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的朋友
资本主义反抗宣言

译者导言

二〇〇八年，隐形委员会出版了《将临的起义》（台译《革命将至》）一年之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开始暴发，整个金融市场几乎瓦解，而最终为其付出代价的人对这个机制毫无所知。二〇〇八年起， 我们见到了全球一波又一波的暴动、示威、游行。起义已经来临！从二〇〇八年雅典的暴乱起，到多事的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占街运动、伦敦的暴乱，以至最后的高潮二〇一一年十月发起的全球「占领运动」。说那是最后的高潮一点也不过分，虽然有点令人感伤。在此之前，有见于处境的险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预言着末日的来临， 其实他们才是最虔诚的基督徒——虽然满口唠叨着宗教是「精神鸦片，但 内里却渴望着基督的再次降临。基督教的末日论里，一个大灾难会来临，然后是最后审判，以及新的生活的开始。Eschasn，希腊文的意思是「最后留下的东西」。我们清楚的见到最后被留下的只是被遗弃的、失去希望的我们，还有在紧缩政策下越发阴暗的未来。那些制造了灾难的政客、投资银行家，却照常拿着丰厚的花红，对占领者冷嘲热讽。「占领华尔街」之后，我们见到美其名曰「遍地开花」的微型抗争运动，如城市耕种、手工作坊、合作社等等。我们或者可以自我安慰，这些运动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然而，条件是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将无法消化这些潜在的抵抗。

七载之后，《致我们的朋友》总结了过去几年来发生的运动，同时清算了自反全球化运动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去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因为它们会接踵而来，而且那只是用来响应政客们挂在嘴边的伪善的口号：「让我们共渡难关」。事实上，所谓「难关」只是一种用来欺骗和麻醉中产阶级的「创作」。在这些灾难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一个存在的灾难。真正的危机是「形而上的」：人们忘记了什么是生活。或者，如作者说的，西方文明已走到了尽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明是可以死亡的，现在却已成真实。或者，在《将临的起义》以及《致我们的朋友》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想要瓦解西方的愿景，以拥有一种新的希望以及生活形式。但瓦解西方，并不是意味着东方便是可取的，在过去几百年的殖民化和全球化之后，所谓「东方」的存在本身已是问题。

瓦解西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它的「民主」。如作者所说的，所谓的民主来自古希腊。而古希腊的议会的原型便是战场——战场上死尸堆中毫无生气的手，跟议会上那些踊跃举起的手如出一辙。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个横跨二千五百年的联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的政治只是战争的另一种方式而已。最后，我们将民主双手捧给了那些代议者。这些代议者，不只出现在国会、议会、大厦管理委员会，而且出现在占领运动、抗争运动的大会里。这些是经由二十世纪末反全球化运动传下来的陋习。我们都耳熟能详：在每一次运动之后，总有几名自称为领袖的人出现，他们成为了运动的代言人，而由他们组成的官僚委员会变成了运动的「决策委员会」，将和政客的磋商以及内部的讨论吹捧成整个运动的策略。无论那是「太阳化运动」还是「鱼伞运动」都没有例外。最后，总有一些政客等待最好的「收割时机」来发表由他们的助手代笔的激昂的演讲；最后，那些代言人总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下一届议会的候选人——原因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议会以外的政治。我们也必须留意到，这些被媒体标志出来的运动，以及被吹捧出来的政治明星等，最后都只是用来平息运动的手段而已，因为只有将运动标志为它所不是的东西，才可以彻底地消灭他们。这些不是犬儒、不是刻薄，而是从反全球化运动十几年来得出来的教训。当然，在运动的某些转折期，这些陋习被抑制了，例如在开罗的「解放广场」、HK的「鱼伞运动」期间，在某些占领的地方，大会消失了，代表也不见了，那一刻人们终于感受到一起抗争的美好和快乐。

国家的治理术一直都在进化。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放弃了权力的集中化，相反地，它将权力以基础建设的形式物质化、去中心化——谁控制了基建便控制了国家；另一方面，它放弃了同一性，放弃了「社会」这个用来将人口捆绑在一起的概念，相反地，它宣布社会已死，它标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企业。这些个人主义在数码基建里找到 了最佳的表达方式：他们将自己的存在——无论那是法律上的身份认证还是日常生活——都寄放在平面电脑、IPhone、脸书里面。这进一步允许一种基于「控制论」的治理术。什么是控制论？控制论是在上世纪由一班计算器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一起发展出来的理论，其中的佼佼者是著名的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控制论背后有一套本体的理解。虽然这些科学家们并没有直接用到本体论这个字，但我们却可以作出这样的阅读：任何存在物都可以被视为反馈机制，也就是说活动的结果可以反馈到系统来改进它的机制。维纳将控制论的概念应用到飞弹、动物、人类。

控制论治理在美国情报局合约员工爱德华·史诺登事件之后变得十分清晰，全球顿时生活在监视的恐慌中。无论那是商业机构还是政府机构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它们通过个人信息的收集，再加上演算法的分析，决定了谁最需要什么，谁最像是恐怖分子。而最后，那些不使用移动电话，也没有脸书账户的，便是最有嫌疑的人。在《将临的起义》出版不久之后，法国警方在中部的一个小村里拘捕了九名据称是这本书的作者，原因是他们涉嫌破坏基建，以图阻止将核废料从法国运往德国的火车。虽然警方没有任何表面证据，但其中一个以「恐怖分子」将他们拘捕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移动电话，而且行事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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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当前治理术有详细的分析，我们才能找到打击它的相应方法，而不是只做对称性的对抗。作者指出要以封锁和占领的方式来阻止基建的运作，因为国家和资本主义都依赖着这些流通。同时，抗争者也要理解各种科技的运作，从而改变占领的基建的用途(无论那是发电厂还是其他工厂)， 以图和其他的运动可以产生共鸣。作者并没有因为批判控制论治理术而敌视科技，或者将它贬为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提出发展一种新的技术伦理，以及利用技术来对抗硅谷的创新科技。最重要的是，作者提出「共同」的概念：我们怎样在新自由主义的阴霾中绘制出一幅新的地图，由此我们可以重新找到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的连结？

与「共同」相违的不是「国际」而是「本土」。本土只是全球化空间规划的分泌物而已。在此之前，那只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并不叫它本土。以本土之名来抵抗，只是一种被动的、反射性的反抗，最后变成为法西斯的温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开放的，多语言的链接，重新组织起一个大型的运动。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如作者己指出，「革命的工作已部分地成为翻译的工作。没有起义的世界语。反抗者不是要学会无政府主义者的语言，而是无政府主义者要通晓多种语言。」

致 Billy、Guccio、Alexis 以及 Jeremy Hammond

另一个世界并不存在。只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

——贾克·梅斯麟(Jacques Mesrine)

前言 起义终于到来

起义已经来临，但不是革命。然而各地的革命似乎在暴乱阶段便已经熄灭，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而是因为我们已与作为过程的革命脱节。而所有的起义，无论有多在地，其意义必定远超过它自身：里面有些东西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需要国际间的讨论，要从世界性高度的视角才能阐明革命的意涵。

起义终于来临了。以如此的速度，在这么多国家，二〇〇八年以来，这个世界的结构正在逐步瓦解。十年前，如果您预言一场暴动，只会惹来在位者冷笑；今天，那些嚷着要有秩序的人却宛如小丑。他们对我们说，没有什么是比本· 阿里(BenAli)的突尼西亚，埃尔多安的土耳其，社会民主的瑞典，复兴党的叙利亚，被镇压下来的魁北克，或者以沙滩、Bolsafamilia（家庭补助计划）和镇压警察而享誉的巴西等等更加确定、更加可靠的东西了。我们已经见到后果了。稳定已经完蛋。政治上也是如此，从今以后在授与AAA信用评级之前，他们都要三思。

一场暴乱可以随时爆发，可以为了任何理由，在任何国家，并将传到任何地方。领导者如临深渊。就连自己的身影看来都充满威胁。「Que se vayan sdos（全给我滚！）」曾是一个口号，现在已变成人民的智慧——这个时代持续不绝的低音，从每个人口中低声传递，为了在最没有人期待之时直起身来，屹立如板斧。政客当中最狡猾的那些人承诺结伴而行，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我们当前看得到的政治力量，只有无可救药的反胃，纯粹的消极，以及坚决地拒绝。

起义已经来临，但不是革命。我们将难得一见像过去几年这样，从希腊到冰岛，在如此密集的时间间隔中，有这么多官方权力机构遭到冲击。人们占领城市正中心的广场，在那里扎营，设立路障、食堂以及临时木屋，举行决议集会，很快地建立政治反思，如往昔的罢工。这个时代似乎正在生产属于自己的共识，一开始是「All Cops Are Basrards」（ACAB，所有警察都是混蛋），自此之后，每次有反抗暴发，从开罗到伊斯坦堡，从罗马到巴黎，或者里约，都有某种奇异的国际连结，在这些多如繁星的城市的墙上留下这句话。

然而无论这些失序有多混乱，各地的革命似乎在暴乱阶段便已经熄灭。说得好听一点，政权的改变，只是一时满足了改变世界的需求，以便立刻重回相同的不满足状态。说得难听一点，革命成为某些人的踏脚石，就是同样这些人，他们谈论革命之名，只为了消灭革命。在一些地方，如法国，由于对自身充满信心的革命力量并不存在，这便为一些人开了路，这些人的 专业正是假装对自己充满信心，并登台演出这种信心：这些人就是法西斯主义者。无力感加剧。

到了这份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其他这些革命主义者都被瓦解了。这并不是因为自从二〇〇八年，我们没有达到作为目标的革命，而是因为我们持续地与作为过程的革命脱节。因为我们失败，我们可以责怪整个世界，透过千万种感受设想各式各样的解释，甚至科学的解释；或者我们可以质疑敌人部署在我们身上的着力点，决定了我们的失败中既不令人意外但又 重复的特性。或者，我们可以质疑革命者当中，还剩下什么左派的东西，不只让他们遭受失败，而且还遭受到一种几近普遍的憎恨。倡导某种他们没法做到的道德霸权，便是他们身上由左派继承的怪脾气。正如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命不凡，企图规范生活的正确方式——进步的，启蒙的，摩登的，正确的，解构的，不肮脏的。这种自命不凡，对任何被认为站在改良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蒙昧主义者、知识不足者、老土、过气者一边的人，都充满了无预警排除的谋杀欲望。革命主义者与左派之间激烈的对峙，丝毫没有令他们分开，只是将他们扣留在左派的阵地。放手吧！

打从《革命将至》，我们便处在一个狂热的时代。我们阅读，抗争，与来自各个国家、持不同理念的朋友讨论，我们和他们一起迎头撞上这个时代的隐形障碍。我们当中有些朋友去世了，有些饱尝监狱之苦。我们坚持着。我们既没有否认要建立各种世界，也没有否认要攻击这个世界。我们从旅行中带着这样的确信回来了：我们的抗争并非游离的、分散的、彼此忽视的，我们深信各种反抗必须进一步互相连结。我们以为彼此之间是分散的，只是媒体对我们感知的操弄。这是反起义的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由微不足道的规模开始。我们不是分散抗争的同时代人，而是同一个世界性造反浪潮的同时代人，这些造反行动以微妙的方式彼此沟通。我们因为普遍的隔离，而产生了要走在一起的普遍渴望。我们清醒的拒绝被警察当成分离的原子来对待，从而对他们有着憎恨。到处都流露着同样的不安、同样的恐慌，这回应出于同样的尊严的爆发，而非愤怒的爆发。二〇〇八年起发生在世界上的事，并不是在隐晦的国家空间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荒唐而毫不相干的爆发性事件。这是从希腊到智利，在一个严格的特定时空统一体当中展开的同一个单独的历史性程序。只有某种显然具有世界性高度的视角，才能阐明其意涵。我们不能将这个程序在应用上的意义只留给资本的智库们。

所有的起义，无论有多么本土，所显现的意义远超于它自身，里面有些东西是世界性的。在其中，我们一起上升到时代的高度。然而，时代就是我们在自己内在的深处中所看到的，当我们接受走下来，当我们潜入我们的经历、我们所见、所感觉与感知的一切之中。那里有求知的方法，以及行动的法则；那里也有关于街头斗争的纯粹的政治强度，与毫不掩饰的孤独之间秘密连结的解释。我们必须在每种处境以及每个人的深处寻找时代。在那里，「我们」将找到自己；在那里，真正的朋友携手互相支持，纵然散布四方，但一起前进。

阴谋论者都是反革命主义者，因为他们至少是预留了密谋的优先权给权贵们。如果权贵们很明显地密谋着要保持及加强他们的地位，那么我们也不能否认阴谋其实无所不在，发生在大厦的大堂、咖啡店、串烧店后方、在夜里、在恋爱中、在监狱。而这些连结，这些讨论，这些由毛细作用生成的友谊，以世界性的规模形成一个历史性的党派，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党」。相对于事物秩序中客观的阴谋，确实存在着一个我们属于其中的事实上的阴谋也在扩散中。但在这个阴谋的内里受到最大的混淆所支配。我们的党在各方面都跟它所继承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它在失败以及死去的革命传统的提网里踉跄而行，这些传统仍在强求人们的尊敬。然而，策略的才智来自心灵而不是脑力，意识形态之错就在于将思想与心灵隔开。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强行打开我们身上的这道门。我们要建立的党已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理清思想杂物，它们阻碍我们清楚的掌握我们共同的处境，以及如葛兰西所说的「世俗的共同」（Commune Rerresrrirude）。我们所继承的，并不来自任何遗嘱。

如所有广告一般的口号，「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重点并不在于它说出来的，而在于它没说出来的。它没说出来的，是百分之一权贵的身份。这百分之一的特点并不是只说他们很富有——在美国富有的人远多于百分之一，也不是说他们的知名度——他们其实不管在哪都相当低调，况且今天谁没有权利享有十五分钟的成名时间？标志着百分之一的是，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自我组织，以便支配其他人的生活。这个口号的真相相当残酷，而数字也无关重点：我们可以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时也完全被支配着。相反地，伦敦托特罕区的集体抢劫（二〇一一年夏）足以显示：我们只要开始自我组织便不会贫穷。「贫苦大众」和「决心一同行动的贫苦大众」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自我组织从来不是说要加入什么团体。自我组织是在不同程度上，根据共同的感知而行动。但是，这些处境所缺乏的并不是「人们愤怒了」（或者是缺乏愤怒），也不是反抗者的良好意志，也不是批判意识的扩散，甚至也不是无政府主义姿态的剧增；我们所缺乏的，是对于处境的共同感知。如没有这样的连结，这些行动只会在虚无中不留痕迹地消失，生活的质地便会跟做梦无异，而起义只能存在于学校的教科书里。

日常生活里充斥的大量信息，无论是震撼的新闻，还是纯粹的丑闻，都让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总体来说是难以了解的。这混乱就好像战争中用来使后方不受攻击的烟幕。正因为它看起来不可治理，使得它实际可以被治理。这便是狡猾之处。通过采取危机管理作为治理技术，资本不只以灾难作为勒索来取代亟欲发展的狂热，它还想保留可以全面操控局势的策略和能力。这才是我们需要去争夺的。策略方面，我们需要预先掌握全球治理的发展。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场需要摆脱的「危机」，而是面临一场必须取得胜利的战争。

若要对形势有共同的理解，不能只依赖单一的文本，而是需要国际间的讨论。我们先抛砖引玉。其中一个想法是，我们要将革命主义者的传统和主张，放到历史形势的试金石上，切断捆绑着革命理想的千丝万缕（如被绑到地上的格列佛一样），我们摸索着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让我们摆脱眼前的困境。如果没有可以同时阐释我们所处的形势，以及寻找缺口的语言，便不会有革命运动。这本书接下来会详细解释这点。为了这个目标，这本书将同时在四大洲以八种语言出现。如果我们无处不在，如果我们是大多数（编注：这句话是网络黑客行动集体「匿名者」（Anonymous）的口号的一部分），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全球性地自我组织起来！

庆祝危机 欢度新恐惧

无论是微管理还是国家统治，官方都主动制造混乱或制造混乱的氛围，通过将居民保持在震惊状态、维持晕厥又无依无靠的感觉、不会结束的恐惧，来防止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危机发生。

1. 危机是一种治理模式

我们这些革命主义者让现代史戴了绿帽，而我们都以某种方式，成了不贞的共犯。现实是痛苦的，所以常被否认。在危机中我们有着盲目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如此盲目而古老，以致我们看不到新自由主义秩序如何打造出其军火库中的主力武器。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结束的翌日写道：「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危机，新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但前者与后者一样肯定会到来。」他花了余生的时间，在全球经济毫无危象之下，预告资本的最后大危机——当然他等不到最后。现在仍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向我们销售说当前的危机是一个「大危机」，嘱咐我们继续等待他们可笑的最后审判。

米尔顿·弗利德曼忠告他的芝加哥男孩们：「如果你想要进行改变，先发起一场危机。」资本不单不畏惧危机，而且自此试图实验性的炮制它们。一如为了控制发生时间以及范围而刻意引发雪崩。一如人们烧毁平原来以确保火灾不会来临，因为没有东西可烧了。「哪里以及什么时候」是一个机会或者策略必要性的问题。最著名的是二〇一〇年，希腊统计局的主任不断散布假数字来恶化国家的债务情况，以合理化三头马车{1}的介入。因此确立了一个事实：这个「主权债券危机」由一个正式受薪于世界银行的官员所引起，而世银的功能则是「帮」这些国家脱离危机。这是一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实验，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完全改写社会的计划，「结构性调节」好政策的后果。

从医学角度来说，危机在整个现代性中好像都是很自然的东西，它突然而来或周期发生，为某个决定设定一个期限，一个终结危机处境所造成的普遍不安全感的决定。结局是快乐还是痛苦视乎如何对症下药。危急之际也是批判性的时刻——一个关于病症以及医治的讨论被短暂的开启了。现况已经什么都不剩了。解救危机的药已不复在。相反地，危机的展开正是为了引进解药，他们谈论「危机」，是为了（我们理解中的）重建，好像当他们准备好打人时都会称被打的是「恐怖主义者」。二〇〇五年在法国的「市郊危机」同时也宣告了对于内政部长在过去三十几年间亲自策划的上述「市郊」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的都市计划攻击。

危机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双重的论述，他们之间更喜欢称之为「双层真相」。一方面，危机也是「创造性毁灭」的活跃时刻。所谓创造性包括机会、创新、企业主，而其中只有最优秀的、最有动力、最有竞争力的会生存下来。「这可能是资本主义实际上的讯息：『创造性毁灭』，抛弃过时的科技以及旧式生产方法，以便从新的方法中谋利，是唯一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资本主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制造了纠纷。我们既是好斗的企业家，也是喜欢懒懒散散过活的人，其实在内心里我们都想要较少竞争性以及较少压力的经济，那里所有人赚的都一样多。」说这一段话的是格林斯潘，他在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六年期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另一方面，危机论述像人口管理的政治方法一样介入。不断的重建一切，如社会援助的流程图、如各个社区的企业，这是唯一的组织办法， 即通过存在条件的持续动荡，来消灭敌对派别。改变修辞为的是粉碎所有的习惯，摧毁所有的连结，阻止所有的团结，使所有可靠的都摇摇欲坠，以及维持对存在的长期不安全感。这对应着一种策略，我们可以这样说，它「通过持续的危机来防止一切真正有效的危机」。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它类似于著名的反革命实践，「以动摇来实现稳定」，由官方主动制造混乱来建造比革命更想要的秩序。由微管理到整个国家的统治，将居民保持在某种持续的震惊状态，维持晕厥以及无依无靠的感觉，由此让每个人与所有人或多或少的成为他们想要的模样。现时在希腊所出现的大萧条并不是副作用，反而正是三头马车的政策想要的。

人们不明白「危机」并不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治理的政治技术；因此有些人在次级债谎言被戳破之际，便急着宣称「新自由主义已死」来让自己出丑。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危机之中，而是相反，我们生活在危机资本主义的胜利之中。「危机」意味着：政府的力量正在增强。危机变成了统治者的手段。现化性根据过时的想法来量度所有东西；而现在它则是根据它将临的奔溃来量度一切。在将希腊公务员的薪水减半之后，接着就推论，其实也可以不用付钱给公务员。每次要延长法国受薪者预付退休金的期限时，政府所用的借口都是「保护退休系统」。当前永久的、单边的危机，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危机（也就是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之后会有转变）。相反地，它是没有结局的结局、持久的末日、不确定的中止、不同程度的崩溃、永久的例外状态。目前的危机什么也没有承诺，它只想让统治者摆脱所有手段部署的限制。

2. 真正的灾难是存在以及形而上的

时代是傲慢的。每个人都希望独特。人类的傲慢是要实现一个历史性的碰撞，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一个民主政治的总危机，以及一种残酷的能源危机，这一切都为「一个世纪来不曾有如此规模的」猖獗的世界经济危机加冕。因为生活在前所未有的世代让我们的快感急剧上涨。我们只要翻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刊物，读一下一九七二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控制论专家格雷戈里·贝特森一九七〇年三月发表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文章，或者由三边委员会在一九七五年发表的《民主的危机》，我们便会发现至少从七〇年代开始我们便已生活在整体危机幽暗的星云之下。在一篇一九七二年的文章《末日与革命》里，乔治欧·西萨兰诺已经很清醒地分析了这个情况。如果第七封印曾在某个时刻被揭开，绝不是在昨天。

二〇一二年底，美国非常官方的「疾病控制中心」为了改变，发布了一本漫画，书名为《基础课程：丧尸末日》。它的大意很简单：人们需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无论是核灾、自然灾害、系统出错，或是一场暴动。这本书的结论是：「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面对丧尸末日，这意味着你也已准备好应对其他的灾难。」丧尸来自海地的巫毒文化，在美国电影里面，丧尸的暴动通常背后寓意着黑人普罗大众的总体起义的威胁。也是因为这个，人们要准备好。现在已经不能再用苏维埃的威胁作为理由，来确保人民向精神病一般的团结，所以人民最好自己准备好自我防卫，也就是保卫这个系统。维持一种不会结束的恐惧来防止一个恐怖的结局。西方的所有虚假意识都总结在这个官方的漫画里头。很明显的，真正的的活死人是生活在美国市郊的小资产阶级。很明显的，他们肤浅地担心生存，忧虑在经济上会错失机会，感觉到无法好好维持某种形式的生活，这些都不是灾难的后果，而是从今往后每个在新自由主义体制底下的个体活生生地演出绝望的奋力求生的理由。产生威胁的并不是堕落的生活，而是已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每个人都看得到，都知道，都感受得到。那些行尸，也都是上班族。如果这个时代迷恋末日式剧场（占电影作品很大一部分），那不只是因为这种娱乐在美学上给人的快感。另外，〈约翰启示录〉里那些暴躁天使的袭击，难以形容的暴雨，以及惊人的瘟疫早已有好莱坞电影的效果。只有宇宙的毁灭和所有人的死亡才能轻微地让有瓦遮顶的受雇者有活着的感觉，因为他们活着的气息总是最弱的。「完结吧！」以及「希望它持续！」是同一文明化的苦恼交替的两种叹息。一种加尔文主义的苦修味道渗了进来：生命是个延缓期，从不是完整的。我们谈「欧洲虚无主义」并不是徒劳。它很成功的被对外输出，直至现在已经漫延到世界各处。与其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不如说我们将会有虚无主义的全球化。

我们在二〇〇七年曾写道：「我们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危机，而是文明的毁灭」。这种推断在当时来说可能被当成光明会的阴谋。但「危机」真的这样发生了。甚至ATTAC{2}察觉到一种所谓的「文明的危机」。更尖锐的是，一名在伊拉克回来的老兵，后来成为「策略」顾问，二〇一三年秋天他在《纽约时报》中写道：「现在，当我仔细思考未来，我看到大海使曼哈顿南部化为一片荒芜。我看到因饥饿、暴风雨、气候逃难引起的暴乱。我看到82E团空军射击抢掠者。我看到供电系统无法运作，荒废的码头，福岛的废物以及瘟疫。我看到巴格达。我看到沉没的跑车。我看到一个奇怪以及不稳定的世界。（……）气候转变所提出来的问题，并不是要知道国防部长如何为争夺原材料发起战争作准备，或者我们必须如何建堤防来保卫纽约字母城,或者我们将怎样撤离霍博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只是买一架油电混合汽车，签定协议，或者关掉空调。最大的问题是哲学性的，是要明白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翌日，它（文明）只是被称为会死的(mortelle)；而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在这个词的各种意义上都是。

事实上，现在距离西方文明被诊断以及被各种事件公认终结，已有一个世纪，以下所谈的不过是种消遣罢了。但这主要是一种抽离的方式，从已经存在那里很久的灾难，我们的这种灾难，西方的这种灾难中抽离出来。这个灾难首先是存在性的、情感性的、形而上的。这个灾难寓居于西方人世界里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怪异当中，例如他们需要成为自然的主宰以及拥有者——人类会想法设法控制的只能是那些令他们畏惧的东西。他在自己和世界之间放置这么 多的荧幕不是没有理由的。通过将自己与存在物分离，西方人创造了这个荒芜的疆域，这个死气沉沉的、满怀敌意的、机械的、荒谬的虚无，他必须通过工作，通过致癌的活动，通过表面歇斯底里的烦躁不安来不断颠倒一切。不断地从惬意到迟钝，从迟钝到惬意，企图通过专家、义肢、关系等的累积，以及最终令人失望的科技产品来弥补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缺席。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个过度装备的存在主义者，他不断的想方设法，不断地重新创造，他不能忍受一个在各方面超过他的现实。卡缪这个笨蛋不兜圈子地承认「人理解世界，是要将世界简化为人类，然后盖上他的印章。」因为跟存在，自己，以及「他者」——这个地狱！——的分离，除了忧郁的节庆，愚蠢的消遣，或者大量地使用毒品，西方人卑躬屈膝的企图通过他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来重新振作自己。他身上确实缺乏对生活的感觉，因为生活令他感到厌烦；事实上，生活让他恶心。现实里的事物是不稳定、不可简化、可感触的、身体性的、有重量、有热度以及让人疲劳的，而他却把它们投射在一个理想化的、视觉的、远距离的数字荧幕上来保护自己，因为那里既没有磨擦也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甚至没有因特网的味道。

所有关于西方末日的谎言都是要让我们悲哀地认为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世界迷失了，而是我们失去了世界，并且还在不断失去；不是世界即将终结，而是我们已被终结，被截肢，被分解，我们迷失的拒绝与现实产生活生生的接触。危机不是经济的，生态的，或政治的，危机首先指的是在场的危机。在这一点，必要的商品（典型的例子iPhone以及悍马）由让人类缺席于世界的复杂设备所构成。一方面iPhone将通往这个世界以及其他人的所有可能的管道集中到一个对象上；它既是灯也是相机，是水平仪也是录音机，是电视也是指南针，是导游也是通讯设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操控我们时间的义肢，将我们置于一个恒常的、方便的「半在场」状态，它身上无时不刻地保留着我部分的存在。最近甚至有人为智能手机发 布了一个应用程序，用来针对「我们的二十四小时上网使我们跟真实世界脱钩」。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灵魂的GPS。至于悍马，则是用来运载自我中心的气泡，运载我对一切的无动于衷，直至在「自然」最难以接触的隐蔽角落，然后丝毫无损地回来。而谷歌展示它的「对抗死亡」项目作为新的工业前景，足以说明人们如何误解什么是生命。

在精神错乱的最后阶段，人类甚至宣称自己是「地质力量」；他用自己的物种来命名地球的生命：他开始谈「人类纪」。最终，他自认为主角，不再自责蹂蹒了海洋、天空、地面上的、地下的生命，不再遣责自己导致前所未有的植物与动物的灭绝。但是那里也有一些值得留意的东西，他对于自己和世界之间灾难性的关系所造成的灾难，所采取的态度也是总是灾难性的。他计算两极大浮冰消失的速度。他测量非人类的生命形式的灭绝。他不再由自己的感性经验出发来谈气候转变——这种候鸟不再跟以往一样在同一季节回来，我们不再听到这种昆虫鸣叫，这类植物不再于同一时间开花。他们谈的是科学性的数字以及工具。他们以为只要说得出温度将会上升多少度，降水量将减少多少公厘，便等于说了很多。他们甚至说「生物多样性」。他们从太空观察到地球生命的减少。他们傲慢地以为自己现在在像父亲一般地「保卫环境」，虽然环境从没有要求过他们。他们以为那是最终的出口，却察觉不到越陷越深。

客观的灾难首先让我们遮掩了另一个灾难，一个更明显而且更大型的灾难。自然资源的消耗大概比我们的同时代人深受冲击的主观的消耗以及生命资源的消耗缓慢。如果我们乐于详列环境所遭受的破坏，这也是为了替自己惊人的内在崩坏蒙上面纱。每个海上漏油事件，每个贫瘠的原野，每次物种的灭绝，都是我们自身灵魂破碎的影像，反映着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缺席，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内在无力感。福岛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及其淫威彻底破产了，那只造成了废墟——这些日本平原看起来如此平静，但是将来几十年人类不能在那里居住。无止境的分解成功将这个世界变得无法居住：西方人将用自己最畏惧的东西——辐射废料——作为存在模式来终结自己。

左派中的左派，当被问到革命是什么，便急着回答：「将人放到中心」。这种左派不明白的是，这个世界对人类是感到如何疲累——人类这个物种相信创造的快感，以为自己可以任意破坏，因为一切都会回来。「将人放到中心」，是西方的计划。我们知道后果。离开方舟，背叛这个物种的时刻到了。没有人类可以独立于世界、宇宙以及遍布地球的其他生命形式。没有人性，只有地球人和他们的敌人——无论哪种肤色的西方人。我们这些革命主义者，背着隔代遗传的人道主义，留意到过去二十几年，中美以及南美土著不间歇的起义。他们的口号是「将土地放到中心」。这是对人类的宣战。向他们宣战可能是让他们重新回到地上的好方法——如果他们不再像平时一样装聋的话。

3. 末世论是骗人的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自十八个国家的至少三百名记者占驻了法国奥德省比加拉什的一个小村。至今为止，马雅日历从来没说过这一天是世界末日。说这个村子可以避开这个不存在的预言其实是个恶作剧。全球的电视台派去了大批记者。人们好奇地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会相信什么世界末日——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世界末日，也不再相信所爱的人。那天在比加拉什，除了官方派来的大批观察员，一个人也没有。这些记者最后在自己身上找乐趣：他们漫无目的地等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上当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景象：记者、等待、拒绝发生的事件。

我们不能小看末日的狂热，和这个时代所经历的对大决战的饥渴这种狂热的存在性的色情电影，是和预言式纪录片交合，片中展示的影像混合了蔽日如云的蝗虫将于二〇七五年猛扑向波尔多的葡萄园，以及成群的「气候移民」将攻取南欧的海岸——这是欧洲对外国境管理机构（FRONTEX)定下的肃清人口任务。世界末日是最古老的东西。从最古老的时代起，无力者对末日的热情从来没有减少。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新东西是，末日被资本完整的吸收，并用来为其服务。灾难的基线正是现在治理着我们的东西。如果有东西注定要保持不完成状态，那就是末日预言，无论是经济的、气候的、恐怖主义的、还是是核能的。说出这些预言只是为了提出避免它出现的某些方法，而最常见的是强调治理的必要性。没有一个组织，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会因为有证据推翻它们的预言而承认失败。因为预言的目的从不是为了 未来着想，而是操纵现在：在此时此地强迫等待、被动以及屈从。

事实上不单只除了当前的灾难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而且很明显大部分真实的灾难是为了解除我们日常的灾难。很多例子显示真实的灾难舒缓了存在性的末日危机，例如从一九〇六年旧金山的地震，到二〇〇二年瘫痪了一部分纽约的暴风雨桑迪。我们通常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揭露人类深远和永恒的兽性。我们期望由所有破坏性的灾难、所有经济危机或者所有「恐怖袭击」中看到名为自然状态的怪物，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控的掠夺。当文明单薄的堤坝刚刚崩塌，人们就想见到令帕斯卡着迷的「人类的丑陋的内在」与邪恶的激情的涌现。这种狂热，嫉妒的、残忍以及可憎的人性，至少自从修昔底德起便被有权势的人利用，一种不幸的被大部分历史知名的灾难所推翻的幻觉。

文明的毁灭一般不会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混乱战争的形式发生。在严重的大灾难时刻，这个充满敌意的论述只是被警察、军队或者临时组成的民兵用来作为理由，去优先保卫财产免于受抢劫。它也可以用来掩盖官方盗用公款，就好像意大利在拉奎拉地震之后的公民保卫部门一样。另一方面，类似这样的世界的瓦解，反而让我们看到其它的生活方式，包括在「紧急状况」期间。一九八五年墨西哥一次严重地震之后，人们在瓦砾中重新发明了革命性的嘉年华以及为人民服务的超级英雄（以一名传奇摔跤运动员超级巴里奥为原型）。在日常生活 暂时中断的片刻，他们顺势重获令他们感到满足的存在，他们将建议将事物的崩塌与政治系统的崩塌连在一起，尽可能地将城市生活从政府的手中释放出来，重新建立被粉碎了的居所。在二〇〇三年的暴风雨过后，哈利法克斯的一名热心人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况「一个早上全世界都被叫醒了，然后全变了。没电了，所有商店都关门了，人们跟传媒隔绝了。所有人走到 街上跟其他人说话，看发生了什么事。这并不真的是街头庆祝，而是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在外面看到彼此不认识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幸福。」在飓风卡崔娜之后的几天，面对政府的忽视以及安全部门的恐慌,这些小社区在纽奥良自发的出现了。他们每天自我组织食物、保健、衣物，虽然有时也要冒险在商店里拿东西。

重新思考一种革命的概念，便是要在灾难中找到突破点，也就是要从清除革命中的末日意识开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末世论跟美国的帝国憧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仍可以在一元美钞上见到：「神领导我们。新时代秩序。」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冷战时期的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所有人都表现出同样神经衰弱的憧憬，要建立和平的时代以及贫瘠的富有，在那里人们不再有害怕，所有的矛盾会被消除，所有的负面会被吸走。根据科学和工业建立一个富有的、全面自动化的、最后变得和谐的社会，就好像以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为原型建立的天堂。这种理想只能出自于深远的病痛，它甚至不再期求宽恕。好像歌词里说的「天堂是个什么也没发生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原创性和所有的丑闻都在于认为为了要到达千禧，必须经历经济的大灾难（虽然其他人都觉得这很多余）。我们将不再等待千禧，也不再等待末日，这个地球上将不会有和平。放弃和平的想法是唯一真正的和平。面对西方的灾难，左派通常只会采取唉叹的立场、宣告什么都没用，以致在他们想要捍卫的人面前也表现得虚弱无力。我们不应该推翻我们置身其中的例外状态，而是应该利用例外状态去反抗权力本身。在这些状态下，轮到我们变得轻松了，因为我们创造的力量将远超于法律的处分。我们有绝对自由的空间去做决定，发展策略，如果这些都是对于处境的认真响应的话。对我们来说只有历史战场以及遍布在其中的力量。我们的行动没有界线。历史生命环抱着我们。如果有理由要拒绝，那也只是神经官能在作用。一名前联合国的官员就最近的一部关于丧尸末日的电影做出清楚的评论说：「那不是末日，还远着呢。如果你能战斗，那就战斗吧。你们要互相帮助。战争才刚开始。」

他们想逼我们服从治理 我们将不会向这种挑衅让步

西方的修辞从没有惊喜，所有反对运动的出现原因都是人民「憧憬民主」。但起义从来就不是民主的，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被麻醉了、都对「决策」患有强迫症，但「决策」从一开始便是个假议题。民主的对立并不是独裁，而是真理；法律也不是民主的最终成果，而只是一种过渡形式。

1. 当代起义的面貌

有人死了。直接地，或者间接地，被警察杀死。他是无名氏、失业者，这种或那种的「毒贩子」、中学生，他在伦敦、西迪布济德、雅典或者克利希丛林。人们说，那是一个「年轻人」，十六或者三十岁。说他年青是因为他在社会里毫不起眼，当他们成为「某人」才算成年，年青人仍然什么也不是。

有人死了，国家暴动。它们不是互相因果，前者只是导火线而已。格里戈罗普洛斯，马克·达根，穆罕默德·布瓦吉吉，马辛尼沙・格尔马——死者的名字在这些日子这几个星期里成为普遍的无名氏、共同剥削的名字。起义，首先是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人们的事。他们流连在咖啡馆、在大街、在学院、在生活、在因特网。起义集合了社会持续瓦解所分泌出来的过剩浮游元素，平民，还有小资产阶级。所有曾被视为边缘的、被淘汰的或者没有未来的人，重新回到了中心。在西迪布济德，在凯塞林，在塔莱，这些「疯子」、「可怜虫」、「一无是处者」、「怪物」，正是这些人最先传开了他们不幸的同伴死去的消息。他们站到椅子上、桌子上、纪念碑上，在所有的公共空间，在城市各处。他们高谈阔论的鼓动准备好聆听他们的人起义。在他们的背后，是已经在行动的，对于事业没抱什么期望的中学生。

暴动持续了几天或者几个月，导致了政权的垮台，或者摧毁了任何对社会和平的幻想。它本身是匿名的：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要求、没有计划。如果有口号的话，那就是对现存秩序否定的吶喊：「下台吧！」、「人民想要体制崩溃！」、「我管你妈呢！」、「塔伊普{3}，冬天来了。」在电视，在电波里，负责人一个一个音节的说出他们惯用的修辞：这些是寄生虫、搞麻烦鬼、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恐怖分子，肯定受到外国势力的收买。反抗的人并不想取代某人登上宝座，最多只是置之以问号而已。造反的不是贫民阶级，不是工人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也不是什么诸众。没有足够的同质性可以归纳出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出来。至此为止，没有冒出任何新的革命主体能逃脱观察者的眼睛。如果我们说「人民」在街上，这并不是一早已存在的人民，相反的，是一直都不存在的人民。并不是「人民」创造了暴乱，而是暴乱通过激发共同的经历和智慧，以及早已消失的人类组织，以及真实生活的语言，创造了自己的「人民」。过去的革命总是承诺人民新的生活，而今天的起义则交出了钥匙。开罗的极端分子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革命之前便已是革命组织，他们只是一些能够自我组织来对付警察的群体；只是因为在「革命」期间，他们的突出角色定位迫使他们要面对这些原本属于革命主义者的问题。事件并不是因媒体炒作而产生（媒体炒作只是用来僵化运动），而是在邂逅中自我产生。「邂逅」并不像「运动」或者「革命」这些词那么壮观，但更具决定性，没人晓得一场邂逅可以成就什么。

再者，起义像粒子般无法被察觉，它在地区、集体、占屋者、「社会中心」，孤立个体等等生活中延伸，在巴西如在西班牙，在智利如在希腊。这并不是它们建立了一个政治性计划，而是因为它们促使了革命的生成。因为在那里发出的亮光，使那些曾经历过的人希望对它忠诚，不想与它分离，要建立他们之前的生活缺乏的东西。如果一度消失在媒体雷达下的西班牙空间占领运动，没有巴塞罗那以及其它地方的共同分担以及自我组织的接力，那政府清除康比也斯社会中心占屋的计划就不会因为桑兹郊区持续三天的骚乱而被迫取消，人们也不会见到整个城市都投入了受袭地区的重建，那里最多只有几个占屋者冷漠地面对清场。在这里所建 立的，不是萌芽中的「新社会」，也不是最终颠覆权力来重建新权力的组织，而是集体的力量，它的坚固和智慧使权力变成无力，并且逐一挫败了每个阴谋。

革命对于革命主义者来说常常是最出其不意的。但在当前的起义中，有些东西特别令他们口瞪目呆：起义不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伦理的真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对于所有现代精神来说像是矛盾修辞法。证实什么为「真」是科学的责任，不是吗？它只是使我们的道德规范以及其他的价值变得偶然。对现代人来说，一边是世界，另一边是现代人自己，而语言则跨越两者之间的鸿沟。真理，如我们所学，是深渊底下结实的桥梁——关于世界的正确描述。我们轻易忘记在漫长的学习当中，我们经由语言发展出和世界的关系。语言，远不只是描述世界，而且帮助我们建构一个世界。伦理的真理，不只是关于世界的真理，也是我们让自己能生活在世界中的真理。这些是真理，是肯定，是语话或者沉默，都是可以经历但不能被证明的。沉默而坚决的眼神，紧握的拳头，盯着老板一分钟，然后大声告诉他「造反有理」。这些是连结我们自身的真理，也彼此之间连结了我们周遭的人。它们带我们进入一个共同的生活，一个无法分开，没有「我」这个虚幻内壁的存在。如果地球人准备好，要为了不让一个地方（如西班牙的加蒙纳尔）被改建成停车场而冒险，或不让一个公园（类似土 耳其的盖齐）变成购物中心，或者田地（如兰德斯圣母镇）被建成飞机场——这些我们所爱的，我们所依附的存在物、地方或者想法都是构成我们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将生命简化为由皮肤包着的「我」，或者由「我」所占有的财产。所以当这个世界被侵犯时，其实就是我们被袭击。

吊诡的是，当一个伦理的真理被陈述为一种拒绝，说「不」让我们立足于存在。另一个同样吊诡之处是，我们见到的个体其实很「非个体」，一个人的自杀就足以粉碎由社会谎言所建立的堡垒。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西迪布济德的警察局前自焚的姿态已经足够证明。他自焚的力量来自于他强烈的肯定。他说：「我们被弄成这样的生命并不值得活下去」，「我们不是生来让警察侮辱的」，「你们可以将我们当成什么也不是，你们却永远不能将属于活人的主权拿走」，甚至「看我们，这些低下的、不值得活的、被侮辱的，我们超越你们用来维持病态权力的悲衰手段」。我们要清楚理解这个姿态。如果说威尔·戈宁在遭受非法囚禁之后的电视访问中有改变埃及局势的效果，那是因为在他的眼泪底下，一个真理同时在每个人心中发 挥了力量。同样在占领华尔街的头几个星期，在那些常见的社运经理建立了他们负责做决定的「工作小组」，而大会只能投票赞成或反对之前，在一千五百人面前做出的典范的是，有一天一个家伙拿起麦克风说：「嗨！大家还好吗？我的名字叫迈克。我只是一个来自哈林区的小混混。我讨厌我的生活。操我的老板！操我的女朋友！操警察！我只是想说，我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这段话由被警察禁止了麦克风之后成立的合唱团「人肉麦克风」传了七遍。

占领华尔街的真正内容并不在于它的要求，那是运动过后才被标签，就好像贴在河马身上的便条纸。它不是要更好的工资、舒适的住所或者更慷慨的社会保险，而是对于我们被迫接受的生活的憎恨。憎恨这种生活，在那里我们是孤独的，独自面对生活的必需：每个人要赚钱、居住、糊口、自娱以及自疗。憎恨大都市里个体可怜的生活方式——多虑的不信任／聪明但 过度的怀疑／短暂且表面的爱，将所有邂逅都性欲化，之后定期回到一个舒适又绝望的分隔／永远魂不守舍，所以对自己无知，所以害怕自己，所以恐惧他者。在祖科蒂公园所描述的共同生活，帐篷、寒冷、雨天、被警察包围在曼哈顿最昏暗的广场，并不是完全展开的Vigta Nuova{4}，而只是都市生存的可悲开始变得明显。人们最后一起明白了共同的境况：我们都被视为自己的企业家。占领这种存在性的动荡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只要占领华尔街运动维持其新鲜与强健的生命力。

起义在今天面对的问题是：怎样知道那便是生活想要的形式，而不是和它所反抗的制度一副德行？然而，认识到这点，便立即会导致对西方伦理之无力的认识，也表示拒绝将某一场暴动后某个伊斯兰党派的胜利归为当地人民精神状态的落后。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伊斯兰主义者的力量在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首先是一个伦理规范的系统。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比其他的政客更成功，这正是因为他们不将自己置于政治阵地的中心。当一个诚恳的年青人情愿参与「圣战」，也不愿加入第三产业的受薪自杀部队，我们可以停止唉叹或者大喊狼来了。作为成年人，我们要接受我们在不带谄媚的镜子里的脸孔。

二〇一二年在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这个平静的城市发生了一场街头暴乱，最后漫延至全国。在一个类似瑞士的国家发生一场这样的暴乱已经很难得，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它的起源是因为人们得知国内公路的镜头倍增，获取绝大部分罚款的单位则是一家与当权者亲近的私营公司。有什么比因为公路镜头引起的暴乱更少「政治性的」的？但又有什么比拒绝任意宰割更有「伦理性的」？那是二十一世纪的米歇尔·科哈斯。在几乎所有当代的暴动中，执政者的腐败这个主题的重要性证明：这些暴动的伦理性先于政治性，或者它们是政治性因为它们藐视政治，包括激进政治。而左派在做的是：否定伦理真相的存在，然后以比巧合还要脆弱的道德取取代之，让法西斯主义者——唯一不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抱歉的人，可以继续作为唯一肯定的政治力量。法西斯主义者将继续成功，继续让新生的反对力量扭转过来对抗反抗本身。

或者这也是所有「反紧缩运动」失败的原因，否则难以理解，因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它们本应如星火燎原，而不是还在欧洲做第N次尝试。因为人们并没有正确的定位紧缩问题：它是一个残酷的伦理分歧，一个关于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好生活的分歧。总结来说：紧缩在清教徒文化的国家里被视为美德；而在大部分南欧地区来说，则是贫困与不堪。当前发生的，不只是有些人想在另一些人身上强施紧缩政策，而他们不同意。而是有些人觉得紧缩绝对是一个好东西，而另一些人不觉得，但又没有勇气说那绝对是不幸。若是局限在反紧缩的斗争，并不只加强了误会，而且含糊地承认了一个不适合我们的生活，因此注定失败。我们不需要在它处寻找原因去解释为什么这么少人参与一场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的战争。我们需要的是了解冲突的真正问题：有人想将某种特定的清教徒的幸福的概念——工作、节约、清醒、诚实、专心、虚心、谨慎，强加到欧洲各处。我们必须以另一种生活的概念来反紧缩计划，举例来说，它包括分享而不是节约，对话而不是一言不发，战斗而不是屈服，庆祝我们的胜利而不仅是捍卫，与他人接触而不是瑟缩一角。我们无法量度美洲次大陆土著运动中「美好生活」作为政治性肯定所赋予的力量。一方面，它清楚地描述了人们为了什么，以及为了反对什么而斗争；另一方面，这呈现了千百种不同理解「美好生活」的方法，不同并不意味着要敌对，至少不是必须的。

2. 没有所谓民主的起义

西方的修辞是没有惊喜的。每当昨天还被所有领事馆拥戴的暴君的反对运动出现，原因都是人民「憧憬民主」。这个计谋跟雅典一样旧，它仍很有效，甚至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占领华尔街大会支付了二万九千美元给二十多名国际观察员去巡察埃及选举。在解放广场的同志们，也就是被协助的人响应：「在埃及，我们的街头斗争不仅是为了有一个议会。我们想跟你们分享的斗争，远不只是为了一个运作顺畅的议会民主。」

这不是要为了反对暴君而战斗，或为了民主而战斗——我们也可以为了另一个暴君、哈里发，或者纯粹为战斗而战斗。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个东西不能被大多数原则归类，那便是起义。它的胜利依靠质性的准则，如决心、勇气、自信、策略、集体能量。如果继军队之后，选举是两世纪来镇压暴乱最常用的工具，那是因为起义者从不占大多数。至于为何人们习惯于将民主与和平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让开罗的同志们来回答：「那些说埃及革命是和平的人，没有看到警察镇压我们的恐怖，他们也看不到那些革命者为了捍卫他们的占领以及空间，用来对付警察的反抗和力量。政府也承认：九十九名警察被烧死，过千辆警车被毁坏，所有执政党的办公室遭焚毁。」起义不遵从任何形式主义，任何民主程序。如在所有大规模的游行，它执行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如所有坚决的罢工，它是既成事实的政治。它包括创议、实践、姿态；决定，是在街道上，提醒人们Populaire(大众)一词来自拉丁文的Poplor ,也即是「破坏、蹂躏」。它在所有语言的表达里，在歌曲、墙上、在讲话里、在战争中，但不在磋商之内。或者起义的奇迹在于：在同一时间，起义既解除了做为问题的民主，同时创造出一个彼岸的世界。

这显然并不缺少观念论者——如内格里以及夏德，将过去几年的运动简化为「民主社会的建设是必要的议程」，以及主张教导我们「实践、才智，以及必要的知识来自我管理」，好「让我们有能力行使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正如一个西班牙的内格里主义者不太精确的归纳：「从解放广场到太阳门，从宪法广场到加泰罗尼亚广场，一个呼声从此到彼重复着：『民主』。 这是今天在世界巡演的节目的名字。」事实上这并没有错，如果民主修辞只是从天上来的，以及从外加进运动里的声音，来自政府或者它的继承者。我们虔诚地听着，好像听牧师讲道，然后捧腹大笑。但这是要说明这个修辞对于精神、人心、斗争有相当的影响，好像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的「愤怒者」的运动所见证着的。我们写「愤怒者」时用了引号，因为在太阳门广场第一个星期的占领中，人们联想到的是解放广场，而不是由社会主义者史蒂芬·黑塞尔所写的无攻击力的小册子，他只是呼吁一场「有觉悟」的市民运动，以防止真正的起义的威胁。只是在第二个星期因为一份与社会主义党相关的报纸《国家报》的报导，运动才获得这个唉声叹气的名称，亦即大部分的回响及其限制的本质。这同样出现在希腊，那些占领宪法广场的人否认媒体贴上去的标签如「恼怒者(Aganaktismenoi)」、「愤怒者」，而自称为「广场运动」。「广场运动」这个听起来相对中立而不带评论，更能代表这些奇异的聚集的复杂性，乃至混乱性，在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藏传佛教徒一起居住，而激进左派联盟(Syriza)的拥护者和爱国的资产阶级一起相处。这种戏剧性的操作对许多人来说都不陌生，它通过符号性地 操控运动，将它庆祝成它所不是的东西，以求适当时将其埋葬。尼采说：「没有人比愤怒的人撒更多的谎」。他向激怒他的东西说谎以掩盖不妥之处，假装动摇他的事物并没什么大不了。他假设了自己的无力以便随时可以撒手不负责任，然后将它转代为道德、有道德高度的情感。不幸的人相信自己有这种权利。我们曾见到一些生气的人搞革命，但愤怒的群众，除了无力地反抗之外，我们不曾见过他们干别的事。资产阶级者抱怨，然后进行报复；小资产 阶级愤怒，然后钻到壁龛里。

「广场运动」与这个口号「Democracia real ya!」相关，因为太阳门的占领运动由十五个「黑客行动者」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在平台上使用这个名字进行呼吁，西班牙人称之为「15M」。这不是工人联会的直接民主，也不是古典的真正的民主，而是真实的民主。「广场运动」出现在雅典，出现在国会的形式民主的所在地的石雨中一点也不奇怪。在此之前，我们以为真实的民主已经存在，如我们一向所知的那些从不实现的选举承诺，叫「国会」的有录音的大厅，以及用来制造烟雾以方便向院外游说集团输送利益的协商。但对于15M的「黑客行动者」来说，民主的真实其实背叛了「真实的民主」。发动这场运动的所谓网军对其中的差别并非毫无所感。「真实民主」的要点在于：技术上来说，你们每五年一次的选举，你们那个连计算机也不会用的胖子代表，你们像差劲的剧场或者像杂乱的市集的大会，所有这些都被淘汰了。今天有赖于新的通讯技术、因特网、生物认证、智能型手机、社群网络，你们全都被淘汰了。今天我们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真实的民主，也就是说一个实时又持续的民调来了解人们的意见，以及通过它来做决定。有一个作家在上世纪二〇年代已预见了这点：「我们可以想象一天有这样的一个发明，人们不再需要离开家里就可以随时表达自己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有一个机器可以在某个中心纪录这些意见，这个中心只供人查询结果。」他看到「一个政治以及公共生活的绝对私人化」。尽管聚首在广场上，这个永恒的民意测验在不断的发言中，由「愤怒者」以举手的形式沉默地进行。甚至连古老的喝采或喝倒采的力量也在人群中消失了。

「广场运动」一方面是普世公民身份的数码幻觉在现实中的投射或者碰撞，另一方面也是邂逅、行动、庆祝以及重夺共同生活的例外时刻。这是那些以「大会定位」来行使其意识形态怪僻的小官僚无法看到的，他们认为所有的行动、姿态、声明都必须由大会同意才有存在的权利。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这个运动彻底地粉碎了全体大会的神话，也即是说其中心性的神话。在第一晚，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有一百人，第二天有一千，第三天有一万，而头两个周末有三万人。因为人数众多，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不再存在着直接民主以及代议民主的差异。大会是每个人都被迫要听但不能反驳的地方，就好像看电视一样；它也是令人疲乏不堪的充满戏剧性的场所，它装扮出来的真诚、悲伤或热忱使得它更具欺骗性。委员会极端的官僚化将持续，它需要两个星期才挤出一份难啃而又无趣的两页文件，来解释「我们相信什么」。在这点上，针对这个境况的可笑，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以投票来同意的大会只成为一个讨论以及分享信息的地方，而不是决策的单位。滑稽之处在于：以投票来决定不投票。而更滑稽的是：投票被三十多名托派主义者粉碎。这类的小政客流露着无聊以及对权力的饥渴，最后每个人都背离这些令人厌烦的大会。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不少的占领都有相同的经历以及相同的结论。在奥克兰如在教堂山,人们觉得大会没有任何权利批准任何团体可以或想要做什么，它只是一个交流而不是决策的地方。当有人在大会提出意见然后被接纳，只是因为足够的人认为不错而且可以实行，而不是因为要服从大多数。人们采取决定，而不是去决定。二〇一一年六月，宪法广场的几千个个体采用大会决策的方法决定要在地铁内行动；而当天，采取行动的只有二十多人。「决策」问题，是全世界所有麻醉了的民主主义者的强迫症，其实从一开始便是个假议题。

在「广场运动」，虽然对全体大会的恋物情结被粉碎，大会的运作却丝毫无损。我们只须知道所有能从大会走出来的东西都是早就已经存在的。如果我们聚集了数千个除了共同在这个地方之外毫无共通之处的无名氏，那我们就不能期待这产生的结果，会比任何他们各自为政时所同意的更多。我们不应想象，例如，单是透过大会本身就能取得互信，一起承担危险去做一些违法的事。像大厦房东大会这样令人厌倦的东西都可能存在这个事实，已足以防碍我们对大会的热情。一个大会所能实现的，只是既存的共享的程度。一个学生大会不是一个街坊大会，而街坊大会也不是一个反「重建」的街坊大会。一个工人大会从开始到结束不同于罢工。它肯定跟一个瓦哈卡州的人民大会没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任何大会都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它真的有尝试的话）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同的语言。但是在那里人们仅有的共同经历是分隔，人们只能听见分隔的生命语言。愤怒因此就成为如同原子一般的个体在政治上能够触及的最高强度，它混淆了世界与世界的屏幕，如混淆了感觉和思考。所有由原子组成的全体大会，除了一起感动之外，只能体现出一种对于政治的错误理解而造成的麻痹，始于一种无法改变世界的无力感。这就好像无数紧贴在玻璃容器内壁的脸孔，只能吃惊地看着机械般的宇宙持续运作，却不能介入。紧随邂逅以及被点数的快感之后的集体无力感，和警棍、胡椒喷雾一样稳稳的将那些带着克丘亚帐篷{5}的人驱散。

在这些占领之中，有一些东西超越了这种无力的感觉，这正是大会的戏剧性时刻里没有地位的东西，那是人们栖息的神奇能力，栖息在不能居住的环境下：在大都市的中心。在被占领的广场上，那些自古希腊来被政治弃置在备受轻视的「经济」、「家务」、「生存」、「再生产」、「日常」、「工作」等领域的东西，在这里被肯定为集体政治力量，而不是私人事务。在不同的地点，人们日常自我组织的能力足以应付三千人的餐食，在几天内建好一个村子让受伤的行动者可以休养，这可能是「广场运动」的真正政治性的胜利。而塔克辛广场以及乌克兰独立广场的占领添加上的是，制造屏障以及以工业规模配制「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弹）的能力。

像大会这样平凡又没有惊喜的组织能得到狂热的崇拜，这足以说明民主情感的性质。如果起义首先是因为愤怒而起，然后欣喜，那么形式主义的直接民主则是一开始便焦虑不安。没有东西不是由已制定的程序决定。没有任何事件超出我们的意料。情况总停留在我们的高度。没有人会感到受骗，或者会和大多数人有公开的冲突。没有人必须靠力量来让人听他说话，没有人迫使其他人做什么。最后，大会的设置——从演讲到无声的鼓掌——就像组织一个绵软无力的空间，除了一个接一个的独白之外没有争议，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想法与跟其他人辩论。如果民主主义者必须将这个处境变得如此结构化，那是因为对它没有信心。他们对这个处境没有信心，最根本是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因为害怕被处境凌驾，他们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去控制它，最后常常是摧毁它。民主首先是一系列的程序，只要跟从它们人们就可以让这种不安形式化并且结构化。我们不会控诉民主：我们不会控诉不安。

只有全方位的注意力的展开，才能让我们对民主程序的眷恋中解放出来，不只注意所说的，最重要的是没有被说的，注意事情是怎么被说的，注意在脸上以及在沉默中读得到的。我们需要对彼此有充分的注意力，我们对共同的世界新的注意力，填满民主在原子个体中间生产出来的空隔。我们要做的是去除机械式的讨论机制，取而代之一种真理、开放、对在场事物感性的机制。在十二世纪，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6}需要在黑夜相聚，那是「议会」；而当有些人偶然在街上或者其他地方碰到，聚集在一起讨论，那是「大会」。我们需要将大会的「主权」和议会的闲聊对立：重新发掘与语话、与真正的语话连结的情感。民主的对立并不是独裁，而是真理。因为只有在真理的时刻，权力才会变得赤裸，起义从来就不是民主的。

3. 民主只是纯粹的统治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在不受争议的情况下全球性围猎他们的一名情报人员斯诺登，因为他打着坏主意要揭露通讯监视计划。事实上，我们西方大部分美丽的民主国家都成了毫无忌惮的警察政体，而当前大部分警察政体都在炫耀自己是民主的。我们大有理由不爽，像帕潘 德里欧这样的首相{7}因为想由选民来决定国家政治(也就是三头马车)，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撤职。欧洲人习惯了当感到事情失控时就叫停选举，当欧盟委员会不满投票结果时，选举就要重新来过。二十年前那些神气十足的「自由世界」民主国家不再趾高气扬。我们是否知道，谷歌因为面对参与棱镜计划—这个丑闻，而需要邀请享利·基辛格来解释给他们的雇员知道，为何他们必须这样做，为何我们的「安全」值得这个代价？同样滑稽的是当我们想象，这个藏在一九七〇年代南美所有法西斯主义者政变背后的人，在硅谷谷歌总部面对这些如此酷、如此「无辜」、如此「非政治化」的雇员面前长篇大论何谓民主。

我们记得鲁索在《社会契约论》里说的「如果真有一个属神的民族，那它便会民主的自治。但这样一个如此完美的治理并不适合于人类」。李伐洛说得更刻薄：「这个世界有两个真理不能被分开：一、主权在于人民。二、人民不应该实行主权。」公共关系的奠基人爱德华·伯内斯在他的《宣传》的第一章〈组织混乱〉中这样写道：「自觉、聪明地操纵群众的意见以及组织习惯对于民主社会尤其重要。那些操控这个不被觉察的社会机制的人，组成了一个真正治理这个国家的无形政府」。那是一九二八年。当我们谈及民主时，民主的最终目标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同一性，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个同一性。那是折腾我们的伪善以及歇斯底里的瘟疫来源。在民主政体里，人们口是心非；主人用奴隶来装饰自己，而奴隶以为自己是主人。前者，这些以群众幸福之名来实施权力的人，被不断的指责为伪善；后者，那些想要拥有「购买力」、「权利」或「意见」的人，却因为长年的停滞不前，结果变得歇斯底里。伪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美德，它总是会将一些资产阶级无可救药的属性施加到民主身上。在这一点上，民粹的感觉是没错的。

无论那是欧巴马式的民主主义者或者工人议会的狂热拥护者，无论以什么方法设想「民有民治政府」，民主的问题所兑换的永远是治理的问题。这是民主问题的公设，其不证自明之处，即非得有个政府不可。治理是一种实施权力的特别方法。治理，不是将纪律加诸于身体，也不是像旧制度那样以施刑来使违禁的人遵从一片领土上的法律。国王统治。军官命令。法官裁决。治理是另一回事。治理是领导人民的、多重性的行为，像牧羊人看管羊群一样来优化被治理者的潜力和引导他们的自由。这是管理以及模式化他们的欲望，他们的行动和思考的方式，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情绪和所处的环境。它发展出一系列策略，如言语、警察、物质，以细微的注意力针对民粹情绪以及它们之间神秘的共振；从对情感以及政治形势持续的敏感开始，它都在施力以防止暴动和叛乱。它在环境上着力，不断的修改变量，在个体上努力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以掌握对羊群的控制。它像是在人类存在的所有平面上发动着一个没有名字也没有形状的战争。一个有影响力的、微妙的、心理的、非直接的战争。

从十七世纪的西方到现在一直都在展开的，不是国家的权力，而是经由民族国家的建立（现在则是通过民族国家的消失）作为特别权力形式的政府。如果今天我们可以不畏惧地让古老民族国家已生锈的超级结构崩塌，那是因为它们需要让位给这个著名的「治理」，它温柔、可塑、非正式的、道家的，它作用在所有领域里，无论是自我、关系、城市、企业的管理。我们这些革命主义者无法抵抗一直战败的感觉，因为这些决战都是发生在我们无法接近的平台上，因为我们围绕在早已失败的方位来集结力量，因为这些袭击都朝向我们无法有效反击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我们还将力量归类为国家、法律、纪律、主权，就好像这种治理从来没有进步过。我们还在盯着固态的权力，但它已进化成液态，甚至气态了。因为找不到原因，我们还怀疑一切仍然具有明确形式的事物——习惯、忠诚、根性、掌握或者逻辑，但是权力却在所有这些形式的消失中再度产生了。

选举不是什么特别民主的事：国王一开始就是选出来的，很少有专制君主会因为用全民表决而感到不快。如果选举是民主的话，不是因为它们容许人民投入治理，而是为了得到赞同，让他们以为自己有参与选择。马克思写道：「民主是所有国家形式的真理」。他错了。民主是所有治理形式的真理。治理者以及被治理者的同一性，也即是羊群成为牧羊人，而牧羊人在羊群中被分解，自由和服从合一，人民与主权统一。当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互相吸收，是纯粹状态的治理，不再有任何形式或局限。这是为何今天人们理论化液态民主。因为所有固定形式都是实行纯粹治理的障碍物。在普遍的液化过程里，没有挡块，只有渐近在线的轴承。越液化，就越能管理；越能管理，就越民主。单一的大都市民主，比已婚夫妇更民主，而已婚夫妇比家族社群民主，家族社群比黑帮民主。

那些认为法律是民主的最终成果，而不是一种正在调节中的过渡形式的人会很失望。这些形式是民主要消灭的敌对障碍，以及经济持续改组的绊脚石。从七十年的意大利到欧巴马的「肮脏战争」，反恐主义对于我们美好的民主原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违规，也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当代民主持续的建构性行为。美国持有的「恐怖主义者」名单有六十八万个名字，养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军队，所谓的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在地表上秘密杀害任何人。那些无人机不需要确认想要撕碎的人的身份，关塔那摩违反诉讼程序的囚禁由违反诉讼程序的杀戮所取代。那些蒙着眼的人就是不明白民主治理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还停留在之前的阶段，那时现代国家还在使用着法律的语言。

巴西有一些年青人因为想组织一场反全球化的示威，而以反恐罪名被拘捕。在意大利，有四名同志因为参与的运动被指涉及袭击高铁的一处工地，焚毁一座压气机，严重影响国家「形象」，也以恐怖主义罪名被监禁。例子还多着，但事实是普遍的：所有反抗政府阴谋的人都被当「恐怖主义者」处理。自由主义者可能担心政府正在损害民主的正统性。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至少如果政府有搞清楚以及处理好局势，并且成功的话，它将借此重新建立民主。因为当本•阿里或穆巴拉克指责那些上街的人为恐怖主义者，而又行不通时，重建的行动将转过头来对付他们；他们的失败遮住了脚下合法性的土地；他们重新发现自己在虚空上奔跑，每个人都在看；他们的垮台已近。行动只在失败时才显示出是什么。

4. 废黜权力理论

在阿根廷，口号「Que se vayan todos!」(全给我滚！)震撼了全世界的元首们。这句渴望废黜在位权力的口号在过去几年间不知道由多少种语言喊了出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不少例子里，我们做到了。

但是无论在这些「革命」之后的政权有多脆弱，口号的第二部分「Yque no quede ni uno!」(一个也不留！)仍然十分乏力：新的悬丝傀儡占了空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埃及。解放广场推倒了穆巴拉克，而「反叛运动」取下了穆尔西{8}。当街上的人民每次想要废黜权力，但自己又无力组织时，那些已有组织的力量如穆士林兄弟，或者军队，立刻就篡夺了这个机会然后从中谋利。一个有要求的运动总是处于行动中的力量下风。人们惊叹于主权和恐怖分子的角色实际上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也迅速的从权力核心被送往地牢，反之亦然。

昨日的武装分子常控诉：「革命被出卖。我们的死不是为了让一个临时政府组织选举，然后由一个制宪大会准备新宪法，宣告新的选举方式。它所产生出来的政体跟之前的没有两样。我们希望改变生活，但要么没有，要么极少。」那些激进分子在这点上总有他们的解释。人们想要自治而不是要选出代表。如果革命被系统性的出卖，那可能是宿命，也意味着在我们对革命的理解里有一些隐藏着的短处，它们导致了这个宿命。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我们还以为革命是制宪以及法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仍然相信这样的寓言：法定的力量植根于制宪权，国家来自民族好像君主来自神一样，在现行的宪法背后永远会有另一部宪法，一个潜在又超越的秩序，它通常是无声的，也可能如闪电般出现。我们想要相信只要「人民」团结，在议会前面大叫「你们不代表我们」，通过这简单的显圣活动，制宪权便可以神奇地赶走法定权。这个关于制宪权的虚构片段，事实上，只遮掩了政变作为所有权力来源的政治性以及偶然性。那些夺得权力的人从此控制了权威的来源，并将其重新投射在社会整体上，以此为名合法地消灭了反抗的声音。所以他们常有以人民的名义射杀人民的壮举。制宪权的光鲜外表背后是权力肮脏的来源，它的面纱起着催眠的作用，令人相信法定权有着更多的东西。

那些像安东尼·内格里等提倡「治理革命」的人，从郊区的暴动到阿拉伯世界的起义，看到的只是「制宪的斗争」。一个马德里的内格里主义者，基于「广场运动」的「制宪程序」的假设，居然呼吁创造「民主政党」，「百分之九十九的政党」，以「组织一个新的民主宪法，像15M一样『平民』，一样不强调代表性，一样后意识形态。」这种迷失促使我们反思革命作为纯粹的权力废黜。

制度化或建构一个权力，就是提供一个底子，一个基础，一种合法性。也就是说，将一个经济、司法或警务单位脆弱的存在固定在一个超越它的平面上，在一种遥不可及的超越上。经由这个过程，一直只是局部的、有限的、部分的东西，上升到某种高度，然后可以假装包括一切；因为是法定的，权力成为了没有例外的秩序，没有非议的存在，与其对立的只能屈从 或灭绝。因为制宪的以及法定的两者之间的辩证赋予偶然的政治形式以某种高超的意义：这也是为何共和国成为人类本性的某种不可非议的而永恒的普遍旗帜，或者哈里法成为共同体唯一的领袖。制宪权就是这种妖术的名字，它将国家变成这样的东西：它不会有错，建基于理性；没有敌人，因为对立的都是罪犯；它无所不能，没有荣誉。

要废黜权力，若只在街上战胜它、拆走它的机件、焚烧它的标志是不够的。要废黜权力便是要剥夺它的基础。那便是起义要做的。法定的权力，在其无数笨拙或有效、粗糙或精致的操作中出现。「皇帝没有穿衣服」，人们说，因为制宪权的面纱是碎布，每个人都看得穿。废黜权力，是剥夺它的合法性，认识它的随机性，揭露它偶然性的一面。这要展示它只是处境性的，它施展策略、程序、诡计都只是为了要制造形势，好像平凡人一样需要挣扎以及施计求存。这要迫使政府下降到和起义者一样的平面：起义者不再是「妖怪」、「罪犯」或者「恐怖主义者」，而仅是敌人；同时警察只是一群流氓，司法只是一个黑帮组织。在起义期间，在位的权力只是如其他力量一样同处于斗争中，而不是一个在背后指导、安排、谴责其它力量的力量。所有下流胚子都有地址。废黜权力是将它扯到地面。

无论街头对峙的结果如何，起义已粉碎了人们容许政府行使权力的信任。这是为何那些赶着要镇压起义的人，不浪费时间在修补过期的合法性已破碎的根基。相反地，他们企图在运动本身当中注入一种新的合法性的意愿，它基于理性，同时建立了各种对立的力量并存的策略性平面。「人民的」、「受压迫者的」，或者「百份之九十九的」合法性，是特洛依木马，让制宪的力量偷偷潜进起义的权力废黜里头。这是一个平息起义最有效的方法——它根本不需要在街头上征服它。要使权力废黜没有回头的可能，我们需要从抛弃我们自己的合法性开始。我们需要放弃以某种东西之名发动革命，放弃有一种必然正义的和纯洁的东西，而革命的力量需要为这种东西作代表。我们把权力扯到地面不是要将自己抬到天上。

在这个时代要废黜权力的特定形式首先需要的是，挑战人们必须被治理这个假设，无论那是民主还是被他人以等级治理。这个假设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它的力量是如此巨大，连查巴达自己也在他们的「善治委员会」内部组了「自治公社」。这种人类学的理解，我们也可以在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找到，他们憧憬热情以及需求的充分满足，同时也有一些看起来更悲观的想法，也就是他们视人为贪吃的动物，只有某种制约的权力可以防止它吞下同伴。对于马基雅弗利来说，人类是「忘因负义的、易变的、虚假的以及爱欺骗的、胆怯以及贪婪的，这跟美国民主的奠基人的信念一样：如哈密尔顿所说的：「当我们建立一个政府，首先要明白所有人都是无赖。」在所有的例子里，人们认为政治秩序的任务是去容纳一种人类的兽性，「我」面对他者如面对世界，这些游离的身体需要以一种人工的介入将它们团结起来。如马歇尔·萨林斯指出，这种以文化来容纳人性的想法是西方的幻觉。它只是我们西方人自身的悲哀，而不是所有地球人的。「对于大部分的人，我们所熟悉的利己主义，就这个字眼的规范性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自然的：它被视为一种疯癫或者着魔，需要排斥，处死，至少是一种必须接受治疗的病症。贪婪不是一种前社交的人类特征，而是人性的缺陷。」

要废黜政府，仅批判这种人类学以及它所预设的「现实主义」是不足够的。我们要从外部来理解它，同时肯定另一种思考的可能。因为我们名副其实是活动在另一个平面上。根据相对于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试图建立的事物的外部，我们相信：治理的问题只是来自一种空虚，一种它必须常常制造的空虚。权力需要跟世界分离，必须围绕个体或者在个体身上创造一种空虚，在生命体之间创造一个荒芜的空间，以使人们能够自问如何安置这些毫无联系的、分散的个体，如何将被分散的作为分散重新团结。权力创造空虚。空虚呼唤权力。

从治理的范式中走出来，是走进一种持相反假设的政治里。没有空虚，周围都有存在物，我们每个人都是通道和连接，包括情感、派系、历史、意义以及超越我们的物质流。世界不围绕着我们，而是贯穿我们。我们所栖息的也栖息在我们身上。围绕我们的东西构成了我们。我们并不属于自己。我们总是已经散布在我们之间相连的事物里。问题不是要构成这种空虚，以便我们能够重新获得从我们身上溜走的东西，而是学习更好地在生活在已存在的事物，这意味着要去感受它们，相反那些满口民主的斜视儿童却一点也看不到。感受一个不是对象的世界，而是力量；不是主体，而是权力；不是身体，而是连结。

因为充实，这些生活形式可以废黜权力。

这里，减法是肯定，而肯定，则是一种攻击。

权力是物流 让我们堵塞一切！

当代的权力不再是代表性和个人化的，而是物质的、技术的、物理的，它已渗透在生活里，靠着技术以及贸易组织起来。想反抗这个世界的人必须知道，治理不再是在政府里，而是在基础建设中。

1. 权力栖身在底层结构上

二〇一一年的学生运动开始，突尼西亚的卡沙巴、雅典的宪法广场、伦敦的西敏寺中心的占领，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马德里，或者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巴塞罗那的议会围攻，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尝试攻入葡萄牙共和国议院，二〇一四年二月焚烧巴斯尼亚总统府：各个制度权力场所如磁石般吸引着革命主义者。但每当起义者到达议会、总统府或者其他枢纽机关，如在乌克兰、利比亚，或者在威斯康辛，发现那只是空白的场所，没有权力，只有毫无品味的装修。当权者努力地捍卫它免遭入侵，并不是要预防「人民」「夺取权力」，而是为了阻止他们明白权力再也不在机关里。那里只有荒芜的庙宇，用途已改变的碉堡，简单的装饰——但有着革命主义者的诱饵。那些想要藉由入侵来了解后台发生什么事的人无疑要失望 了。甚至是那些狂热的阴谋论者，就算他们能进入，也不会发现什么秘密；真相是，权力并不再仅仅只是我们在现代性底下习以为常的那种戏剧性的真实。

权力实际的地方化这个真相对此却没有隐藏；只是因为我们害怕它扰乱了让我们感到舒适的确信，而拒绝看到这一点。如果要证明这件事，我们只需要看看欧盟发布的钞票。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新古典经济学家曾承认这个钞票，但这在考古学上是成立的：货币不是一个经济工具，而是一个根本属于政治的现实。我们从没看过不倚靠政治秩序做为保障的货币。这也是为何，不同国家的货币总流于传统的印有国王、伟人、国父的头像，或者国家的象征。欧元上有什么？不是人像，也不是个人主权的徽章，而是桥梁、引渠、廊拱、缺乏人味的空心建筑。说到权力当前本质的真相，每个欧洲人钱包里都有个样本。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权力栖身在这个世界的基础建设中。当代的权力本质上是建筑性和非人化的，而不是代表性和个人化的。传统的权力本质上是代表性的：教宗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国王是神的代表，总统是人民的代表，党总书记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格化的政治已死，这也是为何那些在地球上幸存的演说家娱乐多于治理。人格化的政治需要小丑以及天才的结合；例如意大利可怜的格里罗{9}，以及法国阴险的狄尔多尼{10}。总的来说，他们至少知道如何逗我们开心。同时，指责政治家「不代表我们」只是一种怀旧，以及打开大门引狼入室。政治家不是做这个的，他们是用来引开我们的注意，因为权力在别处。在所有当代的阴谋论主义中，这个合理的直觉变得疯狂。权力在别处，它不在机构里，但也没有特别隐藏。或者它是隐藏着，就像是艾伦·坡的「失窃的信」。没有人看到它，因为每个人都不停地看着它——高压线、公路、外环道、超级市场，或者计算机程序。如果说它是隐藏着的，那便是如下水道网络，像火车一样跑着的海底光纤，或者像森林一样大的数据中心。权力，是这个世界的组织，这个工程性的、被程式化的、被设计的世界。这就是秘密，根本就没有秘密。

权力渗透在生活里，它以技术以及贸易来组织。它看起来就好像谷歌的技术以及空白的首页一样中立。谁决定空间的配置，谁治理环境以及气氛，谁管理行政，谁管理存取，谁就将治理人们。权力在今天是用来继承的，一方面继承古老的警察科学，包括看守「保障市民的福祉与安全」，另一方面继承军事的物流科学，用「指挥军队的艺术」来保障通讯网络的持续性以及策略的流动性。因为我们沉浸在对于公共事物、政治的语言概念里，我们还在继续辩论着，但决定都已经在我们眼底下执行了。今天的法律不是用字写的，而是用钢铁写的。所有市民的愤怒只是用自己愚钝的前额去撞这个世界武装着的混凝土。反对意大利高铁（TAV）的抗争最大的成就在于能够清楚了解政治在一个小工地上如何把玩。与此相对称的是，这是所有政治家都不承认的。如这个贝尔萨尼{11}有一天反驳NO TAV 说:「总之，这只是火车线而已，不是轰炸。」但根据赫伯特·利奥泰元帅（他没有要「平息」殖民地的对手）的估计，「一块工地价值一个军队」。如果在全世界，从罗马尼亚到巴西，有越来越多反抗工程项目的运动，那是因为这个直觉正在形成。

想要着手反抗当下世界的人必须先明白：权力的真正结构，是这个世界物质的、技术的、物理的组织。治理不再是在政府里。在比利时持续了一年多的「权力真空」无疑是最好的例子：国家可以没有政府，没有选出来的代表，没有国会，没有政治辩论，没有选举输赢，对它的运作丝毫无损。同样的，意大利从「技术治理」到「技术治理」讲了很多年，这个口号来自一九一八年孵育首批法西斯主义者的未来主义者政党的宣言，却没有人觉得有问题。

权力，就是秩序，警察的责任就是捍卫它。要想象一种存在于基础建设中，存在于使其运作、控制以及建立它们的媒介中的权力，是不容易的。问题是，如何去质疑一种逐步在建立，不经语言的权力。一种深入日常生活事物中的秩序，它的政治结构便是物质结构。这种秩序并不出现在总统致辞里，而是在运转良好的沉默中。当权力仍要由法令、法律以及规定来定义时，人们可以批评它。但我们不会批评一堵墙，我们要么推倒它，要么在上面图画。一个以器具和布置来支配生命的治理，它的语言形式是两旁满是电线杆以及悬挂着摄影镜头的街道，同时这相对的只会唤来无声的破坏。破坏日常生活的框架如亵渎圣罪：因为侵犯了宪章。在城市的暴乱中，不分黑白地破坏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对现状的醒觉，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无力的表现。一座公共汽车候车亭所维持着的无声的、不容置疑的秩序，当被打碎时不幸的并没有隐藏着什么。所有关于「环境」圣洁的、伪善的宣传里，所有像十字军一样对它的捍卫里，只是显示出这样一个新的讯息：权力本身正在成为环境性的，它融入到布景里。在所有官方「保护环境」的呼吁中，要捍卫的是权力，而不是嘴上说的那些小鱼。

2. 组织与自我组织的差异

日常生活并不是一直都被组织的。它需要首先从城市开始摧毁生活。他们根据「社会需求」，将生活和城市分解为功能。写字楼区、工厂区、住宅区、休闲区、让人们分散精神的娱乐区，饮食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挑逗的地方，以及将这些连在一起的汽车以及巴士，都是尝试塑造一种生活，同时将其他所有生活形式粉碎。一班管理者，一群经理，经过百余年时间，很有方法的实现了它。他们将人分割成不同的需求，然后重新综合。这种综合叫「社会主义规划」或者「市场」都不重要；这将会是失败的新城市，还是成功的时尚区也不重要。结果都是一样的：存在的荒芜与不景气。当生命被分解成不同器官时，生命形式已荡然无存。因此，相反的我们感受到太阳门，在解放广场，在盖齐，或者其它运动的场所，例如占领兰德斯圣母镇，虽然南特的森林满是泥浆，却洋溢着一种快乐。快乐附随着整个共同体。突然，生活不再被切成一块一块。睡觉、打架、进食、互相照顾、派对、策谋、辩论，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运动。所有这些都不是被组织的，而是自我组织。差别是巨大的。前者叫管理，后者叫尊重——完全不能兼容。

卢尔·兹别奇，一名乌拉圭的行动者，在谈及艾马拉人二〇〇〇年初在波利维亚的暴动时，写道：「在这些运动里，组织跟日常生活没有脱钩，是日常生活自身在起义行动中展开。」他观察到，二〇〇三年在奥尔托的小区里，「一种共同体的风气取代了以前工会的风气。」这解释了跟基础建设权力的斗争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说基础建设，等同于说生命跟它的条件脱离，说有人将条件加诸于我们的生活。生活依赖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从而失去了重心。有赖于这些管理者，基础建设组织了这样的生活：它没有自己的世界、可以随时被中止、被牺牲。大都市的虚无主义只是否认它的一种虚张声势。相反，这解释了全世界各个地区、村落的实验寻找的是什么，以及无法避免的危险。这不是回到土地，而是回到地面。起义的破坏力，以及可持续破坏敌人基础建设的力量，恰恰是他们在共同体的生活中自我组织的能力。占领华尔街初期的一个反射性动作是堵塞布鲁克林大桥，或者奥克兰的公社在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总罢工来瘫痪港口，这些都见证着自我组织以及堵塞的关系。然而在这些占领中所出现的自我组织的脆弱性，并不容许这些计划可以进一步扩展。相反的，解放广场以及塔克辛广场是开罗与伊斯坦堡交通的枢纽。堵塞这些流动，则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占领意味着堵塞。那是一种能够使得维持大都市正常状态的治理脱臼的力量来源。在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层次上，我们很难不将两者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查巴达解放军现在提倡结合在一起的二十九次还击，包括针对矿场、道路、供电中心、影响所有墨西哥不同原住民的水壕工程，以及他们在过去十年以各种方法自我装备以实现有别于联邦和经济权力的自治。

3. 论堵塞

二〇〇六年在法国反CPE{12}的一张海报写道「世界的运作有赖于物流。堵塞所有东西！」这个关键词，当时由一个小众运动的小众群体提出，它不但「获胜」而且有不错的命运。在二〇〇九年，反「极端剥削」运动瘫痪了整个瓜德罗普岛，则大量运用这 个策略的显著性。之后二〇一〇年在法国反退休改革，我们看到堵塞变成了基本的抗争手段，无论是在油库、购物中心、火车站，还是生产场地。这显示出世界的一种当前状态。在法国反退休金改革期间，堵塞炼油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事件。炼油厂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是所谓的「加工工业」先锋。我们可以说炼油厂的功能从那时起是大部分工厂重组的模型。然而我们不能再叫它们工厂，而是场地，生产场地。工厂和场地的区别在于，工厂是工人、实践知识、原料、库存的集中地；场地只是各种生产流交集的枢纽。它们的唯一共通点是：出来和进入之间都有一个转化过程。炼油厂是工作和生产关系颠倒的地方。工人，或者操作者的工作并不在于保养以及维修，因为这些工作都由中介代理负责；工人的责任只是对完全自动化的生产过程保持警觉：有一个不该亮的指示灯亮了；一个管道发出不正常的声音；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或者本不应该有烟冒出来。炼油厂的工人好像是机器的保安，一个全神贯注的懒人。但这个倾向已出现在西方其它工业里。以往工人被歌颂为生产者：今天工作以及生产关系被彻底颠倒了。只有当生产停止时才会有工作，因为发生故障必须检验。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免了：商品的价值化，用泵提取的过程，跟流通过程重迭，而后者又跟生产过程重迭，生产过程受控于市场实时的最后变动。说商品的价值是工人工时的晶体化，是一 种有效以及骗人的政治操作。在炼油厂以及所有完全自动化的工厂里，这已变成一种伤人的讽刺。让我们给中国十年时间，十年的工人罢工以及追讨，结果都将一样。不应该忽略的是，炼油厂的工人长期以来都是行业里面薪水较高的，至少在法国，是这个行业最先实验被委婉的称作「社会关系的液化」，特别是工会的关系。

在反退休金改革期间，不只是他们的员工，还有教授、学生、司机、铁路员、邮递员、失业人士、中学生，法国大部分的油库都被堵塞。并不是说工人没有权利这样做，而是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产组织已去中心化、流通、大幅自动化，每个机器都不再只是一个大机器系统里的一小环节，而这个机器以及由机器生产其它机器的系统——世界，根据控制论自我组合，每个特定的「流」都是整个资本社会再生产的结果。我们不再有劳动力或者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领域」（这与「生产领域」不同）。后者已不再只是一个领域，而是世界以及所有关系的网状结构。物理上攻击这些流，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是政治性的攻击系统的全部。如果罢工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堵塞的主体便是任何人。无论是谁，无论是谁决定堵塞，都是参与反对世界当前的组织模式。

通常当文明到达某个最大复杂性时便会自动崩溃。每个生产链延伸到如此专门化以及需要如此多中介人的地步，只要其中有一个消失，整个生产链都将被瘫痪，甚至被摧毁。三年前，日本丰田的工厂面临了一九六〇年代以来最长的技术停工，因为其中一个特殊的集成电路的供货商在二〇一一年三月的地震后消失，没有其他厂商可以代为生产。有见于这个不论规模的堵塞狂热，我们必须重新阅读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我们看未来就好像华特·班雅明的「历史的天使」看过去。「一系列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他只看到一个唯一的灾难，不断累积着废墟沉在他脚下。」我们不再感知到时间，只能将时间感知为走向可怕结局的缓慢进程。将临的每十年可理解为一步步地走向气候混乱，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调皮的 「全球暖化」的真相。每天，重金属仍继续累积在食物链上，像幅射核素，以及其他致命但隐形的污染物一样。我们必须看到每个堵塞全球系统的尝试，每个运动，每个暴动，每次造反，都如企图停止时间的垂直的力量，让它改道走向致命性稍低的方向。

4. 论调查

所有革命前景的消逝，不能由抗争的薄弱来说明；而是缺乏可信的革命远景解释了抗争之所以薄弱。我们沉迷于革命的政治理念，忽视了技术层面。革命的前景不再是关于社会的制度性重组，而是世界的技术结构。如此，它是此刻勾勒出的线，不是浮动在未来的影像。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拥有愿景，我们必须将世界无法持续下去这个判定，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欲望结合在一起。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持续下去，人们首先需要依靠物质，以及一个社会机器的良好运作来生存。我们需要拥有组织这个世界的深厚技术知识；它容许我们将主导的结构拿走，容许我们可以保留必要的时间，在物质以及政治层面上组织脱离灾难，同时不受贫困和生存的紧急性所烦扰。说得简单点：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停止以及破坏核电厂，而又有一些人想永远存留核电厂当作一门生意，那么渴望粉碎国家的念头只会引人讷笑；当群众造反只会带来福利、食物、能量的贫乏，那么一场关键的群众运动将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细心的调查研究，我们需要跟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具有策略性技术知识的人交谈。只有如此运动才可以真的「堵塞一切」。只有如此，才能释放出另一种对生活的实验热情，一种对技术的热情，来改变对于科技的全面依靠。这个知识累积，以及融洽各行各业的过程，是要从大众层面认真的回到革命问题的条件。

马里奥·特隆迪{13}写道：「征服工人运动的不会是资本主义，而是民主。」它另一个被征服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成功的吸纳工人力量。工人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跟任何其他受薪者一样被老板剥削，而是他对整体生产技术的掌握。他们拥有科学而又大众化的技能，正是这种充满热情的知识构成了工人世界的富有，之后资本觉察到这个潜伏的危险，而决定将工人变成操作者、监察者和机器维修者。尽管如此，工人的力量仍在那里：知道系统怎样运作的人同样也可以摧毁这个系统。不过，没有人可以单独掌握现时系统再生产的所有技术，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够做到。如今，欲发展革命力量就是要连接所有世界与革命性必要的技术，集合所有的技术智慧，构成一股历史力量，而不是治理系统。

二〇一〇年秋天，法国反退休金改革失败给我们上了一课：如果法国劳工总会操控了整个斗争，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理解这个计划。本来运动的重心只要堵塞炼油厂这个霸权的行业便足够。然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行决定游戏喊停，重新打开炼油厂的阀门，松缓国家的压力。这个运动缺乏的仅仅是对这个世界物质运作最低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散布在工人手中，集中在几个工程师的光头里，当然另一方面也在一些阴暗的军事机关里。如果人们懂得如何破坏警察催泪弹的供应源，或者如何中断一天的电视宣传，控制电力管理，可以肯定运动不会结束得这样可悲。我们要明白，这个运动主要的政治失败在于将决定谁能有燃料而谁不能的策略性特权，以省级征用的方式拱手给了国家。

一位美国大学教授恰当地指出：「如果今天你想要摆脱某人，那你必须瞄准他的基础建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空军不断发展「基础建设战」的主意，视最普通的民用设施为最佳的目标来使敌人屈膝。这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策略性的基础建设变得越来越机密。对革命力量来说，如果不懂得如何在必要的时刻令对手的基础建设为了自己的利益运作，仅知道堵塞并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如何破坏科技系统意味着要实验，要同时建立取代它的技术。回到地面，首先便是要在生活中不再无视我们得以存在的条件。

谷歌滚出去

当我们在应对灾难时都联想到一些相同的字眼：链接、网络、自我组织，当脸书档案比本人更可信，表示新的通讯技术已被大量应用，某种思考及治理的方式正逐渐取得主导。而且，这种新的治理科学都是由同一批工程师和科学家建立起来的。

1. 没有「脸书革命」，只有治理科学、控制论

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没有很多人知道，但值得一提，推特的前身是一个名为TXTMOB的程序，是在二〇〇四年反对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抗议期间，由一些美国社运者发明，利用手提电话来自我组织的工具。约五千多名示威者用这个程序来实时分享行动决定以及警察移动的信息。两年后推出的推特也有类似功能，例如在摩尔多瓦，二〇〇九年伊朗的社会运动中，推特成了组织起义者——特别针对独裁者——的必需工具而流行起来。二〇一一年英国出现暴乱时，一些记者仅根据逻辑便虚构说，这场暴乱依靠推特从运动中心托特罕区扩散了出去。事实上，这些暴乱者选中的沟通工具是银行和跨国公司高层使用的黑莓手机和加密电话，而英国情报机关并没有破解的工具，因为一班黑客入侵了黑莓的网站，阻止黑莓和警方合作。如果推特这次真的有帮到自我组织，那也只见于由市民自我组织的清道夫们，他们清扫以及修理因为对峙和掠夺造成的破坏。这场暴动通过CrisisCommons接替及协调。CrisisCommons是「一个让志愿者可发展和使用来对付灾难，以及加强应对危机冲击的网络工具」，当时有一群法国的左派将之与太阳门的「愤怒者」组织对比。这个组合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组织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加速重建秩序，另一方面是要让几千人在面对警察不停的骚扰下依然可以占领以及生活。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两个实时的、连接的、市民的行动。这些西班牙的「愤怒者」当中不可忽视的一群自从15M开始便坚信着连接的公民乌托邦。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信息的社交网络不仅加速了二〇一一年的运动，而且为新类型的政治组织(抗争及社会)建立了根基：一个连接的、投入的、透明的民主。有此一「革命者」因为这和杰瑞德·科恩有同样想法感到不快。科恩是美国政府的反恐顾问，在二〇〇九年的伊朗「革命」推特面对审查时，他联系以及要求推特仍维持运作。科恩最近跟谷歌总裁艾立克·施密特合写了一本冷冰冰的政治书《新数码时代》，第一页就让我们看到对于新通讯技术中的政治功效令人感到困惑的句子：「因特网意味着历史上最丰富的无政府经验。」

「在的黎波里、托特罕或者华尔街，人们抗议现时的政治的失败，以及选举系统所给承诺的贫乏的可能性……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其他权力中心化的机构失去了信心……将民主系统仅限制为投票不再具有说服力。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普通人可以参与维基百科；在线上或者现实里组织示威，好像埃及和突尼西亚的革命，或者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挖掘由维基解密泄露出来的外交机密。让我们一起远距工作的技术也给了我们更多可自我组织的希望」。这段话不是出自一个「愤怒者」口中，就算是，那么他/她长期扎营的地方必然是白宫办公室。她就是贝丝·诺维克，领导着欧巴马政府的「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计划。该计划视政府的功能为链接市民，以及将搁置在官僚机器内的信息公开。所以纽约市长说：「以为政府知道什么对你们最好的这种由上而下结构已经过时。这个世纪的新模式是基于共同创造以及合作。」

一点也不意外，「开放政府数据」的概念不是由政客而是由资讯工程师（特别是自由软件的狂热捍卫者）来解释，他们引用美国国父们的目标「每个市民都有参与政府运作的份」。政府在这里被简化为组织者或者促进者的角色，最终则是「市民行动协调的平台」。这预设了政府跟社交网络是平行的。纽约市长问：「城市如何可以被理解为和脸书和推特的应用程序接口（API)生态系统一样？」 「这必须容许我们生产一种治理经验，它更集中在使用者身上，因为问题不只是消费，而是公共服务以及民主的共同生产」。就算我们将这些来自硅谷、有点头脑过热的论述当成胡言乱语，这起码也显示政府的运作越来越偏离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治理意味着确保人与物以及机器的互相链接，以使信息自由流通，也即是说生产透明、可控制的信息。虽然大部分的国家机器还在想方设法控制，有些活动已在外部完成。脸书远不是治理的新模式，它在现实中早已扮演了这个角色。革命主义者使用脸书来集结群众的事实只证明了我们可以在某些地方利用脸书对抗脸书，对抗它的警察任务。

今天资讯工程师被引进总统府以及全世界各大城市的政府，不是闲坐而是宣告新的游戏规则：现在行政机关要跟可以提供同样服务的供应者竞争，但不幸的是这些供应者比它快几步。《新数码时代》建议用云端服务来确保政府的服务不受革命影响，以及使用智能型手机应用程序来取得地籍管理服务，它评论：「在将来，人们不只储存数据，他们诸存政府。」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现在谁是老板的话，它总结：「政府会垮台，战争会摧毁基础建设，但虚拟的机构会幸存。」谷歌在其看似「清白」的界面以及罕见的高效率搜寻器底下隐藏的是一个政治计划。一个企业派遣团队到每个城市的每条街上绘制地球,这不会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人们只会绘出自己想占有的。「Don’t be evil」（编注：谷歌企业的格言）任你干吧。

在覆盖祖科蒂公园的帐篷下，以及在纽约市高空的办公室里，当应对灾难时，所有人都想到同一些字眼：链接、网络、自我组织。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令人不安的，这意味着新的通讯技术在同一时间被应用，它们不只是在地球上编织自己的布景，而且也编织着我们生活世界的质地，某种思考以及治理的方式正在取得主导。或者，这种新的治理科学的根基都是由同一批开发这些技术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建立。历史如下：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完成美国军方的工作后，在一九四〇年代建立一门新的科学以及对人类的新定义，包括他跟世界及自身的关系。贝尔实验室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克劳德·夏农关于取样和信息测量的研究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也有很重要影响，而他也有加入这个行列。意料之外的，同样加入的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他在二战期间于东南亚为美国情报组织工作，也是高雅的LSD{14}爱好者，以及位于帕罗奥图惠普实验室的创始人。另外还有粗犷的约翰·冯·诺伊曼,公认的信息科学奠基文献《EDVAC报告书第一份草案》编辑，赛局理论(Game theory)的发明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有决定性影响)，也是反苏联的防核弹袭击计划的参与者，他在计算日本投放核弹最佳位置之后，毫不疲累地参与了美国军方以及当时还很年轻的CIA多项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人不仅对于发展新通讯技术以及信息处理的贡献都不可忽略，同时更建立了维纳所谓的「控制论」的「科学」奠基。一个世纪前，安培将这个词定义为「治理的科学」，所以这是治理的艺术，虽然它的来源已差不多被遗忘，但是这些概念根深蒂固，如同人们在地面上铺的通讯管道一样散开了，灌溉着计算器科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管理或认知科学。

自从二〇〇八年起，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突然、出乎意料的「经济危机」，我们只见到政治经济作为治理艺术已经破产。经济不曾是一个现实或者一门科学；它只是在十七世纪时作为治理人口的艺术而诞生。如果要避免暴动，必须避免饥荒以及生产财富来增强君主的力量——这也是「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哈密尔顿说：「治理最安全的途径便是跟从人们的利益。」治理的意思是，只要确立经济的「自然」法律，让它和谐的机制自我运作，通过操纵利益来推动人民。和谐、操作的可预见性、光明的未来、参与者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某种信心以及「信用」。然而正是根据永久危机的管理彻底粉碎了这些古旧的治理实践基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大型的「信心危机」里，而是信心的尽头，政府已经不需要它了。通过收集以及计算分析人们的数据，以控制和透明作为主导原则，它实时的预见了主体的行为，它不再需要人们的信心，也不需要令人们有信心：有必要的只是足够的监视。正如列宁所言：「信心，不错；控制，更好。」

西方对于自身以及自身的知识、语言、理性、自由主义、主体、世界的信心危机，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末；危机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各个范畴展开，控制论就在这个现代性的伤口上发展起来，被用来作为西方存在以及治理危机的特效药。维纳预测：「我们都是在注定死亡的星球上遇难的人……在沉没中，人类的规则和价值没有完全消失，我们需要从中抽 取最好的部分。我们将被吞没，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视之为配得上我们的伟大。」控制论的治理性质是末日论的。它的终点是要通过信息不受拘束，透明并且可控的流通，在局部内防止世界自发产生的熵的 (encropique)、无序的运动，以及保持秩序、隐定性，以及——谁知道呢？——系统永恒的自我调节。维纳相信「通讯是社会的基石，文明的永恒或者堕落，都视乎那些保持通讯自由的人。」如所有的过渡时期，从经济治理到控制论经历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现在打开了一个治理可能被击溃的历史天窗。

2. 向Smarts宣战！

在一九八〇年代，特瑞·温诺格拉德，谷歌的创建者之一赖利·佩吉的导师，以及费尔南多·弗洛雷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前经济部长，论及信息的概念时写道，它是「本体的秩序。它介入我们文化传承的背景，将我们推出生活的惯常之外，深远的影响了我们存在的方式……它是必然反身体性和政治性的。」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描述控制论。正式来说，我们还是处于古旧的西方二元论的范式治理下：主体与世界，个体与社会，人与机器，灵魂与身体，有生气与无活力；这些都是仍被常识认同的差异。事实上，控制论化的资本主义基于一种本体论，以及一种人类学操作，并为它们保留革新的可能。西方的理性主体，清楚自己的利益，渴望要操控可治理的世界，让位给控制论的概念：没有内在的存在，失去自己的自己，没有自我的自我，突发而且多变，由它的外在以及各种关系所构成的存在。一个武装着苹果iWatch的生物，由外部环境，由它的每个行为所产生出来的数据，来明白自己。一个想要控制、测量以及绝望地最优化它的行为、情感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最先进的控制论的观念里，已不再有人，不再有环境，而只有一个系统存在，它是信息化的复杂系统以及自我组织程序中枢的一部分；人们用印度佛教的思想来解释这个存在，比用笛卡尔的更有效。维纳在一九四八年进一步指出：「对于人类，生存等于投入一个世界性的通讯系统。」

如政治经济在工业国家内生产了可管理的「经济人」，控制论同样也为自己生产了这样一种人性。一种被贯穿它的流所掏空，被信息电子化，被数目不断增加的装置钉在世界里的透明人性。一种无法与由他和他的行为所构成的科技环境相分割的人性。这便是当今治理的目的：不是人，也不是利益，而是它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的模型便是智能型城市。智能型是因为它靠传感器生产了其实时处理可以容许自我管理的信息。智能型因为它生产，同时也被智能型的居民所生产。政治经济根据让人们自由的追求利益来管理，控制论则是通过让他们自由沟通来控制。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最近这样总结：「我们必须在可控的框架内重新发明社会系统。」

最令人吃惊以及最现实的未来都市不是IBM派发给市政府的宣传册子里所销售的对水、电、道路流动的控制。而是它的出发点正是要「抗拒」这种乔治·奥韦尔描述的城市，而要与居民（至少是那些常联机的）一起合作创造的「智能型城市」。另一名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旅行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欣喜地见到它的首府正逐渐变成一个「Fabcity」（编注：Fabcity来自于自造者运动，Fab指Fabrication和Fabulous）:「坐在巴塞罗那的中心，我见到一座新的城市的出现，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各种工具，城市变得完全自主。」市民不再只是属下阶层（Subalterns)而是smart people；如其中某人说他们是「想法、服务、解决方法的接收者以及生产者」。在这个想象里，都市并不是因为一个中央政府的决定以及行动而变得smart，而是当它的居民们「找到新的方法生产、连接以及赋予意义给他们自己的数据」，一个「自发的秩序」就会出现。因此一个有弹性、抗冲击的都市由此产生，足以抵抗任何灾难。

在未来主义者关于人和对象连接的承诺背后，当汽车、冰箱、手表、吸尘器以及假阳具都直接的彼此连接，并接入因特网，我们见到最多功能的传感器——我自己——正在运作中。「我」分享我的地理位置、我的幽默、我的意见、我当天的有趣的无趣的见闻。我跑完步就立刻分享了我的路线、时间、表现以及自动评估。我将我度假的照片、夜生活的照片、暴动的照片、同事的照片、我要吃的还有我要操的照片全部当作表演。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又生产了不少数据。无论我工作与否，我的日常生活就好像信息库存一样还在等着增值。我不断地改善算式。

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充满热情地说：「谢谢这些散布在各处的感应器网络，我们能拥有跟神一样的视觉。这是我们首次可以精细描绘出人们日常生活里的行为。」这些巨大的数据库正是政府的食品储藏室。通过翻查在这些由彼此相连的人类日常生活以及持续更新的数据库，它寻找一些相关性（correlauon）。这些相关性不是要回答普遍定律的问题，也不是「为什么的问题」，而是「何时」、「什么」、一些特定时空的预测，以及预言。控制论所宣称的目标是要管理不可预测的，治理不可治理的，而不是要摧毁它们。控制论式的治理不再是好像政治经济的时代根据预测来行动，而是直接地作用在潜在性、在可能性的结构上。洛杉矶的警察在几年前装备了一个新的软件叫「Prepol」。它根据大量统计资料来计算每个地区、每条街可能会出现罪案的概率。这个软件以实时更新的概率来安排警察在城市里的巡逻。一名控制论的先驱于一九四八年在《世界报》写道：「我们可以梦想有一天治理机器将会——没人知道这是好是坏——弥补今天领导人以及日常的政治机关的明显不足。」每个时代都有梦想，哪怕前者的梦想成为后者日常的噩梦。

个人资料的搜集目的并不是要贴身跟踪每个人。渗透进个体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是要以大量的数据来做统计，更甚于为每个人量身订做一个档案。更经济的做法是根据大量个人档案里的共同特征，以及概然性的发生来做相关性统计。他们对现下的以及完整的个体没有兴趣，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容许他们决定潜在的逃逸路线的东西。他们之所以有兴趣监视个人档案、「活动」以及虚拟性，是因为统计数据不会造反；而人们只要不是被锁定，都可以假装没有受到监控。当控制论式治理已根据新逻辑运作，它的主体却继续以旧的范式来思考。我们仍相信「个人」数据属于我们，就好像汽车、鞋子一样，我们让谷歌、脸书、苹果电脑、亚马逊网络书店或者警察存取我们的信息只是实践「个人自由」，而看不到相对于那些拒绝这些的人因此被视为可疑分子或非正常人。《新数码时代》预测：「我们认为在将来，还会有一些人抗拒使用新科技、拒绝拥有虚拟个人档案、数字电话， 或者跟在线数据系统有任何接触。」对他们来说，政府大可怀疑完全不用这些东西的人，肯定隐瞒着某些东西，以及有可能犯法。如反恐的标准一样，政府会为这些「隐藏的人」建立档案。如果你在任何社交网站上没有任何档案或者没有移动电话服务、网络上很难找到你的数据，你很有可能会被建立一个档案。一系列的措施可能会立刻施加在你身上，包括在机场对你仔细搜查，或者甚至不能前往某些地区。

3. 控制论的贫困

安全系统认为脸书个人档案比藏在后面的个人更可信，这足以表示我们仍称之为「虚拟」和「真实」之间的孔隙度。世界的加速数据化有效地将以往那种对立的思考方式——联机的世界与物理的世界，数字空间和真实——变得无力。山景城（编注：位于美国加州的一座城市，是硅谷主要的一区，总部设于此城的公司包括谷歌、Mozilla等）的人说：「看看Android、谷歌电邮、地图、搜索引擎，都是我们做的。没有这些产品，人们没法生活。」好几年来，无处不在的互联物件，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某种幸存的反射动作。有些酒吧的待者驱逐了使用谷歌眼镜的人——但不得不说这些人很潮。他们发起了定时脱机活动(每周一天，一个周末，一个月)以测试对技术对象的依赖程度，以及重新拥有一种「真实」的体验。这当然注定失败，关闭智能手机，和家人在海边共度周末首先是一种脱机体验；也就是说，他们仍期待重新联机和分享到网络上的那一刻。

然而，长远来看，当西方人与世界的抽象关系被表达在各种电子玩意中，在虚拟的再生产宇宙中，通往在场（Presence）的道路被吊诡地重新打通。如我们和所有一切分离，我们也将与我们的分离。大规模的科技灌输，最终将使我们拥有为一朵没有像素的金银花的赤裸存在而感动的能力。我们需要各种屏幕介入我们和世界之间，这些屏幕让我们藉由对比，重新感受这个感性世界里无法比拟的光泽，和惊叹眼前的事物。我们需要上百个跟我们不相干的「朋友」在脸书上按赞，让日后可以嘲笑自己、来重新回味友谊。因为没法制造出和人类相等的计算机，人们决定削弱人类的体验，直到生活的吸引力等同于其数字仿真。想象一下，想将社交网络上的存在变得吸引人，必须先制造出什么样的人类荒漠？同样的，旅行者必须让位给观光客，但观光客其实只要付钱就可以在家中环游世界，而一丁点的真实经历便会使 这种虚幻的把戏破灭。最后是控制论的可悲击败了自己。对于超个人化的一代（社群网站便是他们基本的社会性），二〇一二年魁北克学生的罢课让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单单一起集会游行就具有反抗力量。如果不是反抗的友谊冲击了警察的徽章，他们将不会互相邂逅。这些捕鼠器不能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变成了一种共同体验的方法。如佐治奥·斯沙哈努在他的《生存手册》里预测的一样：「自我的结束便是在场的开始。」

黑客的优势在于，他们认识到了这个被称为虚拟的宇宙的物质性，如Telecomix（以协助叙利亚人绕过国家对网路通讯控制而著名的组织）的一名成员所说，如果黑客比他的时代走得更远，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个新工具（因特网）是虚拟的世界，而是物理现实的延伸。」更明显的是，现在黑客运动已经走出屏幕到「黑客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剖析、改动、修理软件和硬件。DIY的延伸以及网络化席卷了多个领域，包括改造对象、街道、城市、社会，甚至生命。其中一些病态的进步人士热情地推动一种基于「分享」的新经济、新文明。只是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已脱离过往的工业枷锁，将「创造」价值化。经理们鼓吹促进原创的自由化，推动创新计划、创意、天才，甚至是离经叛道的人——他们说：「未来的企业必须保护离经叛道的人，因为他们有创意也有能力在不可知中创造出理性。」今天的价值不在于商品的新功能，也不在于它令人渴望或者有意义，而是它给予消费者的体验。那为什么不索性将创造的过程——终极的体验——也给消费者呢？在这方面，黑客空间以及Fablab成为人们可以实现这些「消费者——创新者」的「项目」，以及让「新市场」出现的空间。旧金山的Techshop公司想要发展一种新健身俱乐部，人们只要「每周都出现来维持、创造以及发展项目」就可以换取一年合约。

美国军方在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Cyber Fasr Track」计划内赞助类似地方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令黑客空间遭受指责，被指责的其实是它们被吸纳到自造者（Maker）运动，这些人们可以一起建造、修理、修改工业对象基本用途的空间，变相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无数次重组。那些用来建立村庄的工具，如「开源生态学」的五十多部可调节机器——拖拉机、冲床、混凝土搅拌机等——以及DIY的住宅组件，本来可以有其他的用途，而不是好像为了创办人的梦想建立一个「有现代舒适感的小文明」，或者创造「整体经济」、一个「财经系统」，或者一个「新的治理」，像是其当前精神领袖所梦想的一样。在大厦天台或者工业废地的城市农业——例如在底特律的一千三百座小区花园，本来可以有其他目的，而不只是参与复苏经济或者「恢复废置区」。匿名者/LulzSec（编注：Lulz Security的简称，二〇一一年成立的黑客团体，曾经成功袭击美国中情局和参议院）对警察、银行社会、多国情报组织或者电讯机构发起的袭击本来也可以被更佳利用。如一个乌克兰的黑客所说的「当你必须关心生命的时候，就快点停印3D对象，我们必须生出另一个计划。」

4.技术反对科技

这里我们碰上了著名的「技术问题的追问」{15}，今天革命运动的盲点。一个不用记住名字的人论法国悲剧时写道：「一个由拥戴技术的精英统治着、对技术恐惧的国家」，如果这一点跟整个国家不符的话，起码对于某些激进圈子来说是正确的。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在霸权这个隔代遗传的倾向上，还加上了技术解放人类这个想法；而大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后无政府主义者则舒适的将就于当自己是小众或者受压迫的小众的位置，对「技术」持普遍的敌对的态度。我们可以带点夸张地描绘这个倾向：相应于拥抱机械化有机体（Cyborg）以及由连结在一起的诸众发起电子革命的内格里主义者，一些反工业主义者将对发展以及「技术文明灾难」的批判变成为一种有收益的文艺类别，一种小众的意识形态，足以用来取暖，但想象不到任何革命的可能性。技术爱好者和技术恐惧者基于一个不真实的说法而变成邪恶的一对：存在着一种东西叫技术，他们以为可以分开什么是技术的和什么不是技术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只要瞧一瞧刚出生什么都不会的婴儿，到他们学会走路和说话，我们就能察觉他跟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天生赋予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过程。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必然是人工性的，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技术(Techne)。每个人类世界都是技术的集合，这包括烹饪的、建筑的、音乐的、精神的、资讯的、农业的、色情的、战争的技术等等。这也解释为什么人类没有基因性的本质：有的只是不同的技术，每种技术构成一个世界，物质化某种与世界的关系，某种生命的形式。我们没有「建构」一种生命形式，我们只是将技术和我们搅合在了一起，例如运动或者学习。这也是为何我们很少会觉得我们的世界是「技术的」：因为这些构成它的人工对象已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只有我们不认识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是奇怪的人工产物。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世界的技术性质只会在两种情况下被明显察觉：发明，以及「坏掉」。只有当我们有新发现，或者当一个很熟悉的部分突然找不到、坏掉或者不能运作，生活在自然世界的幻觉才会在相反的证据面前破灭。

我们不能认为技术是人类可以使用它而不会反过来受它影响的工具。每件工具都构成并具体表现了某种与世界的特定关系，而这些如此打造出来的各个世界彼此并不相同，也不比置身其中的人类彼此之间更相似。而且，不单是这些世界之间彼此不同，它们之间也没有等级秩序。不会有一个工具比另外一个更「高级」。因为它们各自是不同的；它们有不同的进化过程以及历史。如果要将世界阶级化，需要引进一种准则，一种允许将不同技术分类的隐蔽准则。对于发展或进步，每种准则都只是技术可量化的生产力，跟每种技术所带来的伦理，以及它所产生的感性世界没有关系。这解释为什么只有资本主义的进步、为什么资本主义是对世界的不断破坏。同样也不像马克思所想的，因为技术生产了世界以及生命的形式，所以人类的本质就是生产。技术爱好者以及技术恐惧者没有见到的是：每种技术的伦理性质。

我们必须附加一句：这个时代的噩梦不是「技术的时代」，而是「科技的时代」。科技不是技术的完善，而是人类对不同技术的征用。科技是将最有效的技术系统化，继而是世界以及每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整平。科技是对不断地自我实现的技术的论述。同样的，庆祝的意识形态是真正庆祝的死亡，邂逅的意识形态是邂逅的不可能，科技是所有技术的中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科技性的；它将最具生产力的技术有效的组织到一个系统之中。它的主要角色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工程师。工程师是专业人士，是技术的主要征用者，他不受任何技术影响，同时将他自身世界的贫乏散布到各处。工程师是个悲哀且奴隶性的角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便在工程师文化中达成了共识。工程师们设计了大部分新古典经济模式，和当前所用的股票贸易软件。不要忘了勃列日涅夫的光荣名号是因为他曾经是乌克兰冶金业的工程师。

黑客的形象在每一方面都与工程师对立，虽然同时各种行业，如艺术、警察、企业也企图将其中立。工程师寻求使所有技术能更加顺利的运作，并且为系统服务，黑客通过追问「怎样运作？」来寻找缺陷，与此同时也发明其它用途以及实验。实验意味着：领会每种技术伦理中所包含着的东西。黑客们从技术系统中将技术抢夺过来以释放它们。如果我们是技术的奴隶，这恰好是因为我们特别管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人工产品叫「技术」，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它们只是黑盒子，而我们是无知的使用者。使用计算机来攻击CIA足以说明控制论并不是计算机科学，如同天文学不是望远镜的科学一样。明白我们身边的任何器材怎样运作立刻增强了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掌握它们，不再仅仅将其视为环境，而是一个具有某种设备而我们又可以改造的世界。这就是黑客的世界观。

近几年，黑客的圈子走过了一条政治化的道路，敌我开始分明。然而在它成为革命性的过程中有着不少显著的障碍。在一九八六年，克罗斯博士写道：「无论你知道与否，如果你是个黑客，那你就是一个革命者。不要慌，你站在对的一边。」我们不肯定这种泾渭分明是否还如实。在黑客的圈子里有一种根本性的幻觉，它将「信息自由」、「网络自由」或者「个人自由」与试图控制它们的力量对立。这是个严重的误会。自由与监视、自由与环形监狱，都来自同一个治理范式。从历史上来说，控制的无限延伸是经由个体自由所实现的权力形式的结果。自由主义的治理并不是直接施加在主体身上，或者等待着类似子女对父母般的服从。它是躲在后面的力量。相对于直接施加在身体，它更倾向于设置空间、支配利益。这是一个以最低程度进行警戒、监视以及作用的力量，只有当框架受到威胁或者主体脱离控制时它才会出动。它只治理自由主体，并且以群众的形式来治理。个人自由不是我们可以用来要挟政府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政府运作的机制而已，它以最微妙的方式进行着，以便将所有自由集合起来，以达到预期的群众效果。秩序来自无序。政府便是这样的秩序，人们服从它就「好像人们因为饿要吃东西，因为冷要穿衣服一样」，就连我在追求幸福，实践「言论自由」时，我也在一起生产这种奴隶性。一名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说：「市场的自由需要一种活跃而且特别警觉性的政治。」对于个体而言，没有监视便没有自由。这是幼稚的自由主义者永远不会明白的；因为这种无知，不少黑客都受自由主义者的愚昧引诱。对于一个真实自由的存在，我们不会说它是自由的。它是，只是因为它存在，遵从自然的发展。但我们会说成长在一个完全受控制、被围起来、文明化的环境里的动物是自由的（在人类规定的公园里，例如野生动物园，它们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英语的Friend （朋友）和Free （自由），德文的Freund和Frei，来自同一个印欧语系的字根，意为一种增长中的共同力量。自由与连结是同一个东西。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有所连结，因为我存在于一个比我自身更广阔的现实。在古罗马，市民的孩子是Liberi：经由他们，罗马在成长。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个人自由是一种讽刺，一种欺骗。如果想要真的对抗政府，那么黑客就要放弃这种盲目的崇拜。提倡个体自由是要防止人们建立更强的群体，发展出超于一系列攻击的真正策略；也就是要使他们不能与其他的一切连结在一起，无法成为一股历史力量。一名Telecomix的成员提醒其他同伴「有一点肯定的是，你生活的地区都是由一些你想遇到的人在捍卫。他们都在改变世界，不会等你。」

另一个对于黑客运动的挑战，如每次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周年大会所发生的，就是在内部划一条线来分开谁站在政府那边以获得更好的治理，以及谁想要废黜权力。是时候要选择站哪一边了。这是阿桑奇回避的基本问题，他说：「我们，这些做高科技的，是一个阶级，现在是时候承认了。」法国最近不知所谓地开了一所大学要培养「有伦理的黑客」，由国内安全总局（DCRI）监督，以教育一批人出来与真正的黑客——那些没有拒绝黑客伦理的人——对抗。

这两个问题出现在一个令我们感动的事件中：匿名者/LulzSec的黑客在发动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攻击之后，最终他们被捕时，与杰洛米•哈蒙德一样独自受压迫。二〇一一年圣诞节那天，LulzSec攻陷了一家跨国情报公司Stratfor的网站，在首页贴上了《革命将至》的英文翻译，并且在其客户的账户中转了七十万美元给慈善机构作圣诞礼物。在他们被捕前或者之后我们都不能做些什么。当攻击类似目标时，当然单独或小组行动比较安全（虽然并不代表能避免警方的渗透），然而这一次却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些攻击是如此政治性的，与我们党的全球性行动如此接近，但最后却被警察定性为私人罪案，可能被送进监狱蹲个几十年，要么被迫成为政府的告密者。

让我们消失吧！

激进主义者开始与自己的论述和实践、目标与自我隔离脱节，他们并不是在建立真正的革命力量，而是在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这种让他们僵化的恐惧，让他们害怕不够激进就跟不上潮流。但这种姿态不足以创造策略——一个姿态是否具革命性，在于它所产生的影响。真正缔造革命者才是革命主义者。

1. 奇怪的失败

经历过二〇〇八年雅典的运动，就会明白「起义」这个词在西方的大都会意味着什么。银行遍地都是碎片，警察局被包围，整个城市在起义者的手中。在高级购物区，人们甚至放弃修补被打碎的玻璃窗，之前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做。没有任何警察秩序下的「正常状态」可以在火焰与石头的浪潮中丝毫无损，纵火者、投石者无所不在，而代言者则不存在——人们将火一直点到宪法广场的圣诞树。到了某一刻，维持秩序的力量已消失，因为没有足够的催泪弹。很难说到底是谁占了街道。人们说是「六百欧元的一代」、「中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激进主义者」、阿尔巴尼亚移民「流氓」，他们都在胡扯。而媒体则一如既往地谴责「穿套头运动装的人」。无政府主义者早已被这场没有脸孔的激情浪潮淘汰。他们以前所垄断的野性的蒙面行动，充满激情的标志，甚至是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专利也已毫不客气地被抢走。这个他们不敢梦想的暴动就在眼前，但发起者并不是他们。一个不知名的东西，一个egregore{16}已诞生，只有当所有存在物都化为灰烬，它才会平复下来。时间在燃烧，我们以被偷走的未来作为代价粉碎了现在。

之后的几年里，希腊教会了我们在一个西方国家「反起义」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当浪潮过去，一些在运动期间成立的群体，从城市到小村庄，试着延续十二月份的运动所打开的缺口。有些人抢掠超级市场的收款机、拍摄焚烧战利品的影片；有些人因为朋友在外国被警察滋扰而袭击该国领事馆。有些人则决心效仿七〇年代的意大利，发动更高层次的袭击，以炸弹或者武器瞄准雅典的股市、警察、国家部长或者微软的总部。如在七〇年代一样，左派颁布了新的「反恐怖主义者」法令。围剿、逮捕、起诉暴增。我们的运动一度被简化为反「镇压」。欧盟、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希腊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取得同意，要希腊为这场不可饶恕的暴乱付出赔偿。我们永远不该低估富人对穷人不逊的憎恨。他们决定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让整个国家屈膝。这些措施将逐渐展开，其暴力程度并不低于暴乱。

在工会的呼吁下，十几个针对这些措施的总罢工出现。工人占领了政府总部，市民占领了各区的政府办事处，大学的一些学系以及被「牺牲」的医院决定自我组织，然后便有了「广场运动」。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我们五十万人走遍了雅典中心。人们多次试图烧掉国会。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人们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来反对大型的紧缩计划。这个星期天，整个希腊，退休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务员、工人以及流浪者都上街游行，几近暴乱。雅典市中心又再次起火，这一晚达到了狂喜和疲惫的极点：运动察觉到它的力量，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运用。过去几年来，尽管有成千上百次的直接行动，多次的占领，上百万的希腊人上街，但是在「危机」的当头棒喝下，暴动的醉意已消失。热量仍潜伏在灰烬中；运动找到了其他的形式，例如合作社、社会中心、「直接（不经中间人的）交易网络，甚至是自治的 工厂和健康中心；它变得越来越有「建设性」。这只意味着，我们失败了，我们党在过去几十年里最具攻击性的行动因为债务、监狱以及破产而被击破。那些捐赠的二手衣服不会使希腊人忘记这些反起义的措施曾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权力可以摇摆不定，有时给人它即将消失的印象；它可以挪移对垒的阵地，出奇不意地制胜。人们以这个理由来敲诈希腊人：「要政府还是要混乱」；他们既有政府又有混乱。而奖利品是贫困。

相比较其他地区，希腊拥有最强的无政府主义者运动，也有被治理着的停滞不前的人民。希腊是已破产的国家，也是我们起义失败的研究案例。包围警察、砸烂银行以及暂时性的使政府垮台，还不是废黜权力。希腊教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胜利，我们只会被征服。仅有起义的决心是不足够的；我们有太多的困惑。而研究失败起码让我们能消除一些困惑。

2. 和平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令人受不了的一对

西方四十多年来成功的反起义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挛生的缺陷：和平主义与激进主义。它们同样有害，并组成了冷酷的搭配。和平主义自欺欺人，将公共讨论和大会吹捧成理想的政治模式。也因为这个，广场运动没有办法演变成其他的东西，只能成为无法超越的起点。要掌握政治是什么，除了经由希腊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但这次是古希腊。说到底，政治，是古希腊人发明的。和平主义者讨厌去回忆，古希腊人是为了延续战争而发明了政治。城邦大会源于战士聚会。发言的平等来自面对死亡的平等。雅典的民主是重甲兵的民主。人们是市民（但不包括妇女和奴隶）因为他们也是士兵。在一个像希腊一样争斗激烈的文化里，辩论就像士兵对峙的情景，上场的是市民，语言是战场，游说是武器。希腊文「Agon」的意思是「集会」也是「比赛」。一个完整的希腊市民是以武器以及辩论取得胜利的人。

古希腊人视集会的民主以及有组织的杀戮战争为同一姿态，两者相互肯定。人们只记得古希腊人发明了前者，是因为忽略了它与队列式战争的关系——这种形式的战争以单纯和简单的纪律，以及个人对全体的绝对服从，取代了技巧、英勇、功勋、个人的力量和天份。当波斯人见到这种战术如此有效，但同时将步兵的生命视为无物，他们大有理由判断它为野蛮，后来许多西方军队想要粉碎的敌人都作如是想。那些站在队列前排，在亲友眼前被凶狠屠杀的雅典农民，同时也是在古希腊的城邦立法会议里活跃的市民的另一副面孔。铺满古战场的尸体毫无生气的手臂，是那些在立法会议踊跃举起的手臂的必要条件。希腊的战争模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根深蒂固，人们几乎忘了当重装步兵将胜利判给其中的一方时，重点是谁在这个决定性的冲击中杀了最多人，而不是谁让步避免伤亡。古中国发明了兵法来减少伤亡，来避免对抗，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虽然取胜之后会消灭全体敌人。「战争=武装对抗=杀戮」这个方程式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根本上是西方二千五百年来对战争的畸形定义。无论那叫「不规则战争」、「心理战争」、「小战争」或者「游击」都是在他处的战争标准，都是这个畸形概念呈现的某种面相而已。

诚恳的和平主义者，不单是在合理化自己的懦弱，同时也在他想要斗争的现象上犯了两次愚蠢的错误。战争非但不是武装性的对抗或者杀戮，而且也是他口中吹捧的大会政治的模式。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两次世界性的纠纷，以及一次全球性的反恐战争，让我们晓得如何以和平的名义去掀起最血腥的灭绝杀戮。战争的号角事实上只是幼稚或者无力的去拒绝承认他者的存在。战争不是杀戮，而是支配各种力量接触的逻辑。它无处不在，以无数种形式存在，而最常见的形式是和平。如果世界是多样性的，如果生命形式之间有无法简化的差异性，那么战争是它们在地球上共同栖息的律法。没有什么能预言它们相遇的结果：对立的事物并不存在于分隔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是已被赋予确定身份的个体（如角色的社会治理所需要的），而是各种力量互相角力的场所，其中相继的发展只是暂时性的平衡，那么我们必须认识战争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如雷内•杜马勒所说的神圣战争。和平与其说是可能，不如说是可欲的对象。纠纷是存在的内涵，余下的是去学习掌握它的方法，那是生活在这些处境下的艺术，了解存在的细腻以及多变性，而不是意图摧毁异己。

和平主义要么是一种彻底的虚伪，要么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信仰。想想就连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区分朋友和敌人，要不然我们会因罹患癌症或其他自身免疫的疾病而死。再说，我们也真的会因癌症或者其他自身免疫的疾病而死。策略性的拒绝对抗只是战争的计谋，例如，我们明白为何墨西哥瓦哈卡州的公社立刻自称和平主义。这并不是因为反对战争，而是拒绝在与 墨西哥政府及其打手的武装对抗中被击败。如开罗的一些同志解释道：「不要将我们唱『非暴力』时所采用的策略与『非暴力』时所采用的策略的崇拜混淆在一起。」我们要捏造多少历史来表彰宣扬和平主义的前人！例如已去世的可怜亨利•戴维•梭罗，人们将他的文章《对公民政府的不服从》剪裁成《公民不服从》，让他变成一个宣扬公民反抗的理论家。梭罗在《为约翰•布 朗上校请愿》中明确写道：「当火枪和左轮手枪被持在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手中时，是可以为可贵的原因而被使用的。和驱逐圣殿中的不受欢迎者同样的愤怒会重演。问题不在于知道什么是武器，而是知道用它们来做什么。」但在虚伪的系谱中最可笑的，肯定是将纳尔逊•曼德拉——非洲国民大会党（ANC)武装组织的发起者变成了世界性的和平标志。他自己说：「我说消极反抗的时期要结束了，非暴力是没用的策略，它永远都不可能战胜一小撮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权力的白人。我说暴力是唯一可以终止南非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好在不久的将来启用它。群众都疯狂了，特别是年轻人都在拍手尖叫。他们如我刚才所说，都准备好了。在这个时候，我唱起一首关于自由的歌，其中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的敌人在这里，拿起武器，攻击他们。』我唱着，人群都跟着，最后我指着警察说：『瞧！我们的敌人就在这里。』」

几十年来群众的绥靖政策以及恐惧的扩散使得和平主义变成了公民自发的政治意识。在每个运动里头，我们都要同这个令人忧伤的事实纠缠。二〇一一年，我们在加泰隆尼亚广场看见和平主义者将穿着黑衣的暴动者送到警察手中；同样在二〇〇一年，热那亚一些「黑色组织」{17}被和平主义者殴打。革命圈子里分泌出一种抗体作为响应，塑造出一种激进的形象——无论什么都站在公民的对立面。前者站在道德高地提出废除暴力，后者则纯意识形态地为其提出辩护。面对世界的现状，和平主义者以不做坏事继续做好人来宽恕自己，激进主义者则用不妥协的「立场书」包装轻度不合法性的活动来宽恕自己。两者都向往纯粹的东西，后者通过暴力行动，前者则是与之划清界限。两者是彼此的恶梦。我们不敢肯定如果有一方不存在，另一方是否还能继续下去。就好像激进主义者的存在只是要让和平主义者颤抖，反之也然。所以上世纪七〇年代美国市民斗争的圣经书名是阿林斯基所写的《反叛手册》不是偶然的。因为对世界的否认，激进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走在一起。他们因为对所有处境都置身事外而从中得到快感。他们超然处之，觉得自己有某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优越感。他们喜欢生活在外星球——这仍然是大都市生活和他们优越的群落生境暂时容许的舒适。

从七〇年代的溃败开始，激进性的道德问题已不知不觉的取代了革命的策略问题，也就是说，过去的几十年，革命和其他东西都经历了同一个下场：被私有化。它变成了对个人的评价，而当中激进性是评核的标准。人们不再根据运动的处境以及它所打开和关闭的可能性来评价「革命性」，而只是根据形式。在此时、以此方式、根据此原因所进行的破坏单纯也只是一种破坏而已。破坏作为盖上革命印章的实践，谨慎地在分级中占据了这样的位置：扔汽油弹高于扔石头，但低于枪击穿膝盖，虽然后者并不值得用炸弹。戏剧性的是，这种行动的形式本身都不是革命性的——改良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者也都搞破坏。一个运动的「暴力」程度跟革命的决心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并不会根据游行之后被打烂的橱窗数目来量度「激进性」，就算是，也必须将「激进性」的准则留给那些关心量度政治现象，并将它们重新置于道德架构的行动。

只要开始经常光顾激进主义者的圈子，都会惊觉他们的论述和实践、目标与自我隔离之间已经脱节，他们好像注定是一种永恒的自我破坏。人们不需要多久便明白他们并不是要建立一种真正的革命力量，而是维持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激进——无论是关于直接行动、女性主义还是生态学。这种统治着每个人、让他们僵化的恐惧并不是来自布尔什维克政党，而是潮流。这种恐惧不是由谁施加在谁身上，而是在人们当中影响着所有人。在这些圈子里，人们害怕自己不够激进，好像人们担心自己赶不上趋势、不够酷、跟不上潮流，一不留神便会影响名声。人们避免追根究底，而只是表面地消费理论、游行示威以及人际关系。群体之间，以及内心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周期性的爆发。总有一些新来的、年轻的，同时也被滥用的人补偿那些耗尽的、损坏的、恶心的、被掏空的人。离开了这些圈子的人事后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怎样可为如此莫测高深的东西，而屈从于残害性如此大的压力？好像一个过度操劳的前任主管回想起成为面包师傅以前的生活时感受到的昏眩一样。这些圈子的隔绝是结构性的，他们在自己与世界之间插入激进性来作为量度准则；他们不再感觉到现象，而只是现象的量度而已。在自我消耗过程中的某一刻，甚至连谁对于圈子的批判最激进也加入竞争，但这丝毫无损于其结构本身。马拉泰斯塔写道：「我们觉得真正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让任何主动性变得不可能的，是使人无力的自我孤立。」然后，有一派无政府主义者自称「虚无主义者」其实是很有逻辑的：虚无主义，就是不能相信自己相信某种东西（如革命）。再者，并没有什么虚无主义者，只有无力主义者。

激进主义者定义自己为激进的行动与论述的生产者，最后打造了一个完全量化的革命概念——好像革命是个别反抗者的行动生产过剩的危机。爱美尔•亨利早已写道：「不要忘记，革命只是所有这些个别反动的结果。」历史揭穿了这个谎言：无论这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还是突尼西亚革命，每次革命都是某个特定的行动——监狱动乱，战争失败，一个流动水果摊的小贩自杀——以及当时的整体情况之间所产生的冲击，而不是所有分隔的反抗行动的总和。在等待「革命」的过程中，这个革命的荒谬定义造成了可预见的损害：人们耗费气力在没有连接到什么事物的行动主义上，在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崇拜上。无论是在游行、爱情还是在论述，无时无刻都要顾全他们激进的身分认同。持续一段时间直至耗尽、忧郁或者压抑。但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如果姿态的累积不足以创造一个策略，是因为并没有所谓绝对的姿态。一种姿态是否具有革命性，不是由它的内容决定，而是由它所产生的一连串影响。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在经过一系列的暴力之后，所有的处境都是各种张力、明显或隐藏的冲突的混合。假设战争已在那里，策略性地行动意味着对处境开放，从内部理解处境，掌握塑造它的各种力量关系，以及对它产生作用的各个极端。一个行动是否具革命性，首先要看它跟这个世界有没有接触。扔石头并不只是简单地「扔石头」，它可以冻结某个处境，或者引发一个Intifada{18}。有些人以为引入一些知名的激进实践或者论述之类的累赘杂物就可以激进化斗争，其实只是在描述一种属于外星球的政治。一场运动要经过长时间才能造成一系列改变，它的状态以及潜能之间永远都有一个落差。如果它停止运动，或者无法发展潜能，就会死去。决定 性的行动必须走在运动状态前面，找到一个缺口，与现状决裂，打开潜能的出路。这个姿态可以是占领、砸毁、打击或者是真心交谈，都由运动的状态来决定。真正缔造革命者才是革命主义者。如果这只能在事后才知道的话，对历史的认识所培养的对处境的感知，非常有助于产生对后者的直觉。让我们将对激进性的担忧留给受压抑的、给自恋狂以及失败者。革命 主义者真正的问题在于要提升活跃的参与的力量、照顾未来的革命者，以求最终能共同缔造一种革命性的处境。所有那些喜欢教条式地将「激进」与「公民」，「行动派反抗者」以及被动的人群对立的，只是在为各种前景制造障碍。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在做警察的工作。在这个年代，我们需要视有分寸而不是抽象的激进性作为基本的革命美德，而「有分寸」指的是谨慎对待未来的革命者。

我们必须留意在意大利苏萨河谷的斗争中出现的奇迹，斗争成功的将许多激进主义者身上由他们自己艰难打造出来的认同拿走，将他们带回地面，再次接触真实的处境，让他们懂得脱下意识形态的防护衣，虽然这难免招来了那些仍待在外太空无法呼吸的激进主义者无穷的怨恨。有赖于这场斗争发展出来的特别技巧，他们才不被权力所制造出来的影像所捕获——无论这个影像是守法公民的生态主义运动或是武装的暴力前卫主义。时而参加家庭式的游行，时而袭击TAV的工地，时而参与破坏，时而跟当地的村长合作，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天主教徒连结在了一起，这已是革命性了，因为它起码杜绝了令人受不了的和平主义与激进主义这对兄弟。一名纨绮子弟、斯大林主义者临死前说过：「政治活动，意味着要行动而不是被行动，要搞政治而不是被政治搞或重塑。要发动斗争，一系列的斗争，一场战争，要具有目的、短期或长期的前景、策略、战术的战争。」

3. 治理作为反起义

傅柯说：「内战是所有权力斗争、所有权力战术的数组，进一步是所有关于权力以及反抗权力的斗争的数组。」他接着说：「内战不只是将各种集体的元素放到舞台上，而是内战构成了这些元素。内战远非从共和重新沦为个体、从主权重新沦为自然状态、从集体的秩序重新沦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内战是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集体生成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在这个认识平面上，一切政治存在得以展开。无论是已经失败的和平主义者，还是只想要失败的激进主义者都没看见这点。他们没看到战争根本就不一定跟军事有关，没看到生活必然是策略性的。这个时代的讽刺就在于那些想确定战争的去向，从而去揭露治理计划操作的人，最后发现自己是反革命的。当我们看到在过去半个世纪，不同的非军事形式不断排斥战争，而同时军事的战争却发展出一个非军事的概念，一个战争的公民概念，这是十分令人震撼的。

随便在几个当代的书写中找到的相应例子：

集体武装纠纷的地点从战场扩张到整个地球。同样的，在时间上展开到无限，既没有宣战也没有休战。……当代的战术强调胜利是要征服人们的心，而不只是他们的疆域。要人们屈服是要得到他们的拥戴，而拥戴来自尊重。关键是要进入每个人的内里，也就是人类集体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被世界化剥光，被全球化抚摸，然后被通讯技术强行进入，自此前线便在每个成员的良心里，它们构成了集体。……这种被动支持者的制造可以被归纳成「前线在每个人心中，而不再有人在前线。」……在一个没有战争也没有和平的世界里，杜绝了以往由军事或者司法来解决纠纷的方式的世界里，一切政治——策略的挑战，在于要防止被动的 支持者进行任何行动，进入交战状态，成为主动的支持者。

——罗伦•达内《战争领域》

在战争空间已经由陆海空天电延展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诸领域的今天，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已使军事领域的优势很难理所当然的成为每一场战争的主导领域。战争将在非战争领域中展开，这样的观点说来很奇怪也很难让人接受，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趋势就是如此。……生命领域里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为战争服务，而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代表战争侵犯性的一面。

——乔良、王湘穗，《超限战》

可能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不同社会「之间」，而是在社会「里面」……因为目标是人类社会，是它的治理、它的社会契约、它的机构，而不再是这个省、这条河或这个边境，不再有要征服的或者要保护的界线或土地……唯一需要维持不同介入的力量的前线，是人民……赢得战争是控制环境……它不再是要部属坦克队伍以及确定潜在的目标，而是理解社会环境，行为以及心理……需要的是有效地调节力量来影响人们的意愿……军事行动是一种真正的「说话的方式」；所有的主要操作都是通讯层面的操作，所有的行动，无论多细小，比任何句子都要强烈。……操纵战争，首先是要操纵全体行动者的感知，无论近还是远，直接还是间接。

——文森特•德波特《可能的战争》

后现代的已开发社会已变得极端复杂，因而非常脆弱。要防止因为「无法运作」而崩溃，它们迫切需要自行去中心化（拯救来自边绿而不是机构)……它迫切需要依靠本土的力量（自我防卫的战术、军事化的团队、私人的军事企业)，首先，从务实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它们熟悉环境以及人口，其次，对于国家来说，那是一个让不同群体联合以及强化的信心标志，最后以及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更适于为这些棘手的处境找到适当而且原创（而不传统）的解决方法。换句话说，非常规的战争所带来的反应必须首先是市民以及类军人，而不是警察和军队……如果真主党成为一个首要的国际角色，如果新查巴达运动代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另类选择,那么力量更在于要承认「本土」可以与「国际」互动，而这个互动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战略之一……简短点来说，对于一个本土-国际互动来说，我们必须有能力以本土的元素-市民，而不再由国家机器（外交、军事)来回应。

——贝尔纳•维切特《走向倾斜的秩序：信息战争时代的反游击战》

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对于二〇一一年八月在英国暴乱之后的马路清洁工——市民民兵以及呼吁告密的角色，或者在希腊的政治游戏中引进「金色黎明」{19}，法西斯主义者的看法会有点改变。姑且不论最近在墨西哥米却肯州，联邦政府武装了民兵，我们可以将当前发生的归纳为：反起义的军事学说已成为治理的原则。维基解密流出的一段美国外交电报残酷的见证了这一点：「平息贫民区的计划运用了不少美国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反 暴动的方法以及策略。」时代最终归结为这种斗争：起义的可能性与反起义的拥护者之间的速度竞争，这是因为「阿拉伯革命」在西方政治所引起的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想要掩饰的，掩饰例如他们可以将整个居住区的电讯完全切断的事实，如穆巴拉克在暴动起初所做的，这并不是气急败坏的独裁者的任性行为，而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OTAN）的报告《二〇二〇年的城市运作》的应用。

没有全球性的治理，只有地区治理机器的全球性网络，也就是说一个世界性的、网状的反起义装置。斯诺登所揭露出来的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情报组织、跨国集团、政治网络毫无廉耻地合作，这已超过国家规模，因此没有什么人理会。不再有中心以及边缘，内部安全以及外部运作的分别。他们对于远方人口所做的，迟早也会用在自己人身上：一八四八年六月屠杀了巴黎贫民的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时期也插手「街头战争」的围捕以及enfumades{20}。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猎人士兵刚从阿富汗回来，就被派遣到苏萨河谷。在西方，当某个地区出现秩序问题就以武装部队解决，这不单不是禁忌，而且是得当的做法。无论从卫生危机到恐怖袭击，这种想法已一早就有条理地就绪。在所有地区，他们都在训练都市战斗、「平息」、「冲突之后的稳定」，他们已准备好对付下次的起义。

我们必须理解反起义的教条作为对付我们的战争理论，它编织了我们在这个年代的共同处境。我们必须将它理解为战争概念的一个质性的跳跃，要不然我们将无法为自己定位，而只会看到错乱的影像。如果反革命战争的教条是要对付相应的革命教条，我们不能负面地从反起义的理论中得出任何起义的理论，这是逻辑陷阱。发动「小战争」、搔痒式的突袭，或者偷去对手的目标是不足够的，甚至连这个不对称也已被吸收。作为战争以及策略，要赶上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走在前面。我们必须发展的策略不是针对敌人，而是敌人的策略，使它逆向自己。也就是说它越相信自己将取得胜利，它越走向失败。

反起义将社会变成它行动的剧场，并不代表那是一种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渴望看到的「社会战争」。这个看法主要的缺点是，用同一个名字混淆了由「国家与资本」或者由他们的对手所发起的攻击，颠覆性地将它们放到对称战争的关系上。「为了报复法国航空将没证件的移民驱回，而将其办公室橱窗打烂」叫做「社会性战争行动」，相同名字也被用在反拘留中心行动者的逮捕。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社会战争」的持份者都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决心，他们认为必须跟国家迎头而战，但这个叫「社会性」的战场从来都只有他们而没有其他人的份。不幸的是，当前的力量是非对称的，他们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

事实上，社会战争只是「阶级斗争」一次失败性的更新而已，现在每个人在生产关系里的位置已不再像福特主义的工厂里那样清晰。有时候革命主义者也被指责构成了他们想要反对的模式，例如一八七一年一名国际工人协会成员指出，老板是因为利益而全球性组织起来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世界性地，作为工人阶级以及根据自身的利益，自我组织起来。也正如一名年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解释的，沙皇的统治有赖一套有纪律以及等级性的政治——军事组织，布尔什维克也必须以相同的方式自我组织。类似这种对称的诅咒的历史例子多不胜数，全都是悲剧性的。好像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FLN)因为与它敌对的殖民者运用的方法如此相似，结果他们注定失败；或者好像红军，以为只要推倒五十多名他们认为构成「国家核心」的人，就可以控制整个国家机器。今天这种对称性悲剧大错特错的口号出自胡涂的新左派口中：必须反对分散的，以网络作为结构的帝国，虽然他们也有发号命令的中心；而诸众，同样分散，同样以网络作为结构，也同样有个发号命令的中心，而有一天，他们将会占领这些中心。

因为这种对称性，起义必然失败——不只是因为它的目标容易达到，前景清晰可见，而是因为它只是抄袭对手而已。要相信一点，让我们看看戴维•加吕拉的《反起义：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亲政权军队如何战胜起义者的详细分析，「对于起义者来说，最佳目的就是取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同时说服小部分的反对者……问题是否令人填义愤填膺并不重要，虽然在这个情况下起义者的工作会容易一点。如果问题只是潜在性的，起义者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起义变得义愤填膺，以透过『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将问题变得令人义愤填膺……起义者不应该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单一的理由，除非他找到一个全面性的理由，如反殖民主义，这本身便已足够，因为它己经结合了政治、社会、经济、激进、宗教以及文化问题，否则他可以针对他想获得支持的不同群体，选择一系列理由。」

谁是加吕拉口中的「起义者」？那是西方政客、官员或者公关人员扭曲的倒影：除了对控制有无穷的渴望之外，还有犬儒，与所有处境抽离、没有任何真诚的欲望。加吕拉知道要战胜的起义者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也是毫无信仰的人。对他而言，起义从不是来自民众，他们只渴望安全，并倾向追随最能保护他们又最不会威胁他们的政党，他们是精英角力中的一只棋子，一群被动的人，一个沼泽。这听起来十分令人惊讶，因为起义者的力量还被理解为介乎狂热者与道貌岸然的游说集体头领之间——但更令人吃惊的是，有那么多的起义者都热情的戴上这些令人不快的面具。最终，只有对这种对战争对称或「不对称」的理解——一些小团体、小派别竞争着要控制民众，但总跟他们保持距离。这是反起义政策最大的错误：它成功的将游击战策略引进的不对称性消除，然后它又基于自己本身创造了「恐怖主义者」这个形象，而只要它还拒绝这个形象，我们就还有优势。所有有效的革命策略都要采纳它作为出发点。有见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的策略，反起义政策在「人民」身上产生的反效果，结果欧巴马政府要如日常一般， 像做手术一般，用无人战机杀害任何看起来像起义者的人。

4. 本体的不对称和快乐

如果对于起义者来说，目的是要对政府发起一场非对称性的战争，那是因为它们中间有一种本体论的不对称性，所以对于战争的定义、方法以及目的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这些革命主义者是政府的问题也是它持续攻击的目标。我们是它想要征服的「心脏和灵魂」，我们是它想要「控制」的群众。我们是政府官员成长以及必须战胜的环境，而不是他们权力竞争的敌人。我们在群众中的斗争不是「如鱼得水」，我们是水本身，而敌人则是涉水而行的泥菩萨。我们没有像陷阱一样躲藏在平民阶层，因为平民阶层也躲藏在我们身上。活力和剥夺，愤怒与狡猾，真理以及诡计都来自我们内心的最深处。

没有什么要被组织的人。我们是在内部成长的物质，自我组织以及发展。真正的不对称，以及我们力量的真正位置便在这里。那些只是基于恐怖或表演欲将他们的信仰变成外销的东西，而不依处境跟事物连结的人，只是与自我割离，与自己的根基割离罢了。没有什么可以从敌人那里抢走的，无论那是「人民支持」还是自满的被动性：我们必须指出根本没有什么人民。人民在作为政府的目标之前就已经是它的产物了，当它不再可被统治时它便不存在 了。这是在暴动后所有愤怒的声音消灭的战争的问题：消除暴动中形成、集中以及展开的力量。治理永远都不会是别的，只会是否认人们有任何政治的能力，也就是防止起义。

警察在有影响力的示威游行后，都会试图「孤立暴力份子」，将被治理者的政治行动能力切割。如果要粉碎起义，在起义者内部分裂他们最为有效，一方面是无知的或认同模糊的群众，另一方面是武装的前卫少数，通常是地下份子，很快会变成恐怖份子。我们可以在英国反革命教父福兰克•基特生身上找到这个策略最佳的印证。一九六九年八月震荡北爱尔兰的前所未见的战火之后的几年，在暴动期间爱尔兰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以及德理，联合爱尔兰的天主教地区宣布自治,同时呼吁援助。自由德理•短河滨区和阿杜尼：这些地方被管理成像在种族隔离才见得到的「禁止进入地区，直至今天仍被几公里的和平线围着。贫民区冒了出来，用围栏将他们与警察、亲英派的人隔开。十五岁的小孩早上上学，晚上要在围栏工作。小区里最受尊重的一个成员为十人买菜，以及为那些不能自由进出的人安排地下食品杂货。虽然一开始被夏天的事件出其不意的逮个正着，临时的爱尔兰共和军完全融化在这块飞地极端浓重的伦理组织里，处于永久起义的状态，而这个无法简化的力量，将什么都变得可能。一九七二年是取得胜利的一年。

有点令人手措不及的是，反起义的规模如此之大：那是英国自从苏彝士危机以来前所未见的大型军事行动，他们清空了居民区，突破了飞地，分开了「专业的」革命主义者与一九六九年冒出来的暴动者，将编织在一起的千百种默契从他们手中夺走。通过这个行动，他们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IRA）贬低为一群武装分子，非正规军，虽然有决心以及令人印象深刻，到头来注定要耗尽，注定要不经诉讼便拘禁以及立刻执刑。压迫的策略是要制造一个激进的革命主体，将他们与使其成为天主教小区一股活力的东西分开，包括扎根本土、日常生活、青春。但彷佛这还不足够，他们组织了假的IRA袭击，使那些受惊的人都站在反对IRA的一边。从「反叛乱」到「假旗行动」，都是要将IRA孤立成栖息在地下的怪兽，使他们在地域以及政治上不能再成为共和运动的力量：居住区，他们解决问题以及组织的方法，还有暴乱的习惯。一旦被孤立为「非正规军」，千百种对付他们的例外程序也同时变得平常化，就可以期待这些「麻烦」自行消失。

当盲目的压迫施加到我们身上时，我们要小心不要将它当成我们激进的证明。不要以为他们想将我们摧残，而是从他们想制造我们成为什么的假设出发。将我们制造成政治主体、「无政府主义者」、「黑色组织」、「反体制主义者」，将我们从人民中圈出来，然后打上政治标签。当压迫针对我们时不要对号入座，让我们溶解反起义的理论家辛苦制造出来的狂热恐怖分子主体；因为经由这样的主体，他们也间接的制造出「人民」——政治冷感的一群,不成熟但适合被统治，适合满足其饥饿以及消费的梦想。

革命主义者不需要从外部以所谓的「社会计划」来改造「人民」。而是必须由他们的存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熟悉的土地，将他们与周围的东西团结在一起的连结开始。认清敌人以及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都来自于生活，而不是来自一早就设定好的某种信仰。增强力量的逻辑，正好用来对抗被权力操控的逻辑。努力地生活正是要对抗治理范式。我们可以反攻国家机器，但如果赢得的土壤没有立刻出现一种新生活，政府将会把它重新夺回去。卢尔•兹别奇在谈及二00三年玻利维亚奥尔托的艾马拉族起义时写道：「如果人与人没有一个很强的关系网，就不可能发生如此规模的行动，而这些关系便是组织的形式。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想过，邻居、朋友、同事、家庭等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其实可以跟工会、政党甚至国家是同一层次的组织……在西方文化中，由契约产生，经由形式化制定的关系，经常比由情感凝聚而成的忠诚更重要。」我们必须关心日常生活的细节，甚至是共同生活里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关心革命一样。因为起义就是将这个不是组织的组织变成具有攻击性的场所，而又不跟日常的生活脱节。它是在伦理要素中的一个质性的跳跃，而不是与日常的消费性的决裂。兹别奇继续说：「支持起义的人与支持日常集体生活的人是同一群人（奥尔托居民区区议会）。日常生活里的轮替以及义务以同样的方式规范着公路及道路上的堵塞。」这样看，自发以及组织这个没用的分别会自行消失。存在并不是两个分开的领域：一个是先于政治的、没有反思性的，另一个是自发的以及政治的、理性的、组织的。处于乱七八糟关系中的人只能相应的制造出乱七八糟的政治。

这并不意味着胜利性的出击需要消除我们之间的任何纠纷——我们说的是纠纷，而不是弄虚作假。这主要是因为巴勒斯坦的抗争并没有要防止他们内部的不同——就算冒着公开对峙的危险——以便能够在以色列军队面前逞强。无论何时何地，有不同的政治意见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伦理活力，同时也是那些想要描绘抗争然后将其消灭的情报机构的恶梦。一个以色列建筑师写道：「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战斗方式完全不同。巴勒斯坦的抗争分裂成许多不同的组织，如哈马斯的艾兹丁•卡萨姆旅、伊斯兰圣战的库兹、阿格萨的烈士、Force 17以及法 塔赫的坦津，之后再加上独立的人民抗争委员会、真主党，以及阿盖达（AL Quida）虚拟的或者真实的成员。这些团体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时而合作时而敌对，甚至暴力纠纷，使他们之间的互动很难被简化描述，同时也增强了他们集体的能力、效率还有韧性。巴勒斯坦抗争的分散性，由不同的组织分享知识、竞争和军火——有时组织合作，有时残暴竞争——大幅减低了以色列军攻击所造成的效果。」容许内部有纠纷或者持不同意见，跟发展一个具体的起义策略并没有冲突。相反的，纠纷让运动保持活力，让重要的问题敞开，必要时改变方向。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内战，包括存在我们之间，不只是因为它构成一个对付帝国攻击的策略，而且因为它跟真正的生活衔接。事实上，如果作为革命主义者意味着要忠于某种真理，那便是要接受不能简化的多元性，如此我们的党将不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就组织而言，并不存在某种在兄弟之爱的和平与兄弟相残的战争之间的选择。存在的选择是在有助于革命或者瓦解它的内部对抗的形式之间。当被问及：「你认为什么是幸福时？」马克思回答：「斗争。」至于「为何斗争？」我们回答：因为这正是我们对幸福的看法。

我们唯一的故土：童年

「社会」这个概念奸诈的地方在于，它帮助政府「自然化」其行动及成果；资本不再以国家而是地域作为单位来思考，将不同地域依不同价值和功能区分开来。但我们的假设不同：既没有什么「自然」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社会」，但是有各种世界。建立一个世界，是阐释一个秩序以及思考这个位置，并在必要时改变它。

1. 没有要悍卫或者要摧毁的「社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雅典发生了总罢工，所有人都上了街。我们可以感受到清新以及斗争的气氛，旧城区完全被示威者占据，有工会、毛派、无政府主义者、工务员、退休人员、年轻人和移民。这个国家带着尚未受损的盛怒，发现了三头马车令人难以置信的备忘录，准备制订更严峻的紧缩政策的国会差点被攻取，继而是经济部，它停止运作并且开始燃烧。一路上，人们掀起铺路石、砸烂银行，与使用起震耳欲聋的炮弹和以色列进口的催泪气来毫不吝啬的警察交战。无政府主义者一如往常的扔掷莫洛托夫鸡尾酒以及新式武器，其他人则在旁鼓掌。人们唱起经典的游行歌曲《警察、猪、杀人犯》，有人喊道：「让我们烧了国会」、「政府是杀人犯」。类似暴乱开始的景象在当天中午因为一道政府通告而全面气馁。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尝试要烧了体育场大街的伊亚诺思书店之后，将火也点在一家没有跟从罢工的银行，里面还有人在上班，其中有三人窒息致死，其中包括一名孕妇。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管理层关闭了紧急信道。马尔芬银行事件像炸弹的冲击波震撼了希腊的无政府主义者，杀人犯是他们，而不是政府。自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之后，「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事件中达到了顶点。老问题又出现了，到底是应该为了改变社会而走到社会中间，向社会建议以及示范其他模式的治理，还是将它摧毁而不赦免那些因为被动以及屈服而让它继续这样运作下去的事物。面对这一点，人们都变得无比胡涂。人们没有坐着挨骂，而是在警察惬意的笑眼中，互相撕斗到流血。

这件事中的悲剧可能在于人们被一个不再被质疑的问题所撕裂，这解释了这个争论为何如此贫乏。可能根本上就没有什么要被摧毁或者说服的「社会」：这个在十八世纪末虚构出来，而且吸引了这么多革命主义者和执政者长达两个世纪的故事，已经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哀悼它，同时也要拒绝社会学家哀叹社会终结的怀旧情怀，以及新自由主义者厚颜无耻地宣称「根本就没有叫社会的东西」（编注：撒切尔夫人的名言）。

十八世纪的「公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对立，公民社会是「在同一政府以及同一法律之下团结在一起」的事实。「社会」是文明的一个特定状态，或者是平民除外的「优良贵族社会」。在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以及与其相应的「悲伤的科学」逐渐出现，例如象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公民社会」等。它不再跟自然状态对立，而是让自身变得「自然」，也就是说人们习惯性的以为人表现得像经济动物是自然的。在这一点上「公民社会」被视为与国家对立。十九世纪的圣西门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实证主义以及殖民主义都要证明「社会」的存在，证明人类在存在的表现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一个特殊的整体。在十九世纪末期，所有都变成社会性：居所、问题、经济、改革、科学、卫生、国防、工作甚至战争——社会战争。这个运动的顶点是，一群热心的慈善家于一八九四年在巴黎建了一家「社会博物馆」用来宣传以及实验一切完善、平息以及净化「社会生活」的技术。十八世纪时人们没想过要建立如社会学这样的「科学」，更不要说建基在生物学的模式上。

「社会」指的其实只是政府相继的模式所带着的阴影而已。在利维坦的绝对国家年代，「社会」是主体的集合，在自由主义国家是经济人。在福利国家，那是人自身作为权利、需求和劳动力的持有者，并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社会」这个概念里奸诈的地方在于，它帮助政府「自然化」其行动、操作以及技术的成果，是先于政府存在被构造出来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才敢公开谈论「社会工程」。自此社会便公认是建构出来的，有点像人们侵略了伊拉克做的国族打造。而当人们想公开进行的时候，它就不再运作。

无论哪个时代，捍卫社会都是以冒着与政府本身对干的危险来捍卫政府的对象。直至今天，革命主义者犯的其中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斗争的阵地是对他们满怀敌意的人虚构出来的，他们想要找到始因，却不知道其背后是蒙面前进的政府。而我们党混乱的部分原因也是政府在一九七〇年代放弃了这个虚构出来的东西。政府已放弃将所有人都纳入有序的整体里——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也只是够坦率才承认这点。它变得更实用，放弃建构单一化的人类（跟其他创造物完全分离，上有神、天空以及天使，下有对象以及动物）这个疲累的任务。我们进入永久危机的时代，「赚快钱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绝望的企业家，这狠狠的给了理想社会一巴掌，足够让它在八〇年代变得摇摇晃晃。接着而来的致命一击则体现在全球化大都市的梦想里，由电讯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规模的生产程序的分工所促发。

人们可以执意要视这个世界为民族以及社会，而后者则被一些无法控制的流穿越。世界呈现为一个庞大的网络，其中大的乡镇，变成大都会，它们只是相互连接的平台，有入口也有出口，就好像车站一样。自此生活在哪里都没有大区别，东京、伦敦、新加坡或纽约，所有大都会都在编织同一世界，当中重要的是移动性而不是在地性。个人身份就好像一张万用的通行证，允许无论在何处何地都可以跟其他人相连结。这些超级大都会处于永久的竞争中，从机场大楼到欧洲之星列车的厕所，这必然不会构成一个社会，更不要说全球性社会。超级资产阶级在去里约热内卢的屋顶听音乐会之前，先去香榭丽舍签合约，然后再去一趟伊维萨岛平抚一下情绪，这最能体现世界的堕落，意味着要及时行乐，但却看不到任何未来。记者以及社会学家不停地哭诉着已逝的「社会」，重复着关于「后社会」的老生常谈，加剧化的个人主义、旧机制的解体、方位的迷失、社群主义的上升，不平等的持续恶化。而事实上，正在消失的是他们的谋生技能。他们需要想想转行了。

一九六〇以及七〇年代的革命浪潮，给所有东西都和平地融合在一起的资本社会致命的一击。作为响应，资本重新地域结构化。因为这个有组织的整体计划的底部是碎开的，这容许它在底部，一些坚固的、互相连结的底部，以网状重新建构一种新的价值生产的世界性组织。这不再是我们等待的有生产力的「社会」，而是地域，某些地域。在过去的三十年，资本重组的形式是世界空间的新布置。它的问题是要创造「群」（clusters），「创新环境」，给那些「有雄厚社会资本的人」最好的条件去创造、创新、执行，特别是一起干。而其他人，对不起，生活是不容易的。这个模式的佼佼者是硅谷，资本的经营者到处致力于建立一个「生态系统」允许个体通过关系的建立，充分地自我实现，以及「将他们的潜力最大化」。这是创意经济的新皇冠，以前的工程师/竞争性地区这一对概念现在被设计师/士绅化潮流居民区追击。根据这个新《圣经》，价值的生产需要依靠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然而，如这些地域管理工作者所熟知的，他们不能发明一个有利用于创作以及互惠的气氛，一个多产的环境，而只能「找到」，因为它需要在一个有历史、有认同、可以与创作精神发生共鸣的地方产生。集群不能被强加，它只能在一个「共同体」所处的地域出现。如果你的城市正在衰退，解决方法不是来自投资者或者政府，一名时髦的企业家这样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必须自我组织，找到其他的人，互相认识，一起工作，聘请其他有动力的人，组成一个网络，颠覆现状。这需要靠高科技的疯狂竞赛以创造一个独特的市场，然后可以消灭竞争，并在之后几年靠这个形势来收益。在所有这些的背后是一个全球性的策略逻辑，资本地域性地展开了设 置的决疑论。这允许一个坏良心的城市建筑师这样评论兰得斯圣母镇建机场的防御区，那无疑是「一个像硅谷一样具有社会性以及生态的地方……硅谷一开始也不是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廉价的租金以及一些人的周旋让它变得独特并闻名世界」。认为从来只有商人社会的费迪南德•滕尼斯写道：「在共同体，虽然有分离但人们是连在一起的，在社会，他们虽然是连在一起但其实是分离的」。在资本主义「创意的共同体」，我们是因为分离而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用来分别生活以及价值生产的「外部」已不再存在。死亡在她内里；她还年轻，有动力，她对着你笑。

2. 需要将选择变成分裂

要持续激发创新、企业、创作最好是在一堆废墟上操作，这解释了过去几年为何那些很酷的数字企业推出大量的宣传要将工业废城底特律变成实验土地。一名以「创意阶级」作为新城市发展计划卖点的作者写道：「如果你们在找一个接近死亡而又再次拥有新生命的城市，那就是底特律。底特律是一个很多事情发生、很开放的城市。底特律的对象是渴望参与的有趣年轻人、艺术家、创新者、音乐家、设计师、城市制作者。」他谈的是一个在过去五十年失去一半人口的城市，美国犯罪率第二高的城市，当中有七万八千座建筑物闲置，有一名前市长被送进监狱，官方的失业率近五成，但亚马逊网络书店以及推特在那里开了新办公室。虽然底特律的命运还没有被决定，我们已看到如此规模的城市宣传足以将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后工业灾难，包括失业、萧条以及犯罪，变成一个由文化以及科技来支持的潮流地区。同样的魔术棒在二〇〇四年开始将里尔（Lille)）改头换脸，那一年它是「欧洲文化首都」，这当然也意味着整座城市人口将戏剧性地改变。从纽奥良到伊拉克，所谓的「震撼策略」让他们逐区的获得利益。在这个由「社会」控制的拆除—重建，最不加修饰的破坏以及最咄咄逼人的财富只是同一治理方式的一体两面而已。

当我们看「专家」对未来的预测报告时，我们发现如下所述的地理概况：大都会地区互相竞以争取资本以及智能型人类（smart people），隶属第二区的都市则争取某种专门化，贫穷的农村地区则靠成为「需要大自然和安静的城市人」的渡假区、农业区（最好是有机的）或者「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来勉强维持，最后是纯粹被遗弃的地区，迟早会变成关卡，或者用来遥控无人驾驶战机、直升飞机、闪电战，以及大型电话监控的场地。资本，如我们所见，不再是「社会」问题，而是如它很礼貌地说，那是「治理」的问题。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革命主义者早吐了它口水，不要它了；自此它选择了自己的代表。

资本不再以国家而是地域作为单位来思考。它不再以一致性的方式扩散，而是很在地的以文化来组织这些地域，它不再用进步的棒子逼着世界以同一步伐前进，而是让它们分开，作为可以榨取高剩余价值的地区、可放弃的地区、战争的剧场，以及「被安定」的空间。例如在意大利的东北部以及坎帕尼亚，后者刚好用来收集前者的垃圾；在法国有索菲亚科技园和维利耶尔勒伯；同样也有洛杉矶和诺丁丘；特拉维夫还有加萨走廊。智能型城市以及腐败的市郊（这些形容词也被应用在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上）。我们不再有同一类型的「人口」。我们有年轻的「创意阶级」，他们以社会、文化和关系资本在智慧大都市里赚钱，甚至变成「无法雇佣的」。那里有一些重要的生命，也有一些连纪录都不值得的生命。那里有不同的人口，一部分生活在水深火热，一部分拥有惊人的购买力。

如果社会这个概念还有基石，还有城墙来阻止它的崩溃，那就是滑稽的「中产阶级」了。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不停地延伸，至少是虚拟性地，以至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以及法国人今天还以为自己属于这个不存在的阶级。然而，现在轮到中产阶级被残忍的选择过程折磨。虐待狂式竞争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倍增，除了以下原因之外还真不能解释：那是大众宣传要使每 个人习惯每天总有朋友被谋杀，习惯生活在适者生存的世界。法国国土规划暨区域政策署(DATAR)是策划以及协调法国政府空间计划的组织，它们权威式的预言或者吹嘘：在二〇四0年「中产阶级数目会减少」、「他们当中运气较好的将成为跨国精英的下属」，我们将看到「他们的生活模式跟普罗大众越来越接近」，这个即将「为精英服务」的「仆人军队」，将生活在堕落的居民区里，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住在一起，等待着与社会阶级的高层次整合或者破裂。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将来差不多是这样的：别墅区荒芜了，以前住在那里的人都搬去了贫民区，将这些房子留给「大都市的菜农，他们以短距离为大都市供应新鲜的产品」，以及「大量自然公园」、「生活脱机区」、「给想要到野外的市民娱乐」。

这个情景会发生的机会率有多高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想要结合展望以及行动策略的人已率先宣布了旧社会的死亡。选择的全球动态与旧的整合辩证（包括社会斗争）越来越对立，将有生产力的以及灾难性的地域分开，将智能型阶级以及「白痴的」、「迟钝的」、「没有竞争力的」(他们「不愿改变的」、有归属感的)分开，已经不再是由几个社会组织或者文化传统 决定的，关键是要能够实时仔细地决定价值在哪里、在那个区域、跟谁、为了什么。由大都会重新组成的群岛不再像「社会」一样有包括性及阶级化的秩序，所有整体化的想法都被抛弃了。法国国土规划暨区域政策署的报告告诉我们：那些当年有份参与国土规划、建成戴高乐时期的法国福特主义式统一的人，开始自己将其摧毁，他们面无表情的宣告了「民族国家的黄昏」。设下的界线，无论是主权的边境、人与机器、人与自然的分别，都已是过去的事。有界限的世界已经结束。新的大都会「社会」分布在平坦的、开放的、延伸的、但没有垂涎那么流动的空间。它满溢出边缘，超越轮廓。人们不再轻易说出，它是谁，它不是谁：在智能型的世界里，一个智慧型的垃圾桶比流浪汉或者农民跟社会的关系更密切。「社会」在空间规划水平的、分割的以及差异化的平面上重新构成，而不是在中世纪神学的垂直阶级化的平面上；作为政府的游乐场，它拥有模糊、流动、可以轻易取消的边界。为了亚马逊网络书店、微软以及波音的雇员，西雅图的穷人被赶走了，现在更提供了免费公共交通的时刻，城市不会要求这些人付钱，因为他们的一生都只是在生产价值，否则，便是缺少感恩了。

这样子武断地选择人口以及地域有它自身的危险。当将人们被分成值得活下去的和可以去死的时候，那些自知注定要被送到人类废品堆填区的人，不晓得还会不会乖乖被治理。治理者只能希望「处理」这残留下来的大规模东西——因为同化不太可能而要他们消失，无疑有点过份。这些麻木或者犬儒的空间规划者，承认「分隔」、「不平等的增加」、「社会等级的延伸」是时代的需要，而不是应该阻止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分隔可能会成为分裂——「部分人口逃往市郊并且自我组织成自治区」，最后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导的模型破裂」。这是他们要处理的危机，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资本已经造成的分裂，将由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承担。分裂，不是要将国土的一部分割出来，不是要自我孤立、割断与其它人的沟通，那只是只取灭亡；分裂，不是要从世界的废弃品中建立反集群（counter-clusters)，然后让那里另类的小区为自己想象中的自治感到沾沾自喜——这只是法国国土规划暨区域政策署计划里的一部分，它已计算好让这些小区在没有攻击性的边缘碌碌无为；分裂，是要占据一方土地，接受我们在世界中的角色、我们居住的方式、生活的形式以及我们所肩负的真理，然后从那里出发介入纠纷或者共谋。所以那是有策略地连接其他的反对者，与友好地区加强流通，而不理会任何边境。分裂，不是要跟国土决裂，而是跟现存的地理决裂；它是要划出另一种不连续的、群岛式的、有强度的地理——所 以就算要跑一万公里，也要到访这些跟我们接近的地方和地区。建立里昂（Lyon）——都灵（Turin）铁路的反对者在他们的一张单张里写：「No TAV(不要高铁)意味着什么？它的出发点是：『高速火车不会经过苏萨河谷』，所以他们要组织来确保这点。很多人都是在过去二十年因为这个信念才相遇的。从这一点来看，问题不是要不要让步，而是所有人都要一起决定怎样做。在苏萨河谷的斗争是全世界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捍卫『公益』，而是因为那是对于『什么是美好』的共同想法。它要面对其他的看法，抵抗那些想要针对它的，并且和与它相近的连接起来。」

3. 没有「本土的斗争」，只有不同世界之间的战争

一名空间规划的地理政治家写道：「在过去二十年间，围绕空间规划的纠纷增强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否正面对从社会领域到土地领域的渐进滑动。当社会斗争越少，空间斗争就越多。」我们几乎忍不住要他看看，苏萨河谷的斗争怎样决定了意大利政治争议的节奏。看看在德国文德兰越来越多抗议运输核废料的Carstor{21}；看看人们反对在哈尔基季基州的耶里索斯矿场以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凯拉泰阿垃圾焚化炉的决心，以至有越来越多的革命主义者热烈地参与他们所谓的「本土斗争」，就好像昨天他们参与「社会斗争」一样。当中不乏有马克思主义者追问（虽然迟了几乎一个世纪），是否应该重新估量这些工厂罢工、斗争的空间特征，而这意味着问题不再只是工人而是整个地域，不再是简单的受薪关系而是生命本身。这些革命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看待本土好像他们看待工人阶级一样，好像是存在于斗争之前的现实。他们很自然地以为是时候建立一个新国际来反抗「没用的、强加上来的大计划,这会让他们变得更强以及更有感染力。他们没有认识到，斗争本身为了重新形成空间的日常性，从而建立了本土的稳定性，在此之前它完全是暂时性的。一些TAV的反对者指出他们的「运动并不满足于捍卫现状的『领土』，而是以它可以成为的方式来改变它……让它存在、建立它、给它一致性。」傅里奥•杰西指出：「比起小孩时在街上玩,或者长大了跟一个女孩在街上散步，在叛乱中通过添加或者去除某些东西，人们其实更能重新了解城市」。同样如果苏萨河谷的居民没有跟这个欧盟的骯脏计划斗争了三十年，他们不可能对峡谷有如此细致的认识，以及有如此的归属感。

这些核心问题不是土地的斗争连结起来的，不是与资本主义的重组对迭，而是在纠纷过程中发明或者重新发现生活的方式。连接这些斗争的是抗争行动——堵塞、占领、暴动、破坏，以此作为攻击，针对通过信息与商品的流通，通过「创新空间」的链接来进行的价值生产。要摆脱它的力量不是为了胜利而动员，而是胜利本身；在这个条件下，力量会逐步增强。「播种你的防御区」(seme ta ZAD)这个运动是名副其实的，它呼吁占领了兰得斯圣母镇机场规划用地的居民重新在那里农耕。这个行动有效地让人们想得更长远，无论如何都比传统的社会运动长远，同时引起对防御区的生命与前景的反思。这种愿景将在兰得斯圣母镇以外散布。

如果我们将本土与全球对立，我们将注定失败。本土不是全球化的一个安全的另类可能，而只是它普遍的产品而已：在世界还没有全球化时，我住的地方只是一个我熟悉的环境，我并不视之为「本土」。本土只是全球的背面，它的残渣，它的分泌物，而不是能消灭它的东西。当人们能够因为专业、医疗或者假期理由而一直连结在上面之前，没有东西是本土的。本土是分享的可能性的名字，与剥夺的分享结合。它是全球的一个矛盾，我们可以赋予或者不赋予它一致性。每个独特的世界都为自身所呈现：它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褶皱，而不是独立于其外。将苏萨河谷、哈尔基季基州或者马普切这些重新创造了有全球性光环的土地以及人民，被冠以可被忽视的「本土斗争」的名字，好像里面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民间「本土色彩」，其实是很经典的中立化操作。国家可以推说这些地区都处于边缘，然后在政治上将它们边缘化。除了墨西哥政府之外，有谁会想要把查巴达的起义以及紧跟着发生的运动称为「本土斗争」？然而有什么比这个反新自由主义扩散，而又激发了全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武装起义更本土的呢？查巴达成功的反抗行动迅速的从国家的框架以及「本土斗争」这个次等的状态抽离，并跟世界上其它的力量结合；他们也成功的同时在国境内以及边境之外钳制了墨西哥政府。这个运动是无法抵挡的，同时也是可以复制的。

所有——包括全球——都是本土的，但我们仍需要将它本土化。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浮于空气中，并且经由无数不明显的渠道扩散。因为我们无法定位，所以它看起来好像不可战胜。我们不要将华尔街视为天上的猛禽，好像昨天的神一样主导了世界，我们只要在地化它的物质以及关系网络，从交易所追踪到最后一根光纤，我们就可以有不少的胜算。我们要明白证券交易员都是蠢蛋，他们不值得拥有恶魔这个名声——虽然在这个世界愚蠢是一种力量。我们要琢磨泛欧证交所或者明讯银行之类的票据交换所的黑洞式存在，这对国家也是同样的，如一名人类学家所说，它可能只是一个个人忠诚的系统。国家是战胜了所有其他黑道的黑社 会，因此它赢得了将他们当成罪犯的权利。识别这个系统，将它勾勒出来，察觉它的向量，是将它拉到地面，还原它的真身,这也是唯一可以将这个霸权的光环拿走的调查研究工作。

还有另一个危险窥伺着所谓的「本土斗争」。那些经由日常组织而发现政府是多余的人，可能总结出有一个下层的、前政治性的社会的存在，在那里互相合作是很平常的，他们很逻辑的会以「公民社会」之名来反对政府。在这些正面的憧憬中很难没有一种对于人性的稳定、和平、单纯假设，它来自一种根本的基督教倾向：互助、善良、怜悯。一名美国记者讨论二〇〇一年的阿根廷起义时写道：「在胜利的一刻，革命看来已经达成承诺：所有人都是兄弟，谁都可以畅所欲言，心是满足的，所有人都很团结。历史上当一个新政府形成时，却将这种力量给了政府而不是公民社会。……两个政权的交接期间最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没有政府的社会，当社会还在逐步成形时，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而没有人持最终权威。」太阳在充满善意的、负责任的人性中升起，那里人们通过互相尊重以及充满智慧的协商过程自治中自给自足。人们以为斗争可以于让一种善的人性出现，事实上是斗争的条件制造了这种人性。为公民社会辩解只是以国际规模来重演成为成年人的理想，我们可以最终脱离我们的监护人——国家，因为我们终于懂事了：我们最终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了。这个唠叨意味着要自己承担成为大人所带来悲伤的东西：事事都要负责任的无聊，特意表现出来的善良，对孩童才有的情感的压抑——也就是要准备好进入权力和纠纷的游戏。内里的错误无疑是这样的：公民社会的持份者至少自约翰•洛克开始，向来是将「政治」等同于由政府腐败及大意引起的忧患，因为对他们来说社会的基石是自然而且没有历史的。历史准确地来说，是一连串错误以及不明确因素，它们拖延了理想社会的到来。「人类追求的伟大结局是当他们进入社会时，可以安定无忧地享受他们的财产」，那些以「社会」之名反对政府的，无论他们想法有多激进，他们所能要求的是历史及政治的终结，也就是说纠纷的可能性的终结，也就是说生活，活着的生命的终结。

我们的假设完全不同：即没有什么「自然」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社会」。非人类的存在物编织了一个对所有存在都熟悉的世界，而将人类从非人类的存在中抽离，然后以「社会」之名将被这些已截肢的生命团结在一起，是一个持续了足够久的可怕事情。在欧洲各处，有些「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建议一个处理危机的全国性方案：退出欧元并重新建立一个有限制、单纯以及有秩序的美好整体，这对他们才是解决方案。这些被截肢的人不能自制地迷恋着他们鬼魂般的肢体。更别说讲到有秩序的美好整体时，法西斯主义者总是占了上风。

没有社会，但是有各种世界，也不再有反社会的战争，向虚构的故事宣战是给它血肉。我们头上没有一个天空叫「社会」，只有我们，以及我们经历的连结、友谊、非友谊、相近、距离的集合。那里只有我们，只有一些全然因处境产生的力量，以及它们在社会不停解体和重构的遗体中延伸的分叉能力。簇拥的世界，一个由一堆世界组成的世界，贯穿着纠纷，有引力也有斥力。建立一个世界，是阐释一个秩序，要不要给每个东西、每个存在、每个倾向一个位置，以及思考这个位置，在必要时改变它。我们党的每次出现，无论那是占领广场，暴动潮，还是在涂在墙上的反动句子，都是在向所有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扩散一种感觉——那是「我们」的一分子。那是为何革命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关心他们组成的世界。如查巴达所证明的，每个有独特处境的世界不但不会阻止运动通往普遍，还会为它铺设这条通道。如一名诗人所说的，「普遍」是没有墙的本土。普遍化的能力连接着自身内在的深化，以及所经历的世界的强度化。我们不需要在关心所建立的世界及政治的冲击能力之间做选择。我们冲击的力量是由我们生活的强度，四处散发着的快乐，我们发明的表达形式，以及通过考验的集体能力构成。在社会关系普遍的不一致性中，革命主义者必须经由他们的思考、情感、细致与组织的密度来自我独特化，而不是经由分裂的倾向、毫无目的的不让步，或者基于狂热的激进性的恶性竞争。通过对现象的注意力，通过它们感性的力量，而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革命主义者才能成功的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缺乏理解、没耐性以及疏忽都是敌人。而真实则反抗。

一切归于所有人

成立公社就是互相连结，它自身的力量便是自由的来源。经济社群在公社之间彼此流通，公社也克制着这些社群自我中心化的倾向。公社注定无法与外部切割，它必须透过内化周遭的东西成长，关心与它者的关系便能增强自身的力量。

1. 公社重临

一个埃及作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在离解放广场一段长时间之后写道：「这些我在解放广场所见到的人都好像新的生物，跟我平日所接触的人完全不同，好像革命制造了新的、质量更为优秀的埃及人一样……这好像让埃及人对革命不再恐惧，同时也纠正了社会歪风……解放广场成了可与巴黎公社比拟的地方。人们将政权颠覆，在那里建立了人民的权力。 人们自己分配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比如清洁、或者建厕所及浴室，义务医生也在那设立了流动医院。」在奥克兰，占领运动在奥斯卡•格兰特广场设立了「奥克兰公社」。在伊斯坦堡，自一开始人们就找不到有什么比用「塔克辛公社」来命名它更好。虽然有说塔克辛不会达成革命，但革命已在行动里，它激昂而且无所不在。在二0一二年九月，在一个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小村塔星的三千个居民宣布独立于埃及政府。一些居民说「我们不再交税，我们也不再交学费。学校我们自己搞。我们自己处理废物和道路。如果有政府人员踏进村子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而是为了其他事情，我们会将他赶出去。」在瓦哈卡州的高山里，八〇年代初印第安人尝试理论化他们的生活形式为何如此特别，最后他们找到这个字眼：「公社性」（communalite)。共同存在对于这些印第安人来说，作为「人民伦理的重建」，既是保卫传统，也是反资本主义。我们也见到在过去几年•库德斯坦工人党（PKK）转化成默里•布克金的自由共产主义，发展成由多个公社组成的联合体，而不是建立一个国家。

公社不只没有消失，它回来了。它的回归并非偶然，亦不发生在任意的时刻。它回来的时刻，正好是当国家以及资产阶级不再是历史力量的时刻。国家以及资产阶级为十一到十三世纪动摇了法国的公社主义者运动划上了句号。公社，不是免费城市，不是一个有自治机制的集体。人们通常以为在战争之后要根据这个或那个权威来辨认公社，事实上它并不需要权威来存在。公社甚至不需要基本法，当需要的时候，也很罕见公社会制定什么政治或行政的宪章。公社可以有社长，也可以没有。公社的基础是城市或者村庄居民互相遵守的誓言，这让他们团结起来。在法国十一世纪的混乱时期，公社互相许诺协助，互相关照，以及一起对抗压迫者。这可以说是叛逆（conjuratio），如果皇室的立法者几百年来没有将它们归类为阴谋以歼灭，这些谋反仍会被视为一种光荣。一位被遗忘的历史学家总结道：「如果没有由誓言来连结，就不会有公社，而有连结，公社就会出现。公社跟共同誓言是同一个意义。」公社是共同面对世界的协议。它自身的力量便是自由的来源。它不是一个要达成的东西：它是一种连结以及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当资产阶级独揽所有事务以及财富，以及国家霸权的不断扩展，这个协议只能在内部破裂。公社在中古时期的原初意义失落已久，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中却不知为何让联邦主义者给找到了。这个意义周期性地出现，从苏维埃公社运动（这是被遗忘了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源头，它最后被斯大林的官僚阶级消灭），到一九八〇年代南韩的光洲公社，再到休伊•牛顿的「革命联盟公社主义」（intercommunalisme revolutionnaire )。每次宣布成立公社，都是跟历史时间脱钩，在连续屈从中，在无意义的日子消逝中，在每人挣扎求存、沮丧的斗争中找到缺口。宣布成立公社，是同意要互相连结。所有东西将改变。

2. 好像革命主义者般生活

古斯塔夫•兰道尔写道：「在人们的共同体生活里面，只有一种对空间来说适合的结构：公社以及公社的联盟。公社的边界有很多意义（它虽然排斥出格的行为及将其隔绝，但没有排斥不理性以及不幸)：它们划出来的区域在该终止的地方终止」。政治现实必然是空间性这一点挑战了现代的理解。一方面，因为我们习惯了将政治当成抽象的维度，有左有右，有立场有论述。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继承了现代对于空间的观念，它是空的、有规律的、可测量的延展，当中占据着物件、生物、风景。但感知的世界并非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空间不是中立的，东西跟存在物并不占据几何位置，而是影响空间或者被空间影响，这些地点都不可简化的乘载着历史、印象、情绪。公社的出现有特定的地点，它不是一个行政个体，也没有简单的地理划分，它所表达的毋宁是一种地域内共享的经历。它在地域上所加上的深刻维度，任何参谋总部都不能将它归纳在地图上。它通过自身的存在将空间网格化的理性打碎，同时使得「空间规划」的妄想落空。

公社的领土是物理性的，那是因为它是存在性的：占领它的力量视空间作为集群不间断的网络，不同的品牌操作让网络看起来很多元化；公社则视自身作为跟全球秩序具体的、处境性的破裂。公社成长在具体的地域，也就是说公社塑造了土地，而土地为公社提供了栖息以及庇护的地方。公社在那里编织了必要的连结，以自身的记忆为营养，找到了与土地之间的意义与语言。在墨西哥，一个印第安人类学家，他也是其中一个捍卫「公社性」作为政治指导原则的人，在谈及阿约克公社时宣告：「人们使用这些字眼najx（土地）和kajp（人民）将小区描述成物理上的存在。土地使人民的存在变得可能，另一方面人民赋予了土地以意义。」 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域最终将成为生活在那里的事物的一个肯定、一种解释以及表达。我们见到博鲁鲁村的布置让人与神的关系彰显，就好像紧随暴乱、广场占领之后墙上盛放的标语，人民重新创造了都市空间。

经由土地公社获得了身体，找到了声音，抵达了存在。二千年代末，一些自治公社成员（comuneros）拿起武器,在米却肯的一群小地产业主手中重新夺回了奥斯图拉的公社土地， 并宣布了圣地亚哥哈耶克兰自治公社的成立。一名纳华（Nahua）印第安人，其中一个公社成员说道：「这片地域是我们生活的空间，我们在夜里见到的星空，热或冷，水、沙、砾、森林，我们存在、生活的模式，我们的音乐，我们说话的方式」。在世界上无论多微小的存在都需要土地，无论是在塞纳圣丹尼还是澳大利亚土著的土地。居住是与土地之间的书写 以及叙述，这正是地理学本来的意义。地域对于公社，正如字词对于语意，也就是说它从来就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手段或者工具。在这个根本意义上，公社与对商业操作的无限空间对立：公社的地域所显示的是意义，而不是由几个空间规划专家所分配的生产功能。居住空间以及活动区域的差异好像亲密的日记和冰冷的时程一样。两种对土地的使用，两种对墨水以及纸的应用，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作为与世界对立的决定，所有的公社都将世界置于其中心。当一名公社的理论家说公社是「原住民的生活与精神所具有的东西，如互利、集体、系谱、原初的忠心、团结、互助、集体义务劳动、集会、共识、沟通、一视同仁、自给自足、捍卫土地、自治以及对土地母亲的尊重,他忘了说这个理论化的需求来自于与时代的对立。权力操作自治的必要性并不是来自对自给自足的永恒的憧憬，而是对被夺走的政治自由的珍惜。公社不自满于这样说自己：它的建立想要彰显的不是一种认同，或者自我成全，而是它创造了生活。公社只能经由外部成长，好像生物一样将周遭的东西内化。正因为公社想要成长，必须吸收不是自己的东西。当与外部切割，它会衰退，吞噬自己，自我撕裂，变得迟钝，或者好像希腊人所称的全国规模的「社会的食人主义，因为它觉得与世界隔绝。对于公社来说，自身力量的增强就是关心与他者的关系。历史上来说，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巴黎，还有利摩日、佩里格、里昂、马赛、格勒诺布尔、勒克勒佐、圣埃蒂安、鲁昂，以及中古时期的公社都是因为隔绝而失败。总的来说，通过平息外省，梯也尔可以在一八七一年轻易打败了巴黎的无产阶级，同样的这也是土耳其警方的策略，他们有效地阻止了加其、贝西克塔斯或者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边的居民区与塔克辛集合与链接。公社面对的悖论如下：它必须成功创造一个不同于「全球秩序」的地域现实，以及在本土的层面互相链接，也就是摆脱它自设的枷锁。如果这两个目标中有一个没有达成，要么包裹在自身地域中的公社会慢慢与外界隔绝直至最终被消灭，要么它变成游离的一群，离地，跟自身的处境格格不入，对所走的道路感到不信任。这是我们在一九三四年的长征中所见到的，三分之二的红军因此而死掉。

3. 告别经济

公社的核心正是逃离公社的东西，穿越它而又不让它占有的东西，这正是罗马法所称的res communes（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东西」是海洋、空气、庙宇；人们不能占有它：人们可以在海里或河里打水，拿庙宇的石头，但是人们不能将大海或者神圣的地点当成自己的东西。吊诡的是，拉丁文的res communes正是要反抗物化，反抗将它变成一个对象，也就是res。 这是以公共法来命名公共法无法包括的东西，公共使用的东西不能被简化为法律范畴。语言，正是典型的「共同」：因为它，经由它，我们可以自我表达，但是没有人能占有它。我们只能使用它。

一些经济学家最近几年致力于发展一个关于「共同」的新理论。「共同」是一些市场无法价值化的东西，而没有它们，市场将无法运作：环境、精神以及生理健康、海洋、教育、文化、大湖等等，也包括大型的基础建设（公路、因特网、电话网络或者卫生等）。根据这些既担心全球状况恶化而又致力改进市场功能的经济学家，有必要发明一种对于「共同」的新「治 理」。这种治理不是完全基于市场。《治理共同》（Governing the commons）是二〇〇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一本畅销书的标题，她在这本书定义了「治理共同」的八条原则。内格里以及他的同伙明白「共同的治理」这个题目还有发展空间，于是发展了 一套完全基于自由主义的理论。他们甚至视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所有东西为共同，争辩说因为它们最终来自人类的合作生产，而且只能由一种奇特的「共同的民主」来重新夺取。这些永久的行动者常常缺乏主意，总急着拾人牙慧。他们现在宣称「健康、住宅、移民、保健、教育、纺织工业的工作环境」都是必需拥有的共同。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迟早会提倡核电厂或者甚至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自我管理，因为因特网是属于大家的。一些更为过度讲究的理论家则提倡将「共同」当作从西方的魔术帽里掏来的最后的形而上学原则。他们称之为「原则」（arche)，因为它「安排、命令以及支配所有的政治活动，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必须创造新的机构以及新的世界政府。所有这一切当中的灾难是，除了这个由普鲁东以及第二国际沉闷的想象而启发的对人及物的行政管理之外，他们无法想象其他革命性的世界。当代的公社没有呼吁要获得或者夺取某种「共同」，而是建立一种共同的生活形式，也就是说从这个世界出发跟与他们不能占有的东西发展出一种的共同关系。

就算这些「共同」沦入一班新品种的官僚主义者手中，杀害我们的东西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大都市中社会生活的操作就好像一个去道德的巨型企业，人们生活的每一面向完全由整个商业系统的组织所支配。人们可以活跃于这个或那个组织，跟一班「伙伴」进进出出，最后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没有理由去相信可以共同进出。所有社会运动，所有真正的邂逅，所有的暴动，所有的罢工，所有占领，都在这个生活的假象打开了缺口，展示一种共同生活是可能的，是可取的，而且可以是丰裕和快乐的。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所有东西都在密谋要劝说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个，要去消除其他生活形式的痕迹——包括那些已熄灭的以及那些即将中止的。那些绝望的舵手最怕遇到不像他们那么虚无的乘客。事实上，这个世界的组织方式让我们对它完全依靠，实际上是对所有其他可能的生活形式日复一日的否认。

随着社会光环的褪色，建立力量的迫切性隐蔽但感性地漫延了开来。自从广场运动结束之后，我们见到大量城市出现了防止驱逐住客的互助网络、罢工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各式各样的合作社。生产、消费、居住、教育、信用合作社，甚至是想覆盖生活所有面向的「整合合作社」。这些以往只是存在于贫民区的实践突然之间延伸出去，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及成效。人们舒了口气，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人们一起面对金钱问题，有些人通过自我组织来找钱，有些干脆不理它。一个合作社式的细木工场或工具间，如果只是被当作用来赚钱而不是人们共同的媒介，那么经营这些就会像打工一样痛苦。如果公社没有揭露经济实体的不完整性，所有经济单位都注定要消失，或已经消失。公社指的是在所有公社之间让经济社群有所流通、穿透以及超越这些经济社群的一切事物；公社是连结，克制这些社群自我中心化的倾向。二十世纪初，巴塞罗那工人运动的伦理可以应用于当前的实验，其革命性并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学校，不在于私印了有CNT-FAI{22}字样钞票的小老板，不在于工会、工人合作社，也不在于受雇枪手{23}。所有这一切的连结，生命在它们之间盛放，不能被简化为其中的一个运动，或者一个单位，这是它不可动摇的根基。我们另外要留意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的起义中，能够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不同单位有攻击性地链接在一起的是Nosotros：一班被运动视为「无政府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在一个月之前刚被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公开审讯，而且几乎被开除。

在不少受「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我们见到大量社会团结的经济的回归，以及伴随着它的合作社主义以及互助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要藉此创造「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想法在四周扩散和漫延。我们见到的却是一种有别于斗争，有别于公社的东西。要确信这点，只需要看看社会团结的经济如何被世界银行利用，特别是在南美洲，在过去的二十年被用作平息社会的政治技术。我们知道借钱资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这个计划出现在一九六〇年代，来自劳勃•纳马拉的反起义意识。纯粹的加吕拉。麦纳马拉是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八年的美国国防部 长，越战、橙剂计划（Agenr orange）和滚雷计划（Rolling Thunder）的关键人物。这个「经济计划」的核心跟经济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是纯政治性的，原则也很简单。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也就是说消灭共产主义者的起义，必须剥夺他们最有力的抗争理由：过度贫穷。没有贫穷就没有起义。麦纳马拉在一九六八年写道：「共和国的安全并不只也不特别依靠军事力量，而是在我国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制订稳定、经济及政治的系统」。如此看 来，反贫穷有不少好处：首先，它遮掩了问题的所在，问题不是贫困而是富有——也就是说某些人以权力占有了主要的生产工具。进而，它将事情变成社会工程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那些取笑世界银行自从一九七〇年代起的灭贫计划几乎是系统性失败的人，或者可以留意一下对于它的真正目的来说——防止起义，它其实取得很大的成功，这个美好的计划一直持续到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四年，在墨西哥发起的国家团结计划（PRONASOL），依靠十七万个本土的「团结委员会」来减轻因为与美国自由贸易所引起的暴力性社会影响，这合理地最终导致了查巴达的起义，从此之后世界银行所能做的只是提倡以微信用「加强穷人的自治以及赋予他们力量」（世界银行二〇〇一年的报告），以及合作社和互助等，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团结的经济。同一份报告写道：「有利在本土的组织中动员穷人，以便他们可以控制国家机关，参与本地决策，以及合作来确保法律在日常生活的首要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本地网络中自行遴选领导，中和反对的群体，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将那些边缘及逃逸的都吸纳进商业流通里。将成千上万的合作社，甚至重生的工厂，纳入「阿根廷开工计划」（Argentina Trabaja）里面，是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的反起义杰作，是她对二00一年暴乱的有计划反应。巴西也不平静，国家经济团结部在二〇〇五年清算了一万五千家企业，并令人钦佩地将自己纳入当地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公民社会动员」及「另一种经济」的发展不是针对「震撼策略」的反应——如娜欧蜜•克莱恩天真的一厢情愿——而是整个装置的颔骨。有了合作社（它本身也是种企业形式），新自由主义的根本（alpha er omega）就得以扩散，我们不能好像某些希腊的左翼一样天真庆祝，过去两年在他们国家出现的自我组织合作社，因为世界银行在其他地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结果也同样满意。存在某种边缘经济的部门信奉社会团结的经济，并不能动摇政治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前者的存在甚至对后者有保护作用。在这样的防卫坡后面，希腊的船主、国家的军队以及大企业可以照常营业。一点民族主义，再加上一点社会团结经济，起义可以慢慢等着。

如果经济想要作为「行为科学」,甚至是「应用心理学」，那么它必须在地球上遍布经济生物——有需求的存在。有需求的存在，辛勤劳动而得到微薄的报酬，这些并不是自然的东西。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谈的只是生活的方法，而不是需求。那时，人类占据了世界的某些角落，他们知道怎样喂饱自己、穿戴、娱乐、造屋顶。需求是历史产品，它将世界从人类手中夺走。这到底是靠掠夺、征用、圈地，或者殖民并不重要。需求是经济剥夺了人类的世界之后而补偿给他们的东西。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但是如果公社也要应付需求，那不是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忧虑，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经济依赖不只是持续败坏的政治因素也是存在因素。公社响应的方式是要消灭在我们之间需求的存在，最基本的做法是，每当人们缺乏什么，无论出现多少次，都要找途径让这种缺乏消失。有些人有「房子需求」？人们不急着为他们建一个房子，而是先建立一个工作间让任何人都可以快速地自己建房子；有人有需要找一个地方来聚会、讨论或吃喝玩乐？人们就占领或者建立一个地方，让「不属于公社的人」也可以使用。如我们所见，这不是充裕与否的问题，而是需求的消失，也就是说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消除要独自面对世界的感受。仅陶醉于运动并不足够，这需要大量的手段。我们有必要区别最近在塞萨洛尼基夺回维氏工厂的事件，以及启发了它的不少阿根廷灾难性自我组织的尝试。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夺回工厂首先是一种联合希腊「运动」里其他单位的政治攻势，而不是一种另类经济的简单尝试。这个工厂将本来用来生产铺砖胶水的机器，改用来生产消毒凝胶，供应给由「运动」操作的诊所。在「运动」的不同层面之间造成回响，正是公社的特征之一。如果公社「生产」，这只能是附带性的；如果它满足我们的「需求」，是因为它提高了对共同生活的欲望，而不是将生产以及需求当成客体来处理。基于对这个世界公开的攻势，公社将找到成长所需要的同盟。公社的成长是经济真正的危机，也是它重要的衰退。

4. 形成共同力量

公社可以在各种处境、围绕各种「问题」形成。利哈乔夫汽车厂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公社制度的先锋，开设了苏联的第一个集体住所，因为经过长年的内战和革命之后，他们难以忍受缺乏一个可以度假的地方。一个公社成员在一九三〇年写道：「秋季长时期的雨水开始在集体住房屋顶上咚咚作响，我们做了以下决定：在冬天继续我们的实验。」如果公社的出现没有一个特殊的起点，那是因为这个时代没有特别的入口，只要我们有投入，所有的处境都会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并且跟它连接，无论是它困难的地方还是它所呈现的断层和缺口。每个存在的细节总跟整个生活形式相连，因为公社的最终目标是世界，它必须小心不要让这个任务、问题或者处境来完全决定它，虽然它们在公社的构成当中扮演重要的位置，但也只呈现为一种聚合的时机。在公社的发展中，当在一起的欲望以及摆脱束缚的力量超过它成立的原因时，一个有益的门坎便被打破了。

如果街道在刚过去的暴乱中有教导我们一些东西，除了暴乱战术以及防护面罩之外——这个时代的符号已变得使人难以喘息——就是享受快乐，等同全部的政治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所有人，包括凡尔赛那些后脑剃光了的混蛋，都享受了狂野的游行以及跟警察打架。每次这些紧急、暴乱、占领的处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比一开始所关注的要求、策略或者希望都要多。那些走到塔克辛广场阻止六百棵树被砍掉的人，最后在那里找到其他要捍卫的东西：广场本身，经历了十年的政治阉割以及对任何集体性组织的阻止和破坏，广场是人们重新寻获力量的数组和表达。

在解放广场，太阳门广场以及一些美国占领运动的公社中，或者在苏萨河谷的拉马达莱纳自由共和国令人难忘的四十天里，重要的是发现人们能够大规模的自我组织，而没有人能够将运动总体化。使我们觉得飘飘然的是，参与以及经历创造共同力量的感觉，这种力量是不可言喻、牢不可破的。牢不可破是因为每一刻、每次行动、每个邂逅里所洋溢着的快乐将永不会从我们身上被拿走。谁煮饭给一千人吃？谁建了电台？谁写了通讯？谁向警察发射石头？谁建了房子？谁砍了柴？谁在大会里讲话？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在乎：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名字的力量，好像一个西班牙的布罗姆{24}所说的——他不知道这其实来自十四世纪提倡「自由精神」的异教徒。我们所做及所经历的感受，具有一种精神、一股力量、一种共同的富有，它容许我们告别经济，也就是说告别计算、测量、估价，以及无处不在的机心，这无论在哪都是怨恨的记号，不论在爱，还是在工作坊里。当我们问一名长期留在宪法广场的朋友，如果他们烧了国会然后经济又持续低迷，希腊人如何组织食物供应来生存，他感到震惊并回答说：「一千万人不会让自己死于饥荒。可能会有一些小吵小闹，但是比起所谓正常时期的社会纠纷，这算不了什么。」

公社所面对的处境的本质是，当我们全心投入的时候，我们永远会找到比我们带过去或者所寻找的更多的东西：我们惊奇地找到了它的力量，一种我们前所未见的持久力和创造力，以及策略性地、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个例外处境中的幸福。在这个意义上，公社是多产的组织。它所生产的比它要求的永远都要多，正是这点导致伊斯坦堡的群众走到广场以及大街让骚乱变得无法逆转。人们被迫花几个星期自己处理重要的问题，如粮食供应、建设、医疗、葬礼或者武装，他们不只学会怎样自我组织，而且学到了大部分被忽略了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自我组织，而这个力量的本质是快乐。那些口口声声要「夺回公共空间」的民主评论员并没有留意这个街头的生产力，这足以说明它的危险性。这些日夜的记忆令大都市规律化的日常生活变得无法忍受，虚浮也暴露无遗。

今日利比亚 明日华尔街

当人类否定自我组织的能力，便会发现自发性，但我们不能依赖自发性，而是必须维持注意力和纪律。我们不能混淆自由放任和随心而为，也要留意不能以分享当作借口。唯有确保所有革命力量都同时在各个方位前进，力量才会增长，如果停留在攻击的层面，将无法充分利用资源。我们也不能停止理论的前进，否则将会被资本捕获，同时失去思考生命的能力。

1. 十五年历史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日，响应拉马达莱纳的驱逐行动，成千上万人以多个队伍包围了被警察和军队占据的工地，这一天是苏萨河谷的真正的决战。一个想冒险的士兵在树林里被示威者捉住，并被解除武装。不管是理发师傅或老奶奶，几乎每个人都戴着防毒口罩。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出去的人则站在门槛打气：「杀了他们！」占领的力量最后并没有被赶走。第二天，所有意大 利报章以同一口吻重复警察的谎言：「氢氧化镁混合物和胺基：黑色组织的游击战。」为了响应这个弄虚作假的宣传，人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运动回应道：「好吧，如果侵袭工地就叫黑色组织，那我们都是黑色组织。」十年前，几乎每一天亲政府的报纸都这样解释热那亚决战：那是来历不明的黑色组织，他们混进了运动在城市四处纵火造成流血。舆论有两边，一边是示威的组织者，他们辩称黑色组织里其实有不少便衣警察，另一边则视他们为总部设在外国的恐怖分子。我们至少能说：如果警察的修辞一如往昔，那真实的运动开辟了道路。

从我们党的角度来看，一个十五年的策略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从反全球化运动，最后一个全球性、有组织性地对资本的攻击开始。至于从一九九七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反马斯垂克（Maastricht)条约，一九九八年五月日内瓦的反世贸暴动，一九九九年六月伦敦的「反资本嘉年华」，还是同一年在西雅图的运动，不论我们从哪一场开始都不重要。同样，说运动在热那亚已到达顶点，说它二〇〇七年在海利根达姆或二〇一〇年在多伦多仍有生命力也不重要。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一九九〇年代末出现了一个针对跨国以及世界性治理组织的全球性批判运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G8、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可以理解以九一一事件为由而展开的全球性反革命运动，其实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政治性响应。在热那亚之后，「西方社会」内部所出现的裂缝必须由各种手段来遮盖。逻辑上来说，二〇〇八年秋天的「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系统核心，来自「反全球化运动」攻击的首要目标所在：金融系统。反革命行动，无论规模多大，都只能冻结这些矛盾，但不能消除它们。同样逻辑的是，重新回来的正是过去七年被残酷压抑着的。一名希腊的同志总结说：「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是热那亚运动的重现，现在则是以整个国家的规模并持续了一个月。」在这期间矛盾在冰底下酝酿。

历史上来说，反全球化运动只是全球的小资产阶级预见了即将到临的无产阶级化，而对资本发动的搔痒式的、微不足道的攻击。所有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功能，如医生、记者、律师、艺术家或者教师，都有一个相应的行动者版本：街头医护、独立媒体记者、律师团队，或者团结的经济的专家。在这些反峰会的暴动中，在空中扬起的警棍便足以使群众好像燕雀一样惊起，摇摇欲坠的反全球化运动重新迎向资产阶级的虚浮——好像处于两个阶级之间的非阶级性空白，迎向它历史性的优柔寡断，迎向它政治上的无力感。对现实的不了解意味抗争的薄弱，只要反革命的冬天寒风持续几季便足以粉碎运动。

如果反全球化运动的灵魂是对于世界性治理机器的批判，那么我们可以说「危机」将这些受托人——抗争者以及行动主义者——的批判剥夺。那些本来只限于政治魔人的小圈子内的事情现在是令所有人不满的东西。自从二〇〇八年秋天开始，像砸烂银行这样的行动从未曾如此广泛的被接受过，但相应的，要组织一小群专业的暴动者也变得如此没有意义。自从二〇〇八年起，反全球化运动好像在现实中完全消失。它消失的原因是它已被实现了。构成其基本词汇的东西已进入公共领域：厚颜无耻的「金融独裁」，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重组的政治功能，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对「环境的蹂蹒」，核能游说集团愚蠢的傲慢，不知羞耻的人满口谎言的统治，领导们毫不掩饰的贪污，谁还会怀疑这一些？谁不会因为新自由主义为弥补自己的失败而单方面加冕感到震惊？我们必须记得今天我们的共同信念在十年前还只局限在抗争者的圈子里。

反全球化运动的战略操作早已被「人们」抄袭。太阳门广场有律师团、医疗队、信息处、黑客及野营帐篷，就好像昨天的任何一个反峰会、「跨越国界」（No Border)的运动。在西班牙首都，很多人心目中的大会形式，以邻里以及委员会为基础的组织，以至某些可笑的规则全都是来自反全球化运动。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巴塞罗那有几千名「露营者」尝试包围加泰隆尼亚的国会以制止「紧缩政策」的投票——就好像几年前人们尝试制止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各国代表到达会场一样。二〇一一年英国的学生运动中的书本组织（Book Bloc)就是效法在热那亚反峰会的「白衫党」。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南特，反对兴建机场示威中人们分成蒙面的机动小组行动，说他们是黑色组织，只是一种将全新的事物简化成已知事物的方法，但这并不只是内政部长的话语。警察则声称那是部分「激进分子」的行动，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想要遮掩普遍的激进化。

2. 撕裂当地景点

我们党无处不在，但它停顿了。随着反全球化运动的消失，一个好像资本一样满布全球而且可以与之抗衡的运动的前景也跟着迷失了。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相应处境而成长的所有力量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这些公社如何组成历史政党呢？换句话说：在某一点上，必须抛弃反峰会的仪式、专业的行动主义者、压迫性的傀儡师、可预见的暴动、铺天 盖地而又没有意义的标语，才可以与我们生活的地域联系上——跟全球的抽象化切割。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与本土的吸引力切割？传统上，革命主义者因为有共同敌人而团结政党，这是他们永远都医不好的辩证毛病。傅柯说：「辩证逻辑是一个在同质的单一要素中玩弄矛盾的逻辑。我建议尽快以策略的逻辑来取代辩证的逻辑。策略的逻辑与辩证的逻辑不同，它不将矛盾均质化以求解决问题，从而得到统一性。策略的逻辑是要在不一致、不对称的事物（它们会继续保持不一致）之中建立可能的连结。策略的逻辑是将异质的事物链接起来的逻辑，而不是将矛盾均质化的逻辑。」

在公社之间，与处境相应的异质力量之间，没有什么有效连结是来自于对共同的敌人的指认。如果在过去四十年的争论当中，抗争者一直没有能够决定到底敌人是异化、剥削、资本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文明还是整体的存在本身，那是因为问错了问题。这个问题是毫无用处的。不要以为只要将自己与所有决定抽离，或者设想自己置身于某种政治或哲学平面之上，敌人就会现身。如此抽离之后，所有的牛都是灰色。我们受创，真实也蒙上诡异的光环。所有东西都是敌对、冰冷、没有差异的。抗争者可以发动反对这个或者那个的运动，但这只是反对一种空白的形式，一种来自他们自身的空白的形式——无力以及弱不禁风。对于那些由自身所在出发，由他常光顾的圈子、所住的地区、工作所在的企业出发，斗争的前线会在经历以及接触中呈现出来。谁在为混蛋工作？谁不敢弄湿自己？谁为自己的信仰冒险？敌对的政党可以走多远？它在什么东西前面退缩了？它依靠什么？这不是单方面的决定，而是从一个处境到另一个处境，从一个邂逅到另一个邂逅响应这些问题的经验。敌人不再是我们可以指名道姓的东西，敌人会自己现身。它显示给所有那些没有抽象化地指出它是什么、来自那里，然后将它过度简化并投射在抽象的政治荒漠的人，它也只会显示给有足够活力而能在纠纷面前不退缩的人。

所有宣称是公社的都会在周围有时甚至远距离产生一种新的地理，在以前只有规范化的地域，所有东西都可以交换的平原，普遍等价的阴霾中，公社勾划出连迭的山脉，那里山峦起伏，有山口，有顶峰，有朋友相传令人惊奇的山径，也有敌人之间难以通往的绝壁。所有这些都不再简单，或者具不同意义的简单。公社创造了一个逐渐延伸以及开枝的政治地域。在这个运动中，那些它绘画出来通往其它公社的小径，以及编织出来的线和连结，组成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力量不从指出谁是敌人而来，而是来自为了可以进入彼此的地理的努力。

在我们的时代，世界被错认划分为资本主义的帮凶和敌人，而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孤儿。自从苏维埃的诱饵消失之后，连用来分析地缘政治的标尺也迷失了。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容许从远处分开朋友和敌人——包括那些绝望的尝试，想重新放置可靠的标尺来理解新的局势，在那里伊朗、中国、委内瑞拉，或者巴沙尔•阿萨德成为反帝国主义的英雄。谁能从这里说出利比亚起义的真实性质？谁能在塔克辛广场的占领中分辩出旧的凯末尔主义和对新世界的憧憬？还有乌克兰基辅的独立广场？谁能说什么？我们必须亲身去看，与那里的人碰面，才能在运动的复杂性中认出共同的朋友，可能的盟友，必要的冲突。根据策略的逻辑而不是辩证的逻辑。

我们的同志德勒兹在四十年前已经写过：「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比中央集权者还要更中央集权。很明显一个革命机器不能自满于本土以及局部的斗争：它必须同时具有高度欲望和高度集中化。所以问题的所在是纵横的贯穿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垂直的消灭欲望的多样性的统一。」虽然我们之间的连结松散，我们党的地理分散，这不一定是弱点；而相反，这让它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如同一个开罗的朋友在二〇一〇年夏天所说：「我相信埃及革命至今的成功是因为没有领袖，这使警察、国家以及政府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不能砍了某个人的脑袋来中止运动。好像一个病毒不断地靠突变来保存自己，我们也是这样来保存这个没有等级、完全平坦的、有机、扩散的人民组织。」如果不想像国家或者组织一样结构化，那就只有保存分散及零碎，在这个格局中找到扩散的动力。我们要在本土的层面组织会面、通讯、相互理解以及密谋。革命的工作已部分成为翻译的工作，没有起义的世界语，反抗者不是要学会无政府主义者的语言，而是无政府主义者要通晓多种语言。

3. 建立不是组织的力量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困难，是如何建立起一个非组织的力量？打从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争论着「自发或组织」，这个问题必定是问错了才一直都没有好的答案。这个错误问题是基于一种盲目，没有能力察觉到隐藏在我们所说的「自发」底下的组织形式。所有的生活，姑且勿论共同的生活，都有自己存在、说话、生产、相爱、斗争的方式，以及习惯和语言的规率性——也就是各种形式。只是我们习惯了不去察觉当中的形式。因为，形式对我们来说如同雕塑、结构或者骷髅，它不会死、不进食、不跳舞、不歌唱、不会暴动。然而，真正的形式是内在于生命的，而且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被捉摸。一名埃及的同志告诉我们：「开罗从不曾像解放广场开始的时候一样有活力。因为没有正常运作的东西，每个人都要关心自己周围的东西。人们要清理垃圾、清扫人行道，有时候重新油漆、在墙上画画、互相关照。虽然没有钱，对象的流动却出奇地顺畅。我们突然之间明白，在我们之间的一些简单姿态一直都被剥夺了，它们让这个城市成为我们的，而我们属于这个城市。当人们到达解放广场时，自发地互相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助的，他们跑去厨房帮忙，用担架送受伤的人，准备横幅标语、盾牌、投石器，讨论，创作歌曲。我们明白，国家组织其实是最没有组织的，因为它是基于对人类自我组织能力的否定。在解放广场没有人发号司令，如果有人这样做，那一切一定立刻混乱起来。我们记得库尔贝（编注：法国画家，巴黎公社时期被选为公社委员）在公社期间写的著名信件：「巴黎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没有警察，没有蠢事，没有任何抢劫，也没有纠纷。巴黎好像在滑冰一样自己在前进，它必须保持现状。一句话，那是真正的陶醉。」从一九三六年在亚拉冈自治区的集体化(collectivisations)到刚过去几年的占领，历史响彻对这种陶醉的见证：不是一旦没有国家，就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相反的，是国家熟练的把混乱制造出来。

认识到生活自发产生的形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依赖某种自发性就可以维持和促进形式的成长、制造必需的蜕变。相反的，它需要一种持续的注意力以及纪律。那不是行动主义者和管理先锋们共有的反应式的、控制论式的、实时的注意力，它崇拜网络、畅顺程度、反馈（feed-back）以及水平状态，它从外面管理所有东西却完全不理解任何东西。那也不是来自工人运动的古旧组织，军事化的外部纪律，它们几乎都已经全部成为国家的延伸。我们所说的注意力及纪律也可应用到力量的状态以及增长，注意力及纪律侦察着会伤害它讯号，也揣度那些可以让它增长的可能。它们不混淆自由放任（那是公社的灾难）以及随心而为，留意不会以分享为借口而混淆一切。它们不是某些人的财产，而是所有人的，它们既是真正分享的条件和对象，也是微妙性的量度，它们是我们对非正式专制的防御，它们是我们党的质 地。在新自由主义四十年的反革命中，被忘记的正是这个纪律与快乐之间的连接。我们现在重新发现它：真正的纪律不是为了组织外部的特征，而是为了力量内部的发展。

4. 关怀力量

革命传统被打上好像先天缺陷一样的唯意志论标签，绷紧着为明天而活，走向胜利是现在忍受恐惧无处可藏的仅有的方式之一。犬儒主义是另一种选择，但它是最坏的、最庸俗的选择。这个时代革命性的力量耐心地留意着自身的增长。这个问题一直都被夺取权力这个陈旧的主题所压抑，当要靠近它的时候，我们都感到相对地乏力。总有一些官僚主义者知道可以怎样利用我们运动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计算好怎样将它发展成一种手段，一种为他们目的服务的手段。然而，我们并不习惯怎样照顾好这种力量，我们模糊地感到它的存在，我们察觉到它的起伏，但是我们用好像对待「存在性」的那种洒脱处理它们。这种「文盲」对激进小圈子来说并不陌生：每个小群体都愚蠢地相信，当他们反对政治市场里一些微乎其微的东西时他们是在进行悲壮的斗争，当他们中伤敌人就可以削弱敌人同时壮大自己。这是个错误：人们通过和敌人的战斗而不是削弱他们而得到力量。吃人肉者比这个更高明，吃自己的敌人是因为估计那可以补充力量。

当革命传统在这一点上无法提供养分时，人们可以重新回到比较神话。我们知道杜梅齐勒在他对于印欧神话的研究中，发展了著名的三等分：「除了祭司、战士以及生产者之外，还有等级化的『功能』，包括司法以及魔法统治权，物理和战斗的力量，平静和多产的充裕。」让我们先忽略「功能」之间的阶级性，而只谈维度。我们认为，所有力量都有三种维度：精神、力量及富有。它增长的条件是要掌握这三个条件。作为历史力量，一个革命运动正是精神的扩展——它以理论、文学、艺术或者形而上学的形式出现，一种战士的力量——无论那是袭击还是自卫，以及一种物质以及场所的充裕。这三个维度在空间和时间中以不同的形式结合，同时诞生了独特的形式、梦想、力量及历史。每当其中一个维度想要独立而与其它的维度失去联系，运动便会退化，堕落成武装的前锋主义者、理论家的小派别或另类企业。红军、情境主义者，以及不服从者{25}的夜店——对不起，「社会中心」——都是革命的标准失败配方。确保力量的增长需要所有的革命力量同时在各个方位前进，如果只停留在攻击的层面，那是因为最终缺乏洞见，同时无法充分利用资源。如果停止在理论上前进，那注定会出奇不意地被资本的运动所捕获，同时失去了在我们场所中思考生命的能力。放弃用双手建设世界则是将自己献给幽灵。有一个朋友写道：「什么是幸福？那是感到力量的增强——障碍正在被克服。」

成为革命主义者，是给自己一份困难但实时的幸福。

结语

{1} Troika，欧盟执委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代表团。

{2} 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

{3} 土耳其总统的名字。

{4} 意指「新生」。

{5} Quechua为一平价运动用品品牌。

{6} 十二世纪的诗体小说，后成被里查·瓦格纳改为歌剧而著称。

{7} 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一年希腊首相。

{8} 二〇一二至一三年的埃及总统。

{9} 意大利喜剧演员，左派政治组织五星运动的领导人。

{10} 脱口秀演员，被指责有反犹倾向。

{11} 意大利民主党总书记。

{12} 首次雇佣契约。

{13} 早期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代表人物。

{14} 一种中枢神经迷幻剂。

{15} 海德格尔在一九五三年发表的文章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16} 集体的精神力量。

{17} Black bloc，穿黑色帽衫的行动者。

{18} 巴勒斯坦青年为反对以色列自一九八七年的占领而通过扔石头表现的自发的群众起义。

{19} 希腊极右政党。

{20} 将囚犯关在地窖里，然后将火放在门口以烧耗所有空气，让囚犯窒息而死。

{21} 装载核废料的金属盒子。

{22} 全国劳工联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

{23} pistoleros，西班牙内战时期被雇用去杀害工会领袖的杀手。

{24} Bloom，一种新的革命主体，但有别于西方传统哲学里主体和实质，它是一种情绪或气氛（Stimmung），见Tiqqun的《布罗姆理论》。

{25} 法国一个提倡公民不服从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