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摆脱拉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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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当尼采批判上帝，后者是不是在自导自演？不是的。戏剧被德勒兹界定为“真实运动”，安排戏剧的因而是理念，理念下的戏剧就是自然，哪怕没有人类，也依然有太阳、闪电、黑夜这种演员。理念的戏剧必然是残酷戏剧，也就是一个差异化的过程，重复的是戏剧，人类的种群文化活动也是它的一个体现罢了。一个人喜欢占据凯撒的角色，想法设法获得围绕着凯撒形成的各种关系，这样一来，他也就必须卷入凯撒所处的残酷戏剧，如果他承受不了，退而求其次过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轻松的生活，那他就得承认他和凯撒之间的质的差异、力的等级，同时否弃表象的同一性——凯撒之为凯撒，携卷着荣耀和悲剧中的诸关系，也是因为他在那里制造的差异。

在理念的戏剧中，即便上帝、诸神也是它所分配的一个角色，这就像上帝、苏格拉底都是尼采的概念人物——他将他们变成超人的解放了的喜剧的元素。理念不是人格化的，也优越于神的观念。当然，这里的理念是颠覆柏拉图之后提出的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形而上学”概念，隶属先验经验论。

所以残酷戏剧并非人或神的安排，和历史一般所设置的圈套也是两码事，倒不如说只有物理或万有引力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如果说像华莱士·史蒂文斯那样的诗人在第三人称的自觉使用中抓住的正是残酷戏剧的特征，那么就存在一个残酷的诗歌种族，在想象的领域对其他无论什么的国族形成了威慑，一眼看去，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影响的诗歌先辈，在残酷戏剧中就如同被插在一根钢钎上的烤串——这有可能激发后来者的愤怒，比如汉语新诗在它面前会制造诗歌的反叛，想到成为一个诗歌刺客，但是这是对残酷戏剧的一个深刻的误解，如德勒兹所说，“对于那归属于理念的东西来说，人们始终是被动者。”史蒂文斯在《作为字母C的喜剧演员》中写：现实在此面前绝无帮助，想象在这里无法逃避。唯一的选择是这样的，“真正的幸福者：是他发明了诸神。 是他把诸神说过的唯一的话语放到了他们口中。”现实或现实的所有帮助和支援已经滞后于这个象征体系，它是终极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教育和个人发展的方向、意义与目标，到达这个点，就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统治的统治要去解决的了，因为一切都自在解决。苍蝇说：我还可以祭出家庭伦理的八点档嘛！这就是现实的最高支援了。但无论作为“小老头”也好，“作为字母C的喜剧演员”也好，这头汉语新诗的苍蝇知道的无非就只有一件事：他遭遇了史蒂文斯，就像安定生活的人民迎面撞上成吉思汗，被这个外来的诗歌种族一通碾压，不好意思说这是唯一的戏剧。

理念的戏剧并非理解的对象，你可以说自己轻轻松松就理解了这个时代的一切，但理念的戏剧并不是用来理解的，你只有被卷入或不被卷入这里、那里的残酷戏剧。可是，若作为残酷戏剧的旁观者、旁听者，一个人是如何成为艺术家或生殖者（见阿尔托）而在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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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念的戏剧的诗歌，负责的是遴选，最终剩下一个中心的崇高意象。诗歌的戏剧性——并非历史塑造中的摇摆性——这仍然没得到理解；最高虚构是心智的富足和特权——这仍然没有得到理解。在理念的戏剧下，人们被迫一次次调整历史书写、情感取向、人群划分、敌我关系，即是说只能做一类人，那么这正好实证了人们在它面前是被动的这一结论：太阳划出了界限，生命中存在等级制，在这个过程中人只是亲自宣布了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分离和分层的必要性，好比拉康为我们摆脱他主动下手了。拉康将至少理解诗歌中的这一行：我们为摆脱他不惜一切。理念的戏剧不是为了成为实际的，而是要做出这种不断去除拉康的遴选。他终于理解了，这不是很好吗？

作为一个作者，一个主体，一个人对自己的想象缺乏自信，那么他会就冲动、退避、调整，他一开始就来到了想象的尽头，其狭隘、僵化和条件不足，说明它已经不是能够承受强力的幼体，很早就定了型 ，同时把自己的权力上交给了它必须屈从的政治秩序。他不知道理念的戏剧的作者不是我们自身，我们是让它显现的创造者，而这已经是将自己调动到最高状态的能动性了。如果一个次等的诗人不是向着存在偏移，而是向着历史偏移，他作为作者就没有了必要性，他所说的调整、修改无非就是：人和他的作者身份一同消失了。

不断懊悔，不断根据旁人看法挽回自尊，所以要不断修改，不断根据历史的摇摆和时间序列进行调整，好像如此一来就扼杀了错误的原因、错误的人——当对立面和被盯目标被解决，只剩下正确的原因正确的人面面相觑，那才叫一切才刚刚开始、事物即将被认识。你以为事情完了，大同了？不用到那时候，就趁着现在夜深人静你自己静一静，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疯、疯多久了——好像如此以来过去被重写了，现在被平衡了，未来走上了正确道路。这是现实主义，是脱离历史噩梦，是用蒙骗对抗了圈套吗？这绝对是疯了，是什么都不会剩下的溶解。时间是直线——德勒兹指出这是康德的重要思想，对日常而言又似乎是常识，不过很多人实际上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现在的措施对过去施加压力和影响从而谄媚未来，这不正是现在尖点的无力吗？一个人只能在任意时间点找到方法保住自尊，如果此刻已被溶解，过去就不会流逝，未来就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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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事物的高级形式一同出现，而是极端形式一同出现，其中包括某些最高形式，所以羞辱别人的人只要自己是可靠的、能够走得长远的，也不失为社会的一点希望，但这是小概率事件，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诗人所有的成就加起来只是达到了面目全非。好诗就是特征分明，无论遭遇了多少误解、迷幻、侮辱、缠绕。一首面目全非的诗哪怕放倒所有其他的诗，都比不上特征分明具有的抵御力量——这是一具骷髅和一种生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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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书写要紧跟历史进行调整，乃至就为了对历史进行调整，归根结底，这就是控制社会的特征。

“我们对挪威监狱系统的案例研究可能会指出，"正常化 "和 "改造 "是使去分化成为必要的原则和目标”[1]——监狱、社会、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功能界限全部模糊了，这是对差异的模糊，进一步说：差异的模糊就会导致一个监狱化过程，或者，如果想向社会输出监狱，那么只要让差异模糊就可以做到这点——几乎不需要从实体监狱输出，而是从头脑和观念中的抽象监狱机构输出，这符合控制社会的特点和要求。

[1]（Johan Fredrik Rye，Social order in the de-differentiated society: Deleuzia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enal institution，见： 德勒兹社会理论与刑罚机构）

可是究竟是谁、是什么想让整个社会及其子系统都围绕监禁功能（把改造分散到社区、住所、家里、团体车间、公司，所谓“分散改造”）运转呢？这一图景该如何概念化呢？在我看来这就是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改写但丁的一句话时所总结的，即“我也是被永恒的恨创造的”，接着尼采扩大了这种心理学上的纵深，我们可以认为围绕着监禁功能运动的诸社会系统，就是建立在这种心理上的——那些柔弱的“得享天国之福者，将看见受诅咒者所受的惩罚，这样他们的福乐就更让他们高兴。”；“当世界随着年岁而老迈，它所有的造物都将消融在一场大火之中……那么多杰出的君主现在却跟大神朱庇特他自己一起，在最深的黑暗中呻吟……那些悲剧家在他们自己的惨祸中大喊大叫……”以及，更甚“我宁愿盯着那些向我主叫嚣泄愤的人们，百看不厌。……谁能让你们在这样一些事情上狂欢呢？我……”（见《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15）

——这一图景就是审判的激情。审判的激情从二战的法西斯转移到战后的社会秩序和机构部署，控制的规模和力度完全照搬了阿奎那期待的末日审判中将差异模糊的泄愤人群，向“我主”泄愤、“有了基督的血”、悲剧家的惨叫和君王在黑暗中的呻吟，都让天国的柔弱有福者狂喜。这些好人、善人、人！这些竟然不是刽子手也不是罪犯的人！这些还末日审判前已经铸造了一座地球监狱，自己却竟然不是一座监狱的——人！

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去差异化、维护通行价值的统治地位和牧群的团结，正是这导致技术进步的控制社会，心理学起源——“我宁愿盯着那些向我主叫嚣泄愤的人们，百看不厌。”人到底是如何把这当做正义来体验的？这难道不是经历的欺骗？他是神子，要用自己的血偿还人对上帝的债务，要被出卖、被钉上十字架、被人拿来泄愤狂欢，接着，既然他是神子就要证明给人看他能自己升天复活，这都是写好的，契约里的——不，倘若人真和天国、上帝、神子有爱的契约，那就不会当贱民，和上帝的契约不是这样，而且也还没完，是人需要和他一起反抗十字架。那么尼采采确实是第一个正直的精神，他常聪明地看出，这个故事里人已然表现出是毫无独立性的贱民，那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爱人类？难道上帝爱贱民，且十分有必要，以至于要牺牲自己儿子走一遭？上帝跟人之间的契约会是这样？假如人没有独立性，为什么去和上帝立契约，独立性难道不是自不待言、无需申明的签约前提？等这个契约履行完，等灵魂得救，再抱怨也不迟嘛！

如果有人必须将尼采追认为坏人的人，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即便他曾是坏人，他思想上的极大正直——讽刺地说——也是他已经对自己进行过“改造”的证明，即便人人都是潜在的罪犯，那么尼采的自我改造也是无人能及的，他是第一获释的人——除非人们从自身产生了比他更重要、更高贵的思想。群众和社会都无权再对他进行“劳动改造”——帮助罪犯改过自新，向其灌输 "正常生活 "的含义，这就是新型的扩展到监狱外的监狱式惩罚。

今天，人们在问题面前无法以哲学的方式思考，无法直面尼采的概念和命题，那完全是因为想为自己的迫害、追讨、仇恨、嫉妒、隔离主义、权威和男权主义以及对权力的欲求赋予合理性。若尼采都被视为坏人，那么这些人又算是什么人？用尼采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坚持通行价值的——群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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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尼采，即便是控制社会的高尖端惩罚技术——如果其目的和意义就是引发人们对自己的良心谴责——那也不过是个心理学上的笑话，一整个的心理学谬误。参考《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罪孽”“内疚”及其他，这是尼采对惩罚的考古。在心理学谬误上进行拉康式治疗，无异于雪上加霜，还不要说拉康是个牧师，一个利用食肉兽的战争的牧师：

《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15——……牧师是最病弱的动物的第一种形式，它最容易蔑视而不是恨。显而易见，他会努力进行一场利用食肉兽的战争，一场狡诈（“精神”）的战争，而不是暴力的战争——他一定会发现，这场战争必定会失控，归根结蒂会再创造一种新的食肉兽——一种怪物，在这种怪物身上以一种三合一的可怕的迷人的形式结合了熊的凶猛、冷酷，猎豹和狐狸的狡诈。如果必须考察这种怪物，那么，他将会碰到一种粗鲁严肃、可敬、明智、冷漠和极其奸诈的场面，他就像神秘力量的传令官和代言人一样，有时甚至会跑到其他食肉兽中间去，命令他在它们的土地上播种，无论怎样痛苦、不和、自相矛盾，而且只能完全靠他的艺术，他都始终完全能够统治受害者。

毫无疑问，他带来了药膏和安慰，但是，为了成为医生，他必须首先受伤，因此，在减轻伤口造成的痛苦时，他同时在伤口里下毒。如果他精通了上述一切，那么，这头有魔力的野蛮的野兽就是驯服的，在他的周围，一切健康的东西都必须变成病态的，而且一切病态的东西都必须变成驯化了的。

在减轻疼痛时，他精心保护他的有病的牧群，这位奇怪的牧人。他保护它们不受它们自己的毒害，甚至在牧群中间也不受疾病的传染，不受流氓、邪恶和其他病痛的影响。而这些病痛都是厌恶和病态的产物。

他和狡诈、冷酷无情战斗，而且秘密地和羊群内部的无政府状态战斗，和羊群内部日益迫近的分裂作战。在牧群内部，最危险的毁灭性和爆炸性的愤怒日益积累着。以不会毁灭羊群和牧人的方法来解脱这种毁灭性的东西，乃是他的真正技艺，他的最大功用，如果你想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表述牧师存在的价值，那么，正确的说法是，牧师使愤怒改变了方向。

事实上，每个受难者都本能地要去寻找使他受难的原因。确切地说，就是寻找一个责任人，更肯定地说，就是寻找一个造成他痛苦的有罪的责任人。简言之，就是寻找一个活人，使他或者实际地或者模拟地可以以任何借口对这个人发泄他的感情。因为感情的发泄是受难者最大的自我安慰，也即自我麻醉的尝试，是他为了忍受任何痛苦而不由自主渴求的麻醉剂。按我的判断，只有在这种现象中才能找到怨恨、复仇以及其同类感情的真正的生理原因。就是说，渴望用感情麻醉疼痛。

但是我认为，一般来说，在一种单纯的自卫反击的活动中，在一种对突然的伤害和危险的纯粹反应性保护措施中，就像一只无头青蛙为摆脱酸蚀而采取的“条件反射行动”中寻求这种原因，是极其错误的。然而，这两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为了防备继续受伤而作出反应，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人通过某种更加强烈的情感来麻醉一种秘密的、折磨人的、几乎是不堪忍受的疼痛，这起码可以暂时驱散对这种疼痛的意识。

为了这个目的，需要一种尽可能野蛮的情感，以及为了激发这种情感的某种借口。“我不舒服肯定是别人造成的”，所有的病人都会这样推理。而且他们越是这样推理，那使他们不舒服的真正原因——生理原因，就越被忽视。（这种原因可能是一种不正常的同情心，也可能是因为胆汁分泌过多，或许是血液中缺少硫酸盐和磷酸碳酸钾，或许是下腹部压力阻塞了血液循环，或者是卵巢等器官发生了恶变。）所有的病人都费尽心机寻找疼痛的借口。他们甚至已在猜忌、在臆想各种恶行和明显的伤害。他们根据那暧昧而可疑的线索探查他们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秘密。

在那里，他们任性地陷入一种折磨人的怀疑，醉心于用罪恶毒化自己——他们撕裂最陈旧的伤口，让早已痊愈的伤口流血。他们把朋友、妻子、孩子，以及所有和他们最亲近的一切都当成作恶者。“我在受苦，这一定是某人的过错。”——每只病羊都这么想。但是，他的牧人，禁欲主义僧侣，却对他说：“你完全正确，我的羊，这肯定是某个人的过错，不过这个人正是你自己，这只是你自己的过错——你只能怨恨你自己。”这话太大胆了，而且也大错特错了。但是，有一件事至少做到了，这就是我开始说的，怨恨的指向被改变了。