。”

我在瑞典并不停留，便去克利斯蒂安尼遏，在那里耽搁了几天等候开往赫尔[94]的轮船，同时搜集关于挪威国会中的农民党的材料。

上轮船的时候，我心里焦急地自问道：“这只船挂的是哪一国国旗？——挪威，德国，还是英国？”我抬头看见了英国国旗高挂在船尾。这一面旗帜不知道保护了多少俄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全世界的亡命者，使他们有一个立足之地，好进行他们的伟大的工作。我望着这一面旗帜，不能不从心底里对它表示敬意。

第八章 西欧亡命

一

我在西欧活动之目的——在爱丁堡及伦敦小住——向《自然》杂志及《泰晤士报》投稿——离英赴瑞士——国际工人协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发展

我们驶近英国海岸的时候，北海里起了大风暴。可是遇上这个风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非常高兴。看着我们的轮船与汹涌起伏着的波涛互相冲击，我觉得是种享受。我坐在甲板上，浪花打着我的脸，有好几个钟头。在一个阴暗的暗炮台里住了两年以后，我身体内部的每根纤维，这时似乎全都在作生命的颤动，全都急于要去享受一种十分充实的生活。

我本来只打算在国外停留不超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只要等因我的越狱而引起的喧嚣惊扰平静下去，同时我的健康恢复一点，我就回俄国去。我上岸时，用的名字是拉瓦旭夫，这就是我离开俄国时用的假名；为了不去立刻会受俄国大使馆的密探跟踪的伦敦，我先到了爱丁堡。

然而事与愿违，到西欧以后，我竟然永远没有再回俄国去。当时西欧安那其主义的运动，正是方兴未艾，我不久就加入进去了；我当时觉得，如果我留在西欧帮助大家去阐明发扬安那其主义，一定比回俄国去工作的好处大。在俄国，知道我的人太多了，我决不能去作公开的宣传，尤其是在工人农民中间；而且到了后来，俄国革命运动变成了秘密谋叛及反抗专制政体代表的武装斗争，自然一切企图组织民众运动的念头会被抛弃；我的性情则更倾向于劳动群众，使我愿意与他们共命运。在他们中间传播可以有助于指导他们去努力使劳动者全体获得最大的利益的思想，使那些作为将来社会革命的基础的理想及原则深化扩大；在劳动者面前，把这些理想和原则详解申说使之成为劳动者自身理性的结果，而不是领袖下的命令；还有，启发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使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正被要求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公道模式的建造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些事在我看来，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是必要的，我如回到俄国，所能做的事，不会比这些更重要。因此我便参加了在西欧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少数人的行列，接替那些因为多年艰苦斗争而趋于崩溃的人。

我在赫尔上岸，到了爱丁堡，把我平安到英的消息只告诉几个俄国和汝拉同盟的朋友。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的劳力去维持生活，所以我到苏格兰的首府以后，在市外租了一间小房，立刻就去找工作。

在我们船上的旅客中，有一位挪威教授，我和他谈话，想把我以前学过的一点瑞典文温习一下。他会说德文，但是他向我说：“你既然会说一点挪威文，而且你还想学它，我们就用挪威语谈话好了。”

我大胆问他：“你是指瑞典话吗？——我说的是瑞典话，对不？”

“呵，我想这大概是挪威文，无论如何决不是瑞典文。”他这样回答我。

J.凡尔纳[95]的小说里，有一位主人公本来想学西班牙话，但是弄错了，学了葡萄牙话，我正和这人一样。不管怎么说，我和这位教授谈得很多（就说是挪威文罢）。他给我一份在挪威京城克利斯蒂安尼遏出版的报纸，里面载着新近返国的挪威北大西洋深海探险队的报告。我到了爱丁堡，立刻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这次探险的文章，寄给《自然》杂志，我在圣彼得堡时常与我的哥哥合看这杂志，从第一期起，就没有间断过。副编辑接到了我的文章，写信来表示感谢，并且用极其宽容的态度说我的英文“很好”，只是需要更“符合英语习惯一点”。以后，我在英国常常遇着人向我说这样的话。我在俄国时本已学过英文，而且还和我的哥哥合译过佩奇的《地质学之哲学》及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96]。但是我的英文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且发音很糟，所以我和我的苏格兰女房东说话时，要使她了解我的英语，困难极了。她的女儿和我时常把我们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因为我不懂得普通习用的英语，当然要弄出许多非常可笑的错误来。我还记得有一次和她在纸上笔谈时，我向她抗议道：在喝茶时我所要的并不是“一杯茶”，而是好几杯。我的本意是说我多要几个杯子。我担心我的房东以为我是馋嘴。但是我要为我自己辩护说，在我读过的英文地质学以及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里，对于喝茶这样的大事，连个提示也没有。

我接到俄国《地理学会学报》以后，就开始写一点关于俄国地理探险的消息向《泰晤士报》投稿。蒲利叶瓦尔斯基当时正在中亚细亚，他的旅行在英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可是我身边带来的钱用得非常之快，而凡是我寄到俄国去的信件全被扣留，没有办法可以使我的通信地址为我的家属和亲戚们知道。因此几个星期以后，我就去伦敦，希望在那里能找到一份比较正规的工作。俄国老亡命者P.L.拉甫罗夫继续在伦敦出版他的《前进》；但是我当时打算不久就动身回俄国，而这俄国报纸的编辑部一定受到密探的严密监视，所以我没有去找他。

我自然到过《自然》杂志的编辑部，它的副编辑司各脱·克尔提君十分诚意地接待我。他们这时正要把“论著札记”栏扩充，觉得我写的文章正合他们的意思。于是他在编辑部里给我指定一张桌子，上面堆着能够搜集到的各国文字的科学杂志。副编辑向我说：“拉瓦旭夫先生，每星期一请你来把这些杂志大略看一遍，如果有你觉得有值得介绍的论文，就请你把它的大意写出，或是在那篇论文上作个记号，我们就送给一个专家去审定。”克尔提君自然不知道我每写一篇介绍文，常常抄改三四遍，才敢把我的英文拿给他看；不过我可以把这些科学杂志带回家去，不久我便一面替《自然》杂志写“论著札记”，一面向《泰晤士报》投短文，我就这样维持生活。《泰晤士报》按星期给报酬，每星期四将稿费付给投稿人，我觉得这个办法极好。不用说，有几个星期关于蒲利叶瓦尔斯基的探险没有什么重要消息，俄国别处的新闻他们又不感兴趣；在这种时候，我除了面包与茶以外，便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了。

然而有一天，克尔提在书架上拿出好几本俄文书，请我写一篇评论在《自然》上发表。我一看那些书就感到为难，——那都是我自己的关于冰河时代和亚洲山志的著作。我的哥哥没有忘记把这些书寄给我们爱读的《自然》。我当时简直不知所措，只好将这些书放在我的书包里带回家去，把这件事细细想一下。

我问自己：“对这几本书，我怎么办呢？这是我自己著的书，当然不能称赞它们；然而我的意见与书中的完全一致，对作者也不能严词批驳。”我只好决定第二天把这几本书带回去，向克尔提声明我以前用的拉瓦旭夫这个姓不是真的，这几本书是我的著作，我不便加以评论。

克尔提在报纸上本已知道克鲁泡特金越狱的消息，这时发现这个亡命者平安地到了英国，非常高兴。对于我的为难，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我无须申斥也不必表扬作者，只把书的内容告诉读者就行了。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朋友，一直到现在。

1876年11月或12月，在P.L拉甫罗夫的报纸“通信栏”里，我看见一个启事：请“K”到该报编辑部去，领一封从俄国来的信。我想这大概指的是我，我便到该报编辑部去，不久，我就与拉甫罗夫和印刷这报纸的年轻人结成朋友。

我第一次到《前进》编辑部去的时候，胡须全剃了，戴着一顶高帽，尽力用我的最好的英语，向那位替我开门的太太说：“拉甫罗夫先生在办公室吗？”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不说出我的姓名，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但是好像这位太太立刻就把我认出来了，她跑上楼去告诉人：这位客人是谁——其实她从来没有和我会过面，不过我的哥哥在苏黎世的时候，这位太太和他很熟。她后来对我说：“我一看见你，立刻就认了出来，因为你的眼睛让我想起你哥哥的。”

那一次，我在英国没有停留多久。我当时与汝拉同盟里的朋友J.吉约姆频繁通信，我一旦找到较长期的地理工作，在瑞士也可以做，与在伦敦没有什么不同，我就搬到了瑞士。后来终于接到从俄国来的信，说在俄国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事可做，劝我还是留在国外。

在那时候，斯拉沃尼亚人正在反抗土耳其的年长月久的压迫，俄国全国有许多人很热烈地支持他们；我的最好的朋友塞尔该（即斯捷普尼亚克）、克尔尼支和另外几位，都到巴尔干半岛去加入革命军。我的朋友写信给我说：“我们在《每日新闻》的通信里读到在保加利亚的恐怖行为，我们读的时候总是流泪，于是就去加入巴尔干的起义者，充当志愿兵或是去做看护。”

我到了瑞士，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汝拉同盟，听从瑞士朋友的劝告，定居在拉·绍得封。

汝拉同盟在近代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无论什么政党，在成立的时候，总要规定它的目的，而且当众宣布：不完全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满足，但是到了后来，它就会分成两派。一派仍然致力于已定的方针；另一派虽然宣称对当初的目标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是接受某种妥协，一次又一次，渐渐的妥协惯了，离开最初的党纲愈来愈远，终于变成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党。

在国际工人协会里也发生了一次这样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最初公布的目的乃是剥夺现在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把生产财富的一切资料交给生产者自己。协会要求各国劳动者组成他们自己的组织来直接与资本主义斗争；而且要他们找出使财富之生产及其消费社会化的方法；一旦时机成熟，劳动者准备这样做时，就占有生产的必需资料，并且由他们自己管理生产，而不管本身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的现有的政治组织。因此协会必须成为在人的头脑中，随后在人的生活方式中准备发动一次巨大革命的工具。——这一革命会替人类打开一个以所有人的团结为基础的进步的新纪元。就是这个理想唤醒了几百万酣睡着的欧洲劳动者，把其中最聪敏最有识见的分子吸收到协会里来。

但是不久，国际工人协会也渐渐分成了两派。这时是在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完全战败，巴黎公社的起义又被武力镇压了，法国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法律，禁止法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在另一方面，议会政体已经被“统一的德意志”所采用（这是1848年以来激进派的目的）。这时候，德国人作出努力要修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与方法。这一派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他们的口号是“在现存的各个国家内部夺取权政”。德国议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的最初几次胜利引起了很大的希望。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数目，由两个增加到七个，不久又增加到九个，于是就有些本来颇为理智的人自信地估计，不到十九世纪终了，社会民主党就要在德国议会中占大多数，他们就可以用适当的立法手段来实现那个社会主义的“平民国家”了。社会民主党的这一社会主义理想渐渐地失去了它本来的性质，不再主张由劳工组织自己动手，而主张由国家经营各种工业——事实上即是国家社会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实即国家资本主义。现在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努力实现中央集权制反对联合主义，在经济上提倡铁道由国家经营，银行业务由国家垄断，酒类由国家专卖。下一步便是在较远的将来由国家经营管理土地、主要工业、甚至财富的消费。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命与活动被渐渐地完全置于选举考虑之下。他们蔑视工会，反对罢工，因为这两件事都分了劳动者的心，使之不能集中在选举斗争上。在那几年中间，欧洲任何国家的每一次民众暴动和革命鼓动，都会受到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仇视，甚至仇视得比资本家的报纸还要厉害。

但是在拉丁各国，这个新趋势所得到的追随者并不很多。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部门、各联合会依旧忠于协会成立时多数公认的原则。拉丁民族的劳动者历史上自来主张联合主义，厌恶中央集权国家这种主张，而且有着革命的传统，当然不能追随德国人的演变。

社会主义运动里这两派的分裂在普法战争以后立刻就明显起来。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协会当时设立了一个总管机构，名为总委员会，驻在伦敦，总委员会的中心人物是两个德国人：恩格斯和马克思；这个机构成了社会民主党方向的据点；而在拉丁各国，劳动同盟的鼓舞者及精神上的领导人则是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

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他们的个人的事情。这是联合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之间、自由的公社和国家的父权统治之间、人民大众的自由行动与用立法手段以改善现存资本主义状况之间必然的冲突——这是拉丁精神与德意志精神之间的冲突；德国在战场上战败了法兰西以后，这德意志精神还要在科学、政治、哲学上，甚至于在社会主义上争霸，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称作“科学的”，而把所有其他方式的理解称为“空想的”。

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举行的大会上，伦敦总委员会用了虚构多数这个办法把巴枯宁和他的友人吉约姆开除，甚至于把汝拉同盟也从协会里排斥出去。但是因为协会中未被除名的分子大多数（即意大利、西班牙与比利时的各同盟）一定会与汝拉同盟取一致行动，这次大会便想把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他们提名的几个社会民主党人在纽约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当时在那里并没有一个劳工团体是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所以没有人监察他们，后来就再也没有听见人谈起这回事了。同时，协会里的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与汝拉各同盟继续存在，并且此后五、六年间还和以前一样，每年举行一次国际大会。

我到瑞士的时候，汝拉同盟在当时要算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各联合主义的同盟的中心和发言人。巴枯宁刚死去（1876年7月1日），但是汝拉同盟依然保持着它在巴枯宁的推动之下所取得的地位。

当时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情形恶化，要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人保持着普法战争前的革命精神，那么这三国政府便会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摧垮劳工运动实行白色恐怖。现在大家知道，当时的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差不多就要成为事实。麦克马洪元帅[97]能够留着做共和国的总统，只是为着准备皇室复辟；连亨利五世庄严地进入巴黎的日期都已决定了，甚至于马具（镶以那个篡夺王位者的王冠与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也都已齐备。这个复辟计划之所以没有实现，全是因为甘必大[98]和克雷孟梭[99]（机会主义者与激进派）在法国许多地方成立了许多武装了的委员会，如果有人敢实行这个政变，他们马上就起来反抗。但是这些委员会的真正的力量还是在工人；他们中间许多是以前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没有失掉那原有的革命精神。据我个人所知道的，我敢说中产阶级激进的领袖们在危急的时候也许会踌躇不进，然而工人会抓住机会实行起义，首先去保卫共和国，然后也许会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

在西班牙情形也是一样。只要国王左右的教会和贵族的分子包围着国王，使他加紧实行反动，共和党人立刻就会以发动一个运动去威吓他。他们知道，在这个运动中真正能够战斗的分子是工人。在加泰鲁尼亚一省，坚强组织起来的工会会员在十万人以上，国际工人协会的西班牙会员在八万人以上，他们以真正的西班牙人的责任感定时举行大会，按期缴纳协会会费。我到过西班牙，我说的关于这些劳工组织的话都是我自己所深知的，我知道当时他们已经准备成立西班牙合众国，放弃殖民地的统治，并且在一些最先进的地区，在实现集体化方面作了认真的努力。正是这种始终存在的威胁使西班牙王朝不敢镇压所有的工农组织，不敢公然实行教会的反动。

意大利的情形也类似。意大利北部的工会的势力，虽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但是有些地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共和党的团体已如星罗棋布。意大利君主政府天天在那里担心中产阶级的共和党人如果真与工人中的革命分子携手，它的末日便要到了。

总之，回想起距今已有二十五年的那些年代，我坚决相信1871年后欧洲之所以没有经历一个严酷的反动时期，原因大半在于这种革命精神——这精神在普法战争以前勃兴于西欧，以后又被国际工人协会的安那其主义者、布朗基[100]派、玛志尼[101]派与西班牙的主张地方自治的共和党所保持。

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专心从事他们的各地选举竞争，对于这些情况所知甚少。他们害怕俾斯麦[102]的雷霆会打在他们的头上，尤其害怕一种革命精神在德国出现会使政府采用高压手段，而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去对付它，于是他们不但为了策略起见拒绝给予西欧革命者以任何同情，而且渐渐地对于革命精神也憎恶起来。无论哪一个地方只要有革命精神出现，他们就恶狠狠谴责它——甚至在看到俄国出现了革命精神的最初苗头时也是如此。

在麦克马洪元帅的总统任内，没有一份革命的报纸可以在法国印行，甚至于唱《马赛曲》都被当做犯罪行为；1878年5月我在法国旅行，火车到了一个车站，有几个新兵在唱这支革命歌曲，同车有好几个乘客听见后害怕起来，彼此焦虑地相问：“难道又许唱《马赛曲》啦？”我看见这情形非常惊异。在法国，这时自然没有社会主义的报纸了。当时西班牙社会主义的报纸编得却很精彩，有几次，他们的大会宣言便是安那其社会主义的极好的阐释；但是在西班牙境外，有什么人知道西班牙人的主张呢？至于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报纸，它们都是短命的，出版了不久就停版，后来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地方再出；其中虽然有一些很好的报纸，但总不能够销到意大利境外。在这种情形之下，汝拉同盟以及它的那些用法文出版的报纸，当然就成为拉丁各国维持和表现那革命精神的中心了——这种精神拯救了欧洲，使它免于一个非常黑暗的反动时期。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们用一种全欧洲大陆所了解的语言阐明安那其主义理论的概念时，也是以这个汝拉同盟为基地。

二

汝拉同盟及其重要分子——定居绍得封——瑞士禁止红旗——一个新社会组织

当时汝拉同盟里面有不少各国的杰出人材，他们差不多全是巴枯宁的私人朋友。同盟的主要刊物《会报》的主笔J.吉约姆是一位教员，出身于纽夏德尔的贵族家庭。他的身材瘦小，颇有罗伯斯庇尔[103]的刚毅果断，又有着一颗真正的黄金的心，但是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能感觉到：他的工作精力是那样异乎常人，他的活动是那样一丝不苟，真是一位天生的领袖。八年来他和种种阻力作斗争，以维持这个刊物，对于同盟中一切事情，无论大小，全都极其积极地参与，但是到了后来，在瑞士什么工作都找不到，他不得不移居法国，从事教育的改革。有一天法国教育史上会非常尊敬地提到他的姓名的。

另一个瑞士人席威次加伯尔属于乐天、活泼、眼光敏锐的这种类型，在伯尔尼的汝拉山中，说法语的钟表匠里这种类型的人是很多的。他的职业是钟表雕刻匠，他从来没有想抛弃他的手艺工人的地位，哪怕是在本业不旺，挣钱有限的最困苦时期，他也很快活很勤勉地工作，以养活他的那一个大家庭。他会提出一个经济的或政治的难题，经过细细思索以后，从工人的视角去考察这问题，而不失其最深刻的含义，这种才能令人叹服。在“山中”无论远近的各国工人中，他是个人人敬重喜爱的人物。

另外有一个瑞士人与他恰恰相反，那是斯皮席革耳，也是一个钟表匠。他是个哲学家，行动思想都很迟缓，外貌像一个英国人；对于每一事实他总想把它的意义弄得清清楚楚，他一面雕刻表盖，一面默想着种种问题，他所得的结论总是非常公正，使我们大家感受很深。

在这三人的周围，聚集了不少忠实诚恳的中年和老年工人，他们都爱自由，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大有前途的运动，还有一百名左右聪明活泼的青年，大半也是钟表匠——他们个个不依不靠，相亲相爱，非常活跃，随时准备着不顾一切地去牺牲自己。

巴黎公社的亡命者中，也有好几个加入了汝拉同盟。如大地理学家爱利塞·邵可侣[104]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生活方式上是一个真正的清教徒，其头脑又像一个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这个人能鼓舞别人，但从没有支配过也决不想支配别人。他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他对于在一切气候下在一切文明阶段的人类生活方式之知识异常渊博，他的安那其主义不过是这种知识的一个概括；他的著作应列入十九世纪名著之林；他的文体有一种惊人的美，读了使人的心智良心为之感动。这个人走进一个安那其主义的杂志社时，便会开口对编者（即使这个编者比起他来只能算是个孩子）说：“请告诉我让我干什么？”于是他坐下来，像报馆里的助手，去把本期刊物里若干行的空白填满。在巴黎公社时期，他拿着一支枪站在队伍里。如果他请一个人和他一起编纂他的世界闻名的《地理》中的某一卷时，对方胆怯地问他：“我要做些什么？”他的回答是：“书在这里，桌子在这里，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除了邵可侣外，还有上了年纪的勒弗郎塞，以前是一个教员，他已经三次亡命外国：第一次是在1848年6月革命以后，第二次是在拿破仑三世政变以后，第三次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是前公社委员之一，当时大家都说，所有公社委员离开巴黎时，每个人口袋里都装有好几百万。但是他却在洛桑做铁路搬运夫，这种只有壮年人干得了的工作几乎送了他的命：有一天，他和另外三个工人一起从货车里卸下一块铁板，铁板太重，差点儿把他压死。他的那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是一本把那个运动的真正历史意义予以恰当的阐明的书。他会说：“请注意，我是一个公社派，不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我是不能和你们这些蠢人在一起工作的。”但是，他除了我们以外，不愿和别人一起工作。他自己说过：“因为你们虽然都是蠢人，但是我最爱的人。和你们在一起，一个人可以工作而保持他自己的一切。”

另外还有一个前巴黎公社委员与我们在一起，那是潘狄。他是来自法国北部的木匠，后来成了巴黎人。他在一次受国际工人协会援助的罢工里，由于精力和聪明出众在巴黎得到很大的名声，并被举为公社委员，公社又提名他为土伊勒里宫的司令。凡尔赛军队进巴黎时大批地枪杀他们的俘虏，巴黎城内各区里，至少有三人是因为被人误认作潘狄而被枪杀的。但是在战斗以后，幸而有一个勇敢的姑娘，一个女裁缝，把他藏匿起来，军队来搜查的时候，她的镇静救了他的生命，后来这位姑娘便做了他的夫人。十二个月以后，他们才得以安然离开巴黎，没有被人认出。他们来到瑞士，在瑞士他学会了金属化验，成了个技艺高强的化验员。他白天在他的那个赤热的炉边度日，夜间便热心地从事宣传工作，他进行宣传的时候能够把一个革命者的激情与巴黎工人所特有的见识与组织能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保罗·布鲁斯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头脑灵活机动，性好热闹，锐敏、活泼，对于任何思想都要用几何般精确的逻辑推究到它的最终结论；他的对于国家及国家组织之批评十分有力。他居然有时间同时编辑两个刊物：一个法文的，一个德文的，还写了许多长篇大论的信。他又是工人晚会的灵魂；经常以一个真正的“南方人”的细致的头脑去积极组织人们。

在瑞士与我们合作的意大利人中间有两个人的姓名总是连在一起，而且在意大利不止一代人会记着他们。这两个人都是巴枯宁的好友，一个是加费罗，一个是马拉铁斯达。加费罗是一个极高尚极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他把他的很大的家产献给了革命事业，而且从此也不问自己他明天将如何生活。他是一个善于哲学思辨的思想家，一个从不肯伤害任何人的人，然而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们以为可以作一次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暴动的尝试，纵使不成功，也可以使民众明白他们的暴动不仅是对税收官员的反抗，还应该有更深的意义。这样决定以后他便拿起一支枪到贝内文托山里去了。

马拉铁斯达是一个医科学生；他为了革命抛弃了他的医生专业和他的财产。他充满着火一样的热情与智慧，是一个纯洁的理想主义者，现在他已经快到五十岁了，可是他一辈子从没有想过：今晚能不能有一块面包充饥，夜间能不能有一个宿处。他连一间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房间也没有。他日里在伦敦街头卖冰冻果汁水维持生活，夜间替意大利的报纸写出色的文章。

他在法国入狱，期满释放后被驱逐出境，在意大利被捕定罪，流放到一个岛上；他逃出来，化装回到意大利；无论是在意大利，或是在别国，他总是在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他坚持过这种生活，已经连续有三十年了。无论是在他由狱中释放或从岛上逃出以后，我们再见着他，他总是依然如故；总是重新投入战斗，总是那样爱人。对于他的敌人和狱卒，总是毫无仇恨之心；对朋友，总是那样恳切地微笑；对于小孩，总是那样抚摩爱护。

在我们中间，俄国人并不多；他们大多跟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去了。但是我们有茹科夫斯基。他是赫尔岑的朋友，1863年离开俄国。他是一个才华出众，英俊而极其聪明的贵族，工人们都喜欢他——他有法国人所说的“平民的耳朵”，在这一点上，我们其余的人都不及他，因为他知道怎样指点给工人看：在这个社会改造的工作里他们要起多么大的作用，使他们振作起来；他会向工人陈述那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去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他会把最复杂的经济问题给他们解释得非常明白。他的热心与诚恳又能使听众心情振奋。还有索科罗夫，以前是俄国参谋总部的一位军官，他崇拜路易·库里埃[105]的气魄与蒲鲁东[106]的哲学思想。他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使许多俄国人相信了社会主义。这个人也和我暂时在一起。

我在这里仅仅举出那些因为是著作家、大会代表，或者其他原因而出名的人。但是我要自问，我是否应该提那些姓名从来不曾见之于文字的人，他们在维持汝拉同盟一事上所尽的力并不下于任何著作家；我是否更应该提出那些在队伍里战斗的人，他们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战斗，随时准备参加任何行动，不计工作之大小，是出众还是平常，其后果是否伟大还是将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无穷的苦恼。

我本来还该提及德国人威尔纳和林克以及西班牙人阿尔巴拉青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我的文笔太无力了，恐怕不能把这小团体里的每一个人所引起的那些熟识他们的人的敬爱之心充分传达出来，使读者也同样地感觉到。

在我所知道的瑞士城市中，最不吸引人的恐怕就是拉·绍得封了。它在一个寸草不生的高原上，冬天暴露在侵骨的寒风之下，那时积雪之深与莫斯科相同，雪融了又落，落了又融，次数之多，又像在圣彼得堡。但是把这个城市当做一个宣传我们的主义的中心，使地方的宣传更有生气，这却是很重要的。潘狄、斯皮奇革耳、阿尔巴拉青以及布朗基派的斐勒与查罗两人当时都在那里，我还可以不时去纽夏德尔去看吉约姆，到圣·伊美去看席威次加伯尔。

我所喜欢的一种充满了工作的生活现在开始了。我们时常开会，亲自到咖啡店和工场里去散发我们的通告。我们的支部会议每星期开会一次，开会时讨论极其生动热烈，我们也到各政党所召集的会上去宣传安那其主义，我还时常旅行，去参观别地方的支部，帮助它们。

在那一个冬天，我们赢得很多人的同情，但是我们的正规工作，却因钟表业的危机大受阻碍。有一半的工人，或是完全失业，或是只作半天的工，结果市政厅不得不设立公共食堂，将只收成本的价廉的伙食供给工人。安那其主义者在拉·绍得封设立的将挣来的钱平均分配给每个成员的合作工场，虽是信誉卓著，这时候也很难接到活儿。斯皮奇革耳好几次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去替一个室内装饰商做梳羊毛的工作。

那一年，我们全体都参加在伯尔尼举行的红旗示威运动。当时反动浪潮蔓延到了瑞士，伯尔尼警察竟敢违背宪法禁止手执工人的旗帜。因此我们必须有所表示，使人知道至少还有一些地方的工人不能容忍别人践踏他们的权利，他们要出来反抗。在巴黎公社纪念日，我们全体到伯尔尼去，不顾警察的禁令，高举红旗在街上游行。这自然免不了要和警察发生冲突，两个同志受了刀伤而两个警官伤得颇重。但是这面红旗却平安地到了会场，在那里开了一个热烈异常的会。不用说，那些所谓的领导人[107]也都在队伍里和其余的人共同战斗，将近三十个瑞士人被牵连在这个案件里受审判，他们全体要求对他们提出公诉，打伤警官的人也自动地出来承认。这使我们的运动得到很多同情；人们明白一切自由必须拼命保卫，不被人夺走。因而法庭的判决非常轻，至多也不过是三个月的监禁。

然而伯尔尼政府依然禁止在本市任何地方手执红旗；汝拉同盟为了反抗这个禁令，决定在圣·伊美（我们那一年正在那里举行大会）手执红旗游行。这一次，我们中间大多数都带了武器，准备即使流血也要保卫我们的旗帜。一个广场里驻扎着一队警察预备阻止我们的队伍前进；还有一队民团以打靶为名在附近一个空地里等候——我们在街上游行的时候，清楚听得他们的枪声。但是我们到了那个广场的时候，根据形势可以判定：如果向我们进攻，一定会发生大流血，市长只好让我们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准备在那里开会的会场，路上没有人敢捣乱。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希望与军警发生冲突，但是在军乐声中做着战斗准备的进军，使我们是那样地斗志昂扬，我简直说不上来，我们刚到会场的时候我们中大多数是一种什么样心情——是因为免于一场我们并不愿意进行的战斗而自慰呢，还是由于战斗没有发生而觉得惋惜。人这东西是非常复杂的。

不过我们主要的努力却是在使安那其社会主义在理论及实践两方面，都完备起来。在这一方面，汝拉同盟无疑有一些难以磨灭的成绩。

我们看到在文明国家里有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在萌芽，它一定会代替现在这个旧的。在新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一个人会被强迫去把他的体力或脑力卖给那些随意雇用他们的人，大家都能在这样一个机体中把他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应用在生产上；这个机体的构成使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联合起来，以求为所有的人获得最大可能的福利，同时为每一个人的主动精神的发挥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的天地。这个社会由许多团体联合组成；这些团体的联合是为了达到一切必需联合起来才能达到的目的：工会联合是为了从事各种农业、工业、智力方面的以及艺术方面的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是为了消费，提供住房、煤气、食物、卫生设施等等；然后是合作社彼此之间的联合，合作社与工会之间的联合；最后是包括一个或好几个国家的更为广大的组织，它们由合力以求满足不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智力、艺术和道德方面的需要的人所组成。所有这些团体，都用自由协议的方法，直接联合起来，恰与现在各国铁路公司和邮政局一样，用不着一个中央铁路政府，或一个中央邮务政府，也能一起合作——纵然铁路公司仅以自私的营利为目的，而邮政局属于许多不同的而且时常彼此敌对的国家，但仍无碍于他们的合作。又如现在的阿尔卑斯山各登山、滑雪俱乐部，大英帝国的各救生艇站以及气象学者、自行车运动员、教员等等为了各自共同的事业联合起来，或是为了求知的目的，或仅仅是为了娱乐。对于新的生产形式、新发明、新组织之发展将有完全的自由；这个社会鼓励个人的主动精神，而对于一切倾向于一致与集中的趋势，则加以劝阻。

而且这个社会还会继续不断地修改它的形式，而不会集中成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因为它将是一个活生生的、进化的机体；不会感到需要有个政府，一则因为现在各国政府所认为是它们的种种职能那时全都用自由协议和自由联合去执行；二则因为冲突的根由在数量上将会减少；即使还有冲突发生，也可以提交仲裁解决。

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所希求的变革是非常重大，非常深远的。我们明白现在流行的意见总以为土地、工厂、矿山、住宅等等必须归个人私有，才能求得工业的进步；而且为了强迫人们去作工，工资制度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很知道这些意见一时不会为社会化的所有制和社会化生产这些更高的观念所代替。我们都很知道要经过很久的时间，要有不断的宣传和一长串的斗争，对于现在私有财产制度的个人和集体的反抗，个人的牺牲，要为了重建社会的部分的努力和部分的革命，才能改变现在流行的财产私有的观念。我们也明白现在的文明人类决不会而且不能摒弃“强权是必要的”这个思想（我们大家也都是在这思想里培养出来的）。一定要经过多年的宣传，一长串对强权之部分的反抗行为，而且还要把从历史演绎出来的教训加以彻底修改，才能使人们认识到：把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社会感情和习惯所引申出来的东西看作统治者及其法律的成就，那是大错特错了。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不过我们也知道：在这两方面宣传改革，我们应该顺应人类进步的潮流。

我和工人阶级以及同情他们的知识分子更为接近以后，不久就明白他们珍惜他们的个人自由更甚于他们的个人幸福。五十年前，工人情愿把他的个人自由卖给形形色色的统治者（甚至于卖给一个专制暴君）以换得一个个人丰衣足食的许诺；然而现在情况不再如此。我看出在拉丁各国工人中间，那种对于当选的统治者盲目的信仰已经在消失了——纵使这当选人是从劳工运动的最好的领袖中挑出来的，他们也不肯再盲目地信任他了。“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我们要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去干，能干得最好。”这个思想在工人中间是非常普遍的——远过于大家平常所相信的。写进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里那句话“工人的解放是工人们自身来完成”，大家对此都有同感，而且在工人的心中生根。巴黎公社的悲惨的经验只是证实了它。

巴黎公社起义爆发的时候，许多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也准备在社会化方向作一新的开始——至少是接受这一新的开始。爱利塞·邵可侣有一次对我说：“当我的哥哥和我两人走出我们的那个小房间到街上去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许多中产阶级的人走过来问我们：’请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愿意试试来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准备好来提出方案。”

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像1871年3月25日所选举的公社委员会那样公平地代表所有的进步党派。在这个委员会里一切革命党派，如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国际工人协会派等等各派的代表人数的比例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因为工人们自己对于社会改革没有明确的想法要求他们的代表去付诸实施，所以公社政府在这方面一点事情也没有做。而且，政府人员把自己关在市政厅里与民众分离；结果是使政府趋于瘫痪。因此如果要使社会主义成功，一定要在宣传社会化所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以外，同时还要宣传废除政府，自力更生，个人的自由主动精神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安那其主义的思想。

我们的确预料到如果个人被赋予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将面对我们的原理的某种过度的夸张。我在俄国虚无主义的运动中便见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相信（而且经验证明我们是对的），社会生活本身，在对思想和行为之坦白开明的批评的支持之下，便是一个弄清楚各种意见并去除其中夸张的成份的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我们是按照一句老话行事：医治自由的一时的弊害，最明智的方法还是自由。人类中有一个社会习惯的核心（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大家还不十分了解它们），这些习惯不是靠强制来维持的，它们超乎强制之上。人类的进步正是以这个核心为基础的。只要人类在肉体与精神两方面不开始堕落，那么不管这个核心受到何等的批评与偶尔的反抗，它们也不会被毁掉。我的对人对事的经验愈增，我对这个意见也愈加肯定。

同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一个变化决不能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臆测的产物，这也不是一个人的发现。这一变化必须是民众的建设性工作的结果，恰和中世纪初期制定的诉讼程序形式、乡村公社、同业工会、中世纪都市以及国际法的基础一样，都是由民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我们以前已经有许多人致力于描画理想的联合体了，有的以权威的原则为基础，有的（在一些少见的场合）是根据自由的原则。欧文和傅立叶发表了他们关于有机地发展的自由社会这一理想，以与那些抄袭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而来的金字塔式的理想对抗。蒲鲁东继续了他们的工作，巴枯宁把他的渊博明晰的历史哲学见解用来批判现有制度，“在破坏中建设”。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准备工作而已。

国际工人协会对于解决各种实际的社会学问题创出一个新方法：便是请工人自己去解决。那些加入协会的知识分子仅仅告诉工人：世界各国在发生些什么以便分析现有的结果，并随后帮助工人形成他们的结论。我们并不妄想，根据我们的关于社会应该是怎样的理论见解造出一个理想的联合体来，我们不过请工人自己去探讨现社会弊病的原因，请他们在讨论时以及开大会时，把那个比现社会好一点的社会组织的实际面貌加以研究。一次国际大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当成为所有的劳工团体研究的题目。在这一年中，在全欧洲各支部的小集会上，大家本着对于各业各地方的当时的需要的充分了解，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各支部讨论的结果在各联合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再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渐渐有了更精密、更完满的形式，最后提交给下次国际大会。那个我们所渴望的未来社会的结构就这样由下而上，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创造出来；这个安那其主义的理想之趋于精密的过程，汝拉同盟的功劳实在不小。

至于我自己，我处在那样好的环境里，也就渐渐明白安那其主义所包含的不仅是一个行动方式，也不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概念，它还是一个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之一部分——这个哲学的发展，应该采取与以前研究关于人的科学所用的形而上的以及辩证的方法大不相同的一种方法。我认为研究这个哲学所用的方法，应该与研究自然科学所用的完全一样；而不像斯宾塞那样站在仅仅类推法的一个容易失足的基础上，而是站在一个牢固的适用于人类制度的归纳基础上。我全力以求在这方面最好地完成我能完成的一切。

三

安那其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间的斗争——我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巴黎居留——法国社会主义之复兴——屠格涅夫和他对俄国青年的影响——屠格涅夫与虚无主义——《父与子》里的巴扎洛夫

1877年秋天，有两个大会在比利时举行；一个在韦尔维耶，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大会，另一个在根特，是国际社会党大会。两者中间国际社会党大会尤为重要，因为大家知道在这次大会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企图使所有欧洲的劳工运动隶属于一个组织之下，受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指挥——这个中央委员会将是以前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只是换了个新名称。因此保全拉丁各国劳工组织的自治权实属必要，我们于是尽力设法在这个大会上能多有几个代表。我用了拉瓦旭夫这个假姓赴会，还有两个德国人是排字工威尔纳和工程师林克，他们从瑞士的巴塞尔到比利时，几乎完全步行；在根特的大会上，虽然我们只是九个安那其主义者，但是我们成功地阻遏了中央集权的计划。

至今二十二年已经过去了；其间国际社会党大会也开了不少次，每次大会上，这个斗争没有不发生的——社会民主党总想把全欧洲的劳工运动完全放在他的旗帜之下，受他们的控制，安那其主义者则反对他们，便阻止这个计划。多少精力因此白费，多少恶语彼此相加，多少努力因此分散，只是因为那些采取“在现存国家内夺取政权”的政策的人不明白这方面的活动永远不能代表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在最初的时期中，就形成了三条发展路线，体现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人身上。圣西门主义发展成社会民主主义，傅立叶主义则变成安那其主义；欧文主义在英国和美洲便进化成工会主义，合作以及所谓地方社会主义，这一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而与安那其主义有许多汇合点。但是社会民主党不明白这三派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是共同的目的则是一个；而且不明白后两派对于人类进步也有非常宝贵的贡献，他们竟然花费了四分之一世纪想去实现那个永远不会实现的乌托邦——要造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型的独一无二的劳工运动。

对我来说，根特大会结束得出人意料。开会后三四天，比利时警察就知道了拉瓦旭夫是谁，奉命来逮捕我，因为我在旅馆里用了假名，违犯警章。我的比利时朋友们警告过我。他们认为当时的旧教徒内阁有把我引渡给俄国的可能，他们极力要我立刻离会。他们不让我回到旅馆去。吉约姆挡着路，说如果我一定要回旅馆，那么他非和我动武不可。我只好和几个根特的同志一起走了，但是我一到了他们中间，立刻从一个黑暗的广场的各个角落里发出低声的呼叫和口哨的声音——广场上散布着几伙工人，当时的情形简直神秘莫测。最后，在许多次低语声和口哨声以后，便有一群同志把我护送到一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家里，我和他一起过了这一夜。虽然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他竟然把我当作兄弟似的，非常令人感动。第二天早晨，我搭船再一次去英国。上岸时，英国海关职员要检查我的行李，但是他们见我除了一个小手提包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便露出善意的微笑。

我在伦敦没有停留多久。我在大英博物馆很丰富的藏书中研究法国革命的开端——革命是如何爆发的；但是我需要生活得更活跃，于是不久到了巴黎。在巴黎公社被惨酷地镇压下去以后，法国劳工运动又开始复活了。我和意大利人科斯达、巴黎工人中间几个安那其主义的朋友，还有盖斯德和他的同伴（他们当时还不是严格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组织了几个最初的社会主义团体。

我们最初的规模，小得令人好笑。我们六七个人常在咖啡店里聚会，如果在我们召集的会上能有一百个听众，我们就很高兴。那时谁也不会猜想到两年以后社会主义运动会热火朝天的发展。但是法国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当反动势力占了上风时，一个运动的所有看得见的痕迹都告消失。逆潮流进行斗争的人是很少的，但是简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地，通过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的渗透，反动会遭到削弱；一个新的潮流于是出现，到了那时，大家一下子看到那个大家以为已经死了的思想始终活着，而且不断地在传播，在扩大。一旦公开鼓动成为可能，立刻就有成千的追随者走上前来——他们的存在，谁也没有猜想到。老布朗基常说：“在巴黎有五万人，他们从来不到会场里来，也从来不参加一次示威游行，但是时机一到，他们觉得民众能够到街上去表示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到场去夺取阵地。”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坚持这个运动的人不到二十个，公然支持这个运动的人也不到二百。1878年3月，我们开第一次巴黎公社纪念会时，到场的人不到二百。但是两年以后，对于参加公社运动的人的大赦令已经通过，巴黎工人便在街上欢迎那些归来的公社同志；开会的时候，成千的工人鼓掌喝彩欢迎他们，这时社会主义运动突然勃兴了，连激进党人也被卷到这运动里来了。

但是我们在巴黎的时候，这个社会主义复兴时期还没有到。1878年4月某天晚上，科斯达和一个法国同志同时被捕，在警察法庭受审，因为他们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被判了十八个月的监禁。我之所以没有被捕，仅仅因为误会。警察来逮捕拉瓦旭夫，竟捕去了一个俄国学生，他的姓与我的假姓读音很相像。这一次，我用了我的真姓名，并且用这个姓名在巴黎继续住了一个月。然后我应召赴瑞士。

这一次在巴黎，我初次认识屠格涅夫。他先向我们的共同朋友P.L.拉甫罗夫表示要见我，并且还要照俄国人的习惯，请几个朋友吃饭来庆祝我的越狱。我带了近乎崇拜的感情跨过门槛进了他的房间。他的《猎人笔记》使大家憎恨农奴制度，单是这一本书，他对俄国的贡献就非常巨大（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赫尔岑的强有力的《钟》杂志里，他是一个首要的角色），而他以后的小说对于俄国的贡献也不小。他给我们指出了俄罗斯妇女是怎么样的人，她们有着何等的头脑和心灵的宝藏，她们是怎样鼓舞着男子。他又教导我们真正高尚的男子是怎样看待女子的，他们怎样爱女子。对于我，对于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他的这种教导所给与我们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比最好的关于女权的论文给予我们的印象还要有力得多。

他的相貌是大家都知道的。高大、强健，满头浓密柔软的灰发，他的确是一个美男子，两眼充满了智慧，还带点幽默的味道。他的全部举止显得纯朴和毫不矫揉造作，这是所有俄国第一流作家的特点。他的美丽的头显得他的脑力非常发达。他死的时候，保罗·伯特和保罗·邵可侣（爱利塞的侄子，一个外科医生）量他的脑，竟有两千克以上的重量，比当时知道的最重的居维叶的脑还重许多，使他们不敢相信他们的秤，便换了新的秤重新量过，结果仍是一样。

他的谈吐尤其令人惊异。他说话的时候也与写作的时候一样，爱通过形象。虽然他非常长于哲学讨论，但是他常用一个设计得很优美的场面来说明他的思想，那场面美得有如从一本他的小说里摘出来似的。

他有一天对我说：“你常常和法国人、德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来往，一定有很多的经验。你有没有注意到：对于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许多概念与我们俄国人的意见之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鸿沟吗？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俄国人是和他们永远不能一致的吗？”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

“的确有一些。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晚上，我和福楼拜、都德、左拉[108]同在一个包厢里看一出新戏的首演。他们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剧本的情节是这样：有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离了婚。她后来又有一次新的恋爱，和另一个男子同居。在剧本里这个男子是个出色的人。多年来，他们过得很幸福。她以前生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她与前夫离婚的时候都只是婴儿；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女的有十八岁，男的也有十七岁。这许多年里，他们都把这男子当做他们真正的父亲。这男子待他们像待亲生的儿女一样，他们爱他，他也爱他们。这一场戏中，这个家庭在进早餐。姑娘走进来，走近她的后父身边——当他正要去亲她的时候，男孩不知从哪里得知了真相，冲上去叫道：‘你敢！’

“这句话使全场震动，疯狂似地鼓掌喝彩。福楼拜他们也随着大家鼓掌。我感到厌恶。

“我当时就说：‘为什么鼓掌呢？这个家庭既然幸福；这个男子对待这两个孩子比他们的亲生父亲还要好……他们的母亲既然爱这个男子，和他过得很幸福……这个顽皮变态的孩子应该为了说那两个字挨一顿打才是。’……我的话不起作用。我后来还花费了好几个钟头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中间谁也不能了解我！”

我自然完全同意屠格涅夫的观点；但是我对他说，他所来往的人大半都是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里，民族间的差别的确是很大的。然而我所来往的纯粹是工人，各国工人之间，尤其是在农民之间，相似的地方很多。

然而我这么说是错误的。我后来有机会和法国工人来往得更亲密了，我便时常想到屠格涅夫的话的确不错。对于婚姻关系，俄国人的想法与法国人的想法的确有一道鸿沟——无论是在工人中间，或是在中产阶级中间。还有许多别的问题，俄国人的意见也与别国人的意见同样大不相同。

屠格涅夫死后，有人说过他曾有意就这个问题写一本小说。[109]他如果已经开始写它，上面所说的那个场面一定会留在他的稿本里。他竟然没有把这本小说写出来，这是多么可惜的事！以他的思想方法而论，屠格涅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欧派”，关于这个在他一生中曾深深地打动他的问题，他一定能发表一些很深刻的见解。

十九世纪小说家中，屠格涅夫在艺术方面的确达到最高的完美的境界；他的散文在俄国人听来简直是音乐——而且和贝多芬的音乐同样感人至深。他的主要的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与《处女地》，都能勾划出1848年后急速而连续地演变的俄国知识阶层中主要的“创造历史”型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描写得充满着哲学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理解，以及一种在任何别的文学里难以找到的艺术上的美。但是《父与子》（作者正当地认为是他的最深刻的作品）出版的时候，却遭到当时俄国青年的大声反对。俄国青年以为《父与子》里面的主人公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不是他的阶级的真正的代表，许多人甚至以为巴扎洛夫只是一幅虚无主义的讽刺画。这个误解使屠格涅夫十分难过，虽然后来在《处女地》出版以后，在圣彼得堡的青年一代又与他重归于好，那些抨击给他留下的伤痕却始终不曾医好。

屠格涅夫听到拉甫罗夫说过我热烈赞赏他的作品。有一天，我们同去看雕刻家安托科尔斯基的工作室坐车回来的时候，他问我对巴扎洛夫的意见怎样。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巴扎洛夫是虚无主义者的一幅出色的画像，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总觉得你爱他不及你爱你的其他主人公。”

“恰恰相反，我爱他，深深地爱他”，他用了意想不到的着重语气回答我。“我们到家的时候，我把我的日记给你看，其中我记到我用巴扎洛夫的死来结束那本小说的时候，我曾怎样地哭过。”

屠格涅夫对于巴扎洛夫的知识分子一面的确是很爱的。他使自己如此认同于他的小说主人公的虚无主义哲学，以至于用巴扎洛夫的名字记了一本日记，用巴扎洛夫的观点来评价时事。但在我看来，与其说他爱巴扎洛夫，不如说是仰慕他。他在一次关于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110]的出色演讲里，把人类的创造历史的人物分成两类，就以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为两类的代表。他以为哈姆雷特的特点是：“首先是分析，然后是利己主义，所以没有信仰——一个利己主义者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所以他是一个怀疑派，永远不会做成一件事；唐·吉诃德与风车战斗，把一个剃头匠用的盘子当做是曼布林的魔盔（其实我们中间谁不曾犯过这种错误呢？）他是一个群众的领袖，因为群众永远跟随着那种不理会大多数人的冷嘲热讽，甚至迫害，勇往直前，目光永远盯着一个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见的目标的人。他们寻觅；他们倒下；但是他们会再站起来，终于找到目标——这是理所应当。不过哈姆雷特虽然是一个怀疑者，虽然不相信善，但是他对恶却并不不相信，他恨恶；恶与欺骗是他的仇敌；而且他的怀疑，并非事事都漠不关心，只是否定与怀疑，这最终将使他的意志消磨净尽。”

在我看来，要了解屠格涅夫与他的书中主人公的关系，他的这些思想是一把真正的钥匙。他自己以及他的几个最好的朋友是多少属于哈姆雷特型的。他爱哈姆雷特，他仰慕唐·吉诃德，所以他也仰慕巴扎洛夫。他把巴扎洛夫的优越之处描写得很好。他也了解巴扎洛夫的孤立处境之可悲，但是他对别的近似哈姆雷特型的主人公，有如对待一个病友似的，给他们以那种温柔的、诗意的爱，而他却不能把这种爱用在巴扎洛夫身上。那本是不相宜的。

1878年，他有一次曾问我：“你认识麦希金[111]吗？”在审讯我们的团体时，麦希金表现出来是我们里面最强有力的人物。他又说：“我真想知道他的一切。这才真是个人！他一丝一毫的哈姆雷特气味也没有。”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是在默想着俄国革命运动里这一新的典型——这种典型在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中所描写的时代里还不存在，而是在两年以后出现的。

我最后一次看见屠格涅夫是在1881年秋天。他当时病势沉重，而且时时以为他应该写一封信给亚历山大三世，这个念头使他苦恼。这时亚历山大三世刚即位，拿不定主意他应取的政策。屠格涅夫想劝他给俄国一个宪法，并且用确实不移的论据，使他明白这一步骤是必要的。他带了显然的悲哀对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写这封信，但我又觉得我已经没有力量这么做了！”事实上，他因为脊髓里生了癌，痛苦万分，连坐起来谈几分钟话也已困难到了极点。他终究没有写这封信，几星期以后，这已无用了。亚历山大三世在一篇宣言里声称他仍然要做俄国的专制统治者。

四

俄土战争后人民对于政府之不满——一九三人案——暗杀特列颇夫事件——四次谋杀国王——汝拉同盟遭迫害——我们创刊《反抗者》——社会主义报纸的使命——经济的和印刷上的困难

1878年俄国事态有了一次新的转折。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引起了人民普遍的失望。战争未爆发以前，俄国人民对于在土耳其压迫之下的斯拉沃尼亚民族曾经表示过非常热烈的同情。许多人并且相信一场巴尔干的解放战争，结果会使俄国本国也向着进步的方面前进。但是斯拉沃尼亚民族的解放只部分地实现了。俄国人作出的巨大牺牲因高级军事当局的大错终归无效。在战场上送命的人以十万计，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些部分的胜利，而土耳其被迫作出的让步在柏林会议中又被取消。大家还知道，在这次战争期间，公款被私吞盗用，其规模之大竟与克里米亚战争时差不多。

就在1877年终，这种普遍的不满笼罩俄国全国的时候，在1873年后陆续被捕的一百九十三个和我们的运动有关的人的审判开始在一个高级法庭举行。这些被告有一些很有辩才的律师为他们辩护，立刻得到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给圣彼得堡社会的印象对他们有利。后来大家知道，他们中间大部分都已经被监禁了三四年等候审判，而且有二十一个人已经自杀或发了狂，于是大家对他们的好感更加强烈——便是审判他们的法官中也有对他们表同情的。法庭对于少数人处以极重的刑罚，对于其余的人则处罚较宽，理由是：候审拘留期太长，这本身已是很重的刑罚了，如果再处重刑，未免有失公道。当时大家还有把握地以为沙皇会进一步减刑。但是使大家极其惊异的是沙皇竟把刑罚加重。法庭已经判决无罪释放的人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俄国的僻远地方；法庭只判短期监禁的人，现在却要服五年到十二年的苦役。这是第三科的头子麦孙佐夫将军所做的事。

就在这时候，圣彼得堡警察总监特列颇夫将军有一次视察拘留所，看见一个政治犯波哥留波夫没有向这个万能的恶官僚脱帽致敬，他立刻跑到波哥留波夫面前，亲自揍了他一下，波哥留波夫表示反抗，他便下令处波哥留波夫以鞭刑。其他的囚犯在他们的监房里听见这事，都高声大叫表示他们的愤怒，因此都受了狱卒和警察的惨酷的鞭打。

俄国的政治犯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或苦役期内忍受一切困苦艰辛不作一声，但是他们决定对体刑绝不容忍。一位年轻姑娘，薇拉·沙苏丽奇，尽管自己并不认识波哥留波夫，却拿了一支手枪跑到圣彼得堡来，找到这个警察总监对他开枪。特列颇夫不过受了伤。亚历山大二世来亲自看一看这个英勇的少女。她的十分可爱的面貌和谦逊的神态给了他深刻的印象。特列颇夫在圣彼得堡的仇人太多了，他们居然能设法使这一案件按习惯法审理。沙苏丽奇在法庭当众宣言，她用手枪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一切别的可以使社会知道这事而得到某种伸雪机会的方法都已用尽而无效果。甚至有人请伦敦《泰晤士报》驻圣彼得堡的记者把这个消息在他的报上发表，他也许以为这件事是不确实的而没有照办。她不得已才去枪击特列颇夫，事先并没有把她的打算告诉任何人。现在事情既已公之于众，她听说特列颇夫不过受了一点轻伤，她觉得很高兴。陪审员全体一致决定判她无罪；当她走出法庭的时候，警察要再逮捕她，门外的群众援救她脱了魔掌。她便离开俄国，不久就来瑞士，到我们中间来了。

这事轰动了全欧。沙苏丽奇被释放的消息传到西欧时，我正在巴黎，那天我刚刚有事到几家报馆的编辑部去。我发现编辑们对此都很热心，并且写出非常有力的评论赞美这位俄国少女。甚至《两世界评论》也在它的1878年大事述评里说：本年使欧洲舆论印象最深的两个人乃是柏林大会上的戈尔恰科夫亲王[112]和沙苏丽奇。好几本年鉴都把他们两人的照片并排刊印出来。对于西欧工人，沙苏丽奇的这一献身行为也给了他们以极深的印象。

就在这1878年里，一连发生了四起谋刺君王的事，都未发现有事先的谋划。工人荷得尔和诺比令博士先后枪击德国皇帝，几个星期以后，又有一个西班牙工人奥立瓦·蒙卡西枪击西班牙国王，一个厨子帕萨南特拿了一把刀要杀意大利国王。欧洲各国政府不能相信，这种对三位君主的谋刺连续发生，而背后却没有一个国际阴谋！它们匆匆断定安那其主义者的汝拉同盟便是这个阴谋的中心。

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因此我可以确定不移地断言：各国政府的这种假定是毫无根据的。但在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全都攻击瑞士，责备它不该庇护组织这种暗杀阴谋的革命党人。我们的汝拉报纸《前锋》的编辑保罗·布鲁斯遂被捕受审。但是瑞士法官也明白要把布鲁斯或汝拉同盟牵连进那几次的暗杀事件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于是仅仅判了布鲁斯两个月监禁，说是为了他的文章的缘故；但是这家报纸却被禁止发行，而且联邦政府要瑞士全国的印刷局都拒印这张以及其他相似的报纸。汝拉同盟因此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权利。

此外，瑞士的政治家不满于安那其主义者在该国（瑞士）的鼓动工作，私下使汝拉同盟里最重要的瑞士会员不得不退出公众生活，否则只能挨饿。布鲁斯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不顾一切障碍把汝拉同盟的机关报维持了八年之久的J.吉约姆，他的生活费大半是从授课得来的，如今也找不到事做，只得离开瑞士到法国去了。A.席威次加伯尔在钟表业里找不到事，他又要担负一大家子的生活费，因此只好退出了运动。斯皮奇革耳的情形也是一样，他只得移居别国。我虽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为当时的情势所迫，汝拉同盟机关报的编辑责任却不得不落到我的肩上。我当然为此踌躇，但是别无他法，我便和两个朋友屠美德莱及海尔奇一起，于1879年2月在日内瓦创办了一个半月刊，定名《反抗者》（Le Révolté）。大部分的稿件都要我一个人写。发起这刊物的时候，我们只有二十三个法郎（约合四美元），但是我们大家尽力去征求订户。第一期居然出版了。刊物的论调虽然温和，但是实质上是革命的。我尽力写得使一般聪明的工人都能了解那些历史的和经济的复杂问题。我们以前出的刊物从来没有销到六百份以上。这次，第一期的《反抗者》我们印了两千份，不到几天，竟一份也没有剩下。这个刊物成功了，现在它还继续在巴黎出版，不过改用了《新时代》[113]这名称。

社会主义的报纸容易有成为记载对现状的抱怨诉苦的倾向。矿山、工厂与田庄的劳动者所受的压迫在这里都有交代，罢工时，工人的贫困与痛苦被活灵活现地描写下来；工人们和雇主抗争时的那种孤立无援的状况也被再三提出。每一个星期都要提出的这些无望的努力会给读者们以极不良的影响，使他们意气消沉。为了防止这个流弊，编辑人只有用那些激烈热情的字句去提高读者的活力，加强他们的信心。我的意见恰与这个相反，我以为一张革命的报纸首先必须指出那些见于各处的，报告新时代来临、人类社会生活的新形式萌生，以及日益有力地反抗陈旧制度的征兆。我们应该找出这些征兆，发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把它们归在一起，使那大多数犹豫不决的人也能明白：在一个社会里，发生了思想复兴的时候，进步的思潮到处可以找到看不见的意识不到的支持。

我以为，一张革命的报纸的主要任务在于使读者觉得他的心是和全世界人的心是跳动在一起的，使他同情人心对于年长月久的不义的反抗和创造新生活形式的努力。使革命成功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

历史家常常告诉我们，这一或那一哲学体系曾如何完成了在人类思想上，因而在社会制度上的某一变革。但这不是历史。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只要抓住了即将到来的变革的迹象，便能懂得这些迹象彼此的内在关系，凭归纳法和直觉，可以预言将会发生什么。社会学家们拟定了许多社会组织的规划，由几条原则出发，演绎出必然的结果，恰如根据几条定理，得出一个几何学的结论来一样；但这不是社会学。要得出正确的社会预测，唯一的办法是留心那个新生活的成千个迹象，把一时偶然发生的事实和有机的、本质的事实区别开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普遍法则。

我尽力使读者熟悉这个思考方法，我用浅显易懂的字句，务使读者中间最谦逊胆小的人也习惯于自己去判断现在社会究竟向何处去；如果这个思想家得到了错误的结论，他们也能自己去纠正他。至于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我只将罪恶的根源分解说明，指出一切罪恶的主要来源一是对于人类发展的过去阶段的陈旧残余的根深蒂固而且精心培育的偶像崇拜；其次是广泛存在的思想和意志上的怯懦。

屠美德莱与海尔奇在这方面全力支持我。屠美德莱生在萨甫瓦的一个最贫苦的农家。他不过在小学里得到一点极粗浅的知识。但是他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对时事和对人的评估异乎寻常地合情合理，往往简直等于预言。他对于新刊的社会主义的书报是一个极优秀的批判家，从来不为那些漂亮字句所迷惑，也不受那冒牌科学的欺骗。

海尔奇生在日内瓦，是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他为人拘谨腼腆。当他表示他的一项独创的见解时，会脸红得像一个姑娘。我被捕以后就由他负责继续编辑我们的刊物，靠了他的坚强的意志他居然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日内瓦的店主后来议定都不再雇用他，使他的全家陷于绝境，但是他还努力维持这个刊物，直到刊物可以移往巴黎出版时为止。

对这两个朋友的见识我不言自明地信任。如果海尔奇皱起眉头迟疑地低声说：“对——嗯——也许行”，我立刻明白定有什么地方不行。屠美德莱每逢要读一篇写得不很通顺的原稿时，总是抱怨他的眼镜太糟，所以通常他只读校样。他读的时候，有时忽然中断，大声叫起来：“不，这不行！”我立刻明白那地方写得不对头，于是尽力去猜想是什么思想，或什么文句使他不满意。我知道不必去问他，为什么那地方不对头？如果问他，他会回答：“呵！那不是我的事，是你的。我只能说那不行。”但是我总觉得他是对的，于是坐下来，把这一段重新写过，或者拿了排字盘，自己另外排出一段。

我应该承认，我们维持这个刊物，有时候也很艰难。刊物才出到第五期，印刷人就来要我另找印刷所。宪法上规定的出版自由，对于工人和他们的出版物，在法律本文以外还有许多限制。承印我们刊物的人对刊物并无异议：他爱好这个刊物；但是瑞士的印刷所无论哪一家都依靠政府为生，每一家都多少承印一些政府的统计报表等文件。我们刊物的印刷人得到明白的通知，如果他再印我们的刊物，那么他就不要再想承印日内瓦政府的任何东西了。我走遍了瑞士说法语的地方，拜访了所有印刷所的经理，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遇着那些并不讨厌我们刊物的倾向的人，所得到的回答也永远是这样：“如果不承印政府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而如果我们答应印刷《反抗者》，政府那边的生意就一点也没有了。”

我回到日内瓦时非常失望，但是屠美德莱却更加热心，更充满希望。他对我说：“这没有什么，我们去买一架印刷机，言明三个月以后付款，三个月内，我们一定可以付清。”我当时反对说：“但是我们没有钱，手头只有几百法郎。”“钱？傻瓜！我们一定会有的。我们只要马上买了铅字，把下一期印出来——钱自然会来的！”他的判断又一次证明是对的。当下期《反抗者》在我们自己的汝拉印刷所里印出以后，我们又在刊物上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了读者，另外还印出两本小册子（我们大家都帮着印），钱居然来了；大部分是铜板和小银角，但是钱毕竟来了。我一生不知道有多少次听到进步的党派抱怨说没有钱；但是我的年纪愈大，我愈相信我们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没有钱，而在于没有人坚定不移、继续不断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走去，而且鼓舞别人也努力前进。二十一年来，我们的刊物始终是经济拮据——差不多每期的封面上都有求人捐钱的启事；但是只要有人坚持，用全力维持刊物，如海尔奇与屠美德莱在日内瓦，格拉佛在巴黎十六年来所做的那样，钱总是会陆续来的：大部分是工人的铜板和银角，印刷费用就多少可以支付了。办一个刊物和做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人的价值比钱不知要大多少倍。

我们的印刷所设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排字的是一个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他为我们的刊物排字，每月只要六十法郎。他只要每天有饭吃，有时候能听一次歌剧，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我在日内瓦街上遇见他，他挟了一个褐色的纸包，我问他：“约翰，你去洗澡吗？”“不！我搬家，”他用了他惯有的悦耳的声调，带着他的常有的微笑回答。

可惜他不懂法文。我总是把我的稿子尽力写得非常工整——我时常后悔从前在学校里上我们的好老师爱尔伯特的习字课时浪费掉的时间——但是约翰读法文原稿时，读得怪极了，排字时也会排出许多异常古怪的别字，完全是他自己发明的；不过他却不曾加字或减字，所以改的时候每行的长短可以不变，只把每行换十二个左右字母，就行了。我们和他的感情非常好，我在他的指导之下，不久就学会了一点排字术。每期的报纸总是按时排好，照例先把清样送到报纸的负责发行人（一个瑞士同志）那里，请他完全看过之后才付印；然后我们中间一个人便把排好的版用车子送到印刷所去印。我们的汝拉印刷所因了它的出版物，尤其是它的小册子，不久就很出名了。小册子的售价不超过一个铜板，这是屠美德莱的规定。要写这些小册子不得不创造一种新文体。我承认我有一种劣迹，就是去嫉妒那些可以把他们的思想随意发挥，无须计较写作页数，而且可以用塔列朗[114]的有名的借口：“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来为自己辩解的著作家。

当我要把几个月的研究结果（比如法律的起源之类）在一本售价不过一个铜板的小册子里扼要写出来时，不得不另花时间使文字写得简短。我们的刊物是给工人看的，对于一个普通工人，一本二十生丁（即四枚法国小铜板）的小册子太贵了。结果是这些价值不过一两个小铜板的小册子，可以成千上万地卖出去，而且译成了各国文字出版。我在那个时期中写的社论，后来在我入狱以后，被爱利塞·邵可侣编印成书，题名为《一个反抗者的话》。

法国从来是我们运动的主要目的地；但是法国政府严禁《反抗者》，而且走私商人可以由瑞士运到法国的好东西太多了，不愿意过问我们的刊物而使他们的行当遭到危险。有一次，我曾和他们一起偷过法国国境，我觉得他们都是十分勇敢可靠的人，但是我不能使他们答应私运我们的杂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把杂志放在封口的信封里寄往法国，给一百左右的人看。我们并不因邮费而加价，只请订阅者自愿捐款，弥补这种额外的费用（他们总是照办的）。但是我们常常想，法国警察错过了一个可以使我们的刊物破产的大好机会。他们只要订阅一百份，而不自愿捐款，就很足以使《反抗者》不能维持下去了。

第一年全靠我们这几个人来维持这个刊物；不过爱利塞·邵可侣对于我们的事业之兴趣渐渐浓厚起来，到了后来，在我被捕以后，他便参加进来赋予刊物以未曾有过的生气。邵可侣请我帮助编纂他的不朽的《大地理》中关于亚洲的俄国领土的一卷，他自己懂得俄文，但是他以为我既然熟悉西伯利亚，可以在这一特殊方面给他帮一点忙；而且我妻子的身体当时很不好，医生因为日内瓦的寒风于她的病体有碍，劝她马上离开，我们夫妇于是在1880年初春搬到克拉龙，爱利塞·邵可侣当时住在那里。我们定居在克拉龙上面一个小村的一个农家，下临日内瓦湖的碧波，后靠南齿山的积雪的山峰。在我们的窗下流着一道小溪，在大雨之后像一道激流似的发出很大的响声，挟着巨大的山石冲到狭窄的溪床里。对面的山坡上，可以看到那沙特拉的古城堡，城堡主人直到1799年文书烧毁团革命以前，凡有邻近农奴生子、婚嫁、死亡的事，都要征收封建税。在那里，在我妻子的帮助下——（我做每一件事，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先和她讨论过，她是我的文章的一个严格的文学批评家）。这样我写出了我为《反抗者》写的一些最好的文章，其中如《告青年书》一篇被译成各国文字，散布达数十万份。事实上，我以后的几乎所有著述的基础都是在这里建立的。我们安那其主义的著作家因为受着放逐排斥而散布在世界各地；我们最最缺少的也许就是不能接触到与我们的思想方法近似的有教养的人。在克拉龙，我却有机会常与爱利塞·邵可侣、勒弗郎塞两人接触，同时我还继续不断地和工人来往；虽然我的地理工作已经很忙，但是我为安那其主义的宣传所做的事甚至于比平时还要多。

五

俄国革命运动之形势更为严重——执行委员会指挥下的暗杀沙皇计划——亚历山大二世之死——专为攻击革命者的保皇同盟之创立——我被判死刑——我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

在俄国国内，争自由的斗争愈演愈烈。好几次政治犯审判由高等法庭进行，如“一九三人案”、“五十人案”、“达尔古欣团案”等等——每次使人看到的都是同一现象。

青年们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散布在外国印出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也有一些含混不清的呼吁大家反抗经济压迫的传单。总而言之，他们所做的，都不过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常见的事情。警察丝毫不曾查出反对沙皇的阴谋，甚至没有任何准备革命行动的迹象。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当时的青年的大多数反对这样的行动。我现在回顾1870年至1878年间的运动，我敢自信地说：只要允许当时青年的大多数与工农阶级在一起生活，教育他们，或以个人或地方自治政府一类的资格来和民众携手共事（本来有知识又正直的青年男女是有成千种方法来为民众服务的），他们就会感到满意。我充分了解那时代的青年，我的话自信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所得的惩罚，却是残酷的——残酷到了愚蠢的地步，因为这个运动是俄罗斯当时国情的产物，已经根深蒂固，不是残暴所能镇压得了的。六年，十年，十二年矿山中的苦役，期满后永远流放在西伯利亚，这是很普通的刑罚。比如有一位姑娘被判处了九年的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只为了把一本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交给一个工人。

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姑娘，顾可夫斯加亚，在科瓦尔斯基和他的友人们将受绞刑的时候，她好像歌德的克莱杏[115]那样，想煽动袖手旁观的人群去救出他们（这件事在俄国便是从当局的立场上看，也是极自然的，因为在俄国法律里，对于普通刑事犯是不处死刑的，而对于政治犯执行死刑，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一个恢复已被遗忘的传统之举。）—只为了这件事，她竟然被终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僻远的小村。被投身在这一大片荒原之中，这位姑娘不久就投叶尼塞河死了。

便是那些被法庭释放的人，也被宪兵流放到西伯利亚或俄国东北部的小村落去，政府每月只给他们三个卢布，使他们忍饥待死。这种小村落没有什么工业，而教书对于流放的人是严禁的。

官厅似乎故意使青年更加愤激，它把这些已经定罪的人不直接送往西伯利亚，却先把他们囚禁在中央监狱里好几年，使他们备受苦楚，因而羡慕起被送到西伯利亚矿山中作苦工的罪犯来。这些中央监狱也的确可怕。某一中央监狱（该狱牧师在一次布道中竟称之为“伤寒病之窟”）的囚犯的死亡率在十二个月中高达百分之二十。在中央监狱里，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监内，在要塞中，囚人时常不得不使用“同盟绝食”这个办法以抗议狱卒的暴行，或者要求改善待遇，如干某种活儿或在监房里读书之类，使他们不致于在几个月以内发狂。实行“同盟绝食”的男女囚人连续七八天不进食物，躺在地上不动，神志游离，甚至这也似乎不能使宪兵动心。在哈尔科夫的监狱里，他们把那些卧地待死的囚人用绳索捆缚起来，强迫喂进食物。

这种可怕的消息从监狱里漏出来，越过广大的西伯利亚，在青年中间传播很广。有一个时候，没有一个星期不发现一件这类新的暴行，有的还更惨酷。

俄国青年当时实在是愤怒到了极点。他们开始说：“别国的人遇着这样的事是有勇气反抗的。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是决不会忍受这种摧残的。我们又怎能忍受呢？让我们手执武器，抵抗宪兵的深夜搜查罢；既然被捕以后便是慢慢地、可耻地死在他们手里，至少让他们知道他们只有和我们决一死战的一条路。”

在敖德萨，科瓦尔斯基和他的友人们在夜间宪兵来逮捕他们的时候，便开枪拒捕。

亚历山大二世对付这一新动向的回答便是下令全国戒严。把俄国分成了若干区，每区设一个总督，奉有命令可以无情地绞死违犯戒严令的人。科瓦尔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打死一个宪兵，但是全体被绞死了。绞刑成了平常事情。两年中间，被绞死的人一共二十三个，包括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他在火车站贴一张革命传单时被捕，他的罪名只有这一点。他还是个孩子，但像成人一样被处死。

于是“自卫”两字便成了革命党人的口号。对付有些密探冒充为同志混进团体里任意告发人，只因为如果不告发很多人，他们就得不到赏金；对付那些虐待囚人的人以及权力无限的政治警察首脑是应该用自卫手段的。

死在这个新阶段的战斗里的人，有三个大官和两三个小密探。麦孙佐夫将军因为使沙皇把“一九三人案”的判罪加重一倍，便在圣彼得堡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死。[116]一个宪兵上校也在基辅被杀；他做下的事，比上面所说的还更凶残。任哈尔科夫总督的我的堂兄狄米特里·克鲁泡特金在一个晚上从戏院回家的路上也被人枪击身死，因为那第一次的同盟绝食和强迫进食之事是在他治下的中央监狱里发生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人——我知道他本人对政治犯多少还有点表同情。但是他这个人没有魄力，又是一个廷臣，所以没有毅然去干涉。实际上他只要说一句话，囚人所受的虐待就可以立刻停止。亚历山大二世是那么喜欢他，他在宫廷里的地位是那么稳固，因此他的干预很可能会得到赞许。两年前，他到圣彼得堡去报告沙皇说，他对于哈尔科夫那次的贫民暴动采取了平和的态度，处置暴动者也很宽厚，亚历山大二世回答说：“谢谢你，你的行为正合我的意思。”但是这一次，他批准了狱卒的暴行，哈尔科夫的青年看到他们的同志受着这种虐待非常愤激，有一个就枪杀了他。

但是沙皇本人还处于斗争之外；直到1879年，还没有企图刺杀沙皇的行为。那个农奴解放者是有一道灵光护卫着的，这比大批军警的保护强多了。如果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危急的时候，稍微表示一点改善俄国政治状况的意思，如果他仅仅召回一两个从前改革时期中辅佐过他的人，叫他们去调查全国情况或至少调查一下农民状况；如果他表示一点限制秘密警察的权力的意图；那么他的步骤一定会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再一次变为“解放者”，而俄国青年又会背诵赫尔岑的名句：“加利利人，你战胜了！”但是正如在波兰暴动时，他已经表示过他是一个暴君，曾经听从过加特科夫的主意滥用绞刑；如今他又听了加特科夫这个邪恶的天才的主意，不干别的，专设一些特别军事总督来执行绞刑。

到了那时候，而且只有在那时候，才有几个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起来向专制政体宣战。我应该老实说，当时的知识阶层，甚至沙皇身边的人，也有对现状越来越不满的。这对于执行委员会是一种支持。这一斗争经过了好几次失败，终于以1881年刺死亚历山大二世而告结束。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亚历山大二世身上，有两个人同时存在，在他一生中，这两个人的冲突愈来愈猛烈，此时已到了真正悲剧性的地步。索罗维约夫枪击的时候，第一枪没有打中他，当时他居然还能镇静地不走直线，而曲折地向最近的门跑去，尽管索罗维约夫还在继续放枪。他因此得以身免，只是他的大衣撕破了一点。便是在临死那一天，他还证明：他无疑是有胆量的。在真正的危险关头，他是勇敢的，但是他却对自己想象中的幽灵不断地颤抖。

有一天，他枪击了一个侍从武官，因为那个人做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亚历山大二世便以为这人要刺杀他。仅仅是因为他怕遭暗杀，他竟把一切沙皇的权力交给了那些只求升官发财毫不忠心于他的人。

亚历山大二世对于皇后玛丽的感情无疑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当时他已经和多尔戈露奇公主发生了关系。皇后一死他马上就娶了她。他不只一次对L.米利科夫说：“请不要向我提起皇后，这使我太痛苦了。”然而他到底把他身为“解放者”时忠实地和他在一起的皇后玛丽完全抛弃了；任她无人照顾地死在宫里。只有两个真正对她忠心的侍女留在她的身边，而他却住在另一座宫里，来看她时也只是坐一刻就走。一位现已谢世的俄国名医曾告诉他的友人说，他虽是一个外人，但他看见皇后在最后的病中那样无人照顾也感到震惊。自然，宫中的侍女们都不管她，她们要去奉承多尔戈露奇公主。

当执行委员会作出了炸毁冬宫的大胆计划时，亚历山大二世竟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他制造了一种独裁制，给L.米利科夫以无限的权柄。这位将军是亚美尼亚人，以前有一次，伏尔加下游发生黑死病疫时，德国威吓俄国，如果不将瘟疫扑灭，就要下动员令对俄国进行检疫封锁。当时亚历山大二世已经给了他一次同样的独裁权力。现在亚历山大二世看到连宫廷警察的护卫也不可靠，于是又把独裁的权力给了米利科夫。因为米利科夫有着“自由主义者”的名声，大家便以为这个任命表示不久就会召集一个国民议会。但是在炸毁冬宫事件以后短时间内，并没有危害沙皇的性命的事发生，他又恢复了信心。几个月以后，米利科夫又由独裁者而降为内务大臣，什么事也没有办成。

我在前面已经说到过亚历山大二世的伤感，在伤感突然袭来的时候，他常常责备自己在位期间的统治的反动性质。如今，这伤感愈来愈厉害，发作起来竟使他会嚎啕大哭。他会坐着哭好几个钟头，使米利科夫束手无策。他会问米利科夫：“你的宪法草案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完成呢？”但是如果两天以后，米利科夫来向他说，宪法草案已经完成，沙皇却似乎已忘得一干二净！他竟然会问：“我曾经说过它吗？有什么用处呢？不如让我的继位人来办，就算是他即位后赐给俄国的礼物罢。”

当一个新的阴谋的风声传到亚历山大二世耳边时，他为了讨好执行委员会起见，又打算去做一点事。但是在革命党人中间似乎没有什么动静的时候，他又听从反动派的意见，什么事情都不管了。米利科夫随时都准备着丢官。

1881年2月，米利科夫报告沙皇说，执行委员会已经策划好一个新的阴谋。但是无论怎样搜查，总不能发现这个阴谋的计划。

亚历山大二世于是决定召集一个由各省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协商会议。他时时担心会遭到路易十六的命运，便把这个会议说成是“名流会议”，与路易十六在1789年的国民议会以前所召集的一样。这一计划，需要在枢密院提出，但是他这时又犹豫不决了。直到1881年3月1日（即旧历13日）的早晨，得到L.米利科夫的新的警告以后，他才下令在下星期四将这计划提交枢密院。

那是在星期日，米利科夫要求他那天不要出去阅兵；否则他有遇刺的危险。但是他去了。他要去看加塞林公主（这是他的姑母海伦·帕夫洛夫娜的女儿，海伦是1861年的改革派的领袖之一），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也许是他想向故皇后玛丽赎罪的一个表示。据说他曾用法语告诉公主说：“我已经决定召集名流会议。”但是这个迟来的、半心半意的让步还没有宣布出来，他在回到冬宫去的途中就被刺杀了。

沙皇被刺时的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炸弹投在他的铁甲马车下面，马车停了，几个护卫他的塞加西亚人受了伤。扔炸弹的雷沙科夫当场被捕。这时他的马车夫非常恳切地劝他坐在车里不要出来，说马车虽然有点损坏，他还可以驱车回宫，但是沙皇无论如何一定要下车。他觉得他的统帅的尊严使他一定要去看望负伤的塞加西亚人，慰问他们，像他慰问俄土战争中的伤兵那样。那一次是在他的生辰，猛攻普列夫那城之后，他的军队损失惨重。这一次，他走近雷沙科夫，问了他几句话。当他走过另一个青年格林涅维次基身边时，这个青年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扔了一个炸弹在他自己和亚历山大二世中间。

两个人都受了重伤，几个钟点以后都死去了。

亚历山大二世这时躺在雪上，他的侍从中竟无一人理他，所有的人都不见了。还是阅兵以后回来的军官学校学生把这个垂死的沙皇抬起来，把他的还在抖动的身体放在雪橇上，盖上一件军校学生的外套。一个恐怖主义者伊米连洛夫臂下挟了一个用纸包着的炸弹，不顾自己有当场被捕处绞刑的危险，跑去帮助军校学生救护那个受伤的沙皇。人的天性每每是这样矛盾的！

亚历山大二世一生的悲剧就这样完结了。人们不明白一个为俄国做了这样多事情的沙皇，怎么会死在革命党人手里。但是我有机会亲眼看见亚历山大二世的最初的反动施政和他的渐次的堕落，我又知道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是一个天生的专制君主，只是因为教育把他的暴虐性减轻了些，他只有武士的勇猛，但缺乏政治家的魄力，他的情感很强烈，但他的意志又很薄弱），在我看来，这个悲剧的发展好像有着一出莎士比亚戏剧中在劫难逃的天意。在1862年6月13日，他下令在波兰第一次大肆屠杀以后对我们这班新任军官演说的时候，这悲剧的最后一幕就已经为我写好了。

圣彼得堡宫廷里起了一阵很大的恐慌。亚历山大三世虽然身高体壮，却不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他不肯移住到冬宫而搬到加奇那，住在他祖父保罗一世的宫内。我是知道这座老建筑的，它被设计成一个沃邦[117]式的要塞，四周围以壕沟，护以望楼，又有暗梯，由望楼顶上直通沙皇的书斋。我见过这书斋里特设的陷阱，可以出其不意地把一个敌人抛掷在下面水底尖利的岩石之上，我也曾见过通地牢的暗梯，这暗梯还通到对着一个湖泊的地道。保罗一世的所有的宫殿建筑差不多是一个模式。同时在亚历山大三世做皇太子时代所住的阿尼奇科夫宫的四周也掘了一条地道，并有自动电气装置，防止革命党人来埋炸药炸毁它。

一个专为保护沙皇的秘密团体成立了。用了三倍的薪水去引诱各级军官加入这一团体，到社会各阶级中做志愿的密探。不用说，常常发生许多可笑的事。有两个军官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在火车上互相引诱对方说些犯上不忠的话，然后你要捕捉我，我要逮捕你；直到最后才知道他们的苦心努力，纯属白费力气。这个团体现今还存在着，不过形式较为公开，改名为奥赫拉纳（保护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它时时编造各种虚构的危险，去恐吓现今的沙皇。

还有一个更秘密的团体“神圣同盟”，也在这时成立。首领是皇弟弗拉季米尔。目的是用种种手段与革命党人作对。其中之一是要暗杀国外亡命者中被他们认为是最近阴谋之主谋者的人。我也被列入其中。弗拉季米尔大公大骂同盟里的军官太怯懦，竟没有一个人胆敢去暗杀这些亡命者；于是有一个军官（当我还在侍从学校时他也是一个侍从）便被同盟派去实行暗杀计划。

事实上，居留国外的亡命者与圣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无干。自己远在瑞士，竟想指导阴谋，而叫那些在圣彼得堡的人冒着无时不在的生命危险去行动，——绝无这样的道理。斯捷普尼亚克和我曾经声明过好几次，说我们自己如不在场，决不去替人制定行动计划。但是圣彼得堡的警察当然要说，他们无法保护沙皇的生命，全是因为一切暗杀阴谋都是在外国制订的——而且我很清楚，他们派出的密探则按着他们的意旨提供许多所需的报告。

俄土战争中的英雄，斯科别列夫也曾被邀加入这个同盟，但是他断然拒绝了。L.米利科夫的遗书曾由他的一个友人在伦敦刊行了一部分。在这些遗书里，我们才知道当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迟疑不肯召集“名流会议”时，斯科别列夫竟向L.米利科夫及伊格纳节夫伯爵（即“说谎的帕沙”，这是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们送给他的绰号）提议把沙皇拘禁起来，强迫他在一张立宪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据说伊格纳节夫向沙皇告了密，因此被任为首相，他在首相任内，按照前巴黎警察总监昂得里欧的主意，用了种种计策去麻痹革命党人。

如果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多少表现一点勇气和组织力量，那么一个国民议会早已召集了。根据L.米利科夫的遗书，亚历山大三世在好几个星期内愿意召集一个国民议会。他已经决意这样做，而且还告诉过他的兄弟。老威廉一世也支持他这样做。

只因为他看见自由主义者毫无动作，同时加特科夫派则十分积极从事相反的活动——昂得里欧也劝他镇压虚无主义者，还教他用种种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前巴黎警察总监的关于此事的信函，也发表在米利科夫的遗书里），——亚历山大第三终于打定主意，宣称他要继续做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君主。

亚历山大二世死后不到几个月，瑞士联邦政府就下令把我逐出瑞士国境。对于这件事，我并不愤慨。瑞士政府因为容许各国政治亡命者居留，受各君主国家的攻击，俄国政府机关报又恐吓它说要把当时在俄国的很多做家庭女教师和侍女的瑞士女子全体驱逐出境。瑞士政府将我驱逐，便可以使俄国警察多少感到满意。但是我代瑞士设想，它做这件事，乃是它的失策。因为这样一来，就无异于自己承认“瑞士是一个酝酿阴谋的地方”，而且也承认了自己的弱点，果然各国政府不久就利用这个机会。两年以后，J.费里[118]向意大利和德国提议瓜分瑞士的时候，他的理由必定是：瑞士政府自己已经承认瑞士是“国际阴谋的策源地”。这第一次让步招来了更无理的要求，如果瑞士当初不作那次让步，瑞士的独立地位一定会更加稳固得多。

1881年7月，我到伦敦，出席一次安那其主义者大会。从伦敦回来，我马上就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大会闭幕后，我在英国住了几个星期，写了从我们的立场论述俄国事务的最初几篇文章，登在《纽喀斯尔纪事报》上。当时英国报界完全是诺维科夫夫人的（换句话说，就是加特科夫与俄国政治警察的）应声虫。约瑟夫·考温先生答应在他的报上腾出篇幅给我发表我们的观点，我当然高兴之至。

我刚刚见过在高山中的妻子（她当时住在山中离爱利塞·邵可侣的家不远的地方）以后，我就被要求离开瑞士。我们先把我们的简单的行李送到邻近的火车站，步行到亚格尔，最后一次欣赏我们十分喜爱的山景。我们越过几座小山抄近路，但后来发觉近路却使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便大笑起来；我们到了谷底，便走入满地灰尘的大道。每每在这种情景中，会遇上可笑的事。这一次是一个英国太太惹出来的。一个穿得十分华丽的太太斜倚在一部租来的马车里面，旁边坐着一个绅士，车子经过我们这两个穿得寒伧的流浪人时，她扔给我们几本小册子。我从灰土里拾起小册子。这位太太显然是那种自以为是基督教徒，而以向“放荡的外国人”分送宗教小册子为己任的人。我想我们在火车站上一定可以追上这位太太，便把《圣经》里大家都知道的那一句，关于富人进天国的话，[119]以及其他适用于此的类似的说法利赛人[120]的话，写在一本小册子上。

我们到了亚格尔，那位太太正在她的马车里吃点心。她显然觉得坐在马车中沿着这风景如画的山谷前进，比闷在窄小的火车里舒服得多。我彬彬有礼地把那几本小册子还给她，并且说，我在上面加了几句话，对于她本人也许不无补益。这位太太当时不知道应该跳起来打我，还是拿基督教徒的耐心接受这个教训好。这两个冲动都在她的两只眼睛里先后飞快地表现出来。

我的妻子正在准备受日内瓦大学理科学士的考试，所以我们就定居在托农，这是莱蒙湖岸旁的法国高萨甫瓦的一个小城，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左右。

至于那神圣同盟给我的死刑判决，我接到了来自一个俄国最高级官员的警告。我连那个从圣彼得堡派到日内瓦来主持这阴谋的太太的姓名都已知道了。我不过将这件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日内瓦记者，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便请他将这个消息发表。同时关于这事，我也写了几行登在《反抗者》上面。以后我就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但是我的妻子却并不小看这事。我们在托农时，住在那位心地善良的农妇散索夫人的家里，并在她那里包饭。她也从别方面知道了这个阴谋（她的在一个俄国密探家里当保姆的妹妹告诉她的），她便尽力照顾我，令我十分感动。

她的家是在托农城外，每逢我晚上到托农城里去时（有时是到火车站去接我的妻子），她总能找到一个借口，叫她的丈夫提了一个灯笼陪我去。“克鲁泡特金先生，请你稍等，”她总是这样对我说：“我的丈夫也要进城去买点东西，你知道他总是带灯笼的。”有时候，她请她的兄弟远远地跟着我，不让我知道。

六

居住伦敦一年——英国社会主义精神复兴之最初的征兆——去托农——密探——伊格纳节夫与恐怖主义者议和——1881年与1882年的法国——里昂织工的贫苦生活——里昂某咖啡店被炸——我的被捕与判罪

1881年10月或11月，我的妻子考试完毕，我们马上从托农去伦敦，在那里住了将近十二个月。从那时到现在没有几个年头，但是我可以说，当时伦敦和英国全国思想文化生活与较后时期大不相同。大家知道，在四十年代，英国差不多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这个伟大运动当时深深地影响了工人阶级，现在大家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或安那其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当时都已提出来了，不过在以后多年的反动时期中，这个大运动停顿了下来。在英国也和在欧洲大陆一样，大家都忘记了这个运动。而法国著作家们笔下的“无产阶级的第三次觉醒”，在英国还没有开始。1871年的农业委员会的工作，在农业劳动者里面所做的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以前的努力，当然都为开辟未来的道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亨利·乔治[121]的《进步与贫困》出版后所引起的社会主义情绪在英国的勃兴，在当时（1881年）也还没有发生。

我当时在英国过的一年生活真正是流放人的生活。对于一个抱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里是没有自由空气可以呼吸的。我在1886年回英时所看到的那个发展得生气蓬勃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时连一点预兆也没有。彭斯、钱毕昂、哈弟等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还没有出现；费边派[122]也不存在；莫理思还没有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至于工会，它们仅限于伦敦少数几个特权行业，对于社会主义是敌视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唯一的积极活动的、公然的代表就是海因德曼[123]夫妇以及在他们周围聚集的少数工人。1881年秋天，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会议，我们常常开玩笑地说（其实这句话也差不多是实情），海因德曼夫人在她的家里接待了大会全体人员。至于那多少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激进派的运动，虽然在人心里已经产生，但是还没有公开明白地表现出来。四年以后出现于公众生活中的那一大群知识阶层男女，他们虽不公开相信社会主义，却也参加了种种和民众的幸福与教育有关的运动，而使英吉利和苏格兰的每个城市后来都有一种改革的新空气，都有一群新的改革家。然而在1882年看不到有这样一群人。自然，这些人当时已经存在了；他们在思想，他们在发言；一个广泛的运动所必需的要素都已经有了。但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吸引人的中心，如像后来成立的社会主义团体那样；因此，他们都消失在群众中间；他们当时彼此都不认识，而且对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的认识。

柴可夫斯基当时也在伦敦，我们于是像从前那样地开始在工人中间传布社会主义。我们得着几个英国工人的帮助（他们中间有的是我们在1881年的大会上认识的，有的是因为对于控告约翰·莫斯特感着不平而接近社会主义者的），便到激进派俱乐部中去演说俄国问题，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运动以及一般的社会主义。听讲的人数少得可笑，很少有超过十二个人的时候。偶尔有一位胡须灰白的老宪章运动者[124]在听众中站起来，向我们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在四十年前就有人说过了，当时大受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现在全都完了，而且没有希望再使死灰复燃了。

海因德曼刚刚出版了他的《大家的英国》，这是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出色的书。我还记得在1882年夏天，有一次，我很诚恳地劝他创办一份社会主义的报纸。我告诉他说，我们当时创办《反抗者》的时候，经费是多么的少；还对他说，如果他愿意尝试，他一定会成功。但是当时前景是如此不令人乐观，甚至海因德曼本人也认为尝试一定会失败，除非他有钱来支付一切费用。当时他也许是对的，但是不到三年以后，当他创刊《正义》时，工人却热心支持他；到了1886年，就有了三份社会主义的报纸，而社会民主联盟也已经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团体了。

1882年夏天，达勒姆矿工举行一年一度的大会时，我用嗑嗑巴巴的英语向他们演说。我又在纽喀斯尔、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地演讲俄国的革命运动，大受欢迎。散会以后，成群结队归家的工人在街上齐声向虚无主义者欢呼。但是我的妻子和我两个人却在伦敦感觉到非常寂寞，我们想在英国唤起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努力看来又是那样没有希望，我们便决定在1882年秋天动身再回到法国去。我们本也知道到了法国我不久一定会被逮捕，但是我们彼此向对方说：“法国监狱总比这座坟墓好。”

那些爱说进化迟缓的人应该研究一下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进化是慢的，但是它的速度并不是永远一致。它有酣睡的时候，也有突然猛进的时候。

我们又定居在托农，住在我们的旧房东散索夫人的家里。我的妻子有一个兄弟，患肺病垂危，已经到了瑞士，这时便来与我们同住。

我从来没有像我住在托农的两个月中看到过那样多俄国密探。我们刚刚租好房子，就有一个自称是英国人的可疑人物来租房子的另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一伙伙的俄国密探包围了我的住宅，用种种借口想进门来，否则就是两人、三人、四人一队在门前走来走去。我可以想象他们会写出多么有趣的报告，一个密探总得报告。如果他老实说他在街上站了一个星期，什么诡秘的事也没有见到，那么他很快会被扣去一半薪水甚至被解职。

这时正是俄国秘密警察的黄金时代。伊格纳节夫的政策已经有了功效。有两三个警察机构彼此竞争，每个都有很多的钱可以随意花用，从事最放肆的阴谋。举一个例子：一个警察机构的首领苏台金上校和一个名叫德加叶夫的人（苏台金上校后来就死在他的手里）合谋，向日内瓦的革命者告发伊格纳节夫手下的密探，而且给恐怖主义者以种种必要的便利去暗杀内务大臣托尔斯泰伯爵和弗拉季米尔大公。苏台金说如果托尔斯泰被杀，他就会被任为内务大臣，有独裁的权柄，沙皇本人就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俄国秘密警察的这种活动肆无忌惮，后来竟敢把巴腾堡亲王从保加利亚绑架到俄国，可谓达到了顶点。

法国警察也提高了警戒。“他在托农干些什么？”这个问题使他们很不放心。我还继续在编《反抗者》，并且给《大英百科全书》和《纽喀斯尔纪事报》写稿。但是根据这种事编造些什么呢？

有一天，一个本地的宪兵来看我的女房东。他在路上听见一架机器的声音，就大惊小怪，以为我家里有一架秘密印刷机。他便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来请我的女房东带他去看印刷机。她回答说没有什么印刷机，宪兵听到的也许是她的缝衣机的声音。对这样平淡的解答宪兵当然不会满意，竟强迫女房东使用她的缝衣机，好使他在房里、房外听这声音是否就是他所听到的。

“他一天到晚干些什么呢？”他问我的女房东。

“他写东西。”

“他不能一天写到晚。”

“中午他在园里锯木头，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到外面去散步一次。”——那时是11月。

“呵！对了！天色已晚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在他的记事册里写道：“每出必在晚间。”

俄国密探为什么这样特别监视我，我当时不十分明白。不过这一定与下面的事多少有点关系。伊格纳节夫被任为首相时听从了前巴黎警察总监昂得里欧的劝告编造了一个新计划。他派了许多他的手下人到瑞士去，其中有一个创办了一份杂志，表面上主张略为扩大俄国的地方自治制，但是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在于攻击革命党人并把亡命者中反对恐怖活动的人联合在这一旗帜之下。这当然是挑拨离间的一种方法。后来，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差不多都在俄国被捕，只有两个亡命到巴黎来，伊格纳节夫便派了一个人到巴黎来提议讲和。他答应对亚历山大二世时代暗杀沙皇一案的犯人，此后不再判处死刑，即使对那些以前没有抓到，后来落在政府手里的人也不处死刑。他答应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召回；他答应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把那些未经审判而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的案件一一改判。同时，他要求执行委员会答应在皇上举行加冕礼以前不企图暗杀他。也许还提到过亚历山大三世打算实施的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协议是在巴黎达成的，双方都遵守。恐怖主义者停止了敌对活动。[125]也没有一个人因为参与以前的阴谋而被处死刑，后来为这一罪名被捕的人都被囚禁在席鲁塞尔要塞这个俄国的巴士底监狱里，十五年来从来没有他们的消息。其中一部分至今还囚禁在那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召回以后只许他住在阿斯特拉罕，与俄国思想界完全隔绝，不久便死了。调查委员会巡行西伯利亚，释放了一些流放人，又给其余的人定了一个流放的年限。我的哥哥亚历山大的流放期限就被这个委员会延长了五年。

1882年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自称是俄国政府派来的真正代理人（他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想来和我开始谈判。“请告诉他，如果他敢进我的门，我一定把他推下楼去。”这就是我的回答。伊格纳节夫大约由此便以为执行委员会虽然答应不暗杀沙皇，但是安那其主义者也许会有此企图，所以想把我除掉。

1881年和1882年中，法国安那其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大家通常以为法国人思想中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劳工协会因此在宣传时便以集体主义这个名词代替。那时集体主义的意义是“生产资料公有，至于消费方面，或根据个人主义，或根据共产主义，每一个集体各有自由决定之权”。实际上，法国人思想中所反对的，不过是旧派“共同居住论者”（Phlanstére）的寺院式共产主义。当汝拉同盟在1880年大会上大胆宣称它信奉安那其共产主义也就是自由共产主义时，安那其主义在法国得到了极大的同情。我们的报纸开始在法国流传，与法国工人来往的信件也非常之多，在巴黎以及某几省，尤其是里昂一带，一个重要的安那其主义运动很快发展起来。我在1881年从托农到伦敦的路上，曾在里昂、圣·艾蒂安、维埃纳各地停留、演讲。我在这些城市里发现许多工人都准备接受我们的思想。

在1882年年尾，里昂一带发生了一个可怕的危机；丝织业已告瘫痪。织工们一贫如洗，以致成群结队的小孩每天早晨站在军营门口，等士兵们省下的一点面包和汤水给他们吃。布朗热将军就是从这时出名的，因为他允准士兵们分给小孩食物。里昂地区的矿工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我知道当时人们情绪处于极大的骚动中，但是我在伦敦住了十一个月，已失去和法国的运动的密切接触。我到托农以后不到几个星期，就在报上看到关于蒙素·勒·明勒的矿工的消息：他们受着“极端天主教徒”的矿山主人的种种盘剥，愤而开始了一个运动。他们秘密开会商议总同盟罢工的事。矿山附近所有的道路本来都竖有石十字架，他们把这些十字架或是推倒，或是用炸药炸毁。这些炸药是他们在地下干活时经常使用的，有时就存在他们手里。同时里昂的骚动也愈演愈烈。在里昂，安那其主义者的数目不算少。每逢投机的政客开会，他们总要去加入演说，如果被拒绝，他们就强占讲台。他们一上讲台便提议把矿山、一切生产资料以及住宅等等马上完全充公。他们提出的议案大受听众欢迎，很热烈地被通过了，使中产阶级大为恐慌。

工人的愤激日甚一日，他们反对投机派的市政府委员和政党领袖；他们还反对报界，因为报界把极其尖锐的危机不当回事，不去设法缓解那广泛的贫困。在这种情形之下，穷人们总是特别憎恨那些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场所。在穷困与惨苦的时刻，这种地方更令人刺目，因为在工人看来，这些地方就代表着富人阶级的自私与堕落。工人们尤其憎恨的一个地方，是柏尔库戏院的地下咖啡馆。这个咖啡馆通宵营业，从外面可以看到一批新闻记者和政客们拥抱着娼妓大吃大喝，一直到天明。工人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对这个咖啡馆总要恶狠狠地说些指桑骂槐的话。有一夜，不知道什么人拿一管炸药放在那个咖啡馆里面，点燃了引线。一个工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偶然看到了，便跑过去想把引线弄灭，却被炸死。此外还有几个正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政客也受了轻伤。

第二天，又有一管炸药在招兵局门口爆炸，有传说是安那其主义者想把里昂山上那座极大的圣母像炸毁。只有在里昂或里昂附近住过的人才能明白那地方的居民和学校直到现在还受着天主教牧师多大的控制；而且那里的男子憎恨神职人员到了怎样的地步。

里昂的资产阶级大起恐慌。六十个左右安那其主义者被捕。他们都是工人，只有爱米尔·戈蒂耶一人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他当时正在里昂旅行演讲。里昂各报催促政府把我也逮捕起来，说我是这次骚乱的首领，特为从伦敦赶来指挥这个运动的。于是俄国密探又在我住的那个小城里出现，人数令人瞩目。我几乎每天都接到一些信，显然是国际警察的密探寄来的，信里不是说什么炸药阴谋，就是莫名其妙地告诉我：有一批交给我的炸药已经运出。我在每封信上面都写明“警察国际”字样，集在一起，为数很可观；后来法国警察到我家来搜查的时候，就把这些信拿去了，但是他们从不敢在法庭上发表出来，也永没有交还给我。

在12月里，我住的房子被他们进行一次俄国式的搜查。而且我的正要去日内瓦的妻子在托农车站被捕，还被人搜了身。但是他们当然搜不出一点不利于我或可以牵连到别人的东西来。

十天过去了，在这时间内如果我想走，很可以自由地离开。我接到好几封信都劝我走。其中有一封是一个未具名的俄国友人寄来的，也许是外交团的一个成员，好像认识我；他在信里说，如果我不愿意做正在缔结的法俄罪犯引渡条约的第一个牺牲者的话，最好立刻走开。我没有走，而且我看到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一条电文说我已经离开托农，我便写了一封信给这家报馆，把我的住址告诉他们，并且宣称我的同志中间被捕的人是这样多，我无意离去。

12月21日夜间，我的内弟死在我的怀里。我们早已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但是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很勇敢地和死搏斗了许久以后，在你的眼前渐渐消失，真是可怕。我的妻子和我悲痛之极。三四个钟头以后，那阴暗的冬季的早晨刚刚发白，宪兵就走进我的屋里来逮捕我。鉴于我妻子的心情，我要求他们允许我暂时陪伴她到她的弟弟入土后为止，以我的人格担保，到了时候一定自己到监狱门口来。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第二天夜里，我就被押解到里昂。爱利塞·邵可侣接到电报，知道我被捕，马上就来以他的伟大仁爱的胸怀，竭力安慰我的妻子，别的朋友从日内瓦来。虽然葬仪完全不用宗教仪式（在小城里这还是一件新鲜事），但是全城的人有一半来送殡，他们来是向我的妻子表示：贫苦阶级和诚朴的萨甫瓦农民同情我们，而是和他们的统治者对立的。在我受审期中，农民们同情地关注着审判，常常从他们山间的村里到城内来买报纸。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深为感动：一个英国朋友特地跑到里昂来。他是代表一个在英国政界很出名而且很受人尊敬的先生来的（1882年在伦敦时，我和他和他的家人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他带来一笔巨款，要运动保释我出狱，同时我的伦敦友人又请他对我说，我完全用不着顾虑这一笔保释金，要紧的是立刻离开法国。不知怎么，他竟能自由见我，不受人监视（并不像我会见我的妻子时那样，在一个有两道栅栏的铁笼里）。他看到我拒绝这个提议，十分感动，正和我一样，我对这个伦敦朋友的友谊的表示也非常感动，——我对这位朋友和他的无限善良的夫人，早已深怀敬意。

法国政府当时希望有一桩使人民产生很深的印象的大案，但是政府无法把爆炸事件扣在被捕的安那其主义者的头上。因为要这样办，非把我们交给一个陪审团不可，而陪审团大概会无罪释放我们。政府于是用了一个非常阴险的办法，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罪名判我们的罪。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议会曾通过一项法律，凡是做过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人都可以被带到普通警察法庭里审判。最重的刑罚是五年监禁。而一个警察法庭当然不敢不迎合政府的意旨判罪的。

审判于1883年1月初在里昂开始，审了两星期左右。控诉的罪名简直是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里昂工人中没有一个加入过国际工人协会的。这个罪名完全不能成立，只要看下面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原告方面的证人只有一个，这就是里昂秘密警察的头目，他年事已高，法官们十分尊敬他。我应该承认他的报告里凡是事实都是正确的。他说：“安那其主义者已经掌握了居民，他们使机会主义者的集会开不成，因为每有这样的会，他们总来登台演说，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安那其主义，听众就跟着他们走。”鉴于迄今为止他的证词都是实在的，我便大胆地问他一句：“你在里昂听到过有人说起国际工人协会这一名称吗？”

“从来不曾听到过，”他不大高兴地回答道。

“1881年我从伦敦大会回来，尽力想在法国把国际工人协会恢复起来，我成功了没有？”

“你没有成功。法国工人认为国际工人协会不够革命。”

“谢谢你！”我对他说，于是面向检察官继续说道：“你看！你的控诉的罪名被你自己的证人完完全全推翻了！”

虽是如此，但我们依然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罪名全数被判了罪：其中四个人被判最重的刑罚：监禁五年，罚金二千法郎；其余的人都被判一年至四年的监禁。事实上，控告人对于和国际工人协会有关的事从未企图加以证实。这件事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他们只是请我们将安那其主义加以解释，我们照办了。至于那件炸药案他们提也没提。有一两个里昂同志提出它，请他们澄清，他们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们并未为此受到控告，我们判你们罪，因为你们都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其实除了我一人以外，其余都不是。

这类审判总有一些笑料，这一次的笑话是我的一封信引起的。控诉毫无根据。许多法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家里都被搜查过，但是他们仅仅搜出两封我的信。检察官想尽可能利用这两封信。一封信是给一个法国工人的，他感到失望消沉，我在信里对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大的改革不久就会到来，新思潮已经发生，而且在各处流传等等。这封信并不长，检察官在里面找不到什么。另外一封信共有十二页，是我写给另一个法国朋友的——他是一个年轻的鞋匠。他的生计是在他的房间里替一家商店做鞋。他左手边有一个小铁炉，在炉上天天自己烧东西吃；右手边有一小凳，在这上面他写出许多长信给同志们，用不着离开他的鞋匠的矮凳。只要他做了几双皮鞋，够他自己的费用（他生活过得极其简朴），还能寄点钱给他的乡下的老母，他就放下活儿花上好几点钟去写信，在信中他以了不起的智力和见识，演绎安那其主义理论的原理。现在这个人已经是一位著作家了，在法国很出名，为人大义凛然，无人不尊敬他。[126]可惜，他会一口气写上八页或一打信纸，还没有一个句点；竟然连一个逗点也没有。有一天，我便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解释：我们的思想写在纸上的时候，应该分成一组组句子，句子后面要加句号。每一句子又分成子句，子句后面要加逗点。这样读起来很清楚。我告诉他，事情很简单，只须稍加注意，他的文章一定会有所进步。

检察官在法庭上把这封信高声朗诵，还加上了可怜亦复可笑的评论。他在法庭上说：“诸位先生！你们都已经听到了，乍看起来，信里并没有什么。他不过给一个工人上一堂文法课……但是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因感情激动而颤抖）！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要教育一个可怜的工人——这个工人大概是因为懒惰，没有在学校里受到教育。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这个工人获得正当生计……不！诸位先生！这封信是要使这个工人憎恨我们的伟大而完备的制度，好使安那其主义的毒素更容易灌输到他的心里，而使这个工人变成社会的一个格外可怕的仇敌啊……唉！克鲁泡特金的脚踏上法兰西国土的那一天，我们的法国就该倒霉啦！”他以妙极了的感情结束了他的演说。

在他演说的时候，我们忍不住像小孩子一样地笑；法官们也都大张着眼睛呆望着他，好像在对他说：“够了，够了！你太过火了！”但他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管装腔作势，悲壮激昂，越来越起劲，他真是用尽了气力来博得俄国政府的奖赏。

我们判罪以后，庭长不久就升官，被任为巡回法庭庭长。至于检察官和另外一个法官呢，说起来简直难以相信，俄国政府居然授予他们圣安娜十字章，而且法兰西共和国允许他们去接受。那有名的法俄同盟原来出自这里昂审判中。

这次审判为时两个星期，在审判期中，那些第一流的演说家，如工人伯纳尔和戈蒂耶等人极其出色地阐明安那其主义，他们的演说辞都登在各报上。所有被告的态度都十分坚决，自始至终宣讲我们的信条，在法国传播安那其主义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肯定无疑对其他各国中社会主义的复兴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次判罪极其无理，所以法国报界除了政府御用报纸以外，全都公开责备那些法官。便是那十分温和的《经济学家新闻》也公然反对，说“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没有任何事实可以使人预见这样的判决。”原告方面与我们之间的争论，在舆论界看来是我们得胜了。立刻就有人在众议院里提议特赦，表决时居然有一百票左右投票赞成。以后这动议每年都提出来，投票赞成的人数也逐年增加，直到我们全被释放为止。

七

监狱制度在社会方面之恶果——在克来服中央监狱中——囚人的劳动——老囚人的悲惨境遇——囚人彼此间密切的来往——监狱之使人堕落的影响

审判终结以后，我在里昂监狱里又过了两个月光景。被判罪的同志大多数对警察法庭的判决提出了上诉，我们得静候上诉的结果。我与四个同志不肯在上诉状上签名，继续在我的“优待室”里劳动。我的好友马旦（一个维埃纳的织工）住在我隔壁的一间“优待室”。我们既已定罪，便可以一同散步。在两次散步之间，如果有什么要谈时，就用叩壁的方法通话，和在俄国一样。

我住在里昂时，已经开始明白监狱对于囚人有使他们堕落之可怕的影响，这使我无条件地谴责这整个制度。

里昂监狱是一座“现代化”监狱，按一人一房建筑的，形状像一颗星。每一道监房与另一道监房之间有一个沥青铺地的小院。天晴的时候，囚人就出来在露天里干活。大多数囚人的工作是打蚕茧取丝，成群结队的小孩在白天某一个时候也被带到这些小院里来。我时常从我的窗口观察他们，他们瘦小、衰弱，吃不饱饭——只能说是一些孩子的影子。他们的小脸上写着，他们的瘦弱发抖的身体很明白无误表露着：他们害着贫血症。非但在宿舍里，便是在小院里，在太阳下面，他们的贫血症也在日渐加重。这些孩子将来从这样的学校里出去，身体是毁了，意志消沉了，精力削弱了——他们会变成怎样的人呢？贫血症削弱人的精力，使人厌恶工作，使人的意志薄弱，智力衰退，想象力被引向邪路，它促成犯罪，不知要比多血质症高多少倍。这个人类的大敌是在监狱里造成的。而且，这些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所受的又是什么样的教育啊！单靠隔离，即使能够严格做到，也没有多大效力——何况根本做不到。一切监狱里的空气都在夸耀那“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身手”——这就是盗窃、欺诈以及其他同类反社会行为的实质。一代代的未来的囚犯，就在这些“幼儿园”里养成了。这些“幼儿园”，国家出钱维持，社会也默许它存在。为什么呢？不过是因为它不愿让人谈起它自身的病患并加以解剖罢了。“一个人年轻时候进过监狱，就会在监狱里过完一辈子。”这句话我后来时常听到，凡是关心刑罚制度的人都这样说。我眼看着这些孩子们，想到他们将来的苦命，我不能自已地问我自己：“究竟谁是真的有罪呢？是这些孩子呢？还是那些年年判决成百上千的孩子，使他们一生受罪的法官呢？”我很愿意承认法官的罪行是无意识的。但是所有被囚禁在监牢里的人，他们所犯的罪难道就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是有意识的吗？

我入狱以后不到几个星期，就有了另一点活生生的感受，然而这感受却没有引起过法官和刑法学者的注意。这就是，监狱制度（除了那有意无意的法律上的错误不用说外）有无数案件，使许许多多完全无辜的人所受的罪，比那个被判罪的囚犯本人所受的还更严酷。

我的几乎每一个同志的经济情况很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中等境况。他们差不多都有家庭负担，或者有妻儿要养活，或有姊妹、老母依靠他的工钱过活。现在呢，这些女人都没有了依靠，只好尽力设法去找工做，有几个居然找到了，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每天赚到一个半法郎。他们所挣的工资，每星期不过九个法郎，往往只有七个法郎，她们和她们的儿女就靠着这一点工资过日子。这样生活的结果就是：食不果腹，各方面的匮乏，女人和小孩的健康日益恶化，智力消损，精力减退，意志变弱。我因此明白，法庭宣布的判决在事实上使完全无辜的人受到种种的苦楚，而且在大多数的案件里，这些无辜的人所受到的痛苦，比被判罪的本人所受到的还更厉害。据说法律拿种种物质的和使精神堕落的困苦来惩罚犯罪的人。但是人生来就是这样：无论你把怎样的困苦加之于他，他渐渐都能习惯不以为意。他既然无法减轻这些痛苦，便只好忍受，过不了多久也就习惯了，好像对一项痼疾一样，久了成为习惯，也就没有感觉了。但是当他被关在牢里的时候，他的妻儿（即是那些平时靠他作工来养活的无辜的人）怎么办呢？他们所受的惩罚比罪犯本人所受到的还要残酷！我们习以为常地不去想这么一件极不公道的事。便是我自己也在是有了实际经历后才明白的。

1883年3月中旬，我们二十二个判决一年以上监禁的人被极其秘密地押到克来服中央监狱里。这在以前本是圣伯尔拿寺院，法国大革命时被改为济贫院，后来又改为“拘留兼感化院”。但是囚犯们甚至狱吏们自己也给它起了一个更适当的绰号“拘留兼腐化院”。

我们在里昂监狱里所受的待遇，与法国一般候审人所受的待遇一样，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可以从饭店里叫饭食进来吃，可以每月出几个法郎租一间较大的监房。我便趁这个机会努力替《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十九世纪杂志》写文章。不过到了克来服，我们应该受什么样的待遇，就成问题了。在法国，大家都承认，剥夺政治犯的自由，强迫他不能活动，已经是很重的刑罚了，不必再加别的惩处。所以狱中当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受候审人的待遇。我们可以有各自的房间，穿自己的衣服，不从事强迫劳动，而且不禁止我们抽烟。典狱还向我们说：“你们里面如果有人想做一点手工挣几个钱，便可以缝紧身褡，或是雕刻珍珠母的小东西。这些活儿挣钱很少；但是你们不能到牢内工场的制造铁床、画框之类商品的工厂里去作工，因为那样就要你们和普通刑事犯住在一起了。”和别的囚犯一样，我们也可以在狱中饮食店里买一些外加的食物和一品脱葡萄酒。这些东西都是价廉物美的。

克来服监狱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极好的。我们在早晨两三点钟坐在通常用来押解囚犯的火车上，关在那个窄小的箱子里面，这样走了一整天。到了中央监狱，我们被临时收容在惩戒监里，那里是一些通常的监房，不过它们极其清洁。虽然已经夜深，狱里居然特为我们预备好一顿热饭，很简单，但是质量很好，我们每人还能喝一大杯当地出产的好葡萄酒，这酒是狱中饮食店卖给囚人的，价钱很便宜，每瓶只要二十四生丁。典狱和狱卒对我们也都十分客气。

第二天，典狱把他打算给我们居住的房间指给我看。我告诉他，这些房间都很不错，不过我们有二十二人，这些房间未免太小一点，许多人挤在一起，容易生病。他于是从那所当年寺院院长的住宅，现在改为医院的房屋里，选出几个房间给我们。我们的窗前有一个小花园，再往前便可以饱览四围的田野美景。老布朗基在出狱前的三、四年内，就关在靠近这房屋的另一个房间里。在此以前，他是关在单身牢房内的。

我们一共得到三个很大的房间，另有一间较小的留给爱米尔·戈蒂耶和我两人在里面继续我们的文字工作。我们所以得到这样的优待，大概是因为一大批英国科学家的干预，他们在我被定罪以后立刻呈递了一份请愿书给法国总统，要求将我释放。许多《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以及H.斯宾塞和斯温伯恩[127]都签了名；维克多·雨果[128]不但签了名，还加上几句热情的话。法国的舆论对于我们的判罪十分不满。当我的妻子在巴黎向人说我需要书籍，科学院就将它的藏书供我借用，E.勒南[129]也写了一封动人的信给我的妻子，表示愿意把他的私人藏书听她使用。

我们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在里面玩球。此外我们又在沿墙一带开了一条菜畦，种了一些蔬菜，在这块不过八十平方码的面积上，我们所得到的莴苣和红萝卜的数量之多，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我们另外还种了一些花。不用说，我们马上就组织班次上课，在克来服的三年中间，我给我的同志讲授了宇宙志、几何与物理，还帮助他们学习外国语。他们几乎每人都学了一种外国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有几个还学了两种。我们有时还装订书报，这是在出色的《洛列百科全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学来的。

不过到了第一年年尾，我的身体又变坏了。克来服监狱是建筑在一块低湿的土地上，在这种地方疟疾是很容易发生的，我同时患了疟疾和坏血病。我的妻子当时正在巴黎求学，在伍尔茨的实验室里工作，准备参加理科博士的考试。她抛弃一切，跑来住在克来服的小村里。这个小村只有十几所房屋，聚在那监狱的极高的围墙脚下。这种生活当然没有丝毫的乐趣。但是她却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我出狱。第一年，她只被允许每两个月见我一次，而且每次见面，总有一个狱卒坐在我们中间，但是她搬到克来服以后，声明她坚决要留在那里，不久她便得到每天见我的许可。

我们在一间狱卒住的小屋里会面，我的饮食就由她住的旅馆送进狱里来。后来，我们甚至得到许可，一起在典狱的花园里散步，通常总有一个同志陪伴着我们——当然是在严密监视之下。

我惊奇地发现克来服中央监狱在各方面都像一个小的工业城市，四面围以果园和麦田，全都圈在一道外墙里面。虽然法国中央监狱里面的囚人过得如何，似乎比英国监狱里的囚人更随典狱和狱卒的一时高兴而定；但是法国囚人所得的待遇，比英国囚人所受的要人道得多。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报复之道在英国监狱里还很普通，但在法国却早已没有了。法国囚人并不被强迫睡硬板床，也不是要每隔一天才有软垫睡。人一进监狱，就有人给他一张正常的床，从此床就是他的。没有人强迫他做难堪的活儿，如爬一个轮子，或理清乱麻之类。相反，他做的是有用的工作，所以克来服监狱简直像一个工业发达的小城，差不多有一千六百个囚人在里面制造铁制家具、画框、镜子、米达尺、绒布、麻布、紧身褡、珍珠母制的小东西以及木鞋等等。

虽然不服管教要受十分严厉的惩罚（这事我在那本讲监狱的书里已经详述过，[130]有关法国监狱的那一章，巴黎《时报》曾经转载），但是在英国监狱里还未废除的笞刑，在法国已经不用了。这样的刑罚在法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总之，克来服中央监狱可算是欧洲最好的监狱之一。虽然如此，但是在克来服监狱所得到的结果，也与其他一切旧式监狱一样坏，有一次，一名监狱管理当局的官员亲自对我说：“如今大家都在说，在我们的监狱里面囚犯得到改造。这是瞎说，我无论如何决不会受人指使说出这样的谎言来。”

克来服监狱的药房就在我们住的房间的下面。所以我们有时和在那里做事的囚人有点来往。其中一个年纪有五十多岁，头发已经斑白；我们在狱时，他的刑期满了。听了他出狱的情形，人人不免为之动容。他知道不到几个月甚至于不到几个星期，他会回来，便请求医生把他的药房里的位置留着给他。他来克来服，这已不是初次了，而且他知道这也不是最后一次。他出狱以后，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伴他度他的晚年。他说：“有谁肯雇用我呢？我有一行手艺吗？没有！出狱以后，我不得不到我的老伙计们那里去，他们至少会接待我，把我当做一个老朋友看待。”和他们在一起时他会多喝一杯，大家谈到某一次的好手气，谈到再露一次“好身手”，说的自然是偷盗，于是一半是因为意志薄弱，一半是因为不愿意使他那些仅有的朋友失望，他入了伙，于是又被关起来。他一生中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事。但是这次他出狱已经两个月，还不曾回克来服。囚人们，甚至于狱卒们都想他，大家开始焦虑起来。“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难道他有功夫搬到别一个司法区里去犯法吗？但愿他没有陷到什么坏事里面，”他们会这样说，希望他不会干比偷盗更坏的事。“要是真陷了进去可就糟了，他是多么善良安份的人！”不久，从另一座监狱里来了一封信，大家才知道这老人已被关在那里，正在争取移到克来服来。

那班年老的囚人的境遇是最可怜不过的。他们里面很多人自小或者少年时，就开始尝到铁窗风味，其余的是成人后才入狱的。反正“一入监狱，就会在里面过一辈子。”这句话是出自经验。如今年纪已经到了或者过了六十，他们明白他们得在牢里过一辈子。监狱当局通常把他们派在毡袜工场里作工（这些毡鞋都是用种种废弃的羊毛做的），好让他们早点离开这个世界。

这工场里的灰尘不久会使他们害上肺病死去。于是四个同狱的囚人就把死者抬到公共坟场里，唯一的送殡人便是守墓人和他的那条黑狗。监狱牧师走在前面，机械地背诵他的祷文，两眼看着路旁的栗树和枞树，那四个抬棺材的囚人也正忙着享受他们暂时脱离监狱的自由，能被葬仪的肃穆所打动的，恐怕就只有这条黑狗了！

法国当初设立改良中央监狱的时候，人们相信可以在里面实行“绝对肃静”的原则，但是这原则与人性截然相反，所以它的实行就不得不放松了，事实上，单身囚禁也不足以防止囚人彼此通问。

从外面观察，监狱似乎是完全肃静的，但是实际上住在里面的人也是一样忙碌，好像在一个小城市里一般。悄声耳语，照面时匆忙地说上一两句，或者仓卒地写在纸片上，用了这些方法，凡是稍有一点趣味的消息立刻会传遍整个监狱。随便什么事情，无论是在囚人中间发生的，或是在狱吏住宅中发生的，或是在工厂雇主们居住的克来服村庄里发生的，或是在巴黎政界发生的，无不立刻传遍各宿舍、各工场、各单身牢房。法国人生性太喜欢来往沟通，要完全禁止他们的地下通讯是不可能的。我们和普通刑事犯之间没有来往。但是每天的消息我们都知道：

“园丁约翰又回来啦，刑期是两年。”

“某督察的妻子与某人的妻子大闹了一场。”

“牢房里的詹姆斯递给画框工场里的约翰一张问候字条，被人逮住了。”

“某某那老畜生已经不是司法部长啦，这个部已经垮啦。”诸如此类。当有消息说：“约翰刚刚拿了两件绒背心，换得两包五十生丁一包的烟草”，这消息也会马上传遍全狱。

问我们要烟草的人是很多的。有一次，一个不出名的律师也被囚在监狱里，想给我一张字条，请当时住在村里的我的妻子不时去看望一下他的太太（她也住在村里），不少囚人十分关心于传递这张字条，不知经过了多少只手，这张字条才到了我手里。如果一张报上有一点和我们特别有关的消息，这张报会被人以最奇妙莫测的方法传到我们手里来，报纸里面会包着一个小石子，从我们园里的高墙外扔过来。

单身牢房也不能成为传播的障碍。我们到克来服时，先住在单身牢房里，这些小房间真是冷得可怕，连我的手也冻僵了。我写给当时在巴黎的妻子的信到了她手里，她竟然认不出是我的笔迹。后来上面下了命令叫把这些牢房尽量烧得热一些，但是随你怎么烧，还是一样冷。后来才知道所有这些热气管全被塞住了，里面尽是好几代囚人隐藏的碎纸、撕成小块的字条、小刀和别的种种小玩意。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朋友马旦，现在得到许可将他的刑期一部分在单身牢房里度过。他不愿和十几个难友挤在一间房里，情愿与世隔绝，于是他到了一个单身牢房的一间房里。他一到那里，就大吃一惊，在他的牢房里，决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四周墙壁，钥匙孔，都在向他说话。不过一两天，所有关在单身牢房里的囚人都知道了他是谁，他也认识了大家。这种表面上各房隔绝的单身牢房，实际上像一个蜂窠一般忙碌。不过这种忙碌时常带了一种可以完全归之为精神变态的性质。恐怕连克拉夫特·埃宾[131]也闹不清有些关在单身牢房的囚人、精神错乱到了何等地步。

我在1886年从克来服监狱出来以后不久在英国出版了一本题作《俄法狱中记》的书，说明监狱对于囚人的精神上的影响。在那本书里说过的，我在这里用不着再说了。不过有一件事必须说一说。监狱里面的囚人的成份很复杂，但是单就那些通常称为正规的“罪犯”来说，关于这种人，龙布罗梭[132]和他的追随者近来说了许多，使我印象深刻的乃是下面一件事：通常大家总以为监狱是一种防止反社会行为的工具，其实它正是一个滋生这种行为的机构；囚人受了“监狱教育”以后，犯起罪来会变本加厉。谁都知道，这类人犯法受审的原因是缺乏教育、从小就厌恶正规劳动、身体缺乏锻炼，不能长时间用力气、爱好不正当的冒险、爱好赌博、精力萎靡、意志未经锻炼以及对于他人的幸福之漠不关心等等。而我在克来服时却注意到监狱在囚人身上所培养的正是这些人性的缺点一个也不少——这就是我在狱期间的深刻印象。监狱使这些缺点发展，这是必然的，因为监狱总是监狱。监狱不废除，这些人性的缺点也永远在那里滋长。

事实上，监狱里的长期幽禁，注定要毁灭一个人的精力，而且更加确定无疑地会杀死他的意志。对于一个人，监狱生活没有供他应用他的意志的余地。一个囚人如果还有自己的意志，那就肯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囚人的意志是必须消灭的，事实上，它也是被消灭了。而应用一个人的天然的同情之机会更是没有；监狱方面，千方百计地使囚人与那些他可以同情的人——狱外的也好，狱中的也好——毫无自由接触的机会。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他愈来愈难以作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他以前对于正规的劳动已经有点厌恶，在监狱里关上几年以后，这种厌恶只有格外增加。如果他在第一次入狱以前，因为不十分知道一门手艺，不能好好地干活，对于那种单调的劳动不久便感到厌烦，对于那种工钱太少的过度劳动已经有怨言；那么到了现在，他的厌恶会变成憎恨。如果他以前对于现今的道德训条的社会作用已经有所怀疑；那么到了现在，他看清了卫护这些训条的官吏是些什么样的人，听了他的同狱囚人对于这些人的意见，他自然会抛弃这些训条。如果他的性格、情感、肉欲各方面以前就有病态的发展，因而犯罪入狱，那么现在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年以后，这种病态的性格会格外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简直会发展到可怕的地步。在最后这一点上（这是最危险的一点），监狱教育起的作用是最灵验不过的了。

我在西伯利亚时亲眼看见那龌龊不堪、挤满了囚犯的俄国“未经改良”的监狱简直是一个垃圾堆，是使人身心堕落的地方。我在十九岁时心里就想，如果不把囚犯那样挤在一堆，如果把他们分门别类，如果给他们合乎身心健康的工作，监狱制度就可以大大改善。现在我不得不和这些幻想分手了。我有理由相信：就对囚犯起的效果，对社会全体造成的后果说，最好的“改良”监狱（无论是单身牢房与否）比起从前的龌龊的牢房来是一样糟，甚至更糟。

这些新式监狱决不会使囚犯得到改造的。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式监狱给囚犯以最大的腐蚀。盗贼、骗子、地痞、恶棍等等，在监狱里住过几年以后出来会比以前更容易去干他们的老勾当。现在他更有准备，更懂得怎样去干那些老勾当，干得比以前更干净利落。他现在对社会更加仇视。他发现了更有力的理由去反抗现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他因为干了一些反社会的行为而犯罪受审，现在他必然不可避免地沿着这条反社会的道路走下去，愈走愈远。他出狱后所犯的罪一定会比以前犯过的更为严重。他注定了要在一个监狱或苦役地结束他的一生。在前面提过的我的那本书里，我曾说过：监狱是国家出钱办的犯罪大学，这是我在十五年前说的话，现在加上这十五年的经验，我对这句话只有更加确信无疑。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在法国监狱里那几年生活并没有抱怨的理由。对于一个活跃的独立的人，自由和活动受到限制是最大的匮乏；和它比，其余的一切，如监狱生活的小苦恼，便不值一提。当我们听到人说起当时法国政界的活跃情况，我们对于受强制不能活动一事，当然感到痛恨。在第一年的年终，尤其是那阴暗的冬天，囚人总是感到难堪。春天来了，一个人感觉到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由。当我倚窗远望，看见一片青绿的牧场，春雾弥漫群山，或者看见一列火车驰入一个山谷，我确实感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要跟着火车走去，要去呼吸林间的新鲜空气，要追随着人流流到一个忙碌活动的城市里去。不过一个人既然投身在一个进步的革命党里，就应该准备在监狱中住几年，不要抱怨。他觉得即使是在狱中，他仍然是人类进步潮流中远非不起作用的一分子；这潮流在扩大、在加强对他来说是最宝贵的思想。

里昂监狱里的狱卒全是些横暴的人。我的同志们、我的妻子和我自己都受过他们的无礼待遇。但是打过两三次交道以后，情形也就好了。再说，狱中当局也知道巴黎报界同情我们，他们当然不愿意招罗什福尔的怒骂或克雷孟梭的尖刻的讥评。克来服监狱不需要报界的干预。我们到这里时，监狱管理人员刚刚全部换过。有几个狱卒把一个囚犯杀死在他的牢房里，然后把尸首吊起来装作囚人自缢。但是这一次，狱医却把这个秘密泄漏了出去。典狱受了免职处分，狱里的气氛此后就好得多了。至于我自己，我离开克来服时还带着典狱所给我的极好的印象。即使是在监狱里时，我也不止一次地想，人总要比他们所属的制度好一点。但是我既无个人的私怨，我更可以自由地、无条件地反对这个监狱制度，它是黑暗的过去的遗迹，其原则是错误的；对社会来说是深远难测的邪恶根源。

我应该还提到一件事，这件事给我印象之深比监狱的使人堕落的效果还更甚。每个监狱（甚至于每个法庭）对于它的邻里，对于那些住在它的附近的人，总是一个传染源！龙布罗梭就他在监中囚犯里面发现的“罪犯标本”作了很多发挥。如果他能下一番同样的功夫来观察那些围着法庭转（侦探、密探、讼师、告密者、欺诈老实人的坏蛋等等），他大概会得到这个结论：他所说的“罪犯标本”，并不都在监狱的高墙里面，他们的地理范围要广得多。我在里昂审判厅内外看到过数以十计的人。我从没有见过比这伙人的脸更卑劣、更下流的，远远低于常人。我在克来服监狱的围墙里面的确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人。狄更斯和克鲁克香克[133]在他们的作品里，曾把这些标本中的几个描了下来，使他们长此留存。但是他们代表着环绕法庭活动的一个世界，它将疫病传播得又广又远。每一个像克来服这样的中央监狱都是如此，处处都是小偷、小骗、暗访密探，引人腐化堕落，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每个监狱四周都有这样一片油污，无孔不入。

以上所说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在未入狱前本已知道现社会设置目前的刑罚制度是错误的；待到走出克来服以后，我更明白这个制度非但是错误的，非但是不公道的，而且社会幻想这个制度对于遏止犯罪本能确有必要，便一半不自觉地，一半有意无视现实地，来自己掏钱办这些犯罪大学，——这些引人堕落的场所，这简直是一大蠢举。

八

我和密探开玩笑——一个密探的可笑的报告——被人发觉了的密探——一个假男爵——密探行为的结果

每一个革命者在他的一生中多少总要遇上几个警探和假充革命党的密探，我也遇见过不少。各国政府每年总要耗费大量金钱去养活这些恶棍。不过他们主要对年轻人造成危险。对生活、对人多少有点经验的人不久就会看出这帮家伙身上总有一些令人警惕的地方。他们都是从社会渣滓中募集而来的，在那些下流到极点的人中间选来的。只要一个人对他所遇见的人的道德品质加以注意，他不久就会在这些“社会栋梁”的行为举止间看出一些令人震惊的地方。于是他会自问道：“这个人来会我是为了什么？他身上有什么可以使我引为同道的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简单的疑问就很足以使人小心警惕了。

我第一次到日内瓦时，俄国政府派来侦察流亡者的那个密探，我们都熟识他。他自称是一个伯爵；但是他既没有听差，又没有马车可以把他的爵冕和爵徽（纹章）绘在车上，他便把它们绣在他的小狗的外套上。我们有时在咖啡馆里见到他，并不和他攀谈。实际上这是一个“无害的”家伙，他不过到报摊上把亡命者所有的刊物买来，多半添上一些迎合上司心理的评语。

后来，亡命到日内瓦的俄国青年越来越多，各种不同的人也成群结队地跑来了。然而我们总有法子认出他们。

如果有一个外人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就以虚无主义者的惯有的坦率盘问他的过去历史和他的眼下光景；并不要多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彼此来往时，如果希望建立很好的关系，最好的方法便是坦白。在辨别友敌这一点上，坦白的好处更是无穷的。许许多多到日内瓦来的人，我们不认识他们，连他们的姓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和一切革命团体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其中不少人在到后不过几天功夫，甚至不过几个钟头，竟会和所有的亡命者变得异常友好。可是不知为什么，那班密探从不曾能跨越和我们熟悉的门槛。一个密探可以成为我们的一般相识，可以说出他以前在俄国的最好经历（有时甚至是正确的），他可以把虚无主义者的俗话和举止完全学会，但是俄国青年中间生长起来的那种特别的虚无主义者的伦理观念，他是永远学不会的。——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无法接近我们的聚居地了。密探能模仿任何事情，却不能模仿虚无主义者的伦理观念。

当我和邵可侣在克拉龙一起工作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这样的家伙，我们都不理他。我们并不知道不利于这个人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总觉得他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因为他愈是想方设法要钻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愈是对他起了疑心。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一句话，他因此特别要来找我。他发现不能够用平常的方法和我接近，便开始写信给我，神秘莫测地约我在树林里或这一类地方相会，为了神秘莫测的目的。有一次，我想开个玩笑，便答应了他的约会，到指定的地点去，远远地有一个好朋友跟随着。这家伙（大概他有一个同伙）准是注意到了我不是一个人；便没有出现。因此不幸失去和他说话的机会。再说我当时很忙碌，一面帮助邵可侣编纂他的《大地理》，一面又要替《反抗者》写文章，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更没有功夫参加任何阴谋。虽然如此，我们后来知道这家伙时常给第三科寄递详细的报告，当然都是他捏造的，说我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告诉他什么心腹之言，说我在策划什么可怕的阴谋，要暗杀在圣彼得堡的沙皇！所有这些报告一到圣彼得堡，马上就有钱来，是现款交易。在意大利也是如此。有一天，加费罗在瑞士被捕，当局把一些案情重大的报告给他看，递这些报告的意大利密探警告政府说加费罗和我带了许多炸弹，就要进入意大利。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到过意大利，也从来不曾想过要到意大利去。

话说回来，密探的报告也不全是凭空捏造的。他们所说的事往往是真的；一切取决于事情是怎样讲的。1881年，我的妻子和我从巴黎到伦敦，有一个法国密探跟踪我们。他给法国政府上的报告使我们开心了好一会。这个密探干的大概是两方面的买卖（这在他们是常有的事），所以又把这个报告卖给罗什福尔，后者在他的报上发表了那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所说的话都正确无误。且看他是怎样讲的。

举一个例，他写道：“我坐的那节车厢是在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夫人所坐的车厢的隔壁。”一点也不错。他是在那里，我们注意到他，因为他的那张阴沉的讨厌的面孔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总是讲俄国话，为了使别的旅客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也很对，那天我们讲俄国话；我们两人之间说话，照例用俄语。“到了加莱，他们两位每人喝了一碗汤。”一点不错，我们喝了一碗汤。但是那次旅行的神秘莫测的部分就此开始。“喝了汤以后，他们忽然一起不见了。我在月台上、在别的地方找他们，都不见踪影。后来他们再出现时，克鲁泡特金变了装，后面有一个俄国牧师，寸步不离地陪他一直到伦敦。到了伦敦以后，我就看不见牧师了。”我的妻子有点牙痛，我于是请饭店主人让我们用一下他的私人房间，治我的妻子的牙。我们就这样地“一起不见了”。因为我们要过海峡，我便将我的毡制的软礼帽放在衣袋里，戴了一顶皮便帽。这样我就“变了装”。至于那位神出鬼没的牧师，他也真在那儿。他不是俄国人，但这无关紧要。他至少穿了一身希腊教会牧师的服装。我看见他站在柜台前面问什么话。但是没有人懂得。他急得直说：“阿加！阿加！”我便向侍者说，“给这位先生一杯水喝”。这个牧师于是用一种真正东方人的感情流露出感谢我的好意。我的妻子很可怜他，便用不同语言和他说话，但是他除了现代希腊语外，什么也不懂。后来知道他会说几句南斯拉沃尼亚话，我们才听明白：“我是希腊人。伦敦。土耳其大使馆。”我们便对他说（大部分是用手势）我们也是到伦敦去，他可以和我们同行。

这个故事的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居然在到彻灵十字县车站以前，替这位牧师把土耳其大使馆的地址找到了。火车在路上一个车站停下时，有两位漂亮的贵妇人偏要到我们的已经挤满了的三等车厢里来。两人手里都拿了报纸。一个是英国人；另外一个面貌俊俏、高身材的太太说得一口流利的法国话，自称也是英国人。她和我谈了两三句话以后，出其不意地突然问我：“你认为伊格纳节夫伯爵是怎样的人？”接着又问：“你就要去暗杀新即位的沙皇吗？”听了这两个问题，我立刻知道她的职业是什么了。但是我想着那位牧师，我便问她道：“你知道土耳其大使馆的地址吗？”—“某街某号”，她毫不迟疑，好像一个女学生背诵功课似地回答我。我又问她：“我想你大概也可以告诉我，俄国大使馆的地址罢？”她也和刚才一样，马上告诉我，我便把这两个地址交给牧师。我们到了彻灵十字县车站，那个贵妇人对我的行李照顾得十分周到，甚至要用她的戴了手套的手来提那只沉重的箱子，我实在忍不住，向她说（她当然大惊不已）：“够啦！太太们哪有替男人提箱子的道理！走开！”

现在还是来说那位诚实不欺的法国密探的报告罢。他写道：“他在彻灵十字县下车，但是在火车到站以后，他在站上等了大半个钟点，直到他看见所有人都离站以后才走，那时我也暂时离开，躲在一根柱子背后。他们看见所有旅客都已离站，便猛地跳上一辆马车。但是我仍旧跟着他们，而且还听见车夫把地址告诉守城门的警察——某巷，门牌十二号——当时附近一辆车子也没有，我只好在他们的马车后面奔跑，一直到特拉法加广场，才找到了一辆车。我便坐车跟踪他，看见他们在上面说的那个地址下了车。”

这段报告里的事实、街名、号数以及其他都是一点不错的。但是从这位密探的口里说出来，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神秘莫测。我把到伦敦的日期事先告诉过一位俄国朋友，但是那天早晨起了大雾，我的朋友睡过了头。我们等了他半个钟点，然后把行李寄放在衣帽间，先坐车到他的家里去。

“他们把窗帘放下，在屋里直到午后两点钟，才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屋里走出来，一个钟点以后他带了他们的行李回来。”连那句关于窗帘的话都是事实。因为雾太大，我们不得不点起煤气灯，又为了不愿看那条埋在雾里的窄小的依斯令顿街的难看相，便把窗帘放了下来。

我在克拉龙和邵可侣一起工作时，每隔半月到日内瓦去一次，办理《反抗者》出版事务。一天，我到了印刷所，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俄国绅士要见我。他已经和我的朋友们见过面，说他是来请我创办一个和《反抗者》同类的俄文报。办报需用的经费，他愿意独力负担。我到一个咖啡店里去见他，他见了我，用的是一个德国姓，似乎是：Tohnlehm，又告诉我他生长在波罗的海省份。他自夸拥有田产和工厂等一大笔财产，对于俄国政府使波罗的海各省俄国化的政策十分愤怒。大体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难以确定的，因此朋友们都坚持要我答应；但是我和他初次见面就不大喜欢他。

我们走出咖啡店，他又请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一到了自己房里，他就不像先前那样谨慎小心，露出一些他的真面目，更使人不快。他对我说道：“请你不要怀疑我的财产。我曾有一项很来钱的发明，我就要去申请专利，可以得一大笔款子，我要把这些钱都用在俄国革命事业上。”他便把他的发明拿出来给我看，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是一只难看之极的烛台，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极端丑陋，其次是它有三根铜丝，可以放蜡烛。最穷苦人家的女人也不会要这样一只烛台；便是他得到了专利权，也不会有一个五金商肯出十来块钱向这位发明家购买的。“一个有钱的人居然把他的希望放在一只这样的烛台上！这个人一定没有见过比它强的烛台罢。”我这样想。我对这个人的看法就此定了。我断定他不是个有钱人，他要给我的决不是他自己的。我于是不客气地对他说：“好，你既然这样想办一个俄文的革命刊物，既然又这样抬举我，你得用我的姓名把钱存在一家银行里，由我个人随意处置。但是我预先告诉你，你以后和这个刊物将没有丝毫关系。”他回答道：“当然！当然！我不过来看一看，有时候提供一点意见，还帮忙你将刊物偷运到俄国去。”“不，不！这些事你都不要管！你也用不着再来见我！”朋友们都以为我太令这个人难堪了。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就接到一封从圣彼得堡来的信，警告我们说第三科派了一个密探来见我们，他的姓就是Tohnlehm。这样看来，那只烛台对我们算是立了一功。

不管是因为一只烛台，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种人几乎总会自己露出马脚来的。1881年，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我们接见了两个俄国人。其中一个的姓名我早知道；另一个是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前一个给我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他自愿陪他到英国来访问几天。这个年轻人既然是朋友介绍的，我对他也就一点不起疑心，但是那天我有事，非常忙碌，便请一个住在邻近的同志代他们找一间房，带他们到伦敦去游览。我的妻子当时没有逛过伦敦，便和他们同去。下午她回家，就对我说：“你知道，我很不喜欢这个人。你要当心。”我问她：“那是为什么？出了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但是他一定不是‘我们一伙的人’。看他对待咖啡馆侍者的样子，看他用钱的样子，我立刻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我们一伙的人’。既然不是，那么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呢？”她确信她的疑心是一点不错的，所以她一面虽然尽她的主人待客的义务，但是居然做到了连一分钟也不让这个年轻人一个人在我的书斋里。我们有一次闲谈，这个客人越谈越露出他的道德品质之低下，连他的朋友都为之脸红。后来我细问他的生平，他的回答更加令人不能满意。我们两人于是都对他有了戒心。两三天以后，他们两人都离开了伦敦。过了半个月，那个俄国朋友写了一封道歉信来，说不该介绍这个年轻人给我，现在巴黎已经有人发觉他是俄国大使馆派出来的密探。我便去查执行委员会（在圣彼得堡到处都有委员会里的人）新近寄给我们亡命者的在法国和瑞士的俄国暗探的名单，发见了其中果然有这个年轻人的姓名，只改了一个字母。

警察出钱办刊物，由一个暗探主持，这个办法已经是很陈旧的了。1881年，巴黎警察总监昂德里欧早已用过。我和邵可侣一起住在瑞士山中时，我们接到一封信，是一个法国人（也许是比利时人）写来的，他要在巴黎创刊一份安那其主义的刊物，请我们协助。这封信里充满了恭维话，给我们一个很不快的印象，而且邵可侣仿佛记得他听见过写信人的姓名和一件不好的事情有关。我们便决定不与他合作，我还写了一封信给我的一个巴黎朋友，说我们首先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刊物的经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些钱也许会是奥尔良派[134]拿出来的（这个家族惯要这把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钱的来源……”我的巴黎的朋友以他那种劳动者的直爽，在一次会上将我的信宣读了，那个刊物的暂定的出版人也在座。他假装生了气，我不得不为这件事写了好几封信；但是我坚持说：“如果这个人是认真的，他必须告诉我们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到了最后，他说了。被人问得紧了，他便告诉我们说，这些钱是他的伯母给他的，——那是一位有钱而思想极旧的太太，但为了满足她的侄儿的办报的想法，答应把钱给他。这位太太当时不在法国；她住在伦敦。但是我们坚持要知道她的姓名，她的伦敦住址。我们的朋友马拉铁斯达愿意去见她。他和一个意大利友人（是贩卖旧家俱的）一起到她的家里去。他们看到了这位太太住在一套小公寓里。马拉铁斯达和她谈话，越谈越相信她不过是在这出喜剧里扮演伯母的角色。同时他的贩卖旧家具的朋友打量着房里的桌椅等等，立刻看出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前一天从他隔壁那家旧家具店里运来的——大概是租来的。桌椅上的店号还在上面。这本来算不上是重要的证据，但自然使我们的疑心加重了。我于是坚决拒绝和这个刊物发生关系。

这刊物出版后，其论调之激烈闻所未闻。里面没有别的，尽是放火、杀人、炸弹等等字眼。我在伦敦大会上遇见这刊物的编辑。我一看见他那张阴森森的面孔，听他说上一两句话，看一眼那个到处跟随着他的女人的模样，我对这个人的意见就定下了。大会上，他提出种种可怕的议案，代表们都不理他。当他坚持索取全世界安那其主义者的地址的时候，我们不客气地严辞拒绝了。

现在长话短说，几个月后，他的面目终于被人揭露了，刊物第二天就永久停刊了。过了两年，巴黎警察总监昂德里欧出版他的《回忆录》，把他创办这个刊物的前前后后和盘托出。他还说到他自己的暗探怎样组织了巴黎的炸弹案——他们把沙丁鱼盒子“里面放了一点东西”放在梯也尔[135]的铜像下面。

可以想象，这些事要耗费法国和别的国家多少钱财。

关于这题目我可以写上好几章，但是我只想再讲两个到克来服来的冒险家的故事。

在监狱围墙脚边发展起来的那个小村里，只有一个小旅馆，我的妻子就住在那里。有一天，旅馆的女主人走进我妻子的房间，拿了一封两个男子写给她的信，他们到旅馆里来见她。这个女主人用尽她的口才为那两个人说好话：“嗯，我见过世面，”她说。“太太，我可向您保证：这两位先生都是规矩人。再也不会有比他们更规矩的啦。一个自称是德国军官。他一定是一位男爵，不然，就是一位大富翁。另外一个是他的译员。他们都熟识您。男爵就要到非洲去，也许永不回来啦，所以在动身之前，他想见你一面。”

我的妻子看那信封，上面写着：“呈克鲁泡特金王妃夫人”，但是王妃这个称呼就被他写成了“王犯”。因此她用不着别的证据，就已经可以决定这两位先生是否“规规矩矩”的了。至于信的内容，比信封还更坏。“男爵”写信不顾一切文法规则，也违背常识，他说有一件秘密的信息要向她报告。她直截了当地拒绝接见这个“男爵”和他的译员。

这个男爵于是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我的妻子，她不拆就把原信退还。

全村的人不久就分成了两派：一派，由旅馆的女主人带头站在男爵一边；另外一派的首领竟是她的丈夫，他反对男爵。于是传出了一些谣言。据说这个男爵是在我的妻子未结婚前认识她的。在维也纳俄国大使馆里，他曾和她跳过许多次舞。现在他还爱她。但是她呢，这个狠心的女人，在他就要动身去作危险的远征的时候，竟然不肯和他见一面……

接着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说我们有一个儿子，被我们藏了起来。那个男爵问人道：“他们的孩子在哪里？他们有一个儿子，现在应该有六岁了——他到哪里去了呢？”——有一派人说：“如果她有一个儿子，她一定不会丢下他的。”另一派人一口咬定：“不错，他们的确有一个儿子，但是他们把他藏了起来。”

这场争论对于我们两人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启示。这证明我们来往的信，经监狱当局看过以后，还把各信内容通知俄国大使馆。我在里昂时，我的妻子到瑞士去看爱利塞·邵可侣，有一次她写信给我说，“我们的孩子”情形不坏；非常健康；大家为了庆贺他的五岁诞辰，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晚上。

我知道她是指《反抗者》，我们在谈话时提到这个刊物，往往称它为“我们的顽皮孩子”。

现在这些先生们既然问到“我们的顽皮孩子”，而且这样正确地指出了他的年龄，那么那封信除了典狱以外还有别的人看过，这是很明显的了。这个警告对于我们是很有用的。

在乡下一个小村里，无论什么事都逃不过村里人的注意。那个男爵不久就引起了别人的疑心。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比以前的信更加唠叨。现在他请她原谅，不应该自称早先认识她。他承认她以前并不认识他，不过虽然如此，他却是一番好意。他有一个异常重要的信息要报告。他要警告她：我有生命危险。男爵和他的秘书走到老远的地里，一起研究这封信，商量这信的要点——有一个森林警察远远地跟着他们。但是两人竟然争吵起来，把这信撕碎，抛在田里。警察看到他们走远了，就把这撕碎的信拾起，拼起来读了。一个钟点以后，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个男爵并不真的认识我的妻子。男爵那一派所传布的动情的故事顷刻烟消云散了。

那个宪兵队长终于得出了结论：“哼！他们自称是男爵，是译员，其实全是假的。这么看，他们一定是德国密探了。”他便把他们逮捕了。

这却不能怪那个队长，事实上，不多久以前，有过一个德国密探到克来服来。在战争期间，监狱的那些大建筑物很可以作储藏军需品、驻扎军队之用，德国总参谋部当然很想知道监狱里各建筑物的内部究竟有多大。果然有一天，一个嘻嘻哈哈的旅行照相师来到这村里，不要一文钱，替全村的人照相，以博取他们的好感。他由此得到许可，非但照了监狱大院的内部，而且还照了各监房。他照完以后，又到东部边境一个城市去，在那里因为被查出身上带有可疑的军事文件，被法国当局捉住。在宪兵队长的脑里照相师的印象还很鲜明，他马上断定这个男爵和他的秘书也是德国暗探，把他们押解到巴绪奥布小城。第二天上午，他们被释放出来，本地报纸刊载消息说，他们是“某友邦的特派人员”，并非德国密探。

这时，舆论完全转而反对男爵和他的秘书了。但是他们的冒险行为还没有完结。他们被释放以后，到村里一个小咖啡馆里去，一面喝一瓶葡萄酒，一面用德国话发泄他们的气恼。那个假译员竟向假男爵说道：“你是个蠢货，是个胆小鬼。我要是你，我会给那个审讯中的检察官一枪。他要敢对我这样做，他一定会吃我一枪……”如此等等。

在那间屋子里的一角，有一个商人安安分分地坐在那里，他听到了这些话，立刻跑到宪兵队长那里去报告。队长马上写好一份官方报告书，又把那个秘书逮捕了——其实他是斯特拉斯堡的一个药剂师。他被解到巴绪奥布警察法庭里受审，为了在公共场所威胁一位法官，被判了一个月监禁。最后，这两个冒险家总算离开了克来服。

上面这些关于暗探的故事，结局都是滑稽可笑的。但是这些恶棍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悲剧，多少可怕的悲剧！为了使这种诈骗犯过舒服日子，多少宝贵的生命因此丧失，多少完整的家庭被摧残。当你想到那成千上万的暗探，受雇于各国政府，散布在全世界；想到他们所布置的为了陷害老实人用的种种陷阱；想到那多少人命因为他们而落得的悲惨下场；想到他们播下的种种悲苦；想到为了养活这些从社会的渣滓里面挑出的人而花费的巨额金钱；想到他们灌输于社会，甚至于流毒到家庭里的种种腐恶，不由得对他们造成的邪恶之巨大感到震惊。但是侦探行为并不限于侦查革命党，也不限于军事间谍制度。在英国，特别在沿海城市里，有些报纸满载着“私人侦探事务所”的广告，它们专门搜集一切离婚诉讼所需的各种情报，替妻子监视丈夫，替丈夫监视妻子，钻进家庭内部去陷害头脑简单的人，只要人家付相当的钱，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对于最近在法国揭露的最高军界内部的侦察丑闻，人们为之汗颜；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四周，也许在他们的屋顶下便有官厅的或私家的密探在干同样甚至更坏的事。

九

米歇尔的“抢劫”——爱理·邵可侣——我定居哈洛——亚历山大哥哥的科学工作——我的哥哥的死

在报纸上，在议会里，都有人不断地要求释放我们。尤其是因为差不多在同时露易丝·米歇尔也被判了罪——罪名是抢劫！米歇尔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受冻，她的的确确会把她的最后一条披肩或最后一件外衣给她；在她坐牢的时候，别人永远无法迫使她吃得好一点，因为她总是把别人送给她的东西分给她的那些同囚者；现在她竟然和另外一个同志布惹一起被判九年监禁，罪名是拦路抢劫！便是在中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看来，这也未免太难堪了。原来有一天，她领着一队失业工人游行，路上经过一家面包店，便进去拿了几条面包分给那些挨饿的人：这就是她的抢劫。释放安那其主义者的呼声因此变成了反对政府的口号。1885年秋天，我们的被捕同志除了三个外，所有其余的完全由格勒维总统下令释放了。要求释放米歇尔和我的呼声于是更加高涨。但是亚历山大三世反对将我释放，有一天，法国总理弗累辛内在答复议员质问时，竟在议会里明说：“因为外交上的困难，不能释放克鲁泡特金。”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总理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怪事。但是我们还听到了比这更奇怪的有关法国与俄罗斯帝国所订的那不祥的同盟条约的话！

终于在1886年1月中旬，米歇尔，布惹和我以及三个和我一起关在克来服的同志被放出狱了。

〔我被释放，同时我的妻子也恢复了自由。因为她自愿关闭在那个小村里，住在监狱门口陪我，使她的身体渐渐地受了影响。〕[136]我们到了巴黎，与爱理·邵可侣同住了几个星期。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类学家，在外国大家时常把他和他的弟弟地理学家爱利塞误以为一人。这两兄弟从小就异常亲密。他们到了应该进大学的年龄，便从吉隆特省山谷中一个小镇，徒步到斯特拉斯堡，像地道的流浪汉一样，只有一条狗作伴。当他们到了一个村庄，只有那条狗有碗汤喝，他们两兄弟的晚饭时常只有一块面包和几个苹果。弟弟从斯特拉斯堡到了柏林，在那里为大地理学家利特尔的讲课所吸引。后来在1840年代，他们两人都在巴黎。爱理·邵可侣变成了坚定的傅立叶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把1848年的共和视作一个社会进化的新纪元的开始。所以在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后，他们两人都不得不离开法国，移居英国，大赦令通过以后才回到巴黎来。爱理在巴黎办一个傅立叶派合作主义的刊物，在工人中间销行很广。有一件事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也许值得说一说：拿破仑三世想做一个“恺撒”，他关心着工人阶级的情形（一个“恺撒”应该如此）。在这个刊物每一期快出版的时候，他总要派一个侍从到印刷所去，把第一份印好的报，给他拿进土伊勒里宫。后来，他甚至打算去赞助国际工人协会，只要协会在它的会报里写几句话，对于这个“恺撒”的社会改造大计划表示信任。协会直截了当地拒绝和他发生任何关系，他便下令迫害协会。

巴黎公社成立时，这两兄弟高兴地加入。爱理在瓦扬[137]手下就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及卢浮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我们今天还能够有这两处收藏着人文知识与艺术的宝藏，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先见和他的努力。在梯也尔军队炮轰巴黎时，城内大火四起，要是没有他，这两处宝藏也许早已毁灭了。他本人热烈爱好希腊美术，他使人把最宝贵的雕像和花瓶包扎起来藏在地窖里。他又小心翼翼地将国家图书馆里最宝贵的书籍藏在安全的地方，将图书馆的建筑保护好，使四周大火不致延及。他的夫人是一个有胆识的女人，而且是他的当之无愧的伴侣。在第二次围城时，市民饥饿到了极点，她带着她的两个小孩在街上奔跑，尽力在她的本区里办理供给市民的粮食。公社到了最后几个星期才明白它首先应该做的事乃是供给市民食物（市民在这危急时期里无法自谋生计），便有一些人自动出来办理这件事。

爱理·邵可侣服务到最后一刻，他没有被凡尔赛军枪毙，那只是侥幸；后来因为他胆敢在公社时期就任一个那样重要的职务，得到了放逐的判决，只得带着妻儿亡命到外国去。如今他回到巴黎，再开始他的毕生事业：人种学的研究。他的研究的价值，我们根据他的印成单行本的一小部分（可惜太少了），《原始人》和《澳洲人》以及他在他的弟弟爱利塞创办的布鲁塞尔高等研究学校中所讲授的《宗教起源史》便可以判断出来。所有关于人种学的著作里，很少有几本能像他的那样，表示出来对于原始人的真正本性有那么透彻，那么富于同情心的理解。

至于他的《宗教之起源》（在《新社会杂志》及其后身《新人类》中连载），我敢说，在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里这一本要算是最好的。无论如何，比H.斯宾塞在这方面的论文好些。H.斯宾塞虽然才智超群，但是他并不能了解原始人的朴实单纯的天性，而爱理·邵可侣对于这个却了解得十分透彻。再加上他对于民俗心理学，换言之，就是对于信仰的进化和变化（对于这一部门的学问，大家太不重视了）又有极广博的知识。我用不着说到他的无限的敦厚与谦逊，也用不着说到他的优越的智力，并且凡是关于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他都有渊博的知识；这一切都可以从他的文章风格中体会到。以他的十分的谦逊，以他的沉静的举止以及他的深刻的哲学见解，他完全像一个古希腊哲学家。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不是像现在这样地爱好官厅特许的教授法，不是这样地爱好那种鸡零狗碎的授课，如果对于广大的人文概念的发展更尊重一点，那么他会和古希腊像他那样的人一样，周围会聚集起一大群弟子。

我们从克来服来到巴黎的时候，巴黎的社会主义与安那其主义运动正十分活跃。路易斯·米歇尔每天晚上都出去演讲，激起了她的听众（无论是工人还是中产阶级）的热情。她的名声本来已经很大，这时更大了，甚至传到了大学生中间。那些大学生也许讨厌进步思想，但是他们把她当作一个理想的女人，崇拜她到那样的地步，有一天，在一个咖啡馆里发生了斗殴——因为有一个人在大学生们面前谈起米歇尔，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这些青年于是替她辩护，终于大打出手，咖啡馆里的所有桌子、杯子全被砸了。我也在巴黎演讲过一次安那其主义，听众有好几千人，我演讲后立刻离开巴黎，使政府没有时间听从反动的和亲俄派的报纸的要求把我驱逐出法国国境。

我离开巴黎，我们到了伦敦，在那里遇见了两位旧友，斯捷普尼亚克和柴可夫斯基。社会主义运动正是风起云涌，四年前，我在伦敦的生活是枯燥苦闷，虚度时光，这时已经不再是那样了。

我们定居在哈洛，住的是一所小屋。我们对于屋里的家具不大关心，其中一大部分是我自己做的——有柴可夫斯基给我帮忙。他到过美国，在那里学到了一点木匠的手艺。我的妻子和我大为高兴的是我们园里有一小块米德尔塞克斯沃土的土地。我们于是开始热心于种植。我们读了杜波的著作，认识了几个巴黎园艺家以后，我们开始得到了喜人的收获。我们自己在克来服狱中的园艺经验对于我们也有一些帮助；至于我的妻子，她到哈洛不久就得了伤寒症，病愈后，菜园里的活儿对于她的健康的恢复，比一个最完善的疗养院更有功效。

但是在夏季的末尾，我受到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我们得到了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

在我亡命到外国以后未入法国监狱之前的那几年里面，我们弟兄间未曾通过一封信。在俄国政府看来，对一个因为政治见解而受迫害的兄弟表示友爱是一种罪孽。如果他亡命国外，还不与他断绝关系，那是犯罪行为。一个沙皇的臣民应该憎恨所有反抗这个最高统治者的威权的人。何况亚历山大当时是在俄国警察的掌握中。所以我坚决不肯写信给我的哥哥以及所有别的亲戚。自从沙皇在海伦姊姊的请愿书上批了“让他待在那里”以后，哥哥就完全失掉了早日恢复自由的希望。两年以后，在俄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为把那些未经审判、未定年限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定一个流刑的年限。

哥哥被判还要留在西伯利亚五年。加上他已经度过的两年，一共是七年。L.米利科夫内阁时代另外又指定了一个新委员会，把哥哥的流刑再加五年，所以他要到1886年10月才能恢复自由。他一共要受十二年流刑。起初是在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小城里，后来在托姆斯克——这是西西伯利亚的一块低地，更不如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高原，那里还有干燥卫生的空气。

我被囚禁在克来服的时候，他写信给我，我们才通了几次信。他的信里说，既然我们的信在西伯利亚要受俄国警察检查，到了法国又有狱吏查看，我们通信当然就须意识到这双重的检查。他告诉我他的家庭生活，他说起他的三个孩子，他把他们描写得极好，他还说起他的工作。他特别劝我注意考察意大利的科学的发展，那里有出色而独创的研究，但是经过了德国人的复制，才为科学界所知；关于俄国政界的可能出现的进展，他也有意见告诉我。他不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俄国能有仿效西欧议会的立宪政体出现。但是他希望会召集一种议事的国民议会（他对此认为目前已经够了）。这个议会并不制定法律，不过制订出一些法律草案，让沙皇和枢密院加以修正，最后核准。

他在信里特别说起他的科学研究。他对天文学从来就有一种明确无误的偏爱。

我们在圣彼得堡时，他在俄国出版了一本书，出色地概述了所有关于流星的知识。以他的精细的批判头脑，他对于各种假设的优劣马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数学的知识虽然不够，但是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他能够把握最复杂的数学研究的结果。他靠想象生活在不停运动着的天体间，他对于它们的复杂运动，常常比较某一些数学家（特别是纯粹代数学家）更要清楚。这些数学家时常只看见公式和它们的逻辑的关联，而忽视了物质世界的现实。圣彼得堡的天文学家向我说起哥哥的那本著作，表示十分欣赏。现在他已经开始研究宇宙的结构：分析所有关于那无穷的空间中那些太阳、星群及星云的材料和假设；剖析它们彼此间的大概集结方式、它们的生命和它们的进化与衰减之定律。普尔科沃天文台[138]的天文学家季尔登说起亚历山大的这本新著作，予以甚高评价。他写信介绍他与美国的霍尔登先生相识。后来我到华盛顿，有幸听到后者赞扬哥哥的研究。科学非常需要能不时听到精细的，勤勉的，有批判精神，又有想象力的人所作的高水平的探讨。

但是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城里，远离所有的图书馆，无法做到随科学的进步同步，所以在他的著作里，他只能体现在他未被流放以前的研究成果。后来有一些重要的著作出版，他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如果他不离开西伯利亚，他怎么能得到这些必要的书籍呢？

自由期的临近并不给他以希望。他知道他不会得到许可住在俄国或西欧的一个大学城里，他知道他离开西伯利亚以后，将会再判流刑，也许这第二次还要更坏，说不定他会被流放到俄国东部的一个小村里去。

绝望压倒了他。“一种浮士德式的绝望，不时占有着我”，他给我的信里有一次这样说。当他的自由期快到时，他趁着航路还未被冰冻断绝的时候，要他的妻儿搭轮船先回俄国。在一个阴暗的夜里，那浮士德式的绝望结束了他的生命……

有好几个月，一片阴云罩着我们的小屋——直到一线光明冲破了它。第二年春天，一个小东西，一个小女孩出世了，她继承了哥哥的名字。[139]她的无助的哭声使新的弦在我的心里颤动起来。

十

1886年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我参加这个运动——生存竞争的公式得到“互助”这个自然定律的补正——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发展

1886年，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正是如日中天。在所有的重要都市里，许多大的工人团体都公然加入这个运动。还有不少中产阶级的人士（大多数是青年）也用种种方法帮助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那一年，许多行业里都有着严重的经济恐慌，每天早晨甚至整整一天，我都听见成群的工人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唱“我们没有工作”等歌或圣诗，讨面包吃。到了晚上，成群的人都跑到特拉法加广场去，不避风雨，垫和盖着两张报纸就在露天睡觉。2月的某一天，群众听了彭斯、海因德曼及钱毕昂的演说以后，冲到匹卡狄力街，打破各大商店的少数玻璃窗。但是比这次的民愤爆发重要得多的，乃是伦敦四郊工人区中最为贫苦的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到了如此地步，如果那几个因这次骚乱而被起诉的运动的领袖被重判，那么憎恨与复仇的情绪（这是英国近代劳动运动史上至今未见过的，但是它的预兆在1886年已是非常显著）一定还会增加，会使此后的运动长久受其影响。但是中产阶级似乎明白了这个危险。他们在西区捐了大笔的钱去救济东区的贫困——这当然不足以解救那蔓延极广的大穷困，但是至少足以表示有钱人的一番好意了。

至于法庭对于被控的运动领袖的判罪，只限于两三个月的监禁。

各个社会阶层对于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改良与社会革新的种种计划都非常注意。从秋天一直到冬末，全国各地都有人请我去演讲，一部分是请讲监狱制度，但大半是请讲安那其社会主义的。我就这样地把英吉利和苏格兰的各大城市差不多走遍了。我照例是答应那些首先邀请我在演讲以后到他家里过夜的人，所以有时候今夜睡在一个富翁的公馆里，明晚又睡在一个工人家庭狭小的居室内。每天晚上我都看见许许多多各阶级的人。无论是在工人的小客堂里，或是在富翁的大客厅里，关于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之十分热烈的讨论总是要继续到深夜——在工人家里则是希望，在富翁公馆里则是恐惧，但是到处都同样的热切。

在富翁的公馆里，主要的问题是要知道“社会主义者到底要的是什么？他们打算做些什么？”其次，“到时候为了避免严重的冲突起见，那些绝对必须作出的让步是什么？”在这些谈话里，我很少听到有人把社会主义者的要求说成是不公道的，或者说成是异想天开，但是我也发现他们坚决相信在英国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工人群众的要求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者的要求那样地精确，也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工人们所获改善远比社会主义者要求的低得多，他们便会感到满意，因此只要有一些次要的让步如稍微增加一点福利，一点闲暇时间之类，这在英国工人阶级看来，已经可以作为在将来作更大的改善的保证而接受了。一个对于英国生活广有经验的老国会议员有一天对我说：“我们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国家，靠着妥协过日子的。”

在工人家里也是一样，我注意到在英国向我提出的问题与在欧洲大陆向我提出的问题之间有一个区别。拉丁民族的工人非常看重一般的原则，有了这些原则，就可以决定其部分的应用。如果某一个市政会通过拨款支持罢工，或供给小学学生免费饭食，大家对于这些事并不在意。他们把这些事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法国工人说：“一个挨饿的小孩子当然不能求学。应该给他吃。”他会说：“厂主逼得工人们罢工，这是错误的。”——这样说过以后就不管了。个人主义的现社会对于共产主义原则的微小的让步，在他看来，无须赞扬。工人的所想的已经超越这类让步的时代了。他问：将来负责组织生产的，是公社，还是工会，还是国家；单靠自由协议是否就足以维持社会秩序；如果现社会废除了压迫的工具以后，用什么道德的强制措施才可以代替。他又问，一个选出的民主政府是否能够完成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改革，既成的事实是否不应该先于立法，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英国，主要的着重点在于一系列治标的让步，让步的重要程度逐步增加。但是，在另一方面，英国工人似乎早已明白叫国家去管理工业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建设性地实现以及使这种实现成为可能的条件如何达到。“克鲁泡特金！假使明天我们把本城的码头占领了，依你的意见，我们应该怎样去管理呢？”或是：“我们不喜欢国营铁路的这种主意，而现在由私家公司去管理铁路，简直是有组织的抢劫。但是假使所有的铁路都归工人所有了，该怎样来组织铁路的经营呢？”每当我们在一个工人家中小客堂里就座以后，我首先被问的就是这一些问题。他们虽然缺乏一般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欲望要去深入探究现实的细节，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补充罢。

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许多中产阶级人士用不同形式来支持这个运动，他们有的公然加入，有的在运动之外予以帮助。在法国和瑞士，工人和中产阶级不但彼此对立，而且阵线分明。至少在1876年至1885年十年间是如此。我住在瑞士的三、四年中间，所认识的几乎全是工人。中产阶级人士不过两三个。这在英国是不会有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产阶级男女，无论是在伦敦，或是在各省，毫不迟疑地公开出面帮助组织社会主义的集会，或者拿了募捐箱到公园里去求人捐钱援助罢工者。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与七十年代初期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运动相似的运动，不过不像那样激烈，那样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也不像那样丝毫不带一点“慈善”的想法。在英国，也有不少的人以各种各样身份去接近工人，走进贫民窟、平民馆、托因比服务所[140]等等地方去。我可以说，当时大家都有很大的热诚。许多人大概以为一个社会革命已经开始，这正如莫里斯[141]的一本喜剧《转败为胜》的主人公所想的一样，他说那个革命岂止就要开始，它已经开始了。但是这类热心人等到发现英国也与别处一样，需要做长期的烦难的艰苦的准备工作，他们中间，很多人退出了积极的宣传工作，如今站在运动的外面，仅仅是一个同情的旁观者而已。这类人往往如此。

我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和几个英国同志一起，在三种已经在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以外，我们创办了一个安那其共产主义的月刊：《自由》，它至今依然存在。我在被监禁时被迫中断的关于安那其主义的工作，也在这时重新开始。此书的批判的部分，已于我在克来服狱中时由爱利塞·邵可侣编辑出版，题名《一个反抗者的话》。现在我开始写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的方面（就能够预测的而言）的一些论文，登载在巴黎的《反抗》上面。“我们的孩子”（《反抗者》）因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受压迫，不得不改换一下名称，现在用一个阴性的名字出版[142]。后来，这些论文经我大加充实之后印成单行本，就是《面包与自由》。

这项工作使我不得不去把现在文明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加以更深的研究。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都说，现代文明社会中所生产的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保证所有人的安乐所需要，毛病仅仅出在分配方面；一旦社会革命发生，各人只要回到工厂或工场去工作就行了——社会将把现在资本家所拿去的“剩余价值”或得益拿到手。

在我看来，刚刚相反，在现有的私有条件之下，生产本身走向一个错误方向，忽视而且往往阻止生产充足数量的生活的绝对必需品。没有一件这类必需品是生产到了超过保证所有人的绝对安乐所需的数量的。至于大家谈得那样起劲的生产过剩，其真实意义不过是民众太穷了，连那一般认为维持常规的生存的必需品都买不起。但是在所有一切文明国家里，无论在农业或工业生产都应该，而且很容易便能大大增加，使人人都有充裕的生活。这使我去研究现代农业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有通过怎样的教育使每人都有可能同时从事脑力工作和可以作为享受的体力劳动。

我把这些思想发挥在一系列论文里，陆续刊载于《十九世纪》，现在已在《田园、工厂、手工场》这题名下刊印成书了。

另一个大问题也使我非常注意。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公式被他的追随者的大多数（甚至其中最聪明的人如赫胥黎[143]也不能免）演化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来，无论是在文明社会里，或是在白人对待所谓劣等民族的关系中，或是在“强者”对待“弱者”的关系中，没有一桩罪恶不是从这个公式中找到借口的。

对于动物世界中“生存竞争”这个公式本身，以及它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实有加以根本修正之必要，这是我在克来服狱中时就已明白。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都不能使我满意。后来在一个俄国动物学家凯斯勒教授的讲演里，我终于找到了生存竞争这一法则的真正的表述。他在他的讲演中说：“如果相互斗争是自然界的一个法则，那么相互扶助在同等程度上也是一个。但是对于物种的一步步的进化来说，互助比互斗更为重要得多。”

这几句话——可惜他只引了少数几个实例（以前有一章里，我提到过的动物学家谢威尔左夫又增补了一两个），——他的讲演包含了解答整个问题的钥匙。当1888年赫胥黎发表他的大谬不然的论文《生存竞争：一个纲领》时，我便决定利用我两年来搜集的材料，写成明白易读的文章，反驳他对动物界以及人类中的生存竞争的看法。我把这个意思告诉过我的朋友。

但是我发现把“生存竞争”解释为“弱肉强食”的战斗口号已经提到科学所启示的自然界的戒律的高度，在英国已经是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宗教信条了。）支持我来反驳这个对自然事实之错误解释的人只有两个。《十九世纪》编辑J.诺尔斯以其令人叹服的慧眼立刻看出这个问题的要旨，以一个真正青年的精力鼓励我开始着手这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H.W.贝茨[144]。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说过，在他遇见的最聪明的人中间，贝茨算是一个。他当时是地理学会的书记，我认识他。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他，他非常高兴，对我说：“对，你务必把它写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想到他们把达尔文的思想解释成那种样子，真叫人难过。你动手写罢。你的书出版时，我将这意思写一封信给你，你可以将它发表。”这番鼓励使我十分感激，我便开始写作，这是系列论文，先后刊载于《十九世纪》，就是《动物界中的互助》《蒙昧人中间的互助》《野蛮人中间的互助》《中世纪都市中的互助》与《现代人中间的互助》。我发表头两篇关于动物界的论文时，贝茨还活着；可惜我没有寄给他看。当时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完成这书的第二部，关于人类中间的互助的。但是我花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才把它写完，那时贝茨已经去世了。

我研究这些问题时，因为要去探究野蛮时代和中世纪自由都市的制度，使我开始了另一项重要的研究，就是，最近在欧洲发生的“国家”在三百年来的历史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在另一方面，研究各文明阶段的互相扶持的组织，又使我去研究人的正义观念与道德观念之进化论的基础。

最近十年来，社会主义的成长在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那些只知道根据全国所开社会主义的和安那其主义的集会次数，与这些集会所吸引的听众的数目下判断的人一定会说，社会主义的宣传现在已经衰落了。也有人把那些自称在议会里代表社会主义的人所得的票数之多寡来断定社会主义之盛衰，他们会说，英国社会主义的宣传现在快要销声匿迹了。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得深浅广狭，是不能以那些在他们的选举纲领上多少写进一点社会主义的要求的人所得的票数而定的。在英国更是不能。事实上，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三人所创始的三派社会主义中在英吉利和苏格兰最占势力的乃是欧文一派。所以要去判断社会主义运动之强弱，必须要看在工会运动、在合作运动里，以及在所谓城市社会主义运动里，社会主义的观点渗透得怎样，在全国各地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般渗透得怎样，而不是依据开会次数以及投社会主义的票数的多寡。从这方面看，现在英国社会主义观点穿透的程度比起1886年来要大得多，而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比起1876年到1882年的光景来更有巨大的发展。我还可以说，那少数安那其主义者团体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于废除政府、主张个人权利、地方行动、自由协议的思想之传播也很有贡献。—这些思想之传播已经使二十年前流行的国家万能、中央集权、严明纪律的思想受了打击，因此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并没有白费时间。

全欧洲这时正在经历一个军国主义盛行的极坏的时期。这是1871年德意志军事帝国凭藉它的普遍兵役制战胜法国以后不可避免的后果。在当时就有人预料到，许多人并且预言过这一后果——而以巴枯宁讲话的方式特别的动人。但是在近代生活里，一个相反的潮流已经开始出现了。

丢掉了经院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侵入了欧美两洲。在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二十七年中间，我可以观察这些思想的进展，它们的传播极广。我想到国际工人协会的起初几次大会时工人所表达的模糊的、混乱的、胆怯的思想，想到在巴黎公社时期流行的那种思想（便是领袖中间最有思想的人也不能免），把它们拿来和现在为数巨大的工人的思想比起来，我必须说，在我看来，它们简直像是代表两个绝对不同的世界似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也许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暴动时期除外，当时产生了中世纪的公社）曾发生过在流行的社会概念上与当今相类似的深刻变化。现在，在我五十七岁的时候，我比二十五年前还更深信：如果发生了由一些偶然事变巧合而成的条件下，就可能在欧洲发生如1848年的革命蔓延极广，但是重要得多的革命；这不是在各政党之间的斗争的意义上，而是在一次深刻的、急速的社会改造的意义上说的。我深信，不管这样的运动在不同国家里性质如何不同，它们都会表现出比过去六个世纪中所表现出远为深刻得多的对必需的变革的理解；而这样的运动在特权阶级那里所遭到的抵抗不大可能顽固到冥顽不灵的程度，因而也不大可能使革命带有暴力的性质。

为获得这一巨大成果是非常值得各国各阶级成千上万的男女在最近三十年中为之所付出的努力的。

跋

当本书的第一版在1899年年尾发行的时候，那般平日留意俄国时局的人都看得明白：由于俄国统治者在政治自由方面顽固地拒绝作必要的让步之故，俄国正急速地走向暴力革命。然而在表面上，一切都似乎很平静，所以我们少数几个人当时表示了以上想法，一般人就说我们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事实。如今俄国正在革命的高潮中。旧制度已经崩坏，新的制度方在旧的废墟中痛苦地产生。同时，保卫过去的人正与全国人民打一场灭绝战——这战争也许可以把他们的统治多延长几个月，但同时将激起民众的义愤到达一个充满了恐吓与危险的高度。

如果我们根据现今的局势来观察过去，那么本书中所叙述的早期的争自由运动就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像是整个旧世界大崩溃前的准备阶段——这一大崩溃定将给近一亿五千万的人民带来一个新的生活，同时给欧亚两洲的进步运动以深刻的、有利的影响。因此我现在将那些实为现在的革命的直接原因的近七年来的事变概述一番，以补足本书中已有的记载，看来是必要的。

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十三年也许算得是十九世纪俄国史上最最阴暗的时期。他的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中反动的势力已经是日甚一日，其结果便产生了执行委员会攻击专制政治的殊死的战斗，委员会在其旗帜上大书特书的即是政治自由。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惨死以后，他的儿子认为其义务即是决不对国民的实行代议制的要求让步，所以在他即位后数星期便庄严地宣称：他的志愿是仍为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君主。于是一个沉重的、沉默的、摧毁一切的反动便继之而起，在农奴解放时期中的一切伟大的、鼓舞人心的自由思想皆被摧残殆尽——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反动并无何种惊人的、令人憎恶的凶暴行为与之并行，只是慢慢地将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切进步的改革以及产生此等改革的精神毁灭净尽，使一切事物皆成为普遍反动的工具，即教育亦不能免。

身经这个时期的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便沉溺在绝望的深渊。执行委员会的少数几个幸存者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在俄国知识界中遍布着无助的绝望，对“知识分子”的力量失却信心以及议论圆滑的凡俗庸碌的得势，有如契诃夫在他的小说中用那么忧郁的笔调所描写的一样。

诚然，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以来也曾模模糊糊地了解了几个有关农民福利的经济问题之重要，而且还把这些问题列入他的政纲。然而不幸，他所召用的尽是一些反动派顾问，他始终把他们留在朝中；和这班人在一起他决不能做出什么重大的事来；他所信任的反动派完全不愿意对农民的状况作重大的改善，虽然他自己以为这些改善是专制政治应完成的使命。同时，他又不肯召用别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们会要求将专制政治的权力加以限制，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当他逝世的时候，全俄国以及整个文明世界都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

尼古拉二世即位时条件之好，为自来的沙皇所未见。在这十三年反动之后，俄国人民已经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只要尼古拉二世在他的即位宣言里提到他有志于接纳国人的意见来处置那些亟待解决的内政的大问题，那么国人会张开双臂拥抱他。

便是一个最小的让步也会被人民当作沙皇容纳臣民的意见之表示而高兴地接受。事实上，地方议会的代表已经聚集起来参贺他，以最恭顺的态度只要求他“设法使皇上与本国的地方代表之间有较密切的交流”。然而尼古拉二世非但不接纳这个小小的要求，反而在地方议会代表之前宣读了一篇盛气凌人的，由波比多诺斯采夫为他起草的演说，表示他要继续做他的臣民的专制君主。

一个宝贵的机会就这样地失去了。不信任成了国民与沙皇之间的关系之主调，而自冬宫传播这种互不信任到俄罗斯的偏僻角落，其速度实足惊人，其方式决定于民众情绪之变化，难以描述。

这种不信任之结果不久即成显而易见的事实。1895年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时，圣彼得堡的大罢工就表示出民众中与日俱增的不满之深度。大罢工所表露的民怨之严重与行动之一致乃是始料所不及的。这和我在本书中所叙述的当时的情形已有极大的差异了。当初我们常在圣彼得堡郊外和少数织工聚会，绝望地问他们是否真正无法说服他们的工友来参加一次罢工，以减少工作时间（当时的工作时间是十四至十六小时）。如今，同是这些工人，却全城一致地联合起来，而且从他们队伍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演说家和组织家，好像他们已经做了多年的工会专职人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多大的距离啊！

两年以后，1897年，在全俄各大学里又发生了大风潮；然而当第二批学潮在1901年爆发的时候，这些风潮突然有了完全没有料到的政治意义。这一次，学生抗议尼古拉二世所批准的一项法律；尼古拉二世又听从了波比多诺斯采夫的主意，下令凡参加学潮的大学生一律送往旅顺充当兵卒。因此几百个大学生便受了这样的待遇。在从前，这种运动只是单纯的学潮；如今它有了重大的政治性质，惊动了社会上各阶级人士。莫斯科的工人支持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的学生，站在他们一边反抗警察。在圣彼得堡，各色人等（劳工团体自然在内）公然加入学生的游行队伍，与军警在街上大起冲突。哥萨克兵用武力驱散群众，他们的灌了铅的马鞭打破了街中群集的男男女女的脸，那时候，真正激起了公愤。

我在本书中曾经叙述过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中我们的青年的地位是如何悲惨，因为“父亲们”完全把反抗一个强大的政府这样可怕的任务让给他们的儿女们去完成。现在呢，“父辈”是与“子辈”携手同行了。受尊敬的作家协会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抗议。枢密院的一位元老维亚泽姆斯基亲王也同样发出了抗议。甚至于禁卫军哥萨克团队的军官们也公然表示他们不愿执行这种警察任务。总之，民怨是如此普遍，如此公开表示出来，连政府部务会议也不得不开会讨论关于学生的诏令，坚持请求收回成命，这果然做到了，——这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次执行职务。

于是完全意料不到的事变发生了。年轻暴君的轻率乖戾的手段便如是点燃了全国的烈火。其结果，两个大臣被杀，而哈尔科夫、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三处的大街上发生流血惨祸。要是尼古拉二世的宣布首都戒严之命令不曾被人劝阻，那么一定还会引起更大的灾祸，从而酿成更大的流血事件。

这一切都指向在国民心理中有了极深刻的变化，以致在1901年初春（此时离日俄开战之期尚远），谁都看得明白，专制政治的寿命已指日可数了。我在《北美评论》上写道：“老实说，俄国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专制政体的时期；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外部的纠纷来阻挠俄国的和平发展，那么尼古拉二世不久也会明白他采取步骤来满足全国的愿望实是势所必然。让我们希望：他会明白他近两月来所得的教训的真正意义”。（1901年5月号，723页。）

不幸，尼古拉二世一点也不明白。他反而去做种种促成革命的事。他尽力在各地散布民怨：在芬兰、波兰、亚美尼亚（没收亚美尼亚教会的财产）；又在俄国本部激起学生、农民、工人、非国教派等人的不满。更有甚者，各方面都有人努力劝导尼古拉二世推行一个较好的政策；但他自己无力为善，却有力来抵制这些影响。在紧要关头他总有足够的能耐来用他个人的干涉去赞助反动派。有人说，顽固就是他的性格的鲜明特征，这句话好像很符合实际；然而他专门用他的顽固来反对当时急需的那些进步措施。即使他偶尔顺从了进步的势力，不久他总会想法暗中抵消它。他确实表现出来那些必然会导致革命的性格特点。

在1901年，事实已经很明显：旧秩序不久必将被抛弃。当时的财政大臣威特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采取了一个步骤，表示他已为由专制政治过渡到一种半立宪的制度作准备。他在三十四个省份内召集的中俄罗斯中部农业衰败考察委员会无疑是为了提供一个中间步骤，全国人民热诚地响应他的要求。地主与农民在这些委员会中相当公开地说并且主张，俄国再不能留在亚历山大三世所创立的警察统治之下了。全体臣民的平等权利、政治自由、宪法保证——这几项皆被他们称为目前迫切的需要。

于是尼古拉二世又有一个好机会来采行立宪政治了。“农业考察委员会”已经指出了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同样的委员会应该在全俄各省份里召集起来，它们会举出代表，聚会于莫斯科，制订出全国代议制的基础。然而尼古拉二世又一次拒绝接受这个机会。他情愿听从他的更亲信的顾问的谏议，因为他们更能体现他自己的意志。于是他辞退了威特，而重用内务大臣冯·卜列威，这个人原是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内警察统治培植出来的反动之最坏的产物。

然而连这个人也没有把专制政治永远维持下去；不过他把专制政治又维持了十年，条件是他有全权处理一切，有大量的钱，他是伊格纳节夫那一类的人。现已查明，他把钱滥用于组织“坡格隆”（即屠杀犹太人之举）。尤有甚者，《格拉日丹宁报》的主笔麦歇尔斯基亲王（这老头子是一个老式保守派而且忠于皇室）近来在他的报上写道，卜列威为了延长专制政治的寿命起见，便决定尽力鼓动尼古拉二世与日本开战。像普法战争一样，日俄战争成为衰颓的帝国的最后一张王牌。

我当然不是说卜列威的意愿就是日俄战争的起因。它的起因要深刻得多！自从俄国拿到了旅顺以来，日俄战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甚至它的起因还要早于此时。然而卜列威此举以及他从他的主子那里得着的支持，在了解俄国当今事态发展上是很重要的。

卜列威乃是专制政治的王牌。他被授予无限的权力，他用这些权力使全俄国都屈服于警察统治之下。秘密警察成了国内最堕落、最危险的机关。被警察流放到俄国的偏僻角落去的人数当在三万以上。他还花巨款来保护他个人的安全——但这无济于事：他终于在他自己所渴望引起的战争灾祸之中，在1904年7月被革命党人暗杀了。从那时起，时局便有了急速的新发展。警察统治制度被打败了，在沙皇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负起责任来继续维持这一制度。

此后的六星期中间，没有人同意做沙皇的内务大臣。最后斯维亚多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被说服应命，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各个地方议事会的代表应该马上集合起来，制定一个全国代议制的方案。

当政府允许地方议事会代表大会于1904年在莫斯科“非正式地”开会的时候，全国激动万分。地方议事会把宪法保证的要求讲得十分清楚，他们呈给沙皇的备忘录，在104个代表中就有102人签名，而且不久就得着全国各阶级的代表人物的签名。渐渐地又有律师、县长、某些省份的贵族议会、一些市政当局等等向沙皇呈递同样的备忘录。地方议事会的备忘录于是成了知识阶层的一种最后通牒，这一部分人很快地便组成一些专业团体。1904年这一年就在一种昂扬激奋的状态中结束了。

接着一个成份——工人出来以它的力量作解放运动之声援。由那位特立独行的人物，加邦神父，于最近十二个月中尽力组织起来的圣彼得堡工人这时候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行示威，向沙皇要求工人的政治权利。1905年1月22日，他们果然出来了——十万密匝匝的徒手的工人群众从四郊集合起来，向着冬宫前进。在此时以前，他们还十分相信尼古拉二世是有好心来为人民谋幸福的，他们想亲身去向他说明他们的需要。他们信任他，真正把他当作他们的父亲。然而一次对这些诚心的群众的大屠杀早已准备好了，由首都警备司令来指挥，作了现代作战的一切布置——地方参谋部、救护车队等等无不齐备。这一次的游行请愿由神父加邦及其助手公开地筹备了整整一星期，政府并无举动来使工人就此作罢。他们向着冬宫前进，聚集在冬宫的周围，满心相信沙皇会出来接见他们，接受他们的请愿书。然而枪声响了。军队在几十码外向密集的、手无寸铁的群众放枪。那一天死伤人数在一千以上，也许有两千之多，男人、女人、孩子倒下了，成为沙皇的恐惧与顽固的牺牲品。

俄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屠杀和平老实的群众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下面的民众消极隐忍，而上面的统治者肆意血腥杀戮，使局面保持至今。这就在人民与现今统治者之间挖掘了一道深的鸿沟，鸿沟越来越深；我倾向于认为它永远也无法弥合了。

如果此等屠杀的本意是在恐吓群众，那么它根本达不到目的。在这“血腥的弗拉狄米尔星期日”五天之后，华沙民众便实行大罢工，不久，这样的罢工遍布于全波兰。波兰社会的各阶级都活跃程度不等地参加了这些罢工。在5月里，罢工潮更见扩大。事实上，全部国家机构皆为罢工潮所打乱。1905年1月和5月里，俄国政府在波兰实行的多次屠杀，只是导致了接连不断的报复。波兰社会全体明显地站到恐怖主义者一边。结果是如今波兰实际上已不为俄罗斯专制帝国所有了。如果它再得不着完全的自主权，像芬兰在1905年所得的那样，它决不会恢复它的正常的生活。

反抗逐渐遍布于全俄。在俄罗斯帝国各处，农民起义的风潮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各处农民在提出要求时表现得很克制，同时却也表现出进行有组织行动之巨大能量。他们到处都坚持必须将土地收归公有。在格鲁吉亚西部（在外高加索）农民甚至于组织了独立的公社，与瑞士的古郡县中的公社相仿佛。同时，在高加索开始了一场种族战争，接着是敖德萨的大起义；又继之以黑海铁甲舰队的兵变；然后是波兰境内的第二批大罢工，接着是大屠杀。直到全俄国都起来作公开的反抗时，尼古拉二世才最后顺从民意，在8月19日发布宣言，通告将设立国会（俄文为“杜马”）以实行一种代议制。这就是有名的“布立金宪法”，它只允许极少数的人有投票选举之权（即每二百人中只有一人可以投票，便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那种富庶之区也不例外），竟将俄国四百万工人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这种极不痛快的让步显然不会使谁满意：它只引起民众的鄙弃。米涅[145]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史》中曾经说过：在那样的时期里，政府的让步应该在未发生严重的流血惨剧之前作出。如果在惨剧发生以后才作让步，此等让步便毫无用处：革命不会注意到它，而只会走它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发展道路。米涅是对的，俄国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个简单的事变（莫斯科面包师的罢工）成了一次总同盟罢工的开端；这罢工不久就蔓延到全莫斯科，各业一致参加，从莫斯科又扩张到全俄。大罢工期间，工人们受的苦是很可怕的，然而他们居然坚持到底。铁道运输完全停顿，没有粮食和燃料运进莫斯科来。除了罢工委员会的宣言之外，也没有报纸出版。数千旅客，成吨的信件以及如山的货物都堆积在火车站上。圣彼得堡不久也加入罢工，那里的工人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没有煤气，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水，没有马车，没有邮政，没有电报！工厂寂然无声，城市沉入黑暗。于是下层阶级的热情渐渐地感动了别的阶级。商店职员、银行书记、教员、演员、律师、药剂师——甚至于法官也加入罢工。全国罢工来反对政府。罢工者严守秩序，以致军队无法乘机干涉，实行屠杀。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街上的三十多万群众明白无误地服从此等委员会的调度。

沙皇左右的廷臣的恐慌这时候达到了顶点。他的平日那些保守派廷臣正和路易十六的廷臣一样地靠不住。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尼古拉二世又召用威特伯爵，在10月30日同意签署一张宪法宣言。他在宣言里说，允许人民有公民自由的不可改变的基础，决不侵犯个人的人身、信仰、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他的“坚定不移的意志”。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下令选举国家“杜马”，答应“把‘杜马’建立为一种不可更易的统治形式，没有它的批准，任何法令皆不能付诸实施”，而且人民的代表“将参与监督沙皇委任的当局行为的合法性”。

两天以后，当圣彼得堡街上的群众要去攻打两个主要监狱的时候，威特伯爵便得着沙皇的许可，大赦几乎全部政治犯。

这些许诺产生了绝大的热诚；可惜不久，当局在许多重要之点上违背了许诺。

从新近发表的一份官方文件（警务部部长洛浦欣给首相斯托雷平的报告）看来，我们才知道当群众在街中欢呼庆祝的时候，保皇党收买了许多流氓准备屠杀欢呼的群众。宪兵军官连忙自己动手印刷呼吁书，鼓吹屠杀“知识分子与犹太人”，并且说他们是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奴才。尼洪与尼甘德尔两主教在他们致管理区的信中要求所有“真正俄国人”“用武力打倒知识分子”；而在莫斯科伊伯利亚圣母教堂前的石阶上有些粉墨登场的演说者企图诱使群众去杀害所有的学生。

尤有甚者，米歇尔斯基在他的报纸上“怀着恐怖地”（如他自己所说）承认道，当时圣彼得堡的统治者中间有些人曾经炮制了一个计划，要激起一场严重的暴动，然后使之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就可以使‘杜马’流产，而俄国仍然回到旧制度去”。他在他的报上还说：“几个高级官员曾经这样对我承认过。”

我在本书中曾力求对亚历山大二世保持公正的态度，现在对于尼古拉二世当然也愿意同样公正，尤其是因为他除了自己的错误外，还要代他的父亲与祖父的错误受过。然而我必须说，他当时在宫里热情接待保皇派的代表以及后者从此受到保护这些事实，当然会鼓励他们继续干这类屠杀无辜人民的行为——纵然这种鼓励是无意的，他也不能辞其咎。

但是在1906年1月，莫斯科又发生了暴动。莫斯科总督海军上将杜巴索夫对于这次暴动应负很大的责任。波罗的海省份的农民又实行起义以反抗他们的德国地主的专制。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也发生总罢工，俄国本部共发生了一千六百多次农民暴动。这一切的风潮无一不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鞭人至死，任意杀戮，凶狠残酷，至于此极。若不是同时还有一些热爱自由的人的崇高的英勇牺牲精神，那么凡有人心者无不会对文明感到完全的绝望。

“杜马”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于1905年5月第一次开会的，仅仅存在了七十天就被解散了。在它成立以前，它的命运就已在彼得荷夫决定了。所有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以深得尼古拉二世支持的特列颇夫为首领，成立了一个有力的同盟，旨在使“杜马”无论如何不能真正支配沙皇任命的各部大臣的行动。而“杜马”力求首先获得这一权力；终于它被解散了。

如今，俄国的境况简直难以笔墨形容。“立宪”后的第一年（即1905年10月30日到1906年同月同日）我们得到的统计数字如下：死于屠杀的，在骚动中被枪杀的，以及其他死于非命的人，共22721人；被判处苦役罪的，共851人（总共的服役年限是7138年）；被处死刑的（大多未经审讯），男女和青年共1518人；未经审讯而被放逐的（大半往西伯利亚），共三万人。这些统计数字以每日十至十八人的比例增加。

这些事实本身便能说明问题。他们还在彼得荷夫谈什么维持“专制政治”，其实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八十个总督的专制统治而已。每个总督只要他的命令能使属下高兴，那么每人都是一个非洲的国王，一个在他的辖区内的专制君主。流血、即决军法会审、掠夺等等到处盛行。三十个不同省份有饥馑之虞，而俄罗斯却不得不历尽这一切苦难，只为着要把沙皇左右的朋党的不负责任的统治多维持一些时候。

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是没有人能够预言的。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时，有一段时间，反动也曾占上风；在法国，反动的势力支持了将近两年。然而最近几个月的经验也已经表示出来：俄国的下层阶级保存着如此坚实而健全的后备力量，所以目前白色恐怖的张狂是肯定不会支持多久的。军队从前本是反动势力的靠山，现在已有迹象表明：它已渐渐对它对祖国的天职有了较好的理解，而反动分子的罪恶对士兵们亦已昭然若揭。至于革命党人呢，他们先把旧制度的势力大大削弱之后，现在更明白要在一个更坚实更广泛的基础上准备进行斗争；千万个男女青年的献身精神已经到了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中，那般为一个自由、新生的俄罗斯的诞生而奋斗的人将最终获得胜利，这是一刻也毋须怀疑的事；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得到，而我希望他们会得到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的复兴意味着一亿五千万人（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占有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终于能够致力于和平发展。这部分人口，由于它的不同成份，必然将成为一个各族的联邦，它们为了文明和进步的和平目的联合起来，而不是一个罗马式的帝国。

《我的自传》译本代序——给十四弟

我的小弟弟：

自从几个月前得到你的信叫我译著点书给你读以来，我就无日不在思索想找出一本适当的书献给你。经过了长期的选择之后我终于选定了现在的一本书。你要读它，你要熟读它，你要把它当作你的终身的伴侣。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本书呢？你把这本书读过以后就可以明白。在你这样的年纪，理论的书是很不适宜的，而且我以为你的思想你的主张应该由你自己去发展，我决不想向你宣传什么主义。不过在你还没有走入社会的圈子接触实际生活以前，指示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给你看，教给你一个怎样为人怎样处世的态度；这倒是很必要的事。——这是你在学校里修身课本上找不到的，也是妈妈哥哥所不能告诉你的。

固然名人的自传很多，但是其中不是“忏悔录”，就是“成功史”；不是感伤的，就是夸大的。归根结底总不外乎描写自己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人。

然而这本自传却不与它们同其典型。在这本书里著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

巴尔扎克在童年时代常常对他的妹妹说：“你的哥哥将来要成一个伟大人物。”这样的野心并非那位法国大小说家所独有，大部分的人都有。然而克鲁泡特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野心，他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从穿着波斯王子的服装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身边之童年时代起，他做过近侍；做过军官。做过科学家，做过虚无主义者，做过囚人；做过新闻记者，做过著作家，做过安那其主义者。他度过贵族的生活，也度过工人的生活；他做过皇帝的近侍，也做过贫苦的记者。他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做俄国侦探的暗杀计划之目的物。在西欧亡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俄罗斯的黑土，尽力于改造事业，到了最后以将近八十岁的高龄在乡间一所小屋里一字一字地写他的最后的杰作《伦理学》。这样地经历过了八十年的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得朋友与敌人无不感动，无不哀悼。这样的人确实如一个青年所批评的“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所以有岛武郎比之于“慈爱的父亲”，所以王尔德称之为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这个唯美派的诗人曾说：“我一生所见到的两个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是凡仑和克鲁泡特金……后者似乎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的精神的人。”

弟弟，我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人介绍给你了，把他的生涯毫无夸张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了。你也许会像许多人那样反对他的主张，你也许会像另外许多的人那样信奉他的主张，然而你一定会像全世界的人一样要赞美他的人格，将承认他是一个纯洁、伟大的人，你将爱他、敬他。那么你就拿他做一个例子，做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你能够照他那样地为人，那样地处世。你一生就决不会有一刻的良心的痛悔，决不会有对人对己不忠之事。你将寻到快乐，你将热烈地爱人，也将为人所爱，那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是青年们的福音了。你会如何地宝爱它，你会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们，你会读它，你会熟读它，你会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

自然这里面有些地方是小小的你所不能够理解的，（但你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些地方的价值。）然而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你读着这一本充满了牧歌与悲剧，斗争与活动的书，你一定会感动，一定会像我译它时那样，流下感激之眼泪，觉得做人要像他这样才好。那时候你会了解你的哥哥，你也会了解你的哥哥的思想，你会爱他，你也会爱他的思想。你更会爱他所爱的人。那么我的许多不眠的夜里的劳苦的工作也就得着酬劳了。

译后记[146]

我不曾翻译过什么大书，而且也不敢与一般翻译家为伍，但我始终以为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所谓翻译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文字改写为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的成份，所以一种著作的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

我曾经翻译过几篇剧本。我翻译它们的时候常常感到创作的情味，所以屡屡在不损害原著的本意这个范围之内增改了原著，加入自己以为可以加入的字句。但翻译本书时却并没有增加什么，不过有一些地方除了直录原文之外便别无办法，如西文暗号信，字母拼法错误之类，那么我就只得意译了。好在这类的地方并不多。

我的翻译是根据英文、法文、日文三种本子。日文本错误甚多，不足为信。英文本是著者的原著；法文本是译文，但经著者加以修改和补充。这两种本子中有时也有文句不同（甚至相反）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是更可信的呢？其实谁也不能断定。法文本虽经著者修改，但是译错的地方著者有时未必看出来（这样的经验我是有过的）；同样写英文原著的时候著者也许有些地方记忆不清楚，后来要加以删改，这也是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既然不能说哪一种本子比较可信，那么遇着这种地方我就应该行使我的选取之权了。举一个例：勃兰兑斯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原文是：“What others have thought of him he mentions only once with a single word.”法文本中就译成了“Il ne dit pas unmot de ce que les autres ont pensé de lui.”如果有一位翻译名家根据法文本校读我的译文，岂不是会说我连简单的法文句子也不懂得吗？

本书系随译随印，校对时又常常因了想使版面整齐的缘故，不得不增减几个字。原书只有六章，现在我把第四章（原题为《圣彼得堡——西欧初旅》）分为三章，各加上一个标题，这理由是很简单的，用不着再来解说了。插图，英文本中只有三幅，法文本完全没有。本书中的十五幅插图是我在外国搜集起来的。

最后一章不是出于我的手笔，译者是友人吴养浩君。他曾在劳动大学教授过法文，他的法文程度高出于我的不知若干倍。他在巴黎时曾有心将此书全部译出，但只译了第八章，他就变成了合作主义者，对于丹麦、爱尔兰等处的合作运动（他谓之为“和平革命”）感到特别的兴趣。他读了英、法文书籍数百种，近在乡间著述几本关于合作主义及合作运动的有系统的书。我虽不是合作主义的信徒，但我也希望他的著作早日完成，来救济这饥荒的中国学术界。他不但让我把他的译稿附印在这里，而且还允许我把它大大地修改了一番，这是值得我特别感谢的。至于注解，除了原著者的外，全是我加上去的。后面的跋是二十几年前的英文本新版的序言，但此版出后不久即绝版，现在通行的版本中是没有这篇序言的，我以为在未读本书之时不宜先读这篇序言，所以把它移在卷末，改题作跋。

几个月来的翻译与校对的工作就此完结，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以后打算休息一些时候，以便开始写我底第三部创作《死土》[147]。别了，亲爱的读者，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

《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

一

树基：

我讲过，我不是翻译家，又不曾精通一种外语，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帮助过我，我愿意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

译文的第一卷《我的自传》出版较早，是我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我的影响极大。初版时我写过一篇“代序”，说是写给我的弟弟看的，主要还是谈我自己的感受。这篇“代序”以后编入了散文集《生之忏悔》，就被我从《自传》里抽去，后来各版中都不见“代序”了。

《自传》在中国虽然销路不大，可是也有好几种版本。初版由上海启明书店发行，只印了一千册，那是1930年的事。后来上海出版合作社在1934年又印了一版，作为“插图本克鲁泡特金全集”的首卷，用的却是启明书店的旧纸型。

1939年初我在南方“身经百炸”之后，回到上海，在“孤岛”进行小说《秋》的写作。这其间我把一些旧的译文校改一遍，交给相熟的书店重版，这本修改过的《自传》就交给了开明书店，一直发行到1949年。我在本卷中保留了开明版的前记。

最近的一个版本则是1985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书中增加了一篇“附录”，那是1966年俄文本的前言，是B.A.特瓦尔朵夫斯卡娅撰写的，我没有征求三联编辑部的同意，不便转录在本卷中。

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翻译的经过。

本书是在1930年初译成的，大约也就在前一年开始翻译。1927年我初到巴黎的时候，友人吴克刚正在翻译《自传》。他那间小屋子里一张小圆桌上堆了一大堆从学生练习簿上撕下来的散页，上面写满了字，歪歪斜斜，又不太密。这是初稿，而且只是最后的一部分，旁边还摊开一本法文的《自传》。原来他是从讲西欧的一部分开始的，这里有他熟习的人和故事，如格拉佛，他还带我到郊外去探望过这些老人，他对我说过有疑问可以写信去向老人求教。可是不到三个月，吴克刚又因参加国际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来回到上海，担任劳动大学教授。我和他通信不多，我同老人的联系也就中断了。第二年我也回国，在上海见到吴，我最关心的还是那一堆写满钢笔字的散页（他的初稿）。不用多说我便带走了一个大纸包，另外还有一本法文旧书《我的自传》。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了。一年以后我交了卷，将启明版《自传》送给吴，并感谢他的译稿对我的帮助（我今天还想对他说，“对我的人格发展他有大的帮助”）。他淡淡一笑，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谈这个。但是我一直体会到一部书牢牢系住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友情。

《自传》以各种版本问世，一晃就是六十多年。我常常记起过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别的朋友，想念最深的时候，吴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不幸的是我因骨折第二次住院治疗，躺在病床讲话有气无力，几次谈话都没有说出我的意思。我期待着未来，我抱着一个信念——我总会下床的。哪知不到我下床他又离开了大陆。

我在病床上讲得少却想得多，除了我的“著作全集”外还有“译文全集”。关于“译文全集”，你知道，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起初答应了你，以后又迟疑起来。我的病使我放弃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翻译，因为我没有精力和能力，也没有时间。现在轮到我来给自己做总结了。改不改？出不出？我自己找不到一个痛快的回答。最后我决定下来并且写了序言的时候，我还因没有找吴克刚校订《自传》而感到遗憾。更不幸的是我的病情逐渐加重，不能作为你的助手参加第二部全集的工作。正在为难的时候，我遇见一位酷爱翻译的朋友，他刚从新华社国际部退下来，不用说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能力，他愿为我校订《自传》，我便拿了一本1906年的英国普及版给他。我译《自传》根据的是我那本十二版美国的原著，英国普及本多了一篇著者1906年的新序，据说这一版被帝俄政府全部买去，外面流传很少，马宗融大哥有一本当成宝贝不肯借人，却为吴用打字机打了一个复本。我的“跋”就是根据这个复本翻译的。1935年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得到一本英国普及版，我也当作宝贝。这次我把它交给徐成时，只要求他简单地看一遍，可是他工作认真负责，又关心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他不仅指出我的错误，并且改正了不少译文不妥的地方。接到他寄来的改订稿，我感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为了这个，我感谢我这位老友。

二

写完上面的话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记起来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过去的生活，远去了的朋友。

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读者成为我的朋友，从投稿人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他走上翻译道路，我鼓励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译文送到读者手里。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文革”后他看见我忙忙碌碌，曾经对我说：“你翻译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给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长十二岁，我以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头。他热爱文学，淡泊名利，我们趣味相同，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不然的话，现在“译文全集”编成首卷问世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当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翻译家汝龙，作为对他的纪念。

[1] 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的有世界声誉的文学批评家、学者，一生勇于谴责暴政和反动。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六卷，1872—1890）为近代西方文学批评巨著。

[2] 圣日尔曼乡在巴黎市外。

[3] 这种马车车身不是直接安放在车轴上面，而在介于其间的弹簧条上面。

[4] 著者生于1842年12月9日。

[5] R.K.雷列耶夫（1795—1826）：俄国革命诗人，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领袖。次年被处绞刑。

[6] A.de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J.拜伦（1788—1824）：英国追求政治自由的浪漫主义诗人。

[7] 布伦努斯：活动时期公元前四世纪初。高卢人的领袖。相传在公元前390年左右曾率兵占领罗马，大肆掠夺。满载罗马人财物而归。

[8] 马克斯·库尔提乌斯：神话中古罗马英雄。传说公元前362年，罗马广场裂开一条无底深沟。巫师称只有把罗马最宝贵的东西扔下去，深沟才会重合。库尔提乌斯声称：“没有什么比一个勇敢的公民更宝贵的了。”他跨着战马全副武装跳了下去。深沟就此合拢。

[9] 芳妮·埃尔斯勒（1810—1884）：奥地利芭蕾舞大师。以采用戏剧化的民间舞蹈，以生动活泼和雄伟壮丽的舞姿和技巧，尤其是足尖舞技巧而闻名，曾在法、英、德、意、美等国演出，轰动一时。

[10] J.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和古典主义剧作家。1677年写成《菲德拉》，这是他在巴黎舞台上演出的最后—部最深刻、最有诗意的悲剧。

[11] M.S.谢普金（1788—1863）：十九世纪俄国最有影响的舞台演员。

[12] E.杜丝（1854—1924）：意大利名女戏剧演员。

[13] P.萨多夫斯基（1818—1872）：俄国性格演员，被认为是A.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最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了奥氏的声誉。

[14] 第一提琴师知道是指什么人。——著者

[15] L-N.达武（1770—1823）：法国将军，拿破仑麾下的杰出战地指挥官。

[16] M.I.库图佐夫（1745—1813）：最终击溃拿破仑对俄国的人侵的俄国陆军元帅。

[17] 奥尔良派：十八至十九世纪法国拥护波旁家族奥尔良系的立宪君主主义分子。在路易—菲利浦的7月王朝期间，奥尔良派达到权势的顶峰。

[18] 米拉波伯爵（1749—1791）：法国大革命初期统治国家的国民议会中最伟大的演说家和最富才智的政治家。1791年1月任国民议会议长。3月底因病逝世。

[19] 含的子孙：含为挪亚的幼子，因父醉裸卧，未尽子职，致受父诅咒，子孙降为他人的奴隶，见《旧约·创世记》。

[20] 格拉斯加：格拉辛的昵称。

[21] 耶·伊·普加乔夫（约1742—1775）：1773年在伏尔加河以东草原上农民起义的领袖，1775年被人出卖，在莫斯科被处死。

[22] 洛约拉（Ignace de Loyola）：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的创设者。

[23] 新桥（Pont neuf）：巴黎的一座桥名。

[24] J.米歇莱（1798—1874）：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之一。1830年的法国革命使他坚信著有《新科学》的意大利大学者维柯的学说，强调人本身在形成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持续不断的斗争。著有《法国史》（1855—1867）和《法国大革命史》（七卷）。

[25] M.塞尔维特（1511？—1553）：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曾攻击正统基督教义。他认为只要实行政教分离，并废除不合《圣经》和早期教父学说的神学命题，便可重建教会。1553年10月27日被宗教法庭判处烧死。

[26] 奥格斯堡声明：恐系指奥格斯堡信纲辩。该信纲为基督教信义宗（跻德宗）的基本信仰。信纲辩为信义宗解析其信条的声明之一。由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于1531年执笔写成。

[27]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161—180在位）。曾颁布大量法令，作出许多有关司法的决定，从民法中删除不合理的条款，是一位体恤下情的执法者。

[28] A.魏斯曼（1834—1914）：德国生物学家；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种质学说，反对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29] F.高尔登爵士（1822—1911）：英国科学家、探险家、人类学家，达尔文的表弟。曾创造优生学说和“优生学”这个词。

[30] 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进化论者。

[31] 萨伊（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以其市场说最为知名。

[32] 最后这句话在第二版中删去。

[33] P-S.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34] 卜尼法斯八世（1235—1303）：意大利籍教皇，1294—1303在位。在中世纪政教争权斗争，死于罗马教廷势力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

[35] 巴士底：法国的监狱。后来成了压迫的象征，1789年被巴黎的革命民众攻破，占领。

[36] W.R.格罗夫（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R·克劳修斯（1822—1888）：德国数学物理学家；J.P.焦耳（1818—1889）：发现能的转换的英国物理学家；M.塞甘（1786—1875）：发明钢索桥和管式蒸汽锅炉的法国工程师。

[37] H.von亥姆霍兹（1821—1894）：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德国籍。对生理学、光学、电动力学、数学和气象学均有重大贡献。

[38] J.丁铎尔（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

[39] C.热拉尔（1816—1856）：法国化学家；A.阿伏伽德罗（1776—1856）：意大利物理学家。

[40] D.I.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化学家；L.迈耶尔（1830—1895）：德国化学家。与门捷列夫各自独立研究出元素周期分类法。

[41] J.莫勒斯霍特（1822—1893）：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42] C.贝尔纳（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实验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43] 莫理斯（1834—1896）：英国诗人、社会主义先驱者、美术设计家。现被认为十九世纪的伟人之一。

[44] J.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喜歌剧作曲家。

[45] 《威廉·退尔》：根据席勒同名剧本改编的四幕歌剧，罗西尼作曲。

[46]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为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克鲁泡特金在本书中以后多次提到；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治评论家和小说和回忆录作家；奥加辽夫（1813—1877）：革命者、诗人；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诗人；格列戈洛维奇（1822—1899）：俄国小说家；卡维林：俄国政论家。

[47] 《北极星》：这里应该作《钟》，因为《钟》恰在这时出版，而《北极星》则已经停刊了。

[48] G.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游击战专家。

[49] N.G.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现代人》是他经常为之撰稿的杂志，在当时很有影响。

[50] 斯拉夫派：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运动中的一派。他们认为西欧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是道德上的破产，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畸形社会的产物，相信专制政体完全适合于一个有共同精神联系的民族。阿克沙科夫兄弟为该派的两位领袖。

[51] X王妃：沙皇的密友。——著者

[52] 客商市场：侍从学校对面的一排商店。——著者

[53] 保罗一世：颇有建树的俄女皇叶卡捷琳娜的私生子，生性乖张，极恨其母，处处与其母生前的政策、措施对着干；崇拜普鲁士。是一个无道又无能的君主。

[54] A.V.洪堡（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与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

[55] C.利特尔（1779—1859）：德国柏林大学教授，与洪堡共同创立现代地理学。

[56] 疑是美国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1904年生）之父，英国人。

[57] 斯捷普尼亚克（1851—1895）：俄国民粹派作家。1878年因暗杀一俄国宪兵司令而避居国外，最后到了英国。

[58] 这是古代的传说。罗安格林是“圣杯的武士”，即被天神派遣来守护基督升天之前最后喝过的圣杯的武士。他坐着一只天鹅曳着的小艇来为卜拉彭德的公主爱尔沙雪冤，舍身决斗。瓦格涅尔据这传说创作了他有名的歌剧《罗安格林》。

[59] 罗马天主教中有所谓“七大罪”。

[60] 圣劳伦斯河：北美洲东部的大河，上源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下游在加拿大东陲，注入大西洋。

[61] A.R.华莱士（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以提出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而知名。

[62] 反仪式派：即捍卫灵魂派。十八世纪兴起于俄国的农村教派。他们主张直接接受上帝的启示，反对种种宗教仪式，否定包括《圣经》在内的一切权威。

[63] A.巴斯蒂安（1826—1905）：德国人种学家。他在东方逗留五年之后，著有《东亚民族》一书；R.庞佩利（1837—1923）：著有《亚洲中部考察记》一书。

[64] E.海克尔（1834—1919）：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

[65] 鲁滨逊：英国小说家笛福的名作《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他在海上遇难，流落荒岛二十八年。

[66] O.诺登舍尔德（1869—1928）：瑞典地理学家和南极探险家。曾两次在南极过冬。

[67] R.E.皮利（1856—1920）：美国北极探险家。

[68] F.南森（1861—1930）：挪威的北极探险家，海洋学家。

[69] K.韦普雷希特（1838—1881）：德国北极探险家，曾发现法兰士·约瑟夫地。

[70] 利特尔（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与A.V.洪堡共同创立现代地理学。

[71] 读者不可把她和另一个小说家符先沃洛特·克列士托夫斯基认作一人。——著者

[72] 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在她的回忆录中曾说，有一天在他们的团体会议完毕时，加拉考左夫起来说，他已决心去暗杀沙皇。他的主要理由是：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和一切社会改革根本不能相容；如果皇位还是安全未被动摇，则革命党人的一切努力与牺牲都将归无效。这种意见不曾得着同志们的同意，但他一人终于去做了。事后加拉考左夫与易宿丁都被处死。

[73] 大石棺：指著名的圣彼得堡监狱“彼得保罗要塞”。

[74] 指凯南著的《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共两卷。

[75] H.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运动领袖。曾任苏黎世军队的随军牧师，死于战场。他的故乡即苏黎世。

[76] 青年意大利为1831年由G.玛志尼发起的运动，在实现意大利统一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它一直是中产阶级的运动；青年德意志是德国十九世纪（约在1830—1850）的社会改革和文学运动。曾受到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

[77] 著者把两个时期混淆了。吉约姆本人曾在他的《第一国际史》第二卷中说：“在1872年我还不曾靠译书谋生。那是1875年以后的事。我那时和伯尔尼一位出版家发生了关系，我一连替他翻译了三部书——两部德文小说，一部英文小说。我还应该说一句公道话，那个出版家付与我的稿费也不致于像克鲁泡特金所相信的那样少：并不是‘每十六页八个法郎’，而是每三十二页六十法郎。在1872年我的经济情况极不安定，印刷所遇着一个危机，我的父亲把它转卖与一个新主人以后，在这年年底我便不得不失掉位置。我眼见着不久便会失业，就想另找一条谋生之路。克鲁泡特金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我正要办一个叫做《民众读物》的文艺半月刊，如果这个刊物能得到足够多的订阅者，那么我就可以维持独立的生活了。《民众读物》第一期在1872年4月10日出版。”

[78] 土伊勒里宫：位于巴黎罗浮宫旁。1564年开始兴建，1871年被焚毁。

[79] C.德勒克吕泽（1809—1871）：巴黎公社的重要领袖，1871年在巷战中阵亡。

[80] 作者此处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资产阶级。

[81] 《圣母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拉斐尔（1483—1520）的杰作。

[82] 威克里夫：英国人。宗教改革的先驱者，他的教派的信徒被谑称为罗拉德派人，意即喃喃祈祷者。

[83] H.M.斯坦利（1841—1904）：英国探险家，以勘探刚果地理和深入非洲中部救出探险家利文斯通而闻名。

[84] F.拉梅内（1782—1854）：法国天主教司铎、哲学和政治著作家。1829年抨击主教与皇帝，主张天主教义与政界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

[85] 巴克尔：不详（因原文有姓无名）；F.拉萨尔（1825—1864）：德国社会主义者，为其主要发言人。1861年后，主张革命业已结束，主张用合法渐进的手段才有成功的希望；J.S.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论边沁和科尔律治的文章为英国激进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德雷伯：不详（因原文有姓无名）；F.V.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其作品被视为德国社会小说的代表作。

[86] 艾克曼-夏特良：十九世纪法国两位地区派小说家E.Erckmann和L.A.Charian合作用的笔名。军事生活是他们较为常用的主题。

[87] 一俄里等于一英里的三分之二。——著者

[88] 欧琴·苏（1804—1857）：法国通俗小说作家。这里指他的小说：《人民的神秘：一个无产者家族在各时代中的历史》。

[89] 约翰·布赖特（1811—1889）：英国政治家、演说家。1858年发起议会改革运动。1866年下半年，他成为改革派主要发言人，支持美国南北战争的北方。

[90]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成员，后流亡英国，为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91] 普斯科夫：俄罗斯西北部的一个州。

[92] 博沙侯爵：德国大诗人席勒的名剧《唐·卡洛斯》中的为民请命的主人公。

[93] 这个黄须满颊的朋友是威马尔博士，他后来被牵连在暗杀麦孙采夫将军事件中，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在加拉矿山里作苦工，最后死在矿山里。克鲁泡特金写自传时他还在西伯利亚，故不便提出他的姓名。总之参加这次越狱计划的人从没有一个曾被人发现过，这一次真是做得极其机密。

[94] 赫尔：正式名称为赫尔河上的金斯敦，英国约克郡的一所城市。

[95] J.凡尔纳（1828—1905）：法国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奠基人。作品有《海底两万里》《从地球到月球》和《神秘岛》等。

[96] H.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其所著《生物学原理》（1864）创“适者生存”之说。

[97] 麦克马洪元帅（伯爵）（1808—1893）：法国第三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他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逃到法国来的一个爱尔兰家族的后裔。在1871年，他任尼尔赛军总司令，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

[98] L.甘必大（1838—1882）：法国共和派政治家。1869年在色当被普鲁士军战败后，成为组成临时国防政府的主要人物。任内政大臣，后兼任国防大臣。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后，他竭力推动议会批准起立第三共和国。

[99] G.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第三共和国总理。1876年重任国民议会议员，成为激进派领袖。

[100] A.布朗基（1805—1881）：法国激进的革命派。他在巴黎公社起义前一日被捕；布朗基派在起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01] G.玛志尼（1805—1872）：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革命家，争取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战士。

[102] O.V.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君权、帝国、殖民地统治和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功臣。

[103] 罗伯斯庇尔（1758—1794）：在法国大革命中，特别是在1793至1794年雅各宾派共和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革命家。

[104] 爱利则·邵可侣（1830—1905）：又译雷克吕斯。法国地理学家。其巨著《新世界地理、地球与人类》（十九卷，1875—1894）附有大量地图和插图，论述精彩，有不朽的科学价值。

[105] P.L.库里埃（1772—1825）：法国经典研究者和小册子作者。王政复辟时期，发表一系列维护农民权利和抨击反动政客的小册子，1821年遭审讯和监禁。

[106] P.J.蒲鲁东（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的人。巴枯宁称之为“我们所有人的大师”。

[107] 这里用了“所谓的领导人”这一说法，表示安那其主义者不承认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这个概念，并无贬意。

[108] 我记不清楚他是否同时提到都德与左拉两人的名字，但一定提到两人中的一个。——著者

[109] 著者这里指的应该是帕夫洛夫斯基的《追忆屠格涅夫》一书。这部小说是写了的，但不知道究竟写完没有。里面描写的是屠格涅夫的青年友人波利凡洛夫的爱情故事。屠格涅夫曾把这本小说的结构告诉过帕夫洛夫斯基。帕夫洛夫斯基的书中，第96至109页（1887年版）讲的便是这件事。

[110] 哈姆雷特：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唐·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里的主人公。

[111] H.麦希金是“一九三人案”中的英雄，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

[112] 米哈伊尔·亚·戈尔恰科夫（1798—1883）：1856年任沙皇俄国外交大臣，1866年任首相，1872年使俄与德奥匈帝国结盟。

[113] 《新时代》一直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约在1921年左右才停刊，那时作者已经去世了。

[114]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

[115] 克莱杏：歌德的诗剧《埃格蒙特》中的女主人公，剧本第五幕中她在街上演说，想鼓动群众起来反抗压迫者，援救被捕的埃格蒙特，结果无效，后来知道埃格蒙特被处死刑，她便服毒自杀。

[116] 暗杀麦孙佐夫将军的人就是塞尔该·斯捷普尼业克。

[117] S.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工程师。

[118] J.费里（1832—1893）：法国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家，以实行反教会的教育政策和扩大法国殖民地闻名。

[119] 《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四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120] 法利赛人：基督教对伪君子的称呼。

[121]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土地改革论者和经济学家。

[122] 费边派：信奉所谓渐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团体。1883至1884年在伦敦成立。

[123] H.M.海因德曼（1842—1926）：英国第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1884年建立社会民主联盟。盟员中有威廉·莫理思、约翰·伯恩斯、乔治·兰斯伯里等。

[124] 宪章运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改革议会的运动，是1837至1838年经济萧条时期产生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运动。

[125] 其实那时候恐怖主义者中的精英已经伤亡殆尽，无力再从事暗杀沙皇的行动了。

[126] 这人就是约翰·格拉佛，1939年翻译此书时尚健在。著作甚丰。

[127] A.C.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批评家。

[128]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大诗人、小说家、政论家、文艺评论家。

[129] E.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

[130] 即著者的另一著作《俄法狱中记》，叙述著者在俄法两国监狱中的见闻和感受，尤其着重监狱生活给与囚人道德上的影响。

[131] 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出生于德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学家。

[132] C.龙布罗梭（1835—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曾促使犯罪学者对罪犯进行科学的研究。

[133] C.狄更斯（1812—1870）：英国小说家。G.克鲁克香克（1792—1878）：英国名漫画家、讽刺画家、插图画家。

[134] 奥尔良派：十九世纪法国拥护波旁家族奥尔良系立宪君主主义分子。

[135] A.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创建人和总统。

[136] 著者在新版中删去以上两句。为供读者了解有关事实，中译本版仍予保留。

[137] E-M.瓦扬（1840—1915）：法国革命政论家和政治家。1870年起义，被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逃往英国，结识了马克思。他是第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

[138] 普尔科沃夫天文台：在俄国圣彼得堡附近。

[139] 即亚历山大姑娘，著者的唯一的女儿。

[140] 托因比服务所：英国最早的社会服务组织，1884年在伦敦东区建立，设有公民顾问处、免费法律服务站、老人服务站等。

[141]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社会主义的先驱。

[142] 法文“反抗”（La Revolte）是一个阴性词。

[143] T.H.赫胥黎（1825—1925）：英国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主要支持者之一。

[144] H.W.贝茨（1825—1892）：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1861年发表著名论文，《亚马孙河流域昆虫区系研究》。

[145] F.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1836年选入法国科学院。《法国革命史》（两卷，1824）是他的早期著作。

[146] 本篇曾用作《插图本克鲁泡特金全集》，1933年9月上海新民书店版第一卷的后记。

[147] 《死土》：可能指《死去的太阳》。——1991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