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望山文集

至于自治法规和一切条文，政府早已颁布了很多；既所谓自治理喻，也早有许多鸿篇巨著的贡献，这里用不着我们来讨论，我们还是论些实际的问题不过要谈这问题之前，还得先确定一个范围，就是我们所要求的自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标准；不然，像现在已经很多地方挂起自治的招牌，也有区长和乡镇之分的好听名词，但实际上究竟和人民生活没甚益处，倒反于官僚统治之外，增加一种新恶劣统治。

故欲确定自治的标准，必要达到民有、民治、民享，才是真正的自治。我们既把这个目标确定了，然后再来讨论从前何以不能实现，及今后要如何使其实现，这里就请先把排在我们眼前的三个实际问题，拿来谈一下。

1.障碍问题

中国社会为一农村社会，农村居民，与都市可为一与十之比。再来以住民性质比较，也是农村优于都市的；农村之人，因住居固定，感情易于团结，简朴勤劳忠实勇敢；而都市之人民则迁徒靡常，感情涣散，奢侈淫佚，奸巧怯懦。由此比较，则办理自治，论理应该农村易于都市；然而中国社会，既拥有此绝对多数适合自治生活之农民，何以反难进行呢？这无非封建势力在其中作怪。

盖农村人民，在自治生活方面，难有如上述之有点，但另一方面，则宗法社会思想，遗毒甚深，封建势力不易摇动，如一姓会、家族自治会、一切佛会未见减少，反见新盛，教育又不发达，人民知识贫乏。大都乐于保守习惯加以经济不发展，生活简陋，这都是自治进行之大障碍。

中国革命，难说已经革过好多次，然而革来革去，只限于政治舞台上统治者的变换而已；至农村社会，则毫未改革，所以到处乡政，无不仍旧受土劣的把持支配。就福建论之，则近年来，更加土匪横行，土劣与匪党结为一气，有的地方更为特殊的，竟分乡结会，互相械斗，凡此种种情形，皆为自治推进的障碍。

我们欲推行自治，还得先做番破坏的工夫，把宗法思想、封建势力打破，把那些怙恶不悛，永远把持乡政的土劣诛锄，然后才可进行无阻。

试观龙盐与漳平，系一邻县，其人民风俗、习惯、经济、教育大都相差不远，然而龙岩因为已经过数次的大破坏，一切旧的制度都已捣碎了，所以现在闽西善候委员会，一切组织和改革，非常易于进行；而漳平则未经破坏，表面是经济和秩序，远比龙岩较好，然一切组织和改革，则进行非常困难，这是事实使人所不能否认的。

至于这里所说龙岩、漳平的情形，系指政治和民众组织而言，若经济的组织方面，如分田之举，那就不能相提并论，尤当别有研究了。

2.人才问题

办理地方自治，除上述阻疑，应先扫除之外，人才问题，亦为一重要关头。现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的，就是：都市充满失业知识分子，而农村知识分子则非常缺乏。这个问题要讲起来，是很长的，但简单的来说：

A.受资产化，官僚化，绅士化，的教育所造成的，结果致读市的教育，充分表现这种色彩，都市不必说了；就农村的学校论，亦可为失业预备军的制造厂。盖贫穷农民子弟，当然力可受教育，稍有资产的农民子弟，虽有享受教育的机会，但其所受者，仍为都市化教育，结果也都市化；大多数不愿再度乡村那种简陋的生活，徒增加都市化之失业份子。

B.中国因外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榨取，内受不良政治剥削和匪乱的蹂躏，所以乡村经济，日趋崩溃，生产事业不能发展，大群的被迫离开乡村。于是，都市成为充血症，乡村成为贫血症。自治事业基础，本在乡村的情况如是，乃政府当局和主持自治的人不由此着想，而以政府委派几个区长，或指导员，即欲责以办理自治，其实以广大的乡村和大群的文盲，依靠极少数的人，居高指挥组织，怎能成功？应与应革的事务，千头万绪，怎能干得起来呢！所以历次筹办自治，不但空有其名，既单就调查户口一项，亦大都敷衍塞责，未见一县能切实认真办理的。

回忆民十六[1]年，我在晋江组织农民协会，招了百余个初中毕业程度的学生，办理一间宣传养成所，经过几个月的特别训练，配以几个大学生的教员和党部十几个有经验的职员，计共约一百五十人，大家都背起军毯、竹笠、草履，分为十二队，如军队打野操似的，费了二、三个月的功夫，才得成立一百余乡的农会。

又十九年我支持晋南民团时，编练处人员，几乎全体出动，协同当地的小学教员，及略有知识的乡长，合计亦数十人，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新门外卅余乡，组织成功；这是我所经历的事实。

乃以前福建民政厅，创设自治训练所，招收二三百个学生，学业后，每县分配三五个至十个八个，去充区长或是指导员，即要责以办成自治，这岂不离开实际太远吗。

其实若以全所学生，集中办理一县，还要有经验的人去领导，经过相当的时间，或者可以得到相当成绩。因地方自治，应由最下层严密的组织起来，而现在农民自身，太缺乏知识，非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深入领导，实无从做起。

民十七年，我曾拟创办成人教育师资养成所以吸收都市知识青年，授以成人教育简易法，军事常识、自治常识、农村常识、农业常识、合作运动等项学科，待其毕业后，选择一隅去试验，并很兴奋的持此方案跑去省城兴程时奎厅长接洽，程先生却说：这种事业，应该让政府来办。我说：那是好，也很对的。但其结果，闻系令各县教育局，各选派一人赴省受训练，后来怎样，及对于社会曾否发生过何种影响，却全无听见，大约也与自治训练所一样的无从着手，徒费精神。

归结一句，自治是需要人才的，尤其是需要切切实实到下层去做的，并要大批集结一隅，由富有经验的人领导，先去做宣传，调查，登记，组织，和训练乡民，然后又要继以专门人才去设计种种的建设。

沈玄庐先生，数年前在其家乡的浙江萧山县前村，办理自治（我住在参观之后约近一星期，他老先生才被害），土地面积不过十余里，人口不过一万左右，工作人员也要数十个，而且各种人才都有，由他老先生亲口指导，个个工作都很紧张，尚需经过一年多之时间，费用三万余元，才具有规模，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做个榜样的。

3.经费问题

上面对于扫除障碍，集中人才的理由已经约略说过了。现在再来讨论吧；因经费也为自治进行之一大要素，假使真的筹办自治，没有充分的经费也是办不成功。

福建高唱筹办自治，已经有好几个县，时间也不算短，但是哪一县或哪一区，有真实自治的成绩给人看呢？查其经费，只由钱粮项下，附加二成，分配与全省，其每区所得经常费，每月正款，少者不过八十元，多者至二百元左右；这样的结果，实有等于无，徒为人多造些饭桶与制造新土劣而已。今后要办自治，应除这种官僚化的，而取教育化的，自治指导员即为乡村民众的教师，而非治人的官吏。

兹试就我的愚见言之：假定以一县为标准，分三期作四年办完自治第一期应有两年的时间，首一年专为造就人才，创办乡村自治指导员养成所，招收中等毕业程度学生二百个，予以各种应用的特别训练；一年为期，其设备、学生膳杂、制服费、津贴费、教职员薪俸项，即需九万元，再假定中等县人口为三十万，分为六区，每区为五万人，除去儿童老人，按一万人之外，则可受训练的壮年男女，尚有三万人；若以三百个毕业学生，集合一区来来分配，则百余人口的乡村，平均约得指导员一个，这样联络的去办理区内成人教育（包括识字、合作、军事、农业、自治、组织），及关于自治准备事项，如调查、统计、登记、组织等项。每指导员生活费，以闽南生活为标准，平均给予月薪四十元，一个月应需一万二千元，全年薪俸为一十四万四千元，加以印刷品及表格等项，按六千元，是每区筹备和训练一年，必须经常费一十五万元（平均每个壮年男女，每个月约需负担四角钱）。第二期准备推广两区，续招新生四百人，另在第一期筹备已好之区内，抽出指导员二百人，凑为六百人，第三期尚剩三区，即可同时举办，再招生五百人，又把第二期筹备已好之区内，抽出指导员四百人，合九百人。这样共三期需造就指导员一千二百人，应需训练所经费三十六万元，再加六区经常费九十万元，总共一百二十六万元。这个数目开启了未免太庞大，但是平均每个人口，四年总共负担不过四块钱，却解决了许多问题。

第一、举办一县，即把许多县，许多失业的知识青年生活解决了，省了许多因生活不按而起的有害的事件。

第二、把都市消费的知识青年，多吸进农村，作间接生利的份子，而且把都市和农村的知识调剂了。

第三、把文盲问题和自卫问题也解决了。

第四、把历来筹备自治的许多困难的关头，都打破了。

第五、全县三十万人的生产增加和不经济的消费节省；如以全社会经济总和的眼光来观察，则所获利，不知几多倍了。

所以我认为四年平均，一县每年不过开费三十余万元，就所得代价来比较，未必就算浪费吧！

综上述，关于福建自治的三个实际问题，读者看了，或者以为太唱高调，太过麻烦，甚至要望而生畏，以为照我这样的见解，则福建地方自治，不知何日可以实现。

所以我在上面说过，我们一先确定目标，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自治，如果是要办成个形式的；那么，马马虎虎就很容易的。如果实在要做到民众的自治，建造应该新的社会，以达民有、民治、民享、众人安乐的社会，老实说一句，那就非这样的去作不可。

福建现在确是一个筹办自治的时机，因为那些大股的土匪，已经给十九路军打散了或者压服了，难说尚未根本肃清，土匪的潜势力还是存在，散匪还是很活动，但是既没有政治的背景，没有如从前的政府，公然做他的靠山，则自治的进行，应该好做得多了，只看我们民众，有没有自觉的决心，如果民众有这种自觉和决心，那就当鼓起勇气，提起精神，去谋实现。

自治实现以后，即福建过去的匪患，可以根本解决；匪党的潜势力，可以根本肃清；匪党所埋藏的枪械，也可由民众的势力抄出，作自卫之用。现在政府当局，正经筹办民团，想亦有鉴于此，并听说要效仿广西的办法，这里却就大有研究的余地了。因为各省有各省的特别情形，最显著不同的：

（甲）广西从前有了极大的部分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本省的上、中、下级的军事人才极多，受过军事训练退伍的在乡军人，亦不可胜数，那些退伍的军官，在其本县；当然有其特别势力或期望，可以号召；利用者大批的退伍军官，和在乡军人，其进行当然便利的多。福建的情形，有不同，过去的本省军队，大多由土匪收编来，受过军事教育的军官极少，土匪的下级军官大部分系地方上的土劣、地痞、恶少，这样与广西比较，便消失了一种利用的重要元素。

（乙）广西人口不及福建之半，社会生活，纯系农业的，人民性质耐苦、服从，福建东南沿海各县，与西北山地各县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便有不同，比较广西则更异。

（丙）李、黄、白诸人，为该省之杰出人才，曾做过军事领袖、政治领袖、革命领袖，平素出其门下，充其僚属，为其部属者极多，有此历史的和人的关系，系指挥提倡，当然便利很多。福建现在难说也由个县考送学生，以为着手造就民团基本干部的准备，但新出学校的学生，回到本县去，不但资望毫无，经验能力亦差得，远其号召力便不如广西之退伍军官了。假使毕业后，在分散派到各县工作，恐亦不免仍蹈以前自治训练所失败之覆辙。

所以依我的观察和经验所得，认为福建乡村的下层组织，是需要政治化、经济化、教育化、军事化，并进行训练，不能单独偏重军事一方面；因为只单独偏重军事方面，而无辅以政治，教育，的训练，诚恐将来流弊滋多，或有变为团阀，或流为上匪之虞。至于开始进行自治的工作人员，则需大批集合，择地以全力办理，方能成功。

这种见解，对不对，我未敢武断，不过一得之愚，便写来和大家研究研究，希望读者给予更正的批评吧。

泉永民军兴亡的始末（1914～1920 年）（1962）

袁世凯死后，督军团作乱，段祺瑞当权，全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中山先生南下倡议护法，福建党人许卓然首先响应，以凤巢（一名王巢山）为根据地，组织闽南靖国军。初仅编一队，由海军军校学生、泉州人黄孙坚率领，随后，南安王振南、同安洪英民、惠安汪春辉（汪连之族兄弟），相继率众来归，队伍增至七百余人。从凤巢迤西至英都一带，接连同安的梧峰，东至南安官桥，文斗店，接连同安的古宅，新墟，环凤巢山数十里内的乡民一致拥护，北洋军阀不敢轻易进犯。这一支新兴革命武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党人得以募健儿、储军备，筹饷粮，安然无外扰之患。

另一部武力起于南安八都山，原系党人吴瑞玉的旧部，吴瑞玉于1914年（民国三年）在八都山集结众士组织革命武装，1916年声讨袁世凯，因与泉城党人约会进攻泉州至霞井，泉州计划失败，吴在霞井战阵殉难，余众遂归陈崇仪率领，与德化苏亿部联络，出没于南永德一带，同时宋渊源党徒王恩（又名荣光）崛起于永春西部山区，翁奉崛起于安溪内地，树起靖国军旗帜，翁死后，部众由杨汉烈率领，拥早期《民钟日报》总编辑杨持平为司令。杨莆田人，虽属文人，性坚毅，遇事能以身作则，尝以“干革命要勤勤做、俭俭吃”勉励部属，甚得安溪军民爱戴。与许卓然为亲密同志，安溪财政困难，多半依靠许由安海筹措接济。此为泉永民军初期兴起的概况。

一、陈炯明攻下漳州及靖国军进驻安海

陈炯明在粤被桂系军阀压迫，为图生存另谋出路，乃以装备简陋的所部廿营进攻福建，称为援闽粤军。许卓然、杨持平认陈为国民党的基本武力，深恐他敌不过李厚基装备齐全的部队，极力响应援闽粤军，于是杨率所部进攻漳平，许率所部进攻同安。这两座城池俱为李军后方重要据点，两处都经过几次鏖战，相持四十多天，用全力牵制李军后方，使陈军得以顺利攻下漳州，可是陈炯明不但不以许、杨的声援而感激，反而忌许、杨树起靖国军的旗帜，将来力量会压过它，漳城甫下遂派赵光（系七十二烈士赵声之弟）深入内地，大招泉永民军，滥委司令达十余人，地方无赖争相组织队伍扩充个人势力，遂使南安、永春、德化地方大乱，掳人、勒款、焚屋、勒枪这样扰害人民事件，被视为寻常举动，泉永地方人民这一年为着避乱，逃往南洋的为数达十万余人。民军遂分为靖国军与粤军互相嫉视，彼此积不相能。党人秦望山见大局日趋恶化，乃在晋江内坑发动组织乡团自卫，得当地乡长如姚贻研、陈泮宫、张金锁、张家锥、蔡光选等十余人支持，领导大小一百卅余乡参加，议设熊山、龙山、灵源三个据点。乡团组织还未就绪，唐国谟全旅由前线败退安海，洗劫全市之后，凶锋直指内坑，乡团遂以解体，秦奔官桥。这时许卓然赴汕头未返，黄孙坚由官桥退守凤巢，奉乃与林国宙合作，在官桥虚张声势，宣言将进攻安海，唐国谟新败之余，饱掠后军无斗志，全部窜入泉城。石狮警察所长刘霖拥有好枪八十余杆，派人接洽受编，秦与国宙抓住机会，立即进驻石狮，收编刘部，而安海即为粤旗民军江汗民进驻。未几，又有同挂粤旗民军颜国爵也开到安海，两部发生火拼。此时许卓然已同张贞自汕头回来，驻兵文斗店，安海人士热烈欢迎许进驻安海，维持治安，江、颜两部相率退去。既而江汗民得急病而死，部众由其妻舅李捷三率领投归秦望山。许、秦正协商地方南下统一支配办法，适宋渊源在陈炯明宇下不能得志，游说张贞提出统一民军的方案。张贞入保定军校，原系宋所保送，对宋的主张，极为赞同。许卓然则以宋素好虚荣贪功利己，认为不能和他合作。无如张坚持同意宋议，许恐引起内部分歧，劝张小心留意，果能真正统一受编，伸地方得以安守，决予以资助，但自己却不参加统编会议。

二、民军整编会议破裂，靖国护法各树一帜

宋渊源献计既得张贞赞同，遂借靖国拥护统一民军的计划为号召，先往永春策动王荣光出面驱逐赵光，并在南安洪濑邀集各部民军代表举行整编会议，张贞亲往出席，许卓然不出席，秦望山则代表驻石狮各部队前往与会。关于人事安排方面，大家同意推宋渊源为福建护法军总司令，张贞为参谋长，王荣光为第一军军长，叶采真为秘书长，黄品梅为副官长。正讨论将王荣光所部抽调一部整编以为基干，并举林邦燕为新编统领（林为永春人，亦宋保送之军官学生，与张贞同期毕业），王荣光听到要先整编他的部队，暴跳如雷，抽起卜壳枪要打死张贞，说这是张贞的野心阴谋，要削弱他的力量先向他开刀，宋无可奈何号啕大哭，跪下求情，会议破裂，代表星散，张、秦立回安海。张贞因统一民军的计划不成，颇表消极，许则极抱乐观，主张将现有靖国军改编整顿徐图发展，愿辞闽南靖国军司令名义，负责整理财政，让张贞专心训练军队。一面约秦深谈关于地方设施问题，把他的全部计划提出共同协商。秦见许的推诚，极为感动，表示决予全力支持，两人自此志同道合，始终如一，成为革命战友，那时晋南地方存在两个集团，安海完全为靖国军所控制，而石狮则集结数部，名义上仍挂粤军旗帜，实际上早已脱离赵光，而以与秦私人关系联合在一块，部队五、六百人，这种局面如不解决，或许秦不能互相信任，地方前途实很危险。这些部队其中以李宏美与秦有深切关系，李捷三绝对听秦的话，唯林国宙鸦片烟瘾甚深，与秦貌合神离，刘霖系官僚出身，垂涎石狮地方富庶，投机而受编，专图扩大自己势力。由刘所收的郭源兴原为石狮一带著名的劫匪，刘听到秦赞成军财统一，极力反对，但秦为谋地方安宁，已下决心促其实现，毅然请许卓然派黄孙坚协助将刘郭缴械遣散。林国宙原已赞成将部队予陈佩玉，自己往安海任参谋，后又变卦，将部队带去依附杨安邦。至于李宏美则与李捷三合并编一独立营，归张贞管辖，晋南统一告成。南永德各部民军改称护法军，拥宋渊源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永春，叶采真带黄则举，谢传后部驻洪濑，改任护法军驻洪濑留守司令，护法军虽然别树一帜，实际军财不统一，自相雄长，自由派饷，掳人勒赎，纷乱比前更甚。宋渊源徒拥虚名，鲜有实际措施。不久，招致陈炯明的声罪致讨，实是咎由自取。

三、福建靖国军的军政组织及对地方的兴革事项

晋南地方实现统一后，靖国军的基础已臻稳固，遂即进行大整编，安溪部队整编为第三旅，杨持平任旅长，杨所领导的莆仙部队如邹痴虎、梁富予暂仍其旧。晋南部队改编为第四旅，张贞任旅长，杨、张两旅俱直属方声涛节制，派林知渊兼任第四旅参谋长，李介人任参谋处长。林学增任军法处长，另设政务处，林翰仙任处长。林为南安诗山人，法政学堂毕业，同盟会会员，早期《民钟报》的编辑，与许卓然、杨持平、吴瑞玉皆为亲密的同志（靖国军失败后，在九溪为方声涛所带来之东北响马靳营变兵所杀死）。许卓然为财政处长，秦望山挂名第四旅军需，实际系协助许办理财政及地方兴革事宜。军政治安已上轨道，唯宗法社会积年械斗仍未解除。在靖国军辖属地区，晋南一带就分成四、五个强弱帮，俨如敌国，对地方治安及农业生产的破坏甚大。乃由第四旅派出黄克绳、王振南、李宏美三营归秦望山指挥，积极清理斗案，费时两个多月，方告完全解决。许卓然认为范围内的大局既定，财政收支绰有余裕，应悉力谋地方建设，当即先派黄莪生往厦筹办《江声日报》以广宣传，复电邀安海旅日华侨陈清机回国筹办建设公路。当时大家有一个理想，认为交通教育要合一，以交通事业的所得作为教育经费的来源。那时闽南普遍种植鸦片，各地征收的烟苗捐俱为驻军收用，靖国军则以此项捐款充为公路的投资股份，以为教育基金。泉安汽车公路的建设，遂由陈清机招募投资，筹划进行。不意陈炯明以宋渊源逼走赵光扰乱地方为名，兴兵讨伐，派许崇智由永安、大田进兵德化，邓本殷由漳平进兵安溪，宋渊源到安海求援，而杨持平也赶来安海，主张应战。大家认为陈炯明野心勃勃，唇亡齿寒，援宋之举，不容踌躇。此时，靖国军已拥有三千受过训练之兵，决定出兵安溪、德化迎击粤军。是役两路均获胜利，击退粤军。但战事一开，不但三、四两旅增加特别开支，护法军也伸手要钱，全部烟苗捐花费殆尽，一切建设计划均被打乱，泉安筑路受极大打击。

四、靖国护法在永春经过的事件

靖国护法联军打退粤军之后，张贞与王荣光旧怨仍未消除，彼此互相戒备，时常发生摩擦。永春县长一缺，原经张贞委陈世哲充任，宋渊源又要改委陈梅生，结果陈世哲自动不干，让宋改委张佛意，拟全部撤回安海，宋又虑粤军卷土重来，提议留些部队设置联军军法处，以湖南老前辈潭人凤之侄潭某为处长（潭老为全国哥老会龙首，革命元勋），另一湖南人彭某及秦望山为军法官，靖国方面留汤铭磐工兵营及李宏美独立营归军法处指挥，张贞率其所部回安海。因王荣光所部紊乱如故，潭不就职，宋即借口为镇慑王的部属起见，应由王荣光兼军法处长，未得靖国同意，即发表王荣光兼军法处长，张贞遂将工兵营调回（工兵营前任营长即张贞，因张来安，由汤继任，此营系张由汕带来的基本部队），表示无声的反对。这时留驻永春的只有李宏美及秦望山。自王兼军法处长之后，其部属更跋扈，营长王澄清因派饷与乡民冲突，焚烧民屋八座，军法官彭、秦两人提出究办，王推三托四，终不肯将澄清送交军法处，彭即消极不到处办公，嗣后连续发生杨安邦的独立营营长李廷万不知如何与王抵触，被王缚在电杆上枪毙，复有颜国爵营的司务长同样未交军法处讯问被枪毙。这一系列非法举动已经使秦无法执行其军法任务了，不幸竟又发生一起与秦直接冲突的巨波，原因是李营兵士大部为晋江沿海的乡民，有一兵士因患恶性疟疾，雇船要送其回乡调治。那个病兵已下船了，忽有英国牧师罗励仁、苏查礼和苏的老婆三个英国人，硬说船是他们雇的，将病兵推倒溪边，行李也被丢在溪边。护送兵回连报告这件事，激动公愤，由排长带一班人前去理会。英国人坚不退让，引起冲突，英国牧师被打，奔向王荣光喊救（王荣光前清时犯案被捕要杀头，由英国人马医生援救得免），王不分皂白，带一连军队将李营一个排长及一个司务长拿去要枪毙。此时秦认王无可理喻，要救此两人生命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立刻派兵将宋渊源总司令部包围，宋及其卫兵均受监视，同时占领云翠亭（永春城的唯一战术高地）及各城门以防王军冲击。护法军独立团陈荣亮，与秦、李交情很好，表示中立。荣光遇此突变，慌得手足无措，授意罗、苏两英人来见秦，自称愿作调解人，秦表示须立即将两人释放回营，否则，恐会对宋不佳，不出一个时辰，罗、苏就带两人来交，一场风波始告平息。秦恐宋、王另谋报复，留一启事交自己所办的民言小报主笔许佶博，候待隔日登出声明离职理由，遂于当日下午离永，越日李营亦撤驻诗山。秦回安海报告经过，张、许皆认安全，撤离永春正合机宜。因情报有宋已反颜事仇，复与粤军勾结之说。不出一月，王荣光果出兵诗山，遂与靖国军接触开火，王所带永德部队大败退入德化，南安部队多数九都人，不跟他去，先后接受靖国军改编。宋渊源和王荣光退入德化，联军名义自然消灭。粤军始终坐视不动，盖陈炯明深知欲用宋渊源非挨到他走投无路不可，而对付靖国军非有全盘计划亦不敢轻易行动。因此靖国军占领永德之后，闽南一带暂时初安无事。

五、地盘扩大引至外强中干

宋渊源、王荣光败退德化后，永春复由靖国军进驻，德化民军林玉、林青龙归张贞改编，德化城亦由靖国军占领，而南安民军则由陈荣亮领头归靖国军合编一独立团，荣亮任团长（陈荣亮系陈国辉族兄，陈国辉在其下任营长），王荣光所剩无几，退入德化之赤水格，宋渊源走依许崇智，仙游吴威等亦受编易帜，至此护法军已归消灭。靖国军方面虽则扩大地盘，元气却大受损伤。防线自晋江、南安、仙游、德化、安溪、同安绕一大圈，一面要防备粤军，一面要防备北军，势非扩充军队不足以布防。新收编的第八旅刘汉臣，独立团陈荣亮又都是奸滑之徒，难靠得住，所得南永德地方又为各部民军蹂躏之余，民穷财尽的破烂地方，如不顾民情竭泽而渔，则惹民怨，欲恤新占地区的民力，势必加重自己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摇动根本，地盘扩大，财政反感困难，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不把前此计划建筑规模较大的几所学校暂行停止。最重要的泉安汽车路亦陷于半停顿状态。不幸，又来了一次风台海啸，东石海堤冲决，逐月最可靠的盐款收入约近四万元完全冻结，许卓然急从永春调秦望山前来主持修堤，恢复盐场。修堤工作虽在短时间内完成，盐的生产迅即恢复，然总的收入，亦仅保持原有的标准，地盘、军事扩展以后，支出突告增加，仍然无法弥补，财政竭蹶，遂使强盛一时的靖国军转为外强中干。

六、陈李联合击败靖国军

1920年，中山先生拟调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陈以前此安溪德化战败之耻，可乘这回粤机会来个报复，即派人与李厚基接洽约合兵消灭靖国军，然后率师回粤，将所有防地交与李厚基。提出的条件：要李拨子弹三百万发，现款五十万元，出兵一旅，协助回粤并联合夹击靖国军，李接受陈的条件后，双方积极准备行动。靖国军得讯，急将方声涛在汕所部滇军一、二两旅完全调运安永协防，但为时已迟，溃败形势已定，匆惶应战，前线屡告失利。许卓然为挽回危局，同意秦望山、陈清机、李硕果意见，由他们三人以地方代表资格往漳州见陈炯明，提出和解办法，许自己则拟往见中山先生请示。秦等到漳，通过梁冰弦的介绍，会晤了陈，陈则趾高气扬，对和解毫无磋商余地，他说为免顾虑后方，如要停火，靖国军须先将枪械缴交安海地方人士负责保管，侯他回粤之后，那时要不要归还靖国军，由地方人士主决，他不过问。三代表接洽不得要领，相率回泉，回抵安海时，靖国军已放弃永德，退守诗山了。张复派秦往双坑、前店督率陈荣亮，加强防御泉城北兵的出击。越两日，陈荣亮忽接王荣光专人来信，称他已到溪尾，即将亲来和他会面。始知溪尾已失，大局无望，陈自计如王亲来，他也无法抵抗，要求秦即速离开，以谋安全，秦步至张林，得知安海也于是日弃守，张贞等的情况不明，东面的石狮等地已被蔡持所占。秦化装乘轿入泉城即转船赴厦。张贞则因溪尾已失，不撤入安海，退由官桥入九溪。

七、靖浙联军最后败亡

张退九溪后，局势又起变化，原来在闽起义归陈炯明节制的浙军陈肇英，见陈炯明奸雄险狠，不愿跟他回粤，秘密与张贞通款，张贞已无同安后顾之忧，残部千余人又大多数为昔日跟许卓然起义的部队，人地既称熟悉，九溪、官桥一带乡民又素来拥护靖国军，可以与浙军配合作战，遂决心反攻，结果在黄山、官桥打一大胜仗，进驻安海的粤军军长许崇智意在回粤，不愿在此消耗实力，将安海交与陈肇英接防，自己率粤军回漳。张贞即与陈肇英组织靖浙联军，陈任正司令，张任副司令，复回安海。出城的北兵亦被击退，恢复了靖国军在晋南的旧防地。靖浙联军组织后，陈肇英用浙人徐桴办财政，敲脂吸髓，苛捐什税名目繁多，又以补收烟苗捐引起民怨沸腾。秦在厦知这情况，曾偕华侨老同志叶独醒到安慰问，复往石狮，从乡老故旧中，得知乡人对陈的横征暴敛积愤已极，一到衙口又闻乡人正酝酿组织乡团预备抵抗。秦、叶回安海曾劝其取消苛什，停止补收烟苗捐，惹起陈的怨怒，几使叶独醒受到留难，秦、叶回厦，秦渡菲。未几，乡团与浙军开火，民屋被焚三百余座，浙军被乡民处处截击，死者七百余人，伤者不知其数。陈肇英所部约四千左右人转战数省，素称善战，至此竟溃不成军。北兵乘机出击，靖浙联军退走岩、永，复被李厚基的马步云旅追击，道往潮州，占领潮州城，即被粤军包围缴械，遣散，张贞肩部受伤，赴沪就医，杨持平则被王荣光骗往诗山开会捕送北军（禁在泉州七、八个月，杨不屈，在泉州被枪毙）。靖国军至此完全灭亡。至于宋渊源、王荣光再度被陈炯明利用，后被抛弃，投降李厚基编为一师，不久被缴械，宋遁鼓浪屿作寓公，王仍遁往德化深山里，全省复受直系军阀闽督李厚基统治。

我与自治军和讨贼军的关系（上）（1962）

我这篇文章是从我亲身经历的角度来介绍福建自治军及讨贼军的一些史迹，作为将来修编这一时期本省历史的一部分参考资料。

要追溯福建自治军的由来，须把自治军产生之前，福建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先说一说:

一、福建自治军产生之前福建的政治社会概况

一九二○年八月，驻防福建漳州陈炯明所部粤军回粤，李厚基遂重新统治福建。省政由李自兼，政治军事集中在他一人之手，于是大肆扩充军队，如王献臣、辛桂芳、高全忠、张清汝、史廷飏等，或由团扩编成旅，或由旅扩编成师。这样还不能满足其在闽省厚植势力的野心，复请北京调来边防军第廿四混成旅王永泉部一万余人，来加强他的武力统治，福建驻军遂顿增至数万人之多。其在政治方面，费毓楷掌握财政，横征暴敛，卖官鬻爵，竭民膏脂饱充私囊，腐朽官僚、落伍军人或钻营奔竞以谋登庸，或相与勾结以扩充势力，这是当时福建军事政治的一面。另一面，福建人民久经变乱，求治心切，有志之士俱期望祖国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转弱为强，尤以海外华侨得风气之先，在欧战期间，若干乘时发迹致富的侨胞都思回来创办事业，如最先进的陈嘉庚除创办集美之外，复创办厦门大学，有一个短时期北大教授鲁迅、顾诘刚也来任教；黄弈住家资悉数移祖国创办中南银行及兴办厦门公用事业；泉州树兜乡华侨扩大明新学校；南安吴记藿创办学校及织布厂，庄希泉创办厦南女学，郭春秧、杨忠信先后创办农场。其他利用侨资创办学校，如张时英创办农业学校，叶谷虚发起职业学校，李清泉与黄弈住筹组建筑厦门龙岩铁路，林秉祥发展新加坡直达厦门的航运，这些系仅举其较著者而言，其他如农村用侨资兴办学校等等，则又多至不胜枚举。一般青年则因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所鼓舞，竞求升学，竞求进步，往国外省外留学的多蔚成风气，思想界顿呈活跃状态，这样两相对照，显示政治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腐败官僚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唯一出路只有革命之一途。

二、福建自治军组织的酝酿

在这个时候，许卓然和我先后到达菲律宾，适值菲律宾华侨社会的革命气势高涨，原因是前此同盟会革命活动时期所创办之《公理报》，欲重整旗鼓，聘了一位留法勤工俭学毕业生名华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批评国民党的缺点，被一班顽固的董事所撵出。华林文章优美，言论风动一时，正在提倡八小时的工作及星期日休假，拥有很多读者，这些读者不让他走，而且很快组成《平民日报》，请他任主笔，先后成立华侨工党、华侨新剧社、华侨公学等机构，形成异军突起，助长革命思潮澎湃，间接影响福建的革命事业不少，这些负责人以后皆纷纷回国参加自治军工作，如后来《平民日报》经理王雨亭回国主持恢复厦门《民钟日报》，推动自治军运动，配合自治军工作，叶青眼、王宣化、黄福泽等亦先后回来，其作用实在不少。我和许卓然适逢其会，受了鼓舞，更激发革命新精神，在在均有极大的关系，这不能不略予附述的。我旅菲的护照到期，先离菲，原拟往日本求学，道过上海往探张贞，张的枪伤未愈，劝我勿往日本，他说，杨持平被枪毙，省内同志被李捕杀的不少，应有人回国，探视情况，作出对策。我认为这一敦促，确实义不容辞，遂由沪来厦，约有一个月时间和各方取得联系之后，再回上海。旋得许卓然电讯，云彼即将回国，约我在沪会面。不久许抵沪邀集各同志会商之后，咸认为广东革命策源地被陈炯明所把持，中山先生莫能为助，福建内外情势皆急需革命，惟有福建同志自谋出路，因此由在沪的黄展云、方声涛、林知渊、张贞、许卓然、秦望山、陈爱吾、何子扬等十余人组成福建自治促进会，鼓吹自治，号召驱逐李厚基，这是福建人谋求摆脱军阀统治的一次革命运动。为求建立一部分革命武力互相配合，推我先潜赴内地，收拾残余民军，组织自治军。由会给我委任状一本，赋以全权代表名义便于行事。

三、福建自治军活动情况

（一）发出宣言北军恐慌，部分民军前来联系

我抵厦后先得一个裁缝工友名跛脚龙的助力最多，他业裁缝兼为旅厦外国人所组织的扶轮会雇堂（即现在鼓浪屿人民体育场那两座旧楼）。扶轮会开会都在夜里，白天门常关闭。跛脚龙秘密将会堂借给我们作机关，得了许多方便。为试探各方面反应，第一次用自治军名义发布宣言，由黄莪生用《江声报》铅字秘密排版，带到鼓浪屿自己印刷。这张宣言散发后，得了意外的效果，最显著的有三事：（一）引起统治者惊慌，由泉州剿匪司令马步云派他的参议侯诚（安海人，保定军校毕业）来厦侦查，侯以旧友关系到鼓浪屿访我，见面之际，露出当局怀疑刘冠雄为自治军的背景。我得知福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如何尖锐，报告上海同志知所应付（按李厚基之入闽，初时仅一旅长，由刘冠雄以袁廷的宣抚使资格挈其入闽，由刘提拔保荐，步步高升。至陈炯明回粤，重新统治全省，羽翼已成，地位已固，遂不把海军看在眼里，海军在马尾的军官学校及船厂经费每月二万余元素由福建支拨，李亦拖欠不付）。我料侯诚此来目的有二：一面系负马步云的侦查任务，一面因与高义和蔡培庆有密切的历史关系，试探有无机会可投，所以让他这样说来，我不承认，也不否认，故意说了一大堆废话，谓福建的海陆军人要合作，新旧派要团结，使侯诚完成蒋干的使命。云霄那一年种植鸦片特多，李厚基为要科派巨款，借铲除烟苗为名，派遣大队要到云霄铲烟。黄廷经组织全县乡团谋与抵抗，因看到自治军的宣言，遂派诏安人徐鹏来鼓，洽商合作。当即给黄以福建自治军漳属指挥官的名义，并允予函杨汉烈、叶定国于黄在云霄发难之后，立即进攻长泰，以牵制李军。吴威在香港亦派其参谋长陈少舟付官林阐枚来鼓协商合作。

（二）发动过早，杨、叶未能如期策应，转上凤巢进行收编

革命本来就要鼓动风潮，这张宣言即引起各方面这样的注意，理应在鼓和各方面多多接触，不意时势迫人，黄廷经竟过早在盘驼岭和北兵开火（以后黄坚持了十三天才失败），我得黄和北兵开火之讯，急催杨汉烈、叶定国进攻长泰，履行牵制李军之约，一直至第七天尚无动作，使我异常着急，不能不亲入内地催促其行动，故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上旬带同陈国辉、王振南、汪汉民、叶世泉、黄金炎、林彬西、丘志宣及吴威所派之代表陈、林两人等一共十余人，分乘两小艇离鼓，由同安窟头登陆（系叶世泉的家乡），这批人马离鼓约一点钟之后厦门侦探队才知道，立驾电船追捕，但已来不及了。我们于是日午前赶到同安关山乡，即得陈麻珠报告（素为杨、叶购械弹者），杨、叶因子弹缺乏，坚不肯发动。这样往会杨、叶已无作用，不如先上凤巢山作长期计划。到了风巢斟酌实际情况，决定将福建民军分为五路进行收编，委王荣光为第一路司令，永德属之。卢兴邦为第二路司令，闽北属之。吴威为第三路司令，莆仙属之。杨汉烈为第四路司令，同溪（即同安、安溪）属之。叶定国原隶杨汉烈，仍如其旧。新组第五路由我任指挥，下设两支队，以陈国辉为第一支队长，王振南为第二支队长，设立第五路指挥部于凤巢山。留王振南招收附近的民军，我则同陈国辉及吴威的代表前往八都山，旬日之间王振南集得步枪七十余杆，陈国辉集得步枪百余杆，吴威代表往仙游集得步枪三十余杆，我复查得陈崐、苏宝全缴械自新之后，在下苏乡织面巾，尚存步枪十余杆，陈燕居在码头任保卫团，有枪二十余杆，诗山黄国治有枪八杆，均分头接洽成功，合共已有步枪约过三百杆，这样促进自治的武装力量已有初步基础。

（三）乘李军庆祝元旦发动劫械

我们的武装已有一些基本力量，为进一步扩充武器，决向敌人（指李厚基所部的北军，以下同）方面取给。一九二二年元旦，我们乘敌人正在庆祝新年，出其不意分路进攻，目的只在夺取军械，不在地盘。同日计共袭击六处，三处成功，三处失败。黄国治成绩最好，以八杆步枪袭击千金庙，击死敌排长一人，缴械廿七杆。吴威部在仙游缴获步枪十二杆，王振南部在水头俘获警兵五名，缴获毛瑟五杆。我同国辉进攻洪濑失利，王振南进攻溪尾亦攻不进去，陈燕居攻码头亦无成功。永德方面因王荣光联络不到没有动作，卢兴邦也仅接收委状，实际没有行动，安溪、同安杨、叶仍抱观望，无所动作。

（四）永春林坑反包围之战

元旦劫械之举，虽略有所获，然亦因有这一举而引起敌方出兵来围攻。原来泉永地方早经剿匪司令马步云报告肃清，这次忽然同日六处地方发生劫营战事，李厚基得知大怒，立将马步云撤换，易以史廷飏为巢匪司令。史抵永春后，即欲以狮子搏兔之力，将新集合的民军一网打尽。元月中旬，第一支队正在永春林坑乡休整补充，史廷飏便分四路进兵，其中两路系埋伏等候截捕，即1、北路杜起云由仙游先发，限一天指定到八都之茂厝乡埋伏，截断林坑通八都之后路。此路适在红柑地方，遇杨安邦派往仙游之队伍十九人，向其开火，杜出意外，认为必系排哨，通常放排哨必其附近有成营的队伍，因此停止前进，向附近搜索，因而迟了一天到达其指定地点。2、赖忠一营原定由洪濑出发经九都向八都搜索前进，赖知八都山的民军都系九都人，他在半年前，曾焚烧九都民屋数十座，部队过去恐别生枝节，泄漏风声，改由炉内潘迳至八都卓厝（我们攻洪濑的队伍亦系从这里集中出发）。3、林子鳌带永春保卫团及警备队约七百人，由肴山进攻截断民军退永德之路。4、高义担任正面由永春出发，原订拂晓进攻，因先一日下午派出一个侦探，诈称青阳市人要投军，被我们发觉有嫌疑，把他关禁未得回去报讯。所以高在水江候至越早七点才进兵，此时大家均已起床，立即发生拒战，结果第一支队被击散，国辉脚部受微伤，伏于丛草中。我和杨安邦、李宏美等数人潜伏在一山坑，不意高义发现那一个侦探的身尸，兽性大发，焚烧林坑民屋十四座，民众纷纷逃入山坑，大家看此情况不能安稳藏匿，遂向上游逃遁，不料李汉升把住上游一个山寨，使我们进退不得，幸杨安邦认得是李汉升（原系他的旧部，前次失败投归林子鳌编为保卫团），索性露面向其打招呼，李汉升果不开枪，让我们过去。大家脱过此关，绕道至吴坑，始悉赖忠已到卓厝，杜起云已到茂厝，我们不得不再行绕道回奔九都，各人无计划的各自分散。我身边只剩下丘志宣等四人。此役，林彬西、陈忠愤两人被捕，押往永春。陈忠愤系南安码头人，集美毕业，在九都小学任教员，参加队伍才没有几天，激昂慷慨，骂贼不屈，在永春被枪毙。林彬西因厦门情况熟悉，诈称系厦门某参行派来收帐的，被判监禁候查（后来我们共花了一千多元，委托永春西医苏匡新运动，获得释放）。是晚九都乡中忽谣传赖忠率队即将到九都，乡人闻赖忠将到，大起恐慌，相与扶老携幼奔逃上山，时值阴历十二月严冬季节，乡民受着冻冷，情况确是凄惨。营长陈其仁奔来找我说：“乡人对你怨叹叱骂，恐有坏人倡议将你捕送北兵，以求乡中无事。”要我急速跟他去藏匿比较安稳的处所，我，不要说乡人怪我，我自己看到这种情况，良心也自己谴责不过。陈其仁不容我再说，拉着我立刻走开，我们走了一程，就在山间一个破木寮住下，其仁告我伙食明天送来，兀自回去。我等四人在木寮过了两天，知道北兵已各撤回原防，赖忠仍由炉内潘回去，并不经过九都，乡中空气已见缓和，因想困在这里不是办法，应设法找大家开会讨论对策，遂令陈其仁分头找到国辉、安邦、宏美、玉兴等，并约好在肴山无人看管的破关帝庙里集合开会。当下陈其仁送来酒肉米粉，我们在这庙里一面吃，一面讨论，大家要我发表意见，我想经过这次挫折，各人在思想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正好乘这机会向他们打气，我说革命失败本是常事，只怕一蹶不振，就是真失败，如蹶而能复振不算是失败。这次史廷飏集合了数营兵力，要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们以十数天工夫集合二百多名新兵和他们一战再战，结果只两人迷路被捕，这不算失败，应宜急速集合再干。陈玉兴即先开口说：“我们过去吃了穿长衣者（指知识分子很大的亏），他们失败了就跑，我们没有地方好跑。”我说：“这次我下决心一定要干到底，如李厚基在福建一天，我死也要死在内山，决不回到厦门鼓浪屿。”大家见我这样表示，都振奋起来，连声喊着再干。当场决定一面由我亲往镇府和凤巢山及同安、安溪视察各部情况，加强联系；一面由国辉负责再集合等候消息，并由国辉选派熟悉南安、安溪路径的梁墙带路，越日起程。

（五）集中凤巢，筹措军需

我等夤夜越过诗山外围，到达镇府会见黄国治，见该部散住碗窟，士气尚旺，极为高兴，乃令该部候待国辉所部，集合开往凤巢山集中。在镇府休息一天再到凤巢视察振南所部，后复到同安澳内会晤叶定国，再到大坪会晤杨学良，而杨汉烈也从举溪赶来相会。杨、叶各部此时仍沿用靖国军旗帜，经我说明在上海各位同志研究，认为有必要团结全省民军，改组为福建自治军，以新耳目消除过去一切意见，才有力量对付李厚基，同溪部队因地理关系，拟合编一路，请他担任第四路司令。杨等欣然乐从，决定以杨学良为第一支队，林扳为第二支队，叶定国为第三支队。杨并邀请我同到举溪向其所部宣布组织、确定名称的经过。我和杨到举溪过阴历除夕，正月初四会议之后，各部一律改用自治军旗帜。这时仙游、南安、同安、安溪的民军已一致改称福建自治军，杨汉烈复自动表示：待他的队伍略事部署，即进攻长坑、湖头，以便迎接南安部队到安溪集中，留我在那里等候。经过几天，我在举溪知道国辉、国治已经分批超过北兵防线，到达凤巢集中，遂离开举溪回归凤巢。此时第五路总计已有四百多人，一切军需供应数目相当大，必须作出根本解决，不能再用临时筹措办法，因此发函上下廿八都、东田、象运及廿七都各乡长开会，请他们帮助军需，结果成绩良好，议出两条办法：1、按田亩捐白米，有米捐米，无米折价；2、按财力捐现款，由各乡自行支配分担，未及旬日即收到白米二百四十多石，现款六千多元，这是自治军成立以后第一次向民众的捐派。一面为巩固军民团结及内部纪律，订出五条公同誓约：1、私通敌军、泄漏军情者；2、私擅派饷，破坏财政统一者；3、盗卖械弹及缴获敌械不报者；4、奸淫妇女、抢劫民众财物者；5、战时违抗指挥官集合，私自行动者。违犯上述五条之一皆须受极刑。全军自指挥官至伙夫一律须填写一纸盖指印宣誓，誓词当众焚化。第五路经此番宣誓手续后，已不是乌合之众了。我们又鉴于过去民军与民众最易发生抵触，反目的原因大都为借棉被与派饭担，这次我们每个人发给一条土布被单，宿营时将被口打开，用稻草捣碎揉得像棉花，然后装进去，很够温暖。行军时把稻草拿掉又可作包袱，各人随身携带，极感便利。伙食每人每天白米一斤四两，要行军时先蒸好饭放些白盐，各人装一草茄苜，这样吃法行军时不易口渴，整天都可以吃。

北洋军阀侦得我们在凤巢积草屯粮训练士卒，遂派团长白福祥分三路来攻，此时我们在泉州城内以及溪尾、安海、同安均已布置侦察站，他们的举动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认为一个子弹收购价二角四分，没有必要在这里和他们争夺山头，所以先一天出发往同安澳内，和叶定国集结，使白团扑个空。

（六）占领长泰、林墩、枫洋及安溪白蛟祠之战

那二天即进占长泰之枫洋，叶定国也进驻林墩互为犄角，这是四、五两路第一次的汇合。杨汉烈闻前进胜利，自举溪亲带酒肉来劳军。枫洋为长泰和安溪比邻的一个重要墟镇，所辖范围，人口合约七、八千，是一个产米区，惟历年战乱，人民穷困不堪，据说粤军、北军、浙军、民军都在这里出出入入，棉被都被搬去一空，乡民大部分盖麻袋过冬。他们看我们自己带被单，揉草当棉，知道不会闹借被，很觉高兴。我们初到这里，尊重叶定国作东道主，由他派米供给我们，而饭菜则由我们自己负担。不料叶所派执行的人乘机勒派，甚至牵牛掳人，闹得鸡犬不宁，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会结怨于民，是很危险的，乃和叶商量由我们和乡长直接接洽，议定每三天供应白米十一石，固定给我们积储三天，这样彼此均方便。这里有一个基督教传道堂，传道师姓卢的，系本区人，为人老实，在民众中信用很好，我们遇事通过他向乡人接洽，一切极为顺利。经过数天之后，彼此已有感情，且能互相信任，我认为已经可以向他说真话了。一天，我对他说，这里为民军出没之处，又为长泰驻军的前哨，请你替我找一个，与北兵联系的人替我负责情报工作。他初听到这话，不免愕然，后经我解释其所以不用普通侦探，而必须用一个和驻军熟悉，行动可以自由的人，才可以得到真实情报的理由说明，他把一个同姓族侄介绍给我，每月薪水廿元，严溪来往通信每次三元，遇事和我直接接头，不给别人知道。后来我们得这人的两次正确情报，才免受极大的危险。第一次是我们驻这里约近三星期，叶定国的第一营营长叶振南在罗溪社结婚，竟将驻在林墩的部队调一大部分去保卫。事被长泰驻军侦知，遂利用这个弱点，动用了一个混成团分路进犯枫洋、林墩。犯枫洋的七个步兵连，我在黄昏时候得到这人的确报，除转知定国外，我认为是打败敌人的一个好机会，遂即下令十二点造饭，二点出发，四点以前完全占领格栅头，在那里埋伏等候击敌（格栅头离枫洋八里，为严溪入枫洋的险要入口处）。本来这次先得确报又有险要地势可利用，应该给予敌军一个严重打击。不意定国所派一排常驻枫洋给我们响导的排长不懂时间与军机的重要，到了两点尚无来集合，当即派人去催，他们才起床造饭，一面又在搞关菩萨跳童的迷信。迟至将近四点才出发，到时格栅头已被敌军先占，反主为客，险些儿吃大亏。幸得阴历三月，云雾很浓，乃得安全退往内灶。内灶为枫洋的后背大靠山，仰攻甚难，敌军指挥官似系老于用兵的，他不由正面进攻，竟迂回三十里作大包抄，一路由大小鹭鹚，一路由露营，从我们的左右后侧面包抄。这种迂回包围战法，如不是我们的情报正确，我们都难以脱险，这个情报员待看到敌人两路出发之后，赶从小路来白灶报告，迨敌军于午夜十二点合围白灶时，我们已于十一点以前完全撤离白灶，敌人扑了一个空。天一亮我们到达大坪，旋又接到叶定国请援的信，说他有一连在白蛟祠被围了。我们选了三百名轻装，另由杨学良派一连参加赶赴白蛟祠解围。虽然很快击破围军，救出叶部和杨、叶两连合兵一处，但敌军占领青洋不肯退，战事遂成胶着状态。这时我和大家商量战局既然如此，为树立威信及鼓励杨、叶士气，必须打一胜仗给杨、叶看看，所以就在这里相持三天三夜，敌人在青洋打不过来，我们在白蛟祠也打不过去。第四天早晨，我们要去攻夺南洋半山的散兵壕，我的旗兵冲过阵被俘。该旗系指挥部的旗，当时的普通习惯旗上均写指挥官的姓，我料李团惯用迂回包抄的战法，自己惯用这种方法，也怕别人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今天他夺获我的旗帜，自然知道这里是我的兵和他打仗，何不用汉烈出大小鹭鹚、定国出林墩，这两地是他们时常出没的地方以威胁他的后方。且这里地势多兵也没有用，抽出兵力，并不影响这里的战局。杨、叶同意我的主张，立即派人前去大小鹭鹚和林墩，各派八百人的饭担。第五天李团果然全部撤退，甚至枫洋也不留兵驻扎。我们才得从容撤往大坪，开回凤巢整理补充。事后我再到枫洋，据卢傅道说，李团长曾对他说，过去和一般土匪打仗，胜负只要四个钟头，这次很奇怪，相持五天四夜还不肯退；又说过去枫洋老百姓很恨土匪，热心帮助官军，这次态度和前不同，很像和土匪有了感情云云。我说，我们到处一样增加人民的负担，所不同者是乱世之人，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只要对人态度稍为好一些，不要放纵兵士骚扰人家，老百姓就高兴得不得了。

（七）凤巢山上击敌胜利

我们回到凤巢山只有半个多月，敌人复大举来犯，计分五路。同安方面分两路：一由梧峰皂水，一由新墟古宅。南安分三路：一由官桥黄山，再分两路，一路入九溪，一路入长箱、后洋。一路由东田直进，系正面的主力。梧峰皂水一路系牵制佯攻，旋即退去。同安古宅一路与南安官桥的敌兵在山后合为一路，实际上是山前山后两路，盖地势使然。惟敌人故意虚张声势，目的在于扰乱我们的军心，我们不为所惑，把队伍集中在凤巢山上，以逸待劳，一面令黄金炎带其小部队固守东田寨，限其守至八点以后，即节节退却，引敌人入尾寮口。一面令安溪新来投效之詹某，带其所部三十余人，扼守罗山险要，以防九溪古宅方面之敌。我和国辉、振南饱食后即下山占山尾以阻敌人前进，一面派小部队绕出暗茂坑潜伏，以抄敌人的后侧面。至午后二时，日已渐渐斜西，我们即利用暮气和太阳逆光全力反攻，一举把敌击溃，敌人遗尸十四具，伤者不少，机关枪掉在溪底，可见其狼狈不堪了。这一次我们把他追击十余里，才回东田集中，整队回山。我们回到山上忽接九溪乡民押一北兵侦探来交，此人名叫苏炮，乃泉州水漈乡人，身上带有营附给黄山营长的报告，说他已进至山根上梁，和我们相对距离三百米达（按山上相对三百米，但上下山走路须八里），正等待白团长攻上山的枪声一响，他即夹攻。并说我们山上大约有八百人，其实我们只留三十余人，虚插一些旗帜，而白团长被我们击溃复被追十余里，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没有无线电话，要得到消息须环山上绕一大弯约七、八十里）。这是给我们一个逐个击破的机会，如不利用，实太可惜。因此我们立即饱食晚饭，由国辉带队下仙洞岭，攻击山根上梁之敌，敌只有两连人，被我们一下子击溃追至古宅，向新墟退去。我们整队回山，已近九点钟，又接山尾报告，说敌人增添张毅一营，合共一千多人，复回东田，有冒夜上山之势。我们估计敌人未必敢如此冒险，但是这次所以不得不抵抗，完全是要树立军威给民众看，与上次白蛟洞之战显示给杨、叶看的意义相同。现在业已连胜两阵，已足立威，无再消耗必要，遂将白米一百多石交给凤巢乡民分散保存，立即造饭作干粮，于下半夜绕道梧峰格斜出芹山至英格头，我们停在英格用饭，此时东田桥团练局正在设筵招待白福祥，老百姓却将我们的部队报说为杨汉烈和叶定国的部队约有千余人到英都，前哨已达英格头。此地距离东田桥只有七、八华里，所以白福祥顾不得畅饮，马上率队由廿九都回溪尾。已经入殓的十四具棺材留交团练局运送，已经上凤巢山的部队，也等不得集合，迳由九溪回官桥，这是一场大笑话。白福祥为什么如此勿惶遁走呢？这是有他的理由的。这些到英格头的部队，如果确是杨、叶的生力军，而昨天和他剧战的部队，忽然不知去向，一个也找不到，这种情形很可能又是中计，陷在包围圈里，所以他不能不急速退避。但是民众如果是拥护他们的话，那么我们兜了大半天的圈子还在廿里范围内捉迷藏，只要把这种情况告诉他，他也尽可把我们迎头痛击。我们连日上下山打了两仗，又没有睡觉休息，复走了数十里路，已经够疲劳了，如果遭受拦击，也是够危险的。可是人怕虎，而虎亦怕人，所以这次弄得各走各的路，这点经验，确可说明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夜我们就在英都休息，次早即渡溪到眉山计划劫诗淘驻军的军火，结果诗淘驻军开往溪尾集中尚未回防，所以我们又再回凤巢山。此后凤巢被烧厅房三间，我们每间赔他五十元买红瓦，木料山上自己砍伐，不花钱，很快就修好了。所寄他们的白米一点没有损失，惟白蛟祠和这次的战斗，消耗子弹不少，必须大加补充。我们补给子弹的来源是靠北兵范围内的鸦片烟馆替我们收集的，当时北军士兵有烟瘾的都用子弹偷换鸦片，但价钱甚贵，每百个子弹要付出二十四元的代价，明知鸦片馆得利甚厚，可是在我们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用高价收买。

（八）再筹军需，严肃纪律

为要充实子弹，连带就非再筹款不可了。但凤巢西北面的乡社，前次已经派过军需，不能重来一次派款。只有进出东南面向官桥文斗店方面捐派，所以将军队调往九溪、黄山、文斗店一带驻扎。而安海的北兵也进驻大盈乡，我们查悉系警戒性质，遂不理他。正在按照计划发信进行筹款中，不意驻九溪的王振南部柯永、吕凯两连，竟集体强杀乡民的猪鸡，这种疯狂举动，真使人痛恨不齿，盖前方正和北兵相持，派款正在顺利进行，他们在后方如此胡为乱作，产生的后果，定然不堪设想，且九溪为凤巢的门户，素来拥护我们，不久之前才自动抓北兵的侦探送给我们，这样事情如不严办，何以服人，遂将柯、吕两连长召来扣押，拟予枪决。惟很多同事，要求从轻处理，有的主张召集会议来解决。我说，自从五条誓约宣布实行之后，未有敢违者，倘如兵士违犯，其连长尚须负责，何况柯、吕两连长，自身参预其事，违背誓约，如不服刑，则以后犯法，皆无从处理，五条誓约等于虚订。大家无话好说，遂即将此两人执行枪决。我们因有誓约在先，故执行之后，队伍更加整肃，没有发生什么反响。按:柯永为南安卅都娘妈桥人；吕凯为南安水头朴兜乡人，因以身试法，个人不得不被牺牲，但派款之事，亦因受此影响，仅筹得四、五千元，便草草结束。我们队伍开回凤巢之后，王振南心里不免难过，自请往上海向驻沪同志报告此间活动情况，所率部队由我直接代管，任柯永之弟柯逸为连长，此举国辉甚疑惧，谓枪毙其兄而任用其弟，无异与虎同眠。我说，他们兄弟性格不同，相信决定无事，所以必须如此措施，乃为表示我们非贪其枪（各连枪枝大都系自己拿出来的），因为整肃军纪不得不这样，必如此才免阻碍收编的途径。柯连直至振南回来再交还他，并无发生事故。吕凯之后亦由该乡吕某（名忘记）任连长很久，足见公道杀人，死而无怨，乃至理名言。

（九）王荣光凤巢之会，陈国辉离开第五路

经过这些风波平定之后，有一天王荣光忽自德化带其侄王珠笃暨其二子及卫兵十六名到凤巢相会，说他在德化行踪无定，我们去年给他的信没有收到，所以没有动作。此行系要将其侄王珠笃送厦门医病，其二子则送往沪、粤念书，并和我们接洽以后的做法。我们当然欢迎他来合作，他驻在凤巢两星期，北兵来了两次游击，在我们看来，极为寻常，因主动权握在我们手里，要战即与之战，不战只稍移动，让北兵回去好报销便了。但在王荣光看来，却很不习惯，他说凤巢“短墙薄壁”怎好作根据地。建议开入安、永、德、建立巩固根据地。国辉深以为然，极端赞成。其时我的痢疾时发时愈，不堪长途跋涉，乃决定由国辉带队和他同去，拟先攻取长坑和杭州一带，与杨汉烈联系，向安、永、德内山发展。我则暂在凤巢隐伏，俟病愈再去。这种计划本来也有其意义，迨送他们队伍出发之后，我只留护兵四兵，人少较易隐伏，不过数天，南安县长许知事带兵一营来东田办理清乡，要凤巢乡长下去出结，否则，即派兵上山严办。出结之后如发现再藏匪党，亦予以严惩。乡长吴球问我要如何应付，我说你们可去出结，我也可马上离开凤巢。但吴球说，万万不可，因廿八都有些鸦片鬼，被收去作侦探，告示皇皇，拿到你赏银二千元，你若下山，马上就会被捕，最好不住乡里，暂住山间，待风波过去再出来。并说离乡七里路和同安交界的山央有一大坑（即九溪的上游石壁水库的发源处），乃无人所到之处，坑边有一石沿可容十余人，明末李某曾住过。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办法，遂从其议。他们一面去出结，一面替我安排居住石洞的事，为防护夜间野兽的伤害，乡人替我砍树做木栅门，又怕长住洞里受潮湿，又替我用树干架一座凉亭，白天都得在凉亭憩息，真是四顾无邻，虫鸟为侣，那时正在夏天，鸟语花香，水声树影，倒也不减寂寞，和大自然混成一体，大足启人遐思。若不是迫得无路可走之时，也不会领略此中的妙处。尤可喜者乡中无坏人，男女老幼皆亲如家人，凤巢山上居民一千多人，吴姓最多，约七百左右，罗山姓吕的三百左右人，后山姓周的数十人。外间有人要相访，不管是我们的熟人，他们总是告诉他不知去向了，留着款待，细细盘问，然后复述给我知道。我们五个人在这里住了约近一个月，吃到锦蛇，吃到大露鳗，这些野味都是平时难尝到的佳肴，我的身体也渐次恢复健康。这时外间空气已缓和，我想应该先到同安、长泰、安溪各处走走，和各部再作联系，然后去和国辉会合。迨到汉烈处才知道国辉没有和他联系，那么这支部队究竟怎样呢？不能不仍回凤巢，再打听消息。果然到凤巢，国辉的消息也到了，据说他在内安溪，生活太苦，三餐饭菜大都是吃盐芋秆，一切供应都不便。王荣光迳回德化，国辉本拟折回，因思凤巢周转的乡社均已派过款，所以就在镇府桢洋一带筹费。继而李宏美来凤巢传言国辉以五条誓约速缚太紧，无法发展。现在他利用安溪、永春、南安三不管地出没筹款，其方式仍用掳人勒赎的办法，看情形那是不会回来了。我听了这些话，不免为之叹息，而后来国辉的匪性难驯，也就从这时开始露其端，从此他在实际上已脱离了第五路而自立一帜了。

（十）为筹军需，找寻富人，居然进行绑票

李宏美对于国辉在三不管地带勒款也提出一些意见，说杨汉烈、叶定国自从换了旗以来，除了在白蛟祠一战参加之外，没有打过什么仗，现在已经坐大起来，发展到二千多人，国辉也正在扩充实力，我们如不想个办法，恐有事时反没有力量负起责任。我说，五条誓约有它的作用，当时我们赤手空拳，如没有这五条誓约，怎么管得下这班家伙。我并非不注意财政问题，可惜我们范围内没有大富人，如有大资本家请一个来，什么问题都可解决，宁使一家怨，勿使千家哭，所以我主张筹款找在富人身上。李宏美很高兴地说，如得你的同意，我们就可去想办法。不久之后，李宏美派人来密报一件事，据报千金庙山腰乡，有个富侨李功藏拥有家资四百万元，大前年其妻病故，近来他的长子李成器从南洋回家，将为其母做三周年纪念，已经派人布置等候截掳。果然一天早晨将李成器架到了，押送到廿八都来和我相见。见面时大抵是称赞他的财力相当雄厚，请他出点力，望他写信回家，叫他的父亲派人来接洽这一套话。可是李功藏在泉州和一班绅士很有来往，驻军对这件事特别注意，坚决不肯派人来商，不上一个月，北兵开往廿八都搜索达四、五次。如果说我们是匪的话，那么廿八都的民众老早就和匪结成亲密的关系，北兵有什么办法呢？北兵到廿八都来，每次都要用一营的军队，这样不知道李功藏要花多少钱呢？但花的却是冤枉钱。所以到了满一个月的那一天，我们杀了一条鸡，请他吃酒，叫李用鸡脚的血写一张信，说这是刺破指头写的血书，要求他父亲不要想靠北兵破获起放，说这是白想，于他反有危险。但是仍无效果，再经一个月，北兵确实无办法了，才派人来问我要怎样？我提出一个灵活性的方案说：如果他肯的话，一团兵的装备费，团长给李成器做（因李同我们同住二个多月，对军队生活颇感兴趣）。如果不肯，就请他负担一营的装备费，大约十多万元，这样就是表示一个数目，使他好准备。在接头还没有眉目，嗣又由许卓然写来一张信，说他和张贞即要到内地来，公家也需要现款，对李条件应放低一点，俾得早日结束。结果乃以现款二万六千元（等于一个连的建设费）及空头支票七万四千元合共十万元了事，为什么说除了现款外余的是空头支票呢？原来对方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到泉州，这张支票是空的。但他们却不知道这时福建自治军已由黄展云出任总指挥，各路的部队业经改组，我们的力量自然和以前有所不同，所以在我们即自信这次可以入泉州，因此双方对这张支票的作用各有不同的看法，乃得促成解决。后来我们到泉州，他已迁往鼓浪屿，结果这张支票仍然成为废纸。但二万六千元的现款可算是自有民军以来最大笔的收入，这就是当时震动泉厦的大绑票案的内幕。

（十一）德化民军起变化，王荣光被捕杀，安溪城的攻防战

时局急转直下，王荣光在德化，久伏思动，以为德化民军过去曾皆隶属其部下，可以一呼百应，发号施令，非他莫属。其实德化民军的内部，早起分化，他临时出来要拉队伍，便不能不与德化的头目互相抵触，因争编队伍，竟与林玉（即林斯美）冲突，结果林玉和林青龙实行合作，并力将王荣光击败，活擒送交驻德化北军，交换子弹廿箱，一如他对待杨持平的老法，而其经过更为悲惨。因王荣光素精拳术，其“中支”号称五百斤，他在凤巢时我们曾亲眼看过他表演，至少有三百斤。因此虽被困，而人不敢近其身，乃用灰粉撒其面。即被捆又恐他逃脱，把他的脚筋割断，用猪篓抬送泉州，交给北军予以枪毙，结束其在永德叱咤风云、残害人民近十年的历史。我自安溪回凤巢以来，时局急剧变化，王振南自沪回山，复述国内局势及上海自治会活动的概况，谓陈炯明六月间叛变，孙总理脱险上永丰舰抵抗，许崇智等回师讨逆失败，向赣粤闽边界撤退，孙总理回到上海，许卓然介绍臧致平给孙总理，并带臧致平谒见总理，促成孙、段合作实现，再进而孙、段、奉、张合作，共同推倒曹、吴的局势既成，李厚基原为皖系转附直系，已成为孙、段合作讨伐之的。国内局势起了一大变化，本省局势已到密锣紧鼓的时候。他拟率所部往晋北设立根据地，因他在那里有新发展的可能性。我同意他这样去活动，令陈国辉将第二支队队伍交王带往晋北。这一来，第一、第二两支队就不可能集中，事实上等于和指挥部脱离关系。从前收编的队伍早均分隶于第一、第二两支队，身边只剩下李宏美和黄金炎、汪汉民不上百人，后来汪汉民又因惠西与晋北地理相连关系拨归王振南，而黄金炎则因系黄克绳旧部，亦应拨归黄克绳，第五路剩下李宏美部。按照这样情况，必须大加扩充，但因李成器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扩充亦无法实现（李成器事直至李宏美死后多时才解决），这就是李宏美所谓到有事时恐没有力量负责的忠言见诸事实。

（十二）南安仑尾埋伏截击，李宏美饮弹牺牲

一九二二年十月间，许崇智在闽西北和王永泉会师，分道进攻李厚基军，张贞、许卓然亦与臧致平同到漳州，张、许再由漳州人安溪指挥杨、叶部队攻安溪，在仙苑一带与北兵相持六、七天不能解决。张贞命令我协攻，此时国辉、振南不但相距甚远，且事实上已经分离，驻在凤巢的只有李宏美、黄金炎、汪汉民等部，合计兵不过百人，可用的枪不过六、七十杆。我想他们双方三、四千人交战，令我带这批少数人去参加，会发生什么作用呢？可是不能泄气，好在守安溪的是白福祥的部队，他和我们本是老相识，兵不厌诈，不如再来一个声东击西的妙计。决定之后，我一面派排长王建置（象运乡人）往象运扬言明午我要带六百人到象运，叫乡中预备如数的食宿。象运为安城的要害之地，一定有哨探去报告，如果他分兵来守，便会削弱前方的抵抗力；如果他无力量分兵来守，便须放弃安城，战事已到决定阶段，可能会放弃安城，我则一面将这些小部队开到仑尾溪边埋伏等待截击，一面令国辉开到大宇等候夹击，一面又派排长李前（原为园尾乡驶溪船的船夫）往安溪城侦查敌的动静。是夜我带李、黄、汪全部往仑尾布置，越早七点多钟，李前跑来回报，说事情果如我所料，白团放弃安城，现在派两连由陆路掩护沿途搜索，其余分乘十六条溪船，县长、团长均坐船等语。

大约八点多钟，那两连扫路的部队到大宇喝水休息，注意向老百姓打听有无土匪踪迹，但无所获，便起身由渊兜过渡向溪尾而去。到九点多钟，船群便顺流而下，我们因人数少，约订前头的船让他过去，只截他最后的四条船（估计敌官长及辎重必在后面），不意李宏美发现敌船靠向我们这边驶进，误会系为被敌发觉，要靠岸登陆，立即开枪，其实溪船必循深水驶进，常会像要靠岸似的。这一开枪虽然被我们截住两船，但后面的敌船便停止前进，靠岸登陆。汪汉民所带把守英口一个寨仔掩护的十六名士兵先被冲破，死排长一人，兵士三人，其余被冲散。大部敌人很快的冲向我这边来，李宏美在我身边中一弹，正中咽喉，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气绝。我正屈下去扶他，而敌人已经冲到，回头一看，瞬息间只剩副官张性白（浙江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安那其思想者）和一个护兵曾全，连我三人一起拼命逃跑，约有十几个敌兵紧追着，被追约两华里，适有一个古墓，我们就伏在墓圹里开枪抵抗，敌人以为这里有埋伏，听见枪声，他们的指挥官恐队伍分散，立即吹集合号，追的人听了号声回去，我们三人才得脱险。这次不幸李宏美阵亡，又死排长一人，兵士四人，但敌人损失也相当大，计死约有三十余人，落水死者为多，其中一敌连长，夺获子弹一十七箱，每箱五百发，连零星计共一万余发，步枪21杆。李宏美系南安九都彭口乡人，于民四参加中华革命党，自靖国军以来，即相随不离，一旦牺牲，伤痛何极！国辉部队由叶世泉率领迟至午后才到，可惜太慢了。我们回到东田桥，许卓然亲来慰问，他和大家检讨这回战事，认为判断敌情和估计敌人的行动，以及中途埋伏截击的计划，完全没有错，可惜兵力太少，众寡悬殊，而又开枪太早，没有等待大队过去截击其后队船只，乃为吃亏的关键。谈到李宏美一致认为应当优予抚恤。事后我们商定给他抚恤金五千元，为他螟蛉一子以为后嗣。抚恤金交其族亲李琼林等负责监管。

（十三）调整番号，扩充军械

当下许卓然重述这次在上海决定推举黄展云为总指挥，张贞为前敌指挥，乃为适应时局发展的关系。目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番号重加调整的问题，因第二路卢兴邦自始至终蜷伏尤溪并无出来活动，现为闽北环境关系已经接受王永泉的指挥。第一路王荣光已死，德化民军大部归张贞直接指挥。所以决定杨汉烈改为第一路，大家并推许担任第二路，拟以国辉仍为第一支队，振南仍为第二支队，要我另组第三支队，询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此时步枪虽有增加，但亦仅有一百多杆，好在时局急转直下，李厚基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各地敌军纷纷偷卖枪械，所以枪价大跌，比平时的售价仅值三分之一强，平时汉阳步枪售价二百至二百伍十元，现在只剩八十至一百元。我一面通过民众收购北兵的枪，一面增加赏金，从前夺获敌人步枪一支赏金二十元，我重新宣布以后夺获敌人步枪一支赏金五十元，以之鼓励士兵奋勇夺取敌械。这样双管齐下，经过官桥和安海之战，所夺获的及收购的到了入城时已有步枪将近三百杆，遂以李宏美所部连长提升为营长，任李忠烈为第一营长，傅金风为第二营长，这样重新做起倒也干净爽利。

（十四）岭兜、官桥连打胜仗

再说安溪城敌人退出之后，永春城亦相继退出，北兵仅守溪尾和洪濑这两处据点，张贞将这两处交给杨汉烈、陈荣亮、陈国辉、王振南等去对付。他自己则率黄克绳、叶定国从同安入门斗店进攻官桥的正同，官桥守军为高义全部，约一千多人。我则由凤巢直趋长箱、后洋驻扎。候张到黄山，我乃斜出一片寺山后攻岭兜。这里为官桥的后靠，亦为溪尾和官桥的连络站，守岭兜的为高义部陈庆云营，他没料到我由一片寺后斜出梅花岭，居高临下拊其背，匆惶应战，遂向官桥败退。我随后跟追，此时定国、克绳因受高义迎头痛击稍为退却，在黄山东头和高义激战，这一退却对于我军阵势反为有利，因高义进出官桥，阵势变为突出，使我得以由岭兜追击陈庆云之兵，从曾庄抄击高义的后侧面。张贞见我抄入曾庄，即指挥定国、克绳猛攻反击，因此高义遂大败，纷纷向磁灶方面溃退，是役缴获高义步枪四十多杆，遂乘胜进驻内坑。

（十五）安海之战

许卓然是夜赶到内坑，策划指挥会攻安海。而臧部亦于是夜由水头进驻朴兜、儒林一带，与张贞部会合。守安海之敌为张毅团及褚团二千多人，张贞派我由内坑进占皂店。敌人在灵源山及苏厝山面有两连人作掩护，因此皂店的地势变成死角。战至上午十点多钟，臧部团长田鋆琴来视察我的阵地，我对他说，看今日的形势必须采取急攻速战速决，不然我这里只好胜不好败，如灵源山的敌人抄我后背，就无路可退，最好选一部去冲锋把他早早解决。田团长用很轻视的语气说，你来冲锋好吗？我说，你调两架机关枪来掩护，我便就冲锋。他果马上去调两架机枪来。我们吃饭后约近一点多钟，即开始冲锋，到了半仑，因和尚顶的敌人凭着工事顽抗，这时我们如退下来，那是不得了的，田团长看到危急之际，马上对他的两营下涌进令，号角一响，两营全部涌上去，和尚顶马上被我们占领了，敌人全部退却，沿车路向青阳溃退。灵源山的敌人也跟同退去。这时我用铅笔写了几个字，请人往加塘向许卓然报告，送信人到半路即遇高义的前部汪连由内坑出来，因截获这张报告，高义知道安海已失，乃退回磁灶。幸得今天的战事早解决，不然战局必生波折。因高义循我们的来路抄我们的后面，和守军内外夹攻，那是很严重的局面。清扫战场，大家均大有所获，我们也获得步枪数十杆。田鋆琴自此和我成为朋友，他是一个有相当学问的军人，后升任臧部的旅长。

（十六）东路讨贼军与自治军在泉州会师

我们是夜在安海休息，越早进迫青阳，敌人不能战，退入泉城，高义部亦均退入城。泉州南门外完全无敌踪，至于南安、洪濑和溪尾敌人均弃守集中泉城，守西北郊外围。何成浚由福州兼程南下率其所部龚旅及金龙章支队合共三、四千人迅即占领泉州东门外东岳庙一带高地。张贞率我们进至新桥头，臧部进至华州任掩护，泉州南门紧闭，至此泉州事实上已被合围，高义又在泉城组织临时保安司令部，自为司令，旋以张清汝所部沈、白二团临走之前对高袭击，即被打垮。张清汝舍投降之外别无他路可走，我们在新桥头等候何成浚和张清汝谈妥条件，调张部出城改编，我们才开入城，臧部开回安海，而守厦门的高全忠相继投降归臧致平改编，全省战事至此完全结束。

先是福州被许崇智部孙本戎联合黄展云所部黄炳武、刘学基各部自治军抄出闽清、永泰威胁福州省会，李厚基偕财政厅长费毓楷等匆惶出走，半路被海军截获，送往马尾拘禁。因北方海军部严令驻马尾的海军须将李厚基释放，李脱樊笼之后，复至鼓浪屿，旋乘日本兵舰往上海。福建驱李运动告一结束。

我于军队入泉城之后，自治军正在酝酿改编为东路讨贼军，恰好我由厦入山一周年，随即告假往厦鼓探访亲友，优游渡我的假期。

我与自治军和讨贼军的关系（下）（1963）

四、自治军改编为讨贼军

时间是在1923年，那时，我离开部队即在厦鼓渡假期，回顾一年前大家在上海发起自治会的理想，结果得到了什么？虽然驱李的目的已达，但福建人民奋斗牺牲所换来的仅是去了李厚基，来了许崇智和林森或者王永泉等一班新的统治者而已。李厚基据闽近十年，所掠夺的人民脂膏血髓不过为许、王等造福，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三军由一万余人扩充到四万余人，王永泉则得一注大家底，充实了他危害人民的资本。瞻前顾后，令人感慨万千。至若陈炯明当年也是以援闽为名，养着壮大起来，结果以消灭靖国军换取三百万发子弹和五十万现款为代价出卖了闽南，这样换汤不换药的革命是骗人的。要革命我们自己必须有中坚实力，可是我们这班民军太不争气，没有清醒的头脑，更没有革命意志，所以扶起东来又倒西，甚至各自为政，积不相能，更谈不到什么奋斗目标。我在厦和一班朋友检讨研究，得了一些启示，回泉和许卓然纵谈，彼此均有同感。

许崇智出发之后，福州即掀起拥萨（镇冰）倒林（森）的风潮，由王永泉和海军及黄殿云部下林寿昌的一班青年联合倒林，这当中夹杂着争权夺利和不平泄愤的复杂因素，没有什么根本改革的新鲜内容，这种举动当然不是我们所能苟同的。泉州方面因孙总理派廖仲恺先生亲来处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将在闽南的自治军一律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以共同讨伐陈炯明为目标。第八军军长暂由许崇智兼任，张贞仍任第八军前敌司令，许卓然任第八军陆军警备司令，下辖三统领：（1）陈国辉为第一统领；（2）王振南为第二统领；（3）我为第三统领。决定张贞出发前方，随他出发的部队有:黄克绳、陈荣光、林青龙、叶定国各部。至于杨汉烈这个糊涂虫，则与高义、吴威、杜起云暗结同盟，不肯出发。何成浚乃以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金龙章支队及龚旅坐镇兴泉永。在泉设立兴泉永财政处，原拟以新加坡侨领陈新政为处长，后因陈在南洋另有要事，改任戴愧生为处长，以陈清机为晋江县长，叶青眼为泉州市政局长，重新拆城，改建市政。许卓然名为警备司令，实际工作多用于协助整理财政。

五、改编后本部及他部活动情况

（一）开办训练所，吸收无政府主义者充骨干

我以泉城军队众多，市区环境不宜于整训，要求开驻南安官桥的漳州寮，此地因有菲岛侨领蔡浅哥盖了很多大房子，空着没有居住，其地环境适合练兵，且官桥为农村小镇，没有人争夺这块小地盘，但我却认极为有用。我移驻漳州寮后，即按照与许卓然所商定的长期计划，逐步实施。首先筹备干部训练所，自兼所长，请梁冰弦介绍一个老无政府主义者郑文湘为帮统兼训练所的教务长。我的旧部原有三个浙籍军官，亦系无政府主义者，一沈应时被调充为王振南的帮统。一张性白被调充警备司令部的军需处长，只剩下一个朱平之，工作上不够分配，梁除介绍郑外，还介绍了几个人给我，如军需冯某某及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客籍胡某，以后又来了几个同情者，如江苏李慕唐、李达三，湖北陈某。当时我们认为要消灭民军的升官发财的思想，只有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军事人才（此时的国民党只有简单的几句三民主义口号，内容究竟怎样还没有出版）。我们干部教练所的课程分为精神教育与军事教育，精神教育的课程，由梁冰弦拟订十条大纲，名为十条信条，根据这十条信条再编为课程的讲义，用全力灌输，使所有学生均能受无政府主义的感化。干训第一期作为试办，招生仅五十名，第二期拟订招生一百五十名，第三期拟订招生三百名。入伍期限为四个月，正式上课八个月，以一年毕业，每四个月至六个月招生一次，按二年毕业，三期合共五百人。第一期所招学生大都有热情于革命的思想，使人极为满意，内中有好几个系背弃家庭逃学而来的，如李良荣即为其中之一。外面对我们的印象也很好，有几部份民军要求这批学生毕业之后，须让几个给他们做教练官，这也是给我们很兴奋的事情。我们设一个规模颇完备的俱乐部，官兵、工友、学生都在一块自由接触，这样精神上极为团结，学生思想进步也特别快。冷冷清清的漳州寮忽变为热气腾腾的青年窝。这是无政府主义第三次在闽南活动的一个时期。文化方面，以《民钟日报》为宣传据点；武化方面，以漳州寮干部教练所为据点。我在民军中实力最小，本来不敢想和什么人争地盘，所以埋头在漳州寮偏僻地方干自己的事。

（二）设立工厂，解决独立经费问题

我们又恐经费来源与军队混合受其影响，又想出一个独立办法，以便按照计划自供自给。当时福建市场所用辅币，绝大多数系靠广东供给，每次侨批一到，厦门钱庄即向广东购买大宗辅币。我们核算，按照广东辅币的成分，用纹银熔铸，每千元可获纯利一百六十元。通过梁冰弦和广东机器总工会的关系，订购了一部日产辅币伍千元的机器，附一部十五匹马力的发电机，这样每日可得纯利八百元。教练所无须这样多的钱，又认为要大干特干，除造就干部人材之外，就是必须积蓄子弹，又订建一所小造弹厂，每天完全开工，可生产五千发子弹，打算在两年内积蓄子弹二三百万发，我们采用购买现成的弹壳，再来自己加工的办法。这样比较购买现成的子弹可以便宜十分三四的价钱，而设备费又较节省。本来一个统领部不能擅办这些事情，因通过许卓然和何成浚的关系，均给我们一一批准，这样就取得合法了。我们的机器通过广东机器总工会和广东造币厂、石井兵工厂的技师替我们设计之外，技术工人亦由他们替我们选派。其中有一事足见当时广东的工友对我们的热烈帮助。我们要仿造广东毫币，最重要的是母模，但无法取得，造币厂的工友出入，均须经厂方搜身，后来由一个工友假装牙痛贴膏药，将母模贴在嘴巴粘出来给我们，这样我们的计划才得完全成功。

（三）合力进攻高义

时局转变，对于我们很为有利，高义自张清汝缴械投降之后，一变而混入民军的队伍，除和杨汉烈、吴威结成同盟之外，复通过杜起云与王永泉发生密切关系，反形日露，除刺杀傅维彬之外，复利用蔡持及其干儿子杆达棋（即陈清祺）图占南门外的地盘，何成浚见此情形忍无可忍，遂下令通缉决予剿灭，令张贞率其所部黄克绳、陈荣亮、林斯美会同金龙章等合力进攻。但这时高的势力相当雄厚，一经开火，反而占优势，进占新店，浯潭，我方死伤二三百人。张贞原派林知渊亲带命令到漳州寮调我的部队参加，我以这样是叫我直接去增援，可是从我所驻的地点到前线，必须绕一个大弯，不如由官桥走捷径至张林，从罗裳山居高临下抄他青阳的指挥所在地，林同意我的意见又恐我的部队单薄，前后不能互相策应，反被个个击破。其实这时我已经发展到五百多人，集合在一起训练，个个如出厩之马，官兵对地形又皆熟悉，自信不会有差失。我一面通知张贞反攻，一面从后侧面攻进青阳顶市，高义等正在兴高采烈，猛不提防，被我一气攻到司令部，俘获数十人，缴获军械不少。高逃赤坑，我跟追至杆达棋的老巢。另一部抄击浯潭和张贞夹击，高的残部逃向西边蚶江一带溃散。是夜张贞即进驻石狮，我方仅阵亡一个自靖国军时代相随的得力连长李清及数名兵士而已。我们在青阳休息一夜，越日乃回漳州寮。经这一战和官桥那一战，足以为林坑人民和陈忠愤报仇雪恨，官兵皆很兴奋。

（四）驻防石狮，除去三害

逾时未久，张贞留驻石狮的部队林斯美部忽起哗变，林被打死，张贞恐与蔡持有关系牵涉乡民的问题，急调我的部队去解决。我的队伍到达即把他们包围缴械，人枪送交张贞处理，张遂令我的部队驻石狮。此时石狮为泉南相当热闹的市镇，环境复杂，为地方贻患的有三害：第一是打嘛啡针之风很盛，尤以抬轿的人，没有一个不染针毒，弄得满身恶臭，因针嘛啡而变为鼠窃、偷挖番薯，极为普遍。乡民为惩戒偷窃，又造成一种酪刑恶例，凡偷挖番薯而被抓到的，即以“驳目”的私刑（用竹筒将眼珠弄出来），致那时南乡被驳目的乞丐约计达三百余人。倘强乡巨族中的偷挖小乡番薯的嘛啡犯，被人家驳目，其族人则认为欺侮，心怀不甘，别生枝节，因而酿成械斗，牵连数乡或至数十乡，可说嘛啡为害于南乡极烈，非严禁不可。故第一先禁嘛啡，贩者处死刑（蔡持系贩卖嘛啡的大王，被打败已逃匿），针者罚苦役。通告发出之后，石、永、蚶、衙、金、深六区的嘛啡馆大都停歇。事情来得凑巧，有一天，巡查队抓到一个名蔡戟者又号虎天戟，系自创所谓“三点会”的会首，年已逾六十了，徒弟很多，破案时，注射针及嘛啡粉厘秤等一并搜获，证据确凿，讯问时责以通告在前，故意触犯，那是自取其咎；他则以年老别的不会做，不营此就没有饭吃为辞。我决定将其枪毙，外面闻讯，有很多乡长前来要求担保，但以他第一个破坏禁令，无法宽贷，并将我以前一天枪毙两个连长也是第一次犯禁令作例证，表示坚决执行。我认为这次拿到的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正好惩一儆百，故作此断然手段。同时拘获两个针客，则罚其扫街，当士兵押他们到市外倒垃圾时，两人竟将绳子弄断，联合要劫兵士的枪，劫枪不遂，两皆逃逸，其中抓到的一个，亦予以枪毙。自从处死这两个人及标封龙园乡贩毒的施固的大厝后，嘛啡在这一带遂绝迹。其次是赌博之害，自禁赌令发出后，虽然街边的赌摊马上没有，唯最头痛的为侨眷在家里聚赌，使你禁不胜禁，尤以其中一种叫“打三万筒”，每打一次必把裤子勒起裸了大腿，用手拍一下，把三个铜钱掷于地上，以掷下铜钱的正反面多少比较胜负，很多青年男女是醉翁之意不在乎酒，从而沉迷在这种赌博中。另一种是“纸牌”，这种家里聚赌，实无善法可予禁绝。好在有一天抓到林彬西和许宗宣两人（均系许卓然办财政的重要助手），他们耍牌时被巡查队当场捉获，我把他们关了一夜，越早派人鸣锣，叫大家前来看处理赌案，一时围观者达数百人，即将林、许两人提出示众，并发出四块白银，当众赏给破获的兵士，说以后无论何人犯赌禁者当照样抓来。此事一传，各乡乡长自戒其子弟，特别是家庭妇女，对他们引述我对自己同患难的人（指林彬西）都不稍宽恕，如果犯了抓去示众，那是可耻的。这一来，石狮的赌风也渐戢了。再次是禁娼，禁娼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因为开娼寮的大多是当地的豪强，他们营娼寮兼营菜馆和其他生意，可说娼寮的开设和这个市镇的热闹有多少关系。譬如医药店靠医花柳病的占了多数。嫖客中各色人等都有，所以禁娼有些人很不高兴。我们宣布禁娼之后，巧恰张贞的副官和陈铁卿（杨汉烈的团长）的副官从安海（臧部防区）带一个妓女来石狮供他们荒淫无耻的玩乐，引起前此开娼寮的人来向我质问，说本地娼寮不能开，别地带来的妓女为什么还可居留此间，经他们这一告发，我立即派兵士去抓，果然抓到两个副官和一个妓女，我想这明明是凭借他们在部队的势力，要来破坏我们的禁令，当即把他们各人罚款三十元，充新组织的卫生局经费。妓女则交给吴姓乡长，听其自由择配，这案可算结束了。可是这些土豪还不死心，再去勾结何成浚总部的人员承办花捐，他们知道用硬的办不通，就用软的来疏通，说六区每月计共要送我六百元，被我拒绝。至此这班人才死心塌地认输。我们经过一个半月雷厉风行地执行措施，改革风俗的工作初步完成了。其它如破除迷信，我们只烧毁许厝新街的王爷及许许多多的纸王爷，迎送王爷的恶俗很快就被消灭。这些措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五）接防青阳，乡绅协助

青阳系黄克绳的防区，他自己表示要开回泉城，集中准备出发，叫我派队接防。我即找青阳乡长庄金煌，对他声明这三害要自动禁绝（因青阳娼馆之盛比石狮更有名），不然拟请司令部，另调国辉部队来驻防（此时国辉在南安已以棘手著名），以免我的部队太过分散。庄金煌与其他乡长会商结果，完全接受我的要求，与石狮各处一律办理，并不费我们的丝毫力量。青阳接防之后，而安海水头臧部也自动撤去，自此南安的海都及晋江南门外复归统一。我们在青阳和石狮各设一办事处，统领部仍设在官桥漳州寮，军队大部份在石狮，青阳以防蔡持和杆达祺的捣乱。晋南民风素称强悍，原系多事地区，但在我们统一驻防的四五个月中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地方秩序和军民关系均很好，这得力于数十个正直而有力的乡长的帮助。这些人有的可以领导数十乡或数万人，如青阳庄金煌（以后渐变腐化）、沙塘王若擦、石狮大仑蔡好、钞坑蔡九贴、衙口施能杞、施能坚、前港施少衡、石霞施遐谋、殿内陈妈袋、永宁王堡、王赣、安海许九锡、官桥蔡光选。绅士如：蔡德远、倪尔登、黄日增、许星炎、余子坤、林登宾等。这些人在民间的声望都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他们有深长的历史和对民众的信用，我们对那方面有什么事情，只要找那一个人走一遭，或说几句话，即日解决，你要说他是封建势力么，在宗法社会内当然免不了有封建的气味，但他们是向善的，诚意帮助我们搞好地方，这些人的作用比我全部军队还有力量，他们既能把民众的意见反映给我们，也能把我们的企图转达给民众，我们的官兵有什么不对或哪一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能马上知道，比什么民选的议员都为有用，无形中好像一家人。

（六）局势变化，开赴前方

我们正在做得得心应手，一切按照计划实施时，忽然报说许崇智在东江失败，黄大伟、张毅反叛，电调何成浚出发东江救援，因此许卓然亲到青阳找我，说他要跟何成浚出发，拿出一张两千元的支票给我说，如果你要出发，就将这笔款子作出发费，否则留作伙食之需，以后军队饷项你要自己设法等语。我听了这话，真如晴天霹雳，不知所对。许见我默然无语，也未测出我的心情，接着又说，国辉、振南皆不出发，如果你不出发，大家也不会怪你，他们知道你的事情都已做了一半，正在顺利进行。我听到这里，想了一会说，这样怎么行呢？我不能看你做一个空头司令，你们先走，我在三天内，一定出发。送他出门之后，我马上回统领部召集一个有营、连长参加的会议，宣布准备出发东江。大家都感到愕然，帮统郑文湘首先发言，他说：“这事应加以考虑，因为要创造这个局面，不是容易的事。目下中国大乱方兴，过去一年一变，今后恐怕一年要数变，不如想个方法，保存这点实力。”我问他有什么方法，他说，假定陈炯明再占漳州，我们可以采取南和北拒的办法，由我自己声明脱离部队，暂时离开，由他出面和陈炯明接洽，拿陈炯明抵制北军，候大局变化，我再回来，这样实力无损，或者反可以扩大。其他营长也说，王永彝名虽一旅南下，其实沿途布防而外，可上前线作战的不会超过一团之众，如果以本部配合乡民，准教他如陈肇英的下场，何况还有国辉、振南可以相助。我说：“这里有道义和利害两个问题可以研究：假定王永彝只有一团可作战，但尚有高义和其他民军给他利用。当年联合抵抗陈肇英，陈虽然失败惨重，结果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大。今年情形可不同了，我们对王作战非乡民切身之事，他们能否有那样自动拼命的意志来协助我们，我们是否可以叫他们再作那样巨大的牺牲，这都是问题。至于国辉、振南与往昔不同，在昔人数少，我们好管束他们，现在各自独立，人数众多，我们无法控制，合作战斗的精神，必须另作估计，这是从利害着想，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再从道义来说，我已答应许司令跟他出发，假如不履前言，他日何以相见？我们今天有这个局面，许司令从中支持的作用很大，何成浚对待我们，也与各部民军不同。就道义上言，不出发实说不过去。我相信郑帮统所提议的非由于私心，乃为革命前途打算，但我走了之后，一切会起变化，你们未必支撑得了，与其在这里失败，不如到前方，倘使失败也觉光荣。为了福建前途，今后要做的事也还很多，我和许司令必须精诚合作。”我这意见提出后，大家经过研究讨论了数小时，才一致认为应当不计成败，开到前方去。关于出发的一些部署，我们在会议决定要走的同时，曾议定分头负责准备：工厂机器由周骏烈负责督拆运往鼓浪屿收藏，工友指定冯军需带领回粤，军需一职由青阳办事处主任王宣化接充，所有未动用现款一万六千多元悉数携带备用，学生愿回家者资遣回家，不愿回家者随军实习（结果没有一人愿意离开）。军医吴祝三因事不能随军，准予辞职。全部官兵取道海运，包租轮船由安海直达石码。官兵有私事者准假两天回家处理，所有问题均当夜解决清楚，分头负责办理。

（六）会合臧部，挺进被阻

我们出发到漳州，路被洪水所阻，在漳停留三天，乘便和各方面接洽一切，这时许司令又指定叶定国之一团归我指挥，即一同出发，目标是先抵达平和之小溪，与臧部会合。我们离开漳城六十里的黄井乡宿营，当天夜半叶金沙团长忽持叶定国之信，前来见我，说金门被海军占领，厦门、同安均非常紧张，要他开回同安防守。无奈决定明早让叶团开回漳州，我们则照计划前进。不料到达小溪时，臧部的杜团只有一营分驻两处，两连在小溪，两连在坂仔。我们才抵达，杜即来告说前方很紧张，要求我们再进二十里至坂仔才休息，并说他在那里驻的两连拨归指挥。我继续推进，至黄昏后才抵坂仔。越早天未亮即闻大小坪方面枪声激烈，我留一营与臧部协守坂仔，自带两营再进十里，占守高船的高地。九点以后，炮声越离越远，知敌人（指粤军，下同）已被击退。午饭后枪声复起，越来越近，且甚剧烈，二点之后就见孙本戒部四百余人，由山面向坂仔退却，敌人随后跟追，臧部与之接战，掩护孙部退入坂仔。我在高船闻坂仔后方枪声，即由高船撤回，联合臧部把敌人阻住，当我们刚占几个山头作据点时，敌人由大小坪而来，居高临下占一个比我较高的山头了。我认为这处高地必夺取，是夜选出六十名奋勇队去冲击，结果无法夺回，反而牺牲了一个排长黄再兴。因此战事暂成相持之局。拂晓敌兵大加增援，查悉系林虎部下一个独立旅，九点时候臧部营长来告急，说他的子弹缺少，遂拨五千发给补充。再战至十一点，臧部即放弃阵地，自由退据一方，不再抵抗，让敌人全力向我部包围（这说明臧部已经降敌），我所部已无预备队，只剩各营留看行李的兵共八十余名，另外是一些随军学习的学生，令他们先退过溪。战至一点，敌兵蜂拥而来，大喊缴械，被我们当头痛击一阵，死伤颇多，略稍畏缩，在这刹那间，乃得乘机全部突围冲破一个缺口，计损失七个兵士，其余全部安全退到过溪集合。敌人以为我们仍向小溪退去，终归要被缴械，不来追击。

（八）南胜蓝党寻衅，石码巷战

我们走了不远，即遇昨夜从这里退去的孙部一个官长带了几个士兵从小溪折回来，说小溪昨夜已失守，先入小溪的部队皆被缴械。他们因疲惫落伍，故得转回来。这样是退回漳州的归路已断，只有转道南胜退往漳浦这条路，正在踌躇未决，忽报臧部派给我们用的几个向导竟逃匿无踪了，既无情报又无向导，真是危险至极。幸得学生找来三个农民，带我们绕道转往南胜。南胜这地方，有不少洪兆麟死党蓝皇帝的党羽，我们停在那里吃饭，要雇几名挑夫更换至漳浦城，路程不过三十里，每担开价要四块钱，同时这个来扪扪行李，那个也来扪扪行李，即不顾而去。原来对方已在溪岸埋伏数百人，拿锄头扁担要缴我们的枪，我们侦悉这一情况，一面散开准备，一面便拿住那装作招待的人，迫他喊令散归，不然就要发出一连火。那人看见我们个个实弹，准备射击，才力竭声嘶大喊要开枪了，快回去！快回去！这才一哄而散。我们到达漳浦城，那里臧部只有一连人，大概仍系蓝党作怪，竟关起城门不让我们进去，惹起我们官兵的愤怒，立即要攻城，于是城内才派出一个姓黄的牧师来调解，说是误会，怕败兵抢劫，所以把城门关闭。黄牧师将目睹的情况回去报告，才开城门给我们进去。这城里张贞有一个联络参谋李价人，对我说张贞本人及所部已退到云霄、诏安之间，要求我们开抵那里会合。这天气候突变，下了暴雨，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先发电和张联络，结果没有回电，我们遂开离漳浦，午后至离石码五里的岳岭休息，先派出六个兵士去石码预备食宿。又是蓝党从中捣鬼，一会儿竟由警察局派来三个人说“石码戒严，请你们今夜就在岳岭休息，候布置好，明天来请你们下来。”我气愤地将他的名片撕碎掷地，叫他立刻回去准备，那三个局员看见我们的队伍和行李还整齐、急回去报告，迨我们到车站时已有二、三十个穿长衣的绅商在那里等候，先时我们所派去的六个兵士被缴械拘禁，这时也放出来，他们向各营长报告被拘禁情况，我只说声局长很可恶应该抓来，众人本来很气愤，听了我这句话，一齐冲入街去，遂在街上发生巷战、蓝党便衣卜壳队便在两边骑楼抵抗，巷战约达一小时才被我们全部缴械，这次因突然冲突，商店来不及关门，但没有一家商店受损失，轩然大波，商民觉得非常欣幸，大办酒饭送来犒军，并表示欢迎。

（九）粤军进迫，急退江东桥

我们饱吃之后，时已七八点钟，恰巧有一部小车，自漳州开来，插着总指挥部的旗子，载一个带包袱的兵，说是总部的传达兵，要到厦门送信。我说，叫那人下来，叫他将车留给我往漳州之用。那人却不敢违拗，兀自离开去了。（嗣后才知道这人就是臧军参谋长刘长胜化装逃走的，那时我们并不知刘长胜于联军在大埔晓平大捷之后，受陈炯明贿赂卅万元，下一休兵三天的命令，让陈军缓到反攻。这个罪该万死的家伙，竟被他混过关去。）我截留这部车，即于当夜单带一护兵乘住漳州。驶至新桥，即遇着潘宜之等来拦车，我下车后，潘告诉我粤军已迫近漳城，市内十分混乱，劝我不要进去。问他臧、何、许三位情况，俱称不知，我想此来目的原为探听一些消息，无论如何不能不冒险走一遭，遂弃车步行过桥，果见市内老百姓没人出门，到处尽是乱兵撞门攻户，用梯爬楼。不得已转身回来，刚才驾驶汽车的司机已逃走，无法只好走路。路上乱兵误认我为逃官，有财可劫，拚命追来，幸天黑如墨，我和护兵逃落田洋，藏在芦苇里，熬了大半夜，至天亮才走回石码。把这情况和大家商讨一番，认为只有退过江东桥，才有把握，遂决定从许茂乡斜过江东桥，沿途见败兵倒卧路旁，所过乡里，十室十空，连茶水也无法得到。

（十）入莲花社，得知局势变化

我们乃赶至莲花社找叶定国，到了此时，才知道这十天中我们在战线上和行军途中局势起了很多变化的详情：第一、我们的队伍从安海乘轮船至石码，隔了两天，金门即被海军占领，杨子明（杨树庄之弟，前任方的滇军团长，现任许崇智的参谋处（）在被捕枪决；第二、周骏烈乘帆船押运机器至金门，通战舰转回头至安海，船及机器均被高义部扣留，幸周骏烈乘机逃脱；第三、许卓然为援我之故，反攻小溪，被挫败，身陷敌区，下落不明。据说当日敌军林虎部从大小坪岭进攻小溪，其右翼追击孙本戒部，在坂仔与我部相持，因此中路追击联军，直捣小溪，是夜占领小溪，臧部仓皇退却，来不及通知其他友军，许卓然知我全部在坂仔，没有一个回去，再三打听，后来从邮政工友口中得知邮工十二点从坂仔动身尚有剧烈枪声，认为我部被包围，并速援救不可，乃哭请于臧致平，由臧派出两团合定国之一团共五六千人由山城反攻小溪，不知我于一点以后已冲出重围，绕道南胜退漳浦。小溪之路为陈炯明及林虎的精锐部队，共约一万余人，又挟战胜余威，致被击败，乘胜追至山城，臧、叶各团因抢渡溺死及战死者达千余人，许即在山城小溪之间失踪，生死未卜，令人极为悲痛。

（十一）大势已去，仍归凤巢

我们正在唏嘘叹息之际，报说张贞尚剩一千多人已到灌口，他本人即将到莲花。等他来后，举行一次会议，认为同安城尚未失守，仅有定国少数队伍在那里，必须急速增厚实力，固守同安以与厦门互相联络。至于江东桥灌口嵩屿一带之臧、何两部溃兵共万余人，闻经林知渊等协助收容。这样同安与厦门成为犄角，还可抵御粤军。因此，决定张贞全部合定国由漳州退来之部队讲驻同安城，我部进驻马巷新墟，各人负责分道布防。到了新墟的越日，我们派人往同安城采购东西，那人匆急回来，说同安城里没有一个兵，张贞不知何往，商人正准备欢迎北兵前来驻守。这个意外消息，使大家都感到很奇怪，我们新墟在前线，同安城为后方，有什么紧急，张贞怎样没有来通知一下，那么，原议计划，又成空话了，如果同安真的被北军进驻，我们就没有后方，看来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好派人往凤巢山报说我已回来，打算再来暂驻几时。凤巢、罗山两社得信，遂派了一百人来替我们搬运行李。这时我回想我们在新墟尚驻一夜又半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张贞如此匆皇，不履驻同前议，兀自他去，不是白日见鬼吗？大家都感到靖国时代的张贞，和自治讨贼军时代的张贞判若两人，至为可叹。我们到凤巢以后，大家都感到好象回到自己的家乡，久别重逢，格外亲热。我们以前为他们所创办的凤山小学，所请的教员虽都不来，他们已另请人续办，我们所赠给他们的茶苗水仙种和铁观音已经栽种成功，而且有所发展。好奇的学生都去看我住过的石洞，大家热烘烘没有因失败而灰心丧志。住过几天，感到人多采购供应有点困难，故决定下山去驻扎黄山，官桥。不久，战事发生，双方相持多日，我忽发生严重关节炎，乃决定再回凤巢。为作长久计，实行裁减人数，原有三个营长之中，以第三营吴辉谦年纪较大，阅历较深，交予负责主持。

（十二）改变动向，解甲求学

安排停当后，我个人即秘密赴鼓浪屿就医。到鼓之后，知道许卓然隐伏民间，播迁不安，因洪兆麟知许健在，竭力侦索，必欲得而甘心，所以不易脱险。迨我的病好转，已经能下床，移住许家约经匝月。许氏乃脱险由东山归来，挚友生还，相见之下，恍如隔世。我们认为这次的失败，都须重新检讨。这时孙中山已决定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许氏决定前往出席，我暂在厦养病。迨许赴会回来，知他已受任为筹备福建党务特派员，并带来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小册子。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认为新改组的党注入新血液，精神、形式根本变革，一切方法皆与前时不同，创办黄埔军校，预备组织新军，此后决不要亦不可再利用民军。因我们经过这多年的经验，深悉民军成事不足，殃民有余，自身早已变为革命的对象。从前我们预备两三年的时间从根本上解决民军（利用安那其份子作骨干）的计划，此时已不能适用了，今后只要多多物色好的青年，送去黄埔造就便够了，这是许卓然和我对于民军态度的根本改变。一九二四年周荫人入闽，福建局势又起变化，王永泉被驱逐，各总军纷纷投降于周。陈国辉受周荫人编为一团，王振南不愿受编放弃军队来鼓同住，我的部队自动解散。臧致平与何成浚决定冲出福建，由林知渊从中斡旋，将厦门移交给海军，由商家筹一笔款给臧、何作出发费，杨化昭复率所部依附于臧致平，于是臧、何、杨联合反攻漳州获胜，再向闽赣边界进发，臧、杨联合入浙，依附卢永祥；何成浚则将部队留驻赣边，他本人不久即赴粤。我们于海军接防厦门之后，即在鼓浪屿鹿耳礁租一洋房，创办鼓浪屿图书馆，作为党务秘密机关，尚存几个不愿回家的漳州寮干部、学生，如李良荣等分别保送入黄埔肄业。我本人则赴沪求学，因自小失学，不可能考入正规大学，乃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作为特别生。许卓然留厦主持党务，我们自此结束利用民军为革命力量的活动，坚决反对今后再复收编民军作为革命的手段，有一些人不了解内容，以为组织民军是你们，反对民军也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其实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理由，并非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也。

陈国辉暨旧部与十九路军的关系（1964）

读了李忠先生《十九路军处决陈国辉及陈部复灭经过》一文，所谈颇为详尽。但据我所知，尚有一磷半爪足述，兹分别概陈其下，以供参考。

一

十九路军入关时，与反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代理主席方声涛的关系，初尚良好，盖十九路军的首脑人物陈铭枢、蒋光鼐与方亦颇有历史渊源。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即十九路军的前身）入关解决新编军这一阶段，彼此合作颇好。所以，蒋光鼐要改组福建省政府时，曾邀请方声涛、何公敢等人为省府委员。方认为十九路军志在倒蒋（介石），不会长久驻闽，希望他们发动讨蒋后，能把福建政权交给他，因是乐与合作。惟方所能控制的只有省防军的混成旅四个旅：陈国辉的第一旅、陈齐瑄的第二旅、钱玉光的第三旅、陈维远的第四旅，战斗力弱，其中较强的还是陈国辉所部。方拟利用时机，将四个旅整编为两个师，准备以一个师交予陈国辉。陈部集中移驻仙游后，林知渊、陈维远（林曾任十一军参谋长，陈曾任十九路军团长，故关系密切。）专造仙游数访陈国辉，请其到省（带有担保之意），并曾将方的意图向陈面谈，此着对解除陈国辉之疑虑不无有关。至陈国辉甘让防地及应方之召亲自赴省，亦有他的打算。从他以往经验，政局每有变动，他都得到好处，所以没有考虑到时移境迁，今非昔比，此次之赴省会对他不利。这时陈所搜刮的财产已达五、六百万元之巨。如抗拒十九路军，显然将导致失败，他的前途和财产也将化为乌有。更以他割据泉州多年，享尽奢侈淫乐生活，自不愿再尝绿林滋味。因此一经方召，即力排众议，躬行赴省。

二

十九路军自淞沪抗日之后，全国人民对他们颇为敬仰。迨该军调驻福建的消息传出后，海内外闽人鉴于长期以来，福建政局动荡，匪患仍频。由于关怀乡梓，望治心殷，因此，香港福建商会庄成宗等同乡即拟召开一个会议，集中闽人意见和愿望，提供于十九路军作治闽参考。我时就医广州，在庄等叠函邀请到港后，即联名发电征求各地侨团意见，各地侨团先后纷纷复电表示赞同，遂即筹备在港召开“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于1932年8月间举行，各地代表到会者计百余人，开了七天，收到提案近百件，总的是要求十九路军消除福建地方恶势力，与闽人合作，共同建设新福建。其中不少是反对方声涛、张贞，特别以控诉陈国辉的提案最多；认为福建必先治匪，方克有济。马来亚闽侨的永春代表以陈曾洗劫湖洋等地，有不与国辉共天日之誓言。会议将结束时，适值蔡廷锴抵广州，大会遂推出代表二十人赴广州谒蔡，面呈请愿书及全部议案。是日，萧佛成、陈济棠设筵招待。筵罢开座谈会，蔡廷锴、萧佛成均出席。会上大家痛陈陈国辉等祸闽罪行，要求惩办；蔡表示接纳。惟当时十九路军正酝酿政变，拟联合方声涛并通过他来整编地方军队，故对陈问题迟迟未见动静。然陈国辉为民愤极大之巨匪，海内外群情愤懑，南洋华侨直接控告国辉的函电有如雪片飞来，多至盈尺。而十九路军正欲积极联络华侨，对此感到很大压力。陈被扣后，方声涛曾力图担保其生命之安全。闻蒋、蔡之间对处理陈国辉问题有不同意见，并有争论，因而迂延未决。有一天，绥靖公署参谋长邓世增与方声涛的密友某君闲谈，邓询某君说：“老方平日对陈国辉看法如何？”某君无意中流露前此方声涛曾说：“母鸭无论如何装饰，那个嘴总是扁的。”（福州谚语）意思是说，土匪毕竟还是土匪。邓立即转告蒋光鼐。蒋闻此言，越日即决定把国辉枪决。

三

在发动“闽变”的酝酿期间，十九路军即进行收编“民军”以及地方其它武力。大约在1993年的四五月间，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在泉州忽宣布省府要筹办民团，召集兴、泉、永各县党政军和民众团体的代表开会。驻防各地的旅、团政治部均派代表出席，同时，还有一批“民军”代表人物如永春余绍英（宋渊源的死党，现在台湾）、南安吕渭生、仙游王之纲、泉州李幼岩等参加会议，与会者约近百人，开了五、六天，会上最活动的是毛维寿师的参谋长赵锦文和旅长张励。因为有这些民军代表人物参加，各界皆有所怀疑。会议期间，大家发觉它名为办民团，实为收编“民军”，并借口说这是地方人士的民意。会上决定将产生筹备委员会来负责这一工作。这个内幕计划被各界发觉后，认为重要关键在争夺筹备委员会，如委员中的多数不为所用，筹委会即不起作用，这一意图便不能实现。到了选举民团筹备委员时，九个委员清一色的全是兴（莆田、仙游）泉（州）永（春）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如泉州张赖愚、永春刘澄清、莆仙李供辰等，军政界和与民军有关系的人无一当选。这个情况，大出乎毛维寿的意表，可以说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了。因此，便把收编民军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越日筹备委员会要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时，赵锦文即宣布省政府不赞成此事，筹委会不要再开下去虽然如此，但十九路军对收编“民军”还是按照原来打算在积极进行中，接着，由翁照垣负责此事。翁吸收了毛受挫教训，则回异毛的做法。同时翁本人尝往菲律宾各地访问过华侨，深知闽侨乃至地方民众反对“民军”甚烈。收编“民军”如被各界预先知道，必遭剧烈反对，因此需要慎密从事。在此期间，外间虽传闻翁照垣与“民军”特别是陈国辉旧部接触频繁，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到了陈部前特务营营长李忠来找我，我才得知一些情况（可参阅李文）。我闻后大为震动，深恐陈国辉旧部的势力，东山再起，终有后患。李忠早期虽系我的旧属，但他久投陈部，终有隔阂。这次在他征求意见时，我还是劝他从速受编，否则于事无济，反而招祸。越日，我即往漳州十九路军的总部见蔡廷锴军长，面询收编“民军”问题是否属实，蔡答确系事实。我当即表示异议并陈说反对情由。蔡说他对收编民军一举亦不赞成，但认为我的意见应直接向蒋主席（光鼐）商谈，我对十九路军为何要收编民军一时颇感疑惑莫解。另方面，又怀疑此事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或有关系，因扯到黄在漳的某些作为，特别是地方上一些土劣经常跑他的门径等等，蔡闻后勃然大怒地说：“我和莫京（黄强的别号）共事十几年，不能受人挑拨离间。”我觉得谈不下去，遂即告辞，但对蔡之突然翻脸，终感惶惑莫解。事后经十九路军总部参议黄艺博（早年因广东机器总工会的工作关系，和我有深厚友谊。黄现任广州市政协委员。）告以我当时和蔡谈话，黄强适在隔房，听得一清二楚，蔡因之故作高声拍案，意在使黄安心，我始恍然大悟。并谓黄强还密令驻守嵩屿的连部，拟在途中加害于我，适因我所搭班车在中途发生故障，得以幸免。至此，我只好按照蔡廷锴的意见，上省找蒋光鼐面谈。不意一到福州，即染病多时不起，无法往访，拟请陈某某（国民党反动派福建省党部委员）代表见蒋，但他以此举为讨伐蒋介石的整个计划，木已成舟，反对无用。不几天，收编“民军”之事公开了，不少“民军”中人也在福州露面活动。嗣后我虽曾与蒋光飞、陈铭枢晤及，以形势已经大变，终不再正面谈此问题。适蒋（介石）机轰炸福州，南平、水口相继失守，十九路军放弃福州并沿福泉路撤退。陈国辉旧部对十九路军杀陈之仇，伺机图报，未尝或忘。至战局急转直下，由翁照垣所收编的陈部，几全部叛变，到处截击十九路军，真所谓“搬去石头打自己的脚”，祸由自取了。

对闽南民军的回忆（1964）

民军作为福建地方武装，有长达近40年的历史，本文所述的仅是关于闽南民军的一部分史实，时间由1917年至1924年。这7年间，随着国内政局的演变，闽南各县民军之分合变化，错综复杂。现就我的亲身经历，把这时期与当时政局有密切联系的民军活动，作个系统的介绍。

一、靖国军、护法军兴亡始末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权，全国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孙中山先生南下倡议护法，闽南许卓然组织武装响应，以凤巢山（亦名“黄巢山”，位于南安县西南部）为根据地，成立闽南靖国军。起初仅编成一队武装，由黄孙坚（泉州人，海军军官学校出身）率领。后来，南安王振南、同安洪英民、惠安汪春辉相继率众来归，队伍增至700余人。靖国军以凤巢山为据点，西至南安、英都一带（延至同安的梧峰），东至南安官桥、文斗店（延至同安的古宅、新圩），在凤巢山周围数十里内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另有一部武装起于南安八都山，原由吴瑞玉率领，吴死后由陈崇仪率领，和德化苏亿部取得联络，出没于南安、永春、德化一带；同时，王荣光起于永春西部山区，翁畴起于安溪内地。他们都打着靖国军的旗帜，翁畴死后，部队由杨汉烈率领，并拥立杨持平（曾任《民钟日报》总编辑）为司令。继之护法军亦告成立，以宋渊源为司令。此系闽南民军的兴起情况。后靖国、护法两军以利害关系或联合、或分裂。末了，护法军先告失败，靖国军为零军和北军所击，亦遭覆灭。

（一）宋渊源谋靖国、护法两军统一之失败

1918年，陈炯明率援闽粤军20个营进攻福建。许卓然、杨持平以陈的队伍是广东护法的基本力量，因此极力响应粤军的军事行动。为了配合粤军作战，杨率部队进攻漳平，许率部进攻同安。这两处都是李厚基军队的后方据点，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相持40多天，有力地牵制了李军的后方，使陈炯明得以顺利攻下漳州。但陈不仅不感谢许、杨的支援，反而疑忌靖国军，恐他们力量增长后将与己分庭抗礼。因此刚攻下漳州，就派赵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赵声的弟弟）到泉州、永春一带大肆招编民军，滥委司令达10余人。地方无赖之徒乘机争相组织队伍，并恣意掳人勒索、抢劫财物、焚毁房舍，使南安、永春、德化地方秩序大乱。百姓苦于祸患，纷纷逃离家园。仅这一年，逃往南洋的就有10万余人之多！

靖国军和粤军对立的形势日渐明显，我见大局已趋恶化，乃在晋江内坑发动组织乡团自卫，得到当地许多乡长的响应，有130余乡愿意参加自卫组织。但组织工作尚未就绪，唐国谟（厦门镇守使，第十混成旅旅长）全旅于从前线败退安海、洗劫城厢之后，矛头直指内坑，乡团遂告解体，我亦奔往官桥。此时许卓然赴油头未返，黄孙坚由宫桥退守凤巢，我和林国宙合作，故在官桥虚张声势，佯言将攻安海。唐国谟部在新败之余，经饱掠后、军无斗志，全部窜入泉州。适石狮警察所长刘霖派人向我们接治受编，该部有好枪80余杆，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我和林国宙即率部进驻石狮，收编了刘部。此时，依附粤军的民军汪汉民部乘虚占据了安海，不久，民军颜国爵部（亦依附粤军）也开到安海，两部发生火并。此前（是年春），许卓然已同张（方声涛部靖国军第六军第二工兵营营长）由汕头回来，这时将要进入安海，汪、颜两部闻讯相率退出。既而汪汉民病死，其妻舅李捷三率众投归于我。张贞回来后，适宋渊源在陈炯明部不能得志，欲游说张贞实行统一民军计划。张前入保定军校是由宋保送的，因旧谊难忘，对宋这个主张，甚表赞同。许卓然则认为宋好虚荣、贪功利，不愿和他合作，但又碍于张贞面子，不便加以反对，乃表示若能统一民军，“亦地方之福”，“自当出力协助”，但不愿参加整编会议。嗣宋渊源以靖国军拥护统一民军为号召，先往永春策动王荣光出面驱逐赵光，并在南安洪濑邀集各部民军代表举行整编会议，张贞亲往出席，我作为驻石狮各部队的代表亦前往参加。许卓然果不出席。会上，大家推举宋渊源为福建护法军总司令，张贞为副司令（一说为参谋长——编者），王荣光为第一军军长，叶采真为秘书长，黄品梅为副官长。经讨论，拟将王荣光所部抽调一部整编为护法军的基干，并举林邦燕（永春人，曾亦由宋渊源保送入保定军校，与张贞同期毕业）为新编部队的统领。王荣光听到要先整编他的部队，顿时暴跳如雷，拔枪要打死张贞，说这是张的阴谋，有意先削弱他的力量。宋渊源见状惊慌嚎哭，跪下求情。会议遂告破裂，宋渊源统一民军的希望成了泡影。

（二）靖国军实行整改及和护法军联合抗击粤军

整编会议破裂后，张贞颇表消极，许卓然则表示很乐观，主张把现有的靖国军加以整顿改编，以图发展，自己并愿辞去闽南靖国军司令的名义，去负责整理地方财政事宜，让张贞悉心训练军队。许卓然并把他关于地方设施的全部计划提出和我商量。我见许如此推诚置腹，甚为感动，表示决予全力支持。此时晋南地区存在两种势力，安海完全为靖国军所控制，石狮则集结数部，名义上都打粤军旗号，其中除了刘霖和郭源兴（石狮著匪，被刘森收编）两部各有野心、不易驯服外，其余都便于合作。为了晋南地方的安宁，我请许卓然派队协助将刘、郭两部缴械遣散，于是晋南统一告成。在此前后（1918年秋），南安、永春、德化各部民军改称护法军，拥宋渊源为总司令，设总部于永春，由叶采真任洪濑留守司令。护法军别树一帜，所部各据雄长，在地方上擅行派饷，掳人勒索，渐招民怨。晋南地方统一后，1919年春，靖国军进行大整编。原有之第一和第二旅（系驻广东的滇军，归方声涛节制）不变。安溪部队改编为第三旅，由杨持平任旅长；晋南部队改编为第四旅，由张贞任旅长。这两个旅均归方声涛节制，林知渊兼任第四旅参谋长，李介人任参谋处长，另设政务处由林瀚仙任处长，许卓然为财政处长。我挂名为第四旅军需，实际上是协助许办理财政及地方兴革事宜。军政建制既上轨道，治安工作亦初有成效，但地方械斗的恶习仍未革除，在靖国军所辖的晋南一带就有五、六个强弱不等的帮，相互间俨为敌国，对于地方安宁及农业生产破坏甚烈。经第四旅积极清理旧案，历时2个多月，方告完全解决。此时第四旅以财政收入颇好、开始注意地方建设，派黄莪生往厦门筹办《江声日报》作为宣传机关，并电邀安海旅日华侨陈清机回国筹建泉（州）安（海）公路。此外拟发展教育事业，把交通事业的收入拨为教育经费，再把地方的烟苗捐作为修筑公路的投资，并由陈清机对外进行募股。不料此时陈炯明向护法军进逼，派许崇智由永安、大田进兵德化，邓本殷由漳平进兵安溪，宋渊源见势不妙，跑到安海求援。靖国军第二旅旅长杨持平也赶来安海，主张应战。大家认为陈炯野心勃勃，援宋之举，义不容辞。于是靖国军出兵安溪、德化迎击粤军。此役两路均获胜利，粤军终被击退。但战事一开，费用浩繁，靖国军把征烟苗捐的全部所得耗费殆尽，并且护法军也来伸手要钱，弄得原先地方建设计划的蓝图成了画饼。

（三）靖、护两军关系破裂，护法军败亡，靖国军外强中干

靖国军和护法军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上，可以联合起来，但在各自的利益上，又有尖锐的矛盾。它们联合击退粤军后，彼此又互相戒备，时常发生摩擦，如永春县长一缺，原经张贞委陈世哲充任、宋渊源又予改委陈梅生。张与对此事表示不满，欲将全部队伍撤回安海。宋渊源恐怕粤军会卷土重来，建议靖国军留些部队设置联军军法处，以哥老会首领谭人凤之侄谭某为处长，另以彭某和我为军法官。靖国军留下工兵营和独立营归军法处指挥，张贞率部回安海，后因谭某不就军法处长职，由宋渊源改派王荣光充任，但此事未经靖国军同意。张贞即将工兵营调回（此营是张由汕头带来的基本队伍，营长汤铭盘）。王荣光自兼任军法处长后，纵容其部属为非作歹，其部营长王澄清因派饷和乡民冲突，纵火焚烧民房，王不加究办。王荣光自己亦甚专横跋扈，不受法纪约束。如有一次不知何故将独立营营长李廷万缚在电杆上枪毙，还有许多类似的凌越于军法处之上的无理行为，几乎使军法处无法履行其职责。此时发生了一件事，引起靖国、护法两军的冲突，并终而演成火并。事情经过是：某日，在军法处指挥下的靖国军独立营（大部分士兵是晋江沿海的乡民）的一个士兵因患恶性疟疾，由营派兵雇了一只船送他同乡调治。那个病兵刚登船，忽有英国牧师罗励仁、苏查礼及苏的老婆3人强登此船，硬说是他们雇的，将病兵揪出推倒溪边。护送病员的士兵急返部报告，激起部队公愤。某排长迅即带一班人赶来讲理，英国人坚不退让，一时发生冲突，英国牧师被打后，奔王荣光处喊救（王在前清犯案被捕要杀头，由英国人马医生援救得免）。王为了讨好洋牧师，即亲带一连人驰往干涉，将那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捆绑起来，要拉去枪毙。我闻讯后，愤于王荣光袒护洋人，不惜要残杀自已人，且为救出在押的那两个人，迅派兵包围宋渊源总部，将宋及其卫兵监视起来，同时占领云翠亭（永春城内唯一的战略高地）和各个城门，防备王荣光的冲击。王遇此突变，甚为惊惶，即遣那两个洋牧师前来见我，自称愿作调解人。我表示须立将在押的人释放回营，否则将对宋不利。果然过些时，他们就把人带回来了，此场风波始告平息。事后我恐遭报复，即离开永春，独立营亦撤驻诗山。我回到安海报告了经过情形，张贞、许卓然认为此时撤离永春正合时机，因传宋渊源将复勾结粤军图取靖国军。果不出1个月，王荣光出兵诗山，被靖国军击退，遁入德化。宋部的南安队伍不愿跟随，先后接受了靖国军的改编。经过这一次火并，靖国、护法联军的名义亦随之消失。当两军火并之时，粤军坐山观虎斗。盖陈炯明知欲利用宋渊源，非俟他至走投无路地步时不可。

护法军败退德化后，永春被靖国军进驻，德化民军林玉、林青龙归张贞改编，德化城亦被靖国军占领；南安民军则由陈荣亮领头投归靖国军，被编为一个独立团，陈荣亮任团长（陈系陈国辉的族兄，陈国辉在其下任营长）。此时护法军已经残不成旅，王荣光率残部退入德化的赤水格，宋渊源投依许崇智，仙游吴威等亦受编易帜。至此，护法军实已归于灭亡。靖国军在硕果仅存的情况下，虽然扩大了地盘，但元气已大伤。再以防线过长，疲于守望之劳，所辖晋江、南安、仙游、德化、安溪，同安等县，若要固守非扩充军队不可，而新收编的数部又都靠不住，一旦粤军、北军来袭，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且随着地盘扩大，财政困难亦不易解决——南安、永春、德化等新占地区，俱经兵燹，民穷财困，不可竭泽而渔，以招民怨；而若为体恤新区民力，则势必加重根据地百姓负担，后果亦堪忧虑。此时又遇一场天灾，东石海堤被台风海啸冲决，本来每月可靠的4万元盐款收入泡了汤。许卓然急从永春调我前往主持修堤，恢复盐场。盐场虽然很快就恢复了，但仍难挽财政之竭蹶。此时，靖国军之外强中干已暴露无遗。此1919年之事也。

（四）靖浙联军被歼，靖国军覆灭

1920年，粤军奉调回粤前，陈炯明和李厚基取得妥协，议好粤军离闽时，将全部防地交给李厚基，李须给陈子弹300万发，现款50万元，并出兵一旅协助其回粤。另为了消除粤军的后顾之患，必须联合消灭靖国军。李接受了陈的条件。双方即积极行动起来。靖国军闻讯，急将方声涛驻汕所部的滇军第一、二两旅调到安溪、永春协助防备，但为时已迟，靖国军仓惶应战，前线屡告失利。许卓然为挽救危局，拟往谒孙中山先生，一面采纳众议，由我和陈清机、李硕果一道以地方代表资格往漳州见陈炯明，冀得和解。陈表示于和解毫无磋商余地，并称，如要停火，为免除粤军对后方的顾虑，靖国军须将枪械暂交安海地方人士负责保管；粤军回粤后，枪械是否归还靖国军，由地方人士决定，他不过问。我们见和解不成，即回泉州。此时靖国军已放弃永春、德化，退守诗山，继而溪尾、安海亦失，石狮等地亦被蔡持所占。我乃化装乘轿入泉州转船赴厦门。张贞的部队由溪尾退入九溪。接着形势又起了变化，原在闽反正并归陈炯明节制的陈肇英部，此时不愿随粤军入粤，并秘密和张贞联系，欲联合起来对抗粤军，嗣在黄山、官桥地区向粤军开火，打了一个胜仗。粤军军长许崇智志在回粤，不愿在此消耗实力，遂将安海交于陈肇英接防。张贞即和陈肇英正式成立靖浙联军，陈任司令，张任副司令。靖国军因此收复了晋南的旧防地。靖浙联军成立后，陈肇英用浙人徐桴办理财政，一时滥收捐税，更以补纳烟苗捐一事，造成民怨沸腾。我在厦门得知此事，便偕华侨叶独醒到安海慰问，又从石狮的故旧父老中得悉乡人对陈的横征暴敛愤恨已极，衙口乡人正在酝酿组织乡团准备反抗。我们回到安海后，把所见所闻告与陈肇英，劝其取消苛捐杂税，不意触怒了他，叶独醒几受其留难。回到厦门后，我和许卓然先后渡往菲律宾。不久，闻乡团与浙军交火，安海民屋被焚300余座，浙军遭乡民处处截击，死亡700余人。浙军曾转战数省，素称勇悍，至此竟溃不成军。李厚基的北军乘机出击，靖浙联军退走龙岩、永春，又遭李部马步云旅追歼，最后遁入潮州，被粤军包围缴械，张贞肩部受伤，赴香港转沪就医。1920年春，杨持平被王荣光骗往诗山开会，旋被王捕送泉州北军唐国谟部（一说张清汝部——编者）。靖国军至此完全覆灭。杨持平禁在泉州七八个月，终被枪决。宋渊源、王荣光转投李厚基，编为一个师，不久亦被缴械，宋遁鼓浪屿作寓公，王窜入德化深山。

二、福建自治军的成立和发展

李厚基统治福建全省后，除了大肆扩充自己的军队外，还请北京政府将中央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万余人，旅长王水泉）调闽。以加强他的统治力量。福建驻军一时增至数万人之多，创闽省民国以来驻军数量的最高纪录。在政治方面，李厚基执行北洋政府媚外攘内的政策，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并且大肆卖官鬻禄，横征暴敛。但福建的一些人士以久经变乱，求治心切，对李厚基还存在某种幻想，希望他能振兴图治，有所作为。闽南旅外华侨亦作此想，他们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家致富的人，都踊跃向祖国投资，发展实业，创办教育，乐于建设家园。一般青年则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所鼓舞，学生人数也有大量的增加。这是时代的新气象。但军阀腐朽的统治，渐渐使人大失所望，深感必须改革时弊，振作人心，于是便出现了俱导福建自治的组织。

（一）从组织自治促进会到成立福建自治军

1921年，我旅菲的护照到期，原拟离菲后往日本求学，回到上海时往探张贞，张贞枪伤未愈，他劝我勿往日本，以闽省在李厚族统治下，继杨持平被枪决之后，还有不少反李的人遭捕杀，意欲叫我回闽探听情况，以资研究对策。我由沪到厦，逗留一个月后再返沪。旋得许卓然由菲来电，云即将回国，约我在沪会面。不久，许来沪，在沪的闽人遂开会商讨时局，认为闽人必须自谋出路，于是由黄展云、方声涛、林知渊、张贞、许卓然、秦望山、陈爱吾、何子扬等10余人组成福建自治促进会，号召闽人实行自治，驱送军阀李厚基。这是闽人要求摆脱军阀统治的一次政治运动。为了实现驱李的目的，必须有武力相配合，因此大家推我先潜赴内地，收拾残余民军，进行组织自治军的活动，自治促进会付我以全权办理。

我抵厦后，得到一个绰号叫“跛脚龙”的裁缝工友（兼为旅厦外国人看管“扶轮会”）的帮助。“扶轮会”开会都在夜间，白天大门关闭不用，“跛脚龙”把会堂秘密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以自治军名义发布宣言，由黄莪生用《江声报》铅字秘密排版，带到鼓浪屿自己印刷。宣言散发后，得到的反映是：第一，泉州剿匪司令马步云派了个名叫侯诚的参议来厦侦查，侯以旧友的关系到鼓浪屿访我，谈话中露出当局怀疑刘冠雄为自治军的背景（李厚基原系刘一手提携，但李统治全省后，对刘有所疑忌）。第二，云霄县那一年种植鸦片特多，李厚基为要勒贪巨款，欲借口派队前往铲烟。云霄士绅黄庭经组织全县乡团准备抵抗，因看到自治军的宣言，即派诏安人徐鹏来鼓浪屿和我们商讨合作。我们即给黄庭经以福建自治军漳属指挥官的名义，并先分函杨汉烈、叶定国，请他们俟云宵发难时，立即进攻长素，以牵制北军。第三，吴威在香港亦派其参谋长陈少舟和副官林阐枚和我们协商合作。

岂知事态发展得很突然，云霄黄庭经竟过早在盘陀岭和李厚基的北军交火。我得讯后，为了催促杨汉烈、叶定国部进攻长泰，以牵制北军，乃于1921年12月上旬偕陈国辉、王振南等10余人，分乘两艘小艇离鼓浪站（我们离鼓约 1 小时后，厦门侦探才发觉，驾电船追捕不及），赶到同安关山乡。据报杨、叶因缺乏子弹，不肯进攻长泰，因此黄庭经坚持了13天，终被北军所败。我们议定先上凤巢山作长期计划，决定将福建民军分为五路进行整编，委王荣光为第一路司令，永春、德化属之；卢兴邦为第二路司令，闽北属之；吴威为第三路司令，莆田、仙游属之；杨汉烈为第四路司令，同安、安溪属之（叶定国原隶于杨汉烈不变）；新组第五路由我任指挥，下设两个支队，以陈国辉为第一支队长，王振南为第二支队长，指挥部设于风巢山。我留王振南就地招收民军，自己偕陈国辉等前往八都山，旬日之间，由各处收集到步枪300余杆，初步建立了武装力量的基础。

（二）发动劫械战斗，林坑之役受挫

1922年元旦，自治军各部发动了一次劫械的战斗，略有斩获。黄国治部袭击千金庙，击毙北军排长1人，缴获步枪27杆；吴威部在仙游缴获步枪12杆；王振南部在水头俘获警兵5名，缴获毛瑟枪5杆。我和陈国辉进攻洪濑失利，王振南进攻溪尾及陈燕居进攻南安码头均未成功。在同一天内竟有6处发生劫械事件，李厚基大为震怒，因此前马步云曾报说泉州、永春地区的民军早已肃清。马步云因此被撤职，李改以史廷飏为剿匪司令。史抵永春后，随即发动攻势。元月中旬，陈国辉部正在永春林坑乡休整补充，遭到史部四路进击，队伍被冲散，陈国辉脚部受伤，伏于草丛中得脱。我和杨安邦、李宏美等数十人逃进一个山坑里，在战斗中，林坑民房被焚14座，群众纷纷逃入山中避难。我们料定势难隐伏，即向上游逃遁，但被驻于上游的一个山寨中的李汉升所部的保安团所阻。进退维谷中，幸得杨安邦认得李汉升（原系杨的旧部），乃由杨向李打招呼，李果不开枪，让我们过去。我们绕道至吴坑时，始悉前路已被围阻，乃决定分散回奔九都。此役林彬西、陈忠愤两人被捕，被押往永春。陈忠愤系南安码头人，集美学校毕业，原在九都小学任教员，参加队伍还没几天，结果被枪决于永春。林彬西被捕后，诈称系厦门某参行派来收帐的，被判监禁侯查，后来我们花了1000多元，委托永春西医苏匡新代为活动，林始获释。就在我们一行4人退到九都的那天晚上，忽传北军赖忠部将到九都，乡人大起恐慌，扶老携幼，奔逃上山。时值严冬，乡人受尽冻饿，情景甚为凄惨。营长陈其仁奔来找我说：“乡人对你怨叹咒骂，恐有人倡议把你捕送给北军，以求乡中无事。”他要我速跟他往别处躲藏。我说：“别说乡人怪我，看到这样情况，我良心也自受谴责！”他不容我再说，拉起我就跑。走了一程路，他把我安顿在山间一个破木寮里住下。两天后北军撤回原防，乡中空气已见缓和，我嘱陈其仁去找陈国辉、杨安邦、李宏美、陈玉兴等人，约他们到肴山的一个无人看管的关帝庙里来开会。在会上我说这次我们不算失败，应该急谋集中起来再干。陈玉兴说：“我们过去吃了穿长衫的人（指知识分子）的亏，他们碰到失败就跑，而我们是没有地方好跑的。”我说：“这次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干到底。只要李厚基在福建一天，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内山，决不回到鼓浪屿。”当场决定一面由我前往镇府、凤巢山和同安、安溪等处联系各部，一面由陈国辉负责集合部队，待机而动。

陈国辉派一个熟悉路径的人给我带路，乘夜越出诗山外围。我到达镇府时会到黄国治，见他的部队散住于碗窑，士气尚旺，乃令其部开往凤巢山集中。此后我等相继到凤巢会晤王振南，到同安澳内晤叶定国，到大坪晤杨学良。此时杨汉烈也从举溪赶来会晤。杨汉烈、叶定国部那时仍沿用靖国军的旗帜，我向杨汉烈说明了上海方面的决定：现在要团结全省民军，将各部统一改组为福建自治军，彼此捐弃宿见，一致对付李厚基；并告同安、安溪的部队因地理关系，合编为一路，号称第四路，定由杨担任司令。杨闻之欣然，遂决定以杨学良为第一支队长，林板为第二支队长，叶定国为第三支队长。杨汉烈并邀我同往举溪向其部宣布成立第四路的决定。我们到举溪过了阴历的除夕，正月初四日（1922年1月31日）开会之后，各部一律改用自治军旗帜。此时，仙游、南安、同安、安溪的民军已经全部改称福建自治军。

我所属的第五路，计有400多人，军需供应为数颇巨，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们召集二十七都和二十八都的乡长开会，请他们帮助筹措，决定采取两种摊派办法：一是按田亩捐交白米，无米折价；一是按财力捐交现款，由各乡自行分配。未及旬日就收到白米240多石，现款6000多元。这是自治军成立以后，第一次向民众摊派。与此同时，为了整顿纪律，搞好军民团结，特订立五条誓约，规定犯者均处以极刑：1、私通敌军、泄露军情者；2、擅自派饷、破坏财政统一者；3、盗卖枪械子弹及缴获敌械不报者；4、奸淫妇女、抢劫民众财物者：5、战时违抗指挥官命令和私自行动者。全军上下各人填写一张誓词，盖下指印，宣誓后把誓词当众焚化，第五路经此宣誓后，再不是乌合之众了。鉴于过去民军最易和民众发生抵触的，多是借棉被和派“饭担”一类的事，还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发给每人一条土布被单，宿营时将被单口打开，将捣碎的稻草装进去，睡时亦很温暖；行军时将稻草倒出即可作包袱使用，堪称方便。二是规定每人每天发给白米1.4斤。行军前先蒸好饭（放些盐），用一个草“茄首”（草袋）装着，这样亦很方便。上述各项举措，颇收成效。

（三）枫洋、白灶脱险，凤巢地区胜利，九溪初试誓约

北军侦知我们在凤巢积草屯粮，训练士兵，就派出白福洋团向我们三面进攻。为避免无谓消耗，我们将部队移往同安澳内，和叶定国部会合（这是第四、五两路第一次的会合），到澳内的第二天，又分开行动，我部进驻长泰的枫洋，叶定国进驻林墩，杨汉烈闻我们前进胜利，自举溪亲带酒肉来劳军。枫洋历年受战乱之苦，弄得民穷财困，以棉被被以前路过的或驻扎的民军抢去，大多数乡人不得不以盖麻袋过冬。他们看见我们自带被单，揉草为棉，知道不会再借被了，都很高兴。当地有一个基督教堂牧师姓卢，系本地人，在乡间尚有些信用。我和卢熟悉以后，就请他招雇一个了解北军情况的人替我们做情报工作。他初听不免有些迟疑，经我解释后，他放下了心，把一个族侄介绍给我们（每月由我部给薪20元），遇事直接告我。后来我们得此人两次准确的情报，都免于危险。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驻下约3个星期后，叶定国的第一营营长叶振南在罗溪社结婚，竟将驻林墩的部队调去大部担任保卫，事被长泰北军侦悉，调来一个混成旅分路进犯枫洋、林墩。犯枫洋的有7个步兵连，我得到此人确报后，除转知叶定国外，决定夜2时出发，4时前占领格枏头准备伏击。叶部派常驻枫洋的一个排给我们做向导。到了集合时间，这个排还没有来，我们派人去催，他们才起床做饭，一面搞“关菩萨跳童”（一种迷信活动），迟至将近4时才出发。此时格枏头已被敌人先占，我们反主为客，险些吃大亏。幸好3月雾重，始得安全退到白灶。白灶地处大山，仰攻甚难，敌迂回30里，分由大小鹭鹚和露营向我部包抄而来。那个情报员见敌人出发，即从小路赶到白灶报告。敌于午夜12时合围白灶，而我们已于11时撤出。天亮到达大坪时，接到叶定国请援的信；他有一个连在白蛟祠被围。我们选了300人轻装出发，另由杨学良派一个连，赶赴白蛟祠。解围后，敌人占领青洋不退，战斗呈胶着状态，敌我相持了3天3夜，第四天早晨，我们发兵攻夺青洋半山的散兵壕，我的旗兵冲过阵沿被俘，我料敌人见到旗上写着的指挥官的姓，必以为此处仅有我的部队，不疑再有他，此时若以杨学良部出大小鹭鹅、叶定国部出林墩钳制敌人后方，必操胜券。我们决定后，正在行动中，不料次日敌人却全部撤退了。

我们回到凤巢山，约经半个月，敌又从同安、南安分5路来犯。此次敌人不过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要扰乱我们的军心。我们把部队集中于凤巢山上，一面派小部队往东田寨引敌深入，一面扼守罗山险要。我和陈国辉、王振南下山占据山尾阻止敌人前进，并派小部队绕出暗茂坑潜伏，准备抄敌人的后侧。日斜时，我们乘敌处于逆光位置，全力反攻，一举把敌人击溃。敌遗尸14具，伤者不少，连机关枪都掉在溪底，甚见狼狈。我们整队回山后，九溪乡民押来一个北军侦探，这侦探身上带着敌营附写给其驻黄山营长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已进至山根上梁，与我军相距甚近，正待攻击的枪声一响，即来夹攻我们，并说我们在山上约有800人（其实我们只留30余人，虚插一些旗帜），知山根上梁有伏敌，晚饭后，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由陈国辉带队攻击伏敌，敌只有两连人，立被击溃，向新圩遁去。晚9时，我部回山，又报敌人增加张毅一营，共有1000余人，有乘夜攻山之势。我们认为连胜两仗，已显军威，不必再战，以免受无谓的消耗，遂将白米100多石交给凤巢乡人分散保存，部队于下半夜离开凤巢、绕道梧峰格，越出芹山，至英格头停下用饭。此时东田桥（离英格头仅七八里）团练局正在设筵招待北军团长白福祥，乡人向白报告，把我们说成是杨汉烈、叶定国的部队，称有千余人到英都，前哨已抵英格头。白福祥闻讯顾不得畅饮，马上率部奔回溪尾，临走时把已经入殓的14具棺木留交团练局运送。已窜上凤巢山之敌也退回官桥去。我们再回凤巢山时，见房屋被焚3间，我们赔给乡人150元（每间 50元），请其购红瓦盖屋，木料则自己砍伐，很快就把房屋修好了。我们分寄于乡民的白米没有受损失。但经历上述的战斗，消耗子弹不少，必须大加补充。我们是从北军辖区的鸦片烟馆获得子弹补给的。有烟瘾的北军士兵常到烟馆用子弹换鸦片，烟馆再把子弹卖给我们，但出价甚高，每百发要 24 元。我们明知烟馆得了暴利，但为着急应需要，也不得不高价买下。

为了保证军需和购买子弹，必须再向地方筹一笔款子。以前次已向凤巢西北面的乡社派过款，此番便须改换地方——向东南面的地区借一借“东风”，于是派兵驻扎九溪、黄山、文斗店一带。正在发函筹款时，不意驻九溪王振南部的柯永、吕凯两个连，竟集体强杀乡人的牲畜，引起地方不满。九溪乃凤巢的门户，以观瞻所系，出此事情，必大不利于筹款的进行。鉴于5条誓约俱在，若不绳之以法，则无以服众，我遂把柯、吕两连长召来，责以身为连长，知法犯法，决定立即执行枪决，以息民愤。此事发生后，筹款工作进行得不很顺利，前后仅收到四、五千元，不得不草草结束。王振南对于枪决他的连长一事不免耿耿于怀，队伍回到凤巢后，乃自请前往上海报告此间活动情况，将部队交给我代管，我即委柯永之弟柯逸为连长。陈国辉对此颇表疑惧，谓杀其兄面任用其弟，无异与虎同眠。我答以任用其弟恰可表明杀其兄非因贪其枪械（各连枪械都归连长所有），面纯为整军纪之故。这一连人直至王振南由沪回来时交还给他，其间并无发生事故。吕凯一连，由他的乡人吕某接任连长很久，亦相安无事。

（四）陈国辉异动，王荣光被杀

原委为第一路司令的王荣光，久睽之后，一日，忽从德化带其二子及侄王珠笃和卫兵等多人，到凤巢来会。他说因在德化行踪无定，去年给他的信未收到，所以没有动作。此行系送其二子往沪、粤念书，送其侄往厦门治病。他并和我们商量今后的动向问题，我们当然欢迎他来合作。王住在凤巢两个星期，北军曾两次来袭（与我们小接触），这在我们看来是极寻常的事，他却很不习惯，谓凤巢“短墙薄壁”，“怎好作根据地”，建议把部队拉到安溪、永春、德化去，在那里占据一块地方，作为巩固的地盘。陈国辉深然此议，力促其成。此时我染疟疾未愈，不堪长途跋涉，乃决定由陈国辉带队和王荣光同去，拟先攻取长坑和桃州一带，和杨汉烈部取得联系，再向安、永、德的内山发展，我俟病愈后前往会合。数日后，南安县许知事带兵一营来东田办理清乡，要凤巢乡长下山去具结，保证不藏匪众”。乡长吴球问我要怎样应付。我说可去具结，我将即离凤巢（部队走后，我仅留4名护兵在身旁）。吴球说外面告示皇皇，说“拿到秦望山者赏银 2000元”，现须作安全之策，还是移住另一处山间为好。他指说：离此地7里和同安交界处有个大山坑（即九溪上游石壁水库的发源地），是人迹不到之处，坑旁有个石洞能容10余人，可移居该处，再图脱险。我同意了，吴球即叫人给我安排居住坑洞的事。为防夜间野兽伤人，乡人替我砍树做栅门；又怕洞里太湿，另用树干架了一个凉亭，让我们白天在里面憩息。该处四顾无邻，和山光岚影浑然一体。我们住了约近1个月，吃了不少野味，锦蛇、大露鳗，都是可口的山珍。我身体基本康复后，决定往同安、长泰、安溪等处和各部联系，嗣再和陈国辉会合。但到了安溪杨汉烈处，始知陈国辉杳无音讯，不得已折回凤巢。不久，陈国辉来信，说他在安溪生活太苦，三餐吃成芋杆，一切供应不便，王荣光已独回德化去了。他本拟折回，因思凤巢周围的乡社均已派过款，所以转面率队向镇府、桢洋一带筹费。陈国辉语多搪塞，其实他此时已起了异心，觉得在5条誓约的严格束缚下，自身势力无法发展，而在安溪、永春、南安交界的三不管地带，他可以伸缩自由，随心所欲地发展势力。看样子，他是不会回来了。陈国辉匪性难驯（据闻筹款仍用掳人勒赎的办法），他的离心倾向，从此开始暴露。实际上他已无形脱离第五路、自立一帜了。后来王荣光在德化也蠢蠢思动，企图登高一呼，众部皆应。但以德化民军早已分化，他不可避免地与地方头目发生了矛盾、终区因编队伍一事，和林玉（即林斯美）大起冲突。结果林玉和林青龙联合，将王荣光击败，把他活擒送交德化北军，换得子弹20箱，一如王荣光昔日对待扬持平的做法。不过，比之于杨持平，王的结局更为悲惨：王素娴拳术，且臂力过人，我们在凤巢时，曾亲眼见过他表演。那日他被困时，别人不敢近其身，乃用石灰撒他的眼睛，又怕他会脱逃，遂割断其脚筋，把他装入猪篓抬送泉州交给北军，后被枪决，时为1922年8月14日。

（五）一件震动泉、厦的大绑案内幕

杨汉烈、叶定国自换上自治军的旗帜之后。除参加白蛟洞一役外，再没有打过什么仗，但部队已发展至2000余人，陈国辉亦独自扩充实力。而我部因财政问题无法解决，扩充较难，惜我们所辖地区没有大绅巨贾，如有，从他们中请一个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我的主张是：宁使一家怨，勿使干家哭。当我向李宏美流露此种想法时，他欣然色喜，说可以想办法。不久，李派人报，说千金庙山腰乡富侨李功藏拥有家资400万，大前年其旗病故，最近他的长子李成器将自南洋回家给亡母做3周年的道场，他已派人等候截掳。果然有一天早晨将李成器架到，我和他见面时，称赞他财力雄厚，请他出点力，写信回家叫他父亲派人来接治，以1个月为限。因李功藏在泉州交游颇广，此事很快就引起了驻军的注意，1个月内前来搜索四五次，每次都出动一营之众（均无所获）。当然北军是不会白走的，不知道向李功藏“报销”了多少款子。时间届满1个月的那天，我们杀了一只鸡，叫李成器用鸡脚的血写一封信寄回系，说这是刺破指头写的血书，要求他父亲不要再叫北军来搜索了，说这是白费功夫，且对他反有危险。再经1个多月，李功藏才派人来问我们“准备怎样”。我说如可能，请负责一个团的装备费，团长给李成器当（因李和我们同住日久，对军队生活已颇习惯），否则负担一个营的装备费，大约10多万元。就在双方已接上头但还未有什么眉目的时候，许卓然来了一封信，说他和张贞即要到内地来，还说大家都需要现款，对李的条件应该放低一点，以求早日解决，最后，我们到手现款2.6万元（等于一个连的装备费）及一张7.4万元的空头支票，名为10万元了事。谓支票为“空头”，是因为必须到泉州去兑出。对方估计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则认为，将来自治军入泉州，这张支票还是有用的。后来我们到泉州时，这位“财神”已远避鼓浪屿去了。这就是当时震动泉厦的一件大绑案的内幕。

（六）参加驱李之战

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孙中山先生到上海，实现孙、段（祺瑞）合作，此时闽省李厚基脱离皖系，转附直系，成为讨伐的对象，同年10月间，许崇智在闽西北和王永泉会师，分道向福州进逼。张贞、许卓然也和臧致平同到漳州。张、许再由漳州入安溪指挥杨汉烈、叶定国部，战事开始后，在仙苑一带和北军相持不下。张贞令我协攻。此时，我只有李宏美、黄金炎、汪汉民等部，合计不过百余人，可用的枪不过六、七十杆，诚恐无济于事。好在我们的对手是曾打过交道的白福祥部，我们以诈取胜，先声夺人，佯称有600之众前来驰援，白福祥部闻说，即放弃安溪；分乘16艘溪船遁走（团长、县长均坐船浮遁而去）。留在后面的两个连，由湖兜渡往溪尾，我们获讯后，在岸上预设埋伏，约好让前头的船过去后，截击尾后的船（估计有辎重殿后）。不意我们发枪过早，后面的船只停止前进，敌登岸向我们扑来，汪汉民率领的16名士兵先被冲散，死排长1人、士兵3人。敌人继而向这边冲来，李宏美在我身边，弹中咽喉立死。我正要屈下身子去扶他，敌人已经冲至，我回头一看，身边只剩副官张性白（浙江人，保定军校毕业）和护兵曾全。我们3人赶紧逃跑，跑了两里地后，见路旁有一古墓，即闪身躲入墓圹开枪抵抗。敌以为有伏兵，不敢再追上来，我们终于脱了险。此役北军亦遭较大损失，死30余人，中以落水溺毙者为多，包括一个连长。我们夺获子弹17箱，每箱500发，连同零星所获，共有1万余发，另获步枪21杆。我们回到东田桥后，许卓然亲来慰问。我们为李宏美寻得一螟蛉子作后嗣，并发抚恤金5000元，交其族亲李琼林负责监管。

许卓然向大家传达了上海方面的决定：一是推举黄展云为自治军总指挥，张贞为前敌指挥；二是部队番号须重行调整。因第一路王荣光已死，德化民军大部已归张贞直接指挥；第二路卢兴邦始终蜷伏尤溪，徒具空名，且已接受许崇智指挥，由是决定把杨汉烈部改为第一路，许卓然率领第二路（其中陈国辉仍率第一支队，王振南仍率第二支队，要我另组第三支队），黄炳武为第三路司令。此时李厚基败局已定，各地北军纷纷偷卖枪械，枪价因而大跌，仅值原先的三分之一强，如汉阳造步枪每支售价原为250元，现仅80至100元。我为了充实军力，一面通过民众收购北军枪械；一面提高夺械的赏金，将夺获敌人一支步枪的赏金从原来的20元提高到50元，士兵夺械的勇气因而大增。采此两法，我们收集了不少枪支。

北军从安溪、永春相继退出后，负隅于溪尾和洪濑两个据点，和杨汉烈、陈国辉、王振南、陈荣亮等部对峙。另官桥有北军高义部约1000多人。张贞率黄克绳、叶定国部从门斗店向官桥正面进攻，我取道长箱、后洋，候张贞到黄山后，即抄越一片寺的山背，直攻岭兜。岭兜是官桥的要害之地，北军陈庆云营发现我部踞高临下，捶拊其背，只好仓惶应战，旋向官桥败退，我随后追击。此时黄克绳、叶定国部受北军高义追击，退至黄山东面与敌激战。不意这一退却对我军反为有利：敌人的阵势骤然突出，使我的追兵能从曾庄抄击敌之后侧。张贞和我率部突入曾庄后，即指挥黄克绳、叶定国部猛烈反击。高义大败，溃往磁灶方面，我部乘胜进驻内坑。

许卓然于是夜赶来内坑，策划会攻安海。臧致平亦于是夜由水头进驻朴兜、儒林一带，和张贞部会合。时驻守安海的北军为张毅团和褚团共2000多人。张贞派我由内坑进驻皂店，甫至，即与北军交战，但至次日上午10时许仍不能解决战斗，适臧部团长田鋆琴来我阵地，我意欲进行速攻，对他说可用冲锋办法来解决战斗。他以不屑的口气答道：“你来冲锋好了。”我说：“你若能调两架机枪作掩护，我即可冲锋。”他果然调来两架机枪。我部吃过午饭即开始行动，冲至半岭时，因前面和尚顶的敌人凭着工事顽抗，顿时进退不得。正在危急之际，田命他的两个营急速涌进，号声一响，两营扑上，和尚顶即被我军攻占。我即用铅笔写了几个字，遣人送往加塘向许卓然报告。送信的人到半路被高义的前部截获。高义因此知道安海已失，乃复退回磁灶。

我们在安海休息了一夜；越早进迫青阳，敌退入泉州城，高义亦躲入城内。泉州南门外已全无敌踪。南安、洪濑及溪尾的北军也退至泉城，守于北郊外围。适何成浚由福州兼程南下，率所部龚旅及金龙章支队共约三、四千人，占领了泉州东门外东岳庙一带的高地。张贞率我们进抵新桥头，臧部进至华州。至此泉州已被我包围。但高义仍图顽抗，还在城内组织临时保安司令部，自号司令，旋被张清汝部的沈、白两团所击，即告垮台。张清汝投降后，部队出到城外受编，我部随即开入泉城。臧部则开赴安海，驻守厦门的北军高全忠部亦接洽请降，由臧致平予以改编。驱李之战以胜利告终，李厚基在福建的统治至此结束。

部队进入泉州后，我告假离泉州，往厦门探亲。

三、自治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

1922年底，驱李之后，林森担任福建省长，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不久福州掀起拥萨（镇冰）倒林（森）的风潮。泉州方面因孙中山先生派廖仲恺亲来处理，地方尚告安定，旋将闽南的自治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以共同讨伐陈炯明为目的。

（一）东路讨贼军成立，漳州寮的生聚经营

东路讨贼军第八军由许崇智兼军长，张贞任前敌司令，许卓然任泉州卫戍司令。下辖三个统领，陈国辉为第一统领，王振南为第二统领，秦望山为第三统领。张贞出发前方，随带黄克绳、陈荣亮、林青龙、叶定国等部。何成浚以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龚旅及金龙章支队坐镇于兴化、泉州、永春地区，并在泉州设立财政处，以戴愧生为处长，陈清机为晋江县长，叶青眼为泉州市政局长。机构建立后，即在泉州拆房建屋，实施城建改造工程。

当时泉城驻军众多，市区不宜于部队整训，我请准开往南安官桥的漳州寮，这里有菲岛侨领蔡浅哥盖的很多大房子，空着没人住，我们正可利用；且这里是农村小镇，很合我的心意——我正想在这不惹人注意的地方伸展一番“鸿图”哩！我部驻扎漳州寮后，即着手筹办干部训练所。当时我想乞灵于无政府主义的药方来“振兴图强”，就托梁冰弦介绍一个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郑文湘为帮统，兼训练所的教育长。又经梁介绍，陆续来了几个人，如江苏的李慕唐、李达三和湖北的陈某等。训练所原拟招收三期学生，共500名。在精神教育方面，主要向学生灌输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第一期招生50名，训练颇有成绩。有好些学生是背弃家庭跑来受训的，如李良荣即是其中之一。外面有几部分民军要求学生毕业后派几个去给他们当教官。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第三次在闽南开展活动。

我们还设立了一个铸造辅币的工厂，以补给经费。当时福建市面流通的辅币，绝大多数是靠广东供给的。我们估计，按照广东辅币的成色，用纹银熔铸，每千元可获纯利160元。由梁冰弦向广东机器总工会购得一部日产辅币 5000元的机器，另配一部15匹马力的发电设备，开机后每日可得纯利800元。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座小型造弹厂，全日开工可产子弹5000发，我们采用收购现成弹壳再行加工的办法，事半功倍。一个寂寞的漳州寮经一番生聚经营，一时呈现蓬勃的气象。

（二）进击高义获胜，晋南革除“三害”

高义自泉州北军投降后，混入民军队伍，与杨汉烈、吴威结成同盟。他刺杀了傅维彬，又利用蔡持的干儿子陈清祺图占南门外的地盘。何成浚下令进剿，由张贞率黄克绳等部配合金龙章部协力攻击，均被高义所败。张贞派林知渊带令来漳州寮调我部增援。此时我部已发展至500余人，锐气正盛，乃一鼓攻进青阳顶市，打到高义的司令部，俘数十人，缴获军需不少，高义逃往赤坑。我另派一部抄击浯潭，与张贞部合攻，高义残部即向蚶江一带溃散。是夜，张贞率部进驻石狮。我部经此一战，军心大振。不久，张贞留驻石狮的林斯美部忽起哗变，林斯美被打死。张贞急调我部前往解决，经我包围缴械后息事。我部遂进驻石狮。石狮是晋南重镇，街市热闹，商旅云集，但地方有三害：吗啡针、赌博、娼寮。此地打吗啡针的人很多，特别是轿夫没有一个不染针毒的。因打吗啡针而堕落为鼠窃者为数不少，他们专干偷挖人家蕃薯的勾当。乡人自设一种酷刑，捕到偷蕃薯的入，即施以“驳目”（用竹简插入眼内挖出眼珠），以致那时南乡被“驳目”而沦作乞丐的有300余人。倘强乡巨族的“吗啡鬼”因到小乡偷挖蕃薯而被“驳目”，其族人便恃强出气，往往酿成械斗，少则牵连数乡，多则十数乡。吗啡针贻患至此种程度，我等咸认非严禁不可。乃颁布禁令：贩运吗啡针者处死刑，打针者罚苦役。经处决若干人并查封一些贩毒窝后，吗啡在这一带遂告绝迹。同时，我们还颁布禁赌令，令出之后，街上的赌摊是收起来了，但躲在家里聚赌的人还不少，尤以侨眷为多。赌法中有一种叫做“打三百筒”的，在男女青年中颇为流行：把3个铜钱掷于地上，以铜钱的正反面多少来定胜负，负者卷起裤管，裸露大腿，让胜者用手拍一下。其间暧昧调情自无须说，由此生出不少龌龊丑闻。在禁赌之后，有不少人被抓被罚，一天抓到林彬西、许宗宣两人，虽然他们都是许卓然办财政的重要助手，但我们不予宽贷，还特把他们鸣锣示众。此后石狮赌风渐敛。还有和针毒一样泛滥成灾的是花柳病。此地医药店治花柳病是一项丰厚的收入，五、六家西医均以治此病为主。娼寮的老板大多数是当地的豪族（他们除营娼寮外还兼营莱馆或其它生意），弄得石狮流毒遍地。经禁娼后，不仅本地的违犯者要受罚，就是从外地挟娼而来的也要受到处罚，因而稍为遏阻了社会荒淫糜烂的风气。不过上面这些措施都只限于枝节上的改良而已！

（三）出发东江未遂，平和败于粤军

1922年6月，我部调驻青阳不久，即得到许崇智在广东东江失败的消息。何成浚奉调驰援东江时，许卓然跑来青阳找我，说他要跟何成浚一起出发。他拿出一张2000元的支票交给我，说我如果愿意一同出发，就把这笔款子充作开拔费，否则留作伙食费之用，以后军饷要自己设法筹了。我听了这话，真如晴天霹房，不知所对。许见我默然无语，不测我的心意，便说陈国辉、王振南都不出发，如果你不出发，大家也不会怪你。我说我怎能够看你去做一个空头司令呢？你们先走，我在3日之内必定出发。送许走后、我即召集营连长开会，宣布准备出发东江，大家都感愕然：认为大乱未已，我们创业不易，现在有这么一点局面，应该保存实力，不可冒险。我向他们说明道义和利害所在，说如不践诺言，“我将何以见许司令”，今天这个局面也是许司令帮我们培植起来的。大家讨论了很久，最后才一致同意到前方去。决定工厂机器由周骏烈负责运往鼓浪屿；训练所的学生愿回者回，愿留者可随军实习（结果没有一个离开）；未动用的16000余元现款悉数携带备用。出发时全部官兵取道海路，包租轮船由安海直达石码。部队到漳州时，为洪水所阻，此时许卓然指定把叶定国部的一个团（团长叶金沙）归我指挥，一同出发，开往平和的小溪和臧致平部会合，当夜部队抵达黄并乡（离漳州60里）宿营。半夜，叶金沙持叶定国的信来找我，说金门被海军占领，厦门、同安形势危急，叶定国要调他这个团开回同安防守。叶团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仍按原来的计划前进。

我部到达小溪时拟住下休息，在此驻扎的臧部杜团告诉我们前方情况很紧，要我们再进20里到坂仔休息，他们驻在那里的两个连将归我指挥。黄昏时，我们到达坂仔。越早天未亮即闻大小坪方面枪声甚密，我留1个营和臧部协守坂仔，自带2个营再进10里，占守高船的一个高地。过一会枪声渐远，我们料想粤军已被击退。午后枪声又紧起来，见孙本戎部400余人向坂仔退却，粤军跟踪追击。臧部冲出迎击粤军，掩护孙部退入坂仔，我部亦由高船撤回坂仔，合力把粤军遏住。拂晓，粤军林虎部的1个独立团赶来增援。臧部经我支援子弹后，坚持至近午，终放弃阵地而逃，于是粤军全力包围我部。此时，我部已无预备队，只剩各营留看行李的士兵约80余名，另外就是一些随军的学生，我即令他们退过溪去。午后粤军拥至，向我们喊“缴械”，被我们痛击一阵，死伤颇多，我们乃乘隙全部突围，过溪集合去了。

（四）南胜“蓝党”作祟，粤军进迫漳州

小溪失守后，退往漳州的归路已断，我们只得取道南胜向漳浦撤退。南胜这个地方，有不少“蓝皇帝”（陈炯明部下洪兆麟的死党）的党羽。我们到南胜时歇下吃饭，打算就地雇几个挑夫，轮流挑行李至漳浦城（不过30里）。当地的人不愿挑，却对我们的行李大感兴趣，形色可疑。原来溪岸边已有数百人埋伏在那里，他们拿锄头持扁担欲劫夺我们的枪械和行李，我们发现后，要向他们开火，他们才一哄而散。我们到达漳浦城下时，城门关着进不去——大概也是“蓝党”在作怪。我们决定攻城而入，但就在这时，城内走出一个人来，他自称姓黄，是个牧师，说是因为怕败兵抢劫，才把城门关闭。说毕，他倒回城去，打开了城门。入城后见到张贞的联络参谋李价人，他对我说张贞本人及所部已退到云霄、诏安之间，要我们开往那里会合。我发电和张联系，没有得复。

之后，我们离开漳浦，午后至离石码5里的乐岭休息，派6个士兵进石码预备食宿。过一会，石码警察局来了3个局员，说石码镇戒严，“请你们明天再去”。我气愤地命他们立刻回去准备。他们见我们的队伍和行李还整齐，慌张地走了。当我们到达石码车站时，那里已有二、三十个身着长衫的商绅在道旁迎候。我们先前派去的那6个士兵曾被缴械拘禁，此时也放了出来，他们报告了被拘情况，我怒而出声：“警察局长太可恶，要抓来办！”众人本甚气愤，闻声即齐往街中冲去。“蓝党”便衣驳壳枪队踞在街店两边的骑楼抵抗，被我们全部缴械。街上商店没有受什么损失，商民大办酒饭送来犒军。我们饱食之后，已至夜七、八时了。就在这时，忽有一辆小汽车由漳州方向开来，插着总指挥部的旗子，上面坐着一个带包袱的兵，说是总部的传达兵，要往厦门送信。我叫那人下车，把车留给我开往漳州。那人不敢违拗，悄悄地溜走。嗣后，我才知道此人就是臧部参谋长刘长胜，他是化装逃走的。刘于联军（包括讨贼军何成浚、孙本戎、张贞部及臧致平之刘长胜部等，此前赴潮汕解东江之围——编者）在大埔、饶平大捷之后，受陈炯明贿赂30万元，下令休战3天，让陈炯明的援军赶到，致张贞部失败。这一下竟被他混过了关。我当夜带一名护兵，乘截留的小汽车开往漳州，驶至新桥时遇到潘宜之等人，潘告我粤军已迫近漳城，市内十分混乱，劝我不要进去。我问他臧致平、何成浚、许卓然等人的情况，俱称不知。我遂弃车步行过桥，果见市内老百姓家家关门，乱兵在街上推撞门户，扶梯爬楼，情景已不堪收拾。我回过桥来，汽车司机也溜走了。路上乱兵认我为逃官有财可劫，向我追来。幸天黑如墨，我和士兵逃落田洋，躲在芦苇丛中，熬至天亮才走回石码，决定带部队退过江东桥去。沿途但见败兵倒卧路旁，所过乡里，百室俱空。

（五）退回凤巢山，结束民军生涯

我们到莲花社找到了叶定国，才知道情况起了很大变化。金门被海军占领后，杨子明（杨树庄之弟，时任许崇智的参谋处长）被捕枪决。我们工厂的机器由周骏烈乘帆船押运至金门，遇海军战舰，又折回安海，船及机器均被高义部扣留，周幸逃脱。许卓然在我部困于坂仔时，哭请于臧致平，臧遂派两个团配合叶定国1个团共五、六千人由山城反攻小溪。粤军陈炯光和林虎部的精锐一万余人乘胜冲击，这三团人战死及因抢渡而溺死者达千余人，许卓然失踪，生死未卜。

我们正在唏嘘之际，据报张贞率残部千余人已抵灌口，他本人将到莲花。张来后我们一起讨论战局，认为应急速增援同安城，嗣固守同安，保持和厦门的联络（时江东桥、灌口、嵩屿一带的臧、何两部溃兵约万余人，已由林知渊等出来协助收容）；同安、厦门若能固守，尚可抵御北军和粤军。因此决定由张贞部配合叶定国部即进驻同安城，我部进驻马巷新墟，各自分兵布防。我部甫入新墟，往同安城采办的人即回来说，城内没有张贞部队的影子，商人们正在准备迎接北军。大家听了，甚表惊愕。同安无兵，新城便失倚恃，不可驻留。至此，我们决计回凤巢山，遂派人先往通知，接着凤巢、罗山两社派了百余人来搬运行李。这时我想张贞弃约而去，必有私谋，讨贼军时代的张贞和靖国军时代的张贞真是判若两人了！我们回到凤巢，好似久别还乡，倍感亲切：原由我们创办的凤山小学仍办不辍，我们赠给学校的“水仙种”和“铁观音”茶苗亦已栽种成功。我们在山上住了几天，以感供应困难，决定移师下山，入驻黄山、官桥。不久，我患关节炎病，仍回凤巢休养，同时对部队作了精简。安排停当后，我潜往鼓浪屿就医。

我到鼓浪屿后，闻许卓然隐伏民间，播迁不定，我病稍愈，移居于许家，约经匝月，许由东山脱险归来，挚友生还，相见恍如隔世！此时（已是1924年），孙中山已决定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许决定前往出席，我暂住厦门养病。许开会回来时，已受任为筹备福建党务的特派员，他还带回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小册子，对局势颇表乐观。此时广东已创办黄埔军校，准备组织新军。我们积这几年的经验，深感民军成事不足，殃民有余，非抛之不可！1924年3月，孙传芳、周荫人驱走了王永泉，各部民军纷纷降于北军，我的部队自动解散，我赴沪求学，从此结束了民军生涯。

我在诏安县改革教育的经过（1965）

1926年5月，我来到诏安县党部工作。那时，诏安县城人口不过万余人，小学却有38所之多，每一祠堂几乎都办一所小学。我发现这些小学学生人数都很少，教学质量也很差，最少的一个学校，全校学生只有九个人。教员的工资也少得可怜，除县立小学一所，教员工资每人每月平均约有10元外，其余私立小学，每人每月平均只有6元左右；许多教员还是一人兼教两、三个学校，每校送给二、三元，一共才有五、六元。由于工资太低，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费用，因此有些人用出卖毕业文凭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当时诏安县各姓宗族都有“奖学金”的设置，凡是小学毕业得到文凭的，每年可分得一定数量的“奖学金”，因此有钱的高豪子弟不惜重金，去弄到一张小学毕业文凭，也为将来的升官发财打下基础。所以出卖文凭这一笔变相的收入，往往要比教员的正式工资多得多。普通一张小学文凭可出卖几十元，最高的价格竟有达到150元的。只要花上一笔钱，挂个名字，时间一到就可以领到一张毕业文凭；有的连名都不要挂，钱一过手就可以拿到文凭，不过这样的价目要比挂名入学的贵得多了。

我了解到诏安县小学教育这些混乱情况后，草拟了一个计划，组织起诏安县教育改造委员会。党政军都有代表参加委员会。党的代表是叶松生、林学渊，政的代表是徐奕福（诏安县长），军队代表是许显时，还有余佩皋等都是委员，我任常务委员。后来又吸收一些大学毕业生参加，一个是北京中国公学毕业的黄仰文，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沈裕康，还有几个外地的毕业生和诏安本县的毕业生。教育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县教育局暂时取消，我们即按照计划分步进行教育改造工作。

首先，进行全县中小学的调查登记。由委员会印发学校情况调查表，分别派员详细调查各校的校名、学制、经费设备、班级、学生人数及教职员履历等。

第二步，进行全县中小学教师甄别考试。凡是正式师范和中学毕业两年以上的教员，只要通过甄别审查，不必参加考试；不是正式学校毕业的教员，一律要通过考试。考试结果分为及格和不及格两种，及格的又分为几等：甲等每月工资18元，乙等15元，丙等12元，丁等10元。刚开始进行甄别考试的时候，许多教员不来参加，后来我们采用各种办法动员他们参加，第一批检查合格的有三四十人，考试录取的也有三四十人；第二批又考取了一百多名。

第三步，统一管理全县的教育经费。当时诏安县小学的教育经费，全年只有3000多元，粥少僧多，不敷分配，各校难以维持。当地政府用捐税附加征收的办法来扩大学校的经费来源，为了统一管理全县的教育经费，我们决定扣发全部经费，利用暑期学校放假的机会，用这一笔经费筹办文化合作社，购置石印机，办理印刷业务，以赢利所得作为学校教育经费。这个措施开始执行时，遭到各校的反对，他们推派代表到张贞处请愿，我得讯后，即先写信给张贞说明原委，并将各校情况调查表全部寄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提出：“如果赞同这一改革工作，可将请愿的人斥责一顿；如果不赞同改革，可来函通知，当即作罢。”张贞给我们复信，对诏安学校教育的改造工作表示赞同与支持。因此，当这批教员代表去找张贞时，就被他碰了一个大钉子，他们回来后，心中更加不满，遂集众游行示威，有的人还在县党部门前泼上大粪，表示抗议。他们对我意见最大，还做了一首“三句半”骂我，诗云：“望山是姓秦，专骗诏安人，揽权兼得势，果真！”

教育改造委员会统一管理本县的教育经费后，在暑假期间，把各校的桌椅、黑板等校具全部集中在县党部内，以便统筹分配。当时有一个姓沈的小学校长，抗拒不肯集中，因为他那所学校的校具较好。他还联络了几个人在街头贴我们的大字报，对我们进行肆意攻击。经我们核对笔迹，发现是姓沈校长和另外两人所为，遂将他们扣留，分别处以三至六个月的徒刑。

新学年开始时，我们在诏安县城重新筹办了7所小学，包括尚齐小学（该校校董会有两万元的教育基金）、集美小学（系陈嘉庚捐款创办）、女子小学以及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等7所。县城以外的小学，每“都”保留一个，共计 10所。这时，教育改造委员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县教育局重新设立，派黄仰文为局长，原教育改造委员会未完成的工作移交教育局继续办理。新办7所小学的教员由县教育局就甄别考试合格的教员中分派担任。规定学生人数在30人以上才能开班，人数不足的归并，那一学期全县小学生人数增加约一倍。诏安县小学教育的改造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除了小学以外，我们对诏安县的中学和私塾也进行一番改造工作。当时，诏安县的中等学校计有师范讲习所、工艺传习所和诏安中学3所。我们同样要三校办理接交手续，可是他们不肯照办。那时，诏安中学的沈校长，是前清科举举人出身，又是徐县长的老师，他依靠这个特殊的身份，倚老卖老，态度最为顽固。有一天，我带了两支驳壳枪去找他，要他办理移交，交则已，不交则抓。他找到了徐县长，要他出来撑腰，后经徐县长转面，沈校长先向县政府办移交，再由县政府移给教育改造委员会。诏安中学的移交问题解决后，其他两校随亦办了移交。3所中学合并成立一个诏安中学派沈裕康为校长。

私垫方面，规定离小学一里周围，不得设立私整或改良私塾（私人设立的，半私熟半小学的性质）。这个命令公布之后，许多“冬烘先生”都来县党部请愿。有个别私塾先生带来绳索，要在县党部的“考棚”内（科举时考秀才的场所）上吊自杀，作为威胁。这一批人约有四、五十个，除部分考取担任小学教员生活有了依靠外，余下的把他们安置任宣传或裱背工作，每月给以四、五元，以维持生活。

诏安县的教育改造工作，进行了三、四个月即告结束。虽然由于采取了大刀阔斧甚而较为生硬的改造手段，以致引起诏安教育界暂时的混乱，但经过这一番改革，开始改变了诏安县教育的落后面貌，教育事业呈现出新兴的气象（于是本县教育改造工作完成10年时，还举行一次庆祝会以为纪念）。余佩皋在省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改造委员会工作时，也曾打算仿照诏安的办法，把全省的学校进行一番整顿，后因“清党”事件发生而中止。

北伐时期国民党在闽南的党务活动（1965）

一当时的省内外局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分兵3路，北路由叶挺将军率领第四军独立团，向湖南、湖北挺进；中路由蒋介石率领第一军教导师及第二、第六等军进攻江西；东路则由何应钦带领，向福建、浙江进军。9月间，北伐军分3路入闽，12月进占福州后，即收编本省民军的队伍，编成新编第一军，委谭曙卿为军长，驻扎福州。何应钦即率领东路军，继续向浙江挺进。

1927年，蒋介石等人背叛革命，“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国民党右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清党”，使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损失。

那时，本省的“清党”工作在国民党右派的操纵下，福州、厦门等地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屠杀。闽南方面，国民党力量大部掌握在中间派手里。如兴泉永所辖十县（兴化府包括莆田、仙游2县；泉州府包括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5县；永春州包括永春、德化、大田3县）的县党部，都是许卓然、秦望山等所掌握的。中间派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思想上希望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继续合作，对右派这种残酷的“清党”办法不大赞同，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因此只能在所辖地区内采取“和平清党”的办法，在很短时间内把兴泉永10县的“清党”工作迅速加以处理，没有发生屠杀等恐怖事件，地方上损失较少。正因为如此，属于民军老底的新编军，因和我们原有宿仇深怨，即藉故报复，设词架陷。后经我们到中央控告，并联系蔡廷锴和杨树庄，乘十一军开驻福建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福州新编军全部解决。

新编军被缴械后，留在闽南的部分民军如陈国辉、高义、郭凤鸣等再度为匪，骚扰地方，后高义股经海军林寿国部及张贞部队驻防剿办后，地方秩序始渐恢复。

二兴泉永农民运动开展情况

1926年9月间，我和陈伯达（当时陈与我同在诏安县警备队干部训练所工作）一起离开诏安。经过汕头时，陈伯达被汕头市党部主任张孤山留住工作，我则迳赴厦门。那时，黄埔军官学校教育长方鼎英派黄埔学生余景祥、李建才等7人来福建组织农民运动，我和余景祥等在厦门会谈后，共同研究了本省当时的情况，认为晋江、南安、惠安3县治安情况较好，熟人又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对于开展农民运动具备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决定就以此3县作为基点。地区确定之后，我们即由厦门乘船至晋江石菌乡，步行20多里，又乘船到南安石井乡，再步行至文斗店，然后经凤巢山转抵二十八都。

我把现有人员分配3个县，每县二三人，以此为骨干，再发动当地人员开展工作。

此时，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北伐军到达泉州，我们也来到泉州。北伐军委派陈昌侯、王燕石和我3人负责筹备晋江县党部。陈昌侯原是高义的参谋长，因此我打算不就此职。许卓然把我的情况向东路军政治部主任何玉书反映，何叫我们先去召集一个军民联欢会，至少要有18000人以上参加。谁先召集成功，县党部就交给谁去筹备。后来我先召集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陈昌侯就辞职告退，由我来负责筹备晋江县党部，并成立了筹备处，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等处。我们向何玉书提名推荐，以叶松生负责南安县党务筹备工作，杜辉负责惠安县党务筹备工作，我自己则坐镇泉州，负责晋江县党部的筹备工作。

过了不久，北伐军军部又派来陈文总、李松林、刘大业等几十人（大都是共产党员），成立“泉永政治监察署”，也是负责搞群众运动。陈文总为政治监察委员，李松林为农民委员，刘大业为指导员，辜仲超等负责工会工作。“泉永政治监察署”成立以后，我们认为两个机构同时在同一地点搞同样性质的工作，难免要发生矛盾，因此提出建议，泉州各县的群众运动由双方合作进行。

征得同意后，即由“泉永政治监察署”和晋江县党部联合组成了晋江县工人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学生运动委员会3个机构，各派出人员，分头发动组织。由于县党部派出的人多系本地人，情形熟悉，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县党部方面组织了工人约六七千人，监察署方面只组织了1000多人。

那时，晋江县党部还创办了宣传养成所，专门培训农运宣传工作的干部。我兼任所长，梁龙光为政治训练主任，李良荣为军事教练主任（李原任北伐军营长，因作战负伤，被我电召回泉，在养成所任教），黄哲真任秘书，驻军补充团党部代表贾作人任政治教官，余景祥等任区队长。第一期学员共130多人，大都是初中生，每10人编为一班，每天4小时政治课、4小时军事课，受训期间定为1年。训练2个月后，即由养成所的教员和县党部人员带领，分派到晋江各区乡，协助开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监察署原系负责泉州郊区的农民运动，后来又移转到永春、同安、惠安、南安等地搞群众工作，泉州方面统归我们负责办理。

我们在泉州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成立农民自卫军对抗地主豪绅，先后斗倒了金景煌、蔡持、吴杂、蔡糊等地主当权派。一向勾结官府的士绅，如城里的进士林淑潜、城外的举人施子东等也都消声敛迹，从此不敢再出头了。当时泉州南门外一带，还有“三点会”盘踞着。“三点会”即清代民间的“天地会”，又称“洪门会”，原系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秘密团体。民国以来，这个秘密团体被各地地主当权派所掌握，变成愚弄群众、敲诈勒索的反动道会门，强迫当地群众加入。新参加的每人要交纳会金10元8角，旧会员每年要交纳会金5元4角，对华侨户勒索更加厉害，每户达三数百元不等。会首即将这些会金饱入私囊，供其挥霍享受。群众中如有不人会的，则暗中迫害，处处受亏。当时泉州南门外一带，群众经常有牛羊被其抓去，甚至连衣服都被剥光。我们认为要办好农民协会，首先要彻底打垮这个“三点会”。当我们开始在南门外组织农民协会时，即对“三点会”会员进行登记，凡确系被胁迫参加的人，先填表申请，经审查批准，可以参加农民协会，然后再由会员中遴选吸收，参加国民党。登记办法公布后，晋江一县参加登记的“三点会”会员即达十几万人之多。我们经常下乡调查，发现“三点会”会首即予抓来严办，杀了二三个头子。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头子名李金土，隐存在石菌乡他的姘妇家中。有一次我带六个人到那里抓他，桌上杯盘尚在，人已不见，搜查没有发现。原来李金土当时系躲存在一个大酒缸中，上面用东西盖住，因此被其免脱。后来他从姘妇家里逃出，渡过海去，中途被乡民打死。经过两三个月的清理，泉州的“三点会”被消灭了。

泉州至南安洪濑这一段公路，原系公家开辟，后被恶霸黄汉中、王闢缠强占，不交路费，自行经营客货运输，群众敢怒不敢言。后由南安县党部出来领导，发动2000人向泉州地方法院控告。开审那一天，王闢缠出庭，群情愤激。王闢缠怕群众会打他，躲进地方法院内，法院院长徐某（与何应钦有关系）让他由后门溜走。群众得悉之下，更为愤怒，冲进法院殴打院长，要他负责把王闢缠交出。后由晋江县党部出来处理，由晋江县康县长把徐院长带到县政府，一时群众又包围在县政府门口。康县长向徐院长提出，要他在3天内把王關缠交出，否则公路交公办理。通过这一场斗争，这条公路终由公家收回，租与私人汽车公司经营。

三闽南地区的“清党”情况

1927年4月11日，我在泉州接到新编军政治部主任冷欣的电报，说全国正在进行全面的清党工作，要我把在泉州的共产党人都加以逮捕，并配合驻防军办理清党工作。我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因与许卓然秘密商谈。我们认为，既然已决定全面进行，我们也无力挽回，只好按照指示办理。不过在进行方式上，尽量避免用残酷手段，争取以和平办法进行清党，让共产党人自动离开，不必加以逮捕。这样既可以应付中央，又不至为难左派，可谓两全之策。同时又考虑到，如与驻防军合办“清党”之事，必受其牵制，因此决定，此项工作不交与驻防军办理，由县党部自行解决。经由许卓然与驻防军周端方团长密商，周亦同意“清党”工作由晋江县党部自行处理，有必要时再予配合协助。随后，我们即召集兴泉永10县的党部筹备主任开会，宣布“清党”之事，并且提出做法。经过讨论后付诸表决，到会的10县代表，除同安、莆田、仙游3县代表未发言外，其余7县代表都表示赞成“拥蒋护党”和采取和平清党的办法。（当时厦门方面的“清党”工作，在国民党右派李汉青、许春草等主持下，抓了很多人，像罗扬才、杨世宇、黄浦树、徐琛等共产党员以及许多进步人士都被迫害。）会议上还讨论了具体步骤，确定各县需按照规定日期完成，并在结束时召开群众大会，向各界宣布“清党”的意义和经过，主要是进行“反共”宣传。并决定，行政监察署的“清党”工作交晋江县党部负责处理，其他各县由县党部自行处理。

晋江县党部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即召开晋江各界代表扩大会议，并通过监察署派员参加。在会上，我们即通知监察署，限两天内办好移交，用和平方式处理共产党人，让其自动离开晋江，不加拘捕。第二天下午，监察署即来函通知，说人员已经离开，叫晋江县党部就去接收。我们当即会同驻防军前往接收。只见监察署已人去楼空，碎纸遍地，便将房屋器具接收下来。第三天黎明时刻，监察署的林环岛（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回厦门任儿童剧团团长，后来我在广东、广西一带还与他见过面）跑到我家找我，说还有“泉州书店”的财产没有清点，问我意见。我说事到如今还谈什么财产，我们可代为清点保存，如果将来国共两党还有合作的一天，当予交还。当天我们即移点清楚，书店财产总共值1000多元。手续办妥后，我即派人送林环岛等到水头一姓高的农民协会会员家中，由他护送转移出去。后来我们又召开了一个晋江各界扩大会议，有1万多人参加，会后并举行游行示威。晋江县的“清党”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兴泉永其他9个县的“清党”工作，因为当地没有共产党设立的机构，共产党员人数也较少，加以事先已议定采用和平的办法，所以基本上都没有抓人，很快就办理结束了，只有仙游县监察委员陈炳中（进步人士，不是共产党员）被吴威军队抓去枪决。

兴泉永各县的“清党”工作结束，我们接受各县汇报后，即汇集情况和报表，准备向省党部汇报。到达福州时，我先找到张贞，向他报告情况。他对我说：“省里正要抓你，你还敢向省汇报。”张贞拿出一张高义发给谭曙卿，要求通缉我们的电报给我看，其中有：“……周俊烈（时任兴泉永公路局局长，与许卓然等都是接近左派的人物）、许卓然、秦望山三凶不去，民无宁日……”之语。我知道这是新编军中原有的闽南民军头子与我们有宿怨深仇，因此借“清党”机会来陷害我们。当时福州“清党”极为紧张，凡是共产党员，一经发现即被逮捕枪决。听说省政务委员会主委戴任的妻子亦是共产党员，当时省党部正请示中央定夺。好在那时张贞任福州卫戍司令，许多共产党员如陈伯达、陈祖康、张孤山以及庄希泉夫妇等进步人士，都在张贞处工作，所以没有被逮捕迫害，后在张贞的掩护下离开福州。在我到达福州的当日下午，适有轮船开回泉州，因此我立即搭船返泉。抵泉后，我即将通缉之事转告周俊烈、许卓然，共商对付办法。大家认为，新编军虽然改编，但仍不脱过去民军的土匪作风，无恶不作，黑幕重重，我们还未控告他们，他们却反咬一口，清到我们上来了，因此决定要到南京去控告他们。

那时，国民党右派和新编军把持全省的“清党”工作，认为兴泉永的“清党”工作搞得不彻底，因此于1927年6月，又派高为国为晋江县清党特派员、汪汉民为惠安县清党特派员，并调郭凤鸣部队驻扎泉州，协助重新进行“清党”工作。我们对此坚持反对，因此把晋江县党部秘密搬到乡下去隐蔽起来，不移交给他们，我和许卓然等则去厦门，宣传养成所也搬去。新编军特派谢瘦秋（谭曙卿的得力助手，福州人力车工会主席）带了谭曙卿的手令来厦门抓我，因我住在鼓浪屿，而当时鼓浪屿还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谢瘦秋无法把我抓去。

在厦门期间，我还抓了晋江大恶霸施韵珊。他原是泉州士绅和地主当权派组织的“群治会”的主脑，曾任过泉州市长，贪污了十几万元，移交时账簿抗不交出，还曾欺骗污辱女学生。他畏罪潜逃厦门已久，有一天下午，我从鼓浪屿来厦门，途中遇见《民钟报》编辑傅维谷和一个人在攀谈。那人见到我即神色仓皇离开，我并不认得此人，后傅维谷告诉我，他就是施韵珊，我听到施韵珊三字，立即尾追，直到龙头街才被我追获，将他抓送鼓浪屿工部局。那时已是下午下班的时间，工部局无人办公，值班人员不认得我，也要把我留下，等待明日上办公时处理。后经我打电话给工部局的外交特派员刘光谦，由他证明担保，我才出来。我立即找到许卓然，许对我说：“你上当了，谢瘦秋正要抓你，明日出庭审讯，岂不上了他们的圈套？”我说无妨，立即打一电报，叫泉州的陈仲瑾和林植兰二人前来。他二人过去都受过施韵珊的迫害。他们第二日即赶来厦门，代我出庭当原告，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工部局把施韵珊移交厦门地方法院，转送福州特别法庭审理，在押期间被他逃脱了。事隔5年多的某日，他认为事已过去多年，当不至再有人来追究，潜回泉家中。可是，施韵珊的小老婆和勤务兵有奸情，暗中同居，俨若夫妇，他们看到施韵珊回来，不能遂其心愿，深感顾忌，因此就想了一个计策，向《泉州日报》透露了施韵珊潜回泉州的消息。第二天《泉州日报》把这个新闻刊登出来了，施的小老婆把报纸拿给他看，并骗他说，听说秦望山已经回到泉州来了，要抓他归案法办。施闻讯立即离开家，外逃不久因受惊遇风，得病死了。

那时，南京方面对我们仍是信任的，还派李大超、吕渭生、林尧阶、黄展云、林寄华和我等十几个人任省清党委员和党务整理委员。当时省党部曾派林尧阶来厦门，要我去福州工作，被我推辞了。六七月间，我们在厦召开一个由兴、泉、永、漳、龙、厦25县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新编军的问题。会上推选许卓然、周俊烈、秦望山、陈清机和黄振家5人，去南京控告谭曙卿新编军。

我们来到南京，那时蒋介石已下野跑到日本去，我们找到中央清党委员会，向他们控告没有结果。当时，本省的宋渊源通过何应钦的关系当上国府委员，宋在福建时大力拉拢民军，福建民军所以能够改编为新编第一军，正是宋渊源代他们向何应钦说项促成的，所以宋渊源成为新编军在南京方面的靠山。我们到南京后，曾和宋渊源吵了一场，并写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与他，信中提及，听说宋要回到福建，希望他不要回去，如果回到福建则“野无青草，民无宁日”。我们还在南京《市民日报》上登了公开信给宋渊源，指责他袒护新编军为非作歹。我们还揭发了新编军许多罪恶事实，如拥兵自卫，在各县设立办事处派饷勒索，供他们在福州花天酒地，任意挥霍等。

有一日，我们去找何应钦，问他宋渊源为什么会当上国府委员，我们还把南京《市民日报》登载的公开信给他看。何应钦看了之后勃然大怒，几乎想要把我们扣押起来。我们对他说：“何先生，关于宋子靖之事，公开信中所指都是事实，有根据的，我们愿负法律上完全责任。”何才平静下来无言可说了。

过了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许卓然又去找他，详细说明新编军在闽的所作所为。蒋听后即说：“蔡廷锴的军队准备开往福建，有关新编军之事可与蔡廷锴商议进行。”蒋介石还电召谭曙卿的参谋长赵永禄，也不会见他，叫他一直在南京等待来京。那时，福建各地民怨沸腾，福州各界也纷纷提出控告，南京政府为了敷衍应付各界的请求，避免事态扩大，才不得不作处理。许卓然与陈铭枢、蔡廷锴、杨树庄等商议后，决定将新编军缴械解决。许卓然与林知渊先回福州布置，到了十一军全数开抵福州后，即于10月13日中午，将驻在福州的新编军全部解决。谭曙卿手下的谢瘦秋当时被捕，后被黄展云（省党部委员兼教育厅长）枪决。

四配合十一军剿匪经过

新编军解决后十几天，我才回到福州，那时省清党委员会已经结束，我到榕后即就省党务整理委员之职，负责农民运动和党训所。过了十多天，十一军要南下清剿土匪，省政府即派我为泉永民团编练特派员，会同十一军肃清高义、陈国辉、郭凤鸣等部土匪。我们与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蔡廷锴的副师长）、七十八团团长欧寿年一起从惠安土岭经过时，当地农民协会组织群众热烈欢迎我们。在欢迎队伍中，原泉永监察署的施吟浓（化名张一峰）与五六个共产党员也夹杂在内。我们乍一见面，相对愕然，互相招呼了一下。欢迎的人们将我们接进农民协会会厅休息时，张团长问我这几个人是谁。我答说：“他们过去和我们合作，打过土匪，成绩很大，后来土匪都不敢再犯这一区。”张听我一说，也就不问其他了。后来我背地通知施吟浓等，俟我们开拔之后速速离开，免遭不测。

抗日战争时期，施吟浓在广西黄花岗小学任教，1930年秋，我去广西曾遇见他。

我们到达泉州后，许卓然也到了安海，经过商议，我们一致认为，高义匪部已去永春，郭凤鸣也已逃回，目前首先要搞好泉州城的治安，而这必须解决泉州的市卫队。因为市卫队中有十几人都是“三点会”会首，其中有一个叫陈猴的，平日抓人敲榨，无款即绑票勒索，被杀害者达100多人。于是事先布置，由我带几名张团长的卫兵候在许卓然处，晚上由陈昆出面，约陈猴在黄子镇家喝酒、打麻将，说有要事商量。陈猴到达后，我即带兵到黄子镇家将其逮捕，押送团部。同时出动十几个排，分成十数队，分头出发，抓了几十个市卫队成员。第二天由我和许卓然、张团长审问，决定枪决陈猴等首恶。陈猴向张团长请求，愿以16000元赎命。我们不答应，第三日即公开枪决示众。先后共枪决了20几人，其余的当场释放。

市卫队解决后，接着我们对付城外余匪，如蔡持（高义匪军的团长）、苏歪面、陈奇等，给予严厉地打击，匪祸从此销声敛迹。我们即组织民团编练处，开始进行训练工作。不久，我们又在北门外剿办高为国匪部，他的团长王孝奎被我们抓到，高则外逃。王孝奎也提出请求，愿以3万元赎命，张团长见此巨款，心有所动，但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们拿下他3万元，将来老百姓恐怕要被他勒索9万元不止，张团长无奈，只得把他枪决了。

1927年11月11日，汪精卫策动张发奎、李福林出兵击败黄绍竑，占据广州，调十一军回广州。那时我到南安等地发展民团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回泉州办理善后。二十九团先行出发，七十八团后走，临行时欧团长要泉州商会派伕挑运。我们考虑到这些民伕派出以后可能会被七十八团带到广东去，因此主张用汽车送至码头，再雇7只民船直运石码，这样就不必派伕长途挑运。欧团长提出团部没有经费，于是这一笔军车、船费用均由地方负担。

由泉州至车站还有一小段路程，需要五六十名挑伕，即由商会会同县政府办理。本来五六十名挑伕，每名只要几毛钱，总数不过几十块钱，可是商会姓张的经办人员和县政府的林凤仙串同舞弊，竟向商店、群众摊派了三四千元。我闻悉之下，即将林凤仙扣押，由县党部、海军团部（十一军调走后，由海军陆战队林寿国团接防）、民团编练处、法院和县政府会同审理，报省严办。十一军留泉州的最后一个连也要开走，而省方处理尚未批准下来，因此我们即将林凤仙交连部带到同安。不久该连又要出发到广东去，因将林凤仙押解回泉，死于中途。

那时，泉州外围土匪又甚猖獗，公路上经常发生拦车截劫之事。当七十八团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探悉，泉安汽车公司内部有一个叫陈粒的，与土匪有勾结，遇有货物或侨商乘运，即暗中通知土匪拦劫。我们摸清这个情况后，当七十八团全部车运到达码头，正要上船之际，即将陈粒当场扣押，就地审问明白后，即在码头附近执行枪决。

“福建海内外民众代表团体联席会议”纪实（1965）

一、缘起

1927年10月，蒋光鼎、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一军执行此前与杨树庄、方声涛秘密商定的驱逐谭曙卿的计划，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新编军在省垣部队的武装。不久，福建省政府为发动民众力量，配合第十一军肃清泉（州）永（春）二属的新编军残部，派我为“泉永二属民团编练特派员”，负责组织民团。我获委任后，即偕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副师长张世德同赴闽南。张率该师第二十九团（张自兼团长）和区寿年团先抵泉州。时新编军第二师郭凤鸣部已闻风逃走，泉州市内与新编军有关系的武装仅有力量单薄的市卫队，我们在一夜之间就把它给解决了。接着，我们联合仕林坑乡民共同进剿此前已逃晋北福山腰的高为国部（仕林坑人口近千人，地邻福山腰，坚持不与高匪为伍并加抗拒。迨高势大，竟将该乡焚为废墟，致乡民四处流落），一战即攻入匪穴，生擒匪营长王孝奎（越日枪决之），余匪逃散晋北深山。此后，又进击磁灶乡（时晋南属高义部的蔡持团、苏歪面营与三点会会首吴时等汇集于此），蔡、苏所部一部分或就歼，或被擒，余逃散。这样，新编军在泉市及晋江县范围的力量，可说已基本肃清。但就在计划健全泉永民团准备进而肃清南（安）、永（春）、德（化）高义所部之时，第十一军突奉命回粤，计划之实施逃告停顿。这时，民团基础远未奠定，各县力量分散，不能连成一气。如永春民团因拦缴新编军叶定国部枪械1000多杆，最有力量，但与泉州各悬一处，相隔甚远，且只能利用其湖洋主力和地势条件与高义抗衡，以求自保。又如，康伯沧、杜辉等所率惠安民团是组织未久的新力量，以其时惠安土匪汪连、汪汉民、李法、杜建等残余力量不少，自卫尚恐力有未建；晋江的树兜民团虽较有实力，但亦重在保乡。在泉永二属民团中，较可恃的仅有晋南民团（驻晋江县南门外地区和南安的海都），该民团以农民协会为基础组建，常备部队虽不多，但内部组织较巩固，一旦有事，农民皆可执枪而起。

第十一军离闽后，泉州由海军陆战队林寿国旅接防。林系莆仙民军出身，与高为国、汪连等常有勾搭，我们自不能与他合作，因此，我即离泉到厦。1928年，我辞泉永民团编练特派员职，任新组的“泉永各县民团联合办事处”主任，以维民团现状。

1928年冬，张贞的暂编第一师奉命肃清泉永地区土匪，张邀民团合作，民团配合张部杨逢年旅解决安溪李昭言等之后，即指向永春高义部，经张部林青龙团与湖洋民团合击，高部很快被击散。杨旅进永春县城后，又会同湖洋民团包围南安恃淘码陈国辉所部彭棠团。陈得讯，急派其兄陈荣亮面求张贞，准彭团开往龙岩集合，张许之，南安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嗣杨旅接防泉州（林寿国旅奉命开回莆田、仙游），对地方正拟有所兴革，但不上10个月，张贞部奉令出发广东潮梅的东江，协助陈济棠进攻徐景棠。杨旅被调后，泉州复由林寿国旅接防，我不得不再次离开泉州。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城，盘据龙岩的陈国辉部惨败，陈只身逃回南安。此后，陈部尽出藏枪，在南安、永春一带，大事派款勒索，冀得恢复力量，并大肆联络各县土匪，泉永匪势复炽。省府曾派林寿国及省防军教导团肖叔宣等部队，在同安、安溪地区加以夹攻围剿，但因互相观望，作战不力，致告失败。

1930年“一六事件”之后，泉州由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陈万泰旅接防。未几，刘部亦调省，泉州竟交由高为国部（此前受编于林寿国）接防，致地方骚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高为国匪部进驻泉城后，一则杀人示威，一则勒派捐款，急如星火。泉州新门外树兜乡为富庶大侨乡，且组织有民团以自卫。高向树兜乡施下马威，派兵进围该乡，拟勒派巨款，遭树兜民团迎击，被迫退回泉城。高匪竟迁怒于名西医陈静嘉，诬陈为树兜乡在泉的坐探，把陈杀害（砍头弃市）。陈海外亲友甚多，消息传出后，即引华侨公愤，因向省府控告交涉，但无效果。这时，我在厦门正忙于许案缉凶事（许卓然先生于1930年5月在厦门被暗杀），忽接到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的一封电报，要我领导民团消灭高为国匪部，解民倒悬，同时汇来5000元为活动费。我们认为高部这时只1000多人，且系乌合之众，尚非大患，用民团的力量来解决它，是有可能的，但对彻底解决泉永匪患，还不是根本办法。我将此情电复李清泉，当再接李来电，要我们妥筹根本办法，至需用之经费，菲华侨可完全负责，并着我将计划速寄给他云云。经研究，我们认为要彻底解决泉永土匪，必须以陈国辉为对象：陈匪部这时已扩充至三个团（但枪械尚不足额），我们要对付乃至消灭它，亟需成立组织健全且富战力的一团武装，作为中心武力，来配合各地民团；一旦举事，同时还可发动群众，同策戮力；陈匪内部，也有一些可以分化。总之，歼灭陈部是有把握的，陈国辉如解决，其他的就好办了。我们将这个意见，长函详告李清泉，即得李复电，表示完全同意这个筹划，并告已由马尼拉华侨总商会邀集各侨团开会，决成立“泉永民团后援会”，进行募款，请我们按照计划，迅速进行。以事在必行，必先鸣集一些军事人才，由于一时没有较适当人选，不得不把李良荣找回来（1927年冬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办有宣传养成所，李负军士教练。该所结束后，李决脱离军队生活，因到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就学，此时已离校）。一面将前干部训练所（1923年在自治军改编为讨贼军时期，我们在南安县官桥镇漳州寮创办了该所）和宣传养成所的学生集合起来，交李指挥，并办一个军事连（以后扩充为教导大队）。我们还邀请南洋归侨王雨亭先生担任泉永民团联合办事处秘书长。诸事在紧锣密鼓地部署进行。菲律宾方面亦积极募捐，很快地陆续汇来10多万元，同时以“旅菲华侨泉永民团后援会”名义，向国民政府代为申请，准发给购买步枪600杆、子弹100万发的护照，我们当即委托张贞负责经办。

说到这里，话须转回来。这时，高为国对树兜乡可谓恨入骨髓，正处心积虑，准备作第二次的进攻，他恫吓声言，如不投降，“要把树兜乡烧成火炭埔”。王雨亭见事危急，与李良荣商量（时我在杭州专理许卓然被刺的诉讼案），为先发制人，即集合各地民团常备队，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突击高匪，一举即下泉州城，高匪败退福山腰老巢。高盘据泉市，约有数月，恣肆勒杀掳掠，省政府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听任其为所欲为。然一接民团攻入泉城消息，则迫不及待地电令民团退回原防，并急派部队到泉驻扎（教导团抑或海军陆战部队，已记不清楚），等于将民团与高匪隔离开来。时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亲自来泉，收编陈国辉部，发表陈为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不久，且派陈部的陈佩玉团进驻泉州，陈之旅部亦继之设泉。陈国辉部驻泉后，因与高为国矛盾尖锐，双方大起冲突，结果高部被消灭（高只身逃往闽北，拟依刘和鼎，被刘扣留解省，旋被枪决）。方为扩充自己势力，欲收容陈国辉为已用，此由来已久且众所周知。方听说民团经向南京请准购买新军火一节，认为民团如获新枪械以充军力，毛羽得丰，日后定会消灭陈国辉，这就会破坏他成竹在胸的扩军企图，因此暗中指使张贞与陈国辉朋比为奸，共策对付民团，结果形成省政府、陈国辉、张贞三方面的合作：省政府运用权力，下令将民团解散；陈国辉在省政府默许下纠集所部，向晋南民兵陈兵进迫，拟消灭民团力量；张贞则将购到的这批军火解运漳州，不交民团。我在杭州得王雨亭电告诸情，即赶到漳州，向张贞交涉。张满口官话，把一切推给省政府，我们转向省政府交涉，又告无效，遂将情况电告菲律宾“后援会”，该会即推举当时华侨总商会会长杨孔莺、国民党菲总支部常委王泉笙二人为代表回国，向张贞交涉，但仍不得要领。我们共商对策，认为如由杨、王两人往南京交涉，以菲侨全体力量，与方声涛、张贞周旋到底，以当时蒋政权正积极拉拢华侨，相信枪弹最后一定可获发还；但在交涉之际，如果陈国辉以先发制人手段，向民团发动进攻，以我方当时力量，未必能抵御得住，而战事一发，侨乡必受糜烂，华侨捐款，旨在保乡，如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则恐非本愿。因此，我们决定在策略上来个大转弯，即与张贞妥协，以张为挡箭牌，来对付陈国辉。决定再由杨孔莺、王泉笙两人出面，与张贞协商，以这批新枪械为装备之基础，将部分民团常备队组建成一个团，以张性白（浙籍，出身保定军校，在自治军时曾任过我的副官和许卓然的军需处长）为团长，李良荣等为营长，归张贞的第49师节制，调驻漳州，另由张贞调陈团来泉接管张性白团的防地，保证陈国辉部不骚扰侨乡。这个办法，即得张贞同意。但张团调漳不久，张性白即被迫辞职，张贞又以保送李良荣入步兵专门学校深造为名，免去李之营长职，将以泉属民团为底子组建起来的这个团，重新加以改编。我们原本认为，将购买军火一节交给张贞去办理，是最稳妥可靠的办法，但清匪的全盘计划却败在张贞手上，情况如此发展并终而出此局面，为始料所不及。

方声涛、张贞、陈国辉三方面合作对付民团，他们虽达到一定目的，但政府的威望，是更加扫地无遗了！海外华侨在肃清土匪问题上，对省政府前此的举措，可谓咬牙切齿地痛恨，认为正因政府既不能负责消灭土匪，保护侨乡，华侨为了家乡利益，才不得不自已起来，力谋自卫办法（实际上是协助政府保卫地方治安）；不意政府反为匪用，甚而与匪通谋，来共同对付地方，实为不义。海外华侨在对政府绝望之余，遂有建立华侨某种组织（如救乡会之类）的拟议和规划，以谋救乡并促进改革省政吏治之计，在菲律宾及印尼华侨的策动下，各地华侨为此而互相联系，交换意见，积极酝酿，不久，忽传来十九路军将调驻福建的消息，因在淞沪英勇抗战，十九路军在海外华侨中有很高声誉，消息远播，华侨欢天喜地，表示热烈欢迎，奢望十九路军入闽后，能好好整肃福建政治及进行建设等等。特别是消息证实后，十九路军亦表示要建设新福建，乃至要把福建建为模范省，海外闽侨更感跃雀兴奋，纷纷研究如何来对十九路军表达心愿。1932年6、7月间，我因足疾，在广州中山医院就医，庄成宗、王少平等（二位均系旅港同乡会及商会负责人）同乡特来信，邀我便中到港，共商十九路军入闽后之家乡兴革问题。商谈结果，大家咸认家乡问题，不但为海外闽侨所关心，桑梓同胞亦甚关切。为广集海内外闽人公意，实有召开某种形式会议之必要。为收扩大影响、广泛发动之效，乃倡议在香港举行“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之后，就以旅港福建同乡会名义，通电南洋各地闽侨团体及侨领，征求意见。电发后，很快就得到各方面的回复，均表热烈赞同，并主张立即在港正式进行筹备，因此，决定假旅港福建商会为会议场所，并即着手有关具体工作。

二、会议经过

“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于1932年8月召开（这时，十九路军已陆续入闽，先头部队已抵闽1个多月）。各地报到出席的代表共104人。就记忆所及，代表情况如下：

华侨方面：菲律宾，华侨总商会代表许友超（并代表李清泉）、桂华山与王泉笙；爪哇，华侨总商会会长李双辉、华侨教育会会长郭美丞及另二人（姓名已忘）；越南（时通称安南），颜沧溪（代表安南福建同乡会会长颜子俊）及另二人（均系侨领，其中一人似是张振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白成根及另三人（姓名已忘）；此外，缅甸和日本神户亦有代表参加（姓名已忘）。

香港方面：旅港福建同乡会及福建商会代表庄成宗、王少平并其它有关团体代表多人。

国内代表：上海，泉漳会馆代表王雨亭、王宣化，三山会馆陈碧笙，晋惠会馆吴文楚；泉州（包括晋江），秦望山、张赖愚、袁国钦、郑健魂、庄澄波；仙游，李拱宸等；惠安，杜辉等；南安，叶松生等：安溪，似是朱世渊；永春，出席的较多，有梁龙光、黄振家、郑兼三、郭礼宗、刘澄清等。

出席会议的以泉永二属华侨及这二属的国内代表为绝大多数，因这时福建的匪祸，以陈国辉对泉永二属的蹂躏为害最烈，这二属的海外华侨对桑梓的安全和利益自特别关心，中以永春华侨对惩治陈国辉要求尤为迫切（1930年陈部屠掠永春鳌峰、湖洋，造成惨案。事发后，各方通电呼吁国民政府、福建省府等请加制裁惩办，但均无济事）。厦门“永春旅外联合会”尤积极联系各地永春华侨，力促香港会议之举行。

会议选举许友超、王泉笙、李双辉、郭美丞、庄成宗、王少平、秦望山等人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选张赖愚、李拱宸为正副秘书长（记忆恐不确）。

会议第三天，香港政府忽派武装警察数名到会场干涉，声言这是政治性会议，而政府不许这种性质的会议在港召开云云。我们通过杜四端的关系与港英当局交涉，通融改以九龙陶化大同罐头厂为会议地点，他们以杜肯予负责，也就答应了，会议得以继续进行，杜亦曾出席会议一天。（杜四端祖籍同安，当时系陶化大同罐头厂有限公司董事长。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曾将在香港的许多房屋借给当局为驻兵之用，后来又将这些房屋献给香港政府，因此被封为“爵士”，在香港有特殊地位。）

由于对这次会议抱有很大期望，与会人士个个精神饱满，时值炎暑季节，东爪哇老侨领李双辉虽年届八十，而每天上下个均准时到会，大家劝其酌情休息，他谢绝说：“海内外福建同胞这样大规模地聚会一堂，共商家乡大事，历史上还未有过。以机会难逢，我年纪虽大，但精神振奋，日日到会仍可以做到。”他的话给大家以很大鼓舞，均积极与会，很少有请假缺席的。与会者对家乡建设之热诚与望治之迫切，于此可见。

会议共收到提案90多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改革省政包括清除匪患的，有60多件，其中以控告陈国辉的为最多（陈罪状可谓罄竹难书），指控方声涛、张贞的亦不少：认为方收匪殃民，扩充个人势力，纵容陈国辉屠掠湖洋，对永春海内外同胞之呼吁置若罔闻；张贞收编安溪李昭言、惠安汪汉民等，祸害闽西和泉永不浅。一类是关于地方建设的提案，有20多件，中以关于兴办水陆交通和河流水利问题的为多。对各项议题，代表们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但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到整饬吏治问题，认为这是首要问题，否则建设等等，均无从下手。这方面尤着重三个问题，即改组省府，肃清土匪，惩办方、张等。

会议结束后，原拟选派一些人回闽，将议决案和提案交十九路军当局，这时，适蔡廷错由沪到广州，大会遂决定推派李双辉、郭美丞、许友超、王泉笙、桂华山、庄成宗、王少平、王雨亭、秦望山、黄振家、李拱宸、张赖愚、袁国钦等20人往穗，详陈会议情况，并面交议决案等。抵穗之日，肖佛成、陈济棠设盛筵欢迎，并邀请蔡廷锴与席。肖佛成因祖系闽籍，以东道主自居，招待备极热情（肖祖隶福建南靖，后迁徙广东潮州，嗣由潮州出洋到逼罗。肖系泰老侨领，同盟会老会员，西山会议派重要分子，公开主张反共必先反蒋，对蒋毫无幻想），宴会后，复举行座谈会，蔡廷锴到会听取意见。大家纷纷发言，要求十九路军解决闽省之匪祸并强调惩办方、张等问题，蔡表示接受大家意见，并竭诚号召闽侨能协同建设新福建，还邀请许友超任厦门市市长。代表们对有机会向蔡廷错面陈一切，蔡又邀请华侨人士参加新政权，极感兴奋，咸认这次会议获得完满的结果。

是年12月，福建省政府改组；陈国辉被枪决，陈部也基本垮台了；张贞的第四十九师也被十九路军改编了。这次会议，多少有点成效。会后过了一些时间，李清泉曾一度回国并就省府委员职。他在闽时，十九路军某些高级官员贪污腐化的行为以及轰动一时的“林惠元事件”等（林惠元系漳州抗敌后援会负责人，被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逮捕杀害，十九路军声誉一时颇受影响），都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此，对协助福建建设问题，信心即有动摇，如对菲侨有意和黄奕柱合办厦门、龙岩铁路等之具体计划（龙岩颇富煤矿），也就不提起了。李清泉不久即回菲，拟等待观望一个时期，再就福建及家乡诸问题作考虑。但十九路军由入闽到“闽变”失败，为期不过一年半余，海内外闽胞热望在十九路军统治下能够建设“新福建”的美梦，随着“闽变”的失败而幻灭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厦门的党务活动（1965）

福建国民党党务的发展情况

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卓然前往广州参会后，即受命为筹备福建党务特派员。那时，整个福建还在北洋军阀势力范围之内。由于许卓然本身是泉州人，在闽南干了多年革命，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时，林国赓部驻扎厦门一带，虽属于北洋政府，但对革命也有所倾向。由于有这两个因素，所以当许卓然自广州回闽以后，即与我们商议决定，首先在厦门建立基点，筹备福建党务。

那时，国民党组织在福建省内还没有公开，我们即在鼓浪屿鹿耳礁租一楼房，创办了鼓浪屿图书馆作为掩护，实际上就是办理党务工作的秘密机关。许卓然重新登记吸收了在厦门的黄克绳、庄文泉、秦望山、叶清泉、李汉青、黄蕴山、张海山、杨挺秀等16人为国民党员，负责筹备；又创办一所光华小学，作为联络革命志士、扩大革命影响的场所。由于驻厦海军司令部对我们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党务工作逐渐由秘密转为半公开。1925年4月间，我们在厦门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曾经在会场上升起国民党党旗。后来，我们把鼓浪屿图书馆改称为中山图书馆，并接收了张毅的房子作为新馆址，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和党务筹备工作。

192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拟于1925年3月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各省纷纷响应，本省也组织了福建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准备推选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会议。1924年秋，我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适因结婚回到厦门，许卓然就要我不再去读书，推选江董琴和我为代表到北京开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我们在悲痛哀悼之余，仍按原定时间开会。会后，我们即于4月底离开北京。我暂留上海，江董琴先回厦门，然后又去广州。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以后，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已全部公开。福建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在厦门宣告成立，主任委员为许卓然，执行委员有刘大业、李松林、江董琴、杨挺秀、张海山、黄蕴山、余佩皋等。

前一阶段，由于北洋政府的控制，本省的国民党党务活动，除了厦门之外，只有金门和诏安两县（当时诏安是本省唯一属于党军势力的县份，由张贞拉了一部民军约六七百人占据诏安县，许显时任总队长，既不属于广州革命政府，也不属于北洋政府周荫人的管辖）。福建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接着厦门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也于 1925年6月正式成立。常务委员为李觉民（共产党员）、秦望山，执行委员有罗扬才（厦门大学学生，负责工会）、周宗仁、吴昆元、郭其祥等。当时，金门也有30几个党员，因派许涌等为委员，前往筹办。此外，闽西方面由江董琴负责发展介绍，先后成立了永定、上杭、武平、汀州等县党务筹备处；闽南方面则有同安、莆田等县。至1926年全省党员达2000多人，其中厦门市1600多人，诏安200多人。

后来，随着革命力量日渐扩大；党务活动全面公开，各地纷纷筹备成立县党部，国民党的组织也就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在厦门的一些活动

（一）支持“五卅”反帝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为抗议日商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上街进行反帝宣传，被逮捕开枪杀死多人，酿成了“五卅惨案”。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以示抗议；全国各地相继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在上海读书的各省学生纷纷回籍，组织反帝斗争，梁龙光、陈伯达等先期回到厦门；几天后我也回来，即参加了厦门各界组织的“外交后援会”，委员有李觉民、罗扬才、周宗仁、李松林、刘大业、秦望山等40多人。许卓然虽然没有参加，但厦门市的反帝斗争都是在我们大力支持与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我们主张积极行动起来，像香港那样进行罢市、罢工、罢课等。可是，“外交后援会”中的另一些人，如林仲复、许春草，他们有的是基督教会的代表人物，有的是商业界的资本家，与帝国主义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还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而生活的买办阶级，对帝国主义抱着妥协、投降的态度，认为积极的反帝行动会引起外国人的干涉，怕外国兵舰会开进厦门，酿成大事。“外交后援会”内部展开了斗争。由于对方在委员中占有多数而最终取得胜利，我们就全部退出“外交后援会”，另行组织一个“外交协会”，活动一个多月也就停止了。

厦门在开展反帝斗争中，还发生了两起颇有影响的事件。一个是关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董事庄希泉的。庄的父亲原是台湾人，早岁回到中国。庄家住在厦门草仔鞍，在当地颇有势力。那时厦门的资本家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创办一个“兴兴公司”，垄断厦门的房地产收购业务。鼓浪屿英华书院国文教员林仲复是“兴兴公司”的董事，由于他要霸占草仔鞍的地产，与庄希泉结下冤仇。他通过日本人的关系，说庄希泉原是台湾籍民，因把庄解回台湾。庄希泉的妻子余佩皋是国民党员，当时跟随庄希泉到了台湾，不久又回到厦门，即以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派到诏安去办党，后来又跟随张贞参加北伐。庄希泉在台湾关了一个时期，不久释放，离开台湾，也到张贞那儿去了。

另一事件则是林仲复于1925年5月间被人枪杀。林仲复在厦门是有他的恶势力的。《全闽日报》经理谢良阔（台湾人）和林仲复是结拜兄弟，“兴兴公司”的许春草以及厦门建筑工会（为“兴兴公司”所控制）的张学习等，都是林仲复的好友。他们都积极地为林仲复的被杀而缉凶报仇。不久抓到一个绰号“牛头炎”的人，据说是枪杀林仲复的凶手，后来即被海军司令部枪决了，这个案子就此结束。可是，枪杀林仲复的凶手，究竟是谁并不清楚。据我所知，当林仲复被枪杀后，就有两个人跑来找许卓然，说林仲复是其枪杀的，要求许给以经济上帮助，让他外逃。首先一个是厦门厦南女学教员林云彩，许卓然给了她约六七百元。接着又来一个陈子奇，是福州一青年学生，原和林寿昌等6人在福州暗杀孙传芳不遂，后由德化跑来厦门。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林仲复投靠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消息，极为气愤，决意刺杀林。陈子奇双手都会开枪，那一天林仲复到厦门寮仔后找谢良阔，陈埋伏途中，从背后开枪，林仲复后脑中枪而亡。陈子奇找到许卓然，陈述上列情形，许亦赠给三四百元。这件事除了许卓然和我以外，别人都不知道，所以此事从此就石沉大海了。

（二）选送黄埔军校学生

国民党改组以后，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用苏联红军的军事制度和军事学说来教导学生。共产党员如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都先后在黄埔军校担任重要职务。当时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选送意志坚强、品质优秀、体格健壮的青年学生前往学习。

本省党部也把这个招生任务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完成。在1924至1925年两年当中，我们先后选送了 60 多名青年学生，第一期选送李良荣等4名，第二期富恩助等3名，第三期选送陈拔萃等4名，第四期人数最多，计选送余景祥等50 多名。1925年黄埔军校招收第四期学生时，由我和许卓然亲送招选的学生去广州。那时从厦门到广州只有太古轮船公司有船去，那是英国商人办的。当时正开展抗英斗争，我们坚决不坐外国船，因此只得先乘招商局的船，取道上海，转赴广州。我们一行乘“图南”号离开厦门，中途遇风，在福鼎附近触礁，幸无发生危险。挨延一二日后到沪，先住在福建泉州会馆，由于人数较多，引起上海护军使的注意。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即由王雨亭设法，将学生分散住宿于上海偏僻地区的小旅馆中，后即乘船赶往广州报到。

（三）中山中学风潮的发生

厦门市党部在国共合作时期，内部表面上相安无事，但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员是势不两立的，矛盾与斗争从无形到有形，从暗里到公开，日益尖锐。这首先表现在中山中学校长人选的争夺上。

1925年6月，厦门市党部创办“中山中学”，作为培养党部骨干和扩大宣传影响的基地。该校在当时厦门的教育界有一定地位，所以省、市党部都花了很大力量来办理，省、市党部全体委员都任董事。第一任校长由苏济时担任，苏任职不及一学期，因父病故，奔丧回沪，就此不来，乃暂由教务主任林鋆代理。那时许卓然不在厦门，学校董事会由我负责。为了学校的经费问题，我曾去日本一个多月，从旅日华侨处筹募了四五千元。苏济时校长离职后，第二学期即由林鋆担任校长。那时广东中央青年部派来特派员罗善培（即“罗明路线”的罗明），经常来校讲演，与校董李松林、刘大业、罗扬才、李觉民等（都是共产党员）经常联系。他们对校长林鋆不大满意，要推举新任国文教员（姓名忘记，也是共产党员）为校长，因在校董会上提出。当时我认为该国文教员来校不久，各方面都不大熟悉，担任校长不大妥当。右派方面的人则认为，如果由共产党人担任校长，则整个学校将被他们控制，坚决表示反对。讨论没有结果，最后仍按现状维持。到下一次召开校董事会时，李松林等再度提出校长人选问题，并用投票方式决定，由于他们事先已有布置，到会的校董中，除了我和另一个许卓然的代表投反对票外，其余全部投票赞成。那时我对此事思想抵触很大，认为学校没有经费，就要我到处奔跑筹措，校长人选说换就换，毫不尊重我的意见，就冲动地说：“今后学校开会，不必再通知我参加了。”从此以后，我对中山中学的校务就很少加以过问了。

中山中学校长选举被左派取胜后，右派通过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闽南籍学生以对抗学校当局和闽西籍教员、学生闹不团结（当时中山中学的闽西籍教员和学生多数靠近左派）。那学期开学后不久，右派抓住学校开除学生的机会，制造了一次大风潮。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学校中，地方封建色彩非常浓厚，两个地区的学生都组织有同乡会。开学不久，有两个闽南学生超过注册时间报到，新任校长决定给予退学处理。闽南学生同乡会提出抗议，认为最近也有5个闽西学生迟到注册，何以不作处理。后来，闽南学生举行罢课，并全部退出学校。当时许卓然刚回到厦门，由于事态已经扩大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只好垫出几百块钱，发还闽南退出学生的部分学费。

这批退出的闽南学生，即由许春草（国民党右派）等出面，设法把他们收留下来，另外办起一个“中山中学”，和原有的“中山中学”唱对台戏，连续办了两个学期，到北伐军入闽时才停办。

罗善培于1932年由闽西来厦治疗肺病，一天我在鼓浪屿龙头街与他相遇。当时是“剿共”最激烈的时期，正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我刚遇到他时，对抓他还是不抓他思想上有斗争。我见他满脸病容，身体瘦弱，深表同情，且当时全国掀起抗日救国热潮，蒋介石抱不抵抗主义，人心愤愤，我内心亦有反感。因想我何必去当蒋介石的刽子手，于是和他交谈几句就离开了。一星期后，我又遇到他，他手拿药瓶向医院走去。上次没抓他，今天又碰上了，作为一个国民党员，发现“异党”分子，理应密报政府逮捕，且罗又是中共福建省委成员，抓到他是一条重要线索。我再三考虑，认为还是不干的好，因此我对罗说：“你好好医病去吧，我不会对你为难的。”后来他就离开厦门了。

（四）市党部选举的纠纷

1926年4月间，要成立正式省党部筹备处。自从“中山中学”事件发生后，我们和共产党人之间就有了很大隔膜，时有矛盾和斗争，到了此时终至破裂。那时，各县都在推选出席省党部筹备会议的代表，厦门市有40个名额，占全省代表的最多人数，对将来省党部筹备会议的选举有决定作用。为此双方对于厦门市代表的产生都极为重视，认为有必要加以掌握。厦门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召开选举代表的会议时，共产党方面提出，厦门市的22个区分部也要有代表参加会议。我们当即表示不同意，认为区分部都是左派掌握的，这样国民党方面必定吃亏，因此提出区分部必须先经正式成立。首先要呈报市党部备案，筹备完成时，再经市党部派员视察，然后批准成立，并由市党部派员监选，才算正式成立。对方提出的另一个意见是：每张选举票只限选8人。我们则认为民主选举就不必加以限制，选多少人应由投票人自决。这两个意见双方坚持不下。正式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我跑到新南旅社，找省党部秘书温间仙（闽西人，由江董琴介绍来的），请他转告刘大业、李觉民等不要坚持他们的意见，否则将来恐怕要酿成流血事件。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厦门市的22个区分部要等待市党部成立后，再按一定手续申请筹备；区分部的代表明日不得参加开会。二、市党部出席省会议代表的选举，每票不限选8人。以上两个条件如果不接受，明天的选举会就可能开不成功。刘大业等接到通知后，即连夜开会研究，最后决定让步，接受了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可是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没去参加，右派方面的吕渭生在开会的时候竟然大闹起来，弄得担任监选工作的李觉民无法维持秩序，离开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全部退席，余下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继续开会进行选举，选出代表 40 名，组成代表团，准备出席省党部召开的筹备会议。

事态闹大以后，李觉民等即通电控告我和吕渭生，说我是幕后指使人。其实，吕渭生大闹会场那一着，我事先并不知道。当时我虽是一个中间派，可是在右派的操纵把持下，事实上我已被他们利用了。当时许卓然不在厦门，闻讯赶回后，认为这样会影响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指示这次选举无效，要重新选过。我们坚持不肯改选，弄得调解没有结果，许卓然气愤之下就向中央辞职。后经中央批准，另派丁超五接充。丁超五抵厦门后，即重新进行国民党员的登记工作，筹备成立正式的省党部。

丁超五接任以后，我在厦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决定离开厦门到南洋去。许卓然知道我要走，加以挽留，说现在还在革命，不能中途脱离，要我到广州去。我认为广州人才济济，我去那里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最后经他一再挽留，乃到诏安去了。

选举事件后，共产党人着重于青年和工会活动；右派的李汉青等，即以鼓浪屿区党部为基础，积极发展势力。丁超五在表面上接近左派，但与李汉青等却也联成一气，并与国民革命军参谋团的宋渊源等合作，大量吸收民军方面的人（如吴威、杨汉烈等）参加国民党。1926年9月，何应钦率东路北伐军攻入福建，福建省党部便于是年年底由厦门迁到福州去了。

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1990）

我与安那其主义

我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不是道地的安那其主义者。虽然我很早就读了一些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如《克鲁泡特金自传》、《面包略取》、《互助论》等，但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就没有深刻的认识。我是在参加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受到安那其主义的影响并和它发生关系的。

1920年前后数年间，国事极形混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抵制。一些国民党人，又沾染了官僚习气，如福建搞民军的一些人腐化堕落，如同行尸，大失民心。而一些安那其主义者，工作肯干，很少有当官之类的个人打算，在共事合作中，他们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因而我和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通过对三民主义和安那其主义这两方面信徒平日思想言行的比较，我同情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并且重用和信任他们。例如，在许卓然的部队中举办干部训练所时，我以安那其主义为办校的政治理论依据，训练所任用的主要干部也多是安那其主义者。

1925年我肄业上海大学，因五卅惨案发生，各地旅外学生纷纷返回原籍，掀起反帝运动，我也和一些人回闽，并被选为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委员。在这段时间，我和许卓然等与共产党员罗扬才、李松林、刘大业等曾有过很好的合作，挡住了一些大风浪。尽管当时英、日帝国主义气焰嚣张，我们仍坚持开展工作，发展教育，创办了中山中学，聘请罗扬才、李松林、刘大业等为教职员，团结无间，共同斗争。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特派员罗善培（即罗明，这时国共还合作）奉派来厦，之后，因在中山中学校长人选及国民党福建全省代表会议召开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我颇受刺激，即行离厦，由此思想上与共产党有了距离。且因过去曾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而更倾向于安那其主义，并倒向他们那边了。自此以后，我在主持工作时（如1926年冬担任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主任以及举办“宣传养成所”等），都尽量引用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人。

我的家乡闽南，是我们早年搞民军时频繁活动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具有历史的潜势力。有此基础，加上作为泉属五县中心的晋江县的县党部落到我手上，以及北伐后国民党一度高唱所谓“党权高于一切”，我们得以运用一切有利条件来权宜行事。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之后，四川、湖南、广东等地一些安那其主义者纷纷避难来泉，我们不能不加以掩护和照顾。这些人为数不少，我都通过县党部关系，把他们作为骨干，安排到农、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担任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挂国民党招牌，行安那其之实。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泉州这块地方便被人们看做是安那其的“世外桃源”。到了开办黎明高中时，巴金、王鲁彦、朱洗、吴克刚、陈范予等著名学者（其中亦有安那其之信仰者）也先后来到泉州，可谓人才萃盛。假如说泉州当时真的成了安那其的小天地，那光靠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这里必须交待一下许卓然和安那其的关系。应该说，许卓然与安那其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同情安那其而已，只是因我的关系，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抱着心照不宣的默契态度。我也没有明确地对许卓然谈过安那其。这里附谈一件事实，可以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对安那其在泉州地区的活动，并不是熟视无睹的。1929年，因我通电反对讨伐冯玉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停止我党籍两年，案送中央执委会转到中监会。在审查中，林森（时任中监委常委）突问许卓然“望山除通电指蒋介石’联甲倒乙，联乙倒丙，师军阀之故智，非本党所为，请中央予以纠正’等失言外，在地方究竟还搞些什么？”许卓然知林森言外之意，回答说：“望山干的都是国民革命所应干的事，容纳安那其和宣传安那其主义，是将来遥远的事，做得对不对，群众自能识别。”从这答话中可看出许卓然对安那其的态度。熟悉闽南地方情况的人，都知道许是老国民党人，在泉州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很长。在他生前，我始终不渝地尊奉他为领导者，正是在他的同情和默许下，我始能无阻地广事接纳并重用安那其的人来开展工作。

作为一种主义，安那其先天欠缺了完备的科学理论依据，它的信仰者也没有在一种严密的制度下组织起来。一个人如果和安那其主义发生了关系，那主要是在他的思想倾向上，换句话说就是他对安那其主义有了信仰，安那其主义者也就根据这一点，把他视作自己人，并在彼此间建立起同志的关系。就我来说，我虽被视为安那其主义者，但并没有通过什么人的正式介绍，也没有办过什么手续，无所谓参加不参加，只是某些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人知道我也有这种信仰，彼此间就心心相印了。1930年及1946年，我前后数次参加过李石曾等人在上海召开的座谈会，他们认为我是信仰安那其的，而我适在上海，就邀我参加了。我被邀请参加，并不意味在安那其主义者中存在着什么地方组织与中央组织的关系。他们对讨论的事，会前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讨论中，也没有定出具体明确的行事计划，只是几个人碰碰头，说到哪里，以后就做到哪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搞起来的。他们崇尚自由，无组织框框，甚至反对纪律强制等等。这正是安那其的先天弱点。

自1926年至抗战初期（这段时间，我断断续续在泉州，总计时间不上3年），泉州的社会团体，特别是国民党的晋江县党部，始终控制在安那其的人手里，所做的事情多与安那其有关，那是很自然的。先后在泉州主持事务的人员，被视为和我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少，其中主要的有张赖愚，袁国钦、郑健魂等，他们多数是外地人。一些地方人士如陈泗荪就责我不培养地方人，对此十分不满（陈长期任晋江中学校长，曾任国民党晋江县党部执委，后变为泉州CC头子），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所信任的多是安那其的人。

张赖愚，湘籍，早年在湖南搞工运，是国民党党员中的安那其主义者，清党时，在湖南被捕未获，跳车逃来泉州，初在总工会工作，后被选为晋江县党部执委兼《泉州日报》社经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泉州的事情均由他主持，他的影响力有时还伸展到泉属各县去。张后来就病死在泉州。

袁国钦，福建上杭县人，晋江县宣传养成所毕业，国民党员，被培养为安那其骨干，曾在县总工会任职，被选为晋江县党部执委。袁负责青运和学联会工作很久，能用世界语写文章。“闽变”后袁留学日本。陈仪主时创办县政人员训练所，其亲信、训练所所长沈铭训邀袁入所当教官（安那其主义者吴克刚、陈范予、郎伟等，亦被邀请为该所讲师）。李良荣主闽时，任袁为民政厅厅长。（在陈仪、李良荣主闽时，信仰安那其的其他一些人，如袁继热、谢真、吕尘心等人都得到重用）。

郑健魂，晋江县人，菲律宾归国华侨，国民党党员。我们早期组织农民协会时，他颇积极，因他倾向安那其，故介绍他到上海立达学园深造。郑以后在县农会和区党部工作。后被选为晋江县党部执委。“闽变”后，中央军入闽，郑健魂和张赖愚被军统特务收买。（张赖愚后来对我解释，说这是出于掩护安那其全部事业的需要。其实不然，象黎明高中终被封闭，他何曾起过“掩护”作用？）后来，由于袁国钦离开泉州，张赖愚病故，郑健魂从而长期掌握晋江县党部和《泉州日报》社，生活逐渐腐化，与一些CC分子和军统特务趋腥逐臭，做了不少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如非我们的培植，他未必能爬到那样的地位，对此，我们要负相当的责任。

从1926年至解放前夕的二十多年中，安那其在泉州这块小天地里，除经办的一些事业（如《泉州日报》、黎明高中、民生农校等）有专人负责工作外，一些社会活动，都不是由于组织的关系，而是由于个人一时的信念，自动干起来的。如有些人对文化运动感兴趣，就不但在文化部门中宣传安那其主义，还进行举办新剧社、世界语讲习会、读书会、合作训练班以及出版一些不定期刊物等活动，其活动范围远及泉州以外的地区。有许多事我没有亲身参与，而我直接参加的，多是较重大的活动或当时社会上发生的较重大的事件。但即使对亲身经历的事，或是因为时隔已久，或是没有经历全过程，我也不能谈得很详尽，如黎明高中虽然是较纯粹的安那其文化教育事业，我也只能谈谈该校开办的一些情况。

早期活动概述

要谈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活动情况，就要追安那其主义者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晚清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世界列强加紧略中国，瓜分和共管之声喧嚣一时，亡国之祸迫于眉睫。国内外有志之士奋起呼号，期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之中。孙中山先生组兴中会，提出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君主立宪，变法图强；李石曾、吴稚晖等则认为必须联络国际革命力量，方能遏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众说纷坛。时安那其主义已成一股国际潮流，李石曾、吴稚晖等投入其中，1908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报》。张继、刘师复等在东京与日本著名安那其主义者幸德秋水联系，在东京创办《衡报》（按：系刘光汉创办，在澳门出版），以宣传安那其主义为宗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李、吴、张、刘等均加入，他们联成一气，一面进行推翻清室的活动，一面宣传安那其主义。李石曾、吴稚晖的《新世纪报》言论，曾引起南洋一带同盟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后经孙中山先生亲自解释，才告平息。与此同时，刘师复从东京回粤，图谋暗杀清室大官要员，在制炸弹以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时，因失慎受伤就医，断去一臂，并以此受嫌疑被捕入狱。经党人多方营救，出狱后奔走香港，又设立支那暗杀团。同盟会会员谢英伯、陈明、莫纪彭等均加入该团。清将军满人凤山素以凶狠残暴著称，奉令来粤镇压革命，到任之日，即被该团炸死，清廷官吏闻风股栗。推翻帝制之后，刘师复解散暗杀团，辞去军政府职务，前往上海组织心社和安那其主义同志社，继续出版《民声报》（1912年创刊于广州，1914年移上海出版）及组织世界语学会，以宣传安那其主义，直到他病死为止（年仅31岁）。这时，安那其主义在国内传播颇广，在知识界和青年军官（特别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中拥有不少信从者，甚至在活动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等会党中，信从者亦有其人。安那其主义是由刘师复的系统传播到福建来的，初期有如下情况：

1918年，陈炯明的粤军占领漳州。陈为伪装进步，通过秘书莫纪彭的关系，引用刘师复系统中的一大批安那其主义者，如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等，来漳州创办《闽南新报》及其他刊物，宣传安那其主义，并提倡新文化运动及学生运动。此时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人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学会，在国内招考学生赴法留学。陈炯明视此为培养骨干的好机会，在漳州粤军所辖范围招考40多名学生，送往法国留学，但没有培养出对地方有影响的人物来，仅有一个叫林和清的（笔名林憾庐，是林语堂的三兄）对安那其主义有研究，曾任厦门《民钟日报》的编辑。1920 年春天，靖国军与粤军发生冲突，我作为地方代表，往漳州同陈润明商谈停火事，因得和梁冰弦、刘石心等相识。同年夏天，我在办出国（东渡菲律宾）手续，有机会再与梁冰弦等相见，并参观了他们主持的孤儿院，印象颇好。我把相从甚久的朋友陈佩玉，李清等人介绍给他们，请他们设法让陈、李在孤儿院学习藤科和印刷，拟作为回泉创办职业学校的准备。这就是安那其主义最早在福建传播的概貌和一些人事上的情况。

1920年夏，我到了菲律宾，适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笔名华林者，在菲《公理日报》任记者，大力提倡新文化和工人运动，并力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在今天看来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事，但在当时的菲律宾华侨社会中，这种主张却造成了强烈的震动。当时华侨店员每天须工作十数小时，小的杂货店要做到十五、六小时，星期日一般不休息。这样的提倡，当然得到广大劳动者的欢迎和拥护。但一般华侨资本家则把这看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竭力反对。那时菲岛华侨社会风气，还十分封建和闭塞，侨胞生活俭朴刻苦，就是发了财，一般还是如此。别说是跳舞，就是看电影，也要被人说是“败家子”。这在今天看来很笑话，但在当时是合乎情理的事。华侨店东们大多出身贫苦，他们是因祖国政治腐败、民生凋零才出洋谋生的。好不容易攒了一笔家产，就考虑要有人继承。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严禁华工进口，只有店东的子女才有继承店东财产的权利，才能向菲政府请求“调子字”。一张调子字要花五、六百元到千元不等。店东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也有由自已的亲朋戚友冒充的）来到菲律宾，就要花上这么一大笔的钱，而他们大多是向人借贷的。当时币值很大，要还这笔债，店东就要克勤克俭，至少要积蓄3至4年。以华林的提倡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店东们自然持反对的态度。面对困难，华林并不气馁，他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还扶植进步力量出而组织华侨工党，办起《平民日报》、新剧社，并设立了一所中学。经过斗争，华林的主张终于得到实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旅菲华侨多为福建人，尤以菲岛与厦门间交通方便，那里发生任何事情，很快就传到福建来。菲岛的这场斗争，对安那其主义在漳州、泉州一带的传播及安那其主义者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1921年秋，我和许卓然先后自菲回国，与黄展云，方声涛等在沪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目的是驱逐李厚基。我先入福建内地组织民军，继而张性白、沈应时和朱平之自沪来闽帮助我们。张等3人都是浙籍，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均系安那其信徒，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情，给我印象很好。此时，许卓然为扩大宣传福建自治，决定恢复前被袁世凯封闭的厦门《民钟日报》，为此函邀王雨亭先生（曾任菲律宾华侨工党秘书长和《平民日报》社经理）回国主持，并与我共同决定聘请前在漳州主持《闽南新报》的梁冰弦为总编辑，这是我与许不谋而合信任安那其主义者的开始。《民钟日报》一复版，即以崭新的姿态大露头角。报纸副刊由梁冰弦自己主编，积极介绍安那其主义学说。福建自治军进驻泉州后，我和梁冰弦等一班安那其朋友在厦门会晤，谈论时局。大家认为，这次虽然达到了推翻李厚基的目的，但福建新的统治者亦是北洋军阀，换汤不换药，自治运动显然是失败了，必须再来一次彻底的、根本的改革。我把大家的见解对许卓然说了，许亦有同感。我们认为要搞好革命，就要从头做起，很好地训练出一批新的干部，建立起一支新队伍。因此决定创办一个干部训练所，并决定由我兼负这一工作。这时（1923年），许卓然领导的自治军已改编为东路讨贼军，其下有三个统领，第一统领是陈国辉，第二是王振南，第三是我。以当时情况复杂，许的司令部不适宜直接办理训练所，而这时我与许卓然的关系已是不分轩轾了，所以他把这任务交给我。王振南对许卓然也绝对服从，亦有对部队加以改革的愿望，许卓然便将我部能力最强的副官沈应时调充王振南的帮统，以整顿王的队伍（沈以后在黄埔任教官，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与何应钦各任新军的团长，后来要改编成师，师长属何或属沈还未决定，沈忽被人下毒药而死。此事曾哄动一时）。张性白被调任为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这样，我的部队已感人才不够，干部训练所更缺骨干。因此，我央托梁冰弦替我物色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军事人才。他介绍郑文湘（广东讲武堂毕业）来当我的帮统，又介绍好几个人来当训练所的教官。干部训练所所长由我自兼，教育长由郑文湘兼任。我们为造就一批有政治头脑的干部，由梁冰弦根据安那其主义精神编定10条大纲（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再按大纲编成讲义，对学生进行精神训练。为谋训练所经费独立，我们办了一个造币厂，制造毫币（角币）。由梁冰弦转托广东机器总工会设计制币机，并物色技术工人。该会是安那其主义者领导的，他们认此为共同的事业，答应帮我们的忙。这时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局面，讲文有厦门的《民钟日报》，讲武有设在南安官桥漳州寨的干部训练所，大家兴高采烈，干得很起劲。但为时不久，局势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因许崇智在东江与陈炯明作战失败，我部奉调支援，行至闽边界时，遇臧致平、何成浚两部败退，我们也退了回来。遭此挫折，设在南安的训练所因地盘改隶，不能照原定计划续办了。但所培养的一批学生（如李良荣、梁龙光等），仍和我们保持密切的关系。李良荣转入黄埔军校后，在广东的安那其主义者继续与他联系。后来从国民党晋江县党部所办的宣传养成所毕业、并成为安那其基层骨干的一些人，就是由李良荣、梁龙光两人一手培养出来的。

组织农会消灭三点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人民有冤无处诉，泉永一带就有一二狡黠者，以三点会为幌子（按：此时的三点会与源于清末洪门会的三点会并无联系），用疏财仗义等手段诱惑一些人入伙，渐而新蔓延，成了继民军之后的又一地方势力。三点会之穷凶极恶有甚于民军，民军还择肥而噬，三点会则无孔不入，不论贫富，强迫入会。入会每人一般要交10.8元（侨客富商还不止此数），以后每年还要纳5.4元。如不入会，不知暗号，出门时就会受到盘问、勒索，甚至有被劫、被杀的危险。真是荆棘满途，寸步难行，还在孔昭同统治时期，就有不可收拾之势。1927年春，何应钦部悉数调往北伐，泉永一带仅剩下驻防军周瑞芳一个团。该团系由北洋部队改编而成，人数不足，要维持数县治安，力有不逮。因此三点会肆无忌惮，其活动更形猖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和三点会斗争。为此，动员宣传养成所全体员生参加宣传组织工作，同时规定凡要参加农民协会者，须先办理登记，诉明有无参加过三点会，如有，须经农会审查。农会把三点会会员分作压迫者（骨干）和被压迫者（胁从）两类，如系被压迫者，即准入会，并加以保护。规定一经宣布，农民纷纷向农会登记，声明脱离三点会，请求参加农会。我们采取这个措施还不上4个月，三点会的头目就完全被孤立了，有6个大炉主（头目）被击毙，其余大多逃往外地或出洋。号称在晋南拥有数万之众的三点会基本上被消灭，农会也由此建立了强固的基础。这件事说明，人民的痛苦只能由人民自己团结起来去解决。不久，我和许卓然因清党案被迫离开泉州，奔走活动以打倒新编军，省方竟派高匪为国来泉清党，并调郭凤鸣师来泉镇压。晋江县党部被迫暂迁入农村，跟他们对着干。三点会分子死灰复燃，趁机在泉州大肆活动。泉州市内商民因无自卫能力，竟请三点会头目陈桂林组织所谓市卫队，来个以毒攻毒。但此举无异饮鸩止渴：三点会凭藉市卫队的合法名义横行无忌，奸淫掳杀，无恶不作（市民谓之“市虎”），使泉州市变成恐怖世界，在沿城荒僻地方和一些枯井里，时能发现被残杀者的尸骸。为使乡梓解脱市卫队之祸，在我随十一军南下抵泉、许卓然亦由厦返泉之后，我们和十一军某师副师长张世德一起计议，决心消灭市卫队。当即决定由许卓然责成陈昆对陈桂林敷衍周旋，勿使惊逃；一面示意黄子镇在家设宴请陈桂林饮酒、叉麻将，以机捕之。夜半之时，我带张副师长护兵4名突至黄家，将陈桂林捕获，同时由十一军分头将市卫队各分队全部围捕，共捕六、七十名。翌晨，张副师长亲自审问人犯，并邀我和许卓然参加，一直审问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这时，竟有人以现金2万元秘向张师长行贿，请求释放，张拒绝。嗣将陈桂林等14名罪恶昭著者予以枪决（其余全部释放），全城群众欢声雷动。晋江三点会之患，至此终于根本解决。

晋江县宣传养成所的创办

1926年冬，北伐军行将入闽，黄埔军校派余景祥等 7个闽籍学生（原是我们创办的干部训练所的学生，后转入黄第 4期毕业）先期回闽活动。他们找到我，要求我帮助他们潜入内地活动，我应允了，随即先在晋（江）南（安）惠（安）一带开展工作。约过一个月，北伐军就到了泉州，我被派为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主任（以下简称县党部），我们组织了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农民自卫队。鉴于过去民军化的教训，决心尽速培养一批合乎革命需要的干部，于是仿照从前创办干部训练所的办法，在县党部名义之下，设立晋江县宣传养成所。所长由我自兼，下设政治、军事两科及秘书处等。政治科由梁龙光负责。梁是我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对安那其学说有较深的研究。军事科决定电邀李良荣回来担任。李前在干部训练所学习时，对安那其很信奉，后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排长，连长，北伐军攻下南昌后升任营长，此时因作战受伤在南京就医。我其请长假，回入所负责军事训练。其他区、分队长，则由上述的余景祥等7人充任，他们过去在干部训练所学习时，就受到了安那其的影响。政治教官贾祝年系周瑞芳团的党代表，北大毕业，是安那其的同情者。秘书处处长黄哲真刚从上海民治大学毕业，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见解。由于思想的基本一致，养成所的教职员相处得很融恰。开学时，有初中毕业的学员130余人，分作两队，每日上课8小时，政治、军事课程各半。学生制服、膳食由所供给，每人每月另给2元零用钱。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应致力于促进国民革命的成功，所以把《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列为政治科的主要课程，至于安那其方面的书籍，则只供作课外读物。

开学数月，诸事渐上轨道，不意员生正同县党部人员下乡宣传、组织农民协会之际，忽然发生“清党”事件。省方因我没有按照命令拘捕政治监察署人员，认为我有意袒护共产党，由新编军军长谭曙卿下令通缉；又以驻军周团和我们互通声气，把周团调省（周团抵省后，即被改编），另调新编军第一师郭凤鸣来泉接防。接着，又以我不赴省就福建省清党委员职，省方复派高为国为晋江县清党委员。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在许卓然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为了保全宣传养成所，由许卓然向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商借厦门虎头山为宣传养成所所址，继续办学。上课约七阅月，到十一军入闽解决了新编军，我被福建省政府委为泉永民团编练特派员时，才把宣传养成所迁回泉州，并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因迁校影响，毕业生只有80余人。其中如袁国钦、袁继热、谢仰丹等10余人，被陆续选入黎明高中深造，成了意志较坚强的安那其主义者。宣传养成所结束后，李良荣暂时脱离军队生活，径往上海动大学农学院深造。

黎明高中和民生高农

1928年，在泉州的一些安那其朋友，一直提议创办一个完全中学，把它作为教育与文化的活动中心，但因驻军换防及其他阻力，未能实现。翌年初许卓然到泉时，我和他谈起此事，他很赞同，认为在泉永7县10余所中学中，除一所省办高中外，仅集美和培元办有高中，而集美因交通不便，学生负笈为难，培元则宗教色彩浓厚，为泉永地区学生升学和培养安那其种子计，均有创办高中的必要。旋经许卓然、梁龙光、杨逢年（代表张贞）、叶青眼、李爱黄、陈清机和我等7人共同讨论，一致同意开办一所高级中学，定名为黎明高中，并随即组织董事会，推梁龙光等负责筹备。经费方面，将在闽南靖国军时期由公积金项下所购泉安汽车公司一笔股票2万元，由保管人许卓然、张贞、李爱黄、叶青眼、陈清机和我登报过户，拔充该校基金（后又从得利中继续拔给，使基金增至5万多元）。张贞、叶青眼和我均系泉安汽车公司发起人，因从自己的红利和股息中每月固定支拨500元为学校的经常费。不敷之数由董事临时筹措，暂不向外募捐。人才方面，这时在泉的安那其主义者不少，办一个中学，教职员都不成问题。大家认为，既然是办高中，就一定要注重质量，使达到理想的标准，因此决定鉴于泉永各地的初中毕业学生程度未必合乎要求，必须先设立预备班，招收入校的初中毕业生在补习一学期后，方能正式进入高中一年级，且不收插班生。可见当时对生源素质要求很高。第一届预备班招考录取初中毕业生30余人，同时从宣传养成所毕业的学员中选取若干人（都是信奉或思想上比较接近安那其的）作为学校的骨干。所以黎明高中学生一开始参加社会活动，便显得很活跃。预备班开学后，梁龙光往上海，拟聘沈仲九（铭训）任校长。沈因劳动大学事不能来，转介绍云南张景，张亦不能来，最后介绍吴克刚为副校长（吴是法国留学生，为安那其主义者），梁龙光仍兼校长。黎明高中所聘的教员，一般颇具资格，学有专长者不少，为此大力充实图书及理化仪器等设备。以原宣传养成所的教室、宿舍仅可供置放图书、仪器及教员办公之用，不得不临时搭盖草房暂为宿舍和课堂。泉州各界代表大会特议决，将崇正书院院址及米粉埔荒地约30亩，拨赠黎明高中为建校基地。我和许卓然计划，俟学校立案完成、办学稍有成绩后，两人中之一人即前往南洋募捐。不意此时省教育厅说我们的课室和宿舍都以稻草搭盖，且师生着短裤、扛锄头，参加各种劳动，“不像一个学校”，不准立案，因此建校一再延迟。1930年夏，董事长许卓然于厦门不幸遭暗杀，我忙于进行缉凶及行政诉愿，出洋捐事遂寝。事虽多艰，但经师生一再努力，终将草房改建为木构瓦房。

黎明高中虽是同仁戮力创办起来的，但建校还不到两年，即以连续发生两次校潮而伤了元气，这与校中师资情况不无关系。黎明的教员多信仰安那其主义，以新剧是宣传之利器，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尤着重戏剧的演出。（教师中有两人情况较为特殊。一为台湾人蔡乾，另一个是郑英伯。前者是台湾早期的共产党员，是我和梁龙光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两人入校教学都属政治避难性质，在校没有什么活动，只教一个学期就离开。）有些教员本身就是剧专家，如邵惟是专门研究舞台艺术的，周夷白对新旧剧都有研究，吕展青（即吕骥）是音乐专家，再有一些文艺爱好者的配合，戏剧演出之开展具条件，所以一开始就排演有安那其色彩的俄国大型剧《夜未央》。排演一久，其中主要的两个男女演员竟然发生恋爱，对此如何处理，同事之间颇生意见分歧。终经梁龙光校长采取措施，男教员某君离校，一场风波始告平息。不久，随着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安那其主义者如巴金、朱洗、卫惠林、叶非英、陈范予等先后来校任教，且其中有的资历很高。梁龙光认为学校人才济济，自己可以腾出时间出国深造了，就将职务交副校长吴克刚代理，请假到日本留学。不料吴克刚与教务长姜种因等因思想分歧（姜系专门研究教育学的安那其主义者）而积不相能，渐而互相排挤，大有你留我去，你去我留不两立之势。梁龙光闻讯自日本赶回，亦被卷入旋涡，演成不可收拾地步。结果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等离校。这时叶非英（叶情况见下述）已在平民中学任教，颇有权力，欢迎吴、卫、陈到该校去，一批拥吴的学生也跟着离校。当时我因许卓然被刺一案，不时往来于沪、杭之间，且因泉州驻军又系陈国辉所部，与我不利，故虽闻学校分裂，却不能返泉以尽己责，但对此深为愤慨。当初创办黎明高中时，大家希集国内安那其一些专门人材，把学校办得好好的，而今竟有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实在太不应该！这时庄希泉先生接办上海泉漳中学，我同庄商量，请泉漳中学尽量收容黎明高中离校学生，结果有数十人转入该校。经过一段时间，在梁龙光与教员学生的努力下，黎明高中也整顿好了，继续上课，十九路军入后，我才回到泉州，大家倾谈一切，都以大局为重，始和好如初。这两次校潮使黎明高中深受打击，出洋劝基金和扩建校舍都没有进行，这在客观上虽与时局的动荡有关，但校潮影响了办学的热情和勇气，更是主要因素。

1934 年夏天，黎明高中终被封闭（存在仅5年余）。建校伊始，黎明高中即把实施劳动教育作为教育的基本主张之一，劳动课程之设置始终不缀，并深受学生欢迎。但也因此与所谓“校舍简陋”一道，被教育当局作为借口，一直未予立案。建校以来，除掌握学联会外，师生积极编演新剧，举办世界语讲习会、合作社训练班等等，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泉州有矫然不群之势，深为教育当局所忌讳。因此，黎明高中虽在培养人才上不乏成绩，但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终逃脱不了被封闭的命运。

1929年冬（或1930年春），安那其主义者叶非英等多人来泉，时黎明中学教员已满，容纳不下，故叶非英虽入校，但未正式担任课程，只有时替朋友代课，或对学生演讲及帮助学生实习。不久叶由人介绍给平民中学校长苏秋涛，入该校为义务教员。那时平民中学情况相当困难，但叶是个道地的安那其主义者，只要给他以接触青年和宣传安那其的机会，他就不计较什么待遇与报酬，因此颇安于义务教员之位。叶没有家累，生活简单，做事认真，每天经常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深得同事和学生的好感。叶入校不久，就有左右校政之潜力，黎明高中校潮时，一部分安那其主义者如陈范予等人退出，就由叶非英引入平民中学。这时，平民中学的安那其色彩，甚至比黎明中学还浓厚，两校可说是兄弟校。这段期间，我和平民中学没有什么关系，其具体情况不大清楚（按：平民中学原名平民学校，创办于1924年，是在提倡教育教国、推行平民主义教育这一思影响下创立的）。黎明高中被封闭经年后，1936 年秋冬之间，我由上海到泉州时，平民中学因未立案已被取缔停办，员生星散，校董会决定将其改办为民生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我很赞成，就把前由各界拨赠黎明中学筹建新校舍之用的崇正书院及其附近荒地近30亩，转赠该校作校址，黎明高中留下的课室和未完工的宿舍骨架，也赠给他们。友人伍泽民捐献了一笔人家送他的祝寿金，我又添筹若干（按：秦望山此时是该校的董事长），买下东门外90亩荒地作农场。民生农校有个特点，就是师生很团结，大家自己动手，建成若干简陋课室和草房宿舍，并于课余共同劳动，把我们购赠的荒地全部开垦起来，以生产所得抵充伙食杂费之用。由于师生合力办校，学校籍此度过了抗战的艰难岁月。这期间，他们组织歌咏团、歌咏队，提倡小先生制，并联络青年和小学教师深入农村，进行发展妇运和组织读书会等活动，其影响遍及闽南各县。叶非英还与姜劲风（姜种因之弟）等合办《大众》半周刊（四开版，每周二张），自兼发行人。刊物主要报道各地抗战消息，发表时事评论，并揭发一些人积走私大发国难财的黑幕，如抨击南安县县长颜德桂的丑行（该刊因此被禁入南安县境内），把西北镇镇长、恶霸吴友根的劣行公之于世（社址因之被泼粪，吴解放后伏法）。刊物虽系半周刊，但因敢与地方恶势力作对，同时登载一些具有安那其色彩的文艺作品，所以很得社会上一些人的欢迎。

梁龙光再来泉州主持海疆专门学校（按：该校创于1944年，1946年迁泉州）时，叶非英又介绍一大批有安那其倾向的学生入该校肄业。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能写作，常为《大众》撰稿，从面大大充实了该刊的内容（《泉州日报》的副刊也由该校学生担任编辑）。菲律宾光复后，我自菲返国，滞留重庆、上海两地，迟至1946年才回泉州，深为民生农校的刻苦经营及其民主精神所感动。抗战胜利后，外来的安那其主义者纷纷离泉，有的变节，沦为军统中人，而叶非英仍埋头苦干，赤手坚持工作。我决心支持他们，同意他们把民生农校办为高级农业学校。我由菲返国时，承朋友馈赠美金3万多元，这笔钱大部分已投入福建建设公司为股份，不能取出，为应他们争取早日建校的要求（他们已不及等待出国募捐），便把这笔股票抵押现款美金一万多元，给该校作建筑经费。嗣又买下涂门外的400亩荒田以扩充农场，并建一座水闸控制水源。这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掘擂欲坠。有人说：“共产党就要到了，你们还搞建设，是何用意？”叶非英说：“教育事业，不问哪个政府都需要。”他们顶住非难，致力办校，校舍和农场的规模比初级农校时扩大了许多。他们还集中精力办好两件事：一是改良水稻，扩种南特种，二是培养或改良猪鸡品种。办这第二件事花了很大力量，如向福安购回3只纯种波支猪为种猪（到解放时繁殖到数十只），登报招揽为母猪配种的业务，每次只收2个鸡蛋（给种猪吃）。又以上海的九斤黄公鸡与本地的白绒母鸡交配，育出新种鸡，此鸡肉嫩易长，取名“民生鸡”。因波支猪猪种难得，须有专人照看，就委托由广西逃来避难的莫某负责经营（据闻莫曾做过共产党的纵队司令，失败后携一子匿在民生学校，大家只叫他老莫）。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民生高农改为晋江专区农业学校，扩充了规模，校舍比前扩大几倍，面貌焕然一新。

安那其分子与泉州工人运动

北伐军入后，在政治监察署和县党部一面斗争、一面合作的情况下，泉州工会组织发展很快，具有相当的规模。“清党”之后，因人员分散，工会活动曾停顿一时。到十一军入解决新编军之后，晋江县党部一班人员又复重来。宣传养成所也由厦门迁回泉州，其中一部分毕业学生，被派参加整理工作。因“清党”影响，外地安那其分子纷纷避来泉州，其中大部分人亦被安排在总工会工作。这些人对于工运较有经验，对工人也较有感情，因此，很快就完成了总工会的调整改组工作。张赖愚、陈君冷、王天均等负责总工会后，运用安那其一套理论和经验，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以后，养成所出身的袁国、袁继热、谢宝儒、谢仰丹、王一平等人就逐渐被提为骨干。总工会领导下有店员、码头、搬运、人力车、建筑、五金、机器、汽车、渔业、瓦、丝竹和印刷工会等十几个工会，会员发展到6、7千人。工会组织在泉州群众运动中起了中坚的作用。例如：五金工会一个工友，被庆丰金铺老板打伤，五金工会全体会员即游行请愿示威（按：游行示威导因于庆丰金铺用生产压工人，不让参加工会，并雇用外地工人，工会代表与其说理时，企图逮捕2名代表）。商民协会则维护同业利益，以罢市来对抗，事势发展，几酿械斗。县党部出而召集总工会和商民协会协商解决，结果，由庆丰金铺登报道歉，并赔偿工友损失及医药费用等。在陈国辉部驻泉州时期，渔会与鱼牙行发生冲突，鱼牙行凭恃陈国辉势力，将渔会干事谢宝儒掳去沉海灭尸，以为用恐怖手段，即可压服对方。但渔会并不屈服，在袁国钦领导下坚决进行斗争，最后由总工会与鱼牙行订立条件解决。此外，汽车工人为反对泉安汽车公司的剥削压迫也进行过两次斗争。第一次是汽车工人要求改善待遇，酝酿罢工。第二次发生在中央军入闽之后，此时黎明高中已被封，安那其分子有的被捕，有的被分化收买，总工会呈现瓦解状态，但汽车工人愤于汽车公司的无理压迫仍奋起罢工。公司驱使其护路队枪杀了一个工友，工人还是坚持斗争。在工人的斗争和舆论的压力下，终以资方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某些条件而了结事端。

创办《泉州日报》和大道印书局

1930年，泉州驻军调换频繁，社会不安。到了民团将高为国股匪驱出泉州市后，我们深感地方极需一个言论机构，乃有了创办一份日报的打算。鉴于泉州过去所办的报社没有一家能存在一年以上，我们决定妥善计划，稳步进行，先组织《泉州日报》筹备处，俟各项事体就绪后始正式出版。嗣从民团内拨出一笔经费交县党部作出版费用，由县党部罗致对新闻事业感兴趣的人，先尽义务，分担编辑、采访、发行的工作。泉山书社为报社义务印刷，仅收成本。开始时每日出版四开一小张，向各界赠阅数天，颇受欢迎，订报者纷涌而来，短短几天间，订数即达数百份。于是举张赖愚任经理，积极经营，发行量很快就超出一千份，且一直上升。为应需要，乃自置印刷机，改为每日出版四开二小张。后以发行量上升不辍、达到2000份以上，又改四开为对开，改每日出版二小张为一大张，旋又改为一大张半。此后不久，再由一大张半改为二张，成为正式大报，发行量升至3000多份，至于沪抗战爆发，一跃而至7000多份。此后保持日出版4000份左右的水平，畅销兴、泉、永十多县。自创办以来，事业稳步前进：采《民钟日报》自给自养办法，经费逐渐自立；且仿《民钟》精神，以言论独立，新闻务求翔实，不受任何方面牵制为编辑方针，取得较好效果；报社的设备也随着营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报纸副刊由安那其主义者如陈范予、潘柔仲等先后担任编辑，尽可能多地编发具有安那其色彩的文章。那时，黎明高中人才荟萃，多所投稿，得无稿源乏之虞。至省市新闻、中外新闻的编写也容纳其他方面的人物，如李又、朱少稀（据说他们还是共产党）等，他们担任新闻编辑时间很长，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1934年中央军来泉后，顾虑到报社有随时被封被占的危险，为保持言论自由独立的精神，乃将报社与印刷所分开，另立大道印刷所，独立营业（报馆与印刷所间签订代印合同）。到抗战爆发前夕，大道印刷所已发展到具有完善设备的印书局水平，可以承印书籍。厦门论陷后，泉州各机关令散，时已迁治水安的福建省政府需要一个设备完善的印书，大道印书局因而迁往永安营业。在这段时间，张赖患病死，经理职务由张妻张人任继任，印书局的设备和财产竞被浪费侵蚀。抗战胜利后迁回泉州时，所剩财产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损失至为惨重。

两次抗税风潮

1937年春，省财政厅厅长徐桴把晋江的契税交由捐盗陈受禄承包，全年包额为12000元。陈别出心，不按契税征收办法，将晋江分为6个区，按区设局，各局设警备队，由局派队按乡摊（每乡200——1000元不等），勒迫各乡长照认后，自行匀摊，不论有无不动产均须负担，合计全县派款额达数十万元，人民呼告无门。事关人民切身利害，我们忽能不理，于是由各区党部和农会领导，组织农民同时发难，将各区办税人员和警备队全部围捕缴械，并将总局长陈受禄逮送县政府，搜出的有关信件及契税收据等，亦汇缴县政府，交地方法院究办。消息传到福州，颇具做官经验的徐桴怕事态扩大，乃不采官方施压手段，而用私人名义打电报给我，为陈缓颊。我以此案已由县党部将人证物证送县政府转至法院，电复请他径向法院交涉。后此事以法院判陈受禄有期徒刑作结，这是第一次抗税风潮。

第二次发生在1933年夏季、蒋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期。晋江县县长高垣（曾任十九路军第61师毛维寿部的副官长）袭陈受禄故伎，以契税名义，要在晋江筹款200万元。高首从泉州商户下手，内定城区额数为40万元，且急如星火，数周之内即征收现款20余万元（根据高后来在《泉州日报公布的数字），商人叫苦连天，但不敢罢市，只半掩店门，高对此熟视无睹。对高的劣举，袁国钦等愤面不平，乃领导学联会带头反对，集合约400名学生包围县政府，要求高垣出来讲话。适十九路军某师师部就在县政府隔壁，见学生包围县政府，即派一连人包围学生，双方相持不下。高垣要学生推出代表商谈解决，当时有的学生暗藏手枪，即推带有手枪的8人为代表入内见高垣。双方辩论至为激烈，顷之，学生代表忽一起亮出手枪，厉声说：“军队在外面包出我们，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和你同归于尽！”高垣吓得魂不附体，当即答应两条办法：一是全县契税暂停征收，候省政府解决；二是将已收的现款帐目，即日在《泉州日报》公布。高垣亲手签字交学生代表。之后，学生代表挟持高垣散包围学生的军队，从容整队而归。高垣认此事为莫大的耻辱，竟迁怒于我，联络德化，永春、安溪等四县县长和厦门公安局局长，联名密向蒋光鼐主席报告，说我是蒋介石的大特务，阴谋部署党羽当福建20个大县的县长，现已得了 4县，即南安（叶菘生）、惠安（梁龙光）、海澄（黄哲真）和连江（康子澄）说我利用陈耀琨控制全省党务且已经实现，还说我从前反对民军，现改变方针，在鼓浪屿与高义联络，等等。最恶毒的是，他把我们收的台湾爱国人士蔡芳泽、简玉峰、卢碧镛等5人指为汉奸，加我以勾结汉奸之罪。其实蔡等当年是台湾民众党执委，遭日人侦缉，因听说泉州曾发生过将所扣留的日本船只上的台湾人予以释放之事，才逃来泉州找我们。他们抵泉后，本其所长，组织“舆地学社”，曾为我们测绘五万分之一的各县分图（当时已绘制好晋江、南安两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他们曾设法将台湾良种蔗苗运到泉，是为台蔗入泉之始。但高垣不顾事实，逮捕了蔡芳泽等人和舆地学社的20几个职工。蒋光鼐根据高垣的密报，电令严密监视我的行动。省政府机要秘书陈伟怕我到泉州被高所害（陈和一些安那其朋友关系很好），火速通知陈耀琨理派人告我勿往泉州。我想这件事非弄明白不可，适陈铭框自粤来，我即写信给陈，告之以十九路军一些师、旅长和其他高级官佐的不法行为，请他对此加以注意，以使该部的光荣历史和声誉免受玷污和损害。陈收信后认为，如果我确有阴谋，就一定不敢、也不肯坦率揭发这些军官的短处，于是立电晋江县政府和厦门公安局转电给我，说他将于某日同蒋光鼐主席经厦返粤，嘱我在厦门电报局见面。我如约在厦门和他见面，被邀往虎溪岩午饭，倾谈一切。结果商妥晋江县契税问题，当以区别商店和住宅出租和自用及改订税率的办法予以解决；被捕的蔡芳泽等人和舆地学社职工由我担保释放，这一场风潮始告结束。

破除迷信推翻神权

清末，泉州及所属各县曾连续数年流行鼠疫，死亡甚多。时政府腐败，无能为力，人民呼号无门，转而求诸神佛，神棍趁机作祟，铺张扬厉，久之，“王爷宫”之类的庙宇神随处可见，“纸王爷”之类的偶像无从计数。1923年我驻防石狮时，一方面组织卫生局发起灭鼠运动，一方面大举烧毁纸王爷，派队拆毁当时拥有无上权威的许新街的康王爷宫。城外王爷“神威”稍煞，但城内依然如故。1924年，北洋军阀卷土重来之后，城外的神棍复大肆活动。当时我患足疾（关节炎），许新街的神棍籍此造谣，说我因毁了王爷的“金身”而遭罚，被神兵施以剧刑，足已残废，云云。信之者众，王爷淫威一时复炽。1929年，我们在泉开展各项运动，破除迷信亦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由学联会带领学生进行。当时泉州有4所神庙香火最盛，通准庙，供奉关圣帝君，最为善男信女所崇拜；富美王爷宫，供奉萧王府（萧何）；奇仕宫，供率三夫人妈；玄妙观（也叫天公观），供奉元始天尊太乙真人。每至时疫流行，常有人抬着偶像上街为病者求，沿呼喊病者姓名（即招魂），声声凄厉，深夜闻之，毛骨惊然。致连男女婚姻、经商远行之事，亦到庙祈祷。有些死者家属还请抽鸦片的道士超度亡灵，闹得乌烟气。大家认为，要破除迷信、扫荡神权，就要以那4所香火最盛的神庙为重点，捣毁一切大大小小的神像。为防范神棍流氓生事阻挠，特联络杨逢年旅的青年军官（如沈向奎、王维明两位营长），请他们也参加行动。部署既定，即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城里城外同时动手，一天之内，除通准庙和奇仕宫的关帝、三夫人神像被人抬走匿藏（因运动规模大，风声走漏）外，其余都被我们毁尽。事后，神棍流氓虽谋机动，但不得逞，什么关圣帝君、三夫人也从此失去了威灵。

朝鲜和日本安那其主义者在泉避难引起的事件（1990）

1927年，全国各地较有革命性的青年，普遍在“清党”中受到迫害，安那其朋友也不能免。是年冬，我任泉永二属民团编练特派员，会同十一军肃清新编军残余。时福建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特派员辖地晋南一隅（晋江南部与南安东南部）是许卓然和我长期活动的根据地，较为自由，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安那其主义者因而将泉州视为“世外桃源”，相率奔走来此。风声所播，致连朝鲜革命党人金九先生的一些和安那其有关系的部属及朝鲜大学教授李又观等诸人，均相率而来。日人岩佐八郎先生为逃避本国政府的缉捕也逃来泉。岩佐八郎为日本著名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的高徒，因大杉荣被日政府杀害，岩佐在日不得安居，乃偕一逃避兵役的青年潜来中国，匿在上海劳动大学（系安那其主义者李石曾等所创办的教育机构）教书，被日政府侦知，拟加逮捕。事为劳大当局发觉，遂将岩佐等二人送来泉州（当时有轮船航行于泉州、上海间）并介绍给我们，请妥予保护。此时民团特派员公署设在泉州左文襄祠，我们就安置他们在祠内居住。岩佐日在室内翻译其《法国大革命史》一书（由法文译成日文），从不外出，居未逾月，不知如何竟被日政府侦知，由厦门日领馆派日警12人化装秘密来泉监视。日警住观东巷大观旅社（距左文襄祠不过数十武），着长袍马褂，身带短枪，日夜监视，伺机对岩佐下毒手。某日，日警中有人正在暗中洗擦手枪，被旅社工友看见，当即报告总工会转告我们。但我们会同公安局前往侦捕时，日警已先逃了。当时我们思想麻痹，以为抓不到就算了，没有特别警惕。而日人则以泉州竟成为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避难地而至为注意，侦骑因即四布。过了数周，朝鲜人李箕焕（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因不愿在蒋介石军中工作，与李又观同来泉州，我们把他安置在民团编练处工作。不久，李箕焕因公赴厦门，为日人侦知，被日警逮捕，押鼓浪屿日领馆拘禁。适我当时正居鼓浪屿（十一军回粤后，泉州由海军陆战队林寿国旅接防，林旅系由仙游民军改编，我以反对民军，不愿与林合作，故离泉暂住鼓岛），闻悉此事，立即向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及各团体报告，各界闻讯，群情愤怒，认为厦门并非租界地，日人不得擅在我国土捕人，侵犯我警权，公推代表请警备司令林国赓向日领严重交涉，并要求将李箕焕送交我国政府处理。各报舆论对此大为关注，《民钟》、《江声》两报且特发号外。但日人置之不理。事在僵局中，泉州同志多人来厦，谓朝鲜同志要求我们采取紧急措施，包围日领馆，抢救李箕焕。议论未决，日领有所风闻，竟于是夜将李箕焕移下日舰，越早驶离厦门。各界闻讯大哗，认为日人此举是侵犯我国主权的严重问题，遂即召开大会，决议即日罢市、罢工、罢海，竭力抗议。一面通电全国各省市，一致主张，请政府严重交涉，要求送还李箕焕，保障国权，不达目的绝不甘休。一面重整反日会（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后，厦门建有此组织），号召抵制日货，通电全国一致行动，首得汕头热烈响应，上海继之，全国各地亦普遍响应。继五三济南惨案之后，全国抵制日货运动又复炽烈，出乎日人意料之外。

日人为打击泉州抵制日货运动，虽明知泉州非通商口岸，竞恃强勾结商，由台湾贩载一大机帆船日货，插日本旗，威风凛凛，驶入泉州港内新桥溪卸货。此举不仅是对我抵制日货的挑衅，更恶劣的是，它违反通商条约，侵略我国内河航行权。泉州反日会立即将日船和船上全部货物及船员扣留，旋将船员中的11个台湾人释放，留下7个日本人。岩佐此时尚在泉州，亲自用日语讯问船员，并训斥说：泉州非通商口岸，你们不该做帝国主义走狗，侵犯中国主权，现自取其咎，要好好服从看管，不要加重罪戾。厦门日领料想不到泉州人民竟敢捋其虎须，遂即电告福州日领向福建省政府交涉，要求释放船、货和人员。遗憾的是，在日人无理要求面前，省府不但不据理抗议，力争主权，反而服服帖帖地电令林寿国旅长向反日会提人释放。反日会一面坚决拒绝，并要求省府据理力争，以保主权，一面将日人移交民团看押，同时，电厦给我详述情况。那天，适万年芳来找我，我询他能否替我往泉州一行，他欣然答应。我即写一信交他，请他代表我往见林寿国，告之曰：泉州非通商口岸，日轮根本不得进入，况该船无牌照，亦无海关单等手续，船上日人也无领得旅行我国内地的护照，均系蔑视我国主权行为，可作海盗处理，省府应当据理抗议。如不肯负责力争，可作地方事件，让反日会直接处理，不要为虎作伥。（方声涛时代理福建省主席，他与许卓然和我均有相当历史关系，许卓然那时在南京，方本可和我直接商量对付事件办法，但他竟没有一字给我，却一味打官腔，责令林寿国提人释放。方自己可能也明白释放日人是不合理的事，但觉得不好向我说，怕有伤感情，于是通过林寿国交涉处理。他既如此，我也就通过林寿国应付他。）林寿国接到我的信后，据情转告省府，省府仍不改变态度，一再严电林旅，一定要提人释放。我们认为绝不能无条件释放违法日人，致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内河航行权的后患，因此，我一面向省府辞去民团编练特派员职，同时在厦召开泉永各县民团代表会议，成立泉永二属民团联合办事处（选我为正主任，永春郭祺祥为副主任），一面派宣传养成所学生林而南等负责将日人移禁晋江县南门外乡村。因林旅侦索甚紧，我们又将日人由海道移往惠安崇武民团拘禁。林寿国企图利用惠安土匪李发、杜建攻打崇武，我们又把日人押回晋江禁闭，声言如追索不已，要将日人当作海盗杀掉。林无奈，派副官长张兆焕来鼓浪屿找我，威胁利诱兼施，先说可罚日人一笔巨款，数目若干，可以商量。我笑说：你们把我们当作绑匪吗？要知道这事关系国家主权，非金钱所能解决。张又说，你现在住在鼓浪屿，如提出太苛刻条件，事情不能解决（当时有人主张将日人交换李箕焕），于你恐怕不利。我说，世上自有公理，个人没有什么可顾虑。张又说，老方（指方声涛）怕此事不结束，会造成严重外交问题。我说，现在帝国主义在福建呈均势相安局面，日本未必敢为这事开兵来打福建。张说，他此来系就这件事负最后解决的责任，希望共商一个可行办法。我看他出言坦率又略带窘态，乃告诉他，依泉州群众意见，最低条件，必须日领亲自到泉州道歉，保证今后绝对再无这类事发生，这样，就不必附带其他任何条件，把日人释放交日领带去。张颇然我见，答应即将情转报省府。但后来日领未亲来泉州，仅在厦门向警备司令林国赓表示“日商有错误，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林国赓即据情转报省府。前此，泉州反日会将日人交给我们看管，我们视为义不容辞；但由养成所学生负责看管，既怕其逃，又怕其死，以历时已久，继续看管下去实有困难，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日领虽未按条件行事，但他既已在林国赓面前承认日商有错，可以适时结束此案，将被扣日人押回泉州释放。不意押送队伍尚在途中，林旅将民团秘书、朝鲜人李又观捕去。节外生枝，各界公愤，及日人押回泉州，即令其着纸衫戴纸帽，押着游街示众，前呼后拥，从者数千人，把日人一直押到公园，于威远楼前跪卞拍照。林寿国得报大惊，恐有意外，即将李又观放出交换。此事件延续近3个月，其结果大快人心，鼓舞民气不少，惟日人不甘就此罢休，极思阴谋报复。

1928年9月间，张贞奉蒋介石令，克日肃清泉、永二属土匪，张部杨逢年旅因得接防泉州。张贞这时正在积极扩充军力，委托厦门日商柏原洋行替他采办军火，日人即想利用张驻泉势力来破坏我抵制日货运动和侵犯我主权，乃背弃前此保证，派出一条比前更大的机帆船，高悬日旗，自台湾载运楠木和一批不大值钱的货物（如大鼎等），堂堂皇皇，如前一样，驶入泉港新桥溪。我们看出这是日人在做第二次的试探，如果让其得遥，以后挂日本旗的轮船和未领护照的日本人便可任意在我内地横行无忌，后患何堪设想？我们决心如前次般挫败其阴谋，遂仍由反日会将船货、人员一并扣留，旋将台湾籍的船员12人释放，将日人6人送交公安局拘禁。日领此次不敢找省府，而径向张贞交涉。张即电杨逢年，令他释放。杨来找我商量，我请他挂电话，由我和张贞直接谈话。张发牢骚，说反日会惹事给他找麻烦。我说，你不要错做文章，日人不守信用，再次侵犯我国主权，事件严重，你不要管，可叫他找省政府。张贞听了很气，大声问我：“你说什么话？我的防地，我不能管吗？”我说：“这件事，你确不好管，前次日领向林国赓担保，有案可稽，你叫他去找省府，看他有道理可说吗？”张即挂断电话，仍令杨逢年，无论如何，要公安局立即释放。杨逢年告张，日人名义上虽交公安局监禁，实际上是总工会派纠察队和学生会在那里监视，如要强提，定会发生大冲突，请他仔细考虑。张贞无可奈何。相持一个多月，不能解决。最后还是日人暗示张贞，由他和我们商量条件。我们答复：这次要通过外交途径办理手续，日领必须亲来道歉，并向县政府签字保证今后决不再发生这种事情，否则泉州人民决不甘休。日人无可如何，不得不去找我国外交部驻厦特派员刘光谦，由刘派员陪同厦门日领馆书记官（代表日领），来泉向晋江县县长李敬仲表示歉意，并签字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此事情。县府乃将日人释放，船货全部没收，把楠木拍卖给黎明高中制造桌椅等校具。

这两次对日斗争都取得胜利，日人知我泉州民气之不可侮，此后，泉州除有数家台籍人经营正当职业外，未见有台湾浪人藉其台籍招牌而胡作非为者。

附录部分

对秦文《北伐时期国民党在闽南的党务活动》的几点意见（叶清泉陈一民庄震武）

叶清泉，1926年任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干事，建国前为《江声报》报社社长

1.关于“和平清党”问题：

何应钦入闽组政务委员会，许卓然、宋渊源并为委员；宋受何器重随何北伐前，把福建的土匪编为第一军，遣其子宋廷瑜为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负“清党”之责。“清党”时，许卓然在上海，宋渊源则以国民政府委员坐在南京，遥领福建军政事务。许在上海写信给叶清泉，附一信由叶转交李汉青（曾任宋渊源的秘书），“对清党运动须仔细行事，勿草菅人命为要。”李把此信送交宋渊源，宋将此信送给何应钦，何向蒋介石汇报，许即被蒋通缉。后由方声涛、杨树庄、黄展云向蒋缓颊，通缉令才取消。李汉青早期因宋的土匪部队被靖国军击败，逃到鼓浪屿，依靠基督教势力进行活动。1924年许回闽筹备福建省党部，李汉青遂为许所延揽，委李为厦门市党部筹备主任。“清党”时许失势，李投回故主宋渊源，为厦门清党主任委员。

泉州“清党”是由秦望山、庄澄波、郑健魂、陈泗孙为委员，由秦领导的。当时“政治监察署”陈文总（后投靠蒋石，充当邓宝珊部的参谋长，后为第一师师长，1948年曾率一师攻打延安）、杨骏（共产党员）和晋江县党部郑健魂、庄澄波、张赖愚争夺工会、农会的领导权。清党以后，陈文总被迫出走，中共地下党员何天松被捕，洪学礼、廖博厚被县党部通缉，惠安地下党员张东鹤被惠安县党部杜辉暗杀。所谓兴泉永“和平清党”并非事实。

文中所称张贞掩护地下党员问题，也不完全是事实。例如朱积垒（老中共党员）1928年率领农民自卫军围攻漳州，就被张贞捕杀。

2.关于秦望山以石狮为基地组织民团问题：

秦处理蔡持和“三点会”是事实。但秦培养蔡持的护兵郑健魂为晋江县党部执委，和蔡茂林、吴慕农等操纵石狮乡曲，为非作歹，其罪恶不亚于蔡持。

3.关于清除泉州市卫队问题：

陈猴、吴逢源等21人是由许卓然协助十一军清除的，当然秦望山是赞同的。至于所云由他“带兵到黄子镇家将其逮捕”，不是事实。当时秦望山正患病在床，安能带队？实际上是由许卓然在金砖巷周家设宴请陈猴、吴逢源诸头目，另派护兵“贼仔”、许木、泰阿3人为十一军向导，分为3路，包围南门市卫队。当时“贼仔”化装为市卫队员，深入市卫队部，还被十一军误认为市卫队员，被当场击杀。

陈一民，原《江声报》主笔

1.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福建闽南的党务（包括兴泉永10县和漳属7县）是以许卓然为中心进行活动的（与其对抗的有国会参议员宋渊源派）。这其间，兴泉永（特别是泉属5县）由秦望山主持，漳属则归张贞领导；秦、张都受许很大的影响。许为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国民党改组后倾向左派。许、秦、张3人自护法、靖国诸役即合作，关系极深。国民党在闽南的革命运动，军事方面张贞任之，许协作，党务方面则秦协助许，并肩兴泉永之责。张北伐时任独立第四师师长，随何应钦入闽，军中政治工作和文职多左派和共产党员。“清党”时在福州掩护不少中共党员，也因此调往皖北。以后投附何应钦，又返回闽南。

秦政治上、党务和军事上接受许的主张，也受他的领导，但许为中山信徒，秦则兼信无政府主义，秦在福建的活动向均吸收无政府主义者为其基本骨干。大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在广州、上海已无市场，主要人物曾一时集中泉州为秦办黎明高中，吴克时任校长，巴金也曾屡来泉州。秦1923年在安海办干部训练班（李良荣即班内学生）时；主持政治教学的梁冰弦、晋江宣传养成所的梁龙光、在晋江办农业职业学校的叶非英和1928年至1939年期间在晋江办党务的张赖愚，都是主要的无政府主义人物。总之，秦虽名为国民党员，事实上他的得力部下多是无政府主义中人，这种情况在许卓然1930年死后更加厉害了。许在世时，对秦吸收无政府主义者虽没积极赞成，但认为亦是进步力量，也不反对，秦所领导的党务和民众活动仍然不脱许的主张。但秦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和许卓然之忠实于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是很有区别的。因此，秦虽一贯反蒋，但同样有反共的成见。

2.本文所说“和平清党”一节，从许卓然左派的立场和秦望山一向接受许政治上的领导，这是很自然的。文内可能“和平”是事实，不过秦的部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具体执行情况则很难断言。许因左派关系，“四·一二”事变一起，在厦门即不能立足，他是《江声报》的主任董事，与经理杨挺秀均逃出厦门不知何往，仅余总编辑陈三郎独木支持。许提拔起来的市党部筹备主任李汉青（原宋渊源派）则公开反许。一日，许忽遣人来社，秘邀三郎和我往鼓浪屿面晤。鼓浪屿当时为租界，非中国政府权力所及，而许更居英人所营之中英酒店，秘不为人知。因当时新编军索许正急，不论公开或暗害，必得许而甘心。许告我等以敌方在福建对渠之迫害，渠将赴上海，别筹所以对抗，是晚许即秘下英轮赴上海。许因旧关系，与第四军中陈铭枢、蔡廷错交情颇厚，许赴沪转南京活动的结果为随十一军返闽，解决新编军，重回厦门。

3.秦解放前有其两面性：

秦一方面受无政府主义传统影响，一贯反共。直至解放前，解放军已渡江，厦门岌岌可危，一日秦来厦，邀《江声报》副社长许祖义和我至其寓所，力说我们将《江声报》迁至台湾，不要相信共产党。我坚决反对，认为《江声报》20多年来都是以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后的三民主义为立场，因此而反对蒋介石，这是福建人民和海外华侨所共知的。现在迁到台湾，这无异表明《江声报》其实是拥护蒋党，过去全是伪装。如果《江声报》一定要迁台湾，我决不同往，许与我同样认识，秦的主张未实现。秦对中共的态度，据我听谢真对我讲，是谢在香港（秦当时做进出口生意，谢为其商号的经理）将其所知解放区的真情实况告诉秦，后来秦也逃到香港，明白共产党并不如过去所抱的成见那样，于是一转其过去看法，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这应是其彻悟的结果

另一方面，秦一贯反蒋，“四·一二”后蒋在国民党中央跋扈专横至极，秦曾以党员名义愤然向中央提出弹劾，指摘蒋种种违法事迹。中央委员会认秦越级诬控领袖，决定处分以开除党籍。经于右任石曾、吴稚晖的缓颊，改为停止党籍若干年。因此，秦在国民党内迄解放前均郁郁不得志，始终仅是一个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其竞选立法委员，都失于曾为其秘书的黄哲真之手。

庄震武，原中共地下党员，后充当张贞部军官

1926年9月，何应钦入闽，秦望山在泉州组织兴泉永10县党部，余景祥、王炳辉、张邦彦、吴福星、陈拔翠、李良荣都是黄埔第三、四期学生，孙嘉武则为宪兵学校学生，他们（除陈拔翠外）和杜辉、叶松生、陈嘉武3人都是秦望山在护法军“随营学校”的学生，是秦的得力干部。此外，秦还吸收泉州郑健魂、张赖愚等负责市内组党的工作，惠安以杜辉、南安以叶松生为首负责组党。秦在泉州利用黄埔生办“宣传养成所”，培养干部来组织农会，吸收党员，发展民团组织。在惠安利用康伯沧、张灿组织民团，在泉州树兜利用蒋铁卿组织民团。

时留粤的“福建革命青年团”的许世忠、陈伯达（尚友）、傅仁玉、杨邦彦（永春人）、杨和衷（厦门人）、朱积垒（平和人）、杨世宁（永定人）、黄素云（上述8人当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我（当时是福建革命青年团监委、共青团员）以及国民党海外部的陈沧海（缅甸华侨，又名歌冷，在厦港女中当过教员）、张任吾（台湾人，弱小民族大同盟负责人）、林剑腾、张克敏、杨廷萱（以后改名杨维）等人，在1926年暑假回闽以后，都参加了陈文总领导的“泉州政治监察署”的工作。当时集美学生吴国珍、吴敦仁、张季碧、谢景德（又名剑秋）、李松林、洪天赐、叶国强等也参加进来。当时秦望山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利用农会、工会、学生会、民团跟政治监察署发生磨擦，因而政治监察署委员被秦所驱逐，在泉州不能立足，只剩下一个办事处而已，大部分人员散到惠安、同安、永春开展工作（主要是搞农运、学运）。惠安由吴国珍在城内后来迁到土岭组织农会，同安由李松林在巷南洪厝小学组织农会，永春由颜步青、邱廉迴、杨邦彦、傅仁山在太平组织农会，南安由吴明海、郑某（码头中学校长）负责组织农会。

上述是“清党”以前情况。“清党”时，秦望山和惠安汪汉民都是“清党特派员”。“清党”是由泉州先发动，以监察署为主要对象。监察署先被搜查，“泉州书店”被封闭，马巷洪天赐被捕以后受杀害，李祥林被迫出洋。惠安政治监察分署吴国珍、施吟农（又名张一峰）、张季碧等被迫出走土岭，永春傅仁山被暗杀。1928年杨逢年（张贞的旅长）入永春，秦望山也去永春设办事处，当时太平农会颜步青、邱廉迴被秦望山等逮捕，庄震武是太平赤卫队队长，因带队上山，得以免遭毒手。而1927年土岭起义时林剑腾、张克敏被捕送去台湾监禁，吴敦仁被杀，施吟农、王德章、吴国珍被迫逃亡。

至于监察署的中共党员在“清党”时撤走，是中共地下组织通知的，与秦无关。秦自称“中间派”，说“和平清党”，实际上不合事实。

对秦望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厦门的党务活动》的几点意见（罗明）

一

关于福建国民党的发展情况，秦望山先生只谈到厦门、金门和诏安的一些情况，很不全面。据我回忆当时的情况，还有下列方面：

1.1924年福建国民党组织的发起人和筹备人，主要是江董琴，他是国民党左派，坚持国共合作，拥护三大政策。他经常住在广州，经他联系厦门许卓然，许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会议，并被派回厦门进行筹备工作，由广东按月拨经费支持。江董琴还介绍温润仙为筹备委员会秘书。福建国民党筹备委员会只是一个联络机关，党员人数很少，在工、农、学生、教员等中没有进行活动，只联系一些商人和上层人士。

2.1924年10月间，我和李觉民得到兰裕业（共产党员，广东青年团负责人之一，大革命时牺牲）的介绍，直接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联系，以同安集美学校师范部为中心，发展国民党员，组织秘密活动。当时成立一区分部，发展国民党员200余人。宣传工作方面，除代售革命书报如《中国青年》及介绍广东进步情况的革命宣传品之外，还成立“星火周报社”，出版《星火周报》。

3.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厦门各学校学生和厦门各界一起开展反帝运动，同安集美学校学生经常到厦门市参加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

经过五卅反帝运动的推动，同安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国民党组织才与福建省国民党筹备委员会发生联系，并推选罗扬才、李觉民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的领导机构。他二人大力在厦门市工人、学生、教师和禾山农民中进行活动，发展组织，建立了许多国民党区分部。

4.秦先生文中说闽西国民党组织由江董琴负责发展。据我所知江董琴常住广州，很少回乡，只用通讯方法在永定介绍一些国民党员。关于闽西各县国民党的发展，主要还是五卅运动后，有很多集美学校学生特别是毕业生回到永定、上杭、武平等县担任小学教员，把国民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林新尧（大革命时牺性）在永定，武平张楷（小学教员）、兰为仁（后参加共产党，为革命牺牲）在上杭等。

1926年春，在厦门召开福建省国民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福建省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时，全省各地国民党员确有2000多人。其中以厦门、同安、集美和闽西永定、上杭、武平为多，而且党员已由学生、教员发展到工人、农民。

二

关于选送学生到广州的情况：

秦先生关于“选送黄埔军校学生的情况”部分，据我回忆，集美学校师范部学生，1925年有两批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其中有6人因船失事，中途返回集美。1926年2月间，我奉广东中央农民部（不是秦先生说的“青年部”）的委派，由广东到厦门招考农民讲习所学生，招收了郭滴人、朱积垒、李联星等14人。上列人员在讲习所毕业后，派回福建闽西永定、上杭、龙岩、平和等县进行农民运动，对北伐军顺利进入福建，特别对以后闽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三

在秦先生文中，谈到厦门中山中学风潮和厦门市党部选举的纠纷，并说明当时厦门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的尖锐化。1926年2月间，我由广东到厦门招考农民讲习所学生，因工作关系住了两个月，知道上列两件事。秦先生自称“当时是一个中间派”，根据我的分析，并不尽然。许春草和吕渭生当时是右派中的极端分子，与许卓然、秦望山都有联系，有事共同商量和行动。要分清上列两个事件的是非，先要分清当时有关人物的政治立场。

关于厦门中山中学换校长的事件，是因为校长苏济时因事请假，由教务主任林鋆代理。林鋆能力很差，不尽职，本人也不安心工作，学生很不满，要求换人。当时中山中学没有固定经费，靠学费维持，教员待遇低。有好几个教员系厦门大学学生，半尽义务来兼教功课，希望把学校办好，所以也提出换人。国文教师阮山（温间仙介绍，永定人，当时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参加共产党，在闽西革命时牺牲）在工作和教学上都很积极努力，得到教员和学生的拥护。当时林鋆无心在学校工作，自己要求辞职，所以教师和学生一再提出换人。先由董事会有关人员交换意见，以后由董事会照章程开会讨论人选问题，最大多数赞成推选阮山为教务主任（有无代理校长已记不清楚）。中间派温间仙、吴昆元（厦门春生堂老板）等人都表示赞成，只有秦先生和许卓然的代表两人不赞成。结果，最大多数赞成通过选阮山为教务主任。可是秦先生和许卓然认为左派赞成的人大约是共产党员（其实当时阮山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始终不赞成。从这也可以看到秦先生当时的政治立场。

关于厦门市党部选举的纠纷事件，情况是右派企图霸占省党部，四出活动，选举与他们有关的人为出席代表。当时闽西永定、上杭等县党部是左派控制的，厦门的工人、学生、教员和禾山农民的国民党区分部，也是左派控制的，占全厦门部区分部2/3以上。右派只在商人和其他上层人士中成立了一小部分区分部。当时形势很清楚，右派自知居于劣势，很怕落选。其实关于省党部委员人选问题，左派负责人曾一再与右派、中派协商，提出左、中、右适当比例的方案和名单，以便合作领导和共同努力做好革命工作。可是右派主要成员企图包办省党部，不愿意协商解决，他们以为厦门市党员数目和代表数目占全省相当比例，如果能操纵厦门市党部选举取得多数，则省代表会可以得到相当有利地位。其实当时厦门市各区分部和党员数都是左派占多数，因此左派代表也占多数。右派自知力量悬殊，与己不利，最初则四出运动拉拢，但得不到效果；随后则放出空气以打杀流血进行威吓；最后则由吕渭生率领一批打手捣乱选举会场，使代表不能照章选举，并迫使左派代表退出选举会场，达到由右派包办会场选举自己代表的目的。据当时在场的左派人士说，秦先生虽然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出面指挥，但他是主要策划人物。这次违反章程的选举，经福建省党部筹备会审查讨论认为无效，上报广东中央得到批示，同意照章重新选举。

国民党省代表会议，经左派与中间派协商，仍如期召开。右派虽继续进行操纵活动，左派仍占优势，并得到中间派和群众的同情。同时左派主要成员坚持国共合作，与多方协商，以理服人，耐心进行会议工作，使大多数代表选举出有左派、中派和右派参加的执行委员会，完成了会议的任务。右派极端顽固分子仍心怀不满，乘广东3月20日发生的反共事件之机，企图通过当地反动当局扣捕左派和共产党员。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左派的警惕，右派这个阴谋不能得逞。

四

在秦先生文中，还提到他在厦门曾与我在路上相遇，见面会谈的事。我们确实相遇过两次，我还有印象，他所说的情况与我的记忆有些不同。我当时在厦门做地下工作，随时都准备着可能与各方面人物相遇。秦先生在鼓浪屿的住址和出入道路，我曾做过调查，并且通过他的一位亲友知道他在官场活动的情况。第一次在鼓浪屿与他路上相遇时，是我先看见他，他才看见了我。当时两人距离很近，对面相遇，不便避开，我主动走前一步与他打招呼（因为1926年2月间我们在厦门见过面开过会），彼此应付几句话就各自离开。事后他与一个亲友（与我们有联系）谈及此事，他说听说我走路时，前后有带武装的同志同行。当时厦门党和群众的工作有进展，声势增大，我出门有时有一个同志同行，但并没有携带武器。第二次见面是我到医院看病，拿了药出门时，又遇见他，也应付几句，就各自离开。我在厦门时常出发去外地，不是因为与秦先生相遇而离开厦门，不是如他所说的“后来他就离开厦门了”。

秦望山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和清党问题的功过是非（张家瑜）

二十世纪上半纪，正是中国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各种政治势力起伏不断，秦望山正是成长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年代。秦望山（1896——1970），福建泉州人，他与许卓然长期追随孙中山，是许卓然首要副手，人称许秦，在泉永地方很大影响。他参加了的反袁护国、反段护法、反北洋军阀的地方统治和叛军陈炯明的斗争，旗帜鲜明。

一、国共合作

孙中山在摸索救国真理中，逐渐认识到必须改组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卓然被选为福建省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委任他为福建党务特派员，筹备成立福建临时省党部。而秦望山恰好在上海大学学习一年多，于民国十四年回厦，同年6月8日，福建省临时省党部在厦门成立，许卓然、庄希泉、秦望山等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秦又被选为厦门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国十五年，秦望山奉许卓然之命潜入泉州，担任国民党晋江县临时党部筹备主任。显然，许秦在闽南的行动，都是以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准则，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

但却有人公然这样写道：“泉州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以晋江县临时县党部的国民党右派为一方，和以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在泉州设立）的共产党人及部分国民党左派为一方的合作，这是形式上的合作（外合作而内斗争），表现在争夺民众运动的领导权……”[2]文章一出来，对省、市影响很大。各级都以此为蓝本，层层加码，大肆发挥。如：“早在北伐军入闽前，国民党右派分子即已潜回晋江活动。北伐军入泉后，秦望山任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处主任……为了扩其势力，招降纳叛，那些过去靠北洋军阀混饭吃的土豪劣绅、投机分子，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员。另外，秦望山还在泉州孔庙创办宣传员养成所……积极培训右派的基本干部力量。”[3]省方还进一步写到：“一切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等……都聚到福建来了，所以福建一时成了西山会议派的大本营。”[4]这些右派分子与全省各地封建势力及国民党各县党部的右派分子相勾结，沆瀣一气，从而，福建从省到县，从党、政、军到社会各阶层，逐渐集合起一股庞大的反革命势力。1927年2月前后，虽然全省各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但整个福建第一次大革命，已潜伏了深刻的危机。[5]

实际上当时福建特别是泉州，把“清党前社会主要矛盾”说成是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矛盾。如果是这样，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有意混淆黑白，把当时国民党人团结各阶层，说成是招降纳叛，把“培养一批合乎革命需要的干部”，说成是“培训右派的基本干部力量。”事实很显然，1926年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入闽目的，是驱逐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因此，当时福建特别是泉州的主要矛盾，是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的各级统治的矛盾。有人说，在泉州国共合作是“形式上的合作（外合作而内斗争）”。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秦望山自己所说：“因五卅惨案发生……我也和一些人回国，并被选为厦门市党部委员。在这段时间，我和许卓然等与共产党员罗扬才、李松林、刘大业等曾有过很好的合作，挡住了一些大风浪……[6]”这应该是在清党前真正反映当时福建和泉州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西山会议派都聚到福建来”或“形式上的合作”的不切实际的说法。这种说法，大大不利于现在促统反独，把自己人推向敌人一边，结果只有孤立了自己，有利于敌人。可以说明，当时当事人的《杂忆》，所反映的国共合作，从人到事是不符事实的，结果导致泉州地方史、福建地方史不经深入调查，而以该《杂忆》生搬硬套，层层加码，更加偏离实际。从当时国共合作来说，秦望山的估计：“与共产党……曾有过很好的合作”。这是正确，较切合当时实际的。

二、“清党”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给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逐步集中权力，加强与帝国主义勾结，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终于1927年4月12日爆发了“清党”的反革命政变。不少青年和人民都要在“清党”面前接受检阅。因此，对待“清党”态度，可以说是检验全国人民左、中、右的一块试金石。当时泉州“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一天，秦望山接到福州冷欣（新编军政治部主任）电告，谓清党工作已全面展开，嘱泉州立即动手逮捕共产党。”[7]当时泉州“清党”是怎样展开的呢？

首先，根据福州电令，对秦望山“要求晋江方面立即行动，配合当地驻军，彻底搜捕泉州各地共产党人，实行’清党’”。[8]当时当事人是这样记载：“秦望山这个人，比国民党右派’高明’一点的，是认识到和共产党较量，不能专靠武力。”[9]“时值许卓然在泉，秦与许商议，决定以缓和办法，避免流血。一面由许商得驻军团长周瑞方同意，清党由县党部主持，军队不参与；一面由秦召开泉永十县县党部联席会议，响应蒋介石叛变，会议通过，’拥蒋护党，驱逐监察人员出境’的决议，发表’拥蒋护党’宣言，会毕，即由县党部具函通知监察署全体人员，停止活动，限期出境。”[10]当时中共泉州特支书记李松林回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各地发动’清党’……大会前夕，国民党晋江县党部负责人秦望山对我们曾网开一面，限我们24小时内离开泉州。”[11]

从参与者回忆当时泉州“清党”前夕情况是较可靠的，当时许秦接到福州电令后，确是花尽心神，绞尽脑筋，采取两全其美不搜捕、不流血的缓和办法，做到“驻军不介入”，政治“监察署停止活动，限期出境。”李松林的回忆，也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明智举措，确是保护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难道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无畏精神，国民党右派能做得到吗？值得深思。

其次，在泉州南校场召开声势浩大的“拥蒋护党大会”，“会议决议驱逐兴泉永政治监察署人员出境，通缉共产党员李松林、林超然（辜仲钊）、庄醒民、左明亮、谢歧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陈盛明等人。”[12]秦望山等人用假戏真做手法，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不这样做无法蒙骗集党、政、军大权独裁者蒋介石。秦望山等人能否用这“高明”一招，做到天衣无缝，蒙混过去，实现不流血的愿望，实际很难做到。

再次，秦望山等人的高招，那能蒙骗蒋政权地方各级国民党右派。因为接到福州通令开大会前夕，既没有配合当时的当地驻军，又没有抓到或杀掉一个共产党人，会后仅只封闭几个进步机构；连泉州书店一个白海棠，抓捕到还让她“乘机逃脱”。[13]根据当时人的回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时，我们听说监察使署已关闭了大门，人员都跑了。但泉州却很平静，未听说抓人，也未听到枪声。”[14]这种情况，如果当时“泉永十县县党部”或泉州一带驻军，只要有个别急功近利的明眼人，如实把这里的一个不抓，一个不杀的“假清党，真保护”的手法向上级统治者告发，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事实也是这样，当时“省方因我没有按照命令拘捕政治监察署人员，认为我有意袒护共产党，由新编军军长谭曙卿下令通缉；又以驻军周团和我们互通声气，把周团调省（周团抵省后即被改编），另调新编军第一师郭凤鸣来泉接防。接着，又以我不赴省就福建省清党委员职，省方复派高为国为晋江县清党委员。”[15]“秦望山被迫离闽”。[16]但是，国民党不轻易放过，竟在同年5月3日公然公布许卓然罪状，其中有：“至反动分子陈文总、周骏烈、秦望山等，则卓然之爪牙也……秦望山则霸占晋江县党部，宣传共产，肆无忌惮。”[17]。

从其结果看，秦望山如果认真按照冷欣的电令要求，不仅不会受解职、通缉，还会受到奖赏、提拔。不按照“清党”电令要求，难道可说是国民党人为蒋政权忠实效劳的表现吗？怎能算是国民党右派所为吗？

综上可看，秦望山在国共合作、“清党”表现，是根据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党代会，为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而来泉担任国民党晋江县筹备处主任。在晋江短短时间，与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能很好合作，挡住了一些大风浪。而在“清党”上又能阳奉阴违，采取不抓一人，不杀一人的不流血手法，结果遭受国民党解职、通缉。实际后来在地下斗争时“到处白色恐怖，党组织经费又没着落……我们做了在国民党当地较有影响叫秦望山……我们在河市、永春、德化、南安等地，接受了他的钱、粮、武器等……”[18]所以我们说，秦望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是位爱国主义者。

也谈秦望山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和清党问题的功过是非（陈自强）

拜读张家瑜同志大作《秦望山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和清党问题的功过是非》一文（载《泉州文史资料》新21期）后，有感要发，有话想说。

该文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文章虽曰“功过是非”，然通观全文，却只有“功”而未见“过”，只有“是”而未见“非”；文章认定秦先生在大革命时期’是以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准则，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是一位国民党左派。二是对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关系上的重要当事人陈盛明撰写的《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的杂忆》（《泉州党史参考资料》第一期，1980年12月），给予否定，认为”当时当事人的《杂忆》，所反映的国共合作，从人到事是不符事实的“；张同志还把”杂忆“所谓”不切实际的说法“提高到”大大不利于现在促统反独“的政治高度加以鞭挞。但是”杂忆”到底哪些内容不符事实，张同志却没有以具体的史实为依据逐条揭示、批驳。而是仅凭秦先生在《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活动》（《福建文史资料》总第24期）中所写的且又为引用者阉割了的只言片语作为论据。——如此种种，令人难于信服！

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本着以事实为依据这个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愿提供四条材料，并以加按语的形式进行说明、分析。我相信读者特别是泉州文史界的同志自会从中得出结论。

材料一：许祖义先生于1980年3月2日致陈盛明信中所提及的秦望山先生与他的一次谈话。

解放后，秦望山先生从香港回来，在福州亲自告诉我，他正在写大革命时期厦门中山中学中安那其主义者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历史资料。据秦告我：“当时许先生（指许卓然先生——引者注）去广州，临时省党部我代表了参加，我是支持安那其的，当时支持安那其争夺中山中学的校务委员会的领导权（中山中学不是校长制，厦门大学写的资料不实）。许先生回来后，对我大不满，与我吵得凶，你在小孩的时候可能是看见过，那时候你父亲拿起茶杯摔在地上对我说：如果你坚持成见与共产党为敌，那么我们的友情就到此结束。我后来就退让了，通知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中山中学，后来《民钟报》那些安那其的朋友就写文章讽刺你的父亲。”秦望山先生的革命气魄就反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他敢于在解放后自己暴露没有人知道的政治问题。

按：秦先生的这段谈话，确实展现了他那坦然磊落的胸怀与气魄，令人敬佩。从这段谈话，可以了解秦先生当年确实信仰无政府主义，在国共合作关系上，曾发生过在厦门中山中学支持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争夺校务领导权的事情。在泉州主持中国国民党晋江县临时党部工作之际，是否对共产党也抱有成见，是否发生类似事情？陈盛明的“杂忆”列举事实说明秦先生有一度倚重无政府主义来抵制共产党人的影响，与政治监察署的共产党员争夺民运领导权。这是否符合事实呢？从秦先生的这段谈话和下面材料可以得到印证。

材料二：秦先生在《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中的一段话

1925年我肄业上海大学，因“五卅”惨案发生，各地旅外学生纷纷返回原籍，掀起反帝运动，我也和一些人回闽，并被选为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委员。在这段时间，我和许卓然等与共产党员罗扬才、李松林、刘大业等曾有过很好的合作，挡住了一些大风浪。尽管当时英、日帝国主义气焰嚣张，我们仍坚持开展工作，发展教育，聘请罗扬才、李松林、刘大业等为教职员，团结无间，共同斗争。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特派员罗善培（即罗明，当时国共还合作）奉派来厦。之后，因在中山中学校长人选及国民党福建全省代表会议召开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我颇受刺激，即行离厦，由此思想上与共产党有了距离。且因过去曾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而更倾向于安那其主义，并倒向他们那边了。自此以后，我在主持工作时（如1926年冬担任晋江县党部筹备主任及举办宣传养成所等），都尽量引用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人。

按：张家瑜同志在其大作中也引用了这段话中的几句（从“因五卅惨案”至“挡住了一些大风浪”），以此推论这应该是在“清党前真正反映当时福建和泉州时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只要认真阅读，就可明白他所引用的那几句讲的是秦先生任厦门党部委员时的事情。紧接这几句话之后，明确记述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故“思想上与共产党有了距离”，倒向安那其主义。特别是明确记述他在主持晋江县党部工作和主持宣传养成所时，“都尽量引用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人”。我不禁要问张同志：秦先生这样明确的记述，您是无意忽视呢，还是有意隐匿？到底是谁在歪曲事实，阉割事实，对照秦先生这段令人敬佩的自我解剖以及他对许祖义先生之所言，昭然若揭矣！秦先生自己不为当年的过失避讳，今人为什么要为尊者讳亲者讳呢？大革命时期，各种政治思潮并存、竞争，当时，安那其主义在泉州颇为盛行、颇有影响。秦先生从其所信仰的理念出发，做出了一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仅是一段特定历史时间之所为，并不影响他一生之大节；但是史学工作者如果无视客观事实，把这段国共合作特定历史时间内主持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的秦先生说成“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那就值得商榷了。许卓然先生视秦先生在中山中学的举动为“与共产党为敌”，严厉批评，诚恳忠告，这才真正“是以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准则” 。

材料三：汤文华《我所知道的伪晋江临时县党部》（节选）

县党部当时办了下列一些事情：

1、城市卫队：收编流氓歹徒为队员，约100人，以王意为队长，王来为副队长，队部设西鼓楼，由于以毒攻毒，把那些破坏社会的歹徒都收进来，秩序一时好了些，但这些人也横行霸道。

秦望山是聪明的人，知道国共之争是思想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市卫队成立在泉永监察署之前，当时动机不是为对付陈文总这班人的。秦对陈这班人，不主张武力解决，而想在争取民众，组织群众团体方面来较量。

2、安置地方武力（略）

3、抢夺晋江教育权（略）

4、抢夺公路（略）

5、创办宣传养成所：名为县党部办，实由秦一人主持，设在武庙，所长李良荣，文教官有刘抱真（刘师复之弟）、黄哲真、梁龙光、陈文总（教经济学），武教官有王邦彦、孙嘉武、吴福星，学员约百人，全免费，经费由泉安泉洪等汽车公司负担，袁国钦、袁继烈、谢真、陈志谦（陈言廉）、王东海、吴祝民、许辉询等都是学生，严格军训，为秦培养实力干部。后发现陈文总在内拉拢学生，秦即令李良荣防范，加以限制。秦向往无政府主义，信仰吴雅晖，说干革命如无无政府主义头脑，会堕落升官发财的泥坑去。养成所就有刘抱真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教官。

6、反对受编民军（略）

7、组织民众团体：有妇女协会，余佩皋领导，作两件事，（1）剪发；（2）解决婚姻问题。改组各校学生自治会为学生会，并联合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工人方面首组总工会筹备处，以富恩潭、吴剑青、林植兰为主要干部，再分头组织下层工会，有建筑工会、人力车工会、码头工会、丝竹工会、店员工会、瓦窑工会、印刷工会、汽车工会，这些有的是在监察署成立之前就组成的，有的在成立之后才组成，都由总工会派人分头领导。各工会也做了一些具体措施，如规定工价、提高工资、规定工人时间、保障工作权利等，但多只见具文，未成事实。劳资发生纠纷（如瓦窑业纠纷），县党部即召集双方开会仲裁调和关系。事实上县党部积极组织工会，并没有为工人做出什么有利的措施，而是起了一定的阻隔作用。他们怕不去领导工人运动，就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农民协会的组织时间比较落后，是在和监察署争夺农民运动时才开始的。

8、和兴泉永政治监察署争夺领导组织民众运动。泉水监察署是在县党部成立颇久后才成立的，监察署陈文总是山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江董琴委派的，陈文总到泉就职时带来一批人员，内有李松林（厦大学生，同安人），杨骏（东南大学学生，泉州后洋人），还有林超然（辜仲钊），大约有十余人，监察署一成立，就向县党部了解民运情况，县党部即将各工会组织情况连同负责人等一一汇报，希望合作进行。因监察署来时已迟一步，而泉州又是布满封建势力的地方问题很多。他们一面插手县党部组织的工会，一而深入下层，从县党部所组工会中分割出来，另行组织，如从建筑工会中另组木器工会，从原店员工会外另成立店员协会，还有其他也都如此，他们切实从工人中组织，而党部则从少数工头、把头发动，工会多操纵在工头把头手里，广大工人不感兴趣。县党部在对付监察署方面感到吃力，就散布监察署应该去监察各县政治，不应与县党部争夺群众组织的言论，以为打击。监察署立即发出布告，宣布组织民众是它的职权，严禁这种造谣破坏。县党部于是一面加紧进行组织工作，一面通知附近各县党部加紧配合进行。因当时监察署所着手的大半在泉州一带，其他各县多未开展，此时秦望山一再宣布“国民党要和共产党赛跑，看谁跑得最快，看民众究竟站在那一方，我们定要加紧努力”。因此秦一度把养成所停学几天，把学员作一次特殊训练，各队分组派干部带队下乡组织农民协会，果然不到几天，全县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但这些协会几乎全是族长乡长的集团，各乡农民协会成立后又联合成立区农民协会，而县农会则始终未成立。但这样搞也是对监察署一个打击。监察署此时也把力量伸向各县，如在惠安开展打倒土劣运动，便是惠安县党派在监察署支持怂恿下进行的，闹得很凶，打死一个劣绅。

9、召集各县党部联席会议 “四一二”前夕，秦望山召集兴泉永各县党部联席会议，准备响应蒋介石反革命叛变，会期通过拥护及响应蒋介石反革命行动，限期驱逐监察署人员出境，发表宣言等，这是一个清党的会议，此会举行后，监察署的人也就逃走一空了。

10、驱逐监察署人员出境。各县联席会议举行后，晋江县党部即于当晚根据会议决议案，具函通知监察署全体人员停止活动并限期离境，当晚即接到复函，略谓人员早已经离开了，请即来接收，这复函记得是署内一文书陈廷瑚写的，既无具名也不盖印。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第二天清早总工会的人员首先到监察署探望，回来报告该署人员确已逃亡一空。署内椅桌物件任人搬取，也差不多都空了，文件印信也不知去向，只见东一堆纸灰西一堆纸灰。但在残余的灰烬中，也发现一些问题：①惠安县党部筹委杜辉（秦的亲信）本人未参加联席会议，过去一些活动也未事前向秦请示，已引起秦的怀疑，此次在残余文件中，发现杜与陈文总来往的材料，后被秦斥责，并责令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在《民钟报》登载，表示悔过，也表示对国民党忠实，才告了事。②发现吴鸣海在争夺泉洪公路时与陈文总有往来、接头，后被作为攻击吴鸣海的材料。③发现中山大学回乡学生参加县党部活动，原是为监察署工作的。④发现秦望山朋友清蒙华侨沈天渊与陈文总有工作关系。监察署倒后，县党部除将监察署人员连同陈盛明、沈天渊等人的党籍宣布开除外，还呈请通缉陈文总、杨骏、李松林等若干人。看来秦这一举动不过奉行公事而已，因监察署倒后，秦对人说：“我们采用不流一滴血的办法对付共产党，我们的办法是文明的。”在呈请通缉陈文总等人后，也曾接获报告：“陈文总一群人分散在某处及某处，也有个别人还关在家里不敢抛头露面，要抓就该赶快下手，不然他们就会逃之夭夭”。但秦不听，认为只要他们离开泉州，或虽在泉州但不进行活动，也就不为已甚。所以当时秦望山虽然呈请通缉这些人，据我看来实在等于叫这些人赶快离开泉州，并非真要抓他们。

11、召开晋江民众清党大会和纪念五一节大会：这两次大会都在南较场举行，时间相去不久，到会的单位和人数很多，特别是有南门外各乡的农民，因农民协会刚成立不久，秦有意检阅队伍，发动甚力，深的方面几乎全体人员都参加，从广的方面远至石狮、青阳、安海也赶来，且有不少是在散会后才赶到的。

清党大会由秦望山任主席，纪念五一大会由总工会筹备处人员任主席。

“四一二”后各省纷纷成立清党委员会。末几，省清党委员会派吴觉剑、陈培玉、庄笃明等七人为晋江清党委员，同时调新编军郭凤鸣部来驻泉州，秦望山见势面不对，先期赴厦，并向省党部辞职，宣传养成所也搬往厦门，县党部人员大部星散。这时省党派已另派富恩潭、林逸民、丘咸为县党部筹备员，接收晋江县党部工作。郭凤鸣新编军入城之后，县党部在富恩潭主持下召集各界代表开会欢迎。但不久富恩潭即因工会某事被驻军扣捕，当时情况颇为紧张。有人认为这是新编军对秦望山方面开的第一炮，但事情终于未曾扩大。

按：汤文华先生系当年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委员、秦望山先生的亲信。这篇文章是解放后他为泉州市政协所写的文史资料。这次所介绍的内容出自陈盛明根据原稿抄写的抄件。作者作为当事者比较具体记述了县党部所办的一些事情，其中忆述了秦先生的一些言行。这对了解和评价秦先生在泉州国共合作与“文明清党”问题的功过是非颇具参考价值。陈盛明的“杂忆”多处参考汤先生的这篇回忆录。与许多回忆录一样，由于种种原因，差错难免。如题目给县党部加上一个“伪”字，实在大可不必。清党之前的中国国民党总体上还是奉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政党。但撰写时的社会背景，不能不令汤先生小心翼翼地加上“伪”字。又如叶清泉先生曾指出，市卫队似不是秦先生所组织。但总体上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谁要怀疑以至否定其所记事情的真实性，也当以事实为依据揭示、指正。又，当年的有关人士富恩潭、吴祝民、叶志元等也写过有关的回忆材料，市、区政协文史委若尚有保存，也可以参考、印证。

材料四：陈盛明1981年2月8日就“杂忆”引起的争议致友人的一封信。

承示关于《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杂忆》一文的问题，谨将经过情况为兄陈之。

福建省党史研究会于去年十一月举行“福建党史科学讨论会”，内容以大革命时期为重点。会前一年即开始组织论文（包括回忆录），通知各个地区都要准备参加。泉州方面也有任务，指定写关于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的情况材料，由省党史研究会晋江分会及泉州小组负责准备。他们以大革命时期在泉州参加活动的人，有的早离开，有的已去世，目前仅有辜仲钊和我两人，而仲钊年耄久病，未能执笔，于是硬把任务加给我。我以自身并非（中共）党员，所知不透，而且所牵涉的人与事若直笔恐有不便，而曲笔则非所愿，因此，一拖再拖，不敢着手。及会期将届，仍未落实，地市党史会负责同志深恐难产，无以应对上级要求，一再催促，以大义相责（弟为泉州历史研究会负责人之一，该会为党史研究会团体会员，他们认为有此义务）。推辞不得，只得硬着头皮来写，不敢写专题论文，而要求写回忆录之类应征。此为拙文《杂忆》出笼的经过。

文章叙写内容，限在大革命时期（由北伐军入泉至泉州清党这段时间，约四个月），专写此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具体来说，即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与兴泉永政治监察署的关系。当时晋江国民党的领袖为秦望山先生，所以文中说秦先生的地方不免多一点。材料除本身经历见闻外，主要参考秦先生的亲信汤文华先生所提供的材料以及仲钊兄所忆述的情况（详见拙文末段）。初稿完成后，经晋江地区党史分会的专职同志核对资料，才由该会泉州小组打字油印，送省会参加省党史研讨会作为讨论材料。会后，只有由晋江地区党史分会在其《党史参考资料》（内部油印刊物）第一期刊出，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所说见于《文史资料》想系误会。弟之为人，兄所素知。对秦先生则视为前辈，尊为师友，加以尊重，文华兄为秦先生培养出来的，关系密切，绝不会对秦先生加以污蔑。由于我水平不高，拙文差错之处，在所难免，但请相信绝非抱有偏见，故意歪曲。既要写史，就得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写，实事求是，根据史实下笔。窃以为世上绝无十全十美的人，即使对伟大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斯大林、毛泽东也应该抱一分为二的观点。同时，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难免会有许多变化，仅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表现，不能概括其一生的功过。拙文所写的仅仅涉及四个多月的时间。清党后，国共关系破裂，大革命失败了，历史即转入一个新的时期。故根据省党史研究会的要求，清党后的事情不再写入拙文。我曾有过试写许卓然传或许卓然、秦望山合传的计划，对他们的生平作总的叙写，包括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民军以及清党后的种种。那大函所示的长安同志所说的那些事实以及清泉兄所提的类似的话都可以写进去，因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写全传才能表现两公的历史全貌。而为党史会所写的仅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史实，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有位赵先生既未看到拙文，也不了解发动写此文的单位，就跑到与此事无关的泉州历史研究会兴师问罪，令人齿寒。因而，我已经把写全传的计划勾销，不愿再干此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我不掩饰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拙文不能说没有失实之处，但失实到什么程度，我诚恳要求知情者指点。我希望对拙文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寄到发表拙文的刊物上刊登，使不致“以讹传讹”（谢真语）。秦长安同志可能是看到我寄给叶清泉兄的那份，才知道有拙文这回事。长安看后，认为拙文有伤他父亲的声望，但情况不熟，于是致函在福州的谢真，询问当时情况，一面函告其在泉州的哥哥长江同志。谢真接函后，写了一篇回忆式材料寄给秦家兄弟。长江同志曾通过一位友人把那材料给我看过。那友人给他解释拙文写的只是那一段特定时期的情况不是对秦先生的全面评价，他听了多少有些理解。我建议他们可将谢真写的材料或写得更充实完整一些，寄给省、地两个党史研究会，请他们同样发表。

其实拙文对许、秦两先生的高尚的政治风格毫无隐没。说到秦先生的，如：他认识对共产党不能依靠武力，主要在争取民众；制止手下暗中解决陈文总的建议；清党时只是把共产党员驱逐而未捕杀，等等。但当时秦先生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与共产党有合作有斗争，实际上还是对立的；清党的确是用不流血的办法，这点和厦门的李汉青不同。要是既然召开十县县党部联席会议，宣告拥蒋护党，主持清党大会，通缉共产党人，在逻辑上就不好说是国民党左派吧？当然，这指的是那一个时期的秦先生，不能作为他一生的评价。兹将拙文的打印稿附呈台阅，盼加指教。

按：这封信显露了陈盛明撰写“杂忆”时严肃的写史态度以及对待主要来自秦先生后人的非议那种光明磊落的心态。它似乎也可以回答20多年后的非议者。有两点必须说明：1、此次公开这封信时，个别处作了处理。如信中本有跑到泉州历史研究会兴师问罪者的姓名，现在把其大名隐去。2、“杂忆”先是由福建党史研究会晋江地区分会收入其主编的《党史参考资料》第一期，后又由福建党史研究会收入其主编的《党史研究参考资料》（81年第一期）。先父写这封信时，尚未看到后者，因此信中才有“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之语。据“杂忆”后记以及这封信所说，“杂忆”的材料来源除本身经历见闻外，还参合了汤文华、辜仲钊等当年泉州国共双方知情者的忆述。因此，内容的可信度是高的。持异见者主要是对“国民党右派”这顶帽子很不以为是，颇为不满。关于这顶帽子的来源，已故的曾栋先生在纪念陈盛明先生逝世两周年座谈会发言说：“对待文史资料更是实事求是，如当时地区党校征稿，先生如实写出当年国民党清党时曾在泉州指名通缉十二人。党校教研室审稿时予以加工，添上国民党右派字样，引起当年主持清党之后人的兴师问罪。此事错在党校而非先生。”（《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三辑）陈盛明默认了这种加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不提这顶帽子，而是以确凿的史实说明在逻辑上不好说那段特定时期的秦先生是国民党左派，并郑重强调，这不能作为秦先生一生的评价。——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杂忆”从人到事的记述都体现了这种态度。他在信中也坦然说道，“我不掩饰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作为他的后人，也不必为尊者讳亲者讳。就经加工定稿后的文章而言，依我之见，确实有缺欠之处：从现有的各种相关资料来看，当时秦先生的政治倾向是复杂的，在处理泉州的国共关系方面的决策与举措具有两重性，难于用这派那派来定性；因此，“杂忆”出现“右派”帽子是一种简单化的提法，具有片面性。另者，对秦先生“文明清党”的做法，应该给予更充分的积极评价。鉴于“杂忆”写于1980年，拨乱反正伊始，出现这种欠缺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无视客观史实，硬要为这段特定历史时间的秦先生争个“左派”桂冠，岂能令人信服，岂是对历史负责！那种非“左”即“右”、非“右”即“左”，非A即B、非B即A的思维公式背离了历史辩证法。至于为了维护秦先生的声望，不惜把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说成“从人到事是不符事实的”，自己造假却反诬别人造假，则是史德问题了！

依据上述资料和“杂忆”一文，对1926年11月下旬北伐军东路军进入泉州至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实行清党这四个多月间的秦望山先生的政治倾向以及在处理泉州国共关系上的功过是非，笔者提出下列几点认识：

1、秦先生信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1926年间因故在思想上“与共产党有了距离”，“更倾向于安那其主义”。在他主持国民党晋江县临时县党部工作和创办宣传养成所之际倚重安那其主义者。用意在于以安那其主义抵制共产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也以之抵制和改变官场上的腐败现象。

2、在处理泉州国共关系上，秦先生所主持的国民党晋江县临时县党部与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兴泉永政治监察署之间既有合作共处又有矛盾磨擦。在政治监察署进入泉州之前，县党部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体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政治监察署抵泉后，县党部对其工作也给予一定的配合。但另一方面，秦先生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从安那其主义的理念和本党派的利益出发，也出自“思想上与共产党的距离”，提出了“国民党要和共产党赛跑”的口号，鼓励部属在争取民众、领导民运方面“加紧努力”，与共产党较量。县党部也采取了一些相关的举动，并由此引发了与监察署的一些磨擦。秦先生等人还采取措施防范共产党人到养成所活动。——这些是国民党左派之所为吗？是“忠实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吗？在与共产党的“赛跑”、较量中，秦先生把握了一个度：不附诸武力。因此，所出现的矛盾与磨擦并没有激化。这与同时期某些地方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反共暴力事件有着明显的区别。张家瑜同志否认当时这种既合作又斗争的现象的存在，是不符历史真相的。秦先生本人确认了这个现象的存在：“北代军入闽后，在政治监察署和县党部一面斗争、一面合作的情况下，泉州工会组织发展很快，具有相当的规模。”（《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

3、关于清党：1927年4月10日，秦先生接到冷欣的电告后，立即开始清党。他在与许卓然先生商议后，决定并成功地劝阻驻军介入清党；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只是通缉，一个未捕、一个未杀。应该说，这种“文明清党”使当时的泉州避免出现腥风血雨的惨剧，在客观上也使泉州的共产党组织没有遭到更大的损失。这应该给予肯定。也正是这种“文明清党”，令秦先生后来一度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追究。但另一方面，他主持召开了部署清党事宜的兴泉永十县党部联席会议，通过“拥蒋清党”决议；主持召开晋江县各界“拥蒋清党大会”，发表“拥蒋清党”声明：发布通辑令，解散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封闭泉州书店。这些举动就性质而言，不是反共又是什么？张家瑜同志把秦先生在清党中之所为，视为在当时政治气候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假戏真做”，值得商榷。以蒋介石发动的上海“四·一二”事变为主要标志的全国性清党，其性质早已定论：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泉州“四·一○”事变难道例外？再者，我认为，秦先生在国共关系上和清党中所作所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实际上是其政治思想理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产物；同时，与他个人品德中那种重义气重感情（他曾一度与共产党人有过密切交往，对他们的为人是了解的并有一定的朋友感情）和包容性、宽容性（虽然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上与共产党有距离”，但他从未把共产党人视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政敌）的特点也有关系。尽管这样，也不能由此否定由他主持的泉州“四·一〇”清党的反动性质。至于秦先生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拙文论述不正确之处，请张家瑜同志和泉州文史界（特别是党史界的同志）指正。若有人认为拙文损害了他们先人的声望，鄙人愿先说声：对不起。

忆秦望山先生（谢真）

本文作者谢真，宣传养成所学员，安那其主义者

1970年1月12日望山先生不幸在福州逝世了，那时候我不在福建，几年之后才知道这噩耗。“四人帮”垮台后，福州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十多年来许多事勾起我对他的怀念，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望山先生生于1896年8月20日，那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之时。他青、少年时家境并不宽裕，在私塾念过几年书，在钱庄当过学徒。1915年他与王泉笙、桂华山同时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斗争中，许卓然追随孙中山并在其直接领导下成立福建护国军统筹部和护法运动靖国军兴时，他投笔响应、揭竿而起，以凤巢山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二十年代他与许卓然先生关系密切，泉州人每提秦望山必提许卓然，许秦并称，彼此互为心腹，事业上彼此不分也。许胸怀旷达而有远见，秦对他以兄长尊称。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大事。1922年中共党领导设立上海大学，培养革命干部，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出现的新事物之一。于右任、邵力子分任正副校长，中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著名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在“上大”任教授。当时“上大”有旁听生制度，可以不经考试入学，望山先生于1924年即以“上大”旁听生入学听课达一年多之久。他追求的是从事革命的真才实学而非学历文凭。就在他人学这一年即1924年7月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了，这给他影响很大。总的说，在“上大”一年多，胜读十年书，对他的一生思想和工作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阶段（“上大”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氏党政府封闭）。1925年间，他回闽南筹备成立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1926年筹备设立宣传养成所，招收闽西、南青年入学。当时许卓然和江董琴，一在闽南、一在闽西都是孙中山生前直接领导下彼此合作进行活动的。

我是1927年2月宣传养成所开学后迟到的一批闽西学生之一。先是得到介绍知道厦门中山中学附设有宣传班，到厦门后学校布告说，宣传班停办了，并介绍我们到泉州宣传养成所来。和我同时来的有龙岩、上杭、长汀、连城、永定各县学生，如袁国钦、袁继热、曾左亭、谢宝贤、谢宝儒、李苑豪……等。我当时15岁，年纪最少，个子也最小，发给我的是一枝短的马枪。关于中山中学停办宣传班，而又把我们转介绍到养成所来这个谜，以后才知道:中山中学的负责人罗扬才是共产党员，已不幸被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从而也知道宣传养成所与中山中学之间当时的微妙关系。

养成所有学员一百多人，军事总队长是李良荣，他是许卓然介绍进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在北伐战争中任营长时负伤，伤愈后来养成所的。政治教官是陈文总，北伐军到泉州后的监察使，据说他是共产党员，不久他不再兼职改由黄哲真担任。

“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时，我们听说监察使署已关闭了大门，人员都跑了。但泉州却很平静，未听说抓人，也未听到枪声。

养成所设总队，下属三个区队，区队长也都是黄埔第二、三期毕业的。李良荣几乎把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军事课程全搬到养成所来了。军事学科的教材是把原教材翻印的。政治课不多，也没有课本和讲义，但三月间全体师生就上街、下乡进行破除封建迷信、反对旧礼教宣传；下乡的集中在新门、南门外一带农村，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我们发传单、贴标语，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等。

“四、一二”政变后，大约在五月间我们就迁到厦门中山中学旧址。到厦门时，中山中学已经停办，学校领导人早已被捕了。当时听说（或在报上看到）有所谓“清党委员会”，一些反革命刽子手、民军头子坐上了“清党委员会”的交椅。还听说养成所离开泉州迁往厦门是由于陈国辉、高为国一些民军、土匪要进泉州城了。到厦门以后，养成所的军事训练、野外战斗、演习的课程增多了。政治课方面，黄哲真没有去厦门，新来的几位教师有刘抱真（不久在鼓浪屿被暗杀）张谦弟、柳絮、于关等。由于政治形势向白色恐怖发展，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几乎是每课必讲，民主主义的各种政治思想，特别是安那其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由于探求真理的热情得到了传播。这时候，真可谓西欧的、日本的新文化潮流滚滚而来。

秋季，李良荣到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去了。年底养成所学员结业，我们经同安步行回泉州。接着，秦望山任泉永民团编练处特派员，我们被分发到各县民团当了排长。

在闽南，长期以来土匪=民军=军阀=政府，彼此是可以划等号的，在人民眼里他们都差不多。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或在报上看到杀人和抢劫的消息。农村、乡镇自发的办起了民团，自建炮楼防匪，枪枝弹药很多是华桥购买偷运回来的。很明显，闽南的民团不同于其他地方地主武装的性质。

望山先生自“上大”回来后，深感没有民众武装就会没有一切。在白色恐怖下，组织农民协会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他认为在闽南的环境里，争取华桥的支持，编练各县区乡民团是唯一可行的路。早先向海外华桥募捐创办宣传养成所的意图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然而，1928年春，编练处的牌子挂起来后不到几个月，当时的省政府下令停办民团编练工作，并撤销了他的特派员职务。

二、兴学

编练处解散了，这对望山先生是一次很大挫折，但他没有泄气和灰心。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生从来没有表示过失望和悲观。挫折、失败只能使他更加坚定，使他经验更加丰富。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深感“教育救国”的深远意义。那时，适逢教育家蔡元培、马叙仑来泉州，认为泉州有设立高级中学的迫切需要。因此，他立即与许卓然先生合计着手向海外华桥募捐筹办黎明高级中学，并于1929年春黎明高中预备班开学。同时又得到苏秋涛先生的赞助，1930年设立了平民中学；在石狮得到当地人士和海外华侨的响应设立了爱群小学。梁龙光先生首任黎明高中校长，教师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如：吕展青（吕骥）、郭安仁（丽尼）、卫惠林、杨人鞭、陈允敦、柳子明、邵惟、张庚、王鲁彦等；在平民中学的有：陈范予、汤文通、叶非英、伍禅、吴朗西、陆蠡等。1930年起，巴金也几次来学校居住、写作和讲演。两校初期校舍都很简陋，只有庙宇和稻草盖的房屋。学生多数家境贫寒，学校收费较低，穷学生可以申请减免学费，也有由学校供应伙食，每学期衣服一套的“工读生”，我在学校学习一年半，就是“工读生”之一。工作就是每天为学校刻写钢板、油印讲义等等，每天工作时间约一、二小时。

黎明和平民两校的教师工资都很低，遇到学校经费困难时，也有只供膳食、欠发工资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数学和日语（选修科）教师许烈秋（即郑剑光、朝鲜人）在一个炎热的夏季要去厦门，向总务赵祖培先生借两块钱想买一顶麦草编织的草帽，赵确实拿不出钱，弄得很尴尬。最后许烈秋先生还是一笑置之，拿把雨伞走了。

学校经费虽然困难，但并不影响教师的教学热情。有许多门课是靠教师编讲义、学生做笔记、看参考书进行学习的。我们提倡知行合一、学用结合教学方法和二十年代在欧、美各国所创行的“道尔顿制”的教学制度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强调学生自学，对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有一定意义。

当时黎明高中的学生思想比较活跃。教师的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有共产党的，安那其主义的，也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等等。学校图书馆由学生管理，有各种参考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国文学译著、人物传记等等。学校有各种不定期的演讲会、辩论会，由学生自己主持。我们提倡大公无私，“自私自利”成为骂人最重的话。学校提倡勤俭好学、朴实向上的校风，小姐气、少爷气、书呆气成为众矢之的。

学生的校外活动，主要是团结泉州各校学生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反对独裁统治和妇女解放方面的活动。

“九一八”以后和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的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呼声更加高涨起来。1934年黎明高中学生演出话剧《出路》刺痛了反动政府，学校随被封闭；平民中学也以没有获准立案为名被取缔停办了。

在此之前，1930年5月许卓然先生在厦门不幸遇刺身亡，这给望山先生带来极大的悲痛。然而这一切，依然没有停止他前进的步伐。他和周围的朋友商量决定：把黎明高中的旧址改办卓然小学；把教学设备非小学可用部分拨给平民中学停办后改办的民生农业职业学校使用。一面扩充校舍增收学生，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民生农校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叶非英先生的带动下办得有声有色，高素质的农校学生为本地区和本省农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记得是于右任的关系，望山先生当过几年参政员和国民党的监察委员。

抗战前夕，他曾为学校筹集经费去了南洋。日本南侵时陷于敌占区，在菲律宾潜伏一段时间之后，几经转折，回到重庆。在那里办了一家化工厂生产电石。日本投降后移居上海并设立福建建设公司任董事长，该公司的股东多半是在上海的福建商人和海外华侨，也有民生农校等一些“红股”股东。

1947年10月我从台湾回来，他立即要我担任以他为理事长的泉永水利协会安海围垦工程处主任，和财务赵祖培、工程师林奋一起在安海东西桥两侧海滩筑堤养淡工作。1948年2月工程告一段落，他要我列席在上海举行的建设公司股东年会，并通过任我为公司总经理，许书亮为上海公司经理，厦门设公司、泉州、福州分设办事处，由我主持。实际上，我没有再去上海，总经理职务由许书亮先生担任。

建设公司的资产不多，主要有可航行内河和外海的大马力拖轮一艘，当时航行于上海、武汉、沙市之间，经营运输和贸易业务。

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的总统选举闹剧在南京开场，接着解放战争东北战场酝酿巨大战役，法币急剧贬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各省大中城市不断兴起。面对当前形势，望山先生曾几次对我说：“政府大失民心，失民心者必败！”还说：“战争拖久了，国家失元气，百姓多遭殃，希望早日结束战争。”这些话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说的，他的神情变得严肃愤慨！

七、八月间他回福建，当时福建粮价高涨，闽南各县有赖进口粮食接济供应，而传闻福建军粮将北运南京、芜湖一带，对此，他提出以下举措:即要求省政府改军粮北运为在福建内销，然后在芜湖购米抵交军粮。这样既可缓解福建飞涨的粮价，使福建民食口粮可由福建应交军粮项下补充；另一方面可以增加长江南北军粮的紧张。而反动当局为避免军粮运输的麻烦，害怕未能及时交粮，担当不起贻误戎机的罪责。所以，这件事很快达成协议，由建设公司负责承办。当时我们清楚知道，公司缺少流动资金，因此必须先售粮而后购粮，在粮价早晚不同的情况下公司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我们开始在福建售粮、芜湖购粮时，济南战役已近尾声，淮海大战屈指可待了。芜湖虽然是我国当时粮食重要集散地之一，但长江南北军需民食很大部分仰给于此，时局的发展使其可能出现的紧张程度不难想象。我们公司由上海经理许书亮亲自坐地抢购，并采取高价收购的办法，一方面达到购粮任务；另一方面也很自然地造成长江中下游的联锁反应，各地粮价高涨，市场混乱。据许书亮兄对我说，他曾看到军粮接收人员曾因交不出粮畏罪投江自杀的。数十年后，我见到许书亮尚谈起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他津津乐道由于我们购粮增加了市场压力和军需的困难，加速蒋军士气的崩溃。

望山先生事后也说，我们只不过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一点点“催生”的工作。

这一件不同寻常的生意，公司也得到了一些盈余，我们把它全部捐献给民生农校建筑校舍。这就是民生农校1949年新建成的一座楼房的经费来源。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我们把航行在长江的拖轮驶往厦门；当百万雄师渡长江以后，又把它驶往香港。这样，逃避了被蒋军征用的危险。

以后，公司在香港、广州分设机构，在广州沙面的福源船务行于广州解放后，广州食盐紧张时为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从汕尾抢运食盐来广州。据经理庄骏声说，曾因运盐著有成绩得到广州军管会的奖励。

新中国成立，望山先生在香港，他首先在公司上空高高悬起五星红旗，并把轮船船籍从香港转移到广州。

以后很久我才知道，拖轮抢运食盐数十航次之后，在广东东部海面被国民党海军拦截挟持驶往台湾。当时因对船只未投保险，公司随即倒闭。事后台湾方面要公司迁往台湾或秦老亲往台湾作为发还轮船条件，秦老泰然置之，不予理睬。大有视荣华富贵如粪土，美味佳肴不值一顾的凛然之气！他面对当时的香港社会情况，知道台湾方面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数月后，他得到港、菲一些老朋友的资助，带同家人南迁沙捞越。

1956年他返北京出席国庆观礼。1957年夏，他带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同家人回福州。旋即被聘任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

望山先生一生为国家、社会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以上所说的只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给我留下刚正不阿、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深刻印象，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可以说，他是紧紧地跟着时代前进的人，因此，他的生命力始终是强盛的。

回忆秦望山二三事（黄潜蛟）

我初次认识秦望山是在黎明高中求学时。比较接近，是在卓然小学任教时。因黎明高中被国民党中央军取缔后，我们一班黎明校友，在秦先生大力支持下，就黎明旧址校具创办卓然小学，纪念许卓然先生。当时秦先生经常仆仆往来于京、沪、厦、泉间。至泉时、常川卓然小学小楼上。当时办卓然小学的黎友廿六人，都是光棍一条，热情满腔，不计得失酬劳，一味埋头苦干，寄希望于未来——复办黎明。秦亦深爱我们这班黄犊。所以每次来校，对我们都很关心。因他威而不严，平易近人，所以我们常借开玩笑揩他点油水来润润枯肠。他亦知我们常常“三月不知肉味”，有求必倾囊以惠。因此感情日笃，互相了解加深。我和他发生工作生活关系，是在1936年间伪国民大会代表初选时。

秦是闽南闻人，继许卓然而起的许派领袖。当时国民党伪国民大会代表初选时，他是内定提名的候选人。在选举期间，他急须在黎友中物色一个帮助处理日常文书应接酬酢的助手，不知怎样选中了我。我当时在南安官桥崇文小学负责校务，校董会不容我离开，还是秦三次派人与校董会商量暂借六个月。下面就是我在这六个月中和秦紧张工作生活中片断的回忆。

（一）

在一个仲春的早上，我们欲由泉赴榕，同行的还有泉州日报社长张赖愚和两个卫兵。当卫兵到泉安公司叫车回来，向秦报告发现毛公智（大概就是郑明智的绰号）带了十多名护路队在枫角车站（即福泉厦路前身，站设在大隘门口）。秦聆悉后，神色略为犹豫。在上车时，一再吩咐卫兵，如发现毛尾随行踪，立即报告。如毛突至，立即开枪。并嘱咐司机沿途不要停留。因毛公智是陈国辉的得力爪牙。陈国辉被十九路军枪决后，陈派余党均认为是秦所谋，长期发出对秦恫嚇报复的风声。因此，秦对陈派余孽，处处存在高度戒心。车行至东鼓楼下，突被中央军岗哨阻住，秦令赖愚出示名片，哨兵不理。因秦名片上只有“秦望山”三字，没有署衔，“闽变”不久，外兵警戒颇严。后赖愚上鼓楼找其连长，始由其连长下楼向秦赔礼放行。但秦始终未能恝然于怀。盖秦出入泉州，一向不受任何军警检查。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出东门拐湾时，不慎辗死一大白鸭。又驶至东湖原乡村师范边，新换前轮内外胎均爆破，计行车不上二公里，连续发生三次不祥预兆。至此，秦决定回程，转由厦门乘轮船赴省。事后传闻毛公智当日确曾派人随后跟踪。果然，若不是预兆转程，可能发生一场惊险。由此足见当时许陈二派的斗争是如何激烈！而事故的发生竟如此凑巧。

（二）

当日中午抵厦，在“春生堂”药酒行午餐。下午到鼓浪屿秦家中。秦母老太夫人，眼见秦偕客人来，爱喜交集，因米缸菜橱两空。秦似意料早及，乃出名片叫我至“春生堂”向郭祺祥先借一千元。临行时，秦留二百元与其母，余数交我保管。我们三人（张赖愚及一卫兵）均留泉即乘“海平”轮峇厘上省垣。在船上半天又一夜，我和秦无所不谈，在我不断的提问中，归纳他所谈内容如下：

（1）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看法：

当我们的船转出鼓浪屿后，即见七十余只日本军舰在我们的领海“演习”，耀武扬威，令人大愤！秦睹状也不禁浩然长叹！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夺是他的本质，而中国正好是他侵略的对象。百年来魔爪所及，血迹斑斑。如何救亡图存？固是全国人民的职责，但主要关键在蒋一身。军事上不及人家，暂时忍让是必要的，但决不是无原则无止境的投降。忍让必须加紧备战。蒋对外来的民族大敌，永远是海腹山胸地包容，丧权辱国。而对自己的同胞，反而专心致力于“安内”。对民族正义开玩笑，对政治道德蹂躏，对民意扼杀！日寇对我们的觊觎已发展到顶峰，民族的浩劫已临眉睫。不过所有的中国人必须自信，中华民族决不会亡，过去蒙满不是统治过我们三百多年吗？只要大家不做亡国奴愿做救国鬼，炎黄的子孙，永远是顶天立地的。

（2）有关许卓然先生事迹的谈述：

颇有人认为许卓然先生当年聚义王巢，是绿林本色。从表面看，难怪群疑。但从实质分析，却大为不然，因为起码他们没有打家劫舍嘛。在民初南北军阀纷争年代，地方糜烂，民不聊生！许先生当时确有伤时怜世救苦拯难的胸怀。至于以安海为基地，在漳州寮办兵工厂，在灵水办军事养成所，确有远大抱负，但绝不是象社会上谣传是许先生想在安海登基做皇帝。

许先生当时是在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领导下，从事各方军政活动的。他先后辗转周旋于闽、浙、粤、军阀民军之间，其目的也是为安乱利民。当闽局稍定后，党军欲入闽、何应钦召开闽省军政会议，邀请福建代表五人（都是民军首领），许先生是其中之一。主要解决入闽军费问题。何应钦要福建代表筹付军费白银三万元，在场代表，谁也不敢轻易承担，独许先生一人挺而独任。许先生从此大得北伐军赏识，闽南军政、大部委托先生（三万元军费，许先生向中南银行黄奕注先借）。在当时国共合作北伐的革命形势下，许先生为北伐军扫清障碍及为北伐军筹供军费，起了巨大作用。

许先生因陈国辉的叛乱，地方遭殃，决定组织武力清剿，不料陈国辉勾结其党羽，暗杀许先生于厦门。闽南一代革命英杰，竟丧于奸恶之手！

许先生一生孜孜不倦于地方兴革事业，在民初南北纷争大动乱时代，他于万分困难的处境下，犹为地方办下三件大事：

1、开筑本省第一条公路——泉安汽车公路。当时全省无汽车公路。陈清机先生是安海旅日同盟会会员，也是当年我省具有卓越眼光的人才。1915年返安，曾倡办闽南汽车公司，因无人支持而中止。至1919年许先生进驻安海时，始电请陈氏回安主办此路，开全省汽车公路之先河。

2、安海街道原本狭窄不及一丈，日常人来人往拥挤不堪。许委陈清机为路政局长，专责改建市区。安海拆宽街路，为闽南各市镇最早，并绘有精确地形图，备作以后发展蓝本。

3、创办黎明高中：当时泉州只有基督教创办的培元高中一所。在蔡元培、马叙伦的建议下，许先生倡办黎明高中。邀请陈清机、李爱黄、汤文通、梁龙光等积极筹备，于1929年秋，泉州一所最高学府——黎明高中问世了。

（3）有关“闽变”及陈国辉之死：

北伐后，蒋的统治，表面上是安定统一，内部却四分五裂，钩心斗角。由于蒋的专权独霸，疑忌嫉妒，造成各派同床异梦。当时西南——两广、黔、滇、与他磨擦最厉害。陈铭枢、陈济棠、李宗仁、白宗禧、龙云等，都是蒋的眼中钉。十九路军不顾南京的投降卖国政策，孤军奋起抗日，更使蒋大为难堪。十九路军的调闽，固然是华侨和福建人民的强烈要求，也是南京拨去眼中钉，想利用十九路军剿共，以达到兔死狗烹的阴谋。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当然不是傻瓜。故在入主闽政后，陈铭枢即多方积极活动，秘密联络桂系、云、贵，约定五省同时发难倒蒋。不料机谋泄漏，蒋先后密派大批特务及军政要员，向西南四省进行经济收买及军政恫吓，使用各种挑拨离间手段，致使在发难时，西南四省，临时突变。十九路军眼看大局无望，自度孤掌难鸣。乃决计放弃原定计划，暂时牺牲，保存局部人事，这是“闽变”失败的主要原因。

十九路军入主闽政后，首要任务是安定社会，解除民苦，纯洁统一军政队伍。陈国辉自背叛许先生后，更加横行猖獗，在泉永一带，罪迹累累。单巧立苛捐什税就达三十多种。华侨控案，堆积如山。擒贼擒王，杀一儆百。这是陈国辉当时被省府认定下手主要对象的原因。如果采用军事行动，则有二点顾虑，第一顾虑陈匪作困兽斗，加深人民涂炭。第二顾虑引起其他股匪产生兔死狐悲之感，进而激成群匪蜂起，联络对抗。所以最后决定以智取。十九路军入闽后，陈颇惴惴难安，曾多方散出微妙信息，表示希望收编。所以当时省府决策的首要们，利用陈这种内在欲求，由方声涛、林知渊发出对陈邀请来省商讨整编军事会议。陈初亦戒心耿耿，踌躇进退，后经厦门航空处长陈文麟保证，始决意于1932年9月26日由陈文麟驾机送他晋省，到福州时即被扣押。经过约二个月审讯后，枪决于福州，一代枭雄巨孽，到此终结。

（三）

我们在福州先后四个多月，都是一般庸俗的官场酬酢。我们包租闽大旅社一部份厅房。秦先生经常早上八时左右出门，到午夜才回来。我在旅社临时会客厅代他应接访客。秦回来后，常须彻夜写公文书信，有时弄到天亮。有几点较难忘的。

1、秦到福州马尾时，省府各厅处均列车迎接。秦在榕时几乎天天赴宴，但秦始终未曾答宴一次，这是当时官场少见，更是所谓竞选期中罕见。

2、没有馈赠与任何特殊酬酢。

3、多方面提出建设性建议，如整治河流——爆炸闽江、晋江滩礁。疏浚闽江、晋江出海口。建设后渚码头。堵塞石井出海口，围垦五里滩。开发山区，发展民用工业。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加强整训公务员等等。每一项建议，都附有具体方案或计划。先后提出十多项建议。据刘通，陈绍宽告诉我，秦先生的建议，博得不少贤达嘉许，也惹起不少主管长官头痛。足见秦先生当时的政治风度别具一格。

最后我再补充秦先生平常二点事迹：

1、钱东亮这杀人魔王，在泉州不知造成多少冤鬼。一天午夜，有人急叩卓然小学大门，嘶声哭喊：“秦先生救命！”开门后，见一对老夫妇扑跪门堦啼哭，说他的儿子被钱旅长抓去，同车抓去数十人，可能被活埋，哭求秦速救。秦即挂电话询钱，果有其事，钱将当夜所抓卅二人名单送秦定夺，最后全部被秦释放。

2、在官桥选举时，前曾庄有一老人名叫番助者，鼓励大家选秦，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他一次病中被抓去当挑夫，秦先生怜而放他，并送他一元买药。又一次叫他去溪边送信，也送他白银二元。事隔五十多年，此翁犹紧记在怀，足见秦先生平日感人之深。

（以上所述，部份系秦在船上口述所忆，其余系我亲身见闻，但事隔近五十年，恐难免有疏漏失详之处，甚盼知情者加以补正。）

秦望山二三事（秦长江）

先父秦望山是同盟会会员，一生扑在家乡事业上，凡利于家乡人民的事都勇于负责，现回忆他在世时二三事，作为备忘以志:

一、一九三八年间，泉州地带有一个性情暴躁，杀人越货，聚众为匪者，呼为毛公铁，其人曾三次要暗害先父；一次在父亲往福州时，车轮坏，改道无被伏击；二是没回家免遭搏杀；三是适事阻不往参加笋江游宴而免遭祸。因先父与许卓然极力主张清除所有匪徒及残民以逞的民军而怀恨在心。可在1939年间，钱东亮要捕杀毛公铁，商之于先父，先父告钱，杀一毛公铁，岂能绥靖地方，为泉永德交通安全计，不如招安，钱颔之，此后泉州德化通途获得安全，毛公铁知招安之情，乃往福州，面叩家父表示歉意，并愿痛改前非。

二、一九三九年间，钱东亮下令凡抽鸦片烟者即毙，当时嗜烟被杀者甚多。一次先父因事坐轿往安海，途中二轿夫（皆患烟瘾者）互语中言及，把烟瘾硬戒，只搓破三领新席，忍着，即可过瘾关，何用触死律。先父悟之，即往劝钱，不能以杀当戒，应当设戒烟所以治，杜绝烟瘾，不久，集中被捕烟犯三千多人在承天寺，成立戒烟所，受戒者十分感动。

三、一九四九年初，先父在厦密会李良荣，劝其仿傅作义将军言和，化干戈为玉帛，使人民得安，李闻后，默然良久，即云，言和难办，但可以保证在他仍留厦时，绝不作任何损害人民之事，请放心。李果如其言不作害民之事。

四、一九四九年五月间，蒋军刘汝明败退福建。先头部队退到永春，拟趋泉州，先父闻之，即挂电话直达刘部劝阻，从其他海道退走，如须经费，他可负责。因闻刘部在败退途中，扰民甚凶，为泉民计，先父站在电话机旁数小时。以后刘部只一小部经泉他往而已，泉民免遭兵燹之祸，也云幸哉。

秦望山先生与民生高农（周达民）

秦望山先生是我最敬仰的老前辈之一。早在1929年我从浙江平阳随兄来泉州念书时，就听说泉州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秦望山先生。可见当时在泉州群众中，他的声望已经很高。

他是民生初农的董事长。抗战胜利后，他从菲律滨回国，看到过去有些人经不起战争艰苦生活的考验，早就离开教育岗位，甚至变得很坏。而民生农校在叶非英老师、苏秋涛校长带领下，与一批老师，同舟共济在没有任何经费来源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退却，度过了艰难岁月，而且奇迹般地发展壮大了，教育质量提高，办出特色。他非常感动，信心大增，决意尽力支持，帮助。

望山先生与叶非英老师商议后，认为不但要继续办好初农，而且要增办高农，将来还可办农学院。这说明他是非常重视农业教育的。他和叶老师对农校的发展，作了周详的谋划，并确定聘请陈启舟先生来当民生高农第一任校长。

当时，我担任民生初农的事务之职，叶老师要我协助某些筹办高农的事情，因此对秦先生捐资增办民生高农的情况了解比较具体。

1947年初，迈开第一步。那是秦先生在菲律滨要回国时，朋友送给他三万元。回国后全部买了泉安汽车公司的股份，可是民生急着要用钱，只好拿股票去抵押，得了一万多元，全部捐给民生盖房子。即在假山前，仓库平屋西边与初农教室连接扩建两间办公室。而且，在假山西面建一排教师宿舍，共五间。把原设在礼堂右边的办公室改为图书室。

1948年秋，增建一座高农教学楼，那是秦先生当董事长的建设公司捐的钱。当时全国在反饥饿、反内战，民不聊生。福建是缺粮区，军粮却要运往南京、芜湖。秦先生即要求省政府改军粮北运为在福建内销，然后在芜湖购米抵交军粮。此事由建设公司承办，客观上，因在芜湖抢购粮食，造成芜湖粮价飞升，一片混乱，促进国民党加速崩溃。

这座教学楼两层，石木结构，长32米，深8.5米（上下各四间教室），正面走廊建有七个圆拱。为了少花钱多办事，秦先生出了个点子：向当时县政府申请，准许无代价运载北门拆下的城墙石。运费以石料抵充。所以这座楼全部石料是不要钱的。建筑工程也由秦老先生介绍，让金鑫师傅承建，造价较低，质量也有保证。

为了建造这座楼，秦老先生倾注了多少心血！

同时增辟农场。1948年通过民友何魂（法石人）和法江校友的介绍、帮助，在法石坂头村西南公路旁，收购一片盐碱地，约350亩，每亩20元。该地由于原有水闸失修，海水涌入，土地盐分过高，不宜立即种植，必须蓄水养淡。为此加固了海堤，修建了水闸，并且聘请了当地校友陈文古，负责引晋江水进行养淡等经营管理工作。

为了增加收益，以场养场，不但养了耕牛，还建了一个碾米厂，既为自己加工，也为群众服务。

这些计划，可说是周密的、有远见的，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进行到底。解放后，这片土地一度成为良田。现在是高楼林立的黄金地，是东海经济开发区。

从以上事实，联想到他主办的安海的围垦工程，你将不难看出秦望山老先生一生所想，所作所为，目的是什么？是为教育，为泉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奋斗，是为群众谋福利，这不是很明显吗？所以我说，秦老先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敬仰和传颂的。

一位谦和、宽厚与仁慈的长者——怀念秦望山先生（林玉）

我是在一九五六年和袁国钦一起去探望过秦老先生的。当时他是响应祖国的号召，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携眷回归祖国的。

定居福州后，我们经常拜访秦老先生。他很器重国钦，常在我面前提到国钦是个品学兼优的人，他常说有这样的学生感到欣慰。

然而，不幸国钦病重，他多次到医院探视，最后知道国钦已回天无术，老人家竟挥泪离开医院。

望山老确实很爱国钦。在国钦去世之后，望山老以“爱屋及乌”的感情，常抽时间来看视我们母女。（我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被定案划成右派，而国钦就在十九日去世）当时我是无人过问的狗屎堆。过去的“亲朋好友”都是望而走避。而望山老不畏人言，常到我家，给我以鼓励，慰勉。要我坚强起来，加强信心，问题终有弄清的一天。当时我受着内外夹攻的惨痛折磨，犹如坠入深山狭谷，伸手不见五指。幸得望山老的鼓励启发，使我发现了一线亮光，坚强地生活下来。也是他老人家鼓励我学习书法以寄托哀思的。

在那种环境下，望山老使我感到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老人，因而也就常带着女儿上他家去。秦老的夫人袁海伦女士，也是一位难得的热心人，待人宽厚，对我母女也是关心倍加，常留茶留饭，使我感到温暖亲切。此情此景将终身不忘。

秦老先生是十年动乱中被迫害逝世。当时我在上海治病，致未能亲往送葬。后来在拨乱反正后，福建省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昭雪追悼大会，我去参加了并献上题为“一生爱国”的挽联以表哀思。

秦望山先生是我此生见到唯一平易可亲、温厚可敬的老人。如今正值他老人家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勾起我无限崇敬感激怀念之情。仅此数语以资怀念并向秦老全家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谢意！

民国16年即公元1927年，下同。↩︎

《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的杂忆》、《泉州党史资料》1981年第一期。↩︎

《第一编中共泉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泉州地方史》。↩︎

《白色恐怖下红黑分明的福州》《福建评论》第七期1927年3月12日。↩︎

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上册）第220-221页。↩︎

秦望山《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活动》、省政协《福建文史资料》。↩︎

《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的杂忆》、《泉州党史资料》1981年第一期。↩︎

《第一编中共泉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泉州地方史》。↩︎

《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的杂忆》、《泉州党史资料》1981年第一期。↩︎

李松林《大革命时期泉州地区党的活动》、《刺桐烽火》第38页。↩︎

《第一编中共泉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泉州地方史》。↩︎

李松林《大革命时期泉州地区党的活动》、《刺桐烽火》第38页。↩︎

谢真《忆秦望山先生》、《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3辑第3页。↩︎

秦望山《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活动》、省政协《福建文史资料》。↩︎

《泉州市志·人物志·秦望山》。↩︎

《诉叛党许卓然之罪状》、《中华民国人物志》第三辑《厦门图书剪报资料合辑》。↩︎

许金荣回忆、林国强提供。↩︎

秦望山

秦望山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