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A·尼尔, infoaut
一把满是仇恨的污泥：特朗普主义、战争、勇武
采访菲尔·A·尼尔
2024年充满了重大事件。复杂的局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政治变革中愈发加剧，无论是选举类的，还是其它形式的，战云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社会和政治现象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视角来解读。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局势，我们采访了共产主义地理学家、《腹地（Hinterland）：美国新阶级与冲突的地貌》一书的作者菲尔·A·尼尔（Phil A. Neel）。他的著作是对美国价值链、政治地理和阶级构成关系的最为深刻的重构之一，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次当选之前。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解读严谨而深刻，提供了许多超越美国背景的视角与洞察。
我们将这次采访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讨论特朗普的连任问题，然后将讨论扩展到全球层面，最后触及一些与激进行动相关的议题。
祝您阅读愉快！
特朗普的连任
特朗普的联盟在这四年里有变化吗？
嗯，这里有两个稍微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特朗普的联盟，也就是支持他竞选总统的精英力量。第二个是关于那些投票给他的人，显然这是一个更广泛的群体。关于第一个问题，特朗普的支持基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对2020年选举的分析非常精彩，至今仍是对特朗普最重要的评论之一。戴维斯认为，除了传统的共和党支持者，比如能源利益集团和防务承包商外，特朗普联盟的真正基础可以在「流氓」资产阶级利益中找到，这些利益「主要位于经济权力的传统中心之外」，并集中在像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威奇托（Wichita）、小石城（Little Rock）和塔尔萨（Tulsa）这样的「腹地」地方，这些地方的经济依赖于房地产、私人股本、赌场以及从私人军队到高利贷等各种服务。换句话说，这些是统治「微型城市统计区」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具备外郊性质，或是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中，算是最接近「城市」的地方1。
一个特别有用的例子是汽车经销商的角色，佢们将（主要是二手）汽车直接卖给消费者。这种工作常常被视为典型的「工人阶级」职业，类似于建筑承包商经营的小型企业。它们并不生产任何东西，基本上只是商业中介。然而，事实上，汽车经销商和建筑承包商是美国年收入超过158万美元的0.1%最常见的职业之一。至于汽车经销商，超过20%的经销商由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的个人拥有2。显然，这些人并不是主要的资本家利益群体，实际上佢们的利益往往与「大企业」的利益相冲突。然而，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商人，因而构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尽管佢们与工人阶级毫无实际联系，但佢们的「流氓」特征常常让天真的城市自由派感到困惑，后者倾向于通过文化符号和技术资质来理解阶级。因此，这些商人看起来像是「白人工人阶级」，因为佢们可能只有高中学历，穿着卡哈特（Carhart）夹克（这些夹克当然总是显得有些太干净）。在《腹地》中，我因此将这些「流氓」资产阶级利益称为「卡哈特王朝」。
那么，过去几年这个联盟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吗？从根本上来说，没有。然而，这一支持基础所展现的力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政治战略家，佢们提出的主张无疑类似于经典法西斯政治纲领的早期阶段：因此，像马斯克（Musk）、蒂尔（Thiel）和自由主义亿万富翁杰夫·雅斯（Jeff Yass，TikTok的主要投资者以及以色列极右翼智库的资助者）这样的角色加入了像蒂莫西·梅隆（Timothy Mellon）和米丽安·阿德尔森（Miriam Adelson）等传统支持者的行列。这一点也在「2025计划」（Project 2025）丑闻中显现出来，部分由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撰写，他是一个怪异的准法西斯天主教徒，于2021年取代了更为传统的保守派人士凯·科尔·詹姆斯（Kay Cole James），成为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会长。然而，特朗普在这方面则显得有些模糊。反对那些夸大其词，担心他会废除民主的人认为，既定的统治阶级机构的惯性更可能使他的第二任期趋向美国治理的常规，就像他在第一任期中所做的那样。那些把特朗普称为「法西斯」的人，其实是在稀释这个词的意义。他基本上就是普通的保守派白人婴儿潮一代。
他的选民的社会组成情况如何？
我会谨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还太早，无法有很高的信心准确说出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化发生在哪里——我们仍然没有最可靠的数据，只能依赖民调信息。尽管如此，只有大约64%的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参与了投票，低于2020年，但仍然是历史上较高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赢得了普选票，成为几十年来首位赢得普选票的共和党候选人。但也要记住，最初只有大约2.45亿人有投票资格，这大约占美国3.35亿人口的70%。剩下的不合格者要么是还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要么是被剥夺投票权的罪犯，要么是从未在美国拥有投票权的移民。因此，像任何美国选举一样，最终的决定其实是由不到一半的人口做出的。研究一致表明，最贫困的合格选民最不可能去投票，所以数据总是有向上偏差。例如，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大约58%的有投票资格的房主参与了投票，而只有37%的合格租房者投票。在同一选举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有67%投票，而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选民只有33%投票3。所以，像每次选举一样，我总是提醒大家不要将投票数据与人口统计数据混淆：例如，如果X%的西班牙裔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并不意味着X%的西班牙裔人口支持特朗普。如果投票数据能证明什么，那就是富裕阶层的意识形态转变和贫困阶层的不投票模式变化。
尽管如此，确实有两个主要变化发生了：许多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选民转向了民主党，而民主党选民基础在这一收入水平以下的崩溃，导致特朗普在低收入群体中的支持看似上升。然而，这些并不是真正「向」特朗普靠拢的变化，因为它们是由于民主党选民基础的流失，特别是在德州和佛罗里达等州。因此，反对「特朗普乡」这一叙事（即将民主党的城市与共和党的乡村对立起来），民主党选民基础的崩溃也导致佢们在所有大都市区失去了数百万选票，包括大城市的中心地区。如果这些变化是由于特朗普的「得票」引起的，那么这些变化似乎微不足道。实际的转变可能发生在较富有的非白人选民中，特别是西班牙裔选民。这一变化似乎超出了民主党选民基础崩溃所带来的变化。部分原因是这一趋势在早期选举中已经显现，主要集中在德州的边境地区，如里约格兰德山谷。但在这一轮选举中，这一趋势也扩展到了像费城这样的核心城市地区4。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关于美国移民群体的研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预测到这一趋势，任何关注过去30年极右翼发展的人的话都会发现同样的趋势。
在意大利，主流媒体——大多偏向自由主义——将国会山事件视为集体疯狂或政变未遂，并很快将其从新闻流中删除。特朗普被认为在政治上已经完蛋。那么，美国人，尤其是体制政治和媒体之外的普通人，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呢？佢们的反应又有何不同？
这场事件本身非常混乱，更像是一场狂欢化的暴动闹剧，而非真正的暴动。但谁知道呢？如果右翼势力在未来获得更多权力，或许这次事件会被视为类似啤酒馆政变（Beerhall Putsch）的前兆：一场闹剧预示着悲剧，而非反之。那些认为这意味着特朗普「完蛋了」的人，根本不理解政治的运作方式。佢们相信一种自由主义的神话，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必须表现得温和友善，但这种观点显然从未成立。对特朗普刑事案件的态度也是如此，佢们认为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人永远无法当选总统。最终，你必须明白，自由主义者通常是那些看重证书、教育、清白记录的人——这些空洞的文化标志，用来与工人阶级区别开来。对佢们来说，冲击国会山只能代表一种难以想象的疯狂，象征着政治体系的崩溃和任何合理社会中应有的等级结构的瓦解。而实际上，正是在这种态度中，我们或许能找到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种子，而不是那些留在国会大厅里的混乱涂鸦。
在意大利，解释特朗普胜利的关键字是通货膨胀。评论员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佢们是认为通货膨胀只是「感知」的，还是「真实」的。您在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通货膨胀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某些深层次问题的表面现象（我们已翻译过这篇文章）。两年后，您有什么新的评估？
然而，2016年特朗普是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当选的，那时利率几乎处于历史最低点。因此，通货膨胀并不能构成全部原因。通货膨胀浪潮无疑在所谓的「经济焦虑」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经济困境带来的愤怒也确实是选举中的核心因素。但特朗普并未提出任何切实的解决通货膨胀的方案。事实上，如果他的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几乎可以肯定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他并没有激烈讨论这一问题，而是将愤怒转向了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事实上，我认为这次选举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两党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政策。特朗普只是胡乱谈论移民，指责中国，推销文化战争的陈词滥调。更重要的是，佢通过激发底层民众对经济困境的正义愤怒，特别是那些收入低于六位数的群体，来凝聚支持。与此同时，拜登和哈里斯则一边自我陶醉，一边认为现有的政策是广泛认同的成功案例，完全脱离了现实。
想象一下，假设你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去药店买东西。你并不在任何特别的地方：既不在那些海岸大都市，也不在保守的「小城市」地区。也许是在那些广阔的、横亘在南部沙漠的城市之一。那么，你走进这家沃尔格林，假设你现在在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你首先看到的，是一名穿着橄榄绿色军装、由私人保安公司雇佣、在城市中心各大商户中巡逻的全副武装的警卫。你穿过这位微笑的雇佣兵，继续走向排队的人群，也许有一百人，等了几个小时才轮到佢们进入那间人手严重不足的药房，最后被告知，保险公司不会报销佢们医生开出的药物费用，因为这药物未通过保险公司要求的事先授权审批——这是为了压低成本。你可能会听到排队的人谈论，担心佢们的楼房会被来自圣塔菲的房地产开发商收购，租金会涨三倍；或者佢们谈起从莫拉（Mora）大火中逃离，至今仍未收到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赔偿。还有些人不自觉地揉着在亚马逊仓库十小时工作中受的伤，口袋里塞满了布洛芬。
你继续穿行在货架间，注意到每一只牙刷和牙膏都被关在防弹玻璃后，糖果、洗衣液，甚至婴儿配方奶粉也都如此。唯一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在收银台和各个货架之间奔波，解锁不同区域，气喘吁吁，几乎要崩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氨味，仿佛透露出一种内分泌疾病的征兆——这些疾病专门侵袭贫困人群。你需要的商品已经缺货，商店里空空如也，货架上只有贴着价格标签的空位，仿佛连空气都在向你收费。你随便拿了一包薯片等着收银员回来，钥匙的碰撞声像铁链的响声。税后，那包薯片几乎等于你在最低工资水平下工作一小时的收入。然后你看到这两场竞选活动：民主党在为佢们「得当的治理」而自鸣得意，宣称已经为「工薪阶层」带来了「历史性的进展」；而共和党则无所作为，仅仅从那口埋藏在这片大陆下的深渊里捞出一把满是仇恨的污泥。
所以，的确，通货膨胀在这里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它只是整体局面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在「通货紧缩」的时代，住房成本依然在上涨。事实上，普通人在日常消费中所感受到的通货膨胀（如汽油、食品、住房等）和试图衡量整个经济「健康」价格水平的「核心通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5。正如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所解释的，通货膨胀本身是全球生产格局中更大变化的表面现象6。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我所称之为全球生产的「区域化」，这常被误解为「去全球化」，但实际上，这更多是中美贸易增长停滞，而与「近岸」国家的贸易增长却急剧上升，尤其是在欧亚大陆。这导致了生产网络的区域化，每个地区以全新的方式重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例如，中国的供应链并没有变得不重要——实际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脱钩」——但它们现在也与南亚、东南亚、墨西哥和东欧的装配线交织在一起。而美国贫困人口所面临的困境显然与这些变化密切相关。特朗普和拜登实施的关税上涨，再加上中国工资的上升以及疫情后加息的措施，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人在全球化几十年间享受的「隐性补贴」，那时工资增长停滞，因为可以通过廉价商品和畅通的信贷来弥补。大萧条标志着这一补贴侵蚀的第一阶段，而后疫情危机则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到来。
所以你是说，拜登政府转向「产业政策」，像《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的一些措施，已经证明无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特朗普的经济平台才会受到欢迎吗？
不完全是。关于这些拜登时代的新补贴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是可以辩论的，但显然，在某些行业，它们确实有效地推动了新的投资。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两党都没有提出任何能够真正创造大量就业或增加实际工资的方案——疫情后的名义工资增长完全被通货膨胀吞噬了。特朗普曾承诺通过与富士康达成协议，将成千上万的工厂工作带到威斯康星州，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它本质上并不具备盈利性。在美国生产大多数商品仍然缺乏利润，特别是那些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商品。如果你希望提供接近生计工资的收入，这种生产就更不可能盈利。那么，特朗普所承诺的威斯康星州富士康大工厂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微软最终购买了这块土地，并将其转变为一个数据中心，雇用了少数几个人。
这标志着拜登时代政策的转变，这些政策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等措施，选择性地刺激新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正因为这些政策瞄准了那些低就业的行业，而这些行业本身已经更有可能吸引投资。因此，受到这些政策刺激的大部分新投资都集中在最低就业的领域，比如电池生产。在其它领域，比如电动汽车（EV）生产，补贴无疑帮助了主要汽车制造商扩大产能，但这实际上在就业方面缩小了生产规模，因为电动汽车的生产通常需要较少的工人。虽然这些工厂在初期看似雇佣了更多的工人，但这更多与生产初期较高的劳动利用率以及更强的垂直整合有关，使得更多的就业岗位变得可见，因为更多的工作由公司直接雇佣的员工完成，而不是外包商完成的7。换句话说，产业政策的复兴能够在某些方面解决投资问题，但恰恰因为它忽视了就业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
你可以详细阐述一下这个关于就业的问题吗？这似乎和你在工作中讨论的一些更大问题有关，比如「剩余人口」的问题。难道这些新的产业政策真的没有机会带回制造业工作吗？
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细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绝对贫困，这表现在长期失业和极端贫困形式上，如监禁、无家可归，以及由于冲突和环境灾难而逃离的庞大移民群体。人们在谈论「剩余人口」时，通常指的就是这些极端的例子，这是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已较为人知的部分。这个说法不完全错，但它并不完全涵盖全貌，因为「剩余人口」远比这些极端情况要广泛得多，而这些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数地方仍然是例外，并非常态——尽管暴露于这种绝对贫困中的人口确实在不断增加。至于特朗普和哈里斯提出的任何旨在解决就业危机的政策，佢们基本上都采取了惩罚性措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强化边境管控，以及更激进的反犯罪政策。即使在「自由派」的加利福尼亚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激进的「反犯罪」措施通过，并且否决了一项关于禁止监狱劳动奴役的提案。
第二种情况是各种形式的「就业不足」，包括那些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的脆弱工作，或那些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然而，在这一群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那些「未参与劳动市场」的人。过去二十年，这个群体增长显著，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至大约六成8。那么，这大约四成的适龄人口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是部分原因，到了2020年代，退休人员已成为非参与者中最大的群体。但佢们仅占非参与者的一半。而且，退休显然无法解释「黄金工作年龄」（25至54岁）人群中非参与者的类似增长。到2010年代末，未参与劳动市场的人中约有一半是照顾病人或老年家庭成员的看护者。这个比例在2020年代显著上升。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依靠残疾补助生活，而残疾补助在1980和1990年代成为美国政府取代福利的主要社会保障手段9。与此同时，学生在非参与群体中的比例实际上有所下降，在黄金工作年龄人群中，到2010年代末，学生仅占总人数的8%10。除了退休金外，这些人的大多数收入来源于家庭支持，而非社会福利（即便是残疾人）。有黄金工作年龄「未参与者」家庭在收入分配的最底层五分之一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份额11。
第三种情况是另一种类型的短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缺乏体面工作的现象。现在，当然没有所谓的好工作，因为整个工资系统本质上就是一种绑架，让你生活在公司的意志之下。但我们可以将「体面」工作理解为那些能让你支付租金，甚至按揭，养活孩子，可能还能养活一个伴侣，享有医疗保障，并有一些积蓄的工作。并不奢侈，但也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现实。这是为什么呢？这和大多数人被排除在高生产力的核心行业之外有关，而这些行业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因此，我们就出现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中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服务又分为少数高薪工作和绝大多数低薪工作，后者通常是为前者服务。二元劳动力市场还与移民的涌入有关，因为这些低生产力的行业，如餐饮服务、保洁、儿童看护，甚至建筑，工资支出在总成本中占很大一部分，因此盈利性基本上要求低工资12。在那些不容易外包的制造业中，长时间工作、危险的工作和极低的工资是常态，时常伴随着关于工人被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或儿童被迫在肉类加工厂工作的丑闻。
当然，也有关于「将好工作带回本土」的讨论，但这类讨论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最接近「成功」的例子，或许是美国南部一些低工资制造业职位的增长，这些职位通常是由东亚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推动的，而这种增长又催生了零部件供应商的外包就业。然而，这些工作远不能被称为「体面」工作。事实上，正是这些公司，几年前在美国南部爆发了童工丑闻，儿童工人在阿拉巴马州的汽车零部件厂，每周工作多达60小时，为附近的现代和起亚工厂提供零部件13。总体来说，现实情况依旧如故：虽然低就业但高薪的行业有所增长，但仍然假设少数高薪工人会把收入投入到当地社区。举个例子，在华盛顿州莫西湖镇开设的两个联邦补贴的大型电池厂之一，工程师们将把佢们的收入花费在当地的超市、房地产、雇佣当地保姆照顾孩子、缴纳地方税等，从而通过佢们的消费支出创造出一系列低薪的服务业岗位。在经济地理学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间接就业」，而这种乘数效应是地方政府在评估任何投资「价值」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显然，这种就业模式并不能为每个人提供体面工作，因为高薪和低薪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深深植根于这一经济模式：单个工程师的收入根本无法分配到足够多的「生活工资」来支付附属服务岗位的工资。
乌克兰战争和加沙大屠杀在此次选举中起到了多大作用，若有的话？
加沙大屠杀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关键因素，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哈里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个基本的停火框架，单凭此就可能通过吸引年轻选民的支持来赢得选举。从选举前的调查数据和选举后对年轻人进行的访谈来看，很明显，加沙问题在年轻人对民主党支持的下降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尽管它并不是大多数选民的「主要关切」。事实上，这个局面乍看起来几乎是超现实的。这场世界历史性的大屠杀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由我们的税款资助，而且所有的细节都被详尽记录。大多数美国人一贯表示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尽管一开始时赞成与反对的比例接近50/50），而在年轻人中，反对的比例更是压倒性。那些反对的年轻人发起了大规模抗议，呼吁美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制裁以色列。对此，毫无疑问。然而，自由派的共识却恰恰相反：任何对大屠杀的批评都被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完全正当，而美国税款是否继续用于屠杀平民和援助人员的问题，根本不容置疑。相比之下，乌克兰战争对选举的影响并不大——尽管特朗普的选票可能因担忧成本问题略有上升——但你可以看到同样令人震惊的逻辑在起作用。毫不意外，但看到所有「冷静的自由派」人士一夜之间变成了嗜血的战争鹰派，确实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全球背景
关于「去全球化」和「脱钩」，一些人持有不同观点，那么资本主义价值链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呢？
如前所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去全球化」或美中经济之间有实质性的「脱钩」。然而，确实可以观察到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增长在相对上出现了停滞，尤其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因此，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全球生产格局实际上开始解构，非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有所增长，供应链也趋向区域化。尽管如此，资本（通过投资流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等体现）仍然是完全全球化的，且依然由美国企业主导。我们可以说，区域性贸易和生产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些联系在越来越多的节点之间分布，原本连接这些地区的全球供应链被缩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调整。然而，这些生产网络依旧在同样的基础上运作：美元和来自富裕国家主导企业的资本。与此同时，在全球贸易的低价值环节，中国制造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巴西的农产品以及（现已被非法贸易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也变得愈加重要。
战争如何融入这一局面？
首先，问题是：哪场战争？或许最显著的特征是，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在增加，尤其是在欧洲的边缘。尽管这些冲突尚未达到「重大战争」的程度，但它们也不再是小规模的冲突。与过去几十年中频繁出现的长时间反叛战争和慢性内战不同，这些冲突实际上是自2020年以来，至少涉及全球十大军队中三支的地区性战争（按现役军人数量排序）：俄罗斯、乌克兰和埃塞俄比亚。到目前为止，最多的军事伤亡出现在俄乌战争，而平民伤亡最多的则是在提格雷战争。这两场战争的前两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伊拉克战争二十年中总死亡人数的总和，包括最初的美国入侵。同时，苏丹内战——其根源在于对苏丹革命的镇压，现在已经演变为由多个国家（如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参与的代理战争，目的是争夺全球供应链上游黄金的控制权——目前已经导致大约三百万人逃离该国，八百五十万人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整体而言，这几乎占据了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尽管加沙的总伤亡人数远低于其它地区，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无疑是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
所有这些显然与全球价值链的破裂有所关联，尽管这种关系可能较为间接。例如，近年波兰右翼政府的军费开支在全球居首，并且其政府现在自我定位为「欧洲救世主」。这一点并非偶然，波兰也在同一时期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贸易增长之一，东欧的生产网络已成为（主要是德国的）领先公司从中国撤资并寻求多元化投资的核心地区。类似地，在进行种族灭绝的同时，以色列政府则在推动未来的以色列-印度贸易走廊建设，试图为通往太平洋提供一条替代路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过于机械化地看待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将经济大趋势，如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以及一些外围经济大国的崛起，与冲突的增加联系起来，但很少能将单一的经济原因归结为某一场战争的起因。同样，尽管加沙的局势似乎将我们社会体系的逻辑——以及普罗阶层的贫困状况——压缩成一种暴力的简洁书法，但过分依赖这些松散的类比，有可能将「过度」与「必然」混为一谈，仿佛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力量配置只是结构性力量的必然体现。事实上，真相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会引发内在的动荡，当动荡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会自我加剧，最终无法简单归因于最初的原因。因此，说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由某种潜在的政治经济趋势「造成」的并不准确，尽管这些力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或「促成」了这一进程。实际上，这场暴行显然是由那些数十年来精心策划、使得种族灭绝成为可能的极端以色列民族主义者直接推动的，佢们现在正在有计划地实施这一种族灭绝。
从大规模的角度来看，是否无论是考虑直接冲突还是日益激烈的供应链竞争，我们都只是在讨论霸权的更替？
我们当前处于美国与中国霸权之间的「过渡期」这一观点，本质上是美国帝国主义力量所塑造的意识形态图像，这一图像反过来又被用来巩固其自身的霸权14。如果回顾美国霸权的历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每个十年都会出现关于美国即将衰退的预测，这些预测通常是基于亚洲新兴挑战者的崛起。冷战初期，威胁来自于技术先进的苏联，苏联不仅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卫星，还将第一位人类送入了太空。几十年后，挑战者变成了日本，后者曾享有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然后，当然是中国的崛起。每一次的预测都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预测最终被用来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这一论调曾被用来为冷战中的代理战争和核武扩张筹集资金，对日本实施严苛关税，并最终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做出经济让步，这一协议也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经济衰退。今天，依然是同样的叙事被美国的战争鹰派所利用，旨在削弱中国微弱的进步，触发更为毁灭性的跨太平洋政治经济崩溃，并将台湾海峡染成血色。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审视资本主义下霸权更替的实际历史进程时——我们基本上只有一到两个充分的例子——有几点尤为突出：首先，这一过程似乎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重大」战争，才能完成，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大国的继任者往往会迅速发生变化。举例来说，今天很少有人记得，曾经德国在与英国帝国的竞争中被认为领先于美国，因为它处于全球工业创新的前沿。其次，霸权转移从来不是简单的正面冲突。相反，某些松散的民族资本阶层及其政府机构的霸权，通常表现为对金融、全球贸易货币的控制，以及对主导世界军事力量的掌控，这些因素的更替往往是通过合作而非直接冲突来实现的。霸权转移迄今为止基本上是一个集聚性动态，在这一过程中，借助旧有霸权核心的帮助，形成了新的资本核心，最终通过一系列危机和战争，逐渐甚至迅速地取代了旧有核心。然而，更常见的是，旧的与新的霸权势力在许多重大冲突中仍然处于联盟关系，尽管它们在其它方面可能是工业上的竞争者15。第三，每次霸权的转移，也伴随着地理尺度的变化，这意味着任何未来的霸权大国都必须承担一种几乎是全球性的治理形式，而这种治理模式目前并不存在。
与此同时，显然某种变化正在发生，并且这变化与亚洲有着某种关联。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所处的时刻既看似预示着霸权的转变，又似乎不足以完成这一转变？全球生产格局的基础地理变化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自战后时期以来，市场的成本纪律促使工业生产能力几乎持续地向太平洋沿岸迁移，形成了东亚滨海地区的新工业区，并伴随着一系列发展浪潮。这些变化伴随了海湾国家石油基础设施的迅速建设、欧洲的选择性重建，以及以色列定居者国家的军事工业化，所有这些都在美国主导的权力结构下进行。在每一种情况下，首先，帝国等级顶端「国家共管」中的领先企业之间存在着权力的勉强共享；其次，越来越多的权力被下放至位于等级更低的国家中的承包商手中。尽管领先公司在外包了大量生产之后仍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单买主权力，但外包过程最终催生了新的垄断级制造商，这些制造商随之能够成长为独立的领先企业。
因此，新的国家和行业资本阶层逐渐成形，并证明它们能够更有效地争取到这些价值链中流动的总利润份额16。然而，这一过程既充满竞争性，又充满合作性。与领先公司及其背后的富裕国家资本集团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不平等的相互依赖性，其中较贫困的公司依赖较富裕的公司获取关键合同。然而，这种合作关系也成为强制实施成本纪律的手段，因此大部分竞争压力被集中在供应链的下游，而非指向领先公司。因此，尽管关于美中贸易战的讨论不断升温，但在大多数产品领域内并没有真正的贸易战。实际上，激烈的贸易战争更多地发生在供应链的下游，主要是在大陆中国企业与台湾或韩国企业之间。或者，回溯到更早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竞争力的崛起如何彻底摧毁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东南亚奇迹」，使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复苏受阻，帮助确保它们最终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基本来说，全球制造体系核心内的超竞争条件得以激发，在这里，最初许多非常小的公司被迫在微薄的利润率下运作。大多数公司最终会退出市场。与此同时，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发现，要在这片市场中存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推出组织、技术和空间上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盈利问题。因此，它们开始进行激进的并购，重组企业结构，寻找方法机械化组装过程，将所有可用资金投入研发，并开始迁移到更低成本的生产地或更富裕的地区，在那里它们能够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为更高价值的市场提供服务，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结果，它们能够在各自的产品线内每单位劳动生产更多商品，进一步加剧了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压低了行业的整体利润率（尽管它们自己可能从中获利）。最终的结果是，「全球制造过剩」现象加剧，给供应链上下游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削减压力。同时，成功的公司最终成长为拥有垄断力量的庞大企业集团17。
但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仍然最终依赖来自上游领先企业的合同。事实上，单个合同（比如为苹果公司生产AirPods的合同）可以占它们年收入的巨大比例。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们能够更有利地谈判合同并承接更多价值更高的工作，但它们仍然是从属的。这一动态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生产权力显然已转交给亚洲的新兴资本核心，但积累仍然由富裕国家的领先企业主导。然而，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的，类似的情况在以往的霸权转移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最终，霸权并非一个「国家」的事务。霸权转移更多的是关于全球生产地理治理的变化，以及支撑这些变化的基础性军事金融结构的变动。而正是这一点表明，至少在未来几十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重大霸权转移的迹象。例如：尽管有一些夸大的报道称美元将被弃用，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放弃美元；像摩根大通这样的主要美国金融公司，以及像黑石和先锋这样的庞大资产管理公司，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实际上越来越强；尽管其它地区的军力在迅速增长，但美国仍然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强国。尽管如此，这些金融和军事力量也越来越依赖于危险的委托形式，正如乌克兰和波兰等地右翼势力所主导的迅速军事化所表明的那样。
这不仅仅是「美国衰退」与「中国崛起」的问题吗？
不，完全不是。事实上，这种叙事大多数只是分散注意力的干扰，掩盖了更为危险的动态。关于「美国与中国」对立的许多关键特点，往往要么是夸大其词，要么是彻头彻尾的虚构。特别是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报道，我在其它地方已做过讨论18。中国在整体上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像1970-1980年代的日本那样，与美国的核心企业展开直接竞争。虽然中国有可能很快达到那一步，但目前来看，许多「贸易战」措施实际上更多是为了「打压」中国，防止中国企业在未来与重要西方公司竞争。尽管如此，过去十年多的反华政策反而有效地刺激了亚洲其它地区、东欧和墨西哥的产业，远比振兴美国生产更为有效。实际上，尽管美国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大部分新的制造业投资却是由韩国、台湾、日本和德国的公司资助的。因此，尽管美国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措施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这种生产权力的外包依然在欧亚大陆形成了新的次级资本核心，这些核心资本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在帝国体系的中间层次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次帝国」职能。
这就引发了我们之前谈到的冲突。但这些冲突，显然并不直接涉及中国（尽管中国与其中有些商业联系），而且现在很少直接涉及美国——至少不再是像布什时期那种「派兵上阵」的方式。当然，美国仍然通常提供融资、某些训练、外围的无人机打击，当然还有在全球贸易受到威胁时，时常在背景中部署航空母舰。取而代之的，不是传统的「反恐战争」干预或「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代理政治，而是「次帝国」国家之间的积极介入，它们大多按自身利益行事。其中一些国家正处于衰退或面临威胁，如俄罗斯和法国，而其它国家则明显在崛起，比如阿联酋、沙特、土耳其，当然，还有日益右倾的印度政府。以萨赫勒地区为例。美国确实在以微妙的方式扩大其影响力，比如通过非洲司令部（AFRICOM）以及与肯尼亚等「附庸」军事伙伴的合作。美国进行无人机打击、军事训练，并使某些精英阶层受益。然而，与法国的直接干预相比，这些行动显得相对被动——法国在沙漠中部署外籍军团，确保铀矿资源的开采；俄罗斯的军事公司，如瓦格纳集团，正与来自乌克兰的类似雇佣兵集团发生冲突，挑战俄罗斯在北非的利益。
经济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你常听说中国试图收购非洲的港口，以控制重要的物流枢纽并驻军。然而，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后，你会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除了吉布提的一个军事基地（该基地与多个国家的基地共存），中国公司承包了一些港口建设工作，以及一些由中国公司管理的集装箱码头——这些码头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中资拥有」的港口。显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企业在国际建设和工程领域举足轻重，特别是在非洲市场，确实在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建设公司并不拥有它们所建造的东西。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建设活动，与完全的融资、投资及所有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通常通过更复杂的资本链运作，往往是通过传统的多边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渠道进行。
相反，土耳其的公司和军事力量确实参与了中国所被批评的那类活动，而媒体对此几乎没有报道。土耳其公司在整个非洲大陆签订了重要的港口管理合同（不仅仅是码头租赁），并且在事后常常因参与腐败商业行为而遭到指责，包括非法将未纳税的现金回流至土耳其。最严重的案例发生在索马里，土耳其公司长期拥有摩加迪沙的港口（Albayrak Group）和机场（Favori LLC）管理权，此外还包括北部的港口和与美国共同拥有的离岸石油勘探权。这些协议是在埃尔多安政府的直接协助下谈判达成的，并且在此基础上签署了一系列援助协议。更进一步，在一系列军事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在摩加迪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培训索马里国家武装力量（并促成土耳其武器的销售）。最新签署的协议将允许土耳其海军巡逻索马里海域，充当该国的实际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同时将至少三分之一的索马里专属经济区的收入交给土耳其公司19。土耳其并非唯一。阿联酋的资本利益也在字面上掠夺非洲，非法将大量黄金从「手工」采矿行业中转移出去，然后在阿联酋洗钱，最终流入瑞士或香港等其它金融中心20。为此，阿联酋政府资助了苏丹内战中的一个派系（赫梅提及其快速支援部队RSF），因此对当前的难民危机负有重要责任。实际上，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许多RSF士兵曾在也门的代理战争中获得作战经验，代表阿联酋作战21。
那么，总体而言，当前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它呈现出一个全球帝国体系中，权力的委托向下传递，进而激发了价值链中层的激烈竞争，并在全球价值链的源头引发了直接的冲突。与此同时，价值链的上层依然在攫取大量利润，尽管其它资本核心的崛起使得它们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份额有所萎缩。但权力委托也是具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因资本内部各阶层的冲突，或因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而遭遇破坏。比如，越来越多的大型合同制造商中的工人，因能更有效地组织工业行动，开始要求更高的工资22。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并非美国霸权向中国转移的过程，而是一种强化美国权力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同时推动了庞大而多样化的泛亚洲资本领域的崛起，这个领域在某些方面表现为一个「集团」，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利益极为分裂且经常发生对立，这些对立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常常带来暴力后果。苏联解体及日本在贸易战中的失败后，依赖理论家萨米尔·阿明曾警告，全球将迎来一个「混乱帝国」，即在没有新的霸权竞争者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衰退的霸权而进行的绝望尝试。而如今的局势，似乎正符合这一预言。尽管美国的霸权正在逐渐空洞化，但至今仍未出现任何资本积累的核心能够取而代之。
勇武主义
在意大利，勇武主义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型大学城市，这些城市在人口、社会和文化上却是少数群体。某些集体开始思考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介入，你是否曾思考过在这方面可能有用的路径？或者我们应该期待勇武主义在这些环境中自主发展吗？
这种情况不仅在意大利存在，在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常倾向于用来自过去的框架来解读这一问题，就像六十多年前的新左派那样。然而，这段时间里，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例如，你提到大型大学城市是少数，虽然我理解你的意思，但事实上，最大的大学通常位于最大的城市，而且如今这些大学也常常是当地最大的雇主之一。与五十年前相比，许多这些工作已经是低薪且高需求的职位。我不清楚意大利的工作条件如何，但在美国，今天大部分大学课程都是由兼职教授或研究生授课的，而佢们的薪水甚至比普通工厂工人还要低。与此同时，今天的大学几乎成了庞大的房地产项目，帮助稳固当地房地产市场。它们同时也是军事工业利益的高级研发基地。如果学术工人的勇武罢工导致某个城市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停摆，这将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此外，随着高等教育普及，今天有更多学生来自低阶层背景。因此，佢们在大学外做着低薪工作，往返于工人阶级的社区，并且背负着巨额债务。所以，这些地方本身就是重要的阶级冲突场所。我们必须摒弃新左派那种旧观念，认为这些是「资产阶级」阶层，或是「专业人士」，因此不属于更广泛的无产阶级，需要从外部进入这个阶层。在除了最精英的学府之外，这种观念已经不再成立。
然而，总是存在一个孤立性的问题，无论是你谈论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同一行业中不同职业之间的差异。大多数阶级组织首先以具体的生存斗争形式出现，关注的是直接的生存问题：你挣多少钱，租金是多少，工作是否有生命危险，警察是否会威胁到你的生命等等。但这些问题常常是矛盾的，因为它们既具有具体性（例如，这群工人针对特定工作场所提出具体的工资要求），也具有普遍性，与更广泛的阶级群体产生共鸣（例如，所有人的工资都太低）。除此之外，斗争往往会引发更大的冲突，进而赋予这些冲突新的意义，获得独立的动力，成为阶级冲突的重要表现，完全超越最初的生存关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矛盾最终在战术上的张力中得到体现。以警察暴力引发的暴乱为例。最初，这些暴乱有着非常明确的焦点：某一特定警察杀害了特定个体。因此，一些人会以同样具体的方式解读起义的「意义」，要求惩罚那些警察。而另一些人则以更广泛的方式解读起义，尽管仍然被生存需求的逻辑所限制，呼吁对刑事司法系统进行改革，增加监督，要求所有警察因其谋杀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等。但一旦事件发展成一场更广泛的起义，即使这种更广泛的解读也无法完全捕捉起义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未能把握住起义本身所积聚的所有附加意义——这些附加意义通常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活条件的广泛反抗，涉及多个层面。
这种超越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综合性、自指性的维度，任何特定的斗争才能突破其最初的局限23。这也是组织的切入点，它通过弥合这些个体生存斗争的孤立性，来推动斗争的展开。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展示了过去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但这本质上是一个务实的问题，这意味着它对你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极为敏感。你不能把历史中的这些模式直接移植到今天，因为它们与当时的环境密不可分。如果你这样做，结果只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空壳——就像今天那些自诩为「政党」和「工会」的各个宗派一样。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市场和地理人口结构的变化，今天已经没有意义再去试图建立一个农民军队，尽管农民阶级的革命经验仍然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分解和精细化你的核心问题，来提出一系列更为具体、尖锐的问题：这些希望从大学中「逃离」的集体究竟在做什么？佢们打算去哪里？同样，佢们如何理解「勇武」，又如何衡量这种「勇武」？此外，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具体的社会条件。显然，拓宽视野、走出自己的小圈子是有帮助的。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倾向，即忽视我们自身的阶级经验，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斗争，幻想「真正的斗争」发生在别处，发生在某个似乎更接近「纯粹无产阶级」状况的群体中。人们因此试图自我鞭打，否定自己的存在，而去寻求这种「纯粹」的阶级经验，或者扮演一种更理想化的「勇武」形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层面体验着无产阶级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多个立场进行反抗，只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超越这些立场。
你经常说，阶级组织的形式将与我们过去所见的完全不同。它不会是「双重政权」、自治、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派，等等。你愿意进一步深入探讨吗？
我认为阶级组织不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形式，但并不意味着它不会采取类似的形式。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过去的所有例子，而是希望迫使人们摆脱对左派历史的忧郁依恋。试图组织的第一件事显然是要观察周围的现实，而不是回顾一百年前的历史。在实际层面上，我认为未来的组织形式不会是「我们过去所见的完全不同的东西」。事实上，我认为我的立场正好相反：我们不需要某种神奇的「新」组织形式，而是需要回归许多更早的党派原则，这些原则当然曾经启发了你提到的这些例子。你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历史上的例子照搬过来，但你可以「再生」党派组织，以适应当前的生态环境。归根结底，这就是党派理论的意义，我非常支持党派，按照正统的意义来说。事实上，每当你谈论组织，或者至少是具有某种政治目标导向的组织时，你其实就是在谈论党派，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今天人们听到「正统」和「党派」时，往往误以为我是在谈论那些全球共产党死去时所衍生出来的教条化、即将消亡的组织。更糟的是，佢们的政治教育如此匮乏，以至于佢们认为「党派」指的是一个选举实体！
如今，显然我们处于一种困境，周围充斥着越来越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各种起义，但我们却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事件，甚至无法真正理解它们，这些事件大多充满虚无感，缺乏政治目标，或者至多表现为某种激进的共和主义情感。因此，我们只能停留在模糊的理论空洞中，以及起义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原始组织形式。尽管这些临时性的应对措施在事后往往会被浪漫化或批评，但它们并非有意识地作为战略选择，而是实践中的问题与时代常识性意识形态碰撞的产物。因此，出现这些组织形式的局限性，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即塑造我们当前环境并促使我们关注具体实践问题的力量，而政治策略上的有意识行动则是次要的。因为关于人们应该做什么的宣传性干预仅仅作用于这一第二层次，所以它们的影响极为有限。例如，在过去十五年的所有起义中，许多参与者（实际上，很多关键角色）曾呼吁人们采取更为严密的组织形式，倡导建立「工人党」之类的组织，也有不少人在推销自己的小派系。但没有人买账。
这正是因为那种「思想市场」的模式是倒退的，我们去「交流」我们的政治观念，试图让别人认同我们，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那些认为2010年代的起义失败是因为它们坚持「水平主义」和「无领导」原则的人，其实理解错了。实际上，没有人是自愿选择这种方式的，很多人参与其中恰恰是为了反对这种方式。实际上，「工人党」曾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我们能）、美国（桑德斯）和英国（科尔宾）等地尝试过，但它们同样因类似的原因失败了。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政治观念并不是通过巧妙的论证传达的。它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经历深深烙印在我们身上的。你可以整天和别人争论警察并不属于「99%」，无论你多么理性，提供多少证据，佢们仍然不相信你。但是，如果佢们亲身遭遇警察的暴力，佢们立刻就会转变。它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洗礼——伴随有宗教般的震撼。政治观念并不是通过耳朵进入大脑的，而是通过伤口进入的，通过无聊工作的日复一日带来的关节疼痛，通过长时间抗议造成的脚上的水泡，通过被机器割伤的工人手上的伤口，通过油腻的伤疤覆盖的双臂，通过充满催泪瓦斯的肺部。由此可见，我们「传达」政治观念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斗争中的行动，而非单纯的理论辩论。
因此，如果你想提倡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或战略方向，你必须在起义中担任战术领导角色，采取具体行动，突破制约政治序列扩展和深化的即时局限。在某些情况下，你提倡的抽象组织形式可能会起到这样的实践功能。但在许多情况下，实际行动与你更宏观的组织理论关系不大，因为这些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人们运送食物，突破占领物流中心，而非单纯地在门前抗议，砸碎国会大厦的第一扇窗，或当然，点燃第一座警察局。不管如何，这些行动都应面向外部，而不是聚焦于批评、攻击或与其它参与者争辩。你可能会认为，新左派的极端宗派主义已经足够成为警示，提醒我们需要彼此友善，保持宽容。但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赌博。领导性的行动总是危险的，且永远无法确保它们是否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还是会成为冒险主义的过度行为。总有人会不同意你，害怕你将每个参与者都置于危险之中24。然而，如果你成功了，其它参与者会被你的政治符号所吸引，从而开始接纳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思想。这些实践领域是组织的起点，通过这些行动，我们开始积累集体意识，推动斗争超越最初的局限。但首先，只有一个建议：带头行动，而非空谈。
1 Mike Davis, “Trench Warfare: Notes on the 2020 Election”, New Left Review, 126, Nov/Dec 2020.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26/articles/mike-davis-trench-warfare ↩
2 Alexander Sammon, “Want to Star Into the Republican Soul in 2023?” Slate, 30 May 2023.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3/05/rich-republicans-party-car-dealers-2024-desantis.html ↩
3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New Census Data Reveal Voter Turnout Disparities in 2022 Midterm Elections”,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15 May 2023. https://nlihc.org/resource/new-census-data-reveal-voter-turnout-disparities-2022-midterm-elections ↩
4 Eva Xiao, Clara Murray, Jonathan Vincent, John Burn-Murdoch, and Joel Suss, “Poorer voters flocked to Trump – and other data points from the election”, Financial Times, 09 November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6de668c7-64e9-4196-b2c5-9ceca966fe3f ↩
5 有关测量问题的概述，请参见：Adam Tooze, “Chartbook 327 From ‘anti-core’ to ‘felt inflation’: Or how I calmed my populist demons & resolved my cognitive dissonance on inflation, and how the Fed could do more to help”, Chartbook, 16 October 2024. https://adamtooze.substack.com/p/chartbook-327-from-anti-core-to-felt ↩
6 更多详情，请参阅全文：Neel, Phil A., “The Knife at Your Throat”, The Brooklyn Rail, October 2022. https://brooklynrail.org/2022/10/field-notes/The-Knife-At-Your-Throat/ ↩
7 总体而言，电动汽车所需的零部件更少，动力总成设计也更简单，因此代表了一个已经高度合理化的行业的进一步合理化，如今该行业所雇用的工人（绝对人数、单位产出和人均人数）比战后高峰时期要少得多，当时美国近六分之一的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受雇于汽车行业。 ↩
8 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数字还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妇女才刚刚开始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 ↩
9 关于残疾人数的增加，请参阅：Chan Joffe-Walt, Unfit for Work: The startling rise of disability in America , NPR, 22 March 2013. https://apps.npr.org/unfit-for-work/ ↩
10 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是 20 世纪 70 年代劳动参与率开始上升的主要原因，但目前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 「回归家庭 」现象。不参加劳动的基本原因没有性别差异。尽管如此，大多数非退休女性都与配偶或伴侣生活在一起，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女性仍然是劳动力队伍之外最大的黄金工作年龄群体。 与此同时，劳动力以外的男性大多与父母同住。 ↩
11 劳动参与率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关于非参与人口构成的数据来自汉密尔顿项目（Hamilton Project）2017 年的相关研究论文：Diane Whitmore Schanzenbach, Lauren Bauer, Ryan Nunn, Megan Mumford, “Who is out of the labor force?” The Hamilton Project, 17 August 2017. https://www.hamiltonproject.org/publication/paper/who-is-out-of-the-labor-force/. 有关包括 55 岁及以上人口在内的非参与人口总数的最新数据汇总于此：Victoria Gregory, Joel Steinberg, 「Why are Worker’s Staying Out of the U.S. Labor For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02 February 2022. https://www.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regional-economist/2022/feb/why-workers-staying-out-us-labor-force ↩
12 对这一现象的经典研究是：Michael J. Piore,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3 Mica Rosenberg, Kristina Cooke, and Joshua Schneyer, “Child workers found throughout Hyundai-Kia supply chain in Alabama”, Reuters, 16 December 2022.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usa-immigration-hyundai/ ↩
14 我的下一本书有望在明年出版，书中详细论述了霸权问题。访谈的这一部分是对其中一些核心论点的简要概述。 ↩
15 因此，英国在 「光荣革命 」之后成为海军强国，后来又成为金融强国，部分原因在于佢们与荷兰的密切联系。 ↩
16 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在此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 Monopsony Capitalism: Power and Production in the Twilight of the Sweatshop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7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种情况，例如，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一些公司，如Luxshare Precision、Longcheer、Huaqin或GoerTek，它们都曾是富士康等合约制造商的小型供应商，后来开始赢得苹果等领先企业的直接合同，现在已成为 「白标 」产品的主要制造商——市场上大多数廉价智能手机和其它电子产品都是由这些公司利用自己的设计制造出来的，然后由一家公司购买，再贴上自己的品牌。有些公司可能正在成为下一个富士康。 ↩
18 例如，请参阅我对土耳其集体 Komite 的采访：Phil Neel with Komite, “Hostile Brothers: New Territories of Value and Violence”, Brooklyn Rail, November 2023. https://brooklynrail.org/2023/11/field-notes/Phil-Neel-with-Komite/ ↩
19 Kiran Baez, “Turkey signed two major deals with Somalia. Will it be able to implement them?”, Atlantic Council, 18 June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turkeysource/turkey-signed-two-major-deals-with-somalia-will-it-be-able-to-implement-them/ ↩
20 有关该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arc Ummel and Yvan Schulz, “On the Trail of African Gold: Quantifying production and trade to combat illicit flows”, Swiss Aid, May 2024. https://www.swissaid.ch/en/articles/on-the-trail-of-african-gold/ ↩
21 许多应征加入 RSF 的年轻士兵实际上以为自己是申请到富裕的海湾国家做客籍工人。然而，佢们却被运到了战区，并被交给了枪支。有关这些组织的更多详情，请参阅：Adam Benjam and Magdi el Gizouli, “Marketing War: An Interview with Magdi el Gizouli”, Phenomenal World, 30 September 2023. https://www.phenomenalworld.org/interviews/magdi-el-gizouli/ ↩
22 请参阅：Ashok Kumar, “When Monopsony Power Wanes – Part Two: Subjective Agenc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32(1), 2024. pp.3-33. ↩
23 正如马克思对英国工会主义的批判和列宁对经济主义的批判所论述的那样，从阶级组织的 「经济主义 」形式到适当的政治行动形式的经典运动。这也是阶级内部经常性群众斗争的 「历史 」政党与有意自我组织的阶级部分的 「正式 」政党之间可能结合的空间，这种历史政党与许多单独的正式政党的结合构成了 「共产党」——通常体现于更广泛的 「共产主义运动 」，或被正式表述为协调许多正式政党的特定 「共产国际」。 ↩
24 但对 「安全 」的担忧也是告密者心态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