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形式与阶级动员的危机：更多的技术不能催生更多的“劳动”

前言：王敖的反资本主义诗学

呼吁更多的技术却不能催生更多的“劳动”，尤其是有效“劳动”，如果这是指在一种有效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促进组织内的协作和团结关系的生产，或者，指在阶级再生产意义上让共同的社会要素涌现，从而让更多的协调被生产出来。真正的情况是，当人们拥有更多的技术，却偏离了这种生产，劳动总是朝着无阶级的群众的个体理想而去（“与阶级不同，群众不能解放自己”，并且群众是“脱离家园”的）——对加强的商品环境和大工业环境的理想。例如人们不是写文章辩清一个问题，而是图文并茂地攒一波流量，在娱乐氛围中进行人气的竞争，博取观众的好感。那些有阶级危机意识的人发出警示说：这是没用的，你要生产。然而，矛盾就在这里，生产被死劳动取代了，技术越多、人越是依赖机器奴役或越是崇尚技术理性的统治，能见到的“劳动”就越少，这不是说它的社会动员的效率越高，相反，没有什么被生产出来，活儿干得越“漂亮”就越是不知道在哪里进行有效“劳动”。人们缺乏生产的对象和目的，这被称为人类素质的丧失和对人类情感的无能。《资本、技术与无产阶级》一文指出了这一情况的起源、它造成的阶级问题，从而提出了逃离劳动和消费领域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的分工和技术主义引发的劳动和生产之间的这一矛盾，让我想到王敖的《臧棣的智慧与世界——如何理解一位诗人批评家》一文（向这篇文章致敬）——首先写诗也是一种“劳动”，王敖在文中引用张枣说“诗，干着手艺活，对称于人之境”——重点是，类似地，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揭示了“世界-诗歌”和世界诗歌之间的矛盾，与此对应的是作为指导精神的智慧与智慧文学之间的矛盾。所以世界诗歌时常“像近几十年来国际翻译和出版市场做的广告”，而当它以为自己仍是文明的收割机，是从“希伯来智慧书、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透过基督教的滤镜……可能还受过追求神秘智慧的叶芝的影响”等等中走来时，它会发现以色列人，“犹太社群常年遭受迫害，所以寄居西班牙，也曾奔走于欧亚非各国之间，住过罗马，去过埃及，甚至渡海流亡到英国”，这种情况就像“《约伯记》是否通过印度经典影响过《天问》”，这对应着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文化的复制、流通与消费的逻辑”、“面对黑暗的生存境遇”和“困入被设计好的庸常”智慧文学成为把握存在和精神试炼的场所。

这触发了我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也需要让诗歌接续智慧文学的传统，像召唤更多的技术以便催生更多的工业劳动那样汲取智慧文学的传统能量，令它“提供了一个对‘中等尺度空间’进行翻新的契机”、“成为宇宙的一种共相”，从而有利于建立“社群的普遍经验”、疏离“黑暗、压抑、悲痛和幻灭感”，那么这实际上说出的是犹太资本的经验——现在，犹太资本是流亡着的，正如以前的古老民族大迁徙。这样一个新的“智慧文学”体系，“它的倒塌则代表希望的破灭，价值系统的危机。比如，“在一些流亡的犹太人群体里，它与‘灯’、‘桌子’和‘圣书’组成一个复合象征，代表耶路撒冷。”

归根结底，正如“进步主义理性并不满足于知识的满足，而是希望在统治的标志下前进”（《资本、技术与无产阶级》）；“世界诗歌”也并不是满足于智慧的圆满，而是满足于在资本的标志下游荡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称于人之境”。这里面又能为心急如焚的指挥官们提供多少“劳动”呢？可以说王敖的这篇文章，堪比艾略特的长诗《四个四重奏》和惠特曼的《向印度航行》。

老人衣袖上的灰尘
全是烧过的玫瑰留下的灰烬。
浮悬在空中的灰尘
标志着一段历史终结的地方。
现在吸进去的灰尘曾经是一座住房——
墙壁、老鼠和护壁板。
希求和失望的死亡，
这是空气的死亡。

我有时怀疑那是否是印度大神黑天的意思——尤其是——
或者是表达同一事物的一种方法：
未来是一首消逝的歌，一朵皇家玫瑰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艾略特认为英国是祈祷见效的地方，永恒的时刻交叉处从来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英国。这可能是延续了惠特曼的《向印度航行》。惠特曼认为和灵魂一起发出呼喊的是历史，所以“我的时代”架设的电缆是通往历史的，即是说当代在向着印度航行，当代在阐明印度的寓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是与印度的迎头相遇。“向远于印度的地方航行！/你的翅膀丰满得足以飞行这么远吗？/啊，灵魂，你真的要做这样的航行吗？/你要在这样的水域上嬉戏吗？/探测梵文和《吠陀经》的底蕴吗？/那么就任随你的喜好吧。”（《向印度航行》9）艾略特说那种呼唤或祈祷是用火交流的思想，然而这是死者的交流。《小吉丁》的前一章《干燥的塞尔维吉斯》（三）已经涉及到这种交流是一首消逝的歌，一朵皇家玫瑰，这一章有四处引用了印度典籍（如下），这就可以说，空袭伦敦的炸弹是来自印度玫瑰的火的思想，它是古老的印度寓言的实现——“我的时代”的人已经是印度人的门徒。这是历史在此时的实现，但也是它的结束，结束于玫瑰成为炸弹的灰烬，伦敦成为炸弹下的废墟，换言之作为同一性和共谋的历史就是历史之终结，同时也是历史之背叛和欺诈——空袭玫瑰，这个混合词本就是一个悖论：代表爱的花朵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这不是说历史终结于印度玫瑰，而是说一个伦敦人的人生在印度玫瑰之下什么都不曾发生，因为他祈祷的只是印度玫瑰的到来，是说当他领悟到这点时，他的空气死亡了，那是围绕着他的爆炸的空气。

如果这些并不能代表王敖本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去读他的《回乡偶书》一诗，我很喜欢这面这两行：

啊，复古流的朝鲜干部，雷霆万钧的大规模杀伤性玩具，让我想—— 危机的流星与冰雹，是资本变形的金刚钻，还有侏儒的墨索里尼在奔跑

沙织，2024.12.1

Miguel Amorós
Capital, Technology and Proletariat

资本，技术与无产级阶

无产阶级的起源必须在封建社会围绕经济组织起来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寻找。当在商品流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规则通过“工业革命”侵入生产领域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这场革命中，分工和技术将发挥主导作用。商品，即交换货币的产品，在历史上的不同时刻出现过，总是与商业有关，但以前从未在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因此它的逻辑以前从未决定过社会秩序。直到18世纪，即启蒙运动的世纪，国家军事需求产生的巨大需求才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体系，即工厂，以及相应的基于科学和大规模生产的片面技术。生产成为商品的生产这一事实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为原材料增值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就是劳动。简而言之，它要求建立无产阶级。资本在特定技术和国家追求的特定发展过程所确立的条件下创造了它的对手——雇佣工人。工业无产阶级也是这两个因素的产物。具体来说，它既是蒸汽机的成果，也是按照军事工业模式进行劳动组织的成果。

在现代带来的变化之前，思想发展缓慢，在此过程中，理性取代了宗教，对世界不再抱有幻想。世俗化的人从天而降。世界一旦被正确地看待，就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而不需要精神指导。科学逐渐被接受为思想的最高形式，取代了传统和权威。一种新的信仰出现了，即对进步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普及，人类的进步几乎会自动实现。但进步主义理性并不满足于知识的满足，而是希望在统治的标志下前进。除了支配自然力量并使其为统治利益服务外，进步主义还意味着一个目标，即彻底摧毁过去，这被视为悲惨的落后，而未来则被描绘成几乎是一个天堂。不断变化是科学技术的基本前提，被提升为一种道德义务。反对变革就是反对进步，提倡贫穷和无知。力量的平衡倾向于机器和合理化的组织，因为对自然的统治，换句话说，进步，在科学技术下变成了奴役。这种工具主义心态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商品强加的新环境中，工人是工业机制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是机器的奴隶。商品的生产，以及劳动力的生产，将越来越服从于合理化和技术创新。真正的资本主义统治是非个人的，因为它的董事总是他们无法控制的规则的纯粹执行者，无论是好是坏。它在于事物对人的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抽象对社会和生态现实的权力，正是由于这种权力，个人才成为事物之间的中介，成为机制的次要部分，成为外来法律的玩物，无论这种权力是如何被受害者人格化的。这种抽象通过卓越的技术手段呈现出物质形式。它越来越依赖技术。因此，尽管统治将越来越脱离具体的经济领域，以便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技术化，但技术本身，在经济领域内成长起来，处于抽象的核心，将逐渐转变为一种超越阶级的未来崇拜。科学技术标准将被内化，取代私人和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最后，为了经济和主流文化的利益，科学技术将开始采取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个人和集体生存组织的指导。

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与雇佣劳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事物对个人的真正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最初表现为个人或阶级剥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似乎是绝对不相容的，尽管阶级斗争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资本和劳动作为同一关系的两极，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事实上，他们的激进对抗是商品迅速渗透社会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超过了其相应的法律和政治形式的发展，例如投票权、结社自由和罢工权。这些形式被仍然影响阶级的旧政权残余所束缚，无法缓解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工人运动一开始不仅要求劳工改革，还要求政治权利，面对阻碍其前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社会革命，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消除这些障碍。随着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历史形式的建立，工人运动在方法问题上分裂了，只有在目标问题上保持了统一。改革派和革命者都声称追求相同的目标，即使他们使用的手段不同。尽管如此，改良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实践导致了劳工官僚及其客户的产生，而这些客户的存在是由于技术行业的衰落及其融入体系而成为可能的。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工人政党、工会合作主义、福特主义等表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并不像以前看起来那么绝对。社会改革并没有为工人国家或工人社区铺平道路，而是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发展。

诚然，革命无产阶级创建了公社、工厂委员会、统一工会、工人委员会、民兵和集体，这些构成了其运动的不败部分及其对未来革命的遗产。然而，以俄罗斯极权主义国家的建设、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和战后阶级间反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崩溃，导致一些人质疑曾经被归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作用。大量参与议会选举、大众消费和娱乐业等事实表明，有一群工薪阶层认同资产阶级道德。其他现实，如自动化或服务业的扩张，突显了生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总之，一个阶级社会在解体过程中存在，一个大众社会。正如阶级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一样，群众也是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是工人阶级面对技术在生产和管理消费中的主导地位而衰落的结果。与阶级不同，群众不能解放自己。他们由脱离家园的人组成，与任何不受宣传或场面调解的团结或关系隔绝。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所有的生命现在都变成了私人生活，被灌输、调查和被迫消费。在大众社会，技术处于主导地位；人是机器的原材料，是一种社会机制构建另一种更机械的社会机制的工具。主导价值观已经直接成为技术价值观，因为技术在资本形成和权力机构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大众社会同时成为工厂、购物中心、监狱和实验室的趋势，或者换句话说，自主权力机构的意愿，即能够根据与这四个子系统相对应的标准来决定生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真正主要矛盾，即商品的技术主义逻辑与其控制的社会生活（包括其生物环境）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矛盾。剥削不会在工作日结束时停止。所有生命都被剥夺了，鉴于这种剥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有生命都直接受到威胁。这一矛盾达到了顶峰，威胁到了物种的生存。资本主义在其晚期结束了工具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道德理想本应导致技术乌托邦，因此，技术或“死劳动”拥抱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后者正在一个越来越人工化的环境中展开。尖端技术是晚期资本主义下的人类命运。在这样一个政权中，除了继续技术创新之外，没有其他希望，尽管在此过程中，由于权力机构的要求——无论是技术官僚寡头政治还是简单的超级机器——所有的人类素质都将消失，地球将被摧毁。

六七十年代的起义并没有忽视旧工人运动的局限性，并将革命定义为对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颠覆性转变。情境主义的定义，“无产阶级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权力并且知道的人”，将阶级斗争转移到了日常生活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国际的议员主义（councilist）工人主义相冲突，而不是与美国激进分子更连贯的战斗社区或兄弟会相冲突。然而，在欧洲，工业无产阶级仍然占据着生产的中心，新的阶级意识与旧的阶级意识发生了冲突。年轻的激进分子经常发现自己与工厂里的老激进分子发生冲突。随着要求各种自由、自由实验和废除所有社会偏见和习俗的生活方式的广泛出现，工人主义的理想完全过时了。应对现代化进程危机的工人运动的最后一波浪潮仍然能够制造一种“工人自治”的重演或第二次进攻的幻觉，但这是运动中遭受最决定性失败的部分，而整个运动有可能走得更远。只要工厂的反叛与日常生活的反叛齐头并进，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重新发现和自主，但这种结合是短暂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失败的苦涩味道破坏了前几年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制度化、补贴和选举机制已经将工人主义官僚机构转变为一级反动因素，激进工人发起的小规模冲突无法阻止。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后者仍处于同一地带；关于工资、工作时间或工作保障的斗争，无论多么合法，无论多么暴力，无论斗争中产生了多少集会，都没有超越资本的界限，因此没有破坏政治工会裙带关系，也没有促进日常生活的非殖民化。他们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一种正在经历自我清算过程的资本主义。此外，八十年代随后的资本主义攻势放开了关税，普及了消费，结束了工厂的激进爆发。自动化使大量雇佣工人转向建筑、分销和旅游业。工会协议恢复了纵向谈判的模式，掩盖了起义的阶级意识。镇压解决了其余的问题。工作场所的斗争与争取没有资本主义灾难的自由生活的斗争被明确地分开了。革命的想法完全失去了信誉，被归入乌托邦博物馆。持续存在的残余工人主义越来越多地陷入了对一群顺从和可操纵的消费主义雇佣工人的沉思，以及对抽象工人阶级的梦想之间，抽象工人阶级是普遍解放理想的承载者。从那时起，它就把自己封锁在贫民区，以教派的形式生存下来，有他们的教条、象征和仪式；它不再是一种源于社会分析和实践不足的简单意识形态，以适应技术时代为其保留的空间。

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者主张，将劳动视为全社会共同的要素，视为其组织原则，这相当于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工人政权，通过从资本家手中解放出来的进化过程追求社会改革。在这种观点下，即进步的观点或资产阶级的观点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修正版，工人运动是现代化的推动者。这段旅程不需要很多包装，工人官僚们睁大眼睛选择了它：真正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无论它被称为“福利国家”还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根据这种观点，危险的不是（倡导）融合，而是排斥，因为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说在过去，社会主义经常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连贯性，那么现在人们认为另一种更“人性化”（和更凯恩斯主义）的版本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已被证明是社会主义的连贯性。反资本主义如果不想陷入矛盾，就必须对生产力和市场规律作出深刻的回应。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不会仅仅因为生产和分配落入工人手中而停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将以某种形式精确地复制它试图摧毁的东西：老板、私有财产、工业、市场、国家。劳动一旦嵌入一个完全发达的消费社会，就不能再构成被压迫者的共同体，更不能作为任何自由社会的基础。只有生命才能成为这个基础。

废除资本主义而不废除无产阶级，就相当于再生产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再生产另一个统治阶级和另一个国家。在不拒绝进步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废除无产阶级，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果你想结束商品的统治，你需要废除劳动以及与其存在相关的技术；简而言之，你必须将个人从工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必须将他们从将他们转变为雇佣工人、机器附属品和消费奴隶的客观化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对劳动的镇压必须首先在生产中进行，但不是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是通过自动化，而是通过拆除城市工厂系统和放弃集中的机器。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必须在流通中进行，但不仅要废除货币和市场，还要消除技术化的休闲，即新的劳动形式。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生活不是悠闲的生活；除此之外，这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服从需求的满足，不决定社会功能的生活，它丝毫不会改变“普遍博爱”（即它不会阻碍自由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革命的目的无非是打破劳动的枷锁，尤其是技术的枷锁，以促进个人通过自由构建生命中的所有时刻来重新利用生活。通过结束对独立权力和自主技术的限制，通过结束人工化，通过结束对需求、色情、欲望和梦想的操纵，生活将摆脱障碍和强加，并由自己支配：它将逃离劳动和消费领域，即有害现象和屈服。人与机器、人类与自然，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必须被重塑，社会必须在道德上和相互共存的要求下进行重建，没有等级制度，借助基于农业、艺术和满足真实需求和真实欲望的多方面技术。恢复土地的平衡，缩小城市的规模，与环境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区。矛盾的是，尽管传统必须调节社会生活的节奏，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而是重新开始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