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来自乌克兰的信:第一部
首先可以介绍下你在这场战争前的个人背景吗?
我原本来自东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离边境只有几里路,但是过去几年在利沃夫上学。我全部的家人?和亲戚也都来自哈尔科夫,并且搬到利沃夫之前,我每天都讲俄语:哈尔科夫几乎完全是讲俄语的,但是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亲俄的立场。我主修的是计算机科学:部分因为它是在乌克兰挣贫困线以上的工资的唯一途径,而且或许某天能够移民(「跑路」[1]);部分因为我喜欢科技,特别是低级编程,而且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如何在决定科技发展的同时,能够带来更多利于解放的用途感兴趣。
除了这些,我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并且,因为试图辨识我们的共产主义前景需要理解资本与历史总体,我对新兴全球市场、「再版农奴制」、帝国主义扩张如何塑造我长大的这片土地感兴趣。我在试图理解我们从圣彼得堡-尤佐夫卡-敖德萨轴的缓慢、不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史,到苏联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构成的不同方式,并且从与地主、资本家和官僚作斗争的解放运动中学习。
入侵伊始的几天里,你有何反应?你是感到惊讶还是预料到了如此规模的俄罗斯军事行动?
虽说我的确为这一结果做了准备(收拾了最基本的物品还有我的书本,确保我在哈尔科夫的家人有疏散计划),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发生全面入侵。我假定俄罗斯会进行一场大型虚假信息攻势,就像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前那样。但是,最终结果表明,入侵计划的秘密性使这些「宣传指标」变得不可靠,于是俄国媒体只能依赖2014年开始的长期虚假信息攻势。我每天都查看俄罗斯国家媒体,没有发现挑衅程度有显著上扬,所以我以为驻扎在边界的军队或许是筹码,使乌克兰和北约的谈判条件更对俄国有利。总的来说,有一些人对每一张新的俄国军事基地卫星照片过度反应,但是大多数人最终习惯了这个事实:俄罗斯在东边开战,并且总是欲求不满。
但是在更根本的层面上,我觉得没有人能为将临的未来做足准备。即使你指出俄国入侵已经持续了八年,即使你认为血淋淋的商品积累和帝国野心所支配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场持续的内战,没有什么能够替你为那个空袭警报终于刺穿朦胧睡意的清晨做好准备。首先有言语穿透了我半清醒的头脑并在里头爆炸,那时我还不确定事情的规模如何。我听到“所有的军事机场都被摧毁了”,于是想起了所有标记红点围绕国境的地图,迅速收拾东西时,“坦克进城了”仍在脑中回响。我的身体拒绝合作,所有的声音都增强了十倍,我一边在房里踱步,一边刷新闻,跟朋友发短信,一刻也坐不下来。我接下来几天都是这个状态,但是俄国的进军终于缓了下来,很多人也随之平静了。
我家里人运气够好,在第一批警报后的那个清晨开车出了哈尔科夫,在我的朋友们跨过波兰国界后,我与家里人会合。我们仍在西乌克兰,相对安全,和一些几天后成功从哈尔科夫疏散的亲戚一起。因为我满足兵役条件,我只能留在乌克兰。我们还不确定未来做什么,这要看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久,还有我们是否还有能回的家。
可以说战争标志着正常生活轨迹的中止与例外的出现。在你看来,当下的状况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乌克兰社会?旧的政治和社会分歧是否维持和深化了?还是说,我们反而在见证新的分歧之上出现快速的重组?
即使那些还不懂得例外即是常态的人也注意到,现有的分歧明显地加深了。那些留在被占领的、被包围的城市里的人,穷人还常常是老人的比例偏高,这不是意外,尽管有很多人努力将那些冒着不停的轰炸去灭火扫街的服务工人描绘成爱国英雄。其它地方由于边境排着长队,人们在野地里过夜,一些人则因为不幸来自非洲或者中东被直接拒绝入境。许多人已经决定抛弃自己的工作,只要政府试图鼓励在“和平”地区的人回到正常,过去“必要的”和“合逻辑的”结构与机器就越发有害。
很难否认,当下局势肯定迎合了反动势力的利益:军事化的民族主义团体受到了更多的支持,也越发步入“主流”,而进步主义自由派忘记了自己的“斗争”,把所有支持都投入了国家机器里。但是我也见到许多激进化的机会,军队与警察强制征兵、不让男性出国,逮捕并杀死劫掠者,这些暴露了它们的利益所在是保护法律,而不是我们的生存。一旦明白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系统正是这惨状的根源,明白了它从这暴力中吸取养分,一旦你切身体会过,就会很难听得下那些把乌克兰人的苦难描绘成永久的、提出不彻底的权宜措施的人的话。
乌克兰政府与媒体把这次入侵描绘成“自然的”、迷思般的事件。卫生部长轻易地从汇报被新冠病毒感染和致死的人数切换到汇报被杀害儿童的数量。战争和疫情就这样与常态分离,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就这样与国家本身的构造与世界总体分离:这些都是不可抗力的天灾。乌克兰平民的大屠杀被形容成非政治的事件,它的起源是那些非人的、遗传的、可传播的俄罗斯“半兽人”。乌克兰国家只是在试图存活下来,如果你不献身卫国,就是犯叛国罪。
除了对局势起源的故意误判之外(“战争的可能不是是常态的一部分,法西斯不总存在于自由民主制之中,而是在它之外”),当下局势的另一个特点是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束手无策。呼吁赔款(这本身就是呼吁集体屠杀“有罪的”俄罗斯人的幌子)、呼吁刺杀普京,这些表明他们预计世界的帝国布局是永恒的,我们只能指望有零星的再分配。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很重要,但是乌克兰战后由于“高度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就能经历经济复苏,这样的念想毫无依据。这些决然不是什么解决方案,因为这场战争与资本不可分割,不只是它正常工作运转中的一个错误。和平条约或者普京之死虽然或许能使战争戛然而止,但是不会让俄罗斯在未来不再管制后苏联地区。
只有在两边的战线和军队内部,发生一场我们现在或许无法预料的星星之火所点燃的群众运动,才能结束这个多年来第一次将战争带近帝国核心的世界。我拒绝为排外与屠杀正名的无辜和有罪的分别。相反,我们应该试图扩大平民抵抗的孤岛,构造普世主义的社群。帝国主义和驱动它的经济民族主义分不开,让百万人死于新冠、战争、气候变化的人口管理术正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治理模式,这二者都只能在构建全新世界的革命中被克服。
我的问题或许在你眼里有些天真,但是2013年独立广场运动还剩下些什么?人数越来越多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是否在某些方面将它重新激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吞并战争植根于历史事件中。2004年的橙色革命,加上2014年独立广场,乌克兰接连见证了两次致使亲俄政权倒台的运动。你能否迅速回顾下过去二十年乌克兰社会运动的历史,尤其是普京的政权如何坚定反对它们的?
我不觉得独立广场运动应是分析当下形势的起点。2004年的抗议仍陷于“进步主义反腐败运动”的角色里。今天我们说的“橙色革命”同样动员了民族主义桥段,试图以此定义一个明确的乌克兰身份。此外,它深深地种下了一个观念:腐败是乌克兰停滞不前的缘由,而不只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低利润率的一个症状。我觉得任何以腐败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的左翼运动是在敌人的地盘上打一场已经输掉的仗。
在相对和平的、一贯的意旨只是承认选举结果的橙色革命后,2013–14年冬天的事件显示,在后苏联地区里是可能出现能够与警察作战的群众运动的。独立广场本身无法轻易分类。抗议的要求有多个,运动非常矛盾的特征随着警察对示威的打压愈发暴力而增强。抗议者并非都是右翼勇武,但是毋庸置疑,其中许多人最终赞同了一些相对较小的纳粹团体,被它们的街头策略和话语所影响。
独立广场后,右翼话语继续走进主流,许多自由派觉得自豪地“征用”普京认为乌克兰全是“班德拉粉丝”[2]的说法没什么不妥,更让势头变本加厉。我对起义后团结结构的前景感到相对悲观。独立广场后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右翼勇武如何能在街头巩固力量,与军队、警察、国家建立强大的联系,甚至能居身其中,而各种无治主义群体慢慢消失,甚至自己转向爱国主义。
独立广场与随后俄罗斯在顿巴斯的入侵促生了一个巨大的志愿者网络。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认为以加强军事力量为意旨的政治倡仪特别受欢迎。这些通常非政治性的网络结果武装了右翼民兵团,它们设立了自己的训练中心,也积极招募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街头痛打酷儿。
在任何今天总是赞扬乌克兰军事表现的战事报道中,你都不会看到,人们大多也不明白一点。训练、维持、武装乌克兰军队,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要求,正是医院、学校、大学被大幅裁减,以及养老金处于贫困线和公营部门工资不涨的结构性原因。如果乌克兰被纳入欧盟,等待它的未来就是紧缩政策。
独立广场后,激进政治行动被局限于两点,要么参与一个与军队有瓜葛的民兵团,要么为了权利的斗争。坚持救援难民以及乌俄异见人士这个最基本的激进立场之外,当下的激进主义者必须致力于破除国家构建的“爱国战争”形象。这场战争和它的后续会给国境两边都带来严厉的镇压,最终受苦的是那些倾家荡产的难民。即便在坦克进城时还试图依附残余的法律与资本,这更是暴露了这一事实:人的再生产仍是资本再生产的副产品。
[1] 向外移民一词一般在乌克兰语[звалити]和俄罗斯语[свалить]里是逃跑的意思。
[2] 班德拉是二战时的意味民族主义领袖和纳粹帮凶。这个对普京断言不幸的“夺回”可以在公然自称“酷儿班德拉主义者”的酷儿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中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