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系：秘密的生育劳动与智慧女神的生活

王敖在《臧棣的智慧与世界——如何理解一位诗人批评家》中评论《房屋与梅树》时说：“诗中的明暗对比与互衬并没有走向意义上的闭合或终止，而是进入了一个待定的状态，读者可以决定，‘秘密’是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尽管秘密的生育劳动不是王敖自己的工作，但他对这种互动十分欣赏，不含一丝争执和道德谴责，他只是沉思其中的生活追求，以及生存境遇中的可能性，就像欢迎当代诗的新生儿在艰难与痛楚中的诞生，换言之，诗歌的孕育者和母亲会继续做着关于梅树和房间里的秘密的手艺活，例如包慧怡的《破碎之花》以“梅花香自苦寒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发出邀请，以及臧棣的另一首《射箭运动》对爱的劳动的褒扬：“爱的本质/早已是一个被万箭射过的靶子/而你射出去的箭，在未来某一刻/会引来更多脱离弓弦的箭，/将你射穿在天地之间；……梅花状的疤痕……”

然而，“破碎”、“靶子”和“疤痕”说明，呼吁更多的技术却不能催生更多的“劳动”，尤其是有效“劳动”，如果这是指在一种有效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促进组织内的协作和团结关系的生产，或者，指在阶级再生产意义上让共同的社会要素涌现，从而让更多的协调被生产出来。真正的情况是，当人们拥有更多的技术，却偏离了这种生产，劳动总是朝着无阶级的群众的个体理想而去（“与阶级不同，群众不能解放自己”，并且群众是“脱离家园”的）——对加强的商品环境和大工业环境的理想。例如人们不是写文章辩清一个问题，而是图文并茂地攒一波流量，在娱乐氛围中进行人气的竞争，博取观众的好感。那些有阶级危机意识的人发出警示说：这是没用的，你要生产。然而，矛盾就在这里，生产被死劳动取代了，技术越多、人越是依赖机器奴役或越是崇尚技术理性的统治，能见到的“劳动”就越少，这不是说它的社会动员的效率越高，相反，没有什么被生产出来，活儿干得越“漂亮”就越是不知道在哪里进行有效“劳动”。人们缺乏生产的对象和目的，这被称为人类素质的丧失和对人类情感的无能。Miguel Amorós的《资本、技术与无产阶级》一文指出了这一情况的起源、它造成的阶级问题，从而提出了逃离劳动和消费领域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的分工和技术主义引发的劳动和生产之间的这一矛盾，让我想到王敖的《臧棣的智慧与世界——如何理解一位诗人批评家》一文（向这篇文章致敬）——首先写诗也是一种“劳动”，王敖在文中引用张枣说“诗，干着手艺活，对称于人之境”——重点是，类似地，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揭示了“世界-诗歌”和世界诗歌之间的矛盾，与此对应的是作为指导精神的智慧与智慧文学之间的矛盾。所以世界诗歌时常“像近几十年来国际翻译和出版市场做的广告”，而当它以为自己仍是文明的收割机，是从“希伯来智慧书、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透过基督教的滤镜……可能还受过追求神秘智慧的叶芝的影响”等等中走来时，它会发现以色列人，“犹太社群常年遭受迫害，所以寄居西班牙，也曾奔走于欧亚非各国之间，住过罗马，去过埃及，甚至渡海流亡到英国”，这种情况就像“《约伯记》是否通过印度经典影响过《天问》”，这对应着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文化的复制、流通与消费的逻辑”、“面对黑暗的生存境遇”和“困入被设计好的庸常”智慧文学成为把握存在和精神试炼的场所。

当代诗的写作、研究和阅读的参照系肯定不只是新诗百年。在具体写作和批评中诗人的参考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多样和多变的，从策兰到佛学，从卡夫卡到非洲，从圣殿骑士到梨俱吠陀，从基督教到米利都学派，从屈原到海子，从大学城到县城，从武侠小说到加拿大和阿特伍德，从量子力学到米开朗基罗。这些都在诉说当代的生存境况，如果生存境况就是诗歌，所有这些就都有个共同的无意识参考系——夺人生命者的战争、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的公理以及相应的社会审判体系。所以参照系尽管不拘一格但却是单一的，其局限性因而就是短时记忆、地理快照与当时当下的建制与本能的局限性。如果不谈战争，这一参照系就是柏拉图、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将智慧文学的传统引入对有探索性的当代诗人的考察其实也是形而上学，只要被研究的诗歌是要“成为宇宙的一种共相”、“它提供了一个对‘中等尺度空间’进行翻新的契机”。作为一种生活（生存境况），这种与宇宙的共相、翻译的契机恰恰反应的是它只能接近智慧、只能是灾难的应对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它存在于训导中），从而并不会抵达共相——在智慧文学传统中，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属于怀抱斯芬克斯的智慧女神——但最终，仅仅从人的生存境况中涌出了训导、共相与契机，而不是从最高认识中，所以斯芬克斯对人会变得可怕，因为人指向虚空。德勒兹认为，在一个亚当在其中犯罪的世界，人是没这个权力的，更不要说是特权了。这叫做“不共可能性”。奇异性是一个世界，“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不是创造了表现这个世界的单子”，与奇异性之间没有共同的可能，如果说奇异性就怀抱斯芬克斯的智慧女神，“意义和事件的逻辑,不属于说教和真理的逻辑”。一般而言这就是形而上学在不运动时的后果。

但王敖让形而上学运动了起来，这就是说某一生存境况不再被拘泥于让生存空间作为秩序的分配结果，而主体也不被建构于高处的原型与低处的摹本的基础上——固定点对固着点，而是作为随意点被其他理念交织、切割、分配。这一理念就是游牧的理念。不会再有停留在轴心的事态，当他接近于一个北大教授时，他曾是或将是犹太人、印度人、约伯、欧洲航海家或神经学科学家等等。如果说这是最高的参照系那它意味着什么呢？诗歌始于愉悦终了于智慧。

这触发了我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也需要让诗歌接续智慧文学的传统，像召唤更多的技术以便催生更多的工业劳动那样汲取智慧文学的传统能量，令它“提供了一个对‘中等尺度空间’进行翻新的契机”、“成为宇宙的一种共相”，从而有利于建立“社群的普遍经验”、疏离“黑暗、压抑、悲痛和幻灭感”，那么这实际上说出的是犹太资本的经验——现在，犹太资本是流亡着的，正如以前的古老民族大迁徙。这样一个新的“智慧文学”体系，“它的倒塌则代表希望的破灭，价值系统的危机。比如，在一些流亡的犹太人群体里，它与‘灯’、‘桌子’和‘圣书’组成一个复合象征，代表耶路撒冷。”

归根结底，正如“进步主义理性并不满足于知识的满足，而是希望在统治的标志下前进”（《资本、技术与无产阶级》）；“世界诗歌”也并不是满足于智慧的圆满，而是满足于在资本的标志下游荡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称于人之境”。这里面又能为心急如焚的指挥官们提供多少“劳动”呢？可以说王敖的这篇文章，堪比艾略特的长诗《四个四重奏》和惠特曼的《向印度航行》。

老人衣袖上的灰尘
全是烧过的玫瑰留下的灰烬。
浮悬在空中的灰尘
标志着一段历史终结的地方。
现在吸进去的灰尘曾经是一座住房——
墙壁、老鼠和护壁板。
希求和失望的死亡，
这是空气的死亡。

我有时怀疑那是否是印度大神黑天的意思——尤其是——
或者是表达同一事物的一种方法：
未来是一首消逝的歌，一朵皇家玫瑰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艾略特认为英国是祈祷见效的地方，永恒的时刻交叉处从来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英国。这可能是延续了惠特曼的《向印度航行》。惠特曼认为和灵魂一起发出呼喊的是历史，所以“我的时代”架设的电缆是通往历史的，即是说当代在向着印度航行，当代在阐明印度的寓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是与印度的迎头相遇。“向远于印度的地方航行！/你的翅膀丰满得足以飞行这么远吗？/啊，灵魂，你真的要做这样的航行吗？/你要在这样的水域上嬉戏吗？/探测梵文和《吠陀经》的底蕴吗？/那么就任随你的喜好吧。”（《向印度航行》9）艾略特说那种呼唤或祈祷是用火交流的思想，然而这是死者的交流。《小吉丁》的前一章《干燥的塞尔维吉斯》（三）已经涉及到这种交流是一首消逝的歌，一朵皇家玫瑰，这一章有四处引用了印度典籍（如下），这就可以说，空袭伦敦的炸弹是来自印度玫瑰的火的思想，它是古老的印度寓言的实现——“我的时代”的人已经是印度人的门徒。这是历史在此时的实现，但也是它的结束，结束于玫瑰成为炸弹的灰烬，伦敦成为炸弹下的废墟，换言之作为同一性和共谋的历史就是历史之终结，同时也是历史之背叛和欺诈——空袭玫瑰，这个混合词本就是一个悖论：代表爱的花朵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这不是说历史终结于印度玫瑰，而是说一个伦敦人的人生在印度玫瑰之下什么都不曾发生，因为他祈祷的只是印度玫瑰的到来，是说当他领悟到这点时，他的空气死亡了，那是围绕着他的爆炸的空气。

如果这些并不能代表王敖本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去读他的《回乡偶书》一诗，我很喜欢这面这两行，可以将其视为反资本主义诗学：

啊，复古流的朝鲜干部，雷霆万钧的大规模杀伤性玩具，让我想—— 危机的流星与冰雹，是资本变形的金刚钻，还有侏儒的墨索里尼在奔跑

沙织，202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