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临的叛乱
资本主义崩坏宣言＆推翻手册

导论：无论从哪个角度……

Sous quelque angle...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现状已陷入绝境。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们面前，现状抽空了希望的支撑。那些满口声称掌握了解决办法的人，一下子就被证明满口胡言。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状况只会越来越糟。「未来不再有未来」是这个时代的至理名言，在极为正常的表面底下，它达到了当年庞克精神的高度。

代议政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阶层。从左派到右派，无论看似能干的老手或贞洁的处女，同样出自廉价的伪装，他们在同样的商品陈列架上、彼此交换著从情报中心得来的最新消息。那些依旧去投票的人，似乎只是为了用反对票把投票箱塞爆而已。人们不免怀疑，正是为了反对投票本身，大家才继续投票。任何既有的办法都无法解决这种情况。人民即使处在一片沉默当中，比起抢著要统治人民的那群小丑来说，也显得无比地成熟。巴黎美丽城区的随便一位老北非移民说出来的话，也比那些所谓的官僚发言来得更有智慧。社会压力锅的锅盖被牢牢地盖上了，然而锅内的压力正在不断升高。人民对阿根廷政党的那一声呐喊「全部都该下台！」，现在变成幽灵，挥之不去地纠缠著政客的脑袋。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纵火事件在所有人的心里投下一道不断延伸的阴影。这几把揭开节庆序幕的火焰，是对于过去这信口开河的十年进行的一次清洗。媒体编造了一则「郊区对抗共和国」的童话故事，尽管很动听，却并不真实。被纵火的建筑一直扩散到市中心，只是消息被有效地封锁了。在连锁效应下，巴塞隆纳也被烧掉了几条街，然而除了当地居民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甚至在那之后，法国也没有停止发生火灾。我们可以在嫌犯里找到形形色色的面孔，他们的共通点不在于阶级、种族或区域，而是对现实社会的恨。整件事的新奇之处并非「郊区暴动」——这早在一九八〇年就已经不是新闻了——而是它和以往的暴动形态之间产生了决裂：暴动者不再听从任何人，无论是长辈还是有能力让一切回归正常的地方组织。任何反种族歧视团体都无法在这起事件里发挥作用，只因为媒体的不耐烦、造假和选择性的不报导，才假装这件事有个了结。这一连串的夜间突袭、匿名攻击、直接的破坏行动中，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将政治和政治性之间的裂口拉开到最大限度。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否定这场攻击的严重性，它除了恐吓之外，没有任何诉求、任何主张；它完全是个政治动作。除非是瞎了眼，才看不到在这种对政治的全盘拒绝里面，有著一切最政治的东西，也才会无视于三十年来的青年独立运动。人们像失落的孩童一样，把装饰社会的摆设烧个精光，而且这个社会心里清楚得很，它与巴黎公社末期的巴黎古迹已经没有什麼两样。

没有任何社会方案足以对付当前的情况。首先，这个由阶层、机构和泡沫般的个人组成的空泛集合体，这个我们用反话称之为「社会」的东西，是非常脆弱的；其次，我们失去了传达共同经验的语言。一旦我们没有可以彼此分享的语言，我们就没有可以彼此分享的财富。启蒙运动的抗争历经了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才可能发生，劳工运动接著抗争了一个世纪，才孕育出强势的「福利国家」。抗争创造出新秩序所需要的语言。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欧洲成为一块没钱的大陆，它偷偷地在利多连锁超市里买东西，为了还能继续出国旅游而参加廉价旅游团。以社会语言所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办法。「退休」问题、「经济不稳定」问题、「青少年」问题和他们的「暴力」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悬而未决，人们只晓得动用警力防止社会问题演变成抗争行动，以免这些行动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问题。草率处理独居老人的方式令人不敢恭维，然而老人自己却没有发言权。有些人发现，比起维持表面的和谐，采取犯罪的手段不会比较可耻，并且更为有效，于是他们再也不肯缴械投降，更何况监狱也不再用热爱社会那一套为犯人洗脑了。退休员工是充满愤怒的一群，他们对于删减退休金不再逆来顺受，看到有一大部分的年轻人拒绝工作则更是气得要命。最后，当类似暴动的情况一旦发生，任何补助津贴的发放都将无助于推动新的政策、新的条约、新的和平。因为社会的情感早已变得非常稀薄了。

说到解决办法，不许任何状况发生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警察对国土的分区监控，只会越来越严重。警方已经出面证实，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他们在塞纳－圣德尼省（Seine-Saint-Denis）上空出动了一架负责监控的无人驾驶飞机，这比所有人道主义的烟雾弹都更令我们看清未来。警方还特别强调这架飞机没有配备武器，这反倒暴露出我们踏上了什麼样的不归路。国土将被切割成越来越密不透风的区块。座落在「敏感城区」边缘的高速公路便是一道隐形的围墙，恰好把它和高级别墅区分隔开来。在好心的共和国主义者看来，「以社群为单位」的城区治理方式是公认最有效的办法。在这场越来越诡谲、越来越失真、越来越眩目的解构当中，这块土地上的繁华大都会和主要市中心继续过著它们的浮华生活。它们用七彩光芒照耀整个星球，与此同时，犯罪防治大队和私人保全公司的巡逻队伍——简而言之就是民兵——在越来越粗暴的法令掩护之下无尽地繁衍。

这条现状的死胡同到处都遇得到，只是没有人承认。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人被搅和在一块，他们各有自己的一套专业说词，也很专业地无法达成任何结论。只要听听这个时代的歌曲、小资产阶级细诉心情的「新香颂」小品，再听听饶舌乐团mafia K’1 Fry 的宣战歌曲，就知道和平共存已经接近尾声，决定性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本书由一个想像的群体共同署名。它的编辑群并非作者群。这群人只是想把这个时代的陈腔滥调、那些围著酒吧桌子或在卧房门内的窃窃私语整理一番。他们所做的，只是要凝视绝对的真相；普遍的压抑情绪，充斥在精神病院和绝望的眼神里。他们把自己当作抄写现况的工人。危急时刻所享有的特权，就是公理正义会合乎逻辑地趁机将一切推向革命。我们只需要说出眼前所看到的，而不是去逃避任何结果。

第一部 我们所深陷的世界

第一圈 I AM WHAT I AM

「I AM WHAT I AM.」这是行销为这个世界举行的最后献祭，广告进化的终极阶段，远远领先所有激励人心的话，叫你要与众不同，要做自己，要喝百事可乐。这些概念历经数十年的变化，只是为了完成纯粹的同语反覆。我＝我。他对著健身俱乐部的镜子，奔跑在跑步机上。她开著她的Smart小汽车下班回家。这样的两个人能彼此相遇吗？

「我就是我。」我的身体属于我。我是我，而你是你，但是一切越来越不对劲了。大众被拟人化。生命、工作、不幸的遭遇，乃至于所有状态都被个体化。精神分裂四处蔓延。忧郁症节节逼近。原子化将人化成罹患妄想症的细碎微粒。接触人群令人歇斯底里。我越想做我自己，越感觉空虚。我越想谈我自己，越无话可说。我越追求自我，越疲累不堪。我和你，我们看守著我们的自我，就像看守著无聊的柜台。我们从事著一桩怪异的买卖，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推销员，变成了拟人化的代言人——虽然这更接近把人肢解的过程。我们或多或少假装自己是毫不勉强地在做担保，直到破产为止。

与此同时，我管理。追求自我、我的部落格、我的房子、最新流行的废话、闺房秘辛和狗屁八卦等等，管理这一切用来支撑起我的义肢！如果说，「社会」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抽象的东西，它大概也只是别人供应我撑起存在的骨架，让我起码还有个样子，尽管这个样子只是把我拼装起来的零件总和，用来交换我的身分认同。如今，残障是公民身分的典型。曾经剥削残障的机构组织，现在却为残障争取「生存津贴」，这一切是有迹可循的。

「当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道命令无所不在，让人觉得自惭形秽、觉得需要这个社会。命令人要更坚强，是为了制造这道命令继续被服从所需的软弱，软弱到一切似乎都有某方面需要被治疗，不管是工作，还是爱情。每天人们问候彼此「还好吗？」互相取暖，感觉却像是一群病人在管理对方。今天的社会交往是由成千上万的保温箱、密密麻麻的避难所组成的，似乎待在里面总比在外头吹冷风好。然而，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因为取暖只不过是藉口。待在里面不会有任何好转，因为我们被暗中安排好只能靠在一起发抖。只有让每颗社会原子保持恢复健康的幻觉，这个社会才能维持下去。这个社会是一座水力发电厂，在眼眶打转的泪水就是它取之不尽的泉源。

「I AM WHAT I AM.」没有任何统治者发明过比这句话更无可挑剔的口号。当前的秩序和规范严守著一个秘密，就是把个人的自我维持在一种永远有一半损毁、另一半慢性衰竭的状态。耗弱的我、抑郁的我、自我批评的我、虚拟的我，这个我其实是不断在适应的主体，被一种建立在革新、科技加速淘汰、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顺从被普遍化的生产模式所需求。这个我是最贪婪的消费者，但是吊诡的，这个我也最具有生产力，以最旺盛的精力和欲望扑向最没有计画的未来，使得这个我逐渐退化到刚出生的幼儿期。

那么，「我是谁」呢？一条漂浮著牛奶、气味、故事、声音、爱、儿歌、物体、姿态、观念、印象、眼神、歌曲和食物的河流，从童年开始穿越了我。我是谁呢？无论如何，我和许多地方、许多苦难、许多祖先、许多朋友、许多爱情、许多事件、许多语言、许多回忆摆脱不了关系，可是很明显的，这许许多多的东西并不是我。所有使我依存于这个世界的连系、所有组成我的关系、所有充满我的力量，这些东西交织而成的并不是认同——就像人们迫使我出示的身分一般——而是存在，独特的、共享的、活生生的存在，这个在不同场所不同时刻现身，开口说「我」的存在。我们感到不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盲目信仰著一个永恒的我，对于塑造我们的一切反而不太在意。

于是，我们头晕目眩地看到上海的一栋摩天大楼高高挂起Reebok的那句话：「I AM WHAT I AM」。西方世界向四面八方进攻，化身为它最疼爱的那匹特洛伊木马，在我和世界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束缚和自由之间制造要命的矛盾。自由并不是摆脱一切束缚的姿态，而是面对束缚、展开行动的实践能力，能够在各种关系中游刃有余，将它们重组或是打理一番。只有当人们放弃改变家庭那令人泄气的运作方式、或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办时，家庭才会显得如此像个家庭，换句话说，如此像个地狱。把自己连根拔除的自由一直都是自由的幽灵。当我们甩开了阻挡我们的人，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对他施加影响力的机会。

所以说，「I AM WHAT I AM」不单只是一个谎言、一种广告战术，更是一场军事战争、一声作战口号，攻向所有存在于人们之间的东西，所有不分你我的行动，所有我们之间隐密的连结，所有荒凉的战地上仅有的障碍物，所有我们赖以存在的事物，所有世界上还未被高速公路、游乐园或新市镇完全覆盖的地带：这场战争让世界只剩下纯粹的无聊，没有激情、百依百顺地成为一个荒芜、冰冷的空间，只剩下被精密控管的身体，让如分子般排列组合的汽车、美好的商品在其上快速通过。

法国是对抗忧郁症的天堂，疏解心里郁闷的乐园，精神病的圣城麦加，但也是全欧洲每小时生产力的冠军。疾病、劳累、抑郁都可以被视为必须根治的个人症状，它们让现行制度得以维系，让我对愚蠢的规范逆来顺受，让我的义肢获得改良。它们代替我选择什么是适当、合群、有益的癖好，什么又是最好乖乖丢掉的东西。「你知道，总得做些改变。」可是，我个人的身心问题既可以被当作事实看待，也可以将「我」这个假设瓦解。就这样，个人问题一下子变成抵抗眼前这场战争的行动依据。它变成造反的能量核心，对抗所有让我们残废、让我们规格化的阴谋。「我」并不是我们遭受的危机，而是我们寻求自我表达的形式。人们总是要把我们切分成多个有限的、分裂的、可以被分类和量化统计的我，简而言之，就是可以被控制的我；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创造物，都在我们的相似处里混杂着独特性，我们都以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共同组成这个世界的样貌。和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说法相反，聪明才智不应该被用在适应社会上，否则这种聪明，也只是奴隶的聪明。只有在想要驯服我们人看来，我们的不适应才成为问题。其实，不适应为我们指引了一个开端，一个新共犯结构的交会点。它让我们看到一片残破的景象，虽然看起来和这个社会精心捏造的幻觉如此不同，但却更贴近我们可以互相分享的共同经验。

我们并不消沉，我们只是在罢工。对于拒绝振作的人来说，「消沉」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渡，是跟现状说再见，是迈开偏行的步伐闪避政治的收编。从那开始，就再也不需要妥协——只有医疗体系和警察才需要表面的和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毫不犹豫地为过动儿童吃利他能，从各方面强化我们对药物的依赖，甚至计划从三岁起即早治疗「行为偏差」的问题。这全都是因为，「我」的假设已经布满了裂痕。

第二圈 异乡人

一个宣布进入戒备状态，以对抗十五岁青少年的政府。一个把足球队员当神明膜拜的国家。一位躺在病床上、抱怨自己成了「暴力事件」受害者的警察。一个达成禁止民众自行建造树屋决议的市政府。在谢勒市（Chelles），两个十岁的孩子因儿童游乐中心的纵火案而被控告。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充满了怎么想也想不到的各种怪诞的情况。可是，媒体却只会营造一种义不容辞的愤怒情绪，故意把这些本来很好笑的新闻处理得让人笑不出来。

对于所有新闻最爱引爆的严重「问题」，我们都可以用笑得东倒西歪来回应。从法国最老掉牙的移民问题开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移民问题」。谁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成长？谁住在自己成长的地方？谁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谁在自己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生活？这个时代的孩子是谁的小孩，是电视的还是他们父母的？真相是，我们全都是被连根拔除的一群，我们全都无家可归，并且伴随而来的是前所未见的观光旅游热，和无法甩脱的痛苦。我们的历史就是殖民史、移民史、战争史、流亡史，是一切生根立足的基础皆被毁坏的历史。在这部历史里，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异乡人、我们自己家庭里的访客。教育剥夺了我们的语言，综艺节目剥夺了我们的歌，色情工业剥夺了我们的肉体，警察剥夺了我们的城市，薪资剥夺了我们的朋友。这还不够，在法国，国家权力长期进行着凶猛的个体化工程，从最年轻的时候就将人们予以评比、分类、规训、隔绝，凭着一股冲动将所有超出掌控范围的团结组织全部捣毁，只剩下幻影般的公民身份，让人误以为伟大的共和国是唯一的归属。比起其他国家，法国人是最贫乏、最可悲的人。法国人对外国人的恨，交杂着对自己身为异乡人的恨。对于「城邦」，他们心怀嫉妒又十分恐惧，因为他对于失去的一切感到悔恨；他无法不去羡慕那些所谓「被流放」的社区，那里还顽强地存在着一些社群生活、一些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一些非国家的团结精神、一种非正式的经济模式、一种尚未与组织者完全分离的组织。然而，我们依旧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切，于是感觉自己是个法国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羞辱移民，反对那些其实跟我们一样、但是看起来比我们更像异乡人的人。移民在这个国家占有一种奇怪的主权地位：如果他们不在法国，法国人恐怕也不存在了。

法国的学校制造了法国，而非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学院化的国家，每个人想起大学联考的过程，都觉得是一生当中的重要时刻。有些人到了退休后，都还会跟你提起四十年前他们在什么样的一场考试中落榜，又如何因此搞砸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一辈子。一个半世纪以来，伟大共和国的学校塑造了一种国家化的主体性，使得每个人都被个别管理。于是，只要有公平的机会，人人都接受挑选和竞争。人人都期望在人生的竞赛中表现优良，得到奖赏。人人都学或在获得之前，先请求许可。人人都无话可说地尊敬文化、纪律和班上的第一名。即使他们依恋具有批判性又有名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也只是彰显了他们对于学校的爱。随着教育机构的衰落，这种主体性的国家建设每天都在一点一点地崩溃。近二十年来，民间学校和街头文化的兴起，使得国立学校和虚有其表的国家文化相形失色，对于法国的普式信仰造成空前的严重创伤。在这点上，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意见一致，连讨论都省下了。只要想想如勒·费里（Jules Ferry）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学校有多么的可疑——这个法国现代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血腥镇压巴黎公社时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理、法国殖民扩张的理论家。

至于我们，常看着那些不知道从哪个「社区治安委员会」冒出来的老师、在晚间八点的新闻节目上哭哭啼啼地说他们的学校被烧掉了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小时候有过多少次同样的欲望。当听着某位知识分子大骂那些成群结队的青少年是野蛮人，指责他们对街上的路人叫嚣、抢劫商店橱窗里的东西、纵火烧车、跟镇暴警察玩猫捉老鼠游戏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一九六〇年代的郊区青年，他们穿着象征摇滚精神的黑色皮夹克四处游荡，甚至还想起了第一次大战之前的「美好年代」，那时人们称呼流氓为阿帕奇（apaches）。一九〇七年，一位赛纳（Seine）省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此写道：「近年来流行以阿帕奇一词，泛指所有危险人物、有前科的帮派组织、社会的公敌、没有国家和家庭观念的人、逃避义务者，这些人随时都会犯下胆大妄为的罪行，危害到个人及其财产的安全。」这群游手好闲、把社区的名字据为己有、和警察对峙的非法之徒，是法国式的、被个体化的良好公民的噩梦：他们体现了所有法式公民所抛弃的东西，所有法式公民无法企及的快乐。在一个儿童开心地歌唱、却被警告「你小心挨揍」的国家里，在一个学校的阉割手术大批制造出一代又一代驯良雇员的国家里，存在是一种放肆。有「千面大盗」、「头号公敌」之称的法国黑帮分子梅林（Mesrine），他的光环之所以能够在死后继续发亮，不只是因为他的见义勇为，而是因为他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报复的东西、持续采取报复行动。或是说，因为我们从未直接地去报复什么，我们总是在绕路、再拖延。不用怀疑，法国人有的是一千种中伤人的卑鄙手段、花样百出的恶意毁谤、冷酷的凶狠和含毒的礼貌，他永远在不停地报复一切，报复他被碾得粉碎——虽然他被碾得心甘情愿。是时候了，不要再对大财主唯唯诺诺，对警察大声骂干吧！在这方面，某些团体的那股直截了当的敌意，只不过是比别人更不加修饰地表达了这种糟糕的气氛、糟糕的精神状态、并且在一场毁灭之中，解救这个日趋衰竭的国家。

把一群生活在一起的异乡人称之为「社会」（societe），简直是一种诈骗行为，就连社会学家们都打算报废这个养活了他们一个世纪的概念。如今，他们偏爱使用网络（reseau）这个隐喻，来描述受到精密控制的孤独个体彼此连结的方式，以及在「同事」、「死党」、「关系」、「来往」或「其余」等各种状况底下，人们之间微弱的互动行为。不过，这些网络仍然有可能凝聚成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里，人们只以暗码沟通，身份认同只是一场不断重组的游戏。

要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把一切奄奄一息的事物例举出来，根本是在浪费时间。人们呼喊着家庭和伴侣关系的回归，可是回归的和当初离去的并不是同一个家庭。回归家庭只是加深了无所不在的分裂——而那正是家庭急于掩盖的真相——家庭因此变成了谎言。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每一年的家庭节日都比往年过得惨淡，一边尴尬看着大家徒劳地挤出勉强的笑容，一边感觉仿佛餐桌上摆着一具尸体、大家却视而不见。从勾引到离婚，从同居到重组家庭，每个人都感受得到家庭是个不幸的幻影，可是多数人还是认为，没有了这道幻影会更加不幸。家庭代表的不全然是老妈令人窒息的管东管西、或老爸打在嘴边的几巴掌、而是一种人有了软绵绵的依靠、就会退化到幼儿一般的懒散，一种什么都亲切熟悉的状态，一种无忧无虑的时刻，让人忘记这个世界正在无可阻止地崩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只是「找到一个好老板」的委婉说法。我们想要在原生家庭的熟悉感中寻找一个借口，用来反制那股几乎将我们撕裂的外力，仿佛只要有人看着我们长大，我们就可以像遗忘童年创伤一样，安心地不去理会任何重大的变动。而面对外力的腐蚀，我们必须自保。

亲密关系是这场社会大崩坏的最后一个阶段。它是人性沙漠中的绿洲。戴着「亲密」的护身符，我们在这片绿洲当中寻找一切在当代社会关系里早已消失的事物：人情味、淳朴、真实感、一种没有剧场也没有观众的生活。然而，一旦恋爱退烧，「亲密」便卸下了它的伪装：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项发明，说着女性杂志和心理学的语言，它是人们在还没把恋爱谈腻之前仅有的武装策略。跟别的地方比起来，亲密关系并没有更真实，一样充斥着谎言和怪异的法规。就算我们运气好，在亲密关系里找到某种真实感，我们在和众人分享这份感觉的同时，必然超出了亲密关系的形式：让人彼此相爱的一切，也会让人变得可爱，并让眼中只有对方的两人世界被瓦解。

事实上，所有社会形式的瓦解，是一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绝佳的状况，让我们可以狂野地进行一场大众的实验，部署新的组织，寻求新的合作。大家口中「不负责任的父母」，正好驱使我们迎战这个世界，提前在我们体内培养出一种清醒的意识，预见即将发生的美丽暴动。在今天，性器官遭受严重的磨损，阳刚和阴柔都只剩下爬满蛀虫的外衣，色情工业在三十年来不断地推陈出新，已经耗尽了所有叛逆和解放的诱惑力；这时候，在亲密关系的死亡中，我们看见一种具有号召力的集体感性正在诞生。在亲属关系里被无条件接受的一切，我们都将拿来作为政治串联的骨干，就像吉普赛人的营地一样能够防堵国家的干预。无止尽的国家补助，只是逼着走投无路的家长抚养无产阶级化的后代，它无法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反叛的资助管道。「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当然，这话的意思也可以是：学会如何在街头开战、如何占领空屋、如何不工作、如何疯狂地彼此相爱、如何抢劫商店。

第三圈 工作是唯一的秩序

在法国，没有比工作更错综复杂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比工作关系更让法国人扭曲畸形。去安达卢西亚吧，去阿尔及利亚吧，去那不勒斯吧，在那里人们打从心底藐视工作。去德国吧，去美国吧，去日本吧，在那里人们崇拜工作。没错，情况也有所改变。就像日本有御宅族，德国有快活失业族，而安达卢西亚也有工作狂。但这只是一时的奇景而已。在法国，我们以双手双脚爬向阶级的顶峰，私底下却喜欢拍自己马屁地说不在乎那一点地位。被工作淹没时，我们会加班到晚上十点。但我们也会毫不迟疑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地偷走办公室的文具用品，或是到仓库里把准备转卖的二手零件带一些回家。我们讨厌老板，却不惜代价想成为员工。有工作是种荣耀，但工作却是奴性的标记。总之，法国是完美的歇斯底里症临床解说图。我们爱着我们讨厌的东西，我们讨厌我们爱的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当他失去了工作，他等于同时失去了他的受害者和主人，这时候歇斯底里会发作到令他陷入瘫痪和极度混乱。而且，通常他好不了。

在法国这个极度讲究政治的国家，工业权力总是屈服于国家权力。经济活动一直被多疑又拘泥的政治部门硬塞入制式的框架内。一个大老板若非出身于国家的贵族阶层——所谓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ENA）打造出来的菁英，那么在幕后操作的权力世界里，他便只配当个可悲的贱民。赛车手出身的法国大亨贝尔纳·塔比（Bernard Tapie）就是他们的悲剧英雄，这位老兄在商业、政治、媒体上获得巨大成功，后来因为涉及法国足球赛的贿赂案而入狱：今天饱受奉承，明天送进监牢，永世成为贱民。即使他现在还拥有自己的一片舞台，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法国观众看着他就像在看一只怪物，他们欣赏着这出引人入胜的无耻剧场，同时保持着安全距离，小心不要被他波及。尽管一九八〇年代的法国企业一度很张狂，然而法国从来没有企业崇拜。谁要是写了一本诋毁企业的书，保证登上畅销冠军。企业主管们虽然老爱在公众面前炫耀他们的风采、说些漂亮的空话，在他们四周依旧存在着一道冷笑的封锁线、一汪睥睨的海洋、无边无际的讥讽。企业家不是自己人。总的来说，在被厌恶的等级里，他比警察还讨厌。当个公务员，起码是在不顾一切地对抗那些操盘交易的金童们和私有化，是大家认定的好工作。我们也许嫉妒企业家拥有那些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财富，但我们不羡慕他们的职业。

正是基于这种神经官能症到达了顶点，一任又一任的政府可以继续向失业议题宣战。企图发动「就业战役」；然而同时，那些失业的前高阶主管们正抓着他们的手机，扎营塞纳河岸，窝在世界医生组织提供的帐篷中。国家就业局（ANPE）用尽了所有在统计学上作假的花招，大量地注销失业人口的登记数字，还是难以将失业人数压低到两百万一下。面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大爆炸，最低收入补助（RMI）和职业咨询中心所提供的唯一保障，就是寄寄津贴通知单，发发就业情报。当这一切正在发生，法国人的精神统御法变得和稳定的国家政策一样重要，只有两者联手演出工党杜撰的故事，故事才能继续下去。

很抱歉，我们对这种故事他妈的不感兴趣。

我们所属的时代，是没有这个虚构也活得非常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不指望退休、也不信任劳动法的世代，更别说相信有工作权这回事。这并不是一个「不稳定」的世代。就像那些最激进的左派分子所乐于理论化的那样，因为不稳定是相对于工作的领域而言，或者这么说更符合现在的状况：是相对于正在瓦解的工作而言。我们承认赚钱是必要的，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行，因为没钱就是万万不能，但是我们并不觉得非工作不可。于是，我们再也不工作了：我们干活。公司并不是我们存在的场所，我们只是偶尔经过。我们不是犬儒，我们只是对自己被过度滥用有所保留。那些关于动机、优势、个人投资的言论，只是主管们用来对付大混乱的一套人性化的处理方式，我们只当耳边风。大家都说对大企业感到失望，因为大企业不但没有加冕我们父母的忠诚，还随随便便地遣散他们。大家都在说谎。只有曾经怀抱希望，才会感到失望。我们对大企业从来不抱任何期望：我们早就发现企业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把戏就是以多变的形式设下安抚人心的骗局。我们只是为我们受骗的父母感到惋惜，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相信过。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围绕着工作问题所产生的情感混乱：工作的概念总是涵盖了两个彼此矛盾的面向，剥削和参与。以私人或社会的名义占有剩余价值，剥削个人和集体的劳动力；在生产领域的中心组织合作关系，参与共同的工作。在工作的观念里，这两个面向总是被恶意混淆：有些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修辞解释工人的疏离感，因此否定了工人有参与的可能；另一些人以管理学的修辞解释这种疏离感，因此否定了工人有被剥削的可能。工作关系中的矛盾感也是由此而来，我们感觉自己受到羞辱，因为工作关系让我们和自己所做的事变得毫不相干，但我们同时又感觉自己被喜爱，因为我们在这场戏局里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再此，毁灭是先决要素：一切都应该被破坏，所有人都必须被连根拔起，好让工作最终成为无依无靠的我们唯一的生存方法。工作本身并不那么恐怖，恐怖的是它有方法地在几个世纪之内消灭了工作之外的一切：工作让我们对任何区域、任何技艺、任何村落、任何抗争、任何亲属关系，都不再有归属感；对任何地方、任何声明、任何季节、任何说话与做事的习惯，都不在感到依恋。

这就是当前的吊诡所在：工作已经大获全胜，其他的存在方式则是一概不剩，连工人都显得多余。生产力的提升，企业外移，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数位化，这一切是如此的进步神速，以至于在商品的制造方面，必要的人力劳动量已经被缩减到近乎于零。我们生活在这种吊诡里，活在一个只有工人没有工作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有的只是消遣、消费和娱乐，唯独缺少了让娱乐消遣成为必需品的工作。过去一个世纪，法国南部的矿场卡尔莫（Carmaux）向来以暴力罢工而闻名，如今它已经转型成发现角（Cap Decouverte）——一个「多功能休闲中心」，可以玩滑板、骑单车，并以「矿坑博物馆」著称，专门为游客模拟瓦斯爆炸。

在企业里，分工变得越来越清楚，有高技术性的研究部门、企划部门、人事管理部门、协调部门和宣传部门，这些部门掌握了全新的自动生产过程所需的知识，剩下的就是低技术性职位，负责维持和监控整个生产过程。前者人数少、薪水高，因此令人垂涎，以至于占据这些职位的少数人做到累死也要保住这份工作。可以说，他们是和工作焦虑地抱在一起。经理、科学家、说客、研究人员、程式设计师、开发商、开发顾问和工程师，说这些人从未停止工作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他们就连打炮都在提升生产力。而且他们说话都像哲学家。一位法国国家人力资源部（DRH）的哲学家曾提出这样的理论：「最有创意的企业也是拥有最多亲密关系的企业。」另一位宾士汽车集团的哲学家对这番理论表示肯定：「企业的合作伙伴，是企业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积极性、技术专业、创新能力，以及他们对客户需求的照顾，构成了全新服务的主要内容……他们的应对进退、社交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在他们的各项考绩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新的考绩方式将不再以工作时数为评量标准，而是以目标的达成与否和成果的品质如何为基础。所有人都是企业家。」

凡是不能交由自动化处理得工作，皆属于模糊不清的职务范畴，也就是说这些工作机器无法处理，所以随便什么人都能处理——例如搬运工、仓储管理员、生产线工人、季节性工人等等。这些劳动力是弹性的、没有职业分工的，工人们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永远无法在一个企业里待太久，无法聚集成一股力量，不但从未处于生产过程的核心，简直就是在数不完的缝隙中被压得粉碎，然后用他们来填补尚未被机械化的漏洞。临时工是一种再也不是工人的工人形象，他不再拥有技术，只有能卖就卖的能力，连有求必应都是他的工作。

在工作这台大机器的核心，是对它的良好运转有效和必要的劳动力，但是在机器的边缘，大多数人将成为多余的劳动力，他们除了帮忙机器生产之外便一无是处，而且一旦他们失业而游手好闲，很可能就会开始破坏这台机器。集体遣散的威胁是缠绕着目前这个生产体系的鬼魂。对于《解放报》提出的问题「到底为什么要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这位领过最低收入补助的人这样回答：「为了我所享受的福利，我需要做点什么。」这个问题有个更大的风险，因为我们终将发现，我们的游手好闲就是我们的工作。浮动的人群必须有事做，或是被安置。然而如今我们仍未发现比薪水更能令人服从的方法。因此，有人大力主张废除一切「社会福利」，这样一来，最倔强的人也只好回归薪资的怀抱，否则他们只有两种选择，饿死或是吃牢饭。各种蓬勃发展的奴隶贸易和「个人服务」必须持续下去：女清洁工、维修工人、按摩业、家庭帮佣、娼妓、护理、特殊教育、具有治疗效果的休闲活动、心理咨询等等。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持续升高的安全规范、卫生规范、行为规范与文化规范，以及越来越短命的赶流行。其实，光是为了赶流行，就可以让这些奴隶般的服务业变得不可或缺。在鲁昂（Rouen），停车自动售票机已经被「人力停车计时器」所取代：某个在路边无聊得发慌的人会给你一张停车卡，如果碰到下大雨，还会提供出租雨伞的服务。

曾经，工作的秩序就是世界的秩序。眼睁睁地看着工作的秩序崩溃，让许多人光是想到接下来的日子，就害怕得全身抽搐。今天，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生产商品以满足经济需求，还不如说是为了生产生产者和消费者，用尽一切方法拯救工作秩序，以符合政治需求。在这个生产变得失去目的的社会里，自我生产正在成为一项主导性的行业：就好比一位被剥夺殆尽的木匠，连个可以刨木头的地方都不剩，只好绝望地自己刨自己。这正是我们的年轻人每天上演的戏码：为了工作面试努力练习微笑，为了工作升迁努力把牙齿刷白，为了提振团队精神一起去混夜店，为了事业进展而去学英文，为了再次达到性高潮而结婚离婚，为了成为领导者而报名表演课程，为了增强「危机管理能力」而参加「自我提升」训练——某某心灵导师表示：「为每个人个别设计的自我提升训练，能够让情绪更稳定，让人在开放的交际场合更自在，思路更敏锐清晰，因此，也能让人拥有更出色的经济表现。」在这一小撮拥挤的人群里，每个人都巴不得快点被上司挑中，同时又要锻炼自己保持自然，这是因为大家都必须学会一种能动性（mobilisation）的工作伦理，唯有如此才能挽救工作的秩序。具备能动性，就是不把工作当成一件自己的差事，而是一种自身的可能性。假设某个失业的人，某天突然不玩穿孔和刺青而改上发廊，开始积极地「规划」未来，在工作上努力证明自己就像大家所说的「很好用」，他便成功地表现了他的能动性。能动性，就是感觉自己和自己轻微地剥离，是把我们从构成我们一切当中最低限度地抽离出来，是把我从工作的主体变成客体的诡异情境，使得我贩卖的不是我的工作能力，而是我贩卖我自己，老板付我薪水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是什么，因为我的社交手腕特别细腻、因为我擅长交际、因为我会微笑又会推销。能动性就是社会化的新形式。能动性让工作中的两极合二为一：我们参与了对自己的剥削，我们剥削了对一切的参与。我们就是自己最理想的中小企业，自己的老板和自己的产品。无论我们有没有工作，我们必须积累人脉，积累资历，积累「工作网络」，简而言之，累积做人的「资本」。人们几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发布全球动员令，无论对抗的是癌症、「恐怖主义」、地震，还是无壳蜗牛都一样。这些现象只是证明了掌权者的意志力有多么强大，能够在工作名存实亡之后，让我们还愿意接受工作的统治。

因此，今天的生产工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它是一座巨大的机器，能够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动员所有人，把人类过剩的能量榨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台挑选淘汰的机器，把生存权分配个愿意服从多数的人，剔除掉那些「危险分子」，因为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过活、他们不服从。一方面，我们让幽灵复活；另一方面，我们要活人去死。这就是今天生产工具所拥有的政治功能。

为了超越工作和反对工作而组织起来、集体反叛动员的体制、展现一种只有在不动员的散乱无序里才存在的生命力和严谨，这些都是我们来日无多的文明所不允许的罪恶——但也正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第四圈 不断延伸的都会边缘

我们再也不说「城市」（ville）和「乡村」(campagne)了，更别提两者直接古老的对比关系。在我们周遭扩张的景象，长得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它是铺天盖地的都市计划，不具形体又毫无规则可循，形成一片无边无际、无线荒芜的地带，一个由博物馆化的超市中心和自然公园、巨大的集合住宅区和农业开发地、工业区和别墅区、乡间小屋和连锁酒吧相连而成的世界。简而言之：一座大都会（l'urbain）。过去曾经有古代城市、中世纪城市、现代城市，就是没有大都会城市。大都会代表的是领土的整合。与其说是在地理上让一切彼此相邻，不如说是把所有网络交织在一起。

正是因为城市已经完全消失，如今城市才跟历史一样，变成恋物癖的对象。法国北方里尔（Lille）的手工业变成剧场表演，勒阿弗尔（Le Havre）市中心的混凝土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人们先是把围绕着紫禁城的北京胡同拆个精光，然后为了满足观光客的猎奇心态，才又在更远的地方建了几条假的。在法国的特鲁瓦（Troyes），人们用木结构和泥土填充制成传统样式的立面，然后把它摘贴在空心砖塔盖的建筑物上，简直是一种仿冒的艺术，不禁令人联想到巴黎迪士尼乐园的维多利亚风格商店。许多历史古迹曾是发生暴动的历史所在地，现在一律乖乖听从大都会计划的整顿和安排，转型成观光旅游景点，炒热消费气氛。古迹成为被商品魔法控制的孤岛，全靠市集、美学还有暴力维持着魔法的效力。每年圣诞节都有矫揉造作得要命的圣诞市集，但也有市政府出动的夜间警察和巡逻队。权力的监控完美地融入了商品的景观，但也不忘显露出它权威的一面。这是一个混杂的时代，混杂着轻快的曲调、伸缩警棍和棉花糖。每个被警察严密监控的地方，看起来都奇幻无比！

在这种对于「历史真实性」的喜好里，总是掺杂着对于控制的喜好；随着这种喜好而来的，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平民生活的社区所展开的殖民。小资产阶级从超市中心被赶了出来，便到平民社区去寻找别墅区里找不到的「社区生活」。接着，小资产阶级赶走穷人、汽车、移民，把每个地方弄得干干净净，把细菌统统杀光，然而他所消灭的，正是当初他想来到这里寻找的。一张市政府的海报上，印着一位清洁人员把手伸向一位治安警察，以及一串标语：「蒙托邦（Montauban），清洁城市」

为了面子，都市设计师现在不谈「城市」，城市已经被他们摧毁了，他们改说「都会」；基于相同的理由，他们也不谈「乡村」，乡村早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在紧张焦虑、无依无靠的人群面前展开的一片风景，是在农民逐渐消失的今天，一段放在舞台上供人欣赏的过去。人们大肆行销每一块「领土」，地面上的一切都必须被增值、指定为历史古迹。冷冰冰的空虚不断扩大，连最偏远的城镇也不能幸免。

大都会让城市和乡村同时死亡，它坐落在所有中产阶级的交会地带，位居中上阶层的衔接地段，他带领大批人潮从乡村出走，使得乡村不断地被「外环都市化」（periurbanisation），以便都会的边缘被无尽延伸。整片大地正在变成一面巨大的玻璃橱窗，这个时候，当代建筑的犬儒主义合乎时宜地出现了。无论是一间中学、一家医院，还是一栋影音图书馆，都不过是同一主题的不同伴奏罢了，呈现的都是透明、中性、统一。在设计上，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蔓生的建筑物是盖来做什么用的，它可以盖在这里，也可以被盖在任何地方。盖在法国第一大的商业区拉德芳斯（La Defense）、第二大的帕拉迪厄（La Part Dieu）、第三大的欧罗里尔（Euralille），那一圈又一圈的办公室大楼是做什么用的？法文有句俗话说得好：「新得过火」（flambantneuf），一语道破了这些新大楼的用途和命运。一七八一年五月，群情激愤的暴民放火烧掉了巴黎市政厅，一位苏格兰游客亲眼目睹了熊熊燃烧的怒火、如何享有光彩夺目的权力：「……眼前的景象美得教人难以想象，真是太壮观了！我不否认，巴黎公社的那群坏蛋实在很恐怖，但他们也实在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啊！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作！……我曾在意大利看过地中海的蔚蓝海水拍打着阿玛尔菲城（Amalfi）的遗址，在横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旁遮普（Pendjab）地区看过锡克教神庙的遗迹，游览过罗马和其他风景名胜；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和今晚我的双眼所见相比。」

当然，在大都会的版图里，仍旧保有几块城市的残骸和乡村的残渣。不过城市和乡村的生命力并没有消散，这股生命力将流放地占领下来，建造了自己的社区。于是吊诡的情况出现了：表面上最无法住人的地方，反而才是唯一适合居住的环境。一栋被非法占领的老公寓，比起只是用来摆摆家具、修修装潢、以便等待下次搬家的豪宅，总是显得更有人味。在许多超大型市中心里，贫民区都是唯一还有活力、让人还能活下去的地方，尽管毫无疑问，也是生命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贫民区是世界级大都会电子化布景的反面。在巴黎北边的郊区，小资产阶级纷纷离弃集体住宅、搬进独栋别墅，是失业的民众让这些废弃的空屋再度活过来，用郊区的黑话和火焰，绽放出比拉丁区更耀眼的光芒。

大家对于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那场大火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是极端的剥削引发了暴动，其实刚好相反，暴动来自对土地全然的占有。烧掉几台汽车可能只是因为一时不爽，但是要让暴动四处蔓延，让警察连吃一个月的败仗，就必须掌握组织动员的技巧，而要达成战略上的默契，则必须准确地了解地形，并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敌人。无论相隔多少公里，多少个礼拜，都无法阻挡战火燃烧，就在最毫无预警之处，第一道火焰的余烬酿成后续的大火。暴动者的耳语躲过了监听系统。

大都会是潜在冲突连绵不绝的战场，国际列强对伊拉克的巴士拉（Basorra）、索玛利亚的摩加迪休（Mogadiscio）、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Naplouse）发动的侵略战争，只不过是潜在冲突的白热化。对军队来说，打仗最怕遇到城市，要打的话就必须得用大规模的围攻战术，而大都会在这方面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场大战。武装冲突只是战争大势已定的一个时刻而已。这些由国家发动的战争，就像是为了填补大都会的治安黑洞而一再重复的治安工程——「无论这个黑洞是布吉纳法索（Burkina Faso）、纽约的南布朗克斯（Bronx du sud）、大阪的釜崎（Kamagasaki）、墨西哥的恰帕斯州（Chiapas），还是巴黎近郊的拉库内夫（Courneuve）」。「国家干预」不全是为了打胜仗，甚至也不是为了恢复秩序和安定，而是为了维系一种社会治安从未受到损害的安全感。如今，战争不只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他衍生成了一系列细微的军事活动和维安措施，以确保「安全」无误。

警察和军队哥俩好一般合作无间。一位犯罪学家曾要求法国镇暴警察组成小巧灵敏的专业化编制。军队机构向来是各种教训惩罚方式的开创者，如今则反过来怀疑其这种阶级化的管教模式。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官员说，为了训练组织的精锐部队，他们运用了一种「参与的方法，让每位成员共同分析、准备、执行、评估一项军事行动。每一次计划都用好几天的时间反复讨论，并根据训练过程和接收到的最新资讯作调整……没有什么比共同发展一项计划更能凝聚向心力，使得每个人的行为都来自于他对团队的认同感」。

武装军队不只融入了大都会，也塑造了大都会。这就是为什么，纳布卢斯战役以来，以色列士兵把自己称为国家的建筑师。巴勒斯坦游击队利用危机四伏的巷道展抵抗敌人，反倒迫使以色列士兵学会在都会闹区以垂直和水平的方式进攻，打穿墙壁和天花板以便行动自如。一位在以色列国防部任职、学哲学出身的军官如此解释：「敌人用传统、古典的方法诠释空间，而我拒绝听从敌人的诠释、掉入他们的诠释陷阱……相反，我要突袭敌人！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我必须赢得胜利……这么说吧，我采取了一种能够让我穿透围墙的方法学……我就像一条虫，在前进的路上把阻碍全部啃光。」而都会不只是冲突的剧场，更是突围的手段。的确，这令我们想起布朗基（Blanqui）所做的建议，特别是他站在了暴动阵营的立场。布朗基叮咛未来巴黎的暴动者，打街垒战的时候，必须将街边的房屋层层包围，才能保卫自己的阵地；必须将所有的墙壁都开一个大洞，把空间打通：必须打掉建筑物地面层的楼梯、在天花板上穿孔，才能提防埋伏在周围的政府军；必须把门板拆下来当作窗户的屏障，并在每一层楼规划一个良好的射击位置。

大都会不只是都会化的团块，不只是城乡冲突的极致，它更代表了生命和无生命物的涌现。它是一股潮流，流经由光纤电缆、高速火车路线、人造卫星、监视摄像机所组成的网络，推湧着这个世界加速冲向死亡。它的能动性令所有人无从抵抗地随它摆布，并动员着每一个人。在这股潮流中，我们遭受资讯污染，被互相敌对的势力撕扯。但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加速冲刺。于是，等待变得困难，就连在频繁的班次间隔等待一班地铁也如此困难。

移动工具和沟通媒介的多样化，不断地将我们从此地和此刻抽离出来，让我们总是渴望身在他方。搭乘高速铁路、区间快车，或只是拨一通电话，都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已经到了别的地方。这种能动性令我们失根、孤绝、流离。它之所以还不至于令人无法忍受，是因为它创造了移动式的私人空间，方便携带的内在世界。个人就像泡沫般轻盈，但并不破灭，而是在潮流中载浮载沉。宅男宅女们并没有破茧而出，而是带着茧壳移动。从一座车站到另一座车站，一栋购物中心到另一栋购物中心，一家商业银行到另一家商业银行，一间饭店到另一间饭店，到处都是人们早已见怪不怪的怪物，以至于本来陌生的东西成了唯一熟悉的事物。繁华的大都会是一架巨大的搅拌器，它随机选取某些特殊情境，再拼装成龄琅满目的花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市中心不再是性质彼此相似的地点，而是特殊情境的供给站，我们从这一站换到下一站，选择这一站放弃另一站，根据消费的喜好选择酒吧的风格、人的风格、设计的风格和存在的风格，就像再点选ipod的播放清单一样。「只要有一台mp3播放器在手，我就是全世界的主宰。」要在这个同质性越来越高的环境里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改装自己的内在世界，但就像小孩子堆叠的玩具屋，盖出来的综合推倒的一模一样。也像是鲁宾逊在荒岛上复制了他那充满了市侩的世界，只不过我们的文明本身就是这座荒岛，而我们则是几十亿拼命爬上岸的人。

其实，大都会就是个潮来潮去的建筑群，人类史上还未出现过如此脆弱的组织方式。它灵活、精密，但是脆弱。都会的边界一旦因为流行疾病的迅速传染而突然关闭、粮食供应一旦出现不足、通讯网络一旦被有计划地封锁，大都会的整面布景便随之倒塌，再也无法遮掩后台里血腥杀戮的战争场面。如果这个世界不是在被它的毁灭紧跟在后，它不会跑得这么快。

紧密交错的网络组织、各种科技环环相扣的底层结构、四处扩散的建筑物，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大都会免于瘫痪。即使被核子弹爆炸，网路也不能断线。大量流通的资讯、人和商品，一律必须受到严格的管理，追溯来源和流向，以便大都会运作顺畅、保证仓库里货物齐全、商店里没有偷窃行为、机舱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全都要感谢电子标签、生物特征护照和DNA鉴定的功劳。

然而，大都会在发明了上述这一切的同时，也发明了毁灭自己的方法。一位美国安全专家曾提出警告，让伊拉克游击队学会如何运用新的通讯科技，是美军的一大失误。美国的侵略战争没有带给伊拉克多少民主，到是再当地架设了无线电通讯网路。就这样，美国带给了伊拉克一样能够打败美国的武器。行动电话和上网地点的增加，让游击队发明出许多过去不曾出现的组织方法，使得美军的这场仗变得更难打了。

每个网络都有它的弱点，只要我们设法松开其中几个环节，交通就会瘫痪、防护网就会内爆。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四日晚间发生的那场欧洲大停电是最好的证明：只要一条高压电缆出了状况，一大块的欧洲就会沉入黑暗。要在大都会里制造突发事件、使得其他的可能性能够被开启，首先要做的就是打断大都会永远急切的节奏感。泰国的叛乱分子总是先炸毁发电系统，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地，法国二〇〇六年因反对《首次聘雇就业法案》（CPE）而引发的一连串抗争行动，就是利用罢课瘫痪大学，进而瘫痪经济市场。二〇〇二年十月发生的美国码头罢工潮亦然，工人们为了保住三百个工作机会，在十天之内瘫痪了西部海岸的主要港口。美国的经济体十分依赖从亚洲进口的货源，每封港一天就多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只要一万人，我们就能撼动世界第一大国的经济体系。诚如某些「专家」所言，要是这场罢工运动持续一个月以上，我们说不定会看到「美国回到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东南亚的经济噩梦成真」。

第五圈 经济改革方案的破碎声

三十年来，各种「危机」不断，失业群众扩大，国家成长停滞不前，却还有人要我们相信经济。的确，这三十年间也有过几次中场休息，让人产生可以松一口气的幻觉：第一次中场休息是在一九八一年到八三年之间，我们幻想左派执政可以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第二次中产休息是一九八六年到八九年的经济热潮，我们幻想跟着投资者和投机客的脚步一夕致富；第三次中场休息是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一年的网路普及，我们幻想只要上网就能找到一份虚拟的工作，同时幻想着一个多元族群但团结一致的法国——多元文化又有教养的法国，一定可以抱回每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奖杯。结果我们把仅存的幻想都用光了，我们见底了、干枯了，要不就是被掏空了。

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懂得这个道理：经济并没有陷入危机，经济本身就是危机；就业机会并没有萎缩，而是工作量太大；不能否认，像经文般一长串的股市行情数字，有些人听起来就像听拉丁文弥撒一样感动，多么幸运，我们之中还有这样的人存在——让我们可以不用理会那群只靠偷抢骗拐、非法走私、或是最低收入补助过活的人；那群无法对工作产生认同感、每天只想着及时行乐的人；那群边缘人、弱势者，以及所有被视为少数、其实数也数不清的人；那些生怕莫名其妙就被整个社会大规模遗弃的人，尤其是退休没事可干的人，和遭受剥削、却仍然任劳任怨的工人。我们不用理会他们，尽管这群人和我们一样，是受到股市行情波及的人。

我们无法不理会的是，先是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然后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陆，都陆陆续续失去了对经济的信仰。大家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会驾着波音客机霸道地飞来飞去，世界银行集团只会让我们吃足苦头，然而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经济空转，这些集团却完全避而不谈。从几内亚到俄罗斯，从阿根廷到玻利维亚，经济的神圣地位和神职人员一样面临严重的信用破产。有一则关于世界银行集团的笑话是这么说的：「请问，一千多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葬身海底，第二天的新闻标题是什么？」答案是：「世界有救了。」另一则俄罗斯的笑话则是：A和B是两位经济学家，有一天A问B：「你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吗？」B回答：「当然，我来跟你解释。」A火大了：「不对！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解释有什么难的！我也是经济学家，要解释我自己会来！我把问题再重复一遍：你到底了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神职人员总是能够伪装得天衣无缝，假装自己是抨击教条的异端。最近在「经济科学领域」里流行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自称为——这可不是在开玩笑——「非自闭的经济学」（economie non autistique），力图将经济学内部各种被歪曲的事实、各种花招和掺假的痕迹清洗干净，并主张经济学最明确的角色，就是炒热掌权者以冠冕堂皇的理论布置成圣坛，帮忙用斯文的语气包装高压的律令，最后再像自古以来的宗教一样，为这一切提出解释。因为真正难以承受的苦难，是没有什么原因和理由可解释的苦难。

金钱不再万能，对有钱人如此，对穷光蛋亦然。百分之二十的德国年轻人被问到未来要做什么时，回答「艺术家」。工作不再是人类非忍受不可的生存条件。许多企业里的会计员都承认，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价值在哪里。恶名昭彰的商业市场本来还想为它的邪恶说一则动听的故事，它说了十年，最后却说出了一部充满暴力和暴发户的寓言。进步在每个地方变成了灾难的同义词，这已经是常识了。一切都在经济统治的世界里消失无踪，仿佛在重演前苏联总理安德洛波夫主政的苏联末期。只要对这段时期稍有了解的人，就会很容易在我们的主政者呼吁人民要有坚强意志的时候、在加速飞奔到我们不知道会奔向何处的未来里、在告诉人民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改革」的政令宣导里，听见柏林围墙开始碎裂的声音。社会主义集团的瓦解带来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这整个跨国集团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的瓦解表示了这种形式的破产。同样地，苏联的破产并不是人民起义反抗的结果，而是国家的特权阶级露出了他们真实的嘴脸。因为一旦社会主义宣布投降，一大部分的统治阶级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切断他们对人民应尽但过时的义务，以私有制和民主之名，更全面地控制过去已经被他们控制的东西。以前，工厂里的工人常说：「反正国家只是假装付我们薪水意思一下，我们也假装工作意思一下。」后来，露出真面目的寡头政权回应工人：「你不喜欢假装？那我们就来真的！」就这样，原物料、基础工业、整个复杂的军事工业网络、银行、夜总会陆续被私有化，贫民潮和移民潮相继涌现。就如同安德洛波夫时代的人民不再信任苏联，今天的人民不管是在会议厅、工厂，还是办公室里，都找不回一点对法国的信任。大老板们和主政者异口同声地说：「那我们就来真的！」为了贯彻「经济的铁律」，他们毫不手软，半夜先把工厂迁走，清晨再对员工宣布关闭工厂，然后毫不考虑地派遣宪兵特勤部队去镇压罢工——例如「科西嘉地中海国家渡轮公司」的罢工事件，以及二〇〇六年发生在雷恩（Rennes）的民众占领邮件处理中心事件，皆以此告终。当权者以谋杀行动来管制眼前的这片荒芜，为「新经济」打好基础。

事实上，我们都是经济的造物。我们一代又一代地被驯服、被安抚、被改造成自动生产又乐于消费的主体。结果，我们努力要遗忘的一切，现在反而显得更清晰了，那就是：经济是一种政治。而今天，这种政治可以说是一种在人性变成多余的群体里，适者生存的政治。从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Colbert）到拿破仑三世，再到二次大战后的戴高乐，经济之于国家一直都是政治，获得经济利益的资产阶级对此一清二楚，反抗经济剥削的无产阶级就更不用说了。只有这群奇特的中间阶层群众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是一团怪异的物质，由没有任何力量也不做任何表态的人所组成——也就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相信经济就是现实，因为经济让他们的中性立场受到保护。小生意人、小老板、小公务员、职员、老师、记者，这群位居中间地带的中间人在法国形成了一种非阶级（non-classe），一种由大众组成的透明社会粘着剂。他们一心只想在历史的风暴之外安稳地过完他们小小的私人生活。他们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中间派，天生是伪善的捍卫者，让自己总是处于半睡半醒之间，这样才能对爆发在周遭的战争视而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法国许多反对阵营提出的解决方案，常常只是发明了新的空想。近十年来的「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ATTAC）和他们虚晃一招的托保税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成立的时候宣称自己是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团体，创造出来的却正是一个全球化的政府组织，成天喊着要用「真实的经济」对抗金融市场，骨子里充满了对国家的怀旧情感。这场闹剧要闹多久随他们高兴，反正他们也变不出新把戏。一场空想接着又是一场空想，然后有些人又想出了逆成长（decroissance）这个概念。如果说「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试图透过一连串教育宣导课程挽救经济的科学价值，逆成长则是为了挽救经济的道德感。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经济成长。减少消费、减少生产。我们要知足常乐、吃有机食品、每天骑脚踏车、戒烟，购买任何产品就要严格检查一遍。我们要最快乐地过最艰苦的生活，心甘情愿当个头脑简单的人。「我们将会发现，真正美好的财富是友善的社会关系，和一个健康的世界。」「自然是我们的资本，请勿过度使用。」我们要迈向一种「健康的经济」。「拒绝混乱的合理化。」「拒绝制造社会危机，全力拥护民主和人道主义。」简而言之：我们要变得更节制，更经济。我们要回到爸爸爷爷那一辈的经济模式，回到小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回到一九五〇年代。「当一个人养成节俭的好习惯，他的所得便能完全补偿他为工作所做的付出，并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公共的社交生活，或是个人的私密生活。」

在富有异国情调的咖啡座上，一位插画家穿着纯手工羊毛衫，和朋友一起喝着水果鸡尾酒。在座的每个人是那么能言善道，爱开玩笑又不失分寸，不会太吵又不会美化可聊，看着对方面带微笑，自我感觉很难不好。大家心想：我们是多么文明的一群人哪！接下来，有人要去整理社区的花圃，有人去上陶艺课，有人去参加禅修班，有人去看动画电影。我们同样拥有正确的情感，一起发明了新的人性，变得比之前更聪明、更细腻。而且，我们是对的。关于人类文明的未来，苹果电脑的想法和逆成长的主张想法几乎一模一样。回归往昔的经济模式这种逆成长分子的论调，恰好为高科技业者提供掩护，让他们躲在过去的迷雾后面大幅度地攻占未来。在历史里，根本没有回到过去这回事。鼓励大家回归往日生活，永远只是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感而发的一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最具有现代感的时间意识。像逆成长这种概念，必然只有被《广告终结者》（Casseurs de pub）那种看似反广告、其实完全是广告业者创办的杂志，拿来设计杂志封面的主视觉。不要忘了，发明零成长的理论专家、一九七二年罗马俱乐部的会员，这批人本身都是政府机关的员工和工业家，他们的理论基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远端遥控学者所做的研究。

逆成长理论、广告和高科技的结合完全不是偶然。这三者一直走在同一条行军的队伍里，为了寻找经济的解决方案而并肩作战。过去的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着想，彻底攻陷了关系紧密的传统社会；如今的资本主义买入了重建的阶段，依据有利于自己的作战位置架设新的社会网络，而当代大都会的人际互动关系就正在孵化这片网络。资本主义曾经毁灭了大自然，现在它以同样毁灭性的方式，疯狂地投入铺天盖地的建设工程，让每个环境受到监控，到处安装防范各种意外发生的感应器。资本主义开创了新的人性，自然需要搭配新的经济模式。新的经济模式不想成为独立于个人存在的一块领域，而是变成紧贴着存在的一层薄膜、变成发展人际关系的必需品；新的职业定义是自我职业化，新的资本论是人类的资本化；新的生产观念是利益关系的生产，新的消费观念是生活情境的消费；最后，新的价值观，就是创造能够总结一切生命意义的价值。目前还在孕育阶段的「生物经济学」把全地球当作一个封闭的管理系统，试图找到能够衡量所有生命价值的科学根据。等到这种科学正式诞生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叹口气说，过去我们如何用欺骗性的指标虚构了美好的时光——譬如用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衡量人民的幸福——现在我们终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重新发现生命力每个非经济层面的价值」，这就是逆成长理论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资本改革的进程。低碳生态村、监视摄影机、心灵成长团体、生物科技和社交生活，这一切都属于同一个正在发生的「文明进程」，一座从地底浮现的总体经济。它的知识模型就是遥控理论、系统科学，换句话说，系统的控制学。打从十七世纪开始，为了强力执行经济统治，让人屈服于它的工作伦理和它的贪得无厌，凡是游手好闲的人、乞丐、巫师、疯子、享乐主义者、穷人和流浪汉，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驱逐出境，只因为这类人的存在状态违反了获取利益和节制浪费的法则。新经济的实现还是得靠旧有的淘汰机制，筛选出听候差遣的自愿者，划定出方便管制的区域范围。新经济宣称世界陷入了混乱，筛选的时刻到了，然而这场混乱也可以是我们获得胜利的时刻，一举消灭新经济这一切可恶的计划。

第六圈 环境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经济的王道

环保是本年度的重大发现。三十年来，我们把环保问题留给绿党解决，在星期天取消环保人士的大惊小怪，好在星期一放心地继续污染环境。结果呢？环保问题还是回过头来把我们困住了，从广播电台到暑假发行的流行歌曲都在大谈环保，因为十二月居然出现了摄氏二十度的高温。

四分之一的鱼类从海洋里消失。剩下的看来也活不了多久。

禽流感进入全面警戒状态：政府保证会从空中射下几千只候鸟，避免疫情扩大。

最新研究显示，母乳所含有的汞，比政府限定的牛乳含汞量高出十倍。连从菜市场买来的苹果都会造成食物中毒，咬一口就嘴唇肿胀。生活中每个最小的动作都有毒。有人三十五岁就死于「慢性疾病」，还好，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把疫情控制住。不过得加快脚步了，至少得赶在我们被送进安宁病房之前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承认：面对大家高谈阔论的这一切「灾难」，我们没有太多感觉。至少，在诸多灾难还没有真的兑现之前，我们实在没什么感觉。灾难和我们也许息息相关，可是与我无关，这才是真正的灾难。

根本没有什么「环境灾难」，环境本身就是一场灾难。所谓的环境，就是当人类失去了一切之后，唯一剩下来的东西。那些栖身在小社区、乡村、工厂里的人，那些在街道、战场上的人，这些人拥有的不是「环境」，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里头充满了危险、朋友、敌人、各种生活和死亡机能、各式各样的生命体。本来这就是一个互相牵连的世界，只是我们和每个人、每个场所之间的依存关系，有着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但是如今，我们成为被极端剥削的孩子和最新一批的流亡者，在一栋又一栋的水泥方块里出生长大，在超级市场里采收水果，透过电视荧幕偷窥世界新闻：这一切都是为了拥有一个自己的环境。我们正亲眼目睹自己的灭亡，却只感觉到气氛不太一样。我们对于灾害持续扩张感到非常愤怒，但却只晓得上网补充百科全书的条目。

我们只剩下环境这个僵化的概念，因为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是建立在管理上，换句话说，是建立在莫名其妙上。只要和世界保持这种关系，我们便不觉得，树林间飒飒作响的树叶、从屋子里飘散出来的油炸气味、闪耀在溪流上的波光、学校教室里传出的喧闹声、夏夜潮湿的水汽是我们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我和我的环境有关系；环境包围着我，但不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全部变成地球资产董事大会上排排坐着的与会者。没有人能够想象比这更接近地狱的画面。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足以被称为「环境」，除了今天的大都会之外。播音员的声音被数位化，电车的汽笛声被二十一世纪化，泛着蓝光的路灯活像一根巨大的火柴棒，路人把自己打扮的像拙劣的时尚模特儿，监视摄影机无声转动着镜头，进出地铁站时清脆的刷票声，超级市场一字排开的收银机，办公室的电子打卡机，高科技的网路咖啡馆，无所不在的电浆电视、快速道路和乳胶制品。从来没有任何一面像大都会这样的布景，能将台上穿梭往返的生灵消融于无形。从来没有任何地方，像大都会那么自动化。从来没有任何社会脉络比大都会更冷漠，并且反过来要求所有在里头讨生活的人们表现得同样冷漠。说穿了，所谓的环境，就是大都会特有的一种和世界的关系，它将这种关系织成天罗地网，让任何东西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

我们面对的状况如下：曾经，我们的父亲被雇佣来摧毁世界，现在，我们被派遣的工作是重建世界，而且还是一个能够获取暴利的世界。君不见，新闻业者和广告业者总是兴致勃勃地追踪地球暖化的每一个最新数据，在这种病态的热情背后，是新绿色资本主义冷酷的微笑。早在一九七〇年代，新绿色资本主义就预告自己即将到来，可是我们等到二十世纪都过完了，它还是没来。万万没有想到，它真的出现了！环保，就是它！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也是它！拯救地球，还是它！不必怀疑：连绿色和平组织都没有新资本主义来得绿！环境才是二十一世纪政治经济的王道。从今以后，针对每一次新冒出来的灾难，都会隆重推出一系列的「工业解决方案」。

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曾说，他打算在大气中的平流层喷洒数百吨的金属尘，以此对抗气候暖化，美国太空总署多年来一直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多年来苦心研发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是多么伟大的构想，最后却只能被陈列在冷战时代的胡思乱想博物馆里；现在它又跳出来发誓，可以在月球轨道外围摆设一面巨大的反射镜，这样就能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危害。其他关于未来的幻想包括：一种光吃生物燃料，就可以从圣保罗一路跑到斯德哥尔摩的汽车；长期被欺压的农夫所做的一场大梦则是，他们要把地球上的每一片沃土，全部变成种植大豆和甜菜的农田。当然，还有环保汽车和再生能源，以及刊登在时尚杂志光滑的内页里、香奈儿最新商品广告的旁边，却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尴尬的环保常识和建议。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环境相比，它是人类最重要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也就是只有全球化的组织才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我们跟这些组织可熟了。在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些团体成了各种灾难的首领，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最小的代价，让灾难换个名目持续下去。就说法国电力公司吧，明明是回锅的核能计划，他们却下流无耻地硬说是解决世界能源危机的最新方案。由此可见，新解答和老问题可以完全一模一样。

于是，从国务秘书办公室到另类咖啡馆的小包厢，从过去到现在，人们谈论焦虑的词汇永远一模一样，说来说去，总之就是要你动起来。不是为了重建家园，那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事；不是为了拯救伊索比亚饥荒，那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事；不是为了努力工作，那是一九九〇年代的事。不，这一次是为了环保，我们的环境将由衷感谢您所做的一切。高尔、逆成长团体、生态主义者尼克拉·宇洛，这些人都体现了共和国的精神，被奉为伟大不朽的灵魂，善尽职责地让左派小团体和每个人年轻时都有过的理想主义死而复生。他们就像义和团一样义愤填膺，像慈善团体的义工一样义不容辞，不计一切代价想要让我们相信「生态环境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他们把自己那坨粘嗒嗒的罪恶感丢到我们疲惫的肩膀上，督促我们耕耘自己的花园，为自己的垃圾做好分类，并且在享用完餐桌上丰盛的尸骸之后，不要忘记回收生下来的残渣，制成有机肥料。

我们必须提防核能外泄、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过量、冰山融化、飓风、传染疾病、世界人口过剩、水土流失、大批物种濒临灭绝……凡此种种，皆为我们应尽之责任。他们说：「每个人都要从生活习惯的改变做起」，如果我们还想挽救美好的文明生活。唯有减少消费，才能继续消费。唯有生产有机商品，才能继续生产。唯有先约束自己，才能约束别人。这就是当今世界的逻辑，满口保证要和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段，其实只是延续了过去的历史。这就是他们的花言巧语，一心想说服我们加入本世纪最伟大的工业挑战。惊吓过度如我们者，常常就这样带着脱离混乱的希望奔向别人的怀抱，忘却了制造混乱的、和张开双臂的是同一个人。

环保不只是总体经济的运作逻辑，也是资本主义的新道德观。体制内部的危急状况越是紧张、筛选过程越是苛刻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就越渴望新的标准出现，让淘汰机制照旧运行。从古至今，美德都是败德发明的概念。如果没有环保的概念，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如今会有这两种饮食习惯存在：一种是「健康有机」的吃法，属于有钱人和他们的小孩；另一种简直像毒瘾般的吃法，属于贱民和他们胖死活该的后代。反正，最值得效法的就是全球超级资产阶级的生活风格，他们连卖弄风骚都能小心避免「对环境造成伤害」。没有任何东西比环保拥有更大的权力，让控制的范围迅速扩张，教所有反对声音全部闭嘴。

货品来源追踪、咨询透明、资格认证、环境税、环境优先权、国家水资源警察，这一切语言了环保在今天的地位。环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赋予它权力的是自然、健康和公共福利。

「当新的经济和新的态度成为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所有强制措施便再也不需要强制执行了，」某位电视上的名嘴说。只有像他那么勇于胡说八道的人，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那么麻木不仁的话：一方面呼吁我们要起身行动，全然地表达「对地球的歉意」；一方面又要我们全然地麻痹自己，保持文明和理性的态度面对问题。控制好你自己，这就是新的环保禁欲主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这场苦行，才有资格在解救地球的行动中和体制谈判。我们必须忍受饥饿，从前是以经济之名，现在则是以环保之名。所有马路都有可能被改建成自行车道，甚至有一天，我们的收入也很可能得到合理的保障，因为健康的环境和生活都有利于工作，促进经济成长。有人说，人只要自己管好自己，就不用去管环保是否变成了独裁，这种人在说谎：良好的自我管理和环保互为因果，我们则是陷入了因果循环。

在人和环境之间，永远有警察存在。

环保论述里的一切都必须被重新推翻。譬如说，环保人士口中的「灾难」是指现行体制在人事物方面的管理疏失，然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因为这个体制运作得完美无缺，才会导致灾难来临。历史上最大的一波发生在亚热带地区的饥荒是在一八七六到一八七九年之间，这段时间刚好碰上了全球性的干旱，然而，这段时间同时也是殖民扩张的全盛时期。当农民生活的世界和农耕技术一起被消灭，人类因应粮食短缺的办法便跟着消失了。绝不只是缺水，就能让亚热带的大地上布满几百万具干巴巴的尸体，真正的原因是殖民经济的快速扩张。地球上所有看似生态浩劫的灾难，其实都在向我们证明，我们和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关系。我们在这种关系中被消耗殆尽，以至于面对任何系统故障和气候异常，我们都不堪一击。在二〇〇四年的南亚大海啸里，当海啸的巨浪逐渐逼近，游客却还在踏浪玩水，而住在岛上的猎人和农夫早已察觉苗头不对，赶紧跟着飞离的鸟群从海岸逃走了。今天环保的吊诡在于，它以拯救地球为理由，但真正拯救的却是经济基础，而正是如此稳固的基础把地球变成一颗荒凉的行星。

这个世界正常规律地运作，让我们忘记日常生活的剥削本身就是一种灾难状态。环保人士所说的「灾难」，只不过是暂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种状态中移开，让我们在所剩不多的快乐时光里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庆幸。其实，我们大可以快一点用光石油存量，断绝国际之间的资本流通，打乱大都会的节奏，为社会全面失控而热烈欢呼！「民众回到野蛮状态」又怎样？「地球遭受威胁」又怎样？「人类文明结束」又怎样？任何失去控制的场面，都比装模作样地危机管理更有意义。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去询问永续发展的专家，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良心的建议。只有当社会运转失灵，系统发生短路，所有问题最合理的解决方式才会一一浮现。想想看，签署京都议定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帮地球降温，还是让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可以靠着出售温室气体排放配额振兴经济？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冷战结束、苏联垮台，逼得卡斯特罗必须经济独立，古巴怎么会从一九八九年摇身一变，成为今天「有机农业」的世界大国？反过来说，为什么偏偏是在穷困的非洲，而不是在其他发达工业的国家，汽车修理的技术可以普遍到成为一种全民艺术？想想看。

危机的迷人之处，在于危机一旦发生，环境就不再只是环境了。危机迫使我们和现状重新取得联系——即便取得的是危险关系也好，它让我们重新感受现实的脉动。它使环绕在我们四周的不再是风景、一览无遗的展示图、虚构的剧场，而是我们赖以生存、创造、学习的一切。我们不会再被那些三句不离「灾难」的人唬住，他们自己就是灾难制造者。管理阶层的人整天只会空想，彼此讨论着如何对体制发出有力的一击，又能「造成最小的伤害」；刚好相反，我们认为最实际的反抗策略，就是要「造成最大的伤害」，最好大到把整个体制搞垮，证明我们有多强悍。

二〇〇五年的纽奥良，卡崔娜飓风过境后没几天，在末日般的氛围当中，生命重建的工作在四处渐渐展开。面对毫无行动的公权力，看到政府只会忙着打扫「法国区」（Carrefrancais）这样的观光地段、为街上的商店进行消毒，城市里贫穷的居民感到格外无助。于是，被遗忘多时的抗争形式，又再度重生了。不管政府想用如何强制的手腕驱离居民，也不管白人至上主义者如何趁机散播「猎杀黑鬼」之类的种族仇恨言论，许多居民硬是不肯弃守家园。他们拒绝成为被迫迁离的「气候难民」。在昔日的黑人武装抗争组织黑豹党号召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纷纷加入反迫迁的行列，一种自发性的抗争组织就这样出现了。过没几个礼拜，公共医疗诊所正式成立。从看诊的第一天开始，这件看似乡下医院的诊所便提供免费、但是优良的医疗服务，源源不绝来到这里的志工更是帮了大忙。到了今天，这间诊所已经成为平时抗争的基地，大家时常聚在这里抵挡政府出动的怪手，防堵国家把整块社区铲平，把整座城市卖给房地产商炒地皮。从公共食堂、粮食供应站、街头义诊、临时动员，到建立紧急收容所，大家一辈子积累的实用知识，都在这里派上用场。而且，这里不需要制服，也不用警报器。

谁要是在灾难发生之前造访过纽奥良的这些社区，见识过居民是如何被剥夺了快乐的权利，对统治他们的国家如何充满了不信任，却又如何普遍地拥有一种灵活的行动力，便不会对灾后的纽奥良所展现的可能性感到吃惊。相反地，只有被我们苍白贫血的日常生活、沙漠一般荒凉的住宅区完全困住的人，才会对灾后居民的意志力感到怀疑。我们必须拨开自己经年累月规格化的生活，重新挖掘出被埋在底下的各种可能性，因为这些被遗忘的可能性是我们唯一的机会，防止自己和这个世界一起陷落。因为我们仍然有机会，重建我们所热爱的生活。

第七圈 我们背着的这具尸体

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座世界第一大的屠宰场，一举解决掉城市和乡村里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以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名义让他们去死。这几年来，所谓的「反恐战争」在表面上也是基于同样的名义，派出大批的特种部队展开暗杀活动。不过，两者间的平行关系就结束在这三个字：「表面上」。今天，我们不再可以二话不说，就把自以为是的「文明」搬到别人家里。阳光下每一面涂满标语的墙上，我们再也找不到「自由」一词，如今的它总是拖着长长的阴影出场，那是道名为「安全」的阴影。至于名气最响亮的「民主」，则已经完全溶解成一条有一条的特别法条文了——例如，美国正式立法恢复使用酷刑，以及法国「使司法适应犯罪发展」的《贝尔本二号法》（La loiPerben II），造成了司法暴利的强化、司法保障的弱化。

短短一个世纪，自由、民主、文明全部退回到假设阶段。情况走到了这个地步，国家领导人只剩下一件事好做，就是在物质、道德、象征、社会等每一个层次上，捏造出这些假设仍然可以被印证的条件，虚构出一个自由民主运作完善的文明空间。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就是好办法，即使是最不民主、不文明、反自由的办法也一样。上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民主总是比法西斯更有理由永久地统治世界；文明总是在华格纳的歌剧和铁娘子的演说声中，发动毁灭性的侵略战争；自由则是在华尔街股市暴跌的那一天露出真面目，银行家因自由市场大萧条而跳楼自杀，接下来是一整个工人家庭跟着饿死。我们就直说吧！打从二次大战结束的一九四五年起，操控群众、间谍战、限制公共自由、各种警察权限的不断扩充，全都是为了巩固民主、自由和文明而发展出来的手段。时至今日，这些手法的演化迈入了最新阶段，我们终于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社会党的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e），却看着他只是完成了前人未了的都市安全措施、加派警力管理贫民区，并且以小心选择的词汇说：「在此，我们打造了一个文明的空间。」该说的都说了，该毁的也毁了。

尽管文明问题听起来大得像个哲学问题，但其实它一点也不哲学。文明并不是超然于生命的形而上。每个最平凡、最个人的生活细节，都有被文明规训过、占领过、殖民过的痕迹。文明同时掌握了我们最广泛和最私密的面向。在法国，文明和国家密不可分。当一个国家越是强大，历史越是悠久，她所扮演的角色就越会多样化，彼时国家不再只是传统定义的上层建筑或社会框架，而会发展成一种决定人民性格的主体形式。法国正是如此，她深入地渗透了每一个法国式的主体、数百年来阉割着自己的人民。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不会讶异于，在法国的精神病院里，病患对于世界的妄想总是和政治人物有关；我们总是很有默契地认为，我们一切病痛的根源就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是如此乐于在这些领导者的背后说他们的坏话，而正是因为我们只敢偷偷地说，这些坏话和鼓掌欢迎他们成为我们的主人，在效果上也没什么分别。在法国，我们关心政治，不是因为政治是外在的现实，而是因为政治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们奉献给政治人物的，和我们被夺走的，是同一条生命。

如果说法国有什么特色，那一定是从这种主体性的阉割来的。就是令全世界赞叹不已的法国文学，也是动过手术的结果。在法国，文学是专为去势者量身打造的娱乐空间。文学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是一种替代品，让人们不至于无法面对真实的自由全然消失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政客和文人可以连续好几个世纪猥亵地互相抛媚眼，热衷于借穿彼此的衣服。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地位越低说话越大声，并且总是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突然哑口无言，不知道是该为了存在的意义而继续说真话，还是留在这个圈子里继续往上爬。

根据文学专家的权威观点，现代文学是跟着波德莱尔、海涅、福拜楼一起诞生的，是对于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政府军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某种反抗。现代文学的形式，是从巴黎造反群众的鲜血里诞生的，是拒绝保持沉默的文人对于大屠杀的反应——忧郁、矛盾、唯美主义、颓废皆由此而来。法国人在他们的法兰西共和国面前总是显得如此地多愁善感，一旦触动了这股神经质的伤感，随便一块墨迹都显得价值连城，任何荒淫无耻之徒都可以翻身成为尊贵高雅的文人。吊诡的是，正是这种伤感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感受革命牺牲者所体现的意义。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发生的那几天，光是武装冲突就死了一千五百多人，成千上万的犯人在监狱里未经审判就被处死，而国民议会在听到街垒战的最后一道障碍已被移除时，所含出来的第一句话正是：「共和国万岁！」一八四八年的大屠杀和血腥镇压巴黎公社一样，让我们的记忆在出生时便染上血印，无论文学艺术可以引发多么伟大的净化作用，都无法将它清洗干净。

法国哲学家科耶夫（Kojeve）曾于一九四五年写道：「法国和法国人民在政治理想上的对外'正式'说法，仍旧是民族国家，一个'团结一致的共和国'。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国家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这个理想的缺陷，她知道按照严格的定义来说，'国族'的概念在政治上早已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的感觉从未达到一个高度，成为清楚明白的概念：法国既不能、也一直不愿意把将这种感觉条理分明地公开表达出来。而且，正是因为法国在国族主义上有过非常辉煌的成就，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要全盘承认、坦然接受‘国族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的事实，并为这段历史做出总结，才显得格外困难。过去，这个国家从一颗一颗的零件架构出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然后把这套意识形态的架构输出到全世界去，现在要它承认所有的零件已经过时了，的确是很残酷的一件事。」

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的消失，形成了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式不适应症的问题核心。它是一种我们文绉绉地命名为「政党轮替」的间歇性痉挛，就像钟摆一样左派发作完了换右派，右派发作完了换左派；就像躁郁症患者经过了狂躁阶段，紧接着又是抑郁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束都正在开启下一个阶段；就像在法国，人们一下子对个人主义发表最雄辩的批判、一下子宣扬最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或者一下子对群众展现无比的慷慨，一下子又觉得他们很烦。只有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里，这种不适应症曾被暴动的狂热短暂地治愈过，除此之外，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法国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国家、国族、共和国的时代结束了，法国则被吓傻了，毕竟它为这些理念已经奉献了多少青春。前总理若斯潘（Jospin）才说了一句简简单单的「国家不是万能的」，就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大爆炸，而其实还有一场更大的爆炸即将发生，因为法国人迟早会发现国家全是无能的。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像伤口上的脓疮不断扩大，一种潜伏的愤怒正在不断加温。我们必须为国族的时代举行一场告别式，否则法国的时间错乱就无法解开，革命的可能性也将持续被国家没收。

无论未来每一届的总统大选结果如何，选举唯一的功用，只是让法国一再地幻灭，让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幻影破裂，使得某些事件有可能继续发生。例如反对《首次聘雇就业法案》的社会运动，这在别的国家看来仿佛是一九七〇年代躲过的一场噩梦，而我们就是要让噩梦成真。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其实都不想去投票。也难怪，法国的选举投票率总是在西方世界里吊车尾。

今天，西方是美国陆军一边把音量开到最大听着重金属乐，一边开着M1艾布兰主力战车向伊拉克的费卢杰（Falloudja）猛烈进攻。西方是在蒙古大草原上迷路的观光客，一边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一边紧捏着手中的信用卡，仿佛这是他最后的一线生机。西方是为了夹杀商场对手而去上围棋课的企业主管。西方是在流行服饰、润肤乳液、年轻男孩之中追求幸福的年轻女孩。西方是来自瑞士的人权运动者，忙着到世界各地表达和抗争者团结一致的决心，只不过他总是在抗争失败了才出现。西方是不在意自己拥有多少政治自由的西班牙人，他只要有性爱自由就足够了。西方是对现代艺术如痴如醉的艺术爱好者，从超现实主义到维也纳行动主义都被他奉为天才，因为这些艺术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比赛谁能对准文明的脸吐痰。最后，西方是在佛教里发现意识控制理论的系统工程师，是在印度哲学里为了他的最新发现找灵感的量子物理学家。

西方是用尽种种诡计，才从各种关于西方没落的预言存活下来的文明。就像资产阶级势必否认资产阶级是一种阶级，这样才能从工人到大老板、再到整个社会都中产阶级化。就像资本势必得先以薪资关系的名义牺牲奉献，才能获得认可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以至于如今除了经济资本之外，我们还要有文化资本和健康资本。就像基督教势必得先以宗教信仰的态度牺牲奉献，才能成为一种获得永生的情感结构、一种对人性和同情心罗嗦个没完的教诲、一种只有对软弱的人才有用的命令。就像以上种种，西方先以牺牲奉献的精神创造具有独特性的文明，才能强迫世人接受它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它的诡计可以概述如下：一个即将溃散的整体牺牲了它的内容，以便让它的形式得到永生。

原子化成碎片一般的个人得救了，因为心理咨询的「灵性」疗法让他看起来还像个完整的人。父权体制得救了，因为它让女人同样充满了最糟糕的阳刚特质：意志力、自我控制、冷漠无情。分崩离析的社会得救了，因为社交和娱乐就像一种传染病蔓延开来。这一切纯属于西方过时的虚构，它用来维持性命的招数也在一点一点地瓦解自己。

根本就没有「文明冲突」这回事。我们有的只是一种临床上呈现死亡状态的文明，它必须靠人工仪器才能维持生命，全地球的空气中都散播着它身上的恶臭和瘟疫。到了这个地步，连它也无法相信自己还有任何「价值」了，所有对它的肯定反而都会被它当作下流的行为，或是一种挑衅，必须加以拆除、解构，回复到一切皆可疑的状态。今天的西方帝国主义就是相对主义，就是「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就是只敢斜眼瞪人，对于那些愚蠢、原始、自大到以为还有什么可以相信、随便什么都予以肯定的人即使气得要命也没辙。这种相对主义就是把问问题变成一种教条，是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和文学教授彼此像共犯一样地眨眼睛。后现代的理论家根本没有任何激进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只不过是把现成的虚无和不确定感打包起来。过去一个世纪，最要不得的是嚣张地为否定而否定，而今天，最可耻的就是坚定不移的肯定。

没有任何社会秩序可以持久地建立在一切皆非的原则上。于是，我们只能尽量小心。我们今天把「安全」的感念运用在每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我们希望将每个场所、每个行为、甚至每个人，固定在一个其实谁也不会服从的理想秩序里。对于世界，「一切都不是真的」等于什么也没说，但对于西方的真实概念，这句话却道尽了一切。西方人所理解的真实，并不是一种生命或物体的属性，而是生命或物体被再现的状态。只要事物的再现和我们的经验相吻合，那就是真实的。科学就是这种普遍真理验证法的最后帝国。问题是，一切最平凡无奇和最值得深究的人类行为，都是建立在一个无法被均质化的事实基础上，一切实践活动的起点，都是一种事物和再现无法区分的状态，因此，一切生命都包含了某种西方的概念所无法理解的真实成分。当然，西方人也会说某个人很「真实」，不过十之八九都是用来嘲笑那个人很天真。正因如此，被殖民者眼中的西方人一律都是骗子和伪君子。正因如此，人们所羡慕的不是西方人，而是西方人所拥有的东西，例如先进科技——而西方人只配被别人鄙视而已。我们无法在中学里教学生萨德、尼采和亚陶（Artaud），自己却不先把这种西方式的真实观念废除掉。没完没了地抵制一切断然的肯定，小心翼翼地防范一切终将浮现的确定感，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经年累月在做的事。警察和哲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有所不同罢了，其实他们是西方知识的两种方法。

不难理解，这种相对性的帝国主义很容易在随便任何一种空洞的教条主义、列宁马克思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纳粹主义里，找到适合它的对手它们全都像西方人一样，混淆了肯定和挑衅。

在现阶段，就连最严肃的社会论战都不愿意承认，我们面对的不是社会危机，而是文明灭亡；这使得这些争论自己沦为文明的共犯，只为了让文明天长地久。社会论战甚至成为时下的一种策略，表面上是批判社会，事实上是徒劳地挽救文明。

情况就是如此。我们身上背着一具尸体，但我们无法就这样摆脱它。其实，我们不必等到文明正式结束，等到有人正式宣判它的死亡。文明是否已死，那是只有历史学家才会感兴趣的问题。历史学家要寻找的是事实，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决定。事实是一种修辞技巧，决定是一种政治行动。让我们决定文明已死，连同它的死法也包括在内：只有决定，才能将我们背上的尸体卸下。

第二部 为新世界而战

上路吧！

革命，我们甚至不再知道它们是从何而起。六十年来的和平与对于历史性动乱的暂时悬置，六十年来民主的麻醉与对于事件的管控，都削弱了我们对现实的某些直断感知以及对当前战事的感受。我们必须寻回这种感知，一切才能开始。

没有什么好再愤怒的，对于那一条这五年来公然违宪的《日常安全法》。要合法地对法律框架内部彻头彻尾的破裂提出异议是无用的。因此，我们必须组织起来。

没有什么好再参与的，无论是在这个或那个公民团体中、在极左派这个或那个死胡同中，或是在最终的联合骗局里。所有声称反对现有秩序的组织，它们自己更像受到操纵的傀儡般，具有微型国家的形式、习惯和语言。

所有想以「另一种方式从事政治」的企图，迄今为止，除了无限期延长这些伪状态之外，别无贡献。

没有什么好再回应的，对于每日的新闻。但必须了解，每项资讯都像是在怀有敌意的策略下进行的一种操作，等待着被解译。这种操作正企图在此处或彼处，引发某种类型的回应。而我们必须视这种操作为包藏在这些新闻下真正的讯息。

没有什么好再期待的——天光乍晴、革命、核子启示或一场社会运动。持续等待下去是种疯狂。这场灾难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已经存在那里了。我们已经处于文明崩溃当中，现在必须拿定主意了。

不再等待，这是某种进入革命逻辑的方法。这是在我们统治者的声音中，重新去听见恐惧发出的轻微震颤——恐惧从未离他们而去。政府从来都以万千托辞去推迟你加入人群的时刻，而他们的行为从来都只有一种目的，就是为了不要失去对人民的控制。

我们从一个极端孤立的点出发，极端的无奈。一切都等着透过革命程序来建立。一切似乎都比革命更有可能发生，但是，没有什么比革命更加重要。

聚首

专注于我们所经历的，以此为真。 由此开始

一次相遇、一个发现、一场大型罢工活动、一场地震：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从真实中产生，同时改变着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相反地，那些于我们显得无关紧要的、不会改变我们的，也不会牵涉任何事物的某个客观状态，根本不配获得真理之名。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实践、每一段关系、每一种情况的背后，都有一个潜在的真相，尽管我们习惯去规避、管理造成这个时代中许多特有的偏离状态之事，但事实上，所有事息息相关。生活在谎言里的感觉也是一个真相。这意味着不要放弃，甚至就由此出发。真理不是对于世界的一个观点，而是使我们与世界紧密连结之物。真理不是我们掌握的某物，而是撑持着我们的东西。它创造了我又将我拆解，构筑了我并将我析离成为一个个体，它离我很远，但透过了经历与我相连。

依附其中的单独个体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他的某些同伴。事实上，所有的革命程序都是从一个我们绝不放弃的真理开始。在八〇年代的汉堡，曾经有少数居民占据了一栋房子，并且决定，此后若要驱逐他们就必须从他们身上辗过。我们见到被坦克和直升机包围的街区、持续好几天的巷战、浩大的游行——以及最终举白旗的市长。乔治·甘广（Georges Guingouin），「法国首位马基团员」，他的游击生涯是从一九四〇年拒绝被占领受到肯定后展开。在当时，对于共产党而言，他不过是一个「住在树林里的疯子」——直到这些生活在树林中的狂人变成了两万人’并且解放了利摩日（Limoges）这个地区。

在所有政治情谊之前，不要退缩

关于情谊，我们被灌输的是一个中立的概念，像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情感。然而，所有情感的投合都是在一个共同真理中的投合。所有的相遇都是在一个相互肯定中的相遇，甚至是对破坏的肯定。在一个坚持不放弃某些东西、而经常性地导致失业的时代，或是为了工作必须说谎、接着又为了维护谎言而工作的时代，人们的互相联系并不是无意的。有些人从量子物理学出发，发誓要找出各个领域中的所有相关影响；这些人联系的方式，并不会比那些领导反对农产品加工多国化运动的同志们更少政治意味。迟早，他们都将被带往叛逃，以及战斗。

劳工运动的先驱先后有了工作室和工厂可供聚首。他们透过罢工来自我肯定，同时揭穿那些破坏罢工的人。他们那些引起资本主义政党与工党争端的薪资收入，足以联系全球各处的支持者与战线。而我们，有全部的社会空间可以聚首。我们可以透过那些桀敖不驯的日常行为自我肯定，并揭穿那些破坏的人。我们对这个文明的厌恶，足以联系全球各处的支持者与战线。

不要期待组织。 不要信任所有现存的圈子，并且不要成为其中之一

在彻底退出的过程当中，人们相信组织的情况并不少见：政治组织、工会组织、人道组织、协会等等。甚至我们可能会去相信某些诚恳却绝望的人，或者热情却狡猾的人。组织的吸引它们表面上的稳定可靠——它们都有一段历史、一处总部、一个名字、许多资产、一位领袖、一套策略及一部理论。然而它们当中空洞的架构，就像他们要移植对其英雄起源的尊敬时、所遭遇的障碍一样多。对所有的事，就像对它们的每个层级一样，组织关心的首在于它们能够像组织般地生存，别无其他。而它们一再的背弃，常常使它们丧失了与自己基础的联系。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当中有时可以遇到几位值得尊重的人，但是在相遇时所得的承诺，只有在组织以外的地方才得以实现，而且必然地，是反组织的。

更可怕的是各种圈子，以它们的软性质地、它们的八卦和非正式的阶级结构存在。所有的圈子都该避离。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像被指派用来压制真相。文艺界用来压制书写的事实。自由主义的圈子压抑直接的行动。科学界要人们记住，从今起他们的研究牵涉最广最多。体育界则致力在其场馆中展演生活的各种不同样貌，而不是去发扬不同形式的运动。特别要远离的是文化圈和工会圈子。它们是两个葬身之所，传统上所有的革命欲望都在那里受到压制。文化圈的任务是找出刚开始形成的力量所在，一面展示它自己，一面向你诈取你作为的意义。工会圈子的任务则是夺走你行动的活力。工会在整个法国领土上延展它们的网络，然后齐聚在一条路上：所有一切都将成为革命性的。然而它们拥有的只是多次的失败，以及它们所设想的苦涩。它们的耗损，如同过多的无力感，都使它们不再能够掌握现状的可能性。此外，它们对于这些也谈论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一种不幸的消极态度；这样的情况使它们在治安上显得很不可靠。既然在它们身上期望什么都是徒劳无用的，那为它们的僵化感到失望就太愚蠢了。就让它们自行毁灭吧。

所有的圈子都是反革命的，因为他们唯一从事的，就只是保持其差劲的舒适性。

建构公社

公社，是当人们聚首、相处融洽并决定一起结伴而行的过程。公社，也许是在离群已成为常见情形的时刻开始的。在令人窒息的严峻情势下存留下来的，是相聚的快乐。也就是它让人们言称「我们」，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不是互相了解的人们组成公社，而是他们仍旧维持着分离的状态。为什么公社不会不断地无限繁衍？它不会在每个工厂、每条街道、每个村落、每所学校里无尽繁衍，直到作为基础的委员会有重大影响力！而是接受它原本、原处的状态。然而如果可能，衍生的公社将会取代社会机构：家庭、学校、工会、体育倶乐部等。因为，在纯粹的政治活动之外，公社也无惧于组织起来，为了成员以及所有围绕着他们的迷途者、因物质上或道德上的生存而行动。公社不会用内部和外部来自我定义——像一些团体普遍会做的一样——它的定义是透过它们之间的联结密度。不是由组成的人，而是由领导这些人的精神来定义。

当某些人摆脱个人束缚，开始一切只靠他们自己、开始衡量他们在现实中的实力时，公社就慢慢成形。所有自然发生的罢工都是一种公社，所有在正当基础上由群体居住的房舍都是公社。一九六八年的行动委员会，’正如当年美国逃亡的黑奴组成的村落，或是如一九七七年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e）的艾莉丝电台一样，都是公社。所有的公社都寻求成为自己的基础，它希望解决基本需求的问题，它想摧毁所有政治上的拘束、如同毁弃所有经济上的依赖；而当失去与奠基它的真理的联系时，它便退散回环境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公社可以组织，不必等待人数、金援，更不必等待从不会降临的「适当时机」。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不再需要工作

清闲的差事并不多，而且事实上，我们在当中只觉得无聊，往往浪费了太多时间。更何况，这些工作还以乏善可陈的午顾和阅读著称。

我们知道，个体的存在仅为了赚取他的生活，他必须以他的时间来交换些许的社会存在。从个人时间，到社会存在：这里意味着工作、意味着交换市场。公社的时间一举逃避了工作，它不靠取巧的手段运作，宁愿用另一种方式。阿根廷的纠察队（piqueteros）集体实施一种局部性的基本工资，条件是必须工作数个小时。但他们并不累计工时，而是将他们的收入汇集公用，以设立服装店、面包店，建设他们需要的花园。

为了公社，我们需要资金，但绝不必要为了赚取生活而工作。所有的公社都有它们的秘密金库。手段是多样的。除了基本工资，还有各种补助、疾病救助、进修奖学金、流产保险金更多其他获取资金的方法，会随着每一次控制权的移转而诞生。我们不需要为这些手段辩护，也不必将自己置于这些资产的庇护下，或是将它们保留在内部或成为圈内人的特权。我们必须去培养、传播的重点是，将这些不当行为视为必要的机制，并分享其中创新的部分。对于公社而言，工作只是为了增加其他收入。另外也不要忘了，这些过程中的某些工作、训练或适当的职务，可以使我们获得有用的知识。

公社的要求，是尽可能为每个人释放最多的自由时间。这样的要求，不仅仅考虑不受工资剥削的时数。自由时间并不都是假期。清闲的时间、停工的时间、无所事事的时间以及对于无所事事的害怕，这些都是工作时间。现在，不再需要去填满时间，而是去释放任何「时间」都没有的能量。路线逐渐显露、明确，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跟随它，直到尽头，直到看着它们与其他路线交会。

盗窃、培育、制造

欧洲金属公司（Metaleurop）的前辈们愿意当强盗胜于担任狱警。法国电力公司的员工将如何透过电表作假的秘密传授给他们的亲友。「从货车上掉下来」的商品被到处转卖。一个如此公开宣扬自己厚颜无耻的世界，不能期待无产者能够多么诚实正直。

一方面，公社不能指望永恒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依靠着偷窃商品、回收超级市场垃圾桶里的东西、暗夜里在工业区的仓库里找东西、侵占救济款、诓骗保险金以及其他的诈欺方式——简言之就是盗窃——而长存下去。它应该关心于如何保持自身组织在程度及广度上的不断增长。那么在一座工厂关闭时将车床、铣床、影印机削价出售，再用来策画某些对抗商业化社会的计谋，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合乎逻辑了。

今日，即将崩溃的感觉如此鲜明地无所不在，以至于在建设、能源、材料、非法活动或农业各方面进行的实验不胜枚举。这里有一整套的知识与技术，等待着被剽窃、被揭除它道德上的包装。但这套知识不过是所有直觉、才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打算在都会荒漠中再移入住民，并且保障他们在革命期中的生存能力，我们必须要好好运用贫民窟特有的巧思。

如何在一个流动全面中断的情况下生活及互相沟通？如何恢复农村地区的粮食种植，直到他们能再次支持六十年来的人口密度？如何将水泥空间转换成城市林园，像古巴为了在美国的封锁和苏联的清算下维持下去所做的那样？

培训与养成

我们在商业民主的许可下如此消遣娱乐，现在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是什么促使我们在某天决定星期天早上去跑步？如果不是为了消磨闲暇时光、重建起工作的力气或者「健康资本」，那又是什么在支持着空手道的狂热拥戴者、自己动手做、钓鱼或者真菌学的爱好者？大部分的消遣娱乐都能够轻易地摆脱它们荒谬的特性，变成娱乐以外的东西。拳击并不是一直都是为了在Telethon这个节目上示范演出，或是为了提供场面华丽的比赛。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被野蛮的移民瓜分及长时间的干旱所带来的饥饿当中，出现了不可计数的、由贫困农民组织起的露天拳击倶乐部，想要夺回他们被富人或殖民者掠夺的东西。这就是义和团起义。学习和实践我们在动乱、难以预料的时代所需要的，从来都不会太早。在现在，对于大城市的依赖——依赖它的医学、它的农业、它的警政——使我们无法攻击它而不危及我们自己。意识到这种脆弱性，即使未明言，也使我们对于当前的社会运动自发地自我设限，这引起了对于危机的畏惧和对于「安全」的想望。因为这样，罢工者以革命途换取回归正常生活的前景。要摆脱这个命运，需要经过长时间不断地大量、多方面学习与实验。这意味着要知道如何战斗、撬开门锁、治疗骨折及咽喉炎、建造地下电台发射器、在街道上煮食供餐、瞄准目标，以及汇集散乱的知识来建构战争农艺学、了解浮游生物的生物学、土壤的组成、研究植物间的关联，从而寻回已失去的直觉：关于一切社会生活、关于与我们所处环境的一切可能连结、关于我们依存的环境的界限。这一切就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及为了那些我们必须得到的食物和生活所需要比象征部分更多的日子。

建立地域。复制难以界定的地区

今天，愈来愈多的改革派同意，「石油危机将至」和「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必须要「将经济重新局限」，以便助于地区性的民生物资供给、缩短管销距离、放弃从远地进口的便利性等等。然而他们忘记的是，所有地区性经济的本质都是地下化、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这个将经济重新局限的简单生态措施，意味着丝毫无法摆脱国家控制，或无保留地服从它。

现今的地域划分是几个世纪以来警政行动的产物。人民被驱离他们的田舍、他们的街道、然后是他们的街区，最后是他们的住所大厅，疯狂地希望将全部生活囊括在维系隐私的四堵墙内。关于地域的问题，对我们与对国家而言是不同的。这部意味着要保留地域。而是意味着地区性地增加公社、交通和互助机构的密度，期使对权力当局而言，地域变得看不见、难以界定。这无关占领，而就是地域。

每个生活实践都会产生一个地域——进行交易的地域或狩猎的地域，儿童嬉游的地域、恋人们或暴动的地域，农民、鸟类学家或漫游者的地域。规则很简单：当与某一特定区域重叠的地域愈多，它们之间的交流就更多，而权力能左右的就更少。小酒馆、印刷厂、运动中心、住宅区间的空地、旧书摊、建筑物天台、流动市场、烤羊肉串的摊位、车库，都可以很容易地摆脱他们的正式身分，只要他能够找到足够的同谋。地区性的自我组织，在将自己的地理学与国家制定的地图学重叠时，会扰乱后者、或将它消除。它则会产生自己的分裂。

旅行。规划我们自己的沟通路线

公社的原则，并不是将城市及它的流动性对立于在地区的生根和缓慢的速度。组建公社的扩张运动应该同时也是城市的建构运动。我们不反对商业设施所提供的交通和通讯的可能性，仅仅要知道其局限性。在当中只要足够谨慎，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互相拜访更是安全、不留痕迹，并且能够建立起比任何网际网路上的联络人名单更坚固的联系。我们当中某些人被赋予的特权，是可以在整个欧洲大陆「自由行动」，以及在全世界自由行动而不会遭遇太多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可以联系共谋的家庭。允许美国人、希腊人、墨西哥人和德国人悄悄地在巴黎重新回到共谋策略的时光，这是大都市的好处之一。

友好的公社之间经常性的交流，是防止它们枯竭及步向放弃命运的方式之一。接待同志、与他们保持联络并了解他们的创举、思考他们的经验、补充他们已经掌握的技术，这些对公社而言，都比那些偷偷进行、对意识的无效检查更有价值。如果低估了在过去的这些夜晚、我们对当前战事的意见进行交换时所发展出的决定性想法，那将是错误的。

逐步地推翻所有的障碍

众所皆知，街道上充斥着缺乏公民品质的粗野行为。在真正的劣行与即将成为的劣行之间，有一股所有宪警形成的向心力，竭尽所能地维持住秩序，相对的则有我们，也就是相反的离心运动。我们庆幸于他们出现时的狂怒和混乱。至此，不再庆祝什么的全国性节庆最后总是失败收场，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了。光彩或崩解的都会设施——然而它是从何开始？又要在那里结束呢？——具现了我们共同的缺乏归属感。耽溺在虚无中，它只要求真正地回到过去。仔细看看我们周围：一切都等待着它的时机，城市突然弥漫着怀旧的气息，这种情形仅仅废墟才有。

即使这些粗野的行为逐渐具有方法性、系统性，它们还是大量出现在分散却有效率的游撃战中，这使我们得以回到难以控管、缺乏纪律的原初状态。令人的错愕的是，缺乏纪律恰恰是参与者认可的诸多军事法则之一。事实上，狂乱与政治性不应该分开来看。若没有前者，后者便只是空谈；而若失去了后者，前者将在嘶吼声中筋疲力竭。「激进分子」或「狂热分子」这些词语再次出现在政治上，并非没有恫吓之意。

关于方法，我们从怠工之中获取的原则如下：在最低的风险下行动，在最短的时间，造成最严重的破坏。关于策略，我们记得，一个被翻转但未被压制的障碍——例如一个被解放但无人入住的空间——很容易被另一个更坚实、且争议较少的障碍取代。

不必再强调工人怠工的三种形式：减缓工作速度、从「有节制的行动」到「合法罢工」；毁损机器，或妨碍它的运转；最后是泄露企业机密。如果将层面扩大到社会工厂，怠工的原则对于从生产到流通的各方面也都适用。大城市的技术设备很容易受到攻击：它的流动并不仅止于运载人们以及货物，资讯和能量也透过网络、光纤、管道等传布着，要攻击是可能的。阻碍社会机器的运作，必须承担某些后果，在今天意味着重新获得、重新创造阻断网络的方法。如何使高铁路线、电力网络无法被使用？如何找到电脑网路的弱点？如何扰乱电波以及使电视荧幕变白？

至于重要的障碍，认为不可能破坏它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这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将归结为一种对战争的适应。西元前三百五十六年，艾罗斯特拉特（Erostrate）放火焚毁了世界上七大奇迹之一的阿泰米斯神庙（Atemis）。在我们这个彻底衰退的时代，这些神庙不再壮观，只剩下可悲的事实：它们已经是废墟了。

灭绝这种虚无感只是一件令人难过的工作。然而执行这个灭绝，将重新获得新的活力。一切都有意义，一切突然间都组织起来，无论是空间、时间或情谊。用尽一切方法，找回社会经验——我们只是标示出方向。在时代的苦难中，「游戏人间」也许代表着——我们得承认，并非毫无道理——最后的集体诱惑。

使自己不被看见。将无名人士移置于战斗位置

在一场示威游行中，一个工会人士摘下一位不知名人士的面具——他刚刚才打破一面橱窗——并且说：「与其将自己藏起来，不如承担起你的行为。」使自己被看见、也就等着被发现，首先便是容易受到攻击。所有国家的左派人士，不停地让他们的主张——关于流浪、家庭主妇、非法居留者的主张——「能被看见」、希望能因此得到支持，但他们所做的正好与他们该做的相反。不让自己被看见，而将无名人士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移置于我们曾被驱离的地方，并且透过共谋、夜间行动或秘密行动，安排一个无懈可击的攻击位置。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纵火行动提供了一个范本。没有领导者、没有请愿、没有组织，然而有发言、有动作、有共谋书人。在社会上什么都不是并非一种屈辱、无人承认的悲剧——被谁承认？——相反地，是最大的行动自由。不用为他所造成的危害负责，只要利用缩写符号——我们还记得昙花一现的塔特黑社会住宅的反警察大队BAFT（BrigadeAnti-Flic Tarterets）——将自己贴上这些字母缩写，就是一种保障自由的方法。显然，建构出一个称为「郊区」的主体、作为「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暴动」的主事者，是统治机关最初的防御性手段之一。只要看看这个社会中大人物的样貌，也许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作为无名小卒的快乐。

使自己不被看见。但一股聚集在阴影中的力量永远无法回避。这意味着我们的出现将被视为一股力量，在适当的时机我们才会站出来。因为我们被看见时刻愈晚。这股力量也就愈强。一旦被看见了，我们也进入倒数计时的阶段，若非在短期内使他的统治灰飞烟灭，那么就是他毫不迟疑地将我们粉碎。

组织起自卫行动

我们生活在警察的占领之下。在大街上对于非法居留者的公然袭击、未标记的汽车在道路上来来往往、以沿袭自殖民地统治的方法来维持城市街区的平静，内政部长对抗「帮派」的宣言像是回到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切每天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警察的占领之下。我们有足够的动机不再让自己被压垮，我们有足够的动机展开自卫行动。

随着公社的壮大与扩展，权力运作逐渐地将它的组成视为目标。这些反击以诱惑、操纵，并在最终以暴力的方式展现。对公社而言，自我防卫对团体来说应该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闪避逮捕行动、迅速集结众人以对抗驱逐的企图、保护我们当中的人，这些在即将来临的时刻，都是有用的应对方式。我们不能不停地重建我们的基础。当我们不再谴责镇压，我们就在为反镇压做准备。

事情并不简单。因为随着对群众中警察工作——从告发到暂时性的雇用民兵——增加的期待，警察的武力逐渐深入人群。即使是在骚乱的情况下，警察通用的介入方式就是便衣警察。在上一次《首次聘雇就业法案》的游行中，警察的效能便是来自这些混杂在人群中的便衣，他们等待事件发生时再揭露身份：然后便是瓦斯、警棍、逮捕。这一切都与工会的纠察队协调好了。只要他们可能现身，便足以在示威者中引起疑惧：谁是谁？并因而瘫痪整个行动。因为示威游行并不是为了展现重要性，而是一种应对的方式，我们因此具有揭发、驱离便衣，或者在万一有必要时，救回他们企图逮捕的人的方法。

警察在街道上并非无敌，只是他们有办法进行组织、训练，以及可以不断尝试新式武器。相较之下，我们的武器始终是简陋的、拼凑起来的，而且在使用当下常常会有不可预期的结果。这些武器无论如何都不是为了竞争火力大小，而是用来保持距离、转移注意力、施加心理压力，或者出奇不意地攻打出一条通道，取得进展。在城市游击战中，法国宪警备战中心的所有创新方法，明显地不足以、也永远不会足以迅速应付同时在许多地区出击、总是力求保持主动的移动式攻击。

公社在犯罪侦查科与情报局的监视与侦查之下，显然容易受到攻击。在意大利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在美国对环保战士的一波波逮捕行动，都是监听下的产物。所有的拘留都必须做DNA采样，然后加入愈来愈完备的档案资料中。一个非法占据空屋的巴塞隆纳人，因为他留在他所分发的传单上的指纹，而被警察找到。整理资料档案的方式不断演进，尤其是眼球辨识技术。电子身分证一旦上路，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巴黎公社部分地解决了档案的问题：纵火的人将市政厅烧毁，再将所有记录公民资料的档案销毁。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找出可以永久消除电脑资料的方法。

揭竿而起

对革命同志而言，现实乃是以公社为基础单位。也许，暴动的升高不是别的，而是各个公社的增生、沟通与连结。随着事件的发展，各个公社将融入规模更大的实体中，或甚至自我分裂。如同兄弟姊妹般「生死与共」地紧密连结的集团，和为了在暴动时规画物资和街区（乃至整个区域）的自卫而由各种群体、委员会和社团所形成的集团之间，只有层级的差别，但它们全都是公社，并没有差异。

每个公社都只能追求自给自足，并在其内部认知到金钱的渺小可笑，或者说不合时宜。金钱的力量在于建立联系，I缺乏联系者之间，为陌生人给连结起来，由此拉平一切的价值，让一切流通。金钱联系一切的能力，其代价是这种联系的肤浅，其规则则是欺骗。怀疑乃是信用关系的基础。就此而言，金钱的绝对权力永远会是控制的绝对权力。在实务上废除金钱，只能透过扩张公社来实现。并且应该确保公社的扩张不超过某个规模，因为一旦超过这个规模，它就会失去和自身的联系，而毫无例外地导致一个统治阶层的兴起。公社宁可分裂并由此扩展，也要避免此一悲剧性的结果。

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起义，在二〇〇一年春天席卷整个卡比立亚（kabylie），几乎占领了整个区域；他们攻击宪兵、法院，以及所有代表国家的东西；暴动蔓延，直到执法力量单方面撤退、以及肉身阻止了选举的进行才有歇息。运动的力量，在于其内部多样化的组成部分间，弥漫散逸而又互补——这通常只有在男性主宰得没完没了又无望的乡村委员会，和其他的民间委员会之间，被部分地表现出来。阿尔吉利亚起义中一直蠢蠢欲动的「公社」，这一刻呈现出那些头戴钢盔、热昏了头的年轻人的面孔，在提济乌祖（TiziOuzou）的屋顶朝警察投掷汽油弹；下一刻又呈现出老反抗军挂在他连帽斗篷里的苦笑；再下一刻又呈现出山里村妇坚毅不拔地执行传统农业的能量——如果没有他们，当地的经济封锁永远不可能如此持续又有系统地进行。

尽其所能利用危机

「此外还得补充：我们无法处理全体法国民众。因此我们得做出选择。」二〇〇五年九月七日，当禽流感疫情爆发时，一位病毒学家在《世界报》上如此做结。「恐怖主义威胁」、「自然灾害」、「病毒警戒」、「社会运动」和「郊区暴力」等等，对社会的管理人而言，是多得无法胜数的不稳定时刻，让他们只能透过拣选那些逢迎他们的人、并歼灭那些妨碍他们的人，来强化自身的力量。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这也是所有其他力量互相集结与巩固自身的机会，在它们选择站到对立面之后。打断货物的流通、终止正常状态——只要看到在一栋突然失去电力的建筑里，社会生活是如何回归的，就可以想象在一个失去一切的城市里，生活会变得怎样——和警察控制，都能解放在其他情境下无法想象的自我组织潜力。这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具有革命性的劳工运动对此理解得一清二楚，并利用中产阶级经济的危机来集聚力量。今天，伊斯兰教政党最强大的时刻，是在他们了解到要聪明地弥补国家弱点的时候1也就是当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布梅尔德（Boumedes）地震后提供援助，或是在以色列军队进犯后提供曰常援助给黎巴嫩南部居民时。

一如我们先前所述，卡崔娜飓风在纽奥良所带来的破坏，给了北美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边缘势力一个机会——透过团结所有拒绝被强行疏散的人，获致某种陌生的凝聚力。路边食堂需要事先安排供应，紧急医疗援助则要求必要知识与物资的获得，设立地下电台亦然。这其中所包含的喜悦、对个人独善其身的超越，都彰显了逃脱日常秩序和工作氛围的具体现实，在在保证了这种经验的政治丰富性。

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辐射污染云就停在国界上，并且癌症研究中心就建立在欧盟指定需要报告有毒化学物质的前AZF厂址上，显然此处较需要考虑的不是「自然」危机而是社会危机。灾难的常态过程最常在社会运动中被打断。当然，最近这几年的各种罢工，主要是给政府和企业管理阶层机会，好测试他们维持不断提高的「最低服务」的能力，使罢工止于纯属象征的面向上——造成的伤害和一场暴风雪或是卧轨自杀相比，多不了多少。藉由撼动体制化的行动实践，以及透过有系统地占领各机构和顽强的封锁线，中学生在二〇〇五年的抗争和《首次聘雇就业法案》的抗争提醒了我们，大型运动破坏秩序和散播攻击的能力。透过所有在其航线中所诞生的团体，我们瞥见了在什么条件下，运动可以成为新公社涌现的场所。

破坏所有代表性机构 推展街头集会 废除代表大会

确切地说，早在与警力对峙前，所有社会运动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来自于两股势力：工会、和其他所有坐在小办公室里打着领带、职业是领导和管理抗争的人。公社、底层团队和组织会本能地防备他们。这也是为何二十多年来，这些官僚主义反对者创造出一些因为不带标签而看似较为天真的协调委员会，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们的演练场所。当一个迷途的群体试图获得自治时，他们只会透过坚定地排除真正的问题来停止清空自己。他们发狂，脑子发热：不是为了对论辩的热情，而是为了某种对辩论的回避——出于其职业需要。而当他们那被冷漠所搨起的辩护总算在总体上有道理时，他们却以政治意识的缺乏来解释其失败。必须这么说：在法国，青年革命拥护者并不欠缺政治操弄的艺术，这显然应归功于托派信徒各个不同分支的狂热活动。但他们显然在二〇〇五年的动乱中记取如下的教训：只要有协调存在，就不需要协调；在已经自我组织的地方，组织就多余了。

另一个反射动作是，连在最小规模的反抗运动中，也开代表大会并进行投票。这是一个错误。一个简单的投票和决定赢家的作法，都足以将大会变成一场恶梦，变成权力竞逐对抗的舞台。在此我们承受的是资产阶级国会式的错误范例。会议并非为了取得决定而设置，而是为了得以彼此阔谈，令言论无目的地自由展现。

在人类的习性中，彼此聚集的需求，大概和决策的必要性之罕见一样真切。彼此聚合回应了感受某种集体力量的快乐。决定只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是重要的，而在这些情况下实行民主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折衷的方式。在其他情况下，「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就只是狂热的程序主义者的问题。这不在于批判大会或是废除大会，而是在于解放其言论、姿态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只需要看到每个来参加大会的人不只是带着他们的观点和提案到场，还带着他们的欲望、连结、能力、力量、悲伤，以及对他人的某种敞开，就可以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撕碎这种对代表大会的幻想、代之以一种出席性集会（assembleedes presences），如果我们能击退权威不断重生的诱惑，如果我们能停止将决策当作终点，就有机会在我们之间产生某种大众结合——某种集体结晶的现象——此时决策便能掌握个体，不论是其整体或仅只是部分。

这对于行动的决策而言也是同样道理。因为若从「行动应当指导集会议程」的原则出发，将让激烈的辩论和有效的行动变得不可能。一个由彼此陌生的人聚集而成的大型集会，必然会要求专业的行动，亦即，为了控制的需要而放弃行动。一方面，代表们依定义会阻碍他们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没有什么能妨碍他们欺骗任何人。

以形式而言并不存在理想的行动。重要的是行动会塑造形式，它会让形式浮现，而非强加一个形式在行动上。这代表了站在相同的政治和地缘立场——像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公社地区——I以及共享知识的流通。对于行动的决策而言，原则如下：每个人都自行出发侦查：讯息被统整后，决策会自己来到我们身边，而非我们做出决策。知识的流通会消除阶续差异，从高处获致平等。让横向沟通不断增加，这是不同公社之间的最佳协调形式，以终结权威。

封锁经济，以我们自我组织的程度衡量我们阻挡的力量

二〇〇六年六月底，整个瓦哈卡州（Oaxaca）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市政府占领行动，反抗者占据了大型公共建筑。在某些市镇，市长遭到驱逐，公家车被征收。一个月后，某些前往旅馆和游客住宿区的通道被阻断。墨西哥的旅游部长说这是「可与威尔马飓风相较」的灾难。早在几年前，封锁就成了阿根廷反抗运动最主要的行动形式之一，不同的地方团体互相支援，封锁这条或那条主要干道，并透过共同行动持续威胁要瘫痪整个国家——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数年来，这样的威胁在铁路工人、卡车司机和电气供应工人的手里，是有力的手段。在法国，反对《首次聘雇就业法案》的运动中，在封锁火车站、外环道路、工厂、高速公路、超商甚至是场上，毫不迟疑手软。在雷恩市，只需不到三百人，就将主要干道封锁了好几个小时，并造成了四十公里长的交通阻塞。

封锁一切，这是现今所有起身反抗现存秩序者的第一个反应。在一个去地方化的经济中，公司运作分秒不差，价值衍生于与网络的连接中，高速公路是非物质化的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从外包商到外包商、直到另一个工厂组装，因此，封锁流通也就是封锁生产。

但封锁的有效程度，只能和反抗者的自给能力与沟通能力相当，只能和不同公社间有效的自我组织程度相当。一旦所有事物都被瘫痪，该如何喂饱自己？搬空店家，像是阿根廷反抗运动的情况，这有其限度；尽管消费的圣殿无比巨大，却仍不是无底的食物储藏室。在这段时期中，获得某种能力好提供一个人自己基本的生存所需，这意味着拥有生产这些东西所需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再等待下去似乎毫无用处。让百分之二的人为所有其他人生产粮食——今日的处境便是如此——这是历史与策略上的荒诞。

将领土从警察的占领中解放出来。 尽量避免直接对抗

「这件事表明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对社会有更多要求的年轻人，而是对共和国宣战的个人。」一位清醒的警察对最近的冲突如此说明。从警察的占领中解放领土的攻势已经展开，而这波攻势可以依靠现存秩序所积聚的反对力量本身所保存的怨愤。就连「社会运动」本身都一步一步地被反抗行动拉拢过去，情况就像在雷恩市二〇〇五年的每周四晚上，狂欢群众纷纷和法国镇暴警察（CRS）发生冲突；或是在巴塞隆纳，寻欢作乐者在路边聚会（botellion）时掠劫破坏了一整个商业区。在反《首次聘雇就业法案》的运动中，我们持续地看到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一再出现。但在这点上，某些郊区行动仍然是难以超越的。特别是这个许久之前便流传至今的技巧：埋伏突击。像是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三日在艾皮内（Epinay）的那次：犯罪防治特警队（BAC）的部队在接获一起汽车窃盗警报后出发，当他们到达案发现场，其中一个小队「被两辆横过马路的汽车给堵住，三十多个手持铁棍与其他武器的人对着警车投掷石块，并用催泪瓦斯对抗警方。」在较小的规模上，想想那些在晚上关门时间被攻击的各区警察局：玻璃窗被打破，警车被焚毁。

这是最近几场运动所获得的认识之一，即从今以后，一个真正的示威抗争必须是「野蛮的」，无需向警察局报备。能够选择战场，让我们能够绕过禁区并避免直接冲突，像二〇〇一年意大利热那亚的黑块行动一样，并且我们还能决定路线，牵着警察（包含工团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鼻子走，而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于是我们看到了，上千个意志坚决的个人推着整个意大利国家宪兵队的车子后退，直到放火烧掉所有的车。重要的不是更好的武装，而是采取主动。勇气算不得什么，对自身勇气的信任才是一切。而拥有主动性对此大有帮助。

然而，一切都促使我们将直接冲突视为牵制敌对势力的手段，让我们得以争取更多时间并且攻击其他地方——甚至我们身边。我们无法防止对抗的发生，但这不能禁止我们将其视为转移注意力的手段。比行动更重要的，是行动必须积极涉入对方的组织协调中。骚扰警察，这是为了让他们分散各处，而变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效率。

每个纠缠骚扰的行为都将复苏这个道理，一八四二年的这段话已足以说明：「一个警员的生活是痛苦的；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罪犯一样既羞辱又受人鄙视……羞耻与侮辱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社会将他从中逐出，像贱民一样孤立他，将辱骂连同工资啐在他身上，而毫无愧疚、悔恨与怜悯……他放在口袋里的警察证件是羞耻的证明书。」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巴黎示威的消防队员用榔头攻击镇暴警察，打伤了十五个。这是个提醒：「以助人为志业」永远不会是加入警察的正当借口。

武装起来。但尽其所能让武装的用途变成多余。 面对武力，得胜之道在于政治

不存在和平的起义。武力是必要的：这是为了尽力使其用途成为多余。起义指的是拿起武器，一种「武装的持续性」，而不是通往武装抗争的过程。分清楚武装与使用武力，对我们只有好处。武力是一种革命的常数，尽管在巨大转变的时刻，武力的使用并不频繁，也很少是决定性的，例如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一七年十月。当权力落入阴沟里，跨过去就好了。

在将我们与他们分开的距离中，武器获得了魅惑与令人厌憎这两面特质，只能由支配它们来克服。真正的和平主义不能拒绝武力，只能拒绝使用武力。作为和平主义者却无法开火，这只能算是阳痿的理论化，这种理论上的和平主义，对应的是一种预防性质的解除武装，这是种纯粹的警察操作。在现实中，只有对有能力开火的人才能认真地提出和平主义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相反地应该是一种力量的标志，因为只有从一种极端有力的位置，人们才能从开火的必要中被解放。

从一种策略的观点来看，间接的、不对衬的行动，似乎是最有利、最合乎时宜的方式：我们不和职业军队正面交锋。然而，伊拉克式郊区游击队的打法，在困境中拖延却又无进攻的可能，这应该值得害怕而不是值得考虑。内战的军事化发展是起义的挫败。红军在一九二一年是赢了，但俄国革命却已然失败。

我们必须要考虑国家两种类型的反应。一种是公然的敌意，另一种则较为隐晦而民主。第一种反应召唤的是直率的破坏，对第二种反应而言，则是精微而无情的敌意：它要的不是别的，而是我们的参与。我们可能会被独裁统治打败也可能败于被减弱为仅仅反对独裁统治。挫败存在于输掉战争，也存在于输掉开启哪一场战争的选择权。两种都有可能，如同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所证明的：革命者被击败了两次，败在法西斯主义手上，也败在共和国手上。

当情势变得严峻，军队就会占领地势。交战与否则较不确定。这需要国家做出杀戮的决定，而现在这已不过是种恫吓，有点像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使用核子武器的恫吓。总之，国家这只野兽，尽管已经受伤许久，但却仍然危险。总之，面对军队，需要数量庞大的群众，进犯敌方的队伍，并与士兵亲善。我们需要一八七一年的三月十八日。军队上街，这就是揭竿而起的形式。军队开火，大局便已底定。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被要求选边站，在无政府与无政府的恐惧中做选择。起义是以政治力量获胜的。在政治上，战胜军队绝非不可能。

在地区层级废除权力

对任何革命而言，重点是要使自身不可逆转。不可逆性的实现，是在我们同时战胜权威以及对权威的需求、同时战胜财产以及对占有的体验、同时战胜霸权以及对霸权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的过程自身中便包含了其胜利的形式，或是其失败的形式。破坏从来就不足以让事物具有不可逆性。重要的是做的方式。有些破坏的方法绝对会刺激它所压碎之物的回归。猛烈追赶某一秩序之尸首的人可以肯定，这绝对会挑起复仇的志业。因此，在任何经济被阻滞、警察失去作用的地方，重要的便是在推翻权力时，煽情越少越好。权威必须由审慎的从容与嘲讽来废除。

这个时代，革命中心的终结，回应着权力的去中心化。冬宫还是存在但比起反抗者，它更是设计给游客攻击的对象。今天，我们可以占领巴黎、罗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需要向谁回报这个决定。占领杭吉斯集散市场会比占领爱丽舍宫更有效。权力不再以世界的某一点为中心聚集，权力就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世界的潮流和街道、它的人和规矩、它的密码与技术。0权力就是大都会的组织本身。它在自己的每个点上，都是这个商品世界完美的整体。同时，任何人在地方层级打败它，都会产生出一股穿越整个星球网络的震动波。克力奇苏柏的暴动让不只一1个美国家庭欢欣鼓舞，瓦哈卡州的反抗者在巴黎市中心也找得到同志。对法国而言，中心化权力的失落，意味着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结束。一九九五年的罢工之后，所有的新运动都在肯定这一点。最无畏、最坚定的行动，已不再发生在巴黎。一言以蔽之，单纯作为一个暴动攻击的目标上，如同一片纯然为了遭到掠夺和攻击的土地般，巴黎展现着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入侵来自于他方，短促而猛烈地攻击大都会支流网络中最稠密之处。是这些散播着的狂怒在这个荒漠虚假的丰沛上划下刻痕，而后消失。这样的一天将会到来，首都可怖的权力凝结体将被完全毁弃，那将会是某个过程的终结，而这个过程将在各处以更为进步的方式进行。

一切权力归于公社！ Tout le pouvoir aux communes!

后记：火焰燃烧的街头……

在地铁里，我们再也看不到令人局促不安的荧幕、如往常般妨碍行人的动作。陌生的人们彼此倾谈，不再互相攻击。同志们正在街角密商。大街上有更大的集会，正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攻击正在展开。新的兵营被掠夺，继之焚毁。被逐出的公寓住户不再和市政府协商——他们直接进驻。一场清醒的发作中，一位公司经理在会议中途，杀了他为数不多的同事。文件外泄，内容包含了所有警察、宪兵的私人住址，导致了一波史无前例的剧烈大风吹。在乡下的老杂货铺酒吧，我们将生产的多余产品带去，并取走我们缺乏的东西。我们也聚在一起讨论情势、以及机械工作室里需要什么设备。广播电台不断地向反抗者报告政府武力的撤退状况。一枚火箭破开了克莱沃（Clairvaux）监狱的围墙。已经不可能确切地说究竟在「事件」开始之后，究竟过去了几个月还是几年。首相呼吁冷静，看来却无比孤单。

再版后记：定调

所有人都同意，事情就要闹大了。议会场外，我们神情严肃或者逞好汉地承认这一切，一如昨晚在酒馆里不断重复的，我们热衷于风险评估。就地盘上的分区控制，我们已经作了详细的预防性作战计画。那些新年庆典代表着关键性的转折。「明年就不会有蠢蛋了！」为了不让节庆被一片混乱的传统覆盖地黯然失色，内政部长阿利欧-马力(紧急派遣了三万六千名警力和十六架直升机；这位女士，在十二月的中学生示威游行时，也曾害怕希腊暴动的传染力，而惊惶发抖地戒备着最微不足道的征兆。在那些只是要人安心的谈话背后，我们更清楚听到的却是，准备公开宣战的骚乱。再没有人能无视于它炫耀、冰冷且重实效的施行手段，它甚至不再花力气自我介绍、说这是场调解行动。

报纸有意识地编列清单，细数这些暴起焦虑的原因。危机存在，那当然，因为有爆炸般的失业现象、一箩筐的社会方案和绝望，还有银行交易员凯维尔或马多夫的金融丑闻。学校系统垮台了，它不再能生产工作者，也无法将公民规格化，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也不受控了。大家都说，青少年的苦恼不适，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代表可以与他们相符，最好的发泄就是，焚烧汽车，并将它推向那些人们为自己方便所准备的免费脚踏车。

然而这些焦虑的原因，却不应该显得难以克服，毕竟这个时代的主导政权，正善于掌握与管理危机局势。除非政府将迎战的对象，不再视作一项危机，也非一连串长期慢性的问题、多多少少都在预料中的失常，而一种奇特的风险，也就是这些冲突争端的形式与处境所显现出来的：它们是不受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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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可见这种奇特风险，与其去探讨对抗行动的理由与可能性，不如去讨论它呈现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这个对抗都会发生，而且总是会有跟随者。想想希腊的混乱，如何会在法国的情境中产生回响？不能因那边所发生事件，而认为这里的造反，纯粹是这样简单转移过来的。全球性的公民之战，今天在每一地方都有其特异性；在法国，一个普遍的骚动情势，则会诱发另一问题的暴燃。

希腊的闹事者在人民的支持下，和一个衰弱无能的政府打交道。

我们不应该忘记，不过是三十年前，要从一场政治暴力行动开始反抗军阀政体、民主才又重建。；对绝大多数的希腊人来说，关于这场暴力的记忆并不遥远，它至今看来仍是个明显的事实。即使是那些地方社会主义党，的大老，也都曾在年轻时尝过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滋味。要回应这一切，传统的政治可能很熟悉各种调停变动的策略，也非常了解如何地采取行动、然后对闹事者宣传一些意识形态的蠢话。若不是这场希腊战役自己决定在街头结束——看得出来，警察当时已完全无能应付——军方压制也会在其他地方上演。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传统政治更令人疲乏的、更宿命的——它和它那些干涸的仪式、它那从不思考的思想、它那封闭的小世界。

在法国，我们那些最激昂的社会主义官僚，从来只做严峻的议会核心人物，和铁板着脸的负责人，更确切地说，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摧毁最小形式的政治紧张。这种政治手段总让人们可以将公民和捣蛋者对立起来，也让人可以继续在无底容器中掏取矫揉造作的对比：使用者对抗罢工者，反封锁者对抗绑架人质者、勇敢的人对抗社会败类。这几乎是一种语言学上的作战计画，同时还会并行近乎军事的措施。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闹事者，以及另一个不同背景下，二〇〇七年秋天的社会运动，都提供了几个这种手段的例子。巴黎第十大学那些同谋的学生，面对驱赶他们同学的警察时，鼓噪喊叫「去啊！蓝衫军」的画面，只不过是关于我们已被安排好的未来，那微弱的一瞥。

法国人对国家的依恋，是不用再说的——国家可说是对普世价值的担保、对抗灾难的最后一道壁垒——这种依恋已成为一门病理学，复杂得难以摆脱。它尤其是一个不知如何继续编造下去的虚构。然而面对这则国家神话，执政者们每天多少都认为，它只是个没用的阻碍——既然他们最终都得用武力承担眼前的冲突。他们这群人完全没有任何情结，便能轻易地派遣反恐菁英部队去压制郊区的骚动者，好比去解放一间被它的员工所占领的资源回收中心。随着国家保护人的外表逐渐龟裂，在那些渴望秩序和再也不想要秩序的人中间，最原初的对抗已然发生。

所有法国政治过去能够钝化噤声的，现在都正脱离常轨、暴怒发作。一切被它镇压过的，它也将无法从中重振。在社会就要提前解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行动，起码它是为了在危机停滞后，还能回复原先必然虚无的生气。而它也绝不会忘了将这些暴露在其他限制之下。

革命运动并不是一种传染病，它的散播靠的是回响与共鸣。有些在这里组织起来的事件，便是要回应另一处事件所传送而来的冲击波。每一件事物都会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反应现象。暴动并不是像瘟疫或森林火灾的蔓延——后者只是种线性发展的进程，从最初的星星之火逐渐地扩展开来。暴动更具体，比较像是音乐，即使被驱散于时间与空间中，它的成员一样能够以自己的颤动，强迫大家听到他们的节奏，让一切更加地厚实浓密。要让回归原来的正常不再被渴望，或甚至不再能被预想。

当我们谈到帝国时，那些权力机构便是被指派要将局势里有革命倾向的变化都拦截住，以预防、外科手术的方式。因此，我们要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帝国，而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节奏，一种让现实涌出又再流逝的方法。相较于所谓世界的秩序，这毋宁可说，更是一种悲伤、沉重、充满物理味道的世界的消散。

我们所理解的暴动群党，是另一种组织的开端，属于另一面的现实，从希腊到法国的郊区，这群人都在找寻对此一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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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危机情势就是奉送给统治者的机会、让他可以重新整顿。所以萨科齐可以不带太多说谎的神情，大声宣布财务危机意味着「一个世界的终结」，二〇〇九年将会看到法国进入新的纪元。总之，经济危机这把戏会是件新鲜事：创造丰功伟业的时机到了，大家一起吧，一起对抗不平等和气候暖化。然而对我们这个正好在危机当中出生、只认识经济、财务、社会、自然生态等种种危机的世代，这一切却相对地难以接受。「我们将重新出发」、「只需要勒紧裤带一阵子」，这种话是不会让我们从危机的打击中站起的。说真的，公布那些悲惨的失业数据，已经无法，激起法国人任何感觉了。危机成了统治的手段。这个世界，似乎只能靠着无止尽地处理自己的溃败来维持下去。

人们想要看我们躲在国家的背后，等着被动员，连带负责对这社会还不定会有的马虎修补。如果想要摆脱道些，除非我们厌恶加入这种动员，更甚至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行动——终极地出撃、打倒资本主义。

正在争战的，并不是管理这个社会有哪些多变的方法，而是那些关于幸福的想法与他们的世界、是如此不能缩减与妥协。权力者知道这些，我们也是。激进的废物看我们总是较多数、较难辨认的一群，绝望地想将我们塞进他们的小头小脑中。然而，他们向我们张开双臂，却只为了从他们的失败、瘫痪、衰弱的核心问题中压制我们。这些从「过渡阶段」的选举出身的人，只会使我们一次次地离共产主义的可能更加遥远。庆幸的是，我们不会对背叛和欺瞒将就太久。

过去的日子给了我们太多糟糕的答案，也让我们从中了解到，那都是问题本身就太过糟糕。

或

或

多么困窘的选择。

那些组织，对于组织起来这件事就是个障碍。

老实说，在我们是什么、我们做了什么还有我们将成为什么之间，并没有差别。但无论是政治的或工会的、法西斯式的或无政府主义式的那些组织，总是很实用性地先将存在的面向分开来。接着情况就有利于他们去介绍他们愚蠢的形式主义，好像那正是解决此种存在被切割的唯一良方。组织起来，指的并不是给无能为力一个结构。其实首要的是，去连结那些非中立的关系、那些被过分定位的关系。而组织的程度，则是由物质和精神上分享的强度来衡量。

从今以后，可以这么说：「为了生存而实质组织，正是为了攻击而实质组织。」共产主义的新概念开始在各地兴起。在酒吧、印刷厂、非法占据空屋、楼梯间、农场、健身房等地的暗处，都能产生攻击性的同谋关系；因为这些共谋，这世界的发展趋势突然更被强调了。不应该拒绝这些珍贵的串通，以及他们所要求用以展现自己力量的方式。

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时代真正的革命可能。越来越频繁的鲁莽斗殴，便是令人生畏的一种，每一次都造就了这一类共谋关系的机会，有时昙花一现、但有时也持久不灭。可以肯定的是，那之中有一种累积的形成过程。当这一刻无数年轻人决心放弃与破坏这世界，你还是可以像愚蠢的警察一样，去找一个付钱单位、一个老板，或者一个不用发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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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和商业的虚无主义，导致了对自我、他人和对所有世界，最极端的奇异感。而个体这则虚构物，瓦解的速度就和成真的速度一样快。身为大都会的孩子，我们来打这个赌：就是要从对生存最深层的剥夺，那总是被扼杀阻止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才能由此展开。

归根究柢，其实这是一部关于我们总在战争的人类学，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的想法所造成。

因此，共产主义就像是预先的假定，也像实验。分享一种同情感受，也设计一种分享。是一种属于众人的明显事实，也是一种力量的构成。共产主义就像模具，专门生产细心又大胆的袭击，用以对坑统治。它就像号召也像名字，属于所有反抗帝国压制的世界、所有在交易王国顽强抵制的团结力量，以及所有担当战争必要性的友谊。共产主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需要被谨慎使用的词。不是因为在字词的队伍中，它可能不再流行；而是我们恶劣的敌人不仅将它用坏了，而且还一直这样利用。我们要坚持着。

有些字就像战场，一定得要透过全力地争夺，才能将它真正革命或反动的意义赢回来。

背弃传统政治意味着承担战争，这场战争也发生在语言的领地上。确切地说，是关于将字词、行为与生活坚固地连结一道的方法。如果人们花了如此大的力气，以恐怖主义的理由，将几个年轻共产主义农夫关起来，只因为认定他们参与《革命将至》的编辑与撰写，这不是为了「思想罪」的罪名，而是因为他们正足以代表一种行动与思想都体现在生存里的作风——而普遍来说，这却不被宽容。

人们对这些人的指责，并不是因为他们写了什么东西，也不是因为他们坪击了那灌溉整个大都会、神圣不可侵犯的潮流。而是因为他们可能以思想的深度与政治立场，指责了那些潮流。这里，只要一个行动，就能根据这世界不同于帝国沙漠般的稳固，产生意义。反恐主义试图打击「干坏事联盟」形成的可能。然而，现实中真正被攻击的，是转变的局势。这可能来自于，在每个小市民背后都隐藏了某些恶意，而在每个意图背后都有它所唤求的订动。这可能性也来自于，一个政治概念的传播，是匿名却又能找到彼此的散布又不可控制的，它无法被收纳在只自由表达的小房间里。

几乎不用再怀疑，青少年便是第一个粗野地指责权力的人。过去几年，从二〇〇一年春天在阿尔及利亚到二〇〇八年冬天在希腊发生的那些骚乱，不过只是一连串的警告。已经有三十或四十年都是这样了，那些起身反抗父母道德的年轻人，必然会被减低为世代间的新冲突，好像这只是青春期可预见的效应。

而一个「世代」唯一的未来，就是成为上一代，循着这条不变的道路，最终就是通向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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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而言，它希望一切都从「社会运动」开始。尤其是此刻，当左派无法遏止地解体、仍假惺惺地要寻回他们在街头的威信。但是，它再也不能垄断街头势力。只需要看看，在每一次新的中学生动员里——就像左派至今还敢支持的所有运动一样——有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横跨在爱叹气诉苦的请愿、暴力的程度和行动的决心之间。

这道鸿沟，我们应当拿来作为战壕。

如果我们看着这些「社会运动」相继而来、又彼此相互排挤，在身后什么都没留下，势必得要确认，还有什么坚持在那里。每一次事件的导火线都能连结上那份坚持，这坚持不因一条法律的撤销或其他托词所产生的荒谬时间性，便任凭自己遵守纪律。照着它自己的节奏再加把劲，我们会看到某些事正显现着力量。这股力量不会忍受它的时代，反而是无声无息地强加于上。

这时代不再预言崩溃，也不再是从崩溃中论证令人欣喜的可能。无论这些崩溃来得早或晚，都要准备好。用不着设想提纲来规画革命该长什么样，但是要重现起义的可能，革命从不停止同时成为：青春的生命冲动和通俗的智慧。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行动，那么没有提纲不会造成阻碍，反倒是个机会。对造反者而言，提纲的空缺正是唯一可以保证本质的空间：保卫积极创举的精神。还有的就是，如同维持燃烧之火，要激起和延续某些注目、某些战略的狂热，在现在、在到来的时刻，这股狂热表现出具有决定性，并且是坚决意志的恒久泉源。有些问题再次出现，即使他们昨日看来还显得滑稽或过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问题夺过来，不是为了要明确地解答他们，而是为了让他们活跃起来。此外，再度重提这些问题所能达到的效果，不会比希腊暴动的效果差：

普遍的动乱局面，要如何变成革命的形势？警察持续地败北，而一旦街头被我们占夺，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国会值得我们一直去袭击攻占吗？下放权力到地方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抉择？如何存活下去？

如何重新上路？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