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
赤俄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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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切革命学说与理论，如不用科学方法，去归纳以前的事情，指明未来的倾向，那么这种空洞的理想，恐终无实现的希望。
革命行为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它能证实其可能与否。所以一般有识的社会革命者，对于以前的革命运动，总热心研究它的过去事迹。
各国革命者对于法国革命史，曾细心研究他的发生经过，特别是俄国革命者，他们于俄皇专政之下，曾秘密研究过法国的革命经验。
最近俄国发生的三次革命，无论它是失败的或成功的，它对于这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经给了不少伟大的教训。
以经济状况与国际地位而论，俄国与中国有相似的地方。它在这三项革命里已明白告诉我们：在农业国能否施行社会主义？他将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
不过要明白俄国革命，现有种种困难：半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学者，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已起了绝大的恐怖，他们以“共妻”与“紊乱”等可怕名词，去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此外有识的新政客与新军团，想利用列宁的学说与财力，来达到握取政权的目的，所以他们对于苏维埃政府，总一味讴歌他们的成功。
在技术方面说，现在的中国人设法知道外国情形，通讯社大都在外人手里。尤其是俄国的通讯社，现在除苏维埃政府的华俄通讯社外，中国还没有组织有力的通讯社，去知道俄国的社会状况。
此外俄国面积辽远与语言困难，也是不易调查的重要原因。有许多游经赤俄的朋友们，对于俄国并没有深刻的研究，但他们在俄国逗留数星期以后，就要归国做万字的报告。有些人甚至随便捡些布党的宣传材料，作为自己的实地调查。如美国某新闻记者游俄的结果，以为赤俄监狱的生活，也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日本驻波兰公使川上俊彦，在新经济政策后经过莫斯科时，还没知道赤俄的娼妓。
苏联政府对于非党员的调查者，曾设法破坏或拘留过，如加入第三国际的江亢虎，在莫斯科调查半年的结果，均被“欠夹”没收了。瞿秋白是北京《晨报》的通讯员，同时又是第三国际的翻译员，但他做的通讯文稿，有一次被邮局检查到，几乎被他们监禁起来。平民大学教授林可彝，是共产青年团的团员，但他的笔记与书信，竟被“格别乌”没收了！
我个人曾去俄两次：第一次是1921年春天至1923年的秋天，第二次是去年年底至本年五月。赤俄游记是记载第一次留俄的经过。1923年秋季以后的事实，因有增田正雄的《赤俄印象记》，所以不另外记载了。
我自信这篇游记是公正的记载，我欢迎一切事实上的批评，并愿平心静气去答复他们！
抱朴 1925年7月28日于北京
赤俄游记
一 上海——黑河
在这沉寂的，半殖民地的古邦里，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的生命也变成了无意味了。那异乡的和风，又偏偏吹来，打动一般青年的好奇心。去，我们往自由的世界走！于是大家纷纷离开了故乡，往欧罗巴的法兰西去。似乎那里的工人也比这里的人士快乐些，但实际如何呢？他们不能像普通的工人一样，做很苦的工作，于是他们的理想国也化为诅咒的所在了。
那共产化的俄罗斯，报告我们更好的消息，他那里已弃除了资本主义。这个新而且完全的制度已经在横跨两大洲的国家里实现了。于是“往俄罗斯去”的口号，又成为青年学生的呼声了。
1920年的秋天，我自朋友处得到了留俄的消息，听说某团体可以替我们做介绍人，我也欣然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的青年团，专心学习俄文。是时他们说：“俄罗斯施行共产主义了，人人都需工作，但学生每日工作五小时。”好，我们都愿服从这样的条件。又因路费仅需自筹三十元，所以我们期望早日启程了。
与我们一块儿去俄罗斯的，还有两个女生，于是那“共产”“共妻”的名词，又成为人家攻击我们的工具了。但种种的阻碍，反增我们的勇气。
次年的春天，各地陆续到达的学生已经有八十余人，但团体中的主持人骤降名额，自五百名减至五十名，路费也自三十元增至一百余元。于是一般穷学生顿绝了留俄的希望，那有钱的朋友也急急想起身了。但他们又把行期延迟了，因此我们不要团体的介绍，竟离开了上海。
二月某日我们搭着装货船动身了。同行者除江苏七人外，尚有四川三人。当时每人平均只带八十元，但此去究需路费多少，我们并没知道，不过我们的冒险心，预示我们可以往俄罗斯，大家以为一入俄境，便不生问题了。
船到大连。海关上有人来查，他们特别注意我们，再三盘问我们的去处，幸喜我们知道哈尔滨的街名，所以也敷衍过去了。
我们将十人分为三组，以免人家注意。但其中有一组在途中遇了些周折，日本警察查问他们的旅行券，颇使我们惊心。
进旅馆后，我们也不敢到外面瞎走。有几位朋友惊得把俄文读本都抛弃了。当晚即搭车去长春。车上非常清澈，一切都很有秩序。
此时天气渐渐冷了，似乎预示我们快到长春了。在长春我们也不敢久留，立即乘车下行。长春买票需以金卢布合算，但实际所缴者仍需要华币，故买票人易与从中作弊，车站上毫无秩序，上车非常困难。当时我们怕传染鼠疫，时时带着嘴套，所以呼吸也格外觉得困难。
次日车至哈尔滨，我拟立即直去满洲里，但大家疲倦已极，所以都不愿即晚去满，谁知哈尔滨的消息，骤然打断了我们前进的希望。
我们进旅馆后，伙计告诉我们，往满洲里的车已经停止买票了。
过三天后，哈尔滨的报纸，载了我们留俄的消息，结尾还写着“幸当局注意焉”六字，真使我们寒心。加以旅馆中时有丘八[^1]往来，有一两胆小朋友，每惊疑道：“怕是来捉我们罢！”
后来我们看实在不能急走，所以就租了一所房子住下，两位女朋友寄宿在朋友处。他方面仍进行取护照筹划款项。不久便自上海汇到四百元，所以经济问题暂告解决。
我们想尽各种方法，但总没法取到护照。最后我们想稍迟几月，候吴淞江开冻后，再自黑河过去。因黑河与海兰泡仅有一江之隔，彼此往来都不需护照，所以我们决定走这条路了。
哈尔滨生活程度太高，我们的经济又甚困难，所以我们中四人就到戍通公司任事，以辅助在外朋友的生活费。
五月以后，满洲里被捕的十三位朋友自齐齐哈尔释归，盛言沿途的危险，劝我们不必前进，于是我们同行的人都灰心绝意，大家预备回南了。独我与廖划平决定去黑河一走。
廖君是四川人，我是上海人，语言不同，怕招旁人疑惑，于是我就搭轮先走。
临行时我学了化妆术，把学生的面目变成商人的模样。但我心里时时刻刻疑心人家是侦探，那丘八式的旅客每增加我的疑虑。后来察觉到有两位穿西装的青年，常常注意我的行动。我想这大概亦是去俄罗斯的学生吧，但一转念又疑他们是侦探。船到黑河时已经是深夜了。次日早晨我望见岸上行走的警察，我想他们也许接到什么电报，登岸后却不见有人注意我，我即搭着渡江的船过去，于是一切的疑团也就无形打消了。但后来听说廖君到黑河后，就被警察拘禁起来，他们疑心他是胡子。但又把查防留俄学生的电报给他看，幸喜他还机敏，才脱离危险，渡过松花江。
二 海兰泡——莫斯科
渡船傍江北的岸时，有海关的人来，检查行李。中国领事馆中也有人在场。我因畏中国人注意到，即雇了一辆马车。马夫询我“往何处去”，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立刻翻开俄文书，但总找不到“车站”两字，最后我忽然想到“火车”两字，就说一声“博也池特”，车夫也明白我的意思，驱马车往车站而去。
到车站后，我给车夫一元华币，即将行李搬进去。时站中寂无人声，地上睡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劳动者，似乎这车站已很久没人到的样子。我正忧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忽从外旁走进两个穿军装的中国人，我就询他们开车的时刻，他们说：“每星期一次，再过两点钟。就买票了。”
这时已过两点钟左右，肚里已经饿的难受，但站上找不到东西卖，于是我把哈尔滨带来的黄豆拿出来充饥。他们看我吃豆，非常怜我，立马给我十磅重的黑面包，极力的称赞了一大阵，他们齐声说道：“这是最好的面包啊！”我吃了一口，总不能咽下。
站上的人渐渐多了，他们再三叮嘱我注意行李，此时我箱子旁的火柴也被小孩子偷去了，但他们还来向我兜售旧洋刀。
火车原定四点钟开行，延至六点钟才来了几辆货车。车还没有停住，乘客已纷纷上去，我们三人走得稍迟，竟找不到一个立脚地方，但此时车子已开，我们只得暂时站立，可恶车头中飞出的火星，又时时烧坏我们的衣服。到第二站停车时，我们把行李搬到一节较窄的车里去，却被一个军人抛了出来，不得已又搬回原处。
车行甚慢，其速率简直如牛车一般，乘客都坐在车沿上，很高兴的唱着歌儿，倒还可以略慰旅客的寂寞。当晚至瀑启格廖夫（Bocglev)[^2]，乘客均住车站过夜，因为革命后已经没有旅馆了。我们也在车站中找了一块地方，躺在铺盖上面，我正忧虑不知怎样到赤塔去。那两个中国红军常常来探听我的钱数，他们都说：“非五十元到不了赤塔！”我故意装出愁容，恳求他们同去见地方长官。我说有介绍书，大概总可得到免票。正谈论间，外旁闯入十几个红军，独来查我们的护照。立刻叫我们整理行李，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但也只得跟着他们去。被捕的人除我们外，还有一个高丽人。前后被武装军士包围着，不知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最后走进一所地方，屋子里仅燃着一支洋烛。一个头部受伤的军官，站在电话机旁。其他一个横在榻上，都带着病色。查了我们的护照后，又询我们的来历。结果高丽人留在那旁边，我们三人又转押到旁的地方去。就拘禁在一辆火车里面，过了四小时后才释放我们。
我们问为什么拘禁我们，我们大家都莫名其妙。后来我到莫斯科后，才知是苏密史基的野心，因苏试想把高丽的独立军，放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独立军不从，因发生冲突，结果高丽人方面死了几百人，有一个高丽人气愤愤的对我说道：“唉！我们受够了日本的压迫，现在不愿再受俄国的压迫了。”
那天释放时，天色已微明，我即购票上车，他们两说，要回海兰泡去打官司。
这次红色的车里（即装货车），旅客较少，我就找地方躺下。同车的都是些妇孺老幼，处处露出凄惨的景象。我旁边横着一个中年妇人，泪汪汪的抱着两三岁的小孩，真使伤心。
沿途除森林外，还横着许多破火车，有许多铁桥也损坏了，听说谢米诺夫战败时，每焚毁一切而逃。
革命后，煤产锐减，火车头均换烧木柴，每到稍大的车站，则须装木柴，乘客都帮助搬运，颇显出互助的精神。
离“规音刚”不远的铁桥已断，新的木桥还未盖起，所以乘客都需在此处换车。火车交换旅客后，又分头开驶。
途中遇见一个美国工人，他说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行为与思想，简直是资产阶级的忠仆。他非常厌恶女性，他说假若不因女子，那么他已经是个伟人了。
俄人都疑心我是日本人，后来我将哈尔滨共产党部的介绍书给他们看，他们才信我是“基丹也剌”（俄人呼华人为“基丹也剌”），有一次我在站上散步，几个顽童向我索烟，我给了他们一支，他们轮流吸完，又来向我要第二支，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有一个顽童说：“你不给我吗？我就说你是阿那答！”（“阿那答”即日语“你”的意思。）
自瀑启格廖夫启程后，火车在中途停了四天，因为火车头太少，他到别处装木材去了，所以自瀑启格廖夫到赤塔，经过了十天才到。
在未到赤塔以前，我偶然遇到第三国际的办事员，他曾招待过卜士奇等，所以对我非常亲密，我们到赤塔已是晚间十二时，下车后只得去火车站过夜。第二天早晨，那个俄国人把我的证书拿了去，他说下午二时来看我，但他同美国人说，到五时才能给他回音。于是我们又怀着进苏维埃国境的恐怖！
我把行李交给美国人看守，自己却到华工会去，因为我在中国时，有人告诉我说，华工会与我们有特别的关系。工会在苏妃埃斯加耶街上，有几个红胡在那里办事。他们的权力很大，凡华侨的护照都由他们发出。我询他们留俄学生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叫我去“达尔盘鲁”（远东部）打听，我却拿着世界语的介绍信，到赤塔世界语学会去，但没找到。
一秒钟一秒钟的过去，差不多已近五时了，但还没见俄人前来，我候的不耐烦又跑到华工会去打听江亢虎，无意中却遇到张民权，他是中国有名的世界语学者。他告诉我说，此次想经过俄罗斯，到捷克斯拉夫去赴世界大会。大家都深幸得了一个友伴，他要我搬到工会去。他帮我把行李搬来，当晚我们即在工会的地板上，过着愉快的夜了。
次日民权与我一块儿到外交部，他们问我们是否中国学生，我们说是中国的Studentoj，他们非常高兴。民权把壳茶林的密码介绍信递给他们，他们就拿去翻译，我们在接客室里等候，此时民权才对我直说道：“我是去赴第三国际大会的，还有一个友伴未来，因为他走黑河，所以来得迟了。”后来介绍信翻译好了，就派人送我们到达尔盘鲁去。幸亏我的证书也在那旁，所以他们把我们两人一块儿招待。达尔盘鲁的地方很小，仅有两个人办事，我们讲不好俄语，他们又仅能说几句英国语，不过大家总能会意。当时我就回工会去取行李，因没钱雇马车，所以自己走了。
达尔盘鲁的中餐很好，真是我入俄来第一次佳肴了。我自海兰泡后，已经被黑面包苦坏了。中餐后我们又取访世界语学会，找了好久才找到。刚把门敲了一下，就听旁边说了一声：“Chu Vieztas esperantisto？”我们一看，原来是个褴褛的工人，捡了些破东西，民权惊疑地问道：“你也能讲世界语吗？”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世界语学会的会长，他很殷勤的招待我们，我把上海世界语学者斯督片尼托带的信给他，这信是在斯氏未自杀前写的，我们俱叹息他的死，但我们也不知他自杀的真原因。民权与他谈得很久，我们在十时左右才回来。
赤塔是远东共和国政治的中心，商业上本不发达。街道上的商店已多倒闭。但巴柴尔（即俄文市场之意）还很热闹，华侨经营的小摊子也多。他们虽没远大的眼光，但于俄国小商人中却占着优胜的地位，一切违法的营业，也是他们做的。
第四天晚上我们又搭车西行。同车者有两个日本社会党人，他们原似赴第三国际大会，但布党却处处阻其前进。“达尔盘鲁”再三叮嘱我们，勿与他们接谈，当时我们不知是何用意，即答应他们的要求。
沿途山洞甚多，据云赤塔伊尔库次克间共有四十八个。车行两日后，即至马赛湾。该地中国工人极多，据云因库伦乱时，逃至此处。当时上乌金斯克化工会会长金某，曾劝他们由俄国境内归国，但金某率他们至马赛后，即逸去。现在俄人勒令他们做铁道苦工，每星期仅借给面包六磅。华工因不胜其苦，都出于自杀之一途，其逃亡者亦遭红军枪杀。
在华工中间，我们自然要尽宣传的责任，但结果总是很坏的。马赛湾以下，沿途华工很多。他们在铁道旁做工，没心来听我们演说，“红党、白党是一样的啊”，他们总是这样答复我们，我没办法解说，就告诉他们道：“这不是苏维埃俄罗斯，所以还不能完全实现布党的理想啊！至于苏维埃俄国，一切都已平等了。”但华工中间，很多自苏维埃俄罗斯来的，他们用自己日常的经验，来否认我们的话、我离了这些“无知”的工人，回到自己的二等车去。我所乘的快车，慢慢地送我们到苏维埃的国家去。
离伊尔库次克不远，已不见硬币了。面包牛乳的价格，也需几千卢布。我们在赤塔换的金卢布，他们都拒绝行使了。
东至伊尔库次克，已是傍晚。我们即在车中过夜，因我们所乘的二等车，是赤塔党部的专车。次日早晨，赤塔党部派来的人，送我们到第三国际的旅馆去，同行者还有两个布里亚特学生。
旅馆的建筑虽非欧洲式，但很雅致。一切都由仆役来招待我们，他们将我们的行李搬了进去。我与民权就在一间房子里。
当晚在旅馆里碰到杨明齐，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人物，留俄的事情完全是他经手的。他也认识民权，看见我与他同行，非常不高兴，随即问我一声“溶沧现在怎样？”我听见他这句话，心里到吓得一跳，因溶沧也是上海团员，他恨独秀的专制，特别在广东攻击独秀。他曾自广东给我一信，痛骂独秀在广东坐汽车、吃大菜、嫖妓等丑事，不幸这封信被大家知道，因此他们疑心我与他有什么关系。此次他问起前事，自使我惊恐。我当即解说给他听，并说我在赤塔遇见张民权的事情。他后来去问俄国人，才相信了我的话。于是又来与我作亲密的言谈。开口即说：“你们此次辛苦了，现在他们怎样了！我托俄国女子送来的介绍信，收到没有？”说完哈哈大笑，还夸奖我几声：“你真勇敢！你真勇敢！”最后嘱我勿与民权同行，可独自先往莫斯科去。
此时民权非常焦虑，深恐来不及赴大会。后来我们相处渐熟，他渐告诉我隐情。他说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想在俄国共产党处弄些运动费。但我很惊奇，布尔什维克哪里肯资助无政府党呢？他说因上海高丽人金某，拿了第三国际四、五十万运动费，他说可使上海的高丽社会党变成共产党，做种种活动，但实际他把金卢布在上海浪费一干二净，因无法报销，就跑到广东去，找陈独秀，但陈独秀早与俄国人接洽好，自然不去理他。所以金某又托姚作宾，找无政府党，持出一千元开会费，居然于五月间在上海开无政府大会。各地来的代表，都反对派代表赴第三国际大会，大家以为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可能。更不能将无政府主义团体冒称布尔什维克，但一小部分人仍坚执赴会，致大会决裂了，而远东运动会发传单事，又使各地的代表不能在上海立足了。他说此去莫斯科开会，是用支那共产党的名义。至于姚作宾自己，也由西欧赴会去了。我即问他道：“你拿了宣传费后，究办什么事呢？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呢？还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呢？”他说他们在北京出版的《社会运动》，最初是谈无政府主义的，后来只笼统的提倡劳动运动。将来还照这个目标进行。最后他要求我能用他的代表名义，一块儿去赴会，因为他的友伴空三已赶不及赴会，但是我拒绝了。自己没有怎样大的野心，我只愿到莫斯科去念书。照团体的通例来说，我自然应当拥护青年团的利益。
在伊尔库次克的城里，显然有阶级的存在，所谓“平等”“自由”，也不过如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法律前的平等罢了。但我当时是布尔什维克狂热的信徒，诚信俄罗斯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很想利用这些事实向国内宣传。我时常问招待员，他说委员的生活与工人一样，大家都是工作八小时，女子仅作六小时的工，分娩时可进产科医院，官吏于星期日也去田野耕作。我见了这种境界，喜得手舞足蹈，立刻写信回国，向朋友宣传。民权还写了许多通信给各报馆，胡乱鼓吹了一阵。末尾写是莫斯科发的，他说好在总要到莫斯科发的，但实际他在伊尔库次克留了三个多月，几乎不能去莫斯科。
旅馆里的生活渐渐坏了。每天一磅半的黑面包也不足数了，中晚两餐也没有肉吃了。有的时候，连晚餐也没有了，我们又没钱，只得挨饿罢了，但精神也因此不振，民权与我们倦于出门，有一次我偶到杨明齐房里，他正煮着一大盘点心，我也老实不客气的吃了一饱，他说是机关发下的东西去换的。我没心情打听他的钱的来路。所以吃了一饱就走。
1921年7月26日，已是我到伊尔库次克的第十二天了。第三国际支部叫我搭委员的专车，一块儿上莫斯科去。民权听见了这个消息，简直像宣告死刑一般。我再三安慰他，允至莫斯科时，替他设法。我与委员们坐着汽车，向车站而去。
我们搭的是伊尔库次克的专车，地位非常宽敞，构造也非常精致。同行除我外，均是政府的上级官吏，车上还有两个武装护兵。
机关上发的面包，我们共同放在一块吃。其他的东西大家分用了，记每人得到卢布三万（值洋二元），烟卷四盒，火柴两盒。
自伊尔库次克到莫斯科，是一条很长的路，加以革命后的火车慢慢地开去，即快车也须八日半，慢车要走十二天才到。且沿途景物依旧，无足快我胸襟，所以更觉路途的辽远了。
沿途仅通用苏维埃纸币，但有许多地方，须用实物交换。站上农民出售面包与牛乳等物，每要胰子[^3]火柴等工业品交换。渥姆斯克往下，都拿盐来代替货币。比如十个蛋等于四茶杯盐，完全是人类的原始贸易，可惜还不是原始共产主义啊！
我急急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幕，但我所见的，往往与理想中的俄罗斯相背，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事实，统统攒到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来了。共产委员与红色丘八，并不比别的地方好些。专车上的护兵恶狠狠的驱逐贫困的乘客。车站上的乞丐，常常向我们乞怜，我们投下的黑面包皮，他们还在那里争夺。
共产党的训令上虽然有禁止党员经商的规定，但我同车的委员们并没有遵守这种信条，他们也在渥姆斯克购了一、二布特的盐，在沿途兜售。
路上的检查虽严，但我们却并没有遇见什么困难，委员们的几大捆行李也安然透过重关。
八月五日我们已经到红色的莫斯科了，这是俄国革命的中心地方，他自然将给我许多有趣的材料，况且我又将在这里，受布尔什维克的新教育。
三 学校生活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旧部，十一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惧为异党颠覆，所以又迁到这儿来。城的中心是克里姆林宫，列宁与其他重要办事员，就住在那里。街道极不整齐，电车轨道绕克里姆林，成一圆形，全城的建筑颇古，教堂在一千以上，真俄国唯一的繁华地方。克里姆林宫旁，还有一座契丹城（俄人呼中国曰契丹），据云是元时蒙古，侵入莫斯科后所建，城门上有成吉思汗的像片。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急于下车，但同行的俄人还没回来，我不知中国来的学生，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所以就独自跑到华工会去。会所门前挂华俄文牌子，不太一致。中文是华侨会，俄文是华工会，我也没心去管它。正询他们中国学生的住址时，江亢虎适到，他就送我到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去。
东方共产大学，是才成立的学校，原为俄国的东方民族而设，专为造就各民族中共产党的宣传员，后来于开学的时候，印度、波斯、土耳其、高丽、中国等处来了许多学生，他们也就送入该校。
我走到学校门口时，就会着许多旧友，他们领我去见霍霍洛夫金（Hoholovkin）他是校中的远东部主任，当即取饭票到饭堂去吃饭，又向学校领了二万卢布，把行李取了回来。
当晚即到秀松与陈为人那里去谈话，他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此次他俩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我就将民权的事情，与他们商量，要求设法使他们来莫斯科。秀松为人非常狡猾，当场允我于次日开会时，极力替助我的提议，可是他在第二天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会上，反攻击我的提议。
次日我写了几封信，执行委员来告诉我，写信时勿述及俄国政治状况，我写好的信，也由他们拿去检查，我虽不赞成，也没法倔强。
我初到校不久，校中情形还不明了。不过天天早晨跟着大家去领饭票与面包等，忙个不了。上午有两小时俄文，下午是共产党党纲或阶级斗争，但大家都没兴趣听，俄文教员是犹太人，不十分明白文法，遇到为难的时候，就说不用细讲，有时人家询他生字，他即说，你们一辈子也学不好。
每天一磅黑面包的生活，实在不能维持生活。大家不但不念书，连上四层楼的教室，都觉困难。时时刻刻的想吃，做梦也想吃。在这种状态之下，大家的思想颇多改变。最后有许多人提议，召集临时大会，讨论面包问题。会上起了很大的争嚷，一部分与俄人交好的朋友，谓额外的要求有损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大多数的人总不能心服，因为俄罗斯人民在经济上本没有平等，何以独使我们留俄学生受苦呢？
实际上我们的待遇，完全与红军一样，比一般劳动者好得多。例如1918至1919年时，俄国的物质的生活虽坏，红军每天仍领得面包两磅。但一般工人则仅日得面包四分之一磅。但大多数中国学生，哪里顾得这些，他们只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要求委员老爷们平等。
二、三月后，物质渐渐地改善，每天的面包已增至一磅半，中晚的两餐所发的生咸鱼，也从半条加到一条了。但当时新来的印度学生，却受学校方面的特别待遇，他们每天领到两磅黑面包，吃饭领东西都不排队。中国、高丽等学生非常不满，责问学校的办事员道：“为甚在同一学校之中，也发生这样不平等的事样？真使我们太难堪了。”但他们的答语却非常奇怪，简直把我们当孩子看待。他们说：“这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呵！”大家非常愤激，但也没法抗争。
面包风潮虽暂告静止，但团体的组织方法又发生问题了。按例三月一改组，所以十一月初又到改选期了。五位执行委员正想用更严厉的组织。钳制团体成员的自由。但此时大家已深恶委员会的专制，均主张推翻委员会制度。开会后，双方争论极烈。委员派仅六、七人，其余的都是反对派。反对派极力指摘委员会的罪恶，他们检查团员的信扎，但自己却写秘密信，如秀松会写信给张太雷，说他与罗觉等四人为团体的“中坚分子”。但委员派似乎说，没有他们来管束，恐大家不肯用功念书。但这种薄弱的理由，终不能使大家满意。蒋光赤忽然跑到台前，把他们痛骂一顿，他说：“我们反对执行委员会，并不是人的问题，实在是制度的问题，现在一般人要打倒资本家，而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为人与罗觉即说：“委员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如反对委员会，便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大家并不畏惧这种恫吓。且我们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遣送时，他们并没有限于共产主义信徒。不过我们到莫斯科后，他们就把“社会”两字改成“共产”，叫做“旅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实他们信仰的是马克思的集产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但他们却欢喜偷窃这个美名。至于“集权”的委员会制，更不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却是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工具。
会场上的发对声浪，激怒了不明“主义”的袁笃实，猛然站起来说道：“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执行委员会的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有人问责他道：“我们团体中，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他虽不能答复这个问题，但还气愤愤的嚷道：“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大家就请付表决，结果反对委员会的有三十余人，赞成的仅六、七人。
大家主张采用普通的团体组织法，但委员派却说，这样还能办事吗？会场上也没人理他，就此散会。委员派就去告诉俄人道：“他们都是无政府党人！”后来这种消息渐渐传到我们的耳鼓，霍霍洛夫金同我说，团体中有无政府党人，并言中国学生都是些无政府主义者。我无意中告诉蒋光赤，他听到了非常恐慌，因他自反对委员制度后，霍霍洛夫金时常注意他，所以他就要求开会。委员派均骂我多嘴，硬说霍霍洛夫金决不致说这样的话。但霍氏来后，便直指我是无政府党，并说还有三、四个。我当时即对霍氏说道：“我不愿与你争论这些，将来我回中国后，你自然能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
同时张民权与姚作宾也到莫斯科来了。他们都在俄国人面前自称共产党代表，姚作宾还说，他有多少军队。青年团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送了封抗议书给第三国际，并以全体学生休学事相要挟。他方面又想将姚、张监禁起来，结果姚作宾被放逐到伊尔库次克去，几乎死在那里。张民权在学校中读了两个月书，又由西伯利亚回国，几被他们软禁在伊尔库次克，幸亏十一月间远东劳动大会代表来俄，他才得到归国的机会。听说他回国后，也就病死了。
四 劳动者
我常常怀疑道，我是否到了想望的俄罗斯呢？现在我所看见的莫斯科，完全不像我从前所听到的一样，处处都遇到悲惨的印象。街上坐满憔悴的乞丐，花园站着卖淫妇，难道他们都不愿工作吗？布尔什维克告诉我们说，现在苏俄的经济太困难，一时还不能供给他们，并且一班工人与农民，终日劳碌，尚不得一饱，何况这班疾废的人呢？假定我们供给不劳动的人，那么劳动者也将怠工了！但实际上何尝如是呢？委员老爷并没多做工，为什么比人家过着更好的生活呢？他们的家属也都不劳而食！
我们到莫斯科时，新经济政策已经颁布了。不过处处地方还残留着“军事共产主义”的遗迹。街道上非常寂寞，行人也很少，大家都似非常清闲，不过脸上都现出饥饿的样子。他们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所谓“共产主义”而欢迎新经济政策。这种现象在一个不明俄事的人，似乎很可怪的！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集产主义，完全建筑在沙土上面。他们将工厂收到国家手里，完全不能管理它，徒任其废坏而已！在他方面，他们既无工业品去交换农产物，而用武力去夺取农民的余粮，有时连他们最后的种子也拿走了。这种愚蠢的办法，自然使农民愤激，因此便出于怠耕的一途，致供给全欧面包的俄罗斯，顿陷于饥荒的状态。布尔什维克不但否认自己的罪恶，反诿为封锁与战争的结果，其实这是国家管理产业的必然错误。
我常参观莫斯科的工厂，每见因缺乏原料之故，致不能开工，或则机械报废，无法修理，工人亦寥寥无几。询其工资与工作时间，则毫无定章。至于布党的工业计划，如电气化等均是纸上空谈。所以在事实上，它不得不由国家社会主义返到国家资本主义。于是布尔什维克的过渡时期，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共产社会的幻想，也就成了历史上的陈迹。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纯恃劳动群众的力量，建筑在自由联合的基础上。
布党在经济上虽可让步，但于政治上则毫不宽容。他还在劳动者面前，唱着甜密的歌儿。硬说政权在无产阶级手里，决不致返旧有的社会。实际上俄罗斯的工人又处于奴隶状态，他们不但受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失去一切自由，连罢工都在禁止之列。
“巴柴尔”上渐渐热闹了，从前所禁止发卖的商品，现在都公开的在摊上了。黑面包、牛油糖占着市场的大部，其他旧衣服与用具也极多。一部分爱读书的朋友，常拿校中每月所发的两磅糖，两三包烟草等，卖给摊子上，然后再拿去买书。糖的价格极高，两磅糖大概在一元半以上，但书的价格极低，所以我们每月的糖，总可换到六、七本大书。那位中国博士江亢虎先生，也挟着他的夫人在市场上做小贩。
这时大家困于物质生活，也没什么体面可讲了。同学中还有自己拖着东西，在沿途叫卖。袁笃实等每说，我们违反共产主义，藐视党中的规定，——即党员不应有商业行为——但我要问问体面，假若不交换，怎样可以满足双方的欲望呢！人类经济行为是天天在那里向前的，我们又不能使它朝后，重到自足经济时代。
卖淫妇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消灭，反而因经济困难而增加。当军事共产主义时代，一般人仅领到半磅面包，而委员们却得到丰裕的面包，他们自然有度夜资，来奴隶这班可怜的女子。甚至女教员、女学生等也因些微的面包，任人侮辱。中国学生虽不如别国人好嫖，但也有积了几个月的粮，去度一次快乐的夜。
大学中的学生。大多是游牧民族的子弟，他们不能明白共产主义的真谛，他们对待女子本如私产一样，所以有一部分愚蠢的共产党员，常迫着女生道：“你为什么与他们游玩，而不同我散步呢？这不是同志所应有的态度啊！”
有一次，同学中忽然发生强奸的事情。听说女生已在“同志审判会”起诉，犯人拘禁起来，那天晚上开审的时候，大厅堂也挤满了。被告诿言不能说俄语，要求由翻译传达，被告不承认有强奸情事。审判员即请原告声说，但原告忽又要求取消讼案，全堂颇为惊愕。审判员询伊，被告是否曾用手枪恫吓，原告谓并无此事。审判会又问道，交媾是否出于自愿，原告答道：“我……我是……是……自……愿……”语犹未完，即以手帕掩面，作含羞状，全堂轰然失笑。审判员亦无从下判决词，即暂告中止。校长勃洛衣特谓，此事完全由东方风俗所致，他曾在高加索等处，每见有抢亲情事，女子被辱后，只能屈从男子，此次所发生的不幸事情，完全由于这种遗传性所致。男生自被捕后，即托人向女生说项，谓愿娶伊为妻，故女生即欣然从命。结果校长决将双方开除。
女子的地位在革命后，虽略有增进，但仍未脱奴隶的状态，伊们在经济上既不能独立，一切仍须仰承男子的意志。且因生理上的关系，女子还只能做家庭的主妇。
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亦殊可怜。常作法定以上的工作，而得到极微的工资。他们现在困于物质，所以对于革命的理想，反很冷淡了。他们对于一切的政党，都很失望，当我们赞扬布尔什维克时，他们常常说道：“那布尔什维克，不是自私自利的，他们管理一些产业后，骤然变成了富翁了。假若我们做了委员，单独管理一个机关，也没人能过问，难道还肯不自肥吗？”他们举出自己所亲见的事实，如伊万诺夫或者番特洛夫等，从前都是一贫如洗的工人，现在却有马车或者汽车，拥有一所很好的房产，自然不能顾到困苦的劳动者！
我每天喜欢与工人谈话，考察他们对于革命的感想。我觉得他们充满着反动的思想，甚至于厌恶共产主义。这种谬误的观念，很可使苏俄回复旧日的状态。所以一班真实的革命党人，对此都非常焦虑，但布尔什维克却轻视这种现状，我的同学每对我说道，他们（指工人）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哪里懂得这些问题呢！
五 反革命党
布尔什维克虽与资产阶级妥协，向欧美帝国主义的国家表示让步，但他对于工人与革命党人，却是毫不顾恤的。当第十次共产党大会决定采用新经济政策后，立即在各处拘捕无政府党人、社会革命左党、最高限度派，把他们放逐到辽远的地方去。因为这许多暴徒都是社会革命的拥护者，他们将阻碍布党推行新经济政策。
劳动者与革命党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莫斯科除布党的机关报外，并没纯粹工人的出版物，无政府党的《曙光》杂志，社会革命党的《民声》，最高限度派的《最高限度主义者》等，时为布党所封禁。脱万尔斯大街上的无政府党俱乐部，已没有开门的希望，但苏维埃无政府派的会所，还照常有集会的权利，郭尔琴先生演讲他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大唱“经过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怪论。
我从郭尔琴那里，知道戈德曼（E.Goldman）女士在里昂基夫街上，就去访伊。伊是美国的著名无政府党人，因反对战争，被美国政府放逐出来。伊与恋人伯克曼即重返俄国，他们当时宣言说，他们将为革命而牺牲其理想，如俄后极力与布派联络，为俄国尽力。但结果常使他们灰心，他们所出版的报纸也被布党封禁，戈德曼看见我的时候，即盛言布尔什维克的野蛮。伊说一般无政府党人，都奋勇往前敌去，抵御白党的侵入。布党却在里面组织政府，待无政府党人归来时，就把他们拿去枪毙，或者监禁起来，有许多人被他们暗杀了。伊说现在无政府党人中，有不能忍耐而暴动的，伊想暂时隐忍一下，候有机会的时候，再实行反抗起来。伊又说，这种专制政治决不能持久，并预言崩坏时期将至。伊约我常去谈话，但我们两三次会面后，就不见伊的踪迹了，听说伊秘密逃亡国外去了。
马震街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书店，挂着很大的旗帜。大书“苏维埃政权啊！并不是一党专政呵！”的口号，来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专横。他们与布党在十月革命前，同主苏维埃政体，但布尔什维克于革命后，就开始压迫革命党与工人团体，因此颇招左派各党的反对。后来社会革命党左派即议论退出执行委员会，于工人农民间宣传他们的主张。但他们在苏维埃中的活动，渐因布尔什维克的压迫而失败了。
后来我又与凌霜去会克鲁泡特金夫人，她便不如高尔曼女士勇敢，我们询问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他说与克氏一样，早在未革命前预言过了。他听说我是共产大学学生，微微地笑了一笑。并告诉我们克氏博物院的筹备情形。据说克氏生前，政府虽不敢拘禁他，但也没优待他。二月八日克氏死后，政府以盛礼葬之，但在坟前演说的朋友，却捕去十余人。
二月八日是克氏的周年纪念，政府特别允许他们出版与集会，上午十时我搭电车到诺伏健维基寺院去。我到时墓前已拥有一大堆人，有人在那里演讲克氏的思想。后来有几个少年的演说家，痛言布尔什维克压迫无政府人。他们说，在苏维埃政府统治之下，许多无政府党人被枪毙了，千百革命志士因为拥护革命而被监禁，并放逐到荒地去……听众中仅我一人穿着红军制服，我很怕他们疑心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忠仆。
晚上我又去黑尔岑街的克氏纪念会，会场在戏院里面，到者数千人。讲堂上有克氏的半身石像与画像两种。当场有妃格念尔女士、博脱连索夫与勃洛仪衣等演说。妃说，女士曾与苏妃雅暗杀亚历山大第三，坐过二十余年的监，现在虽已老迈，但革命精神仍极奋发，其他演说者亦都为老革命党员，座众颇为感动。继由莫斯科著名乐人奏克氏生平之爱曲。據云会场费曾用去一千万卢布，广告税用去六百万卢布，当场售去无政府书籍甚多，纪念刊两种与《曙光》的纪念号亦都于当晚售去。
克氏博物院与托尔斯泰博物院，均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每使游客生无限的感想。克氏在世界上的努力，与托氏在俄民间的宣道，是否埋没在这条街上！克氏博物院虽没完全筹备好，但参观的人已很多。托氏博物院的设备甚好，小学生都排队来游，我们去参观时颇受院主的欢迎，他说“世界一家”的时期，是否快到了？
托氏的信徒是和平的改造派，所以不如无政府主义者的遭受摧残。托尔斯泰派的大本营是素食会，即莫斯科一地也有会员三百余人。每星期二晚与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会演讲托氏学说，或者呤唱诗曲。他们在言论上很反对红党，有一次博夫洛夫痛骂布党的残忍，他说红白都是一样的东西，并报告他被捕的情形。
莫斯科附近有两托氏新村，每处各有二十人左右，阿历克山也夫请我去参观，村中各人按照能力做工，他们以为改造社会，须由自己亲身去做。社员中有普通的工农，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我去时大家用世界语谈话，真像亲兄弟一般。有几位世界语朋友，正排印《新时代》杂志，他们还设立一所小学，但苏维埃政府却想收归国有。哎！一般和平的革命派，也受布党的压迫！
布尔什维克正利用各派的叛徒来压迫革命党人，布党的报纸谓各派的革命份子，均倾向苏维埃政府了。其实俄国的革命团体并没有消灭，他们自受到压迫后，即组织秘密团体，暗杀政府中重要职员。
六 远东大会
当年十一月间盛传伊尔库次克将开远东大会。亲俄派学生天天开会讨论。最后听说代表都已到伊尔库次克，有人说某政客也派了代表来，但他们特别恐怕无政府党赴会。我无意中听见他们说，这次的大会，各派的人都可到会，说不定无政府党也派代表来。后来我知道他们四、五人还开秘密会议，商量对付办法。
远东劳动大会是为对抗太平洋会议而开的，当时俄国代表被太平洋会议拒绝，所以召集这个会议，做一次远东示威的运动。代表的路费也由第三国际发给，并用大批金钱运动满洲里官厅，所以这许多代表能安然到俄国去。
远东劳动大会原定在伊尔库次克举行，后来忽然改在莫斯科开会，亲俄派学生自得到这个消息后，即向霍霍洛夫基交涉，要求在开会时出一份中文杂志，乘中国代表到莫斯科时。宣传共产主义。但霍氏却完全拒绝，他说：
“第三国际还没决定态度，你们宣传些什么呢？！”
“自然不处于共产主义的范围外”亲俄派这样回答他。
霍霍洛夫基气愤愤的说道：“就是工人要出版，也得问问第三国际，你们如非秘密印刷！”于是这班盲热的朋友，也只得屈服“国际”了！
在代表将到莫斯科的时候，同学中纷纷议论，有的说，假定赴会的人确由革命团体派出，那么这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或者有良好的结果。彭述之自命不凡地说话，好像赴会的代表都没有他这样的学问。
中国代表到莫斯科后，使我们非常失望，他们在伊尔库次克就闹了许多意见，黄壁魂女士攻击共产党代表乘坐头等车，张国焘就用卑鄙的方法来对付他们，所以中国代表到莫斯科时，就已充满了恐怖与愤激的情感，早就没开会的兴趣了。
大会还没开会，代表们已经天天忧虑怎样回去，张国焘没办法取消凌霜的代表资格，他运动两、三个工人反对黄凌霜，他们在俄人面前说，黄氏是智识阶级，又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能承认他做工人代表。高丽代表中也有五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反对无政府党呢！其实这几位反对凌霜的工人，也是工人夜校的教习，即暗中主持的张国焘，还是黄某的老同学。后来他想运动留俄学生反对，但也没成功。最后听说广东工会有电报来，取消凌霜的代表资格。实则张黄之争，完全由于嫉妒所致。凌霜是中国最初与苏俄接近的一人，他曾为布党做过种种宣传运动，后来不知怎样与俄人决裂了，但藕断丝连还未免有情，且此次凌霜赴会颇得代表团的推戴，并被选为委员会会员。张某深恐夺取他的地位，所以极反对凌霜。
大会的开幕礼是在克里姆林皇宫举行。当场有齐诺维埃夫、片山潜等演说，片氏虽留美有年，但英语却不甚流利。此外还有国民党代表，也在台上颂扬无产阶级专政，在一般人似觉非常奇怪，其实布党与民党在性质上并没有显著的冲突。所谓打倒军阀也不过他们的口头禅。后来黄壁魂女士也上去演说，张氏派在下表示反对，幸没打起架来。
同年年底最后的一星期，大会在“第三苏维埃”开会。会务完全为委员会所垄断，开会时代表很多缺席，一切由少数人报告后，即付表决。会场秩序非常紊乱，每个无聊的报告，须经过三、四次翻译，大会的公用语是英俄两种，但代表团中知英语者仅十之一，至于俄语除俄人外，没有一个能说一、二句，所以每种报告须先翻译成英俄文，然后在翻译成各国文字，一般人倦于听讲，都跑回寝室去闲谈了。
别的代表虽不注意会议，但张国焘却天天在那里做报告。夸示他们在国内活动的成绩，在上海已组织了几千机器工人。此外还有种种运动，表示他们在国内的伟大势力。这种谎报连青年团的代表都愤激起来，但他们也没法反对。
黄壁魂女士虽不晓外国文，但在莫斯科却很活动，常去拜会苏俄的大人物，哥伦泰女士亲自介绍她加入共产党。但正宗派便非常反对，后来她到底失败了。当代表团去见列宁时，她也去了，张氏派非常讨厌她，后来她自西伯利亚归国时，险送了性命。
大会后，代表团又被送到彼得格勒去，沿途受尽欢迎，在外观上，他们何等的荣幸，实则大家惶恐已极，不知怎样归去。有许多人恐怕中途的危险，要求许其自欧洲归去，但第三国际却置之不理。把火车载着他们到伊尔库次克去。陈敬修吓得神魂不定，托划平带信给维金斯克，想邀他的垂怜。他从前怀想俄罗斯如天堂一般，可是现在已是灰心绝意，脑海中竟满了死的恐怖！
七 放逐
远东大会将完的时候，留俄学生的悲运也到了。维金斯克对瞿秋白说，为什么中国送来这样的学生，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学生的程度太坏，他无非不满意我们这班叛徒，不能替他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实这完全由于亲俄派的中伤，他们在俄人面前，说中国学生都是无政府党，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激，但除了谩骂外，也没有旁的对付方法。
这时团体中充满了萧杀的气象，一般人不但厌弃政党，甚至灰心于社会运动。划平自彼得格勒回来时，连俄文都不学了。
大会散后，张国焘的眼线注意到我们了。他们在大会开会的时候，本想运动留俄学生，起来反对凌霜，结果却失败了。因没“执行委员” 的组织，所以一切进行便非常困难。此时他开始收买团员，即从前极端的反对派，现在也俯就他了。他们组织了秘密团体，四出活动。
他们组织了《共产党宣言》研究会，历史研究会等，宣传他们的思想。但很少为人所注意。最后他们用同乡同学的感情，形成种种小团体，并以经济的魔力，来迷惑一般人，结果居然有大多数人被他们收买了。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后，即动议召集全体大会，讨论组织方法。
彭璜是湖南人，颇有许多人去收买他，但他坚决地拒绝了，并努力在学生间宣布他们的罪状，请求大家始终反对“执行委员”的组织。他们看见我们这样反对，就来恫吓我们，但我们并不恐惧，划平坐在寝室里，痛骂这班无耻的东西，吴宝泉也骂道：“陈桥兵变！推翻皇帝做皇帝！”因为蒋光赤等最初是激烈反对委员会的一人，现在忽然也同情于他们。曹靖华仍狂喊：“捉贼！捉贼！”
开大会的那天，我们自知无望，所以采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大家告病假缺席。于是执行委员会在会议上，毫无争论的通过了。预先议定的五个委员就在这次会上产生了。
他们天天在那里开会。我们照常缺席。最后他们召集我们这班人，开了一次谈话会，要求我们陈述意见，我们默默的坐了一回，他们看见没法，也就散会。当时划平与素园两人适不在家，他们回来时，执行委员又邀去谈话，他俩把收买的事情老实不客气地揭发了。委员红着脸，无言可答，大家都没趣而散。
当晚他们向张国焘请示，商量对付方法，第二天他们又开了一次会，张国焘即痛骂一般未收买的学生，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并说中国学生有天然的无政府主义性。但我们不知“阶级”两字究作何解，更不明白什么叫做无政府主义？不过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惶恐。素园不得已要求出团，划平因友谊关系也请求退出，但他们俩脑筋中充满了恐怖，深恐停止待遇，当时素园正在病中，更使我们捏了一把汗。
四、五天后，张某又开了一次会，报告去留问题。当场他特别留难我，不准我即归国。他说我还不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须得多研究几时。其实当时我给法国朋友的信，已在《工余》上登载了，他怕我到国内来揭破他们的黑幕。其余的反对派与回国宣传的人，都由第三国际送回，他们不但不明白布尔什维克，连俄罗斯的真相也茫无所知，所以他们回国后，都毫无成绩。其中有一部分，以为揭破苏俄的黑幕，恐减少青年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但我却非常怀疑，难道宣传共产主义纯恃造谣吗？
八 乡村调查
莫斯科的物质生活与精气生活，早损坏了我的身体的健康，而团体中的纷扰现象，又沉重了我的病状。我因此对于他们的开会，常托病缺席，后来我连上课都不愿去了。幸亏医生说我有虚弱症，要把我送往修养室去，我因此可脱离城市中的烦恼，所以也欣然愿往。
修养室并不直接隶属于学校，所以我到办公处去拿了一封公函，里面却说我是工人。我当即向他们说，我不是工人，要求他们替我更正。但办事员告诉我道，不然卫生部将拒绝你到修养室去。我才知这是苏俄的通例，所以就拿着信走了。
卫生部在脱万尔斯大街上，我去时已有许多人在那里等候，其中我校的学生到占了一大部分。医生检验病人的时候，并不注意病人的病状，只看哪个机关的介绍书。有的是办事员的友戚，所以也收受了。他们问我的履历时，照例说一声：“工人”即可了事。但我却红着脸说不出，最后我说了声“非工人”。于是他们又问我道，那么是农人呢？还是智识阶级？我默不作声，这样自然使办事员为难，但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大学学生，所以仍照常写是“工人”，并立即允送我到答拉索夫站的修养室去。
次日我即搭车往答拉索夫站去，该处离城约二十余俄里，为莫斯科旁的大镇。有宽敞的马路，可直达莫斯科。修养室离大街稍远，原为一地主的旧业，现在却变为共产党与工人等的修养所了。
同行者有女伶与红军等，我们去办公室挂号时，他们非常注意我们是否党人。那个红军得意洋洋的告诉我道，他曾在非常执行委员会服务过，在他手里，曾死过一百余人。这种话由俄国人看来，是很平常的。他们常说，多死了几个人可以少吃些面包。
我们走到宿舍时，正有个老者在那里痛骂共产党，指摘他的错误，有的还与他争辩，但党人却告诉我说，这是个疯子。
修养室的生活虽比普通工人好些，但远不如共产大学的待遇。每天仅有黑面包一磅，白糖四块。我因为想在乡间吸些新鲜空气，并可乘便调查乡村情形，所以很愿在那儿多住几天。
我除考察农民的心理外，并努力调查学校的状况。修养室附近有小学校两所，幼稚园一所，此外还有国家工厂数处。我于是订了个调查计划，每日出去考察，同住者都笑我发疯，但我仍进行调查。
答拉索夫站小学离休养室较近，我第二天就去调查，沿途询小孩学校的所在，他们把路径指示给我看，并向我索纸币与铅笔。我给他一万卢布与一支铅笔，就径往学校而去。我到学校时，校中寂无一人，过了半天才有女仆出来开门。我见男女教员两人即说明来意，他们听说我是学生，也非常欢迎，约我次日到校去参观。
次日我到校时，第一班已经上课了，我就坐在那墙角边，静看他们上课。教室很小仅可容二十余人，但现在却坐了三、四十人，两人桌上坐了三、四人，因为书籍与纸笔缺乏的缘故，所以三、四人合读一本书。小孩的颜色都非常憔悴，并不如我们在国内所见的国外小孩来得活泼。我很惊异的问那教员道，为甚上课时间延长至七十分钟。他回答我说，上课时间纯视功课而定。他似乎很不明白小学生能否接受？
学校虽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但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供给。教育部仅每月发给几万卢布，只能供给教员们两三天的生活，因此他们只能向学生索取学费。据云每学生按年须缴纳学校黑面包三十磅，马铃薯三十磅。所以一般穷苦的农民，哪有幸福来送子弟入学呢！他们很愤激的说，什么革命，富人的子弟仍有求学的机会，而穷人的子弟还是替人家看牛耕地。这种事实真使一般真实的共产党人伤心。所以罢那却斯基于第十次会上，也不得不向苏维埃诉苦了。但是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做出来呢！
其他织布工厂附设一所小学，专收该厂的工人子弟，共有学生七、八十人。学校的名义虽也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但实质上完全由工厂供给，所以学生都得免费的利益。我去参观时，又是上课时间，领我进去的小孩，把教室的门敲了几下。我向女教员说明来意。她就邀我坐在最后排的课桌上。上课的情形与上述的学校大致相同。上课时也常有人来敲门。散课后，我问她说，革命后学校究有多大的进步？她叹了一口气道，革命前一切都很有秩序，现在却不然了。地板也弄得这样的龌龊，书籍也缺乏了。她又告诉我说，该校向来是工厂的免费学校。
幼稚园离休养室较远，所以我到第二个星期才去。园址就是农民旧屋改充的，所以他们将二百多个小孩分住七处幼稚房（Anfon Dolmo）。我问了许多处，方找到一所幼稚房。后来我又寻到学校去，按例每处幼稚房所住的小孩，须到校上课，但因为没有衣服与皮鞋等，只能家中闲住。我到学校时，又因教员去城，不能上课。小孩的被褥都很单薄，饮食也很坏，每天仅有面包一磅，中午两餐的马铃薯，都是腐烂的。据云在新经济政策前，供给稍好，自采用新政策后，幼稚园都归倒闭了。引导员领我至各处参观，并供给我午膳。他说教职员中仅有一人是共产党，其余都是没有什么党派的气味。
我常去找农民谈话，我问他们那里选举的情形。他们似很疑惑我这样的愚问，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在红军中服务过的农民，他愤愤地回答道：“鬼知道的！”其他与我同住的红军，也非常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说：“我们是农民，所以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种种愚蠢的政策，掠夺农民的面包，鞭笞他们，自然要引起农民的恶感。
后来我认识了附近鞋工场的女工，我常到她们处谈话。她们对于革命也没好感，极觉受物质生活日益困难。我又询她们选举情形。她们说，这种事情都是共产党包办的，我们哪里有权利去参加呢？谈时隔室的女子走来，我又问她们对于无政府党的态度，那个女子吭声道：“无政府党更坏了，杀人放火都不要抵命的！”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布尔什维克。
一星期后，我校学生来修养室者渐多，他们都喜欢到“萨夫哈池”（即“苏维埃经济”之缩写，是国家经营的农场）去，似乎那里可以发挥他们的兽欲。我也常跟他们去购牛乳，因为那里的牛乳特别便宜，他们每月领到四十磅面包，每天领到牛乳一瓶，所以他们常将牛乳廉价出售。我们去时常直入他们的寝室，里面的空气非常之坏，但大家都愿意多停留一刻。我们询问他们，对于革命的感想。我的同学阻止我道，他们没研究过经济学，哪里懂革命的意义。此时女工也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于是大家又谈到无聊的恋爱，据他们说，革命经济异常困难，所以一夫多妻在乡间非常盛行。
最后答拉索夫学校的教师领我到五里外的小学去参观，该校是铁路修理处附设的，专备该处青年工人就学。我去时教职员非常惊异，他们说要调查教育，何不到欧美去。同时他们又与别处一样，疑心我是政府的侦探。一切设备都非常坏，满架都是尘埃。那微弱的电灯光，至少可损坏学生的眼光。上课时学生因没纸笔，教务都无形停止了。散课后我问学生对于革命的感想，有一个顽皮的学生跳到桌上大呼布尔什维克是强盗。
最后我应当略述修养室的情形，该处除供给饮食，并没有医生来看视，不过出入时调查一次身体而已。据说从前莫斯科的修养室很多，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大为缩减。前容五百余人的修养室，现仅容八十余人。
九 学校
在苏俄住过的人，不但感受物质上困苦，就是在精神上也非常困难的，布尔什维克种种愚蠢的设施，每麻木了我们的心灵。报纸书籍中充满了红色的毒气，无非使人呕吐而已。俄人常常说：“我们不用读报，因为报章上写的我们都知道了！”至于现在所出版的书籍，满篇赞扬无产阶级专政，哪里引得起人家的注意呢！
每个国家的产生，一定要用“专政”的方法。民主派所谓“民治”，固然是混话，布派的无产阶级专政又何尝不是饰词。其实每个新国家都要创造自己的中等阶级，来维持他们的政权。教育自然是执政党的防御线，所以苏维埃政府利用教育机关，抵抗其他的政党，压迫平民的自动的思想。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极力排斥异己的思想，不但压迫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左派的社会主义也没自由发展的余地。大学教授被他们送到监狱去，过着铁窗的生活。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队里，缺少有识的社会主义者，来补充空隙的危险。种种的指示都不灵便，差不多处处失败了。后来苏维埃政府也感受到这种缺点，改用较温和的政策，预备一步一步地征服大学。
布尔什维克虽有普及教育的计划，但始终没有实行。学生的家属眼见学校困难，不得不缴纳学费，来维持学校。比如修理校舍等等，教育部都置之不问，而学生方面又何忍坐视呢！特别不平等是在大学方面，国家仅供给给党员求学，至于非党员的学生，不但受不到国家的资助，而且还要缴纳很贵的学费。但穷苦的俄国学生哪里有如许金钱，所以他们不得不谋职业，维持自己的生活。莫斯科普通大学与专门学校等之授课时，皆在下午四时以后。一般学生因困于经济生活，都不得按时上课，缺席的学生非常之多。
共产大学与劳动学校的情形，比较普通学校好些，他们与红军受同一待遇，所以生活上毫无问题，不过功课方面便远不如普通学校，因为共产大学的目的是在造就宣传人才，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所在，故有价值的课程极少，而祈祷式的会议倒很多。
莫斯科有共产大学三所，斯万洛夫基共产大学有学生千余人，专为本国人而设；其次是西方共产大学，有学生五、六百人，专为俄边诸小民族而设，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犹太等民族俱为该校主要学生。至于文化较高之欧美民族，则尚无一人在该校肄业者。东方共产大学是民族人民委员会附设的大学，约有学生八、九百人，其目的在造成东方民族的宣传人才，最初原为俄属东方诸小民族而设，如鞑靼人、高加索人与蒲掠脱人等，后以国外东方民族，如印度、波斯、土耳其、中国、高丽与日本等，逃往者渐众，遂亦由第三国际送该校念书。三校程度以东方共产大学为最低，这虽有民族文化的关系，但办事方而不得其人，也是个重大的原因。
我是中国人，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自然只能加入东方大学，但它给我的印象却非常之坏。我们在那里并不能好好儿念书，每天可贵的光阴都被讨厌的排队占去了。而上课的情形尤为可笑，教师因为生活困难，每天兼了十小时以上的功课，所以他们都不能按时来校授课，常迟至一小时之多。有时简直无故缺席。后来学生也染了这种习气，都不愿意上课。每天的课程也由教务处逐日布告，有时一天仅四小时的功课，别的一天却有十小时的功课。有时一天上了五次九十分钟的功课后，还开什么共产党会议，真使我们立刻头痛起来。
第一学年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还不能直接听讲。除了三小时的俄文课外，还有两小时的正式功课。但恶劣的翻译又不能传达教师的意思，所以一年后送规的学生，并不懂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学年我们已能直接听讲，但学校所能给我们的，不过是布党的宣传品。至于社会科学的学理，他们还妨碍我们研究呢！学校中的重要科目是工人运动史、十月革命史、经济学等，其他自然科学、地理等科目真使人呕气。而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学问唯物史观，经了我们数次的要求才允许添立这个科目，但是一时又觅不得教员，后来聘到教员时，已是第二学年的末期，各科都草率的结束了，所以唯物史观也只上了两三课。
莫斯科大学的情形比较好些，但一般学生均困于物质生活，都不能按时上课。大多数女生正以卖淫来维持她们的生活。关于实验的科学缺少试验的东西。学生的程度太参差了，因录取学生并不以程度为标准，只看共产党或职工联合会的介绍书。
赤色的教育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要求学校方面的改良，也常被拒绝。他们说：“假如我们满足你们的要求，那么又何用办学校呢！”所以我们常常叹息道：“苏维埃政府并不是叫我们念书来的，却是请我们来尝尝黑面包的滋味！”后来巴黎方面来了十几位勤工俭学生，他们到莫斯科不久后，就非常失望，他们才感受布党专政下的不自由。
十 公社
“反革命”的留俄学生送回后，校中仅剩八个中国人，他们奉了张氏的御旨，都来笼络我，后来他们赞扬我已是真正的共产党了。我仍是非常的寂寞，又不敢去交俄国朋友。
五月（1922年）后，校中同学大多返归故里，叙天伦之乐，独中国、印度等学生无家可归。学校方面预备把我们送到“达却”（避暑处）去避暑，过了一星期后我们就到离城二十余俄里的乡村去了。
莫斯科附近有许多避暑处，从前是贵族资本家的夏间消遣地，现在却一变为红色军官、苏维埃官吏、新资产阶级的娱乐之所了。我们都是候补统治者，自然也得分享这种特权。
“达却”位于森林深处，景色颇快人意。当夏天的时候，城中苦于炎热，但我们却处凉快的境地。我们才深觉人间的乐园，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血汗上面。我们到乡村不久后，游人渐渐地多了。里面除我校学生与农业学生外，俱为苏维埃官吏与新资本家等。
我们的“达却”是当时才组织的，设备并不周到，但已比城市中舒服多了。我校学生与教职员之下乡者，约有百人左右。我们在那里就开始组织公社，实行一部分共产。
所谓“公社”的组织，就是把每天两磅黑面包共同食用，并轮流到饭堂上去值日，最后我们的消费公社改成劳动公社，大家每日须工作两小时。但这种好听的名词，并不能鼓励我们去实行。回忆在城里的时候，有校役来侍奉我们，他们不但替我们洗刷地板，并为我们整理被褥与书籍。现在一切都须亲自动手了，油腻的盆碟与污泥的马铃薯，也劳我们清洗了。
在乡间住不到十天，我们就闹了一次风潮。管理主任因一部分学生未上操，就停止了早餐。我们都非常愤激，反抗这种野蛮的办法。中国与高丽学生，责问他为甚未发早餐。他说一部分学生的过失，须由全体受罚。当晚校长也到乡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送了封抗议书去。校长立即召集全体会议，经他一顿的训斥，中国学生也都软化了。第二天亲俄派领袖卜士奇与霍霍洛夫金自城中回来，运动我们收回抗议书。一部分人已有允意，但终因多数的反对而终止了。
每天两小时的工作，已使我们疲乏得不堪了，我们常须三、四小时的午睡来恢复我们的精神。所以每天除两小时功课与两小时工作外，已无精力念书了。但大家并不能了解工人的苦况，还赞美苏维埃工人，每天做八小时的工作。
办事人的官僚习气太重，“达却”的设置非常不完备。我们晚间因没灯念书，常去车站散步，或开无聊的谈话会。有一次我与光赤在小桥旁游玩，三个女郎走上来与我们闲谈，并说愿跟我们到中国去，当即要求一块去散步，我们立刻就离开了她们。但十五分钟后，她们已与我校的三位同学，挽着手在草地上乱跑了。据说树林里乱交的男女，在革命后确是非常发展，一般轻视这类行为的人，称赞她们为苏维埃姑娘。
最后罗觉等与女厨渥略也发生了恋爱的关系。每晚他们四人都跑到她的房间去谈天，当时我们就料到他们一定要起醋波。但罗觉说大家都是同志，决不致闹怎样的笑话，并盛言渥略的优美与浪漫，简直如临凡仙子一般。不过两星期后，他们中间便生了意见，虽尚未至用手枪从事，但大家见面时竟不谈话了。据说士奇与弼时两人曾在渥略处过夜，有几次她的下衣已被他们撕下，但终没性交成功。她声言自己非苏维埃姑娘，决不如法略一样。有人说法兰西女子的恋爱，在交媾以前，但俄罗斯女子的恋爱却在交媾以后，究竟是否这样，我没仔细调查过。
我与金文两人喜欢到树林深处乱跑，有一次我两几乎遇到危险。几个农人看见我们穿了红军制服，都来追赶我们，我们拼命飞奔，才脱了这次危险。据说其他同学也曾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农民都非常嫌恶布尔什维克，中国人在革命中的行为更引起他们非常的反感。华侨加入红军后，掠杀俄罗斯的农民，颇为残酷。所以在乌克兰地方，华侨已经不敢独往乡间去了。
三月来俄人同住的结果，布尔什维克的傲慢无礼的态度，实使亲俄派学生都非常愤激。有次师范班学生与罗觉一块儿去扫地，有一人吩咐罗觉道，我是老共产党人，是少年共产团的指导者，你应该听从我的指挥。罗觉虽是集权主义的信徒，但已不能接受这样的劝告了。其实这种习气完全是集权制酿成的。如留法学生经过柏林时，张崧年对他们说：
“我是中国的先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应服从共产党员的命令！”
又如我校曾因校长问题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共产党支部便出而干涉道：“在这个会场里有许多无识青年，所以党部特要求停止开会！”他们所谓无识青年是指青年共产团团员与无党学生。后来大家责问共产党区执行委员会，校中共产党支部有无禁止学生集会的权力，区执行委员道：“民众无自由集会的权利。”后来大家又跑去问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却说：“你们有自由集会的权利。”但是一般哀苦无告的劳动者，哪里能向执行委员会声诉呢？
十一 第四次大会
远东劳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贫弱无能，渐为第三国际知道了。张太雷与张国焘拿去的运动费，并没有给俄国任何影响。因此第三国际派马林到上海去，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立即写了封中文信，从柏林转到莫斯科去，大意说：
“中国共产党并不反对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并没得到人民的同情，万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定要引起民众的反感。并且近来孙文已与中国最反动的段祺瑞、张作霖联合了。”
留俄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后，俱认俄人不明中国真相，致犯这样的错误，经济学教授马马埃夫在旁也反对国际的妥协政策，他愤愤的说道：“在社会主义史上，没见过劳资妥协的事实！”但第三国际拥护俄罗斯的利益，仍进行它的反革命政策。
过了两个月后，陈独秀亲自到莫斯科来了，我们都很希望这个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党各国代表到莫斯科时，我校学生特别到陆克斯大旅馆去欢迎东方代表，在独秀演说以前，维金斯克亲自介绍道：“请中国民族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同志演说！”我当时非常惊奇，为甚维金斯克称他为民族运动的领袖，但其他的中国朋友并没有发生疑问。
不久第三国际在皇宫里开会了，这时“统一战线”的声浪很高，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忽然提倡“工人政府”了。所谓“工人政府”就是联合各社会党，组织社会党的专制政府，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布尔什维克独裁的别名了。但布党究与谁联合呢？与筋肉劳动的工人合作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布尔什维克大唱“统一战线”的时候，全俄各处的无政府党、社会革命左党、最高限度党派等又被他们送到监狱里去了。不过齐诺维埃夫在红色职工国际大会却说：
“第二国际不愿与无政府党及工团主义者发生关系，但第三国际（打破这种遗传性），预备与无政府党及工团主义者合作。”这是何等滑稽的话啊！
红色职工国际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所以主张“自由联合”的法国工人，始终不愿与他们联络，后来职工国际筹重金去法运动，劳动总同盟中的政客就宣传与莫斯科联合。结果革命的工团派在圣级奈开大会时，双方因这个问题而决裂了，一部分人主张有条件的加入红色国际，就是采用自由联合的原则，其他倾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绝对拒绝与莫斯科联合。
法国工团代表蒙慕苏并不是工人的代表，却是职工国际的代理人，他在到莫斯科的第一次议会中演说道：“无政府工人实际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反对由此制度下，自然而生的首领与智识阶级专政。”但他接下去又说道：“法国劳动总同盟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非常伟大，所以此次运动与莫斯科联合，废了不少心机才得有条件的加入……望红色职工国际勿以此为过度的要求，因如拒绝这种要求，便予无政府党派以攻击的口实——群众即归附他们了。”
蒙慕苏的演说，立刻发生效力，次日第三国际主席齐诺维埃夫说道：“我们务必迎合法国工人的成见。”红色职工国际赞成齐氏的提议，满足圣级奈大会多数的要求，于是蒙慕苏遂宣告法国劳动总同盟加入红色职工国际。其中最可怪者，就是两国际从属的关系，却由第三国际方面退让，很可能证明职工国际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品。
中国问题并没有在大会上正式讨论，会议后拉台克写了篇关于中国运动的意见。独秀托秋白翻译出来后，仔仔细细地读了几遍。他在青年团会上说道：“关于中国问题的态度，拉台克曾写了篇文字，但他对于东方情形，恐怕也不很明了，他所说的方略也非常含糊。我仔细读了几篇，才隐约找出东西来。就是'推翻外国的帝国主义，打到本国的军阀'。与'在此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的中国，无产阶级应促成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一般人不但不反对拉台克的主张，并以为这种论调合理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后来少年国际也承认第三国际的议案，请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全体加入国民党。仁静特别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要求我们发表意见。当时除一部分完全资产阶级化外，其余都非常怀疑。共产党是否将同化于国民党？有人说，与国民党合作可以吸收他们的优秀分子！但有人说，与国民党妥协自然也要为民主主义努力，他们讨论了半天，并没有得到什么结论。不过少年国际的决议案是执行的了。
与国民党合作中的难题，就是孙张段的三角联盟了。第三国际向以俄罗斯的利益而抨击张作霖。当时大家主张指导孙文，使他不与反动的张鬍合作。但实际上能否办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听说又要考虑这个问题，但不知怎样没有举行。
共产党与国民党为甚能联合，两党性质究有无冲突？我们可以看陈独秀在莫斯科陆克斯大旅馆里的演说词：
所以两党的不同仅在名目，至于性质，则毫无冲突。现在中国正有许多政客，利用这种好听的名词，干他们的新运动！
十二 归途
去年一日初，愈之给一飞一信，希望他调查莫斯科的世界语运动，我因此又认识了许多世界语朋友，提高了我对于世界语的兴趣。不久我就一人研究世界语，时与他们往返，后来我在大学里运动，添世界语班，俱乐部长问我，究有多少人学世界语，我说已有二十余人。其余的同学一定很多愿意学的。他似很顾忌，最后说明天听讯。次日他答复我道，教务长云尚须斟酌，第三天次俱乐部长告诉我道，你们要学世界语也罢，可是不能宣传啊！我当时故意问道，为什么不能宣传呢。难道在揭示处贴一张条子，也将被禁止吗？他简直答不出来，就说明天再说吧。过几天竟完全拒绝了，他说教务长因校中功课很忙，不能再添世界语班了。你们愿意学，可另找地点上课，校中的教室是不能借用的。
我每天一小时学习世界语，于每星期一拜访世界语朋友，便惹起了团体的干涉，述之来忠告我道：“你是党员，对于团员是处于指导者的地位……并且你曾犯无政府嫌疑，更不应该学习世界语，与托尔斯泰派来往。”我当时听了这种无理的训词，实在忍无可忍，愤愤地说道：“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劝告，也不能停止研究世界语，更不愿拒绝托尔斯泰派的朋友。”后来他在大会上说我，近来对于团务太不热心，我又把他痛骂了一顿，并说除非有盲目的人，才说世界语是无政府党的工具，当即举出许多例，证明各派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都赞助世界语的宣传。但因此便得罪了述之，他是野心而阴险的人，一定将设法陷害我。当时我非常后悔，但感情上的冲突，使我不能再向他们乞怜。
同事法国方有人两信说，东大的中国同学是否都是同志，为甚抱朴常与《工余》通信，毁谤劳农政府，罗觉就来问我，我绝对否认有这样的事。其实我早知邮局的检查，所以也不敢将真相告诉国外。不过《工余》的李卓要求我写些俄国情形，我将第十次苏维埃大会的报告录摘要寄给他，经巴黎与莫斯科双方的追问，他将我的信在《工余》上披露了。国焘与罗觉也不能否认事实我没解说俄国腐败的原因，最后他们忠告我道：“你不能把苏俄的真消息报告给敌党啊！”并且要求我于法国学生到莫斯科时，表白我与工余社的关系，可是我因精神上的痛苦，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莫斯科污浊的空气，损坏我心灵上的健康，孤独寂寞的我，实在不能在那里久住了。加以各地同志的催促我发表俄事的信，又鼓动了我的垂死的精神，最后我决计仍与俄国党人来往，秘密赴无政府党的会议。
三月后我们到彼得格勒去参观，不幸第二天就病了。旅舍中的国家医生，太不注意病人，他说要送我上专科病院去，但又任我很冷地睡在走廊里。病院的人都嫉视我，他们说：“我们还没面包吃，那里有东西来供给外国人！”虽然这是愚蠢的心理，颇可代表他们对于华侨的恶感，布尔什维克供养国际的红胡，实在也违反人民的利益。
自彼得格勒归莫斯科后，我即要求罗觉送我归国。他说现在第三国际没钱奈何，我说送到海参崴也好。但几天后，我就知道学校中扣留我的消息。小苏维埃的议决上说：“抱朴原为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尚未将旧信仰完全消除，仍留校读书。”我当即送了封请愿书：
◎请愿书
我来东方劳动共产大学读书已有二年了，对于共产主义也有相当的了解，拟归国从事实际的活动。且我来俄后，身体日坏，决不能在莫斯科久住。至于你们说我未完全消除旧信仰云云，我暂不为无益之争辩，将来我归国后，实际活动时，你们自能知道我是什么东西。万一你们不能允许我的要求，恐双方都无善果！
抱朴
请愿书送去后，校长秘书即允送我回国。过了一星期后，证书与车票都取到了。证书是给达尔盘鲁，车票也仅至赤塔。我又责问秘书，为甚只送我至赤塔。他说到那里时，他们自能转送。我的俄友都为我寒心，但我的决心早已打破了我的恐怖。当时发给我的川资太少，交涉数次增加了五千万卢布，虽然还是不够，我也毅然起身了。
同行者还有华工三人，他们因为不服从青年团的训令，所以被学校里驱逐出来了。还有六、七个不驯韩人，因觉校中无书可读，所以也愿到赤塔、海参崴，或者归国去过放浪生活。
车站上非常拥挤，我们到第五天才换到车票。当晚我们即去埃加吉林勒尔格，火车的速率还是很慢，所以我们过了两天才到。到埃加吉林勃尔格站时，同行的两个俄友即被捕，但过十五分钟即行释放。据云国防政治处侦查彼得格勒来的旅客。一般人因没钱住旅店，都在车站上过夜。
在埃加吉林城中我们发现了可惊的事实，那里的农产反较莫斯科为贵，俄友比结尔姆告诉我说，这完全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它极力低廉莫斯科的物价，使外人知道俄国经济状况的恢复。
自埃加吉林站上车时，国防政治处来查问我们四人，我当时非常愤激，跟他上国防处去，检查问站长道，这事是否在我们的管辖之下的，处长点头道是。我大声问道：“什么事？”检查反道，没有什么事，请上车吧。后来我方知道，这是他们敲竹杠的手段。
到伊尔库次克后，站长拒绝发给免票，我们又在站上住了两夜，走遍各地机关才算弄到车票。我乘暇时到世界语学会去了一次，他是莫斯科的分会，仅有会员四十人，其余的（一百余人）因反对布党，所以不愿加入。据云地方政府前曾妨碍世界语运动，现因苏维埃世界语学会的组织而稍变其态度。
近上乌金斯克时，有卡吏来查，海楼（红胡）将携金藏置皮鞋中，因恐关吏没收。该处是苏维埃与远东的交接地，所以来往的旅客都须受卡吏检查。到上乌金斯克时，苏俄纸币已不通用，站长要我们用金钱购票，我们又到教育支部去。部长说，前日才接到共产大学生免票的公文。
站上旅客甚多，他们都想往海兰泡与巴力等处谋生，有的想从那边偷过国境，渡到哈尔滨的乐园去。当时我们的钱已用尽。幸海楼借给我们三元，所以才安然到赤塔去。
到赤塔后，达尔盘鲁曾拒绝招待我们，并听说莫斯科有信给作民等，叫他们勿招待我们，幸华工会会长徐纪常反对，我们才免了这样的危险。他在第二天职员会议时，当场披露莫斯科来的公函，并痛言莫斯科逐回赤塔派遣的工人。我们四人的饮食，完全由他一人供给。
达尔盘鲁民族部长替我们拍电给第三国际，谓自莫斯科来赤之东大学生，现已陷于饥馑状态，请速设法救援，莫斯科复电道，东大学生非第三国际所派，此事应询该校校长勃罗衣特。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非常恐慌。有人告诉我们道，你们怕难归国了，后来我们设法在教育部取了一张免票，各在同乡处募了五、六元，又起程下行。
沿途断桥烂轨，真使行客寒心。车至观音刚时，妇孺俱默祷上帝，希望前途的顺利，据说该地因火车出轨，死伤了二百余人。一星期前的火车也在途中颠覆了。
巴力的铁桥已炸断了，红党无力修理。旅客由此渡江后，在搭车往海参崴而去。
火车的行驶非常迟缓，还速率尤慢，每小时仅行十俄里。所以我们自莫斯科下来，因为沿途的耽搁，竟浪费了一个多月的光阴。
海参崴站上的苦力很多，警士驱逐他们简直如窃贼一般。这时大家脑筋中并没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国防处的警士曾告诉我道，“革命后，警厅并没变更。不过尼古拉的命令换成列宁的字样，所以我们还是很适于办公的。”
到海参崴后，我又陷入于窘境，幸职工会友人令亮极力维持我的生活，才略为减少些烦恼。同行的许多朋友想在崴地谋事，但党部也没法安插，少年会要介绍他们去做工，他们都非常发气：“共产大学的学生，还要做工吗？”不过后来有的迫于生活，所以不得不去充国家商店的门警。
崴地的失业人较他处尤多，国家也没法安插他们，盗窃的案件非常多，颇有因生活困难而自杀者。少年会秘书与我在私人的谈话中说：“有许多人将入会与谋生混为一谈，他们并不是信仰共产主义，不过想谋较好的位置”白恩斯旦因说，此间的党员与中央不同，大多数人只注意于物质生活的利益。
工人与左党并没有出版自由，而守旧派的报章《祖国之声》倒还继续出版。其他的团体，常受政府方面限制，即文化社会也不能自由发展。
物质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痛苦，使我立刻又处于病乡了。我病后第二天就写信给少年会秘书，请求他送我去病院，因病院费的昂贵与会中的没钱，数天后，他又要求党部送我到调养室去。二、三日后我到洋站的列宁调养室养病了。
海参崴仅有调养室一所，是供给党员休养之用，至于少年会的特殊人物也得分享这种权利。我在里面住了半月，得与崴地要人接近，略悉他们的心理，这是我非常欣幸的。
这般国际主义的布派，都带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他们说，中东路是俄国的应得物，与俄罗斯的发展与极大关系，并有许多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反说哈尔滨华人仇视俄人。烦山洛夫斯基说：“中俄问题恐将用武力解决，你能加入红军吗？”我即婉辞道：“我非军事人才，且不晓北方话，疑难从命！”
我未离开调养室时，加里宁到海参崴来了，他的演说词中，口口声声说谓中东铁路为苏俄财物，万无抛弃的理由，将来即用武力解决，亦所不惜。自他去后，崴地党部即注意中国问题，我回海参崴时，党部秘书茶林向我说：“你不用回去了，这儿正需三、四人办事呢！”我仍答道：“我是南方人，不晓得北方话，实难在此办事！并且我的汇款已到，车票都买了。”他说既然如此，你回国一趟，并约三四人同来。
九月间，少年国际纪念日的庆祝会中，各要人均提到中国问题，似乎中俄交涉已趋于险恶的形势。
临走的前一天，我在伊尔处看见他正读《民族问题》一书，上书“绝对秘密”四字，我心里很是难过，第二天搭轮返沪，满脑民族问题，正不知如何解决！
赤俄印象记
增田雄正 著
如囚 译
我在大地震后经过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写日记时，不能不回想途中的光景。
由赤塔到莫斯科的路中，在各站上打扫深雪的劳动者（这是附近农民的冬季唯一的工作）他们完全像乞丐，有些劳动者是在严酷的寒冷里，没有外套可穿，只把盛麦的旧麻袋合起来，里头塞些野兽的毛屑，盖在身上，有些是把破裂不堪的旧而薄单的外套穿在身上，在严酷的寒冷里抖缩着。
“你们为什么不要求外套呢？”——我这样的对一个劳动者问。
“外套？”接着微小的声音说：“革命以来简直买不到呀？”说着回头看四周有无别人潜听。
车过乌拉山的一天，我对一个打扫火车的工人问革命以来的感想。他暂时很惊讶的看了我以后，很快的说：“这车里有'格别乌'。”说着把窗门关起来，跪在我的前边，以细小的声述说革命以来的惨状。终于他哭了起来了。
他的泪颜和他的沉痛的言语，无论何时不能忘记！
一 “格别乌”
到俄国后第一使我受莫大刺激的是“格别乌”的侦探活动。俄国在帝政时代固然也是由侦探维持一部分秩序的国家，这是革命后的侦探机关，即格别乌的活动之猛烈，实非帝政时侦探所能比者。劳农俄国无论何处，没有不在格别乌的网罗内。
现在俄国人群中，说一声“格别乌”，差不多都是相对悚然，恐怖之云立时在众人前紧张着。
劳农俄国革命以来八年之间，维持布党的政权，在革命时扑灭那些政治机关，而现今能恢复相当秩序的功绩的大半，固然应归于赤卫军，但是其余的一小半功绩，也不能不归于格别乌的活动。
尤其是在国外战争与国内反乱终了后的全俄秩序维持的功绩，全归之于格别乌的秘密活动，亦不为过当。格别乌是军队组织，具有宪兵、警察等性质，而又有独立裁判权，现在数目约在十五万左右。格别乌自1917年革命时至1921年新经济政策宣布时五年之间称为“契卡”，这五年之中反布党分子被“契卡”惨杀者不知有几十百万，“契卡”时代的暴虐状况，在古今东西历史上实在找不出一个例子来。法国革命时，恐怖时代的罗伯斯庇尔的暴虐，虽然有名于历史，但与“契卡”的暴虐比较，则不过小小儿戏耳。1921年以后改称“格别乌”，但是不过名辞上的改变而已。
格别乌以扑灭所谓“反革命党”——就是反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他一切政治犯为主要任务，其中又分国境，国内及交通等三种军队，而各任其守备。
譬如我住的旅馆是专门住外国人者，由外交部直营。其中伙计听差以及其他用人，都是与政府有关系的。客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格别乌监视着，并且客人屋里扫出去的纸屑，也每天都要送到格别乌去检查。不但如此，听说客人的房屋里都暗设着扩音器，以便客人所说的话，都可以通到格别乌的耳朵里去。但是我住的那屋子里，我还没查出真伪来。
但是我上波兰，再回到莫斯科的途中，在一个车站上，放下皮箱，在附近散步的时候，几位格别乌先生便不声不响地过来，把我的皮箱乱七八糟检查一阵，我在这自由的国家里，对格别乌先生们的自由，竟起了不少的惊骇。
此外格别乌先生们因政府发的薪水不够消费，故到处设立了格别乌直营的酒馆与其它买卖。
二 格别乌的布告
我在莫斯科居住中12月24日的各新闻上，发现格别乌长官德鲁金斯基的一篇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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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住民危急存亡之秋，即莫斯科市内社会的危险分子，继续出现的今日，格别乌决计扫除一切在莫斯科市劳农俄国重要中心地，不从事于正规的商业或生产业而恶用新经济政策的寄生虫辈。为实行政府命令及莫斯科苏维埃训示——即关于驱逐莫斯科市内无业不良分子的训示——起见，眼下国家保安正在拘留放逐上述诸分子。
现已拘留者有916人，532人业已放逐，其余384人亦将放逐。放逐者之类别如下。
1、酒精贩卖人110人
2、欺诈者与投机业者156人
3、高价的禁制品买卖者120人
4、高利放债者与无定业者453人
5、其它77人
共计916人
格别乌对于一切没有一定职业而以寄生虫的生活为目的者，皆行放逐至远鄙，以不良分子而欲免于放逐者，其可从速自行离开莫斯科及莫斯科所管地域以外。至于完纳相当的租税，在劳农俄国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于正当商业及生产业者，对此放逐的事件，毫无系念必要，望各安其业可也。
格别乌长官 野夫·德鲁金斯基
我读这篇布告时，觉出这篇布告，正是劳农俄国的缩影。
这篇布告最先给予我们的概念，就是劳农俄国与旧帝政时代，毫无变更，只是“权力至上主义者”又可以证明所谓俄人通有性的表现，“为使主义实现起见，毫不忍惜地妨害人民的生活”，即因理论本身与实际生活的矛盾，而促成的政府与人民间深刻的斗争。
以“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到达点”的推定的理论为政纲的的本则，而以集中统一的兵力，无理地强制国民适合于他们的理想，结果弄成了“事实”的叛逆，不得已而又采用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承认私有资本，但一方面又不肯放弃主义的原则，在掌握政权的时间内，尽心尽力使国民生活苟合于主义的原则，那种状态，似乎是勇敢，但实在也是悲惨。现在俄国的现状，简单的一句话表示出来，就是“相反的主义原则与实际生活的冲突”。
上边布告的原因，就是对付莫斯科城里住居不足的缓和策，一方面发见法令违反者，拘留放逐，又一方面威吓驱逐那些各地方的劳动者，因失业而聚集莫斯科寻找职业，但对这布告中所说的“投机业者”与“高利放贷者”等无定业者两句须略加说明。
现在的俄国以“不劳动者不得食”为口头上的原则，但是没有工作可劳动者与，虽劳动而收入不足者又该怎样呢？既是允许自由商业，商人当然要起得利的心，得利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可认为投机呢？当我在莫斯科时，俄国基本货币“吉鲁粤捏次”与纸币的兑换标准，一天数变，所以政府市场外，还有一个黑市在场。就是在街市的宽阔处，每天聚集二三百人，作政府所禁止的投机兑换，但是政府人员并不严厉禁止，却来收每人的市场税而默许其兑换事业，并且政府也常常利用这市场作投机事业。但是有时突然的严禁起来，把那些投机兑换的人，一律逮捕拘留，或行放逐，但是不久就又渐渐默许了。这种专制政府的恐怖手段，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现今俄国人民中，不作投机事业则不能生活的人，实不在少数，就如我在莫斯科时，只莫斯科一城的失业者，已有十二万人以上。这是因为俄国大工业全部都在国营，而其管理人员缺乏工业智识及工人组织的智识，结果呈现非经济的状态，政府不得以又实行财政上的紧缩政策，失业者日见增加，且因国营工厂的缘故，失业工人更不易寻找工作。结果这些失业工人不得不走违反法令的一道。
自由商业虽经允许，但政府对私有资本的发生，又行非常的重税政策，来威胁商人。有一个皮鞋店开业三月，所上税金等于全部货价，结果只得停业。但是有些商人则与政府的官吏有特别联络，他们可以不上重税而且大发其财者亦不在少数。总而言之，在俄国只从事正当营业绝不能维持生活，要维持生活不得不作些秘密的投机事业。
其次所谓“高利放贷”亦无标准。既承认私有财产与货币制，当然要起利息的问题，并且政府在繁重的税金之外，又把六分利的“富签债券”强制的卖给国民。由是以看，六分利是利息的标准吗？但是这也似乎不准，因为常常人民放债利金不到六分时也被逮捕。
看以上情形，可以断定现今赤色国家里，只有政府是自由的。
我又问一个俄国人，所谓“国外放逐”者，是在何处。他很小声地说："大多数都放到北冰洋方面人迹罕到的地方。听说他们很多在半路上被枪毙，或者到北冰洋中冻死与饿死。
“与人口比较起来，916人不是很少的吗？”我这样问。他笑着说：“大概'916'后面丢失了一个零吧。”
但是其后不几天，又出来一个放逐一千人的布告。
没有资本没有武器的国民，没有反抗力量是一定的，俄国政府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名，不知道还行多少年的恐怖政策！
我在劳农俄国里，没看到一件“不实行此种残虐革命，则不能得到的幸福”的例证。现今劳农政府所计划的社会事业，就在今日本的组织里，也能够完全得到。
三 共产主义成长树
现在劳农俄国的的教育基础的教材中有一种“共产主义成长树”图表。这是现在教育总长卢纳察尔斯基所作，图表内容是表现“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到达点，而在现今劳农俄国里已经出现了”。
图中三乂中，中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发达顺序”，右边是“劳动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发达顺序”。左边是“理想的社会主义之发达顺序”。在这三义上。列举欧洲各国各时代的名著与著者名字，在三义相交处写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表示社会一切问题，借统一于此点，又往上经过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最后在俄国组织第三国际，而1917年10月遂在俄国开花。世界各国亦特仿效俄国而起革命。
现今由俄国由小学校以至大学校，全然实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育。又言论机关也都是国家经营，新闻、杂志，以及小故事完全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立脚点。国内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籍是绝对禁止，所以比较外国，一般无知的青年们，当然都是成了现政府的忠实的被支配者。政府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实施失败后，所宣布的新经济政策的布告文中说：
……这是因为俄国国内帝政时代的遗毒尚多，且俄国以外的各国尚未起无产阶级革命之故，换言之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期间的一时的妥协政策。你们现受共产主义教育，为将来社会的中坚分子，候世界各国起共产革命时，再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你们不可迷于一时的妥协政策，且以列宁及我们的血汗而购得的世界之光明——无产阶级国家——应由你们青年的努力维持……
现今劳农政府唯一有力的中坚分子——赤军及格别乌——都是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革命时十二三岁及十七八岁的那些青年，革命后受了七八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因此讴歌列宁，支持现政府，是不足为奇的。并且入队后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更行猛烈。他们的教科书《军人心得》的卷首语里说，“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存在期间，即欧洲及全世界，劳动者依革命而得胜利以前。赤卫军有存在的理由”。
在劳农政府存在期间，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育而养成的几百万青年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将来不知又会鼓起多少世界的风波——我在莫斯科时常常这样想。
但是现今劳农俄国一万万人民中，大部分尚没有能够将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二者比较利害的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一天从朝到晚劳动。饿的时候吃饭，困乏的时候休息。但是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以共产主义号召的结果，人民觉出要吃饭的时候没有食物可吃，困乏的时候也不许休息，工作时间比帝政时期还多。他们最重要而最低的吃黑面包的欲望也不能满足。所以他们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奇怪的事。结果他们对于政府的征发与强制劳动，除自己所需以外的工作，都实行拒绝，并用消极的抵抗方法。因此只注重主义的实现而不顾及人民存亡的劳农政府，到了“八分之一斤时代”（每天每人所得只有一斤的八分之一之黑面包）也觉出有先救人民存亡的必要了。事实的确是强于理论。
但是劳农政府以共产主义而成立，又依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所以他绝不至于完全投降于资本主义并且具有理想性与夸大性的他们，事实上虽渐趋于资本主义化，但是一方对于共产主义的教育是不遗余力的。
今日受共产主义教育而长成的青年们，将来自营实际生活时，能否变化，我们不能预料。但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如同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劳农俄国在最近的将来，绝不能恢复资本主义的国家。
四 装饰品与劳动者
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到“八分之一斤面包时代”而宣告失败，于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有限的国内商业自由。在这承认商业自由的国家里，有贵金属商与绸缎商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国家里，常常看见穿破衣的劳动者经过绸缎庄与贵金属店门口，看见绸缎衣服与金刚石而垂涎的时候，似乎起了莫名其妙的感想。
现今劳农俄国虽然极力不断的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与宣传，但是现今劳动者的工钱尚不到战前的十分之六七，他们的生活与欧美的劳动者的生活比较，实有天壤之差。但是他们被惑于政府的“未来可期！”的宣传，而妄想将来的幸福，但是当他们把他们的褴褛衣服与那新兴资产阶级（即政府的官吏）的绸缎衣服比较时，不能不觉得所谓“劳动者国家”里的滑稽现象。
五 共产党的内争
劳农俄国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的专制又为党干部数人的独裁政治——这是凡到过俄国而不为金卢布所迷惑者所公认的。
现今俄国除共产党以外，不许再有政党存在（为缓和众怨起见，允许“无所属”者存在，但所谓无所属者亦不过共产党的随从者，并非真正的政党），这是列宁的中央集权主义的结果，因为全数党员的意见不能完全一致，要实行无理的一致，不能不用干部专制手段。共产党干部夺取政权以来，第一手段就是如何能使党员绝对服从干部。但是党员中对干部持反对意见者有相当的多数，不过在列宁在世时，为列宁人格所征服而没有多大反抗举动。
但是到列宁病危的时候——当时我在莫斯科——反干部派立即起了反干部举动，他们的主张是——
一、选举自由等于空文，选举不过干部的专制任命。 二、对于干部方针的反对言论，实行绝对的压迫，所谓发言权的保证，不过有名无实。 三、党内机关的官僚化。尤其是上级党员的尊大。 四、因所据地位与物质上的悬隔太甚。 五、干部的奢侈化，限止干部党员单独使用自动车。 六、因干部专制而劳动者的政治文化标准太低。 七、文化设施太多。 八、劳动者的生活状态，毫未改善。 九、提高工钱，且不可扣押工钱。 十、下阶级人不必无条件地服从上阶级。 十一、应监督行政经济机关人员的作弊。 十二、入党规则，应改简单而增加党员人数。 十三、党内意见不一致时，听其自由分离。
当特权阶级与旧资本阶级打倒后，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新政府人员与劳动者之间同时又出现了新特权阶级，因此反干部派的党员常说：“共产党拥护劳动者不过1917年10月以前的事！”
这内争正是劳农俄国内部状态的表露，但是权力机关全在干部派的手里，且随干部者有相当的多数。故在俄国共产党支部计算的结果，反干部派只有35%，因此干部派得到胜利。这种内争也可看作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竞争。
“为无产阶级幸福起见，不能不依流血革命，打倒资本主义，而实行共产主义”，劳农政府以此种革命的呼声为口号，而实行惨杀数百万反政府的无依靠人民。那些劳动者推倒旧资产阶级后，新资产阶级又代之而兴，故结果盼望自由而又反得束缚。我看见劳农俄国现状，对那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盲从者，不能不求其再思而从事。
六 列宁牌
前年1月20日参观第十一回全俄苏维埃大会。这次众议院观察的结果，使我起了深刻的感触。
大会地点在莫斯科大剧场，议席已为苏维埃议员所占满。舞台上为中央执行会委员长加里宁占据议长席，而其左右后边则全是政府的委员。我与外交部的官吏占第三阶的旁听席。入场的时候我看见政府的委员席左端的小桌旁，有两个议员谈论农村课税问题。但是那声音却由天井发出来而全场都可听见，我觉得非常奇怪，向天井一望则天井上竟安着一个巨大的“扩音器”，若向着讲坛上的桌上放着的吹入器中演说，直经过扩音器则全场都能听得到。
政府议员提出一件议案时，议长加里宁以举手办法表决该案，但是我的耳朵里却听着“全体可决通过”的声音。我非常惊讶，向议长席上一望，则已经是提出第二个议案了。议长提出表决，当赞成者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结果总是“全体可决通过”。在这种劳农式的制度下，发生内争现象并不是无因的。
到下午七时，一个士兵送进一个纸条交给加里宁。加里宁看完纸条后，就显出非常焦急的状态，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了。当时在场的人都是面面相觑。不久会也散了。我也就回到旅馆。
第二天的早晨各报纸上登出黑宽边的列宁像，说昨夜六时五十分列宁在离莫斯科143俄里的高鲁吉村中死了。并且登出很沉痛的哀悼辞，命令全国人民服丧。我立刻向各处察看，看见士人都呈惊讶之色，街上来往的人也是悄然低头。我相信当时莫斯科市民确实是哀悼着列宁的。
但是追悼列宁并非因列宁生前施与他们的政策之良善。他们追悼的原因：第一对于列宁的伟大人格起英雄崇拜的心理；第二，就是当时干部人员都为犹太人所占据，纯粹俄人只有列宁及其他极少数而已。总而言之，可以说是因列宁革命的精神之伟大与其全生涯为无产阶级所奋斗者。
政府在三年以来，知道列宁不久于世。于是生时就预定关于列宁死后的方案，就是把“列宁神”的观念灌注于国民心中。列宁愈伟大，现政府愈能安固。于是政府发出训令，禁止以列宁像作装饰用。此种训令不过使国民坚固对列宁之信仰心而已。排斥旧宗教的劳农俄国，建设新的列宁教，这是何等的滑稽。
七 对外关系
劳农俄国在共产社会主义之下，高唱世界革命。否认国际债务，废弃秘密条约，与其他非共产社会主义之国挑战。故劳农俄国与其他各国不能恢复邦交是当然的事。但现在的“国际经济”关系，一方面不得不将债务，条约两问题，或行保留或行让步，一方面将赤化问题，不能不依宣传及取缔之办法而决定之。于是这两种的绝对相反的国家，实行妥协而恢复邦交。
劳农政府在革命时，以为俄国起了革命后世界各国即可仿效，但最近明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改换了平和主义的招牌，赤化宣传问题归于第三国际。在赤色内衣上穿了大衣，手里拿着丝帽子立在外交场里。
在列强诸国看来因为红内衣被大衣遮盖着，看不出他的红色内衣，但是他一到殖民地与弱小国家，外边的大衣不知何时早已脱去，只有血红色的内衣露着。并且由那深的胡须中吐出非常优柔的声音说：“唔！受帝国主义者虐待的兄弟们！……”说着将“民族解放”及“打倒帝国主义”……等赠物由右手送去，同时左手又送给一包所谓“中央集权政策”的礼物。
旧帝政俄国的外交政策纯为“斯拉夫”政策。就是对强国取妥协手段，对弱国取强制手段。劳农俄国建业以来，外交政策似乎对弱者表同情，而反对强者的样子，但实际上仍然是“斯拉夫”政策。劳农俄国现在在形式上虽然承认旧俄领土各国为独立共和国，但现在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名义之下，各共和国在劳农俄国专制下的状态，等于旧俄时代。劳农俄国的外交政策既如是，则本无恐怖之必要，但有些国家为其恫吓手段所欺，于是陷于他的政策。我们若以诚意与友谊，以正正堂堂的面目驰骋于外交场，则又有何恐怖之可言？我国即日本对华对俄外交较对英美外交更为重大。故一般识者不能不了解劳农俄国的真相。
以上记述不过为劳农俄国观察记之一断片。故只记述劳农俄国之主义本则与实际生活的矛盾之点。
（译自太阳杂志）
1: 旧时称兵，作为“兵”的隐语，是对兵痞的贬称。（编者注，本书中脚注若无特殊注明皆为编者注）
2: 无法考证作者此处写的“瀑启格廖夫”究竟是何处。
3: 洗化用品，类似今日肥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